上海多名官员被曝以大幅折扣低价买房 涉房管工商税务
来源：2010-10-22 联合早报网时代周报
自从前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下称“上海房管局”)第一副局长殷国元2007年因为土地出事后，跟他同为副局长且多有业务往来的陶校兴就变得低调起来。
但10月14日，新华社消息称陶校兴因为涉嫌严重违纪，接受上海市纪委部门检查。随后，进一步消息证实，陶校兴已经被“双规”。
今年他59岁。
本报记者 龙婧 发自上海
据时代周报了解，陶校兴出事的原因，目前已经被定性为严重经济问题，但具体涉嫌范围，并没有确切消息。
对于目前他的出事原因，一种说法是其利用闲置土地的审批定夺大权牟利，一种指向其亲属在莲花河畔的地产开发项目，第三种说法，陶与曾经业务上多有交集，2年前已经获刑的殷国元和原被称为“上海土地第一处处长”的朱文锦案有关。而还有消息称，他与多名官员和官员家属牵涉进的低价购入徐汇区帝景苑一事有关。
陶校兴其人
陶校兴当年在上海社保案沪人口普查摸底频遭“闭门羹” 业主生怕“信息泄露”
来源:新闻晨报
■普查员上门，有的住户竟拨打110
■业主担心“信息泄露”不配合，实际上普查员都签保密协议
■11月1日正式开始入户登记
10月以来，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前期人口信息摸底工作在本市各社区展开。一线普查员反映，部分居民对此配合度较低，其中“户主不在上海”是最直接的托辞，有的业主干脆搬出自家保姆阻挡普查员调查。为此，普查员有时只能在电梯口“蹲点”十几个小时来“逮”业主。
连日来，记者在花木、曹家渡、江宁路等社区了解到，普查员顺利找到业主并完成整个普查过程难度不小，往往几次上门也找不到人。其主要原因是业主觉得“浪费时间”，担心“隐私被泄露”。一些老普查员也发现，本次工作难度的确有所增加，社会结构复杂，人户分离情况普遍，不少业主还拥有多套房产，这些都会为普查带来不少障碍。
11月1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将正式开始入户登记，社区工作人员普遍担忧：正式登记人口普查长表和短表需要更长时间，涉及家庭信息更细，居民是否会更加不耐烦？
社会学专家认为，涉及面广泛的入户登记工作，需要居民和普查员双方都提前准备。普查员必须熟悉所查小区背景，在做到严格保密的同时，获取业主的信任。居民则应该了解人口普查的意义和程序，积极配合普查员的工作。
人口普查·摸底
业主反应：
干脆不露面，有的竟报警
近日，花木社区普查员在小区收集人口信息时就遇到了不少阻力。一位普查员摸底发现，一些高档小区和售价不菲的别墅小区，业主多为“海归”和“金领”，他们当中有人置备了多处房产，遇到来“探究”的普查员，业主抵触心很强。普查员到一别墅小区住户家摸底，等了两三分钟才开门，普查员说明来意后，保姆即称：“这户主人不在家，这段时间都不在上海。”后经打探，这户业主其实并没有离开上海，半小时前还与邻居打过招呼。普查员在随后的摸底中发现，许多别墅业主都喜欢让保姆出面做挡箭牌，让他们吃“闭门羹”。
前些天，蓝朝部落小区普查员第三次上门，终于敲开了一户人家的房门。男主人皱着眉头拉开一条门缝：“怎么又来了？”普查员情急之下一只脚赶紧伸进门缝阻止关门，男主人愣了一下……摸底调查弄得双方都有些哭笑不得。还有的业主在普查员几番解释下，还坚持拨打110，想驱走普查员。
找人也是一件难事。上影居委会的人口普查员正在为联系不上姚明一家而烦恼，“他们的户籍都在我们社区，依据普查的程序，需要询问他们一些家庭信息。”由于之前迟迟找不到人，如果再联系不上，只能暂时将他们列为外出人口。
难度加大：
找人难、进门难、信息不全
曹家渡街道均泰居民区的指导员周萍今年是第三次参加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以她的经验来看，这一次普查难度超过以往。其中最难的是“敲门”，现在居民越来越注重隐私，即使开门，有的也拒绝接受询问。而以前，进入居民家门的难度要小很多。无奈，均泰居民区的普查员采取楼内“蹲点”、多次上门等方法。
普查员发现，即使敲开了门，填表仍是一道“难关”。有的居民虽然开了门，却扔来一句“我户口不在这，不填！”有的虽然愿意配合，但在匆匆填写数据时让普查员站在门外，大有逐客味道。还有些人不想让别人知道家中情况，嘴里不断发牢骚，普查员只能硬着头皮做事。
经历了种种“插曲”，如果采集到数据还算好的，在户口整顿阶段，有的普查员甚至连表格都“有去无回”。阳光名都小区就有一位业主不希望普查员“问东问西”，要求留下表格自己填写。之前这户居民几次都没开门，普查员一“咬牙”答应下来，谁知第二天去取表格时，业主称“表格被保姆不小心扔掉了。”
家住御景园小区的一位业主告诉记者，住户不愿意配合摸底工作，主要是担心家庭信息被泄露，比如姓名和家庭住址、房产数量，而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很可能牵出其他问题。
11月1日开始正式入户登记时，普查员将再次登门，请居民填写长表或短表，时间分别约为40分钟和15分钟，如果该户家庭人口较多，时间会更长。周萍表示，完整填一户长表的难度将非常大。“诸如婚姻状况等信息，有些居民不愿意透露，可能就填不完整，再做解释工作，花的时间就更久了。”
按照流程，普查员在敲门后会表明身份，并出示胸前的工作证件，部分社区普查员还会将英文说明贴在胸前证件上，以方便外籍居民了解来意，居民也可要求查看证件，在取得居民的同意后入户登记。
记者采访了解到，人口普查工作所收集的住户信息将被严格保密，每名普查员都会签下保密协议，居民不必担心个人信息泄露。
人口普查·建议
专家：普查员要与居民建立信任感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徐珂最近在指导全国性的学术入户调查，他发现人口普查工作的确一次比一次难。
根据学术研究，一般的调查时间在20分钟以内，长时间的入户调查需要一些特殊的辅助手段和大量前期培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调查者本身带着‘可能对方会厌烦’的想法，调查往往最终真的会失败。”徐珂建议普查员面对不同的人群使用不同的交流方式，前期做好对该社区的背景了解，互相之间充分交流经验、互相鼓励，用“案例”进行启发。
此外，一旦感觉到对方有中止调查的意思，可以立即采取一些技巧，比如讲述自己反复上门的辛苦，或者把自己放在“弱者”的角度上，传递类似“如果你不配合，我将受到伤害”的信息，引发对方的理解和配合。
普查员带着居委干部和民警上门，效果可能更好。而普查员自己事先也要做准备，有些已知的内容可以用核对的方式代替。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上海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黄勇建议，普查员登门时，首先要与居民建立一种信任感，说明不是推销、审查，同时也有必要向居民明确本身是代表政府做事。
普查员进户等待前最好自备鞋套。上门时间不要过早或过晚，一般而言，早不要上午8点前，晚不要晚上9点后。而在问卷题目上的设置也十分有讲究，较为敏感的问题建议放在问卷最后。
相关链接
第六次人口普查居民要填写什么信息？
人口普查表分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短表》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90%的户数要填写短表（大约15分钟），主要包括居民的基本信息，如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10%的居民将被电脑随机抽取登记“长表”（大约40分钟），长表记载的信息则更加详细，分为以“户”为对象和“人” 为对象。房屋“建筑面积”、“楼层”、“建成年代”、“住房用途”、“住房间数”等也在普查范围内。
常见问题
●如何确认普查员的身份？
普查员入户前，每个社区将普查员个人信息及所负责的区域张贴在公告栏，市民可根据公告栏信息核对普查员身份。普查员入户时，要佩戴由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制作的证件，证件上面有姓名、编号、照片等信息，照片下角加盖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印章。
●户口和居住地不在一处，该如何登记？
现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同的人员，除在现住地登记外，还需在户口登记地登记相应信息；居无定所的人员在普查标准时点的居住地进行登记；在沪境外人员在现住地进行登记。
●如果家中购置多套房产，该如何登记？
以登记人和登记户口为主，购置的房屋中如果没有户口，也无人居住，则算作是空房。
●住在养老院、福利院的老人如何登记？
住在养老院和福利院的老人们在户口所在地和现住地均应登记。
案发后，曾经多次协助接受调查。2008年，殷国元被判死刑，缓两年执行；朱文锦获刑15年，但陶校兴最终全身而退。
同样在2008年，殷国元案结束后不久，上海市房管局的土地主管职能被划拨至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以下简称“上海市规土局”)，陶校兴则改为“分管行政法规和人事”，主要负责政策法规、行政复议、教育、后勤等管理工作，远离了土地市场。
2000年以前，陶校兴是松江县县长(副局级)。但在2000年松江撤县并区时，因为不符合上海副局级升为正局级至少要任期满4年的规定，他没能担任区长。随后，2000年7月，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与上海市地质矿产局合并，组建成立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陶被平级调任继续担任副局级干部。
在这次平调中，他和同年出任上海市房管局副局长的殷国元相识。比起不是土地系统出来的陶校兴，殷国元1995年就担任原上海房屋土地管理局的副局长，在房地产行业浸淫多年。
当时，殷国元是房管局第一副局长，主管土地，陶校兴则排在他之后。而原土地利用处处长，跟陈良宇关系紧密的朱文锦，则一直跟殷国元交情颇深。
2002年，殷国元因为某些原因转为分管拆迁。陶校兴因而接替了他的工作。而原土地利用处处长朱文锦，因此成为了他的直属下级。
作为房管局副局长的陶校兴，在土地出让、容积率改变等多个环节都有巨大的话语权，而因为长期分管土地，陶校兴在土地批租方便可以直接做决定。而作为主管拆迁的朱文锦，则在旧城改造上，也有着不小的权力。
一个主管拆迁，一个主管土地，加上有土地征用审批权的土地利用处处长朱文锦，一时间，上海的土地开发，几乎都归于三人掌握之中。
那6年时间，是下属们觉得陶校兴最为“张狂”的时候，也最爱摆领导作风的时候。因为不仅开发商需要与他维持良好关系，就连各个区县领导，也需要跟他维持良好关系，毕竟，上海每年建设用地，是衡量政绩的一个明显方式，而建设用地的指标分配，均通过其手中分配。
2006年，社保案爆发，有上海第一处处长之称的朱文锦第一个被“双规”，作为房管局的两位副局长，殷国元和陶校兴等多位房管局人士，都协助调查，殷国元和陶校兴作为证人出现。正因为在协助调查中压力过大，殷国元跟妻子开始商量转移财产并与行贿人开始串供。最终，在转移过程中被纪检人员找到漏洞。殷国元受不了压力，全部吐露。
另外当时还有5名房管局的官员被调查，其中3名被取保后审。此案最终判定殷国元死缓，朱文锦获刑15年收场。而作为殷继任和朱文锦直接领导的陶校兴，却未受影响。
不过据知情人透露，从那个时候开始，陶校兴就在不断地接受调查。而这些被查，跟近期曝光的帝景苑事件似乎并无特别关系。
祸起帝景苑？
帝景苑，是上海商业中心徐家汇的一个高档楼盘，由上海荣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帝景苑一期售罄数年后，由于股东之间利益纠纷引发的举报，引爆了上海市多部门官员低价买房、官商互惠的黑幕。帝景苑的开发正值上海地价狂飙突进之时，也是房价高企利益链条下的一个典型缩影。
帝景苑一期位于上海市肇嘉浜路1001号地块，原为上海无线电四厂所有。2002年预售，至2004年中建成售罄。1993年，印尼商人黄进益以旗下香港荣福置业有限公司与上海无线电四厂合资成立上海荣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发该地块。
公司成立初期，因规划审批、动拆迁等等，项目推进缓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方面资金难继。1999年，台商蔡青峰接盘，约定由上海兆丰全权负责项目策划、实施和日常管理，保管财务资料及公司印鉴，原外资大股东香港荣福只派员监督施工及了解销售情况，项目再度启动。
上海荣福房地产有三个股东，其中，以黄进益为代表的香港荣福投资了2500万美元，占股85%，2003年，香港荣福将53%股权转让给蔡青峰一方的兆丰国际名下，股权转让款约1亿元，但蔡青峰至今仍未付清。
转股后，香港荣福占股46%，兆丰国际占股53%，上海广电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义上占1%，实际得房14000平方米。黄进益担任董事长，实际经营者蔡青峰担任总经理。
被爆出多位官员以及家属低价购屋的帝景苑项目所在地块，在开发过程曾先后四次遭遇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变更。而每次变更都由陶校兴签名落实。
1999年，台商蔡青峰与黄进益等签署《合作开发协议》，重启帝景苑开发，并成为帝景苑项目的实际控制人。蔡青峰随后将帝景苑由外销改为内销，盘回巨额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额由原来的1396.6万美元，下调到了1683.3万元人民币。陶就是这份“出口转内销”的签署人。
而在建设过程中，帝景苑不断提高容积率，甚至超出了建设标准，但最后陶校兴都签字批准。这两项，让帝景苑拿回资金2亿元。
“他有这个事情存在，但这次被查不是主因。”有知情人向时代周报透露，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显示陶当时在这楼盘中获利，亦没有低价购房，他之所以签字，是因为当时上面有人打了招呼，他不过是个小角色。
这位知情人还透露，从2005年蔡的合作伙伴开始举报此事后，上海市就展开了调查，当时的解释是“违纪但不违法”。而在今年8月，此事被媒体报道后，上海市政府又进行了一次调查，最近结果已经出来，依然是“属于违纪，但不违法”。
“我们部门比较敏感，一般来说也不会一动全动。”据房管局的相关人士向时代周报透露，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这是一个窝案，除了陶校兴外，并没有其余的人接受调查。
多官员身陷帝景苑
陶校兴身影出现
1999年，接手帝景苑的蔡青峰分三步走，让投资成本仅4亿元的帝景苑销售获利高达数十亿元。
第一步，蔡青峰将该地块由外销房转为内销房。时代周报记者在一份编号为“沪房地(1999)出让合同外字第6号”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外商投资内销商品住宅用)的合同中发现，上海市房管局将总面积为16031平方米的肇嘉浜路1001号地块出让，受让方为上海广电房地产有限公司、兆丰国际(上海)有限公司、香港荣福置业有限公司。
土地出让金已由1993年的1397万美元降为合同中的1683万元人民币。这份日期显示为1999年6月28日的合同上，代表上海市房管局签字的，正是陶校兴。仅这一步，蔡青峰就盘回亿元。
第二步，三订补充合同，蔡青峰逐渐将建筑面积最大化。在后续三份补充合同上，陶校兴再度代表上海市房管局签字。2002年12月13 日，上海市房管局与上海荣福房地产公司签订补充合同，肇嘉浜路1001号地块总建筑面积上调为“不得超过82778平方米，受让方补缴出让金209万元”。2004年1月17日，总建筑面积调为“不得超过87796.76平方米，受让方补交出让金178万元”。2004年6月1日，总建筑面积再度上调至“不得超过90297.39平方米，受让方补交出让金70万元”。
蔡青峰仅补缴457万出让金，帝景苑的建筑面积却扩大了26173平方米，凭借第二步，帝景苑项目多获利近3亿。
第三步，减少公建配套成本。荣福房地产曾与上海鑫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署了《委托包干合同》和《管理合同》，委托包干价格为2730万元，另支付300万元管理费，约定由鑫尊负责楼盘所涉公建配套工程，与相关部门协调，保证荣福房地产须上缴政府的公建配套面积从原总面积的7%降至4%，并通过验收。
一般普通住宅项目所需公建配套比例，大多要求在项目建筑面积的5%以上，项目完工后，由开发商向房地部门提交，若开发商不能提交足够公建配套面积，可以货币代缴。上述合同所提及的部门，在实际操作中主要指上海市房管局以及徐汇区对口接收的政府部门。
上述两份合同，约定的委托包干期为2003年3月1日至12月31日，但合同落款处均未注明签约时间。鑫尊建筑2005年以后再未进行过年检，3000万元“打理费”最终流向不详。此外，另有数千万元公司资金通过鑫尊流出，去向不明。
2003年，新版《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规定，对内环高层居住建筑的容积率要求为不大于2.5。按理一期超高的容积率应该在二期项目上被摊薄，但在帝景苑一期巨大盈利诱惑下，蔡青峰等人将帝景苑二期另立门户，作为单独一个项目开始操盘。
事实上，经过股权转换，该项目中资股权占到35%，以蔡青峰为代表的外资控股占65%。如今，该项目附近区域的楼盘均价在3.5万-4.5万元/平方米，据测算，二期获利将达几十亿元。
2005年，上海荣福主营业务收入共计11亿余元，但申报的利润却仅有2000多万元。股东方黄进益认为蔡青峰有侵占财产、逃税上亿之嫌。黄进益向多个部门投诉举报两年多，均无果。2009年7月8日，黄进益下属的荣福置业有限公司以上海荣福股东的名义，起诉合作股东蔡青峰，认为后者担任总经理期间突破内定底价卖房，造成公司利益受损。
蔡青峰有何能量步步通关，从帝景苑一期的销售折扣表可看出一二。约400户业主中，50余户曾获得一成以上的购房折扣，其中22名买家所获折扣高达三至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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