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的那天晚上，赵氏兄弟的告别宴会绝对称得上丰盛──下酒菜有月盛斋的牛肉，天福号的肘子，六必居的咸黄瓜，天源酱园的八宝菜等等；主食也相当可口，是来自老家的速冻狗不理包子。
兄弟俩开怀畅饮。喝干了摆在房门口那只鞋柜子上的半箱啤酒，赵湘又返身去了阳台，从一摞整箱的啤酒中搬回一箱来。如果你为他俩的酒量担心，唯恐谁会给灌躺下，就实在有点儿多虑了。
据说，有史以来，无论是赵鄂还是赵湘，都还没有过醉酒的纪录。不光如此，不管喝多少，也不管喝的是啤酒白酒葡萄酒，还是把这几种东西搅和在一起一块儿喝下去，赵氏兄弟也丝毫不会红头涨脸，只不过当每个人的啤酒超过15瓶或者白酒超过1斤时，他们原本就很苍白的脸会显得愈发苍白而已。
虽然刚一拿起筷子，赵鄂便跟赵湘说了他将要去美国某州某美术学院去作为期3年的客座教授，并且暗示不拿到绿卡决不会回来，还向赵湘出示了自己的签证，但赵湘却没有马上接赵鄂的话茬儿，更没有像常人那般大发感慨，诸如“你小子──真幸运，知道这事儿让我多着急吗？”这样一类我们理所应当听见的话。他好半天都没说什么，直到两个人把那一整箱啤酒全都变成空瓶后，才平静地问起自己的兄弟。
“打算……什么时候走？”
“很快，”赵鄂回答，“如果……和张文英的事儿能迅速了断的话。”赵鄂回答。
“张文英？”听到一个陌生女人的名字，赵湘一时有些诧异， “你交女朋友啦？”
“女朋友？”赵鄂纳闷儿地反问，不过很快就明白了过来，“哦，你误会啦，这是位男士，是我的经纪人……”
“你的经纪人？可我记得那个人姓吴呀？”
“那都是什么年月的老皇历啦，早都换了好几个了，这一位是三姨夫的一个朋友介绍的……”赵鄂解释道，“这家伙是上海人，两年来委实从我身上挣了不少钱，就这样还不满足──前些日子，居然不经我的同意，就把我放在他那儿的一幅画儿，拿到杭州给卖了……”说话间，他拿起一只紫红色的美国苹果问赵湘，“……哦，有刀吗？”
“有。”赵湘回答，随即去了卧室，从自己的枕头底下抽出了一把匕首，将刀鞘塞了回去，他握着刀回到了餐桌，把镶着三颗红宝石的刀柄递到了赵鄂的手里。
“喔！”赵鄂一时有些惊诧。
“不错吧，正宗的克什米尔货，”赵湘说，“一个朋友从喀喇昆仑山口捎来的。”他跟着叮嘱，“非常快，小心别拉了手……”
“知道了。”赵鄂看了看锋利的刀刃，便一边削着苹果，一边继续和赵湘说着话。
从刀尖上取下半个苹果后，赵湘渐渐得知了自己兄弟的议事日程不是明天就是后天，赵鄂将和他的那个经纪人见面（来北京之前赵鄂已经给他打了电话），听他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一旦他们之间的问题解决，赵鄂便一天都不等，尽快确定航班，直接从天津奔赴北京首都机场。
感叹了一声，赵湘点了点头：“好吧，到时候我去送你。”
“别！”赵鄂当即反对，“千万别，我可不想咱俩在那儿伤心……” 片刻，赵鄂接着又说道：
“还有一件事，实际上……我已经决定不回来了……哦，别误会了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回来看你，是说我打算留在那儿。这么一来……咱家的房子我就不要了，你全权处理吧，虽然是祖上留下的产业，可以后你一个人住，实在是不实用，况且年头儿太长了，电线水管都已经老化，全都得换；屋顶也不行了，阁楼去年漏雨漏得厉害，这么多问题，那要是动起来工程就大了，既费事儿又费钱，照我看你现在的状况……”
似乎意识到不该过多地评判自己的兄弟，赵鄂忽然打住了话头，他从兜里掏出一只精致的钱包，用两根纤细的手指从一叠各样花色的信用卡的下面拈出一张同样大小的名片：
“这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他们打算把整个儿楼买下来，房子已经看过了。背面上的那个数儿是人家出的价儿，不算很高，但也可以了。大沽路利华饭店和市政府中间儿新起了一座塔楼，我去看过，还在26层给你选了套三居室，挺不错，把在东南角儿，站在阳台上一直可以看到西南楼……我建议你买下来，剩下的钱足够你……算了，你自己考虑吧……”
当赵鄂说话时，赵湘一直显得心不在焉，似乎根本没在听，呆滞的双眼透过厨房的那扇窗，始终朝着天边西落的红日凝望。兄弟二人沉默了好一阵，当最后一缕血一般的晚霞消失在市区重叠着的三座塔楼背后，他忽然开了口：
“你真的不能在我这儿住一宿吗？”
T25次是从北京开往青岛的特快列车，发车时间是每晚的10点10分；如果运行正常，会在次日早上的7点57分到达终点。中途将在五个城市停靠，第一站便是天津。
如果你是个来北京办事儿的天津人，一旦错过了晚上7点46分的直达天津的T553，要想当天赶回家，你最好乘坐这一趟，否则就只剩下一个小时后的K101，那样一来，你到天津的时候，就已经是半夜了。正因为如此，除了那些前往德州、济南、淄博、潍坊、青岛的旅客，这趟车上总会搭上不少脸色疲惫的天津人。
对于站在6号车厢门前的女乘务员W小姐来说，5月16日的那天晚上无疑是异乎寻常的。这并不是指当时正在下雨，常年奔波在旅途上的她，早已对各种天气司空见惯，要说的是那一刻她在登车的旅客中，看见了一个让她颇为动心的男人。
照说这位W小姐并不是我故事中的主要角色，理应略去不谈，可因为她在无意中成为了发生在当晚的那起谋杀案里的一个重要证人，我必须为这个仅仅露了一面的过场人物罗嗦几句。 W小姐时年28岁，虽然模样谈不上好看，但也称得上是端端正正，可即便如此，火车19点54分到达北京站时，这把年纪的W小姐却依然待字闺中。究其原委，问题只有一个她长得太高，1.76米的她要想找到能与自己身高相匹配的如意郎君着实不那么简单。
因此，你肯定能够理解，当W小姐看到一个1.84米的漂亮男人正朝自己匆匆走来时，那颗老处女的心将跳动得何等剧烈，而她对他的关注，自然也就可想而知。当他不小心地在湿滑的月台上，一个趔趄摔倒在W小姐面前时，她立刻毫不犹豫地俯下身将他搀扶起来。
如果我的故事拍成了电影，你就会直截了当地在银幕上看见W小姐那一刻对待完全符合自己臆想的意中人有多亲切，而且还能听见她那只有遇到她渴望得到的男人时，才会发出的甜蜜嗓音。
“怎么样，没摔着吧？”
W小姐关心地问，同时抓住与这位美男子距离最近的一刹那，贪婪地朝他望去。于是，顺着W小姐的目光，你会看到那位你已经十分熟悉的赵氏兄弟──一张比女人还白皙的脸，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鼻梁，性感的嘴唇，眼窝深深、具有极强的诱惑力的一双迷人的大眼，以及头上松软飘逸的乌黑长发。
某分局刑警队的三级警督陈耳东，是在5月17日的上午接到由市局110报警中心打来的电话。这一天是星期六，当时他正在市公安医院一间阳光灿烂的病房里探视自己一位生病的老上级。趁他匆匆走出医院大门，三步两步地跳上汽车，呼啸着警笛赶往案发现场的这会儿工夫，我大致和你谈谈我的这位警察朋友吧。
他是个40岁上下的中年人，中等个头儿，不胖不瘦，不方不圆的一张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既没有一双炯炯有神的慧眼，也没有天庭饱满的宽阔额头。至于嘴和鼻子，更是平平常常──怎么跟你讲呢，他的相貌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提一提的地方。照我的估计，如果某天你在大街上与这位身着便装的警察擦肩而过，陈耳东非但不会引起你的任何注意，你甚至会对他毫无印象。
说起来，陈耳东也算得上出身于书香门第，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母亲和祖父祖母都是小学教师。在长辈们的影响下他自幼喜欢读书，兴趣十分广泛，那间狭小的书房里堆满了门类庞杂的各种书籍。在我的印象中，有《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圣经》、《古兰经》和《佛教知识宝典》，还有一些介绍中国各地的庙宇和世界各地的教堂的画册。在一个角落里，我还看见了一本马寅初的《人口论》和梁思成的一本关于城市规划的著作。当然了，绝大部分还是些文学名著，中国的《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外国的《简爱》、《红与黑》、《悲惨世界》，诸如此类，可以说应有尽有。
当我搬来他的对门，一旦他百忙之中有了闲暇，便常常会把我邀了去，一起喝个茶，谈谈李白、杜甫、贺知章；或者越过大洋聊聊海明威、欧·亨利、杰克·伦敦。
陈耳东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某次阅读我推荐的一个16岁女孩儿写的一篇散文，竟当着我的面儿流下激动的眼泪。平日里他也是温文尔雅，说话不紧不慢，脸上总是一团和气，一点儿也没有你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警察的那种威严之态。 尽管如此，
陈耳东却是个很厉害的警察，破过不少疑难案件，其中包括十年前那起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某著名演员的前妻被杀案。听说他从小就立志将来要当一名侦探，上学的时候十分喜欢看日本的推理小说，到现在仍然能把初中一年级读的横沟正史的《令人恐惧的四月》、《本阵杀人事件》按原章节完完整整地给你讲一遍。他不但记得住里边每一个人物的名字，而且还能记得住所有的重要情节，甚至可以把一些精彩的对话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
除了记忆力好以外，他还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据他自己介绍，他从小就喜欢那些检验观察力的智力测验，比如在看上去完全相同的两张画里，找出其中的7个或者8个不易察觉的不同之处的那种，一般对此他都无一遗漏。这个优势在他的警察生涯中着实帮了他不少忙，而在我将要谈及的这起谋杀案里，这一点同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是一座6层红楼。要说起来，它多少有些不同寻常。首先，楼房的地基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就打了下去，但由于种种令人费解的原因，直到进入了21世纪，整座楼房才竣工。交付使用后，楼房的三家产权单位又不知因为什么扯上了皮，使得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只入住了十几户，绝大部分房子至今仍然空置。这种情况，莫说在居民住房紧张到人人皆知的北京实属罕见，即便是在全中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还有，这座楼不属于哪一个小区，只是像一个光棍儿似的孤零零地站在那条胡同里。它一共5个单元，全部对着马路，之间有一道不高的栅栏，里边一条狭长的走道便是院子。入口在尽西头儿，是两扇自打安上就从来没关过的大门。
这便是本故事中所发生的第一起谋杀案的地点。
陈耳东的那辆悬挂警用车牌的蓝色切诺基开到门口时，先期到达的110警察已经封锁了现场，在赵湘居住的3单元门前拉起了一条黄色的警戒线。
见他来了，停在一旁的另外一辆警车打开了车门，从里边出来的是陈耳东的两个部下梁子和小胡。背着一只不大的铝合金箱子的是梁子，他约摸三十岁，也是中等身材；小胡高一些，很魁梧，二十五岁上下，刚从警校出来没多久，手里提了一台最新款的数码照相机。两个人跟自己的头儿打了招呼，便一起进了单元。
“怎么个情况？”陈耳东一边上楼一边问。
“是个租房子住的天津人。”110警察回答。
“天津人？”
“嗯，挺大的个子，小伙子白白净净，长得挺帅，昨晚有人闯进他的屋子，给了他一刀。”
“弄清身份了吗？”
“据房东说，死者叫赵湘，看样子是个在公司上班的白领。”
“谁报的案？”陈耳东又问。
“房东本人。”警察说，“他上午跑来收房钱，见门没有关严就进去了，结果在厕所里发现了尸体。”
就如你经常在一些电影里看见的情形一样，一走入502室，陈耳东几个马上就对这起谋杀案开始侦查。当刑警小胡从各种角度对着趴在地上的赵湘拍照了一通后，梁子将他的尸体翻了个身，于是你便看到插在他胸膛上的那把尖刀。
随后赶来的现场法医初步推断，赵湘的死亡时间大致在昨晚10点以后至12点之前。陈耳东从一个细心的老人那里了解到，昨天晚上定安庄西大街的雨是10点半才下起来的，而室内一些泥泞的脚印表明，下雨之后一共有4个人到达过现场。显然，凶手就在这4个人中间。
根据被打碎的厨房窗户判断，其中有一人是从阳台上进来的。得知6层没有人住，刑警梁子判断这个人是从楼顶下来，先到了6层的阳台，再到死者的阳台。但他同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此人攀着雨水管，从楼下一直爬上来。鉴于门锁完好，没有被撬的痕迹，梁子认为很有可能是这个人先进了屋，随即接应了等在门外的另外3个同伙。
赵湘租住的这套一室一厅的房里东西并不多，但却是一片狼藉，卧室立柜的两扇门开着，里边所有的衣物都给扔在了地上，旁边的几只纸箱也全被翻了个底朝天。据此，当陈耳东问及两个部下的看法时，梁子和小胡都觉得入户盗窃杀人的可能性很大。
按照这个思路，梁子把当时的情景作了复原──当第一个人爬上阳台，打碎窗户进入厨房的那一刻，死者正在卫生间里洗澡。他听见了屋里的异常响动，于是关上水龙头准备看个究竟。而此时，这个人已经到了门厅，准备去给同伙开门，发觉卫生间里边有人，顺手拿起餐桌上的一把尖刀，就在赵湘推开卫生间的门的一刹那，他一下子扑了过去，一刀刺死了赵湘。随后，他开门放进来他的3个同伙，在屋里翻腾了一通，拿走了赵湘所有的现金（或许也包括存折）和一些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便迅速逃离了现场。
尽管刑警梁子说得有根有据，听起来不失逻辑严谨，但陈耳东却不同意自己这位属下的结论，他的怀疑主要有三：
其一，虽说梁子根据门厅桌子上的那些削下来的苹果皮，推测出那把匕首曾经摆在那里这一点没有错，可刀鞘却是在死者的枕头底下发现的，这说明那把刀曾经放在那儿，意味着死者正在防范着什么人；
其二，根据常理，一般不会有4个窃贼一起进入一个普通住宅行窃。这么多的人在案发现场进进出出，很容易被人发现。也就是说，这4个人要么不是一伙儿，只不过在那个时间先后到来。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4个人的到访就不是为了偷窃；
其三，既然是盗窃，肯定是有备而来，怎么会连屋子有没有人都没有弄清楚，便冒着危险，或从楼顶下来，或从雨水管一层一层地爬上去呢？
这个问题尤其让陈耳东感到困惑。
不过有一点陈耳东非常肯定：尸体解剖表明，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为5月16日晚上的10点半至11点半之间。而那场雨是当晚10点半才下起来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无论这4个人是否是同伙，显然都是不速之客。那么，他们究竟是为何而来，到底谁是凶手，杀害死者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一切陈耳东都还不得而知。
尽管这些谜团尚且需要解开，但他断定这决不是一起在入室盗窃之中偶然发生的命案，陈耳东深信──这位叫赵湘的天津人，一定是死于蓄意的谋杀。
在现场的勘查中，陈耳东等人分别找到了死者赵湘的身份证和驾驶证，一份于4个月前办理的结婚登记证书和他妻子习亚兰的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一把带有德国大众标志的汽车钥匙等物品。在卧室里，陈耳东在床下发现了那个赵湘曾经凝视过的银质小像框，于是他惊奇地得知死者还有一位孪生兄弟，朝上面两张完全一样的面孔看了片刻，他随后与出租房屋的房东张某谈了话。
哆嗦了好一阵，接过梁子递过来的一支烟，张某才勉强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叹息不该把房子租给陌生人。据张某说，一个月前，他在网上发了一条出租信息，第二天这个赵湘就打来电话。听说他是单身一人，张某就同他见了面。
“我看他一表人才，绝不像那种惹是生非的主儿，又是个单身，就把房子租给了他。当时还觉着自己挺幸运，谁能想到会出这种事儿……”
他告诉陈耳东，刨去看见尸体这一回，他与赵湘不过是在看房子的时候见了一次，关于自己的这位房客，只是听说他在一家公司上班，其他情况一概不知。
与房东张某谈完了以后，陈耳东便开始对这座楼上的邻居逐一访问。他先从赵湘租住的三单元开始，但却一无所获。算上赵湘，3单元只有3户人家，5层只住了他自己，另外两户分别在2层和3层。其中，2层是一个在附近一家酒店上班的服务员，案发时间正在当班，今天早上才回来。据她说，三层是一对退休工人，最近一直住在女儿家照看外孙。
随即，陈耳东和梁子小胡分头去了1、2、4、5几个单元。因为是周六，这座楼上的住户基本都在家。可梁子和小胡几乎是空手而归，既没有找到一个目击者，也没有听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只有陈耳东有所收获，一个专门从事二手车买卖的人向陈耳东提供了一条线索：昨晚他11点50分返回家时，曾看见一个男人行色匆匆地从院子的大门里走出来，上了一辆黑色骄车急急驶离。
出于职业的习惯，当这位旧车经纪人的车灯照亮那辆停在附近的汽车时，他不但注意到它的厂牌、款式和年份，而且注意到了所悬挂的“冀”字头车牌。因为曾经买进了一辆牌号近似的车，他还知道这辆1993年生产的黑色皇冠属于仅距北京70公里的河北省涿州市。不过他同时又让陈耳东十分扫兴，就在那个人走出大门的一瞬间，他刚好关掉了车灯，除了告诉他那个人是个中等个头的男的，别的什么也说不上来。 当陈耳东忙碌着对赵湘的邻居们进行访问时，
他的同事们也在紧张地工作着。
虽然凶器上没有留下指纹，不过技术队一个年轻警察却根据梁子从案发现场取回的两只杯子上一共找到了三枚指纹。第一枚是死者本人留下的；第二枚后来被确定为属于死者的孪生兄弟；第三枚虽然模糊不清，但经过电脑分析，并且和全国范围的犯罪分子指纹库进行了认真比对后，与一个叫祝强的刑满释放人员的指纹基本一致。这一位，便是我在上文提过的曾经对赵湘施以老拳，替人向他讨债的家伙。
通过公安系统的局域网陈耳东了解到，这个叫祝强的人家住吉林省某县某村，31岁，身高1.82米，体重95公斤，已婚，有一女，曾因打架斗殴被判刑。接到梁子打去的协查电话，当地警局立刻派了两名警察前往该村了解情况。据知情的村民说，祝强的确在北京，因为跟媳妇的关系不好，已经一年多没跟家里联系了，连他父母都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在这种情况下，陈耳东探长向局里申请了对祝强的通缉令。
根据在赵湘房里的一张停车场发票，梁子在那座停车场找到了赵湘的汽车。在后备箱里的一个文件夹中，他发现了死者的一本护照和一些申请出国的个人文件资料，因而陈耳东得知赵湘曾经欲前往美国，并且被拒签了。同时，他还发现了赵湘前不久刚刚买下的一份人寿保险合同。上面的“受益人”一栏里有两个名字，与被保险人的关系分别为“兄弟”和“朋友”，都是我们已经认识的人，一个是他的孪生手足青年画家赵鄂；另一个是住别墅的女人何芊。
看到前者时，陈耳东立刻便想起了那个银质的小像框，而对于后者，他不免有些诧异，在惊奇他买了这份保险之后没多长时间就惨遭厄运的同时，更对他把妻子以外的另一个女人写在上面而困惑。当梁子给天津市公安局打了电话，告诉他死者的妻子习亚兰已经于3个月前去美国探亲后，陈耳东一时若有所思。
随即，他让梁子设法联系死者的那位孪生兄弟前来北京办理后事，同时叫小胡继续追查那个叫祝强的人，自己前往距东北四环路大约5公里的一座名曰“芙蓉花园”的别墅小区，探访那位被赵湘写在保险单上的女人何芊。
抵达小区大门后，他顶着栏杆停了车。落下车窗，拿起保险单向一个保安念着上面的门牌号码。看见他戳在风挡前的金色盾牌，那个穿制服的小伙子立刻放下手中的登记簿，恭敬地俯下身详细地指点了一番，随即扬起了栏杆。
进了小区，在两边都是一座座漂亮别墅的小路上连续拐了两个弯儿，陈耳东来到了何芊的院子前。他微微诧异地看了看里边的那座3层小楼，便按下栅栏门上的门铃。来的路上他已经打过电话，刚一报上姓名，门锁就自动打开了，对讲机跟着传来女主人一声温柔动听的邀请：
“请进吧，陈先生。”
沿着一条不长的鹅卵石小路，陈耳东上了廊子，当他推开半掩的白色宅门，刚一走进何小姐的别墅，便在大厅的墙上看见一幅巨大的婚纱照，于是发现这个女人是一个有夫之妇。尽管这种照片大都经过精心地美化和修饰，但上面那位身穿雪白西服的新郎官还是未能掩饰自己年过半百的事实。
即便知道时下有不少年轻的女孩儿嫁给了有钱的老头儿，可身着一身粉色丝绸衣裤、窈窕秀丽的何芊从楼上下来的一刻，陈耳东还是感到如鲠在喉，同时，也对她和死者的关系猜出了几分。
虽然在电话里陈耳东告知了自己的警察身份，并声明是为公事而来，但何芊并没有马上站在那儿询问他造访的来由，依旧礼貌地点了点头，转去厨房端来一杯加冰的饮料。在一扇足有六米高的巨大落地窗前，她招呼陈耳东在一把精致的欧式扶手椅上就了座，自己也挺着她那总是让男人们分神的高耸胸脯，忐忑地端坐在这位身穿便衣的警察对面。
进入正题之前，陈耳东先和她夸了一通儿这座房子，并询问了一些诸如物业费和供暖的问题。何芊一一做了回答。她告诉陈耳东，这座带有前后花园、两间车库的房子有360平米，上上下下一共有三间客厅、四个卫生间、两间书房、六间卧室，可老公在外地，绝大多数时间，她都是一个人住在这里。
陈耳东还得知，她的丈夫是一个出色的民营企业家，干的是乳制品行当，所生产的某某品牌的加钙纯牛奶在北京的很多超市里都可以买到。就到底是该喝纯牛奶还是该喝鲜牛奶这个问题一番讨论后，陈耳东终于说起赵湘的事。
得知赵湘的死讯，何芊先是大吃一惊，随即便嘤嘤地哭了起来。
陈耳东后来告诉我，凭着直觉和多年办案的经验，他相信这个女人的伤心是真的。谈到自己与死者的关系，何芊倒是十分坦诚，当下便承认自己是赵湘的情人。她告诉陈耳东，她是在两年前的春天，在地坛的庙会上遇到赵湘的。当时她刚刚新婚一个月，可一见到赵湘，立刻便被他所倾倒。
“如果我能早一点儿认识他……”她哽咽着说，“我绝不会嫁给任何人……”
听她这么说，陈耳东不由再次环顾装修豪华的别墅大厅，看了看那座可以从左右两侧上楼的楼梯，和天花板上那盏耀眼的水晶吊灯后，他朝婚纱照上的新郎官努了努嘴：
“他知道你们的事吗？”
何芊摇了摇头，用一张纸巾揩拭着泪水。
“你能肯定？”
“肯定。”何芊回答，“我们的事儿……谁也不知道。”
“这么说……”陈耳东问，“也包括那个习亚兰啦？”
“习亚兰？”何芊纳闷儿地抬起头，“谁是习亚兰？”
“怎么？”看见何芊一脸困惑，陈耳东不由感到诧异，“怎么？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她是……？”
迟疑了一下，陈耳东说：“赵湘公司里的一个同事，也是天津人，四个月前，他们领了结婚证。”
听他这么说，何芊顿时涨红了脸。
“他没有告诉你？”陈耳东问。
“一点儿也没有……”她难过地摇摇头。
发现何芊对习亚兰一无所知，陈耳东不由若有所思。片刻，他问道：
“能不能告诉我，你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就是昨天呀。”何芊回答。
“昨天？在哪儿？”
“在我这儿，”她回答，“他一早就来了。原本说好要在这儿呆一整天……可十点钟左右，他的兄弟打来电话，说是从天津来了，两人说好下午见面，所以吃了中午饭，没一会儿他就走了。
“什么？”陈耳东顿时意外，“昨天他兄弟来啦？”
“是呀。”
“是那个叫赵鄂的吗？”他想起保险单上的名字，眼前浮现出那个小像框里的两张完全一样的面孔。
“是的，”何芊回答，跟着补充道，“赵湘只有一个兄弟，和他是双胞胎。”
“你见过他？”
“从来没有，只是听赵湘说过。”
“唔……”陈耳东点了点头，“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吗？”
“不知道。”
“那么，赵湘走了之后，你没有跟他再联系？”
“昨天没有，我怕打扰他；可今天，直到刚才，我还在给他打电话……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他可能要出什么事儿……”
说到这儿，何芊再次潸然落泪。
“噢？”陈耳东一时感到意外，“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我一直觉着他有些不对头……”
“为什么这么讲？”
“他好长时间没去上班了……而且……”说到这儿，何芊有些犹豫。
“说下去。”陈耳东鼓励着她。
“他似乎……做了什么亏心的事儿……”她吞吞吐吐地说。
“是吗？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儿？”
“这个……我没有把握，只是一种感觉，如果说错了……”
“没关系，随便说说而已。”
“好像……与钱有关。”
“与钱有关？”陈耳东一怔。 “是的，
因为……他是会计。”
“……这样呀！”陈耳东忽然有所悟彻，赞同地点点头。
随后，他想起了死者那本被拒签了的护照，于是问：
“你知道……赵湘要去美国吗？”
“去美国？”何芊又一次红了脸，“他去那儿干什么？”
“这么说，这件事儿他也没跟你提过？”
“从来没有！”
“嗯……”不解地摇了摇头，陈耳东又问，“那你总该知道，赵湘在什么单位工作吧？”
“他说是一家‘投资顾问公司’。”
“具体的名称呢？”
“这个我不知道，只知道挺大的……不过听赵湘说，公司在亚运村……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汇源公寓……”
“汇源公寓？”
“哦……他曾经提起他的老板，我记得那人姓左。”
“姓左？”
“对。”何芊肯定地回答。
关于死者赵湘的情况，陈耳东在何芊那里基本就了解了这么多。随后他谈起赵湘的那份人寿保险。何芊表示，她对此毫无知晓，听说自己将得到一笔数目不菲的保险金时，更显得大为惊异。
说话间，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于是连忙表白，很明确地暗示自己是个百万富婆，银行户头上的钱，足够她下半辈子花的，连这座房子也在她名下，言下之意她绝不会为这点儿钱铤而走险。她主动地告诉陈耳东──昨天晚上，从下午六点起，她就一直在小区的另一座别墅与另外三个女人打麻将，直到夜里两点。
“如果你需要核实，可以给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打电话。”说着，何芊在一张便签上写下了那三个女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有件事，”不置可否地接过了那张便签，陈耳东对何芊说，“我还得再问问你……”
“什么事？”何芊有些诧异。
“你确信你丈夫不知道你和赵湘的事吗？”
“当然！”何芊毫不迟疑地回答，随即又补充，“不过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儿肯定跟我老公无关！”
“你怎么这么肯定？”陈耳东反问，面无表情地说，“要知道，他可是有动机的。”
“这个我明白……”何芊一时有些焦躁，“所以我才……可从上个星期五到现在，我老公一直在珠海和一个马来西亚外商谈合资的事儿。我估计，最少可以有七八个人能为他证明，其中有他的秘书、司机、两个副总经理、还有……”
“这些我相信，”陈耳东挥手打断了她，“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像你丈夫这种身份、这种地位的人，如果想做某些事儿──尤其是一些需要冒风险的事儿，完全不必亲自出马，也许跟谁说一声儿，或者打个电话就成了……”
“这么说……”呆呆地愣了好一阵，何芊问陈耳东，“你真的怀疑他？”
“倒不能这么讲，”陈耳东回答，“只是想告诉你，一旦有必要，我可能要和他见见面……”
“什么？”何芊吃了一惊，“你要见我老公？”
“恐怕是。”陈耳东点点头。
“那样一来，岂不是意味着……”话还没有说完，一缕愁云便倏然掠上何芊的眉头。
自然，陈耳东非常明白眼前这个女人的为难和苦衷。不过，因为职责所在，他对此实在是无可奈何，类似这种因涉案而意外揭出的让人难堪甚至无法收场的尴尬之事，在他多年的警察生涯中所碰到的也不是一两次。
按下心头的一阵惜香怜玉，他望着窗外草坪上的一簇盛开的月季花说，“能不能告诉我，你丈夫的尊姓大名？”
“黄玉忠。”何芊神色黯然地说，“如果你真的想见他，可以去他的公司，昨天晚上他打来电话，说他明天一早就回去……”
“噢？”陈耳东跟着问，“他的公司在什么地方？”
深深地叹了口气，何芊软软地回答：
“河北，可离北京并不远……我经常开车去看他──从这儿一出门就上东四环，到了南四环上京开高速公路，也就开个70公里就到了。”
“70公里？”陈耳东一怔，猛然想起赵湘楼上那个旧车商提起过的那辆黑色皇冠车，“你说的该不是……涿州吧？”
“就是那儿。……怎么，这也有什么问题吗？”何芊纳闷儿地问。
以上便是陈耳东与何芊见面的全部过程。据他说，他只跟这位住在别墅里的女人谈过这一次话。
姑且，你容我先把陈耳东和他的同事们办案的那些枯燥繁杂的过程放一放，说说这起谋杀案发生之后，本故事中的另一位赵氏兄弟的一些情况吧。
天津市和平区有一条街叫马场道。如果你去过那里，就一定知道马路两旁有不少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或许你还记得在离一个十字路口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具有拜占庭风格的灰白色三层小楼，带有四根石柱的门拱上镌刻着“1899”字样，那便是我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赵氏兄弟的府上。
据马场道派出所的一个退休警察说，这座宅第颇有来历，原为贵州路上的老西开教堂一名法国神职人员所建，上一世纪三十年代被赵鄂赵湘的曾祖父购得。小楼占地面积不大，算上门前的院子约有200平米。由于家境的破败，赵氏家族先后卖掉了一层和二层。到了赵氏兄弟的父亲那一辈儿，只拥有三层上的6间房屋和屋顶上的一间阁楼。
唔，就让我带着你进入小楼黑暗的门厅，沿着一磴磴早已被踩秃了棱角的木头楼梯攀上三楼，来参观一下那一间间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吧。
虽然赵氏兄弟的父母已经故去多年，但他们各自的屋子仍然被兄弟俩保持着他们在世时的原样──你会看到他们床上平平展展的卧具，父亲那间里，一张配有欧式转椅的旧式硬木写字台上，摆放着已故赵先生曾经用过的烟斗和仍然闪闪发光的水晶烟灰缸，旁边是他多年收集来的一些小件儿古玩；而母亲房里窗台上的一盆盆鲜花依旧开放，那台老钢琴的琴盖还打开着，上面搁着一本纸页发黄的李斯特或者肖邦的琴谱，如果赶上整点，还会听见赵夫人生前最为喜爱的那只德国座钟叮叮咚咚地演奏一首不知名的古典乐曲。
我的警察朋友陈耳东告诉我，为了调查所负责的那两起接连发生的谋杀案，他曾经两次赴天津去马场道的赵氏寓所，并且有幸被邀请参观赵氏兄弟父母的这两间屋子。当时，他真有种进了什么名人故居的感觉，同时对两兄弟对父母的孝顺充满敬意。
除了已故赵先生夫妇的两间房子，剩下的四间便为兄弟二人所有，其中两间是他俩的卧室，另外两间分别是赵鄂的画室及赵湘的音乐屋。只不过，下决心不吹小号了之后，赵湘拆掉了屋内的隔音板，改作了书房。
如果我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并且由我来当导演，我一定会充分利用一种被称之为“蒙太奇”的玩意儿，向你展现在同一时间里，身处不同地域的赵氏两兄弟的各自境遇：你刚刚看见那一位的尸体在北京被警察装上了汽车；我就给你一个带着解放桥的海河全景──告诉你已经到了天津；大约三五秒钟，你会很意外地看到一只马桶的特写；就在你莫名其妙的一瞬间，镜头开始上移，跟着你就看到了从本故事一开始就认识了的那张熟悉的脸。
于是，你很快便知道这是在赵家寓所。到了这会儿，你已经不再像当初那样迷茫，清楚地知道此赵君非彼赵君，是悲惨遇害的赵湘的孪生兄弟，即将奔赴美国讲学的画家赵鄂。
不过，此一刻这位画家相当痛苦，一张原本便非常白皙的脸愈发苍白，两只迷人的大眼显得黯然失色。他张大着嘴局促地喘息着，一缕难看的口水正沿着他漂亮的下巴缓缓淌下。 鉴于我一般不喜欢直接表现那种让人恶心的场面，
当他即将继续呕吐时，我会立刻把镜头甩到他摆放在寓所某处的一些药品，只是让你听听从卫生间里传来的一两声难听的画外音罢了。
当然，你知道我的警察朋友陈耳东刚刚接手那起谋杀案，此时正在案发现场忙着寻找罪犯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不可能这会儿就通知被害人家属，所以你断定赵鄂还不知道自己的孪生手足赵湘已经魂归西天，自然也不会认为他的呕吐和赵湘的死有什么关联，多半会认为他的肠胃有些不适──不是昨天的啤酒喝得太多，就是他兄弟冰柜里的那些速冻食品出了问题。
我估计你会这样觉着。换了我也会这么想。而作为知情人，我应该告诉你──自打从北京回来，这一位一宿没睡，一直呕吐不止。
接下来你会看到，当他无力地从卫生间走回房间，抬起沉重的手臂正准备把七八片儿药送进嘴里的一刻，忽然被一阵倏地响起的电话铃声惊得浑身一颤。犹豫了一下，赵鄂还是放下了那些药，走过去伸手拿起听筒。
“赵鄂吗？”有人问。
“我是。”他强打着精神回答，瘫坐在一把椅子上。
“噢，听出阿拉是谁了吧？”
虽说他此时十分虚弱，且精神萎靡，可出于种种原因，听见那位一口的上海话，他还是笑了。不过他马上想起了什么，于是冷冷地问：
“张文英吧？”
“是的是的，”对方回答，又问，“从北京回来啦？”
“嗯。”
“怎么样？事情……办得还顺利吗？”
“顺利。”他依旧冷冷地回答。
“噢？签证拿下来啦？”
“嗯。”
“恭喜恭喜！”对方没有理会他的冷淡，笑嘻嘻地问，“这么说──就要远走高飞啦？”
“如果……”再一次抓起那些药吞了下去，他说，“那件事……能尽快了结的话。”
“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然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呀。怎么样，我们见一面？”
“什么时候？”他问。
“你看中午好不好？”张文英热情地说，“凯悦对面新开了家馆子，‘生吃牛肉’做得蛮不错，一起去那里吃个饭吧？”
“不必……了，”努力地止住再次袭来的一阵恶心，赵鄂说，“很抱歉我这会儿有点儿……要是方便，下午三点半，我在利顺德大堂酒吧等你。”
“好的!”张文英爽快回答，“就这么说定了。”
那个叫张文英的上海画商是准时到达利顺德大饭店的。他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身材瘦小，一张典型的南方人的面孔，皮肤细腻的脸颊上泛着一股近似心脏病患者的红润，闪闪发光的秃顶周围，是一圈儿精心梳理的稀疏软发。走进酒吧时，他看见自己熟悉的青年画家已经坐在了那里，就连忙奔了过去。
刚一落座，他便上下打量他的老朋友。顺着他的目光，你会看到那个硕高的漂亮年轻人此刻的装束与在本故事出场时完全不同，彻底是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上身穿了件带有一幅表情怪异的毕加索大头像的黑色短袖圆领T恤，下身是一条鲜艳夺目的黄绿相间方格裤子，赤裸的双脚上套着两只一看就知道是意大利生产的棕红色皮凉鞋，纤细得如女人般的两只手腕上，一边是一只白中透绿的翡翠手镯，另一边是三四串颜色、质地、大小各不相同的珠子。
“唔，这身打扮……才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微微诧异之后，那位画商点点头，用一种近乎长辈的口吻赞许道。
要是我没说错的话，无论是看电影还是读小说，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情形──因为一些你已经知道但故事里的人尚且不晓的事儿，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为他（或者她）着急。譬如说一个孩子在放学途中被一辆大卡车撞飞了，像一摊棉花似的躺在几十米开外的便道上，而那孩子不知情的父母却还在农贸市场里为1斤茄子或2斤扁豆一毛两毛地与一个卖菜的摊贩讨价还价……
所以我认为──当你看到那天下午这位赵老兄在他的孪生手足悲惨地蒙难之后，依旧这般模样儿，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家五星饭店里安然地与那个画商喝着朗姆酒时，少不了会有那种感觉。
一番寒暄后，二人进入了正题。
“这是……那件大作的款子……”说话间，画商把一张现金支票递给对面奇装异服的年轻画家，满意地在他那双大眼睛里看到一丝惊诧。“怎么样，现在不生气了吧？”
“就算是吧。”年轻画家微笑着回答，跟着反问自己的经纪人，“不过我想，你一定没有忘记留下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吧？”
“那是当然。”看着赵鄂把支票收进一只款式新潮的黑色皮包，画商得意地说，“……之所以阿拉先斩后奏，实在是这种机会千载难逢，你这辈子很难再碰到这么赏识你的人啦！”
“这位……是干什么的？”呷了一口洋酒，压了压肠胃里的不适，赵鄂漫不经心地问，随即在椅子里转过身，抬手抚摸着旁边一只巨大的花瓶。
“大企业家！”张文英认真地回答。拿起烟灰缸里的一只印有酒店招牌的一次性打火机，他用那种声调高低落差很大的上海腔接着说，“是──生产这个东西的！这位大企业家是温州人，是阿拉妈妈的一个远房亲戚……别看这个东西小小的，值不了几个钱，却行销全世界，可是不得了！据阿拉妈妈这位远房亲戚讲──他曾经在一个美国电影里看到一个蓝眼睛的女孩子点香烟的时候，手里拿着的竟然是他开发的一款产品！”
觉出眼前的这位画家并没有认真听自己说话，上海画商一时感到扫兴，但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噢！差一点忘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凝视着花瓶上的一个古代仕女，画家心不在焉地问。
“这位企业家──就是阿拉妈妈的这个远房亲戚讲，他打算买下你的全部作品！” “啊？”这一下，
画家吃惊不小。
“而且，”上海人得意地说，“他还把价钱的事情全权交给了阿拉……你看，这不就好办了嘛！”
“噢？……这是真的？”
“只是……”掏出一张照片递给他后，画商继续说，“这位热爱艺术的大企业家还有一个小小要求，但却是先决条件，当然对你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他希望你能给他画一幅肖像。他说了，酬金由你定，只要画得好，让他满意，花多少钱他不在乎；他还说———如果这张照片不行，他可以派人来专门接你飞去温州，住豪华酒店，往返乘坐一等舱，我想这样的好事情，你一定不会拒绝吧？”
就在上海画商信心十足地朝青年画家望去之时，却忽然在他所熟悉的那张脸上看到一种陌生的神情，跟着就听见这位赵老兄断然的拒绝。
“不！”画家坚决地说。
“不？”这回轮到上海画商吃惊了。
“绝不可能！”他执拗地补充着。
“这……这实在……不可思议……我简直……”
对于画家的这种态度，画商张文英显然没有料到。意识到大把的佣金将要泡汤，不禁一时语无伦次：
“我真的难以理解，这到底……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我是个艺术家，”赵氏兄弟冷冷回答，“不是谁给钱就为谁提供服务的婊子。”
因为第一次听见自己的雇主说脏话，画商有些反应不过来，惊诧之态不可言状，他瞪着眼睛说：
“怎么能这么讲呢？你不是……也需要模特儿嘛，而且还要给人家付钱……”
“那是两回事儿。”画家清高地说。
“可我觉不出有什么不同，况且……算了，我看你面色不好，是不是生病啦？要不我们改日再谈吧。”
“没什么可谈的。”
“那可是一笔巨款呀！”张文英满脸通红地说，“我已经为你算过了，即便不包括……”
“别说了，”画家摆了摆手，“我的钱已经够用了。”
“够用了？可你不是……要去美国吗？”
“是呀，怎么啦？”
“要知道……到了那儿，你的花费会很大的──”画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买汽车，买房子，购置新家具，装修画室，造游泳池；请人辅导英语，支付女佣、厨师、律师、牙医、代理人的开销；因为身体不够强壮，你还要定期去健美学校接受训练，经常打打高尔夫球；你甚至还要……”
“对不起……”赵氏兄弟打断了自己的经纪人，看了看表，站起身说，“我真的非常感谢你，可时间不早了，我要在下班前去银行办点儿事儿，今天就到这儿吧……”
掏出几张百元钞票放在桌上后，画家就站起了身，潦草地和那个一脸困惑的上海画商握了握手，便径自离开了酒吧。
走出利顺德的大门，衣着惹眼的赵鄂匆匆地走向停车场。钻进一辆银灰色的奥迪“TT”型跑车后，他打开点火开关，挂上挡，轰轰地驶离了饭店，朝位于小白楼的一家中国银行奔去。
在一个十字路口，赵鄂停下车，等待放行信号。此刻，刺眼的夕阳刚好迎面照到他，于是他便放下了遮阳板。当他习惯地对着上面的镜子梳理自己的长发时，忽然看见仍留在自己脸上的一股愠怒，显然，他还在为那位上海画商而恼火。
虽然这位脚下的油门连接着一台动力强悍的大功率发动机，但因为遇上意外的交通事故，原本两三分钟的路，他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赶到那里。而走进那间小小的储蓄所，看见惟一一个开着的窗口排着一条长队，赵鄂不禁为所剩无几的时间而担心。正在焦虑之时，忽然觉出有人在自己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一回头，他看见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女人正在身后冲他微笑。
“这么巧？”那个女人说，用一种只有关系十分密切，才会有的特殊眼神注视着这位赵老兄。
“呃，呃……是你呀……”他支支吾吾地说。
“哼，没想到吧！”女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是是……”赵鄂搪塞着，“不过我……”
尚在他一脸窘迫，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的时候，女人继续说道：“不用解释，什么也别说，甭想轻易地甩掉我，我就知道──早晚会逮到你……”
赵鄂几次欲开口，但都被这位意外相遇的女人所制止，他只好耐着性子听她絮絮叨叨地说着些二人上次分手后自己生活的种种变故。
终于，他排到了窗口。
“是赵先生呀！”冲他熟识地点了一下头，柜台里边的一个脸色苍白的银行职员接过他递上去的身份证。“一接到您的电话，我就给您办了挂失，现在的小偷实在太多了，幸亏您有密码……”
“怎么？”那位穿红裙子的女人在赵氏兄弟身后惊奇地问，“让人给掏包儿啦？”
“唔，可能是在……，他心不在焉地应承着，从皮包里拿出护照，展示给窗口里的男孩儿。“我要出国，急用这笔钱，能不能通融一下，现在就让我取走？”
“对不起赵先生，”把一张单据递给了他，银行职员起身离开座椅，趴在柜台里面对他说，“尽管我认识您，但这个我可没办法，您知道，银行的制度……”
“非得要等一个星期吗，我可是你们的老客户啦……不能提前几天？”赵氏兄弟不甘心地问。
“真的是不行。”银行职员无奈地回答。
沮丧地走出那间不大的储蓄所后，赵氏兄弟一再声明自己的肠胃多有不适，但听说自己的老相识即将飞往外国，那个忽然冒出来的女人却坚持要为他送行，推卸不掉的他只好皱着眉头走入附近的起士林西餐厅。
当他们吃罢了饭，正慢慢啜饮着香浓的咖啡时，女人起身从对面坐到了他的旁边，随即把手放在了他的大腿上。
“怎么样，”摩挲了片刻，她将自己热切的嘴唇贴在他的耳边悄声问，“今天晚上……是去我家，还是上你那儿？”
就在受到了诱惑的这位赵老兄还在犹豫之时，一个年轻警察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马场道上那座于19世纪最后一年建造的小楼门口。他看了看门廊一根石柱上的地址牌，便走了进去。
在三楼，年轻警察挨个敲了走廊上同属于赵氏家族的几扇房门，确认主人不在家，旋即掏出一张印有自己姓名和电话的“警民联系卡”，简单地在背面写了几个字，随意选了其中的一扇，塞进了门缝。
与此同时，在一百四十多公里之外的北京北部，位于亚运村汇源公寓的一座写字楼里，一个身材微胖西服笔挺的中年人，正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苦着脸点燃两个钟头里的第十八支香烟。他身后的一排柜子上，有一尊身披哈达，看上去像是来自西藏的佛像。他的面前是一张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的大写字台。 与何芊谈了话之后，
得到两条怀疑线索的陈耳东决定首先调查赵湘曾经工作过的那家公司，而后再讯问她的丈夫。
回到刑警队，他立刻派小胡去了北京市工商局登记科。根据何芊所提供的“投资顾问公司”、办公地址在亚运村汇源公寓、负责人姓“左”这三个条件，一个工作人员很快便在电脑上找到了赵湘生前供职的那家公司。随即，陈耳东便带了梁子驱车前来，并且见到了该公司的左总经理。
“啪”地一声合上了手中的高级打火机，瞥了一眼正在一旁作着记录的刑警梁子，那位左总经理沙哑着嗓子对坐在对面为赵湘谋杀案而来的陈耳东说：
“……总而言之，我讲的都是实话，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别的就不说了，起码有一点你应该明白──虽然我对这个赵湘恨之入骨，但绝对不希望他这会儿就死，更不会去雇人杀他。况且我也不是黑社会，所作的不过是为了追回那40万美元，一切仅此而已。
“其实这件事也赖我，一开始就应该报案，可不怕你不爱听，我真的是不愿意和你们这帮人打交道。上一次……算了，那件事就不提了……再者来说，你知道，那家报社的记者站就在这座大楼里，那些家伙一天到晚像苍蝇一样四处乱转搜寻着新闻，一旦此事张扬出去上了媒体，公司的信誉肯定会受到影响，说不定我现在正在谈着的一个800万美元的项目也会因此而泡汤。就是为了这个，我才没有报案。
“万般无奈之中，我让秘书找了那家讨债公司。她对他们也不了解，只是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他们“清欠债务”、“行踪调查”的广告，便打电话把那两个人约了来。实际上，看见那两位的尊容，我并没有什么信心，根本没抱多大希望，至于他们干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大约与陈耳东谈了两个小时左右，左总经理说：
“要知道……他这么一死，损失最大的就是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了你，据那家讨债公司说，他们查到习亚兰的确已经逃去了美国，他们对她没有任何办法，但那位牛经理──就是你拿来的照片上的那个叫什么‘强’的人认为，既然赵湘和她是两口子，那个女人就不可能扔下他不管，只要对他不停地施加压力，就可以把钱追回来……”
“照这么说，”陈耳东问，“他们拿走的那40万美元，你相信是在那个习亚兰手上喽？”
“以我对习亚兰的了解……”左总经理回答，“凭她的精明，应该是这样。如果钱不在她那儿，她绝不会一个人先跑……”
“有一点我真的是挺困惑，”陈耳东说，“不管是赵湘还是习亚兰，他们都是你的手下，一个是会计，另一个是财务部经理。而且，要是我没有把先前你说的话理解错，那位习小姐和你还是……那种关系，那么，这两个人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又是登记结婚，又是办理出国探亲手续，这一切，你真的一无所知吗？”
“这的确让人难以置信，可这却是事实……”
“那么，据你所知，在你的公司里，这个赵湘和谁有什么过节吗？”
“应该没有，”左总经理摇了摇头，“那个混蛋人缘儿很好，跟各个部门关系都不错，而且，公司上下男女老幼几十口子，都和他挺说的来，谁也想不到……噢，对不起，请稍等……”
对敲门而入的女秘书说了取消今晚与某外商的约见，这位姓左的总经理继续向陈耳东诉说自己的懊丧。
“唉──！”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左总经理继续说，“我实在太自信了，不相信那个花了我那么多钱的小女人会背叛我。其实早已经有人旁敲侧击地提醒我她和赵湘的关系不正常，可我还是被她的花言巧语给蒙了……真没想到我在女人身上栽这么大的跟头──我现在可是惨到了家──习亚兰溜之大吉，赵湘这个王八蛋又死了，显然追回那笔钱的希望成了泡影，这个窟窿太大了，即便是像我这样规模的公司，短时间也不可能堵上……”
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这位左总经理还请陈耳东见了他公司里的四五名知情的员工，他们均都提供了相同的证词。尽管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但陈耳东当时还是相信了他。
按照左某秘书提供的一张名片，陈耳东随后去了知春北路的那座塔楼。看了看梁子手上祝强的照片，门房告知，八层的确有这么一个人，不久前才租的房子，不知怎的，今天早上忽然匆匆搬了家。
陈耳东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十分困惑，怎么也搞不清这个祝强跟这起谋杀案有什么关系，如果说为了胁迫赵湘吐出那笔钱，他把赵湘打得折胳膊断腿倒还能让人理解，但很难设想这个只是被雇来讨债的流氓会杀人。倘若按照那位左总经理的说法，这笔钱多半是在那位抛他而去的习亚兰手里，这一点就更是讲不通。
然而，不管怎么说，毕竟这个祝强在案发之时到达过现场，所以陈耳东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人的追踪。
在另一条线索上，陈耳东一时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5月18日，也就是和那个倒霉的投资公司总经理见面后的第二天，陈耳东决定与何芊那位企业家丈夫黄某见见面，于是一早去了河北省的涿州市。
为了躲过高峰时间的拥堵，陈耳东嘱咐梁子早点儿来接他。可他自己却起晚了，得知梁子已经到了楼下，赶忙草草盥洗一番，叼了片妻子刚刚炸好的馒头匆匆下了楼。
8点整，在当地警局的某位副局长的办公室里，一个准时上班、说话带有浓重的白洋淀口音的矮胖警察，在自己插有两面国旗的桌子后面神情严肃地接待了他俩。
听说是来调查何芊的丈夫黄玉忠，那位副局长显得相当谨慎，告诉陈耳东这位黄某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旗下的黄氏乳品集团是该市的支柱产业，其经济效益在全省亦是名列前茅，而且是个民主人士，身为该市某民主党派的副主委。尽管如此，平日此人却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商务和一些推辞不掉的官方活动，几乎不与外界接触，很少有人了解他的私生活。况且他所用之人大都是与自己血缘很近的亲戚，很难在短时间里从他的周围弄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出来。
因此，那位副局长建议陈耳东暂不要与之或者身边的人正面接触，先从那辆可疑的皇冠车下手。于是他派了手下刑警队一位副队长，和一名交通队的警察，以调查一起交通事故逃逸案为名去了那家乳品公司的车队。
在一间车库里，陈耳东找到一辆与涉案车辆款式、年份十分相近的皇冠，但颜色却是浅灰色，而且因为故障，已经三个月没有行驶。于是，几个人又去了车管所查阅该市所有那一款式、年份的黑色皇冠车。他们一共找出35辆，随即，那位刑警队副队长和另外几名当地警察便与他俩一起，一一核实案发之时该车辆的所在。
由于这种皇冠是使用了十多年的老款车，其中不少已经几易车主，排查起来相当困难，那位副队长让陈耳东先回去，把这项艰巨的工作交给了自己的两名部下。但一连几天，陈耳东都没有得到什么真正有价值的线索。
如果你问我，在刑事警察陈耳东忙于侦破赵湘被杀案的时候，他的那位画家兄弟究竟在干些什么，我就必须把时间回到一天之前，也就是5月17日的晚上。
当陈耳东结束了对某投资公司总经理左某的询问的那一刻，赵湘的兄弟赵鄂刚好也和那位从天上掉下来的女人走出了天津最著名的西餐馆起士林的大门。鉴于被问及当晚二人的去处时，画家在饭桌上显得有些暧昧，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请他前往自己的住所。
随后，当他那辆豪华跑车闪着灯拐入一条胡同，犹豫地停在一座杂院门前时，你会听到那个女人的一阵不满的抱怨。
“你这人怎么这样儿？”她嗔怪地说，“都已经来过两次了，却连路也不记得，看起来你根本就没把我……” “不不，
”赵鄂连忙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那样？那又是哪样呢？”女人追问，同时吃吃地笑着，似乎并不真的愠恼。
对此，这位风流的年轻人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直到下了车，跟着她走进院子，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女人从小包儿里拿出钥匙开门时，他看见天井里的三五个老太太正抻着脖子朝他张望着。就在他打算扭过头的一刻，其中的较为年轻的冲他说：
“有日子没来了。”
“是吗……哦。”他含混地回答。
在女人的家里睡了一晚，这位赵老兄于第二天早上返回了马场道。因为那个警察选择错了房间，中午时分，他才在他兄弟的房门上发现那张“警民联系卡”。看了看背面上写的几个字，他给警察打了个电话。
“是……刘警察吗？”赵鄂说，“我姓赵，您在我的门上留了张名片……”
“噢，赵先生？”警察说，“您来一趟派出所吧。”
“有什么事儿吗？”他问。
“嗯……还是见了面儿再说的好。”
在派出所后院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那个前日去往他家的警察接待了他。警察翻了翻桌上的两份户籍档案，看了看上面的两张一模一样的照片后诧异地抬起了头：
“这么说……你叫赵鄂？”
“是。”他回答，一脸困惑地等待下文。
“这个赵湘……”警察把一根手指放在了赵湘的照片上，“是你的孪生兄弟？”
“对。”他回答。
“他目前在北京？”
“对。”
“具体住址是……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对吧？”
“没错儿。怎么了？”看到警察凝重的神情，赵鄂的脸上终于也笼上了一层阴云，“你到底要说什么，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
“噢……恐怕，我得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得知了自己兄弟的噩耗，赵鄂一分钟也没有耽误，连那身显然不合时宜的奇装异服都没有更换，便驾车去了北京。出了收费站，他按照马场道派出所给他的号码，与负责办案的警察陈耳东通了电话。由于陈耳东的准确指点，赵鄂沿着东四环径直向北，在20分钟后到达了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的大门口。
看见那辆悬挂“津”字头车牌的跑车，已经等在那里的年轻刑警小胡随即迎上前去。
“赵先生吧？”
当他下了车，正在锁门时，小胡上下打量着他问。
“是我。你是姓陈吗？”赵先生反问，“刚才我们通过电话……”
“噢，不是，”小胡摇了摇头，“对不起，请稍等一下……”
片刻，刚刚向分局领导汇报完工作的陈耳东便和梁子匆匆从分局大楼里走了出来。
我在本文开始时曾经提过，第一次见到这位赵氏兄弟时，陈耳东非常诧异，虽然在此之前已经看过两兄弟的一张合影，但这会儿，还是为他们的相像大为吃惊。当然，他并没有流露这一点，与这位打扮鲜艳，长相跟他一天前所见过的那具尸体完全相同的人握了握手，便叫赵鄂上了梁子的警车，去了三公里之外的刑警队。
某分局刑警队在一条僻静的小街，是一座带院子的二层白色楼房。楼房建造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四四方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任何装饰。虽然门前没挂牌子，但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鉴于某分局法医处在刑警队大楼的后院，不少像陈耳东这样的刑事警察要在这儿让手头儿案子里的被害人家属辨认尸体。所以，除了经常在自家的窗户里看见一些里头塞了形形色色的各类罪犯的警车进进出出，住在对面的那座楼房里的居民，时不时还会看见一些在警察的陪同之下，嘤嘤抽泣或者号啕大哭的男女老幼走出大门。而当赵鄂下了梁子的警车，跟着3个警察往里边走时，则刚好遇到一个死了丈夫的妇人晕倒在院子当中。
进了楼内，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穿过一截连接另一座小楼的甬道，几个人来到太平间。在一间值班室的窗口，法医处的一个警察让梁子在一张登记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即从旁边的一扇门里出来，吩咐他们跟他走。
进了阴森冰冷的停尸房，看了看手中的登记簿，警察在一大排不锈钢柜子上找到了一个号码，随即哗啦一声拽开一只抽屉。
应该说，直到这会儿，赵湘一直表现得相当镇定。不过，当梁子揭开覆盖在尸体上的白布，让他看了一张与他的长相完全相同，但却面色土灰的另一张脸时，他一下子就惊恐到了极点，浑身颤抖地朝自己的孪生手足望了约10秒钟，便突然大叫一声冲了出去。
赵鄂在停尸房外间的一个水池上呕吐了足足半个钟头（这一次显然不是因为食物的问题），直到把他回到天津后惟一在起士林所吃的一顿饭连同苦胆全都吐了个干净，陈耳东才与梁子好歹搀扶起他来，连拉带拽地拖进门外的一间办公室。
他像一摊烂泥似的趴在一张桌子上哭着。陈耳东和梁子在两边劝慰着，说了些诸如人死不能复生一类的话，见没有效果，索性由他而去，两个人到一旁的水池清理被他分别溅在衣襟和裤脚上的呕吐物。而后，陈耳东来到走廊，打电话给涿州警局的那位刑警队副队长，询问他那里是否取得某些进展。
当陈耳东失望地收起手机，再次回到屋里时，那位痛失兄弟的画家已经停止了哭泣，正独自坐在桌边，呆呆地朝窗外一堵爬满青藤的墙凝望。听见有人走了进来，他慢慢地扭过了脸，看到陈耳东湿漉漉的衣角，顿时充满了歉意。
“真是对不起，”他愧疚地说，“我实在……”
“没关系。”陈耳东不在意地说，随即坐在了桌子的对面。
见梁子已经做好了记录准备，他打开手中的一些材料问道：
“你叫赵鄂，对吧？”
“对。”他回答。
“死者……的确是你的孪生兄弟赵湘？”虽然已经十分肯定，可陈耳东还是这样问道。看到他木讷地点了点头，他接着问，“能不能和我说说他？” “当然……可以，
”赵鄂犹豫着回答，“……你想知道些什么？”
“无所谓，”陈耳东说，“只是随便聊聊，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吧。”
陈耳东后来告诉我，自打接手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的案子，这是他和死者的孪生兄弟的第一次见面。他们大约谈了两个半小时。关于赵氏两兄弟的许多事，都是在这会儿了解到的。其中包括两兄弟的家庭背景，他们的成长过程，各自的艺术特长；二人目前不同的职业，以及他时下正要前往美国，去一所美术学院做客座教授这些情况。
这位赵氏兄弟还告诉陈耳东，如果不是遇到一些意外（指的是他的存折被盗一事），此刻他应该正坐在了飞往纽约或者波士顿的航班上。
在谈话中，陈耳东着实感到这两位双胞胎兄弟实在是与众不同，在很多方面都令人匪夷所思。别的暂且不提，光是哥儿俩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就让他无法理解。
按照赵鄂的说法，虽然他们是孪生兄弟，但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两个人便越来越疏远。尤其是这两年，几乎已经没有来往，以至于相互之间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了解。
看起来赵鄂的这种说法倒也的确是真的。陈耳东发现，赵鄂不但不知道赵湘拿了自己老板大把的美元这件事，甚至不知道赵湘现在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上班，至于赵湘与习亚兰的一切，赵鄂还是从他这儿听说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赵鄂懊恼地说，“赵湘怎么跟习亚兰搅在了一起，居然两个人还结婚了？我前天在他那儿呆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晚上走……这么多的事儿，他连一个字儿都没提……”
赵鄂还告诉陈耳东，似乎习亚兰的家里也不知道他俩的事，“这实在有点儿奇怪，”赵鄂说，“昨天早起我还看见了亚兰她奶奶，那老太太也没对我说呀？”
听说赵湘也曾经打算去美国，并且被拒签了，赵鄂更是非常吃惊，而得知赵湘有可能是因钱财上的问题招致这场飞来横祸，更是长吁短叹，他表示──如果数目不是太大，依照他的能力，多半可以为自己的兄弟解决难题，那样一来，或许赵湘就可以摆脱困境，而不至于……
为了弄清案发当晚是否还有其他人和赵湘见过面，陈耳东让赵鄂留下了指纹，以便与现场杯子上的指纹相对比。随后，尽管知道问题提得不是时候，陈耳东还是问了赵鄂前天是何时离开的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
对此，虽然有些吃惊，可赵鄂还是配合了陈耳东的工作，告诉他自己是5月16日的晚上九点一刻离开的，而后乘坐10点10分发车的T25次火车返回了天津。
就像他的很多同事一样，在侦破一起起重大杀人案之中──在锁定侦查对象之前，刑事警察陈耳东总是怀疑一切。他不相信任何人，即便是死者的妻子、丈夫、子女、父母也不会轻易放过。理所当然──也包括他的孪生兄弟。因此他当时竟板着脸，毫无人情味儿地要求赵鄂为自己的话提供证据。
与大多数因私乘坐火车的旅客相同，赵鄂也没有保存一张没人报销的车票。不过，生气地皱了一番眉头后，他忽然想起了一个重要的情节，告诉陈耳东说──临上车之前，他曾经因为月台上的湿滑而跌倒，或许那趟车的6号车厢的那个高个儿女列车员能为他作证。
要说起来，我的朋友陈耳东的确是一个办事认真的警察。为了排除赵鄂的嫌疑，他还真的让梁子于当晚前往北京站的月台，去找我在前节所提到的那位W小姐了解情况。鉴于我曾经告诉过你的那些原因，虽然梁子出示的是一张照片复印件，但W小姐一眼便认出了那个让自己颇为心跳的意中人。
总之──那天的谈话，陈耳东并没有从死者的这位孪生兄弟口中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关于赵湘那份人寿保险，他同样也是第一次听说。虽然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那只是对常人来说，而富有的画家却并不打算接受。
“就……全给那个叫……什么‘芊’的女人吧。”赵鄂说，“既然赵湘把她的名字写在了上面，显然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况且，即便是没有她，这笔钱我也不想要，我怎么可以通过我兄弟的死而从中获利呢？”
一阵感动之后，陈耳东与赵鄂提及他兄弟的遗物处理。被害人留下的东西并不多，除了盥洗用具，被褥，几件衣服，一些书籍和一台电脑，还有一辆汽车。赵鄂叹息着告诉陈耳东，那辆汽车是自己送给兄弟的，他打算雇个人开回天津去。除此以外，别的东西都不要了，他不想再看见它们，免得再一次伤心。
谈到赵湘的身后之事，赵鄂愈发黯然，说他简直受不了那种刺激，因而他正在考虑是否委托一家丧葬公司替他为自己的兄弟送行。
见到这种情形，像以往遇到某些情况适合的被害人家属一样，受了一所警察学校之托的陈耳东随即小心地谈起他兄弟的遗体事宜。一阵痛苦后，赵鄂表示，他愿意将遗体献给国家。
一听此言，陈耳东立刻代表那所警察学校法医系的全体师生对他表示感谢，随即让梁子拿来一份相关文件，看着他在上面签了字之后，便用力地与赵鄂握了握手。
后来陈耳东和我讲述赵湘的案子时，曾坦诚地说自己那些天的确是一筹莫展。虽然很快便找到两条可疑的线索，却都没有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首先，尽管在现场发现了刑满释放人员祝强的指纹，但在找不到犯罪动机的情况下，他再三分析，还是不能确定此人是凶手。而另一方面，从表面上看似乎何芊的丈夫有充分的理由雇凶杀人，却没有证据。虽说有人在案发之时于现场附近发现了那辆车，可他的涿州同行协查了该市所有与那位旧车商看见的年份、款式相近的35辆黑色皇冠，除去其中已经过户到外地的3辆和另外下落不明的2辆，剩下的30辆均被一一排除了嫌疑。
陈耳东说，他当时的思维真的是有些混乱，既不能从现有的线索中得到进展，也不能按照那种“从犯罪的受益人那里寻找罪犯”这一常用的法则。他的意思是：那位猝然殂谢的赵湘生前买了一份高额保险，但理应得到这笔巨款的两个人却都拒绝接受这笔意外钱财。被害人的孪生兄弟所陈述的一番话我已经向你交待过了，要说的是，这份保险的另一个受益人何芊同样也不愿意接受。虽然陈耳东让小胡把保险单给何芊送了去，可她随即就给陈耳东打了电话，说她要亲自前往天津，将其还给另一位赵先生。
谈及何芊的天津之行，陈耳东告诉我，在心理研究这方面，他一直认为自己多多少少有些过人之处，可是到现在，他也没有弄懂当时何芊去天津的真实目的──是仅仅为了把这笔钱归还给他的惟一亲属，还是出于某种想法，想要见见这位未曾谋面，但却与自己情人长得完全一样的另一个赵氏兄弟……
何芊是在赵湘被杀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19日的上午出发去天津的。别看这位钱口袋殷实时间富裕的年轻女人曾经到处旅游，大凡中国好玩儿的地方全都去了，但却从未到过这座距离北京最近的大城市。而且据说，除了时常赴涿州探望自己繁忙的企业家丈夫，那是她惟一一次驾车去外地，也是她生平跑过的最远路程。
头一回下天津卫，刚一从宜兴阜出口离开高速公路，何芊就晕了头，她边走边停边打听，好歹在下午时分抵达了位于马场道的赵氏寓所。
泊好车，她穿过马路，上了那座小楼。像两日前到此的那个天津警察一样，何芊也依次敲了油漆斑驳的一扇扇紧闭的房门，均未得到回音，她从小皮包里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选了同一扇门塞了进去。
在街上，何芊拿出了一本《天津旅游指南》，踌躇了片刻，伸手拦了一辆在北京早已绝迹的黄色面的，告诉司机她要去“狗不理”。因为过了用餐时间，那座全国闻名的饭馆里冷冷清清。失望地咽下了两个小包子，她在一个服务员的指点下去了附近的劝业场。
在那里，何芊漫无目的逛了几个小时，给自己买了条杭州产的真丝围巾，还给自己的准小叔子或者说准大伯买了一只漂亮的领带夹。疲惫到走不动了，便在一家书店里买了一册介绍天津风貌的摄影集，拐进附近一间冷饮店消磨时间。直到晚上9点，见赵鄂仍然没有打来电话，于是便打包带了杯桔子汁，返回赵氏兄弟的住所。
一个小时后，何芊在楼梯上见到了自己所等待的人。 在一盏老式吊灯发出的柔和之光的照射下，
吃惊地朝眼前的一张熟识无比的脸望了片刻，何芊向这位另一个赵氏兄弟介绍了自己。不等对方开口，她又局促地说明了自己唐突造访的原因。一阵诧异之后，归来的主人深深地叹息了一声，便把她让进了屋。
虽然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时刻，但在画家赵鄂的画室里，何芊却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悲哀。把那份保险单连同那只包装精美的领带夹递到画家的手中后，她并没有与画家谈起他的兄弟，而是欣赏起墙上地上随处可见的一幅幅油画作品。那一刻她似乎十分专注，当抚摸着米隆那尊著名的《掷铁饼者》的雕像复制品时，还向画家表示了自己对两千多年之前古希腊人的艺术天才的感慨。
看得出来，何芊在艺术方面是个内行，见到赵鄂临摹的《维纳斯的诞生》，不仅知道原作出自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之手，还知道维纳斯最初的落点是东方的塞浦路斯岛。她甚至还告诉画家，画面右侧那个体态丰腴正准备给赤裸的维纳斯裹上一件紫红色长衫的女人，是迎接她的山林女神……
或许是这位画家实在是与自己的情人太像了，娓娓地结束了与他关于绘画的谈论之时，何芊的眼睛里忽然呈现出一种异样的恍惚。她凝视着他问：
“你难道……真的不是他吗？”
听何芊这么说，一直矜持着的画家顿时泪眼潸潸。低下头，沉默了许久，他起身去了一旁的酒柜，为何芊倒了一杯马提尼，然而他递给何芊时，何芊却顺势把他拉到自己坐着的那张秋千般的摇椅上，她捧起那张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脸端详了片刻，便与他亲吻起来……
当我的故事讲到这里，说句实话吧，我真不知此时此刻，对于这位感情丰富的何小姐，你将会作出如何评判，我其实也是如此。而当我得知那天晚上她在赵氏寓所与自己情人的孪生兄弟一起过夜这件事，更是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不过我想──倘若你得知仅仅在第二天，这位何小姐便被人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成为本故事中第二起谋杀案的被害人，你一定也像我一样，没有心情再去对她的品行说长道短。
何芊是在她第二天，也就是5月20日的早上从天津回到北京后遇害的。据报案人，也就是何小姐的丈夫黄某声称，那天晚上，他从涿州返回别墅，在与三层卧室紧邻的一间步入式更衣间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法医鉴定，死亡时间为当日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之间，而根据画家赵鄂的证词，何芊是早上9点离开的马场道，而后由他驾车引领着穿过市区，于半个小时后到达了高速公路入口。
照此推算，即使她像一个男人一样开车速度很快，起码也要在上午11点才能返回位于东南四环路的芙蓉花园，这也就是说──何芊刚刚到家，便被凶手杀害了。因此，当陈耳东问及刑警梁子的看法时，梁子当时断定──十有八九，在何芊进屋之前，凶手已经藏在了别墅里。
与她的情人相同，何芊也死于一把尖刀。经确定，属于别墅厨房刀架上的一套价格不菲的德国成套刀具中的一把。
从很多方面看，这两起凶案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何芊死的时候也是一丝不挂，虽然尸体解剖说明何芊在死前12个小时内曾有过性行为，但别墅里却没有发现搏斗过的迹象，屋内所有的贵重物品一样没少，死者塞满了现金的钱夹就摆在距尸体只有两步远的一只五屉柜上。据此，陈耳东初步排除了入室抢劫强奸的可能。
现场勘验表明，她当时刚刚洗完了澡，正在她脱下浴衣，打开壁橱寻找所需的衣服时，躲在某处的凶手悄声无息地从走廊溜进来，将那把尖刀从背后刺入她的心脏。
根据刑警梁子的检查，别墅的所有门窗及前后两扇宅门的锁具均没有受到破坏，显然凶手不是强行进入别墅的，要么是主人给开的门，要么是自己持有别墅的钥匙，而种种迹象表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案的被害人与三天前发生在定安庄西大街丙7号的另一起谋杀案的被害人关系密切，且杀人的手段极其相似，陈耳东认定这两起案子的凶手是同一人，于是决定两案合一一并侦查。
在芙蓉花园何芊别墅的车库里，刑警小胡在何芊的汽车里发现了她往返京津高速公路收费发票，陈耳东以此得知何芊去了天津。因为她曾经跟他要过赵鄂的地址，他知道她是为那份保险金去找她情人的兄弟，于是便给赵鄂打了电话。了解到何芊来去的时间表后，陈耳东意识到，除了那名凶手，赵鄂可能是最后见到她的人了。这样一来，他觉得有必要与赵鄂再见一面。
5月21日的早上，在刑警队自己的办公室跟梁子和小胡开了个简单的碰头会之后，陈耳东便驱车前往天津。那天上午，不知怎么，京津高速路上车很多，但他依旧开得很快，一路闪着警灯，不到十点就到了金钟路出口。出了收费站，他向市区驶去。
说起来，对于陈耳东来讲，天津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早在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年暑假，曾经和几个同学骑了十多个钟头的自行车来到过这里。提起那件事，陈耳东不由有些脸红，说当时他们那支远征军里还有两位女将，但回来后人家都没说什么，只有他落下了毛病──到现在，不定什么时候，左脚就会一阵阵的疼痛。
做了刑警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陈耳东这些年也没少往天津跑，而两千年的秋天，为了抓捕一个潜逃的抢劫杀人犯，他在南马路的一家小旅馆里整整住了1个月，可以说，天津的每一条街道都十分熟悉。所以，与何芊不同，他没费什么劲儿，就按照赵鄂留下的地址，来到了一座座洋房鳞次栉比的马场道。
当他抵达赵氏兄弟的小楼时，画家赵鄂忽然打来电话，告知自己还在外边办事，正在往回赶，于是陈耳东便下了车，在这条颇有些异国情调的街道上散起步来。
我在前节提到，陈耳东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兴趣十分广泛，对于天津，也曾作了一番研究。他知道，因为是口岸城市，自从1844年的冬天法国人拉萼尼在自己的炮舰上逼着道光的手下耆英签了《黄浦条约》，天津便修建了第一座教堂。随后，这种带有巴洛克风格的别墅跟着就在五大道上多了起来。105年之后，因为那个名叫陈长捷的傻冒儿不肯向只有44岁的林彪投降，结果自己的13万人马29个小时就让东北野战军给干掉了。而刘亚楼的538门山野炮既轰平了国军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来的380多座碉堡，也免不了要殃及一些昔日洋人富贾们修建的豪宅。所幸的是那只是一少部分，绝大多数得以保存。在这其中，有相当数量归为政府机关、银行和一些企事业单位所有，余下的则像眼前的这座，变成了普通百姓的居民楼。
就在陈耳东站在便道上，凝视着赵氏兄弟寓所门廊上“1899”的字样时，他听见了一阵轰轰的马达声，跟着看见画家的那辆闪闪发光的奥迪“TT”小跑车停在了自己的切诺基旁边。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跳下车，赵鄂跑过来歉意地说，随后引着陈耳东穿过马路，上了那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楼。
在那间两日之前何芊曾经到访的画室里，赵鄂接待了陈耳东。虽然与上次相见仅仅隔了3天，但陈耳东却发现这位画家完全是判若二人，他面色无光两腮凹陷，一双动人的大眼睛也全然没有了前日的迷人光彩，而那性感的嘴唇上，竟生出一撮难看的燎泡。
尽管这般，就像我曾经告诉过你的那般，赵鄂仍然像以往对待很多初来乍到的客人一样，带他逐一参观了赵氏寓所。除了屋顶上的那间阁楼没有带陈耳东上去，这位画家让他看了包括他们兄弟父母故居在内的每一间屋子。
来到赵湘的住所时，陈耳东站在门厅里漂亮的花砖拼图地板上望着里面卧室与书房相连的套房，不由被那种毫无生气、人去楼空的伤感氛围所感染。随后，二人来到画家的那间兼作会客厅的画室。
看了看何小姐生前曾经坐过的那张吊在白色金属支架上的双人摇椅，陈耳东告诉了何芊的死讯。得知她昨日刚从自己这里返回北京便被杀害，画家不由一阵惊骇。
那一刻，他低下头，沉默了好一阵。再次扬起脸时，叹息着向陈耳东介绍了何芊来了之后与他的全部谈话。不过，出于某种考虑，赵鄂略去了诸如二人曾经在画室里亲吻，以及还有其他更加亲密的举动这样一些细节。但陈耳东却注意到了他们孤男寡女那晚同在一个寓所里，见画家一直闪烁其词，索性直截了当地问他与何芊究竟是分室而居还是同床共枕，终于使他窘迫地说出他们那晚的确发生了关系的事实。
按照陈耳东的解释，他绝不是那种不管是否有必要，一旦沾上男女之事便兴趣盎然的警察，之所以对此事关注，完全是为了查案──如果不是何芊的尸解报告涉及到性行为，他绝不会就此刨根问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陈耳东此刻对这位画家赵先生产生了什么怀疑，所做的只是要核实一些情况，以排除由此形成的不必要的干扰。
谈起自己当时的看法，陈耳东告诉我，就接连发生的这两起谋杀案本身来讲，这位赵鄂都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首先，
在他孪生兄弟的案子中，他有充分不在现场的证据。根据那个女列车员的证词，案发当晚，赵鄂的确登上了10点10分发车的T25次列车。况且，作为一个颇有成就、非常富有，数日之内即将出国讲学的著名画家，我看不出他有任何理由要在临行之前对自己的一胞手足下毒手；而就何芊的案子来说同样如此，两个人只是见了这一次，我决不相信赵鄂会毫无由来地杀害自己孪生兄弟的情人，更不要说她的到来是为了来送那笔保险金。因而我推断，何芊的死与赵鄂没有任何牵连，至于他俩的一夜情，完全与两起谋杀案无关。”
考虑了这些因素，陈耳东那日在赵鄂的画室里并没有呆多大的工夫，了解到何芊天津之行只是来给她情人的兄弟送那张保险单，绝大部分时间都与这位画家在一起，除他以外也没有再见其他什么人，陈耳东便起身告辞。
赵鄂将陈耳东送下了楼。站在车前，陈耳东想起习亚兰的家也在附近，便向赵鄂打听具体的住处，赵鄂随即指点了不远的另一座小洋楼，跟着告诉他：习亚兰只有一位年过八十的奶奶，但这会儿不在家，昨天刚刚去了张贵庄，去探望一位比她岁数还大的老姐姐。于是，匆匆地和这位画家握了握手，陈耳东就上车离开了马场道。
当陈耳东的切诺基刚刚驶入高速公路，他便开始思索起自己所面对的这两起接踵发生的谋杀案。鉴于已经初步排除了某投资顾问总经理左某在赵湘一案里雇凶杀人的嫌疑，加之他与何芊并不认识，相互之间也没有任何利害冲突，陈耳东认为何芊之死应该和这位左某没有关系。而与此同时，本案的报案人，也就是被害人的丈夫──那位名声显赫、肩上扛着民主人士头衔的企业家黄某的疑点却立刻上升。
显而易见，他是惟一与两名被害人都有关系的人──一个是他的妻子，另一个是他妻子的情人，从这一点上说，他具有十分充分的动机，虽说黄某在昨天晚上就拿出了确切无疑的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据，告知案发之时，他正陪同专程从珠海赶来的马来西亚外商一起参观自己的厂房，但这排除不了他雇凶杀人的可能。因而在路上，陈耳东下决心要把这个黄某作为侦破的主攻对象。
但令他意外的是，当天下午，就在他刚刚从天津返回来，正忙碌着与涿州警方联系，要求再次追查那辆曾经在第一起谋杀案发生时，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黑色皇冠车的时候，黄某却携了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个使用望远镜监视并且跟踪赵湘的人，乘坐那辆车来了刑警队。
于是，陈耳东先后接待了这两个主动前来的人。他先见的是那个皇冠车的车主。
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握了握之后，陈耳东惊奇地得知，眼前这位身体结实、面色黛黑的人原本是他的同行，在河北某市当过多年的刑事警察。就在去年，他参与侦破一起银行抢劫案，结果在案子告破后被“倒查”出有严重的失职之处，成为了当地警局的第一位引咎辞职的刑警。
告诉自己姓周，提了几个他在陈耳东分局里的熟人，这位下岗的警察说起了事情的始末。
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周某经人介绍认识了涿州市著名企业家黄玉忠。与黄的第三次见面后，周某接受了黄的嘱托，驾驶着他提供的那辆皇冠车，前往北京秘密监视他妻子的别墅，以查证何芊是否与其他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于是，周某便在案发那日的早上，见到了驾车而来的赵湘。按照黄某的旨意，周某从芙蓉花园跟着赵湘一直到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楼后，便把赵湘的准确住址报告给了黄某。
当晚，黄某打来电话，要他前去找赵湘当面谈谈，弄清两个人认识多久，究竟是什么关系，到底仅仅是纯粹的性需要，还是一种有感情色彩的恋情，诸如此类的等等问题。虽说对黄某这种让自己从幕后变为台前的要求感到不太恰当，但考虑已经拿了黄某的一笔相当丰厚的办案经费，这位下岗警察还是照办了，于当天晚上11点50分左右到达了赵湘的住处。
周某告诉陈耳东，当他上了楼，来到赵湘租住的502室的门口时，门是开着的，问了两声，没听见回答，他便进去了，跟着，就在卫生间里发现了赵湘的尸体。
他承认自己没有报案是个严重的错误。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眼下的尴尬情形，他担心那样会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可没想到，仅仅隔了3天，何芊本人也被杀了，因而在黄某的要求下，他不得不前来说明情况。随后，他告知了何芊被杀时自己的所在，并且提供了相应证明人的姓名电话。
鉴于自己也是一位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刑事警察，周某告诉陈耳东，以他判断，当他看到赵湘的尸体时，赵湘起码已经死了40分钟。另外，尽管很多事他还无从知晓，但凭着他的感觉，他相信这两起案子的凶手是一个人。
在他之后，陈耳东又见了何芊的丈夫。
就如昨晚在案发现场一样，在刚刚成为鳏夫的黄某脸上，陈耳东并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悲哀。只是像一个赔了大钱的生意人那样紧锁着眉头，不同的是，两只疲惫的眼睛底下一摞厚厚的眼袋完全被覆上了黑色。
颓然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他开了口：
“三天前，当有人向我汇报，北京的一个警察来查一辆黑色皇冠车，我就知道你怀疑上了我。其实那会儿我就想找你谈谈。可小周对此顾虑重重，说毕竟他当时没有报案，虽然已经被免了职，但他仍然不是一个普通百姓，一旦被追究刑事责任，处境将十分不妙。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那么做。不管怎么说，他是为我惹上的麻烦……我相信，刚才小周已经跟你解释了我派他去找那个天津小子的原因，就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跟你再详细地说明一下……” 掏出一盒中华烟，黄某散发给屋里的3个警察，被一一拒绝了后，他自己默默地点了一支，在一阵烟雾中继续说道：
“我完全是在偶然之中了解到小芊有外遇的。大概是在3月的下旬吧，有一天，因为一个做超市生意的朋友突然病故，我来北京参加他的葬礼。在八宝山完了事儿，我想起有一些文件需要拿到涿州去，便临时决定回一趟别墅。当时小芊不在家，几天前跟着她的几个姐妹儿上新马泰旅游去了。到达别墅那会儿，我左手的邻居正在搬家，等我取了文件，锁上门刚要离开时，那个即将搬走的小子喊住了我。
“那是一个满嘴跑火车，张口就是几个亿的主儿，有一次说首都体育馆要被拆除，问我愿不愿意参与投标在那儿兴建的一座比吉隆坡双塔还高的大厦；另外一次说海南岛的三亚要建一个亚洲最大的鳄鱼养殖场，问我是否有兴趣承包开挖800亩水池的土方工程；还有一次居然说──爱沙尼亚有一艘比停在小梅沙的‘明斯克’还长出50米的航空母舰要出售，问我能不能找上几个人，联手把它买下来……
“跟我告了别，那小子忽然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天津亲戚，随后我便得知———已经很久了，隔三差五就有一个长得挺帅的大个子小白脸儿驾驶着一辆天津牌照的汽车前来拜访小芊……
“我当然知道那小子的话十句有八句的不能信，但我却觉得他最后说的这件事儿是真的──显然，这样儿的故事不是随便编出来的。
“听说小芊有了情人，我那种难受劲儿真的是没法形容。知道吗，我这辈子一共娶了6个老婆，第一个死了。在小芊之前，陆陆续续娶了四个，都让我给开了，也不知是怎么搞得，不是这儿不满意就是那儿不顺心，没一个不让我烦的。只有小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看见她，心里就别提多舒坦了，长相、举止、说话没有一点儿不喜欢的地方。我真的是为找到这么一个好媳妇而庆幸，时不常就幻想能早一天告老还乡回到别墅，养几朵花种几棵草，每天晚上和小芊坐在花园里聊聊天儿……
“得知了这件事儿，我真的是气昏了头，接下来的第一个念头是跟小芊离婚。可这种想法没能持续3天，小芊还没回来，我就泄了气。意识到到我将不得不再娶第七个老婆，我实在是感到筋疲力尽。况且，我发现我真的是喜欢小芊。一想到从此便再也看不见她，却知道她每天晚上在跟别人睡觉，顿时就心如刀割。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找人监视小芊的。我想弄清那个小兔崽子的一切……噢，似乎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我的本意是要跟这个小天津谈谈，可之前必须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儿，能不能拿钱来了断。如果可以，究竟有多大的胃口。我的用心实在良苦，我不想让小芊发现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所以才让小周先秘密跟那个小兔……那个小天津见一面。我其实是很谨慎的，根本没有去找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而是让你们的一个同行，一个辞职的警察去做这件事。说起来，我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没想到节骨眼儿上他却让人给扎死了，跟着就是小芊……
“当然了，我明白你不一定相信我的话，没关系，你尽可以对我进行调查，我会全力配合，只是不希望你因为在我身上浪费过多的时间而放跑了真正的凶手──可以说，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与黄某和那个下岗警察谈话之后，陈耳东的调查一时陷入了僵局，不但定安庄西大街丙7号的案子仍没有结果，芙蓉花园这一边同样毫无进展，虽然梁子和小胡挨个问了那天巡逻的保安，却没有人在案发之时，发现小区里有什么不速之客。
这其实不难理解，芙蓉花园有一百多栋别墅，却只有十几个保安，况且何芊的别墅紧靠着小区栅栏，外面便是一条僻静的环小区柏油路。极有可能，凶手是从那里翻越了栅栏，进入了何芊的别墅。
另一方面，尽管这座别墅小区入住率很高，但刨去何芊丈夫黄某提及的那个已经搬走的侃大山的邻居，其他挨着何芊的几个住户都是些忙得不能再忙的老板类人物，除了周六、日，几乎没有人白天在家。显然凶手熟悉这一点，所以才选择了中午这样一个最为安全的时间作案。可这个人究竟是谁呢？陈耳东却毫无线索。可以说，那两日他的每一分钟，都是在焦虑与彷徨之中度过的。
因而，他决定要彻底整理一下头脑里的杂乱思绪。那天晚上，回到家中的他在老婆孩子睡了以后，就把自己关在了他那间小书房。为了保持清醒，他喝了足足半筒铁观音，还把准备送给老岳父的一套礼盒咖啡拆了包，这两种分别来自东西方的不同兴奋剂着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一直润滑着我的这位警察朋友的思维，使其高速运转。
就如你曾经在某外国电影或者某中国电视剧里看到的那样，陈耳东在一张白板上（那是他从儿子屋里搬来的），用一支红色的画笔把两案中所有与被害人有牵连的人一一罗列出来，不管他或者她与他（赵湘）或者她（何芊）是否有矛盾有利害冲突，是否有解释得通的杀人动机；也不管他或者她在两起谋杀案发生之时是否有不在现场的证人证据，不论三七二十一，统统再做一次彻底的分析。
于是，在那块原本陈太太让陈公子随意涂鸦的园地上，便出现了一串编了号的名字、一些缺少标点符号并且相当不完整的简短附注。不过，说是“一串”，其实他一共也没写上去几个。恐怕你已经注意到了，在这两起谋杀案当中，与两名死者有关系的人其实非常少。 被陈耳东写上去的第一个是赵湘的老板，
也就是那个某投资顾问公司左总经理，继而是被他雇佣的那个正在通缉的刑满释放人员祝强。而因为那些已经跟你说过的种种原因，没一会儿，他就给这两个人打了“×”。陈耳东觉着，不论以什么角度或者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总不能背离客观逻辑。别的暂且不提，起码———倘若认定这两起谋杀案是一人所为，或者说认定是在一人指使之下，那么，何芊之死必定与这两个人无关。自然，这一条线索应该在排除之列。
跟着，陈耳东又写了黄某，这一位让他踌躇了好一通儿。虽然曾经被这一位的坦坦荡荡、极富真实感的冗长之说而感动，但到了这会儿，他依旧对他免不了疑心，不管怎么说，这位制造牛奶的河北乡镇企业家、肩上扛着民主人士头衔的大亨，是惟一与两个受害人均有利害关系的人。思考这条线索时，陈耳东真的是反反复复。但最终，他的直觉超过了理性，他决定相信黄某的话。
由于找不到一个符合逻辑的犯罪嫌疑人，他不禁寻思──会不会还有什么他根本没有想到的可能呢？另外，还有一点──当初勘验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赵湘的住所时，在现场发现了一共四个不同的脚印，而到现在，他还只是知道有那个受雇于赵湘老板左某的祝强及其同伙，和被何芊丈夫派去的前警察周某这三个人，而对于那第四位，却仍然一无所知。
谈起自己当时的困惑，陈耳东对我说：
“因此，茫然地离开了画了一只只圆圈儿方框叉子箭头以及若干问号惊叹号的白板，我再一次把自己埋进两起案子的卷宗里，重新翻看一份份材料和一页页与诸位当事人的询问笔录。
“忽然间，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个我曾多次向你提及，但却始终被我忽略的名字，这就是不久前与赵湘登记结婚的那个女人──当初与赵湘一起卷走自己公司巨额美元的同谋习亚兰。
“那一刻我意识到：是不是我把一切搞错了？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他们俩拿走的那40万美元其实并没有被她带到美国去，相反，却一直在赵湘的手上？因为赵湘没有拿到签证，习亚兰只得一个人先走。当赵湘第二次被拒签，出国的希望已经成了泡影，便想一个人独吞这笔钱，作为自己独自为此承担风险的回报。
“随后，赵湘的这种心思很快就被习亚兰察觉，于是她便悄悄地回了国。当然，对于赵湘而言，她毕竟嫁给了他，不管怎么说，二人总得见上一面。所以，接到习亚兰打来的电话，他便告诉了习亚兰自己的新住址。5月16日的那天晚上，就在死者的那位画家兄弟走了没多久，习亚兰便赶到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然后杀死了自己的新婚丈夫！
“当然，照此推断，很多具体的细节和问题还无法解释，诸如：她究竟是按时到访还是提前赴约；为什么赵湘会在那一刻洗澡；还是他其实根本没有洗澡，这连同阳台上那扇被打碎的玻璃窗，都是她为迷惑警察而伪造的一种假象；到底她是怎么迎面给了她未婚夫一刀对方却没有做出任何反抗，这一切发生在她拿到那笔钱之前还是之后；既然随后不久那个受雇于赵湘的老板左某的祝强，和那个为何芊丈夫做事的下岗警察便相继赶到了那里，那么她的时间可以说相当短，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无论是张口要，还是自己动手找，她都难以做到；更重要的是──如果以那笔巨额美元为依据而怀疑习亚兰杀了赵湘，那何芊之死又怎么解释，难道说她与此事也有牵连？她同样也死于习亚兰的刀下吗？
“你应该能理解，这么多的疑问让我一下子就琢磨透肯定是不可能，我当时只是意识到，既然这位习小姐同样也有犯罪的动机和可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落实她是否在两起谋杀案发生的这几日回过国。
“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便让梁子和小胡兵分两路，挨着个儿地去一家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查找是否有一个叫习亚兰的中国女人近期从美国飞回来或者飞回美国去，随后，我又一次开车去了天津。因为从那个画家口中得知习亚兰有一个奶奶，我想找找那个老太太，看看她的孙女习亚兰是不是真的回来过。
“其实，从理性上讲，我那第二次天津之行几乎是没有必要。后来破获了这两起接连发生的谋杀案之后，有一回跟我的那位生了病的老上级一起钓鱼，他曾笑着对我说：‘你小子，就是邪门儿，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也不琢磨琢磨，换了你，如果是为了杀人而回来的，还不完了事儿就跑，能去回家看你奶奶吗？再说了……这点儿事儿，也值得费着油又跑一趟？给当地派出所打个电话，让他们了解一下不就齐了嘛……’
“说实话，我这人在想问题时可能是跟别人不大一样，尤其是在办案的时候，一方面，你可以把我看作是一个过于认真的人，而另一方面，常常会不依据理性而凭着一种直觉去处理问题。具体到这件事上便是如此──也不知道怎么了，当时总觉着那一趟可能会得到什么收获。不过，按照本来的想法，是打算快去快回，根本没有想到会在天津呆上整整一天……
“我是在5月24日第二次去的天津。考虑到习老太太已经80多，我没有贸然前往，而是先去了当地派出所，找了个民警一起去拜访老人家。
“你已经知道了，那个自始至终我也没有见过的女人的家也是在马场道上，与赵氏兄弟的寓所只隔了两座带花园的洋房和一个不大的邮局，也是一座有年头儿的小楼。与那个民警交谈了几句后，我们就一块儿去见了习亚兰的奶奶。
“在一间光线明亮，陈设典雅，半圆形的会客厅里，小心地坐在一对不是清代也是民国年间制造的太师椅上后，我和那个民警与那位衣着整齐，精神矍铄的老太太聊起了天。那个民警说，我们的造访并没有什么公事，只是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了解一下她时下的生活状况，是否有什么困难等等。
“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习老太太身体相当硬朗，言谈话语、举手投足仍旧像一个中年妇人，全然不见那种耄耋之态。她十分健谈，可很少提及自己，用一把看上去比她岁数还大的紫砂壶给我们沏了一壶乌龙茶后，便抱着一只纯种的泰国短毛猫，用地道的天津话，娓娓地跟我们描述她对邻里之间一些矛盾的看法。
“我一直认真地坐在那里，听着老太太提起的一个个陌生的名字，还有她对自打那位老所长那年退休，就再没有见到前来拜访她的民警的感慨。说起来，我虽然还称不上见多识广，但也决不是孤陋寡闻，多年来同形形色色各种身份、各种背景的与犯罪有牵扯的人打过交道，可那一刻我还是有点儿反应不过来，怎么也无法把习亚兰那样一个女人与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慈祥的老祖母，以及眼前随处不透出格调高雅的古朴环境联系在一起。
“……终于，那个民警找到一个合适机会谈起了我所关心的话题。20分钟后，我发现习老太太也不知道习亚兰与住在附近的两个赵氏双胞胎里的一个结了婚。了解到习亚兰去美国是为了继承老太太小叔子一份‘微薄遗产’的同时，也得到了我这一趟来要确认的一件事──自从习亚兰4个月前走了之后，至今没有回来过。
“谈到她一直牵挂的宝贝孙女，习老太太把我们引到一张挂在墙上的黑白小照跟前，她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们，说原本有不少她的照片，可为了不让她一天到晚总是想念自己，她的孙女在临行前全给收了走，这是她惟一拥有的一张。听老太太这么说，我不禁认认真真地朝那上面望去──那是一个约摸四五岁、头上对称地别了两只发卡、身穿整齐水手套装的小姑娘，圆圆的小胖脸上，一双黑大的眼睛正诧异地望着我，似乎对我的到来充满疑问。”
陈耳东二人是临近中午告辞了习老太太的。因为急着赶回北京，他谢绝了那位天津民警一起吃午饭的邀请。不过，当他驾着车，行驶在天津市区狭窄的马路上时，忽然就有了一种白来一趟的感觉。他一时颇不甘心，犹豫了一阵，决定再与赵湘的孪生兄弟画家赵鄂见一面，于是便给赵鄂打了电话，说自己又来了天津，问他是否有空一起坐坐，顺便再谈谈案子。
赵鄂爽快地回答了，告诉陈耳东他这会儿正在民航售票处确定自己飞往美国的航班，听说他快到了解放桥，便约他在滨江道和大沽北路交口的登瀛楼饭庄见面。
陈耳东和赵鄂几乎是同时到达那家餐厅的。当他停了车，刚刚从车里钻出来，赵鄂也正跟出租车司机结账。
见赵鄂没有开着那辆跑车来，陈耳东便在饭桌上询问原由。赵鄂告诉他，因为要出国，他已经把车给卖了。叹了一口气，随即又补充，还有他当初给自己兄弟买的那一辆也卖了。提到一周前猝死的孪生手足，赵鄂不由一阵黯然。
一见此状，饭桌上的陈耳东只得暂时咽下那些关于谋杀的话题，只是说自己来津是为了见见习老太太，又问了问当日的美元牌价（此前赵鄂曾经提起刚刚在银行为自己的美元帐户办理了“威萨卡”），以及他究竟是前往美国哪一州，是什么学院，具体到那里讲什么课，准备何时走，乘坐哪一家航班等等一些问题。 赵鄂一一作了回答，
最后告诉陈耳东，自己准备后天就走，乘坐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NW088航班飞往纽约。
说到这里，画家忽然抑郁起来，沉默了好一阵，他才开口。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这位悲伤的画家像女人一样拭去了眼角上的泪水，抬头看了看表，低声对陈耳东说，“就一起回家里谈吧，只是你可能要等一阵子，我不知道你会来，约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来签售房合同，房子对方已经看过了，耽误不了太长时间……”
“噢，没关系，”陈耳东回答，随即不安地说，“倒是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你马上要走了，这么忙，实在是太打扰……”
“哪儿的话！”赵氏兄弟连忙说，“我是一个公民，协助警方破案是应尽的责任，况且你是为了……”说话间，他招来了服务员，像对待一个老朋友那样伸手按住了正在掏兜的陈耳东，“不不……我来吧，就你那点儿工资……”
拿出一只鼓鼓的钱夹买了单，他挽着陈耳东的手臂走出了餐厅。随即，他上了陈耳东的车，指点着他朝马场道方向驶去。路上，他解释了自己卖房子的原因，除了那些他曾经向赵湘提到的理由，主要还是因为赵湘已经去世，谈到这一点，他一时显得非常无奈。
“其实房子本身好办，说卖也就卖了……”他苦涩地说，“可家里的很多东西真是难以处理，比如我爸爸珍藏的那些古玩，还有我妈妈的那台斯坦威钢琴──那是我的外婆小时候她爸爸给她买的，据说全天津只有两架；还有一些别的，就说谈不上多值钱，但却有纪念意义，比如我兄弟的小号，尽管他一直扔在阁楼上，那也不能不要了呀；还有我的那些画儿，我的那个经纪人倒是一再表示要替我代理，可我不想交给他，原因是……不过还好，我昨天刚刚和我的一个堂叔讲妥，他住在杨柳青，家里的房子多，同意暂时先把东西搁在他那儿，我总算有了着落……”
抵达即将出售的赵氏寓所时，陈耳东看见有3个扎着领带，衬衫雪白的男人正等在小楼门前。下了车，与其中一个拿着文件夹的人握了握手，赵鄂招呼众人上了楼。鉴于是两拨来客，他把陈耳东安顿到自己的画室歇息。递过一筒冰凉的饮料，歉意地笑了笑，便跑去另一间屋与那几位房屋商洽谈生意。
虽然这位赵鄂声称不会耽误很长时间，但陈耳东却在那间画室里足足呆了3个多钟头。为了打发时间，他无一遗漏地看了画家赵鄂的风格不同、题材各异的几十幅作品。
“尽管我是个喜欢艺术的人……”他后来对我说，“可在那种情况下，根本没有那份儿闲心。我一直坐在一把摇椅里苦思冥想着自己的这两起案子。直到他推门进来，说还要去那家公司签合同时，才站起来去欣赏那位画家的一幅幅杰作，要不是这样儿，绝不会注意到那张画儿……”
陈耳东告诉我，在此之前，他一直囿于脑海里的种种寻常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前提去思考着所面对的那些并非寻常的一切。所以他始终不得其果，正是因为看了那张画儿，他终于大彻大悟、幡然猛醒。
说到这里，陈耳东并没有马上告诉我他是如何根据那张画儿侦破了这两起令他困惑的谋杀案，他相当拿糖，一直吊着我的胃口，以使我不得不耐着性子仔仔细细地听他其后的破案过程。
因为有着出众的记忆力，陈耳东绘声绘色地向我讲了其中的十几张画儿。虽说我未能有幸像他那样去赵鄂的画室里参观一番，但仅凭他细致入微的描述，倒也真觉着自己好象亲眼看见了似的，那一刻，不禁为那位画家的艺术才华和丰富的想象力而感叹。
按照陈耳东的说法，我故事里的那位青年画家笔下大多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比如，他画了一个垂钓的少年神情漠然地坐在水流湍急的溪边：如果你猛一看，会认为少年的脚下是一条硕大无比的鱼，但若仔细端详──那原来是一位枕在一块石头上安睡的裸体女人；她侧着脸躺在一片与她身体颜色极为相近的秋草之中，周围几根或弯曲或细长的枯枝恰好摆成了鱼的轮廓；而鱼的眼睛其实是女人堆在头顶的一团黑发。
又比如：他还画了一条无头无尾、长蛇一般迷乱地缠绕着的绳索，虽然栩栩如生，逼真得像一张电脑制作出来的三维图片，但这条绳索在客观宇宙中根本不可能存在，那仅仅是画家脑海里的一种臆想，是一种视觉上的欺骗，世界上没有人能将它穿插成那样；还有他画的那些与此异曲同工的一组组不断拐弯的楼梯，看上去那些楼梯彼此相连，顺着它，你从地面走上到墙壁，再从墙壁走上屋顶（当然你此刻是倒挂着），可如果你认真观察，便会发现这其实也是骗局──尽管那些台阶一磴也没有断，可楼梯并非真的连接着……
除了以上所说，青年画家赵鄂还有不少令人诧异的自画像，诸如人面马身或者人面牛身；即便是人面人身，且四肢也完全正常，英俊的脸庞两边却生着一对精灵般的尖耳朵；而一旦五官完好，脊背上便会插了两只蝙蝠的翅膀。
鉴于他还有一个与自己相貌完全相同的兄弟，陈耳东总是不能确定究竟哪一个是他自己，哪一个是他的孪生手足；而对于那些兄弟俩一起出现的双人像──那些安插在两只企鹅身上或者悬挂在一棵苹果树上的两张完全一样的脸，陈耳东更是无从判断。
不过，其中有一幅例外。只有这一幅，画家让陈耳东把画儿上的两兄弟区分出来。当然了，陈耳东依旧不可能找到画中的两兄弟相貌上有什么差别──事实上，画家赵鄂在这幅同样以他和自己兄弟为题材的作品里，根本就没有他俩的相貌。
鉴于这幅画儿的重要性，我认为有必要将它详尽地向你描述一番。
这幅画儿只绷了内框而没有镶外框，为80cm×80cm正方形标准规格。与众不同的是，这是赵鄂画室里惟一一件有名字的作品：在画儿的底部右侧，画家用与内容相近的颜色写了“并蒂莲”三个字。依旧是十分另类的风格，即很抽象又很写实。背景是一池不讲透视关系的碧绿荷叶，星星点点缀着一朵朵含苞欲放的花蕾。画面的当中，是两朵盛开的并蒂莲花———那便是画家和自己的兄弟。他们身着绿色套装，被变形了的细长的身躯紧紧挨在一起，替代了原有的花茎。是的，这幅作品没有赵氏两兄弟的相貌，画家直接把那两朵莲花插到他们衣扣整齐的衣领上作为他们的脸。之所以陈耳东看出了他们两个谁是谁，根据在于两兄弟各自手中的东西。
陈耳东知道──画面左侧的那一朵是刚刚被人谋杀了的赵湘，他右手拿着一支放着金光的小号，左手握着一本封面带着小号标志的乐谱；而画面右侧的那一朵是画家赵鄂，他右手拿着的是一个涂满各色颜料的调色板，左手握着的是一支约一尺半长的大号画笔。
其实，我的这位警察朋友对绘画，尤其是西方绘画的认知实在是不甚了了，水平仅限于知道《蒙娜丽莎的微笑》是达·芬奇画的；一看见画面朦朦胧胧，到处斑斑点点，就认为是“印象派”；还有──曾经听说一个叫凡高的人在神经失常后，竟然割下自己的耳朵送给一个跟他开玩笑的女人。
尽管如此，陈耳东还是从这幅画儿里看出许多东西。比如，他看出与画室里的其他作品相比，这一幅的笔触和技法似乎不够成熟，并且那种靠小号、画笔一类的具体玩艺儿来代表各自的构思和表现方法也实在有些稚嫩直白，再加上它的名字──很少一个成年男人会以此来比喻他与自己的兄弟，显然画这一幅画儿的时候画家十分年轻，不知道“并蒂莲”在文学上一般都指恩爱夫妻。虽然这么讲，陈耳东还是被那张画儿所表达的手足间的真挚情感而触动，想到那两朵盛开的莲花现如今已经孤独一只，心中一时生出阵阵感慨。
从那家房地产公司签了合同回来后，看见陈耳东正对着那幅画儿凝视，画家告诉他，这是自己小学六年级那会儿画的，现在看来着实幼稚。不过，鉴于他小时候的作品很少保存下来，可以说绝无仅有，便一直没舍得把它扔掉。
要说起来，那天陈耳东并没有和那位赵鄂谈多长时间。两人刚刚坐下没几分钟，画家的经纪人张文英就赶了来，赵鄂又抱歉地让陈耳东再等他一会儿，随即跑去另一间房子与那个上海人说话。
由于看了那些画儿以后，陈耳东隐约地感到自己受到了某种启示，同时意识到自己需要完全换一个思路面对自己的问题，于是他起身离开了画室，准备向主人告辞。当看到画家正在为自己的全部作品的售价到底是550万，还是480万而跟经纪人激烈地讨价还价时，陈耳东没有进去打扰，在门厅里写了张简短的便条，便悄悄离开了赵氏寓所。
陈耳东的第二次天津之行基本就是这样，至于他到底从画家赵鄂的那些充满玄虚的绘画作品里受到何种启示，并在其后一举侦破了他负责的这两起令人困惑的谋杀案，我想还是让你亲耳听他自己谈谈吧。
“实际上，我是在第二次从天津返回北京的两天之后，才把一切想了个明白的。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理出头绪。
“第二天一早，不到七点我就去了刑警队，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一边想着画家的那些古怪的画儿，一边再一次打开两起谋杀案的卷宗，一页页地翻看。一个小时后，梁子小胡前后脚走了进来，两个人各自拿出一张写了一串航空公司的名单，告诉我都没有找到习亚兰曾经回国的线索。大约10点钟，我接到110打来的电话，说在丽择桥长途汽车站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其中一个，很像是被通缉的祝强。 “20分钟后，
我带着梁子小胡赶到了那儿，在一辆即将发车的长途大巴上，抓到了那个祝强及同伙。
“回到刑警队，我们分别讯问了这两个小子。他们的口供完全一致。那天中午，找到了赵湘的新住处之后，二人当晚便再一次去他家逼他还钱。他们是10点50上的楼，与那个前警察周某一样，他们说，当时门也没锁，还开着一条缝，于是这两位门也没敲就进去了。那个祝强看见桌上有酒，便给自己倒了一杯，可还没来得及喝下去，他的同伙儿就看见了躺在卫生间里的赵湘，二人随即落荒而逃……
“正像我跟你说过的那样，其实这会儿我已经基本认定这两个小子不是凶手，之所以要抓他们是因为他们到过现场，是指望能从这俩嘴里了解到一些新的情况。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不过还是得知，就在这俩刚进屋时，曾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声，有一个人从楼上下来，急急地跑了下去。
“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这座楼的住户很少，而赵湘的那个单元只有三户，除了他自己，一户是住在二层的酒店女服务员，另一户在三层，是一对退休工人老两口。也就是说，六层没人住，显然这个人是凶手。
“我推断──当祝强二人正在上楼时，凶手刚好离开赵湘的房间要下楼，听见有人上来，被堵在楼梯上的他只好跑上六层暂时躲避。我的这个推断完全正确，如果你看了凶手在被捕之后所交代的供词，就会发现它与事实几乎是丝毫不差。但这是后来，当时这一点对我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对于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依然一无所知。
“这天晚上，我再一次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意识到自己是睡不着了，我沮丧地从床上爬了起来，像一个夜游神一样，在客厅、厨房、卫生间和儿子的屋子之间滞留、往返着。到了后半夜，我又一次去了我的小屋。再三犹豫，好不容易戒烟了的我还是打开抽屉，拿出那条一直没有舍得送人的‘精品中南海’。拆开了包装，点燃了一支后，我开始了对这两起谋杀案的最后一次苦思冥想。
“鉴于那两本卷宗里的材料并不多，不过是几位当事人的询问笔录，分别由梁子、小胡写的案发经过，两份法医处的验尸报告和一些相关文件，我几乎已经全部背了下来，于是便回想着每一页上的内容，见过的每一个人，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形等等……
“不知为什么，我的思绪又回到画家的那些令人费解的画儿上──那神情异样，看似钓鱼实则在怀恋女人的少年；那些由线条、颜色、构图、光线组成的解不开的绳索和无法攀援的楼梯；还有那些古怪的画家本人，和那些由他兄弟二人两张同样面孔组成的自画像；这一切，有时会无章无序地在一秒钟里，飞速旋转着在眼前一闪而过；有时又像电影中的一系列被定格的镜头，一帧帧地出现在脑海；最终，我的思绪停留在画家少年时期创作的，也是惟一被我看懂的那张‘并蒂莲’上，就是那一刻，我忽然就觉得眼前一亮……
“那天早上，当我推开烟雾笼罩的小屋里的窗户，看到东方一缕红色的曙光之时，我不禁被自己做出的结论激动得一阵阵颤抖。
“忘了是在哪一本书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真正的艺术是有灵性的’。那一瞬间，我真的是深深地领悟到这一点。当然了，这时候我所意识到的真相还仅仅是我的推理，一些猜想和疑问还有待逐一找到证据或者核实，然而此刻我已经信心十足胜券在握，需要解决的只是若干具体问题罢了。不过，解铃还须系铃人──无论是猜想也好疑问也罢，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一次去见那位让我蒙受启发的画家，我深信，在他的帮助下，所有的疑问都会迎刃而解，随之我便会迅速抓到凶手。
“说起来，我其实是很幸运的，如果画家赵鄂早一天启程去美国任教，或者我晚一天大悟大彻，那么一切就真的是很难说，很有可能──这两起谋杀案就不得不让我给长时间地挂起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就是那天早上，赵鄂将要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NW088’航班飞往纽约，所以我正好赶得上在他临行之前，去首都机场跟这位被害人的孪生兄弟再见上一面。
“尽管画家的飞机10点钟才起飞，可不到7点我就到了机场。顺着缓缓的匝道，我上了二层，将车停在了离港大厅外面写有‘国际起飞’的一块牌子附近。下了车，给梁子打了一个电话后，我进了大厅，见时间尚早，就去了一间咖啡屋。
“喝了一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贵的咖啡，我便抱着空空的杯子，坐在了靠近门口的一把椅子上。我在那儿呆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随后便离开咖啡屋去了大厅。大约8点10分左右，我在海关窗口，找到了那位背着一只绿色的大画夹子、刚刚申报完行李的赵鄂。
“看见他一脸诧异，我告诉他我是来为他送行的。握着他伸过来的手歉意地说还得再麻烦一下儿他──为了抓到杀害他孪生兄弟的凶手，我需要他在临走前给我提供最后一次帮助。虽然他行色匆匆，且十分困惑，但他并没有马上问我让他做什么，看了看表，指着我刚刚出来的咖啡屋说：‘那就去那儿坐会儿吧。’
“因为咖啡太贵，我实在不想花冤钱，只是给画家和我要了两罐可乐，摆在了我俩中间的小桌上。此时，五六个头戴款式相同的旅行帽的香港女大学生忽然涌了进来，原本宁静的咖啡屋立即被她们纤细而噪杂的粤语打破。
“‘首先，我要告诉你──我已经知道了谁是杀害你兄弟的凶手！’当他脱下外衣，正捋着自己潇洒的长发朝一个高个儿女孩儿望去时，我对面前的画家说。
“‘什么？’他转过头，一双白皙的手停在了脸颊两边，惊奇地看了看我，放下了两只长长的胳膊，犹豫着问，‘这个人是谁？能……告诉我吗？’
“‘当然，’我当下肯定，‘要不然我来干什么！不过，我首先要对你表示感谢，你恐怕不知道，要不是前天在天津咱们吃了午饭之后，你让我去你家看了那些画儿，我到现在可能还糊涂着呢。’
“‘那些画儿？’画家一时一头雾水。
“‘没错儿！’我说。
“‘听起来……这真是有点儿玄奥，那些画儿怎么会……’
“‘是有些不可思议，可事实的确如此。’我说。
“‘是吗？我简直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这个不用慌，’我跟着说，‘虽然我已经深信无疑，可让我现在就跟你说，我还是觉着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因此还需要你的帮忙……’
“‘我？’他愈发糊涂，‘我不明白……’
“‘你一定知道跟赵湘登记结婚的那个女人吧？’我问他。
“‘你是说……习亚兰？’他不由提高了声音。
“‘是的。’我跟着问，‘你跟她也很熟吧？’
“‘当然了，’画家回答，‘从初中到高中，她一直和我们俩一个班，而且，打高二起，还跟我是同桌……’
“‘这么说，对她印象很深啦？’
“‘是呀？’他说。
“‘没有忘了她长得什么样儿吧？’我有些不放心。
“‘怎么可能！’他立刻回答，‘这么多年了，即使闭着眼，我也能……’
“‘这就齐了。’我满意地点点头。
“‘怎么？难道你认为……是她害死了赵湘？’画家不相信地摇了摇头，随即忽然想起了什么，‘可她……已经去了美国啦？’
“‘难道就不会回来一趟吗？’我反问。
“‘理论上说是有这种可能……’画家附和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望着我，看上去相当犹豫，“不过……”
“‘事实上，’我对他说，‘当我意识到自己发现了真正的凶手之后，我也觉着这一切不可思议，所以才来找你，请你为我证实一下。’
“‘是吗？’画家一时纳闷儿，‘那么，我怎么才能帮你证实呢？’
“‘是这么个意思，’我解释道，‘要知道，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习亚兰长得什么样，那天去她家，只看见她一张四五岁的照片，所以……’指了指他放在一旁的画夹子，我接着说，‘我的要求很简单，对你这样一位大画家来说实在是轻而易举──不过是想请你为我给她画一张像。’ “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听我这么一说，
他手里的可乐一下儿就掉在了地上，那些酱油颜色的饮料顿时把邻座一个香港女孩儿雪白的裤子弄了个一塌糊涂。可他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惹的祸，连个抱歉的招呼都没打，只是呆呆地望着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为什么……不去一趟……天津市公安局，那儿……肯定……有她的照片呀？’
“就在这时候，接到我的电话的梁子带着小胡赶了来，看见他俩坐在了门口，我跟着对他说：‘这个主意的确不错，可我既然已经来了，你还是……’我的话没说完，就被他给打断：‘实在对不起，我这会儿真的是没有这种心情，况且也没有时间，还要去托运行李，办理登机手续……’
“‘你大可不用担心，’我跟着说道，一边伸手把那只画夹子摆在他面前，‘时间完全来得及，用不了几分钟，只需画一张速写就可以，之后我会亲自送你上飞机。’
“‘那又有什么意义！’他焦躁地说，‘你总不会说，要把一张画儿印到通缉令上去吧？’
“‘当然不会。我只是想自己看看。’我温和地笑了笑，但随即就严肃起来，“不过，有一点得声明──我现在不是恳请，而是要求！’
“‘哗啦’一声，他把小桌猛地往我这边一推，看样子连那个画夹子也不想要了。他跟着就站起来，恼怒地大声问：‘如果我要是拒绝呢？’
“那一刻，咖啡屋里所有人全都听见了他的话，包括正在徒劳地用一张纸巾擦拭裤子的女孩儿，那些香港女大学生一齐回过头，就连吧台里的服务员，还有刚刚在另一张桌子上坐下来的两个老外和他们的翻译，也都朝我们张望，只有我那两个手下显得无动于衷，似乎知道我要说什么。
“‘相当不妙，’在众人诧异的注视下，我抬起头告诉他，‘后面的事儿先不说，起码眼下……你是不能上飞机了！’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他用一种哭腔儿问我。
“‘很简单，无非是想证实我的一个推断──’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我铁着脸一字一句地说，‘尽管你煞费苦心装模作样地背着这只画夹子，行李里还有若干证明你画家身份的文件和证书，但是我敢担保──你画不出任何可以被认为是出自画家笔下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根本不是画家赵鄂，真正的赵鄂已经于5月16日的那天晚上被自己的孪生手足赵湘杀害，而那个赵湘，也就是那个于3天之后又残忍地杀害了一个无辜并且深爱着他的女人的凶手，现在正站在我的面前！’”
必须承认，在认识陈耳东之前，我对中国的警察了解甚少，认知基本上是通过媒体的报道和那些没完没了的电视剧。就如偶尔和陈耳东聊起汽车时，他认为“北京吉普”还远不如克莱斯勒的“大切诺基”或者丰田的“霸道”一样，在私下里，我也认为他们办案水平与西方侦探相比，同样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当初听陈耳东把故事讲到了这里，真的是有种见到波洛的感觉。
当然了，我不知道你在此之前是否猜出此赵先生其实乃彼赵先生，反正我本人是一丁点儿也没有想到。
谈到接下来发生的事，陈耳东继续说：
“我说完了这几句话之后，咖啡屋内顿时一片寂静。被惊呆了的人们恨不得连气儿都不敢喘了，全把愕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在了这位赵老兄身上，而那个被弄脏了裤子的香港女学生慌忙就站起了身，惶恐万状地躲到了一旁。
“唯独，两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困惑不解，但那二位也感到空气中令人窒息的紧张氛围，一再悄声向身边的翻译询问究竟。终于，那个男孩儿想起了自己的职责，这才恍然低下头，在聚拢过来的两只大鼻子之间，叽里咕噜地向他们低语着所听到的一切。
“此时，那位身材硕长、模样俊俏的赵老兄像一截儿电线杆子似的一动不动地戳在那里，沉默中，一张原本迷人的脸相继呈现出愤怒、沮丧、伤心和绝望的神情，同时，颜色也渐渐从蜡黄变为了土灰。当大厅里的扬声器发出一声悦耳的叮咚，一个燕语莺声的女播音员分别用汉语和英语催促旅客登机之时，他像一座被消融了的冰山一样，轰然坍塌在身后的椅子上。
“随后，看见梁子和小胡走到自己跟前，他一声没吭，愣了片刻便站起身，把两只沉重的手臂抬到了胸前。梁子给他戴上了手铐。看到咖啡厅门口聚拢了很多人，小胡顺手拿起他的外衣，盖在他的腕子上。
“上了车，他一路无语。而在其后的3天里，任凭你问什么，也始终没说一句话，直到5月30日的早上我第六次提审，他才开了口。
“‘好吧，我可以……交待我的罪行。’接过我给的一支烟，他望了望自己脚上的镣铐，抬起头说，‘可我真的搞不懂，也实在理解不了──这一切，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说起来，这的确有些不同寻常……’给这位令人不可思议的年轻人点上了烟，我开始了自己的耐心解释：
“‘那天在机场说过，我是在看了你的那些……噢，现在必须纠正──是在看了你兄弟赵鄂的那张画儿──按照你的说法，是多年以前，他在小学6年级画的那张‘并蒂莲’，才把一切弄了个明白。 “‘正像我在他的画室里看到的其他一些画儿一样，这一幅同样是以你们兄弟二人为对象的一件很另类的艺术品。鉴于你本人是画家的孪生兄弟，你对它自然比我熟悉得多，就不跟你重复上面的内容了。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里边并没有你们俩的脸，所替代的只是两朵盛开的莲花，那却是我惟一能把你们俩区分开来的一张画儿。在那里边，年轻的画家用一些具体的东西来说明哪一位是他，哪一位是你。于是我便得知──画面右侧拿着调色板和画笔的是画家赵鄂本人；左侧拿着乐谱和小号的是他爱好音乐的孪生兄弟赵湘。
“‘我知道，你这两天一定还在纳闷儿我从这里边得到了什么。没错儿，要发现其中的奥妙着实不易，直到你将要飞走的那天早上，我才恍然大悟，但凡再晚一点儿，想再见到你，恐怕就得依靠国际刑警组织的大力协助了……
“‘怎么，你仍然不明白？看来我还得再进一步说明──虽然你兄弟的这幅早期作品充满了浪漫情调，可同时却又十分写实：记得吗，在画面上，你是右手拿着小号，左手拿着乐谱；而他呢，则刚好相反，他是右手拿着调色板，左手拿着画笔。据此，我得知了你们二人在生理上惟一一处但却非常重要的不同──他是一个左撇子。
“‘知道吗，虽然我和你接触不多，可毕竟也见了几次，还一起吃过饭，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我立刻想起来──无论是使笔还是拿筷子，你都是用右手，那一刻我不禁大吃一惊。意识到你不是赵鄂是赵湘之后，我便沿着假定被害人是赵鄂这条思路，结合赵湘目前的窘迫困境，重新思考两起相继发生的谋杀案。尽管感到难以置信，但我还是做出结论──一旦你真的是赵湘而不是赵鄂，那么，无论是对自己的孪生兄弟画家，还是那个对你一往情深的女人何芊，你都有重大杀人嫌疑。
“‘先谈谈你的兄弟赵鄂是怎么死的吧。5月16日的那天上午，真正的赵鄂从天津来了北京，去美国大使馆领取了自己的赴美签证之后，于下午到达了你的住处──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
“‘说起来，这时候的你处境相当不妙，虽然你和那个不久前刚刚跟你登记结婚的习亚兰一起卷走了公司40万美元，但你却未能按照当初的计划，与她双双飞往美国去享用这笔巨款。不光如此，尽管没有拿到一块美元，你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除去面临坐牢的危险，还要对付自己老板派来讨债的人，为此，你一次次搬家，还将一把匕首藏在了枕头底下……
“‘在和赵鄂的交谈中，两次被拒签的你意外得知他已经拿下了签证。你立刻便起了杀心，虽说我难以理解你怎么能对自己的孪生手足下此毒手，但显然，你确实那么做了……
“‘就在那天晚上，你用某种借口让赵鄂留在家中，自己于9点一刻出了门，飞快地赶往北京站。买了一张火车票后，你在10点钟左右登上了10分钟后发车，开往青岛的T25次特快列车。说起来，你实在是工于心计──为了事后给自己一个无懈可击的证据，你故意在登车之前摔了一跤，以便让那个女列车员充当你不在现场的证人。这一点你做的非常成功，我几乎就被你欺骗了，也搭上你与众不同的外貌特征──一看见你的照片复印件，那个女列车员当即告诉前去核实的梁警官，说她的确亲眼看见了你上了九号车厢。
“‘然而，事实是上了车之后，你并没有寻找自己的座位坐下来，而是匆匆地穿过一节节车厢，飞快地从另一节车厢下了车，于10点45分左右赶回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当然……我尚且不知道你究竟是如何计划自己的谋杀的，是打算在夜里趁他熟睡后再下手，还是另有其他让人无法想象的安排。不过，当你打开门走进房间时，你忽然发现他正在洗澡，你立刻意识到这会儿正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便取了那把本来是为防御他人的尖刀，在他正要走出卫生间的那一刻，一刀刺死了他……
“‘为了扰乱警察的视线，你故布疑阵，打碎了厨房与阳台之间的那扇窗户并伪造了入室盗窃杀人的现场，留下了自己的身份证和衣服后，穿上赵鄂的衣服，拿起他的护照和他所带来的东西出了门。而就在这时候，你忽然发现有人上来了，无路可逃的你只得跑上六层躲避，看到你老板雇用的那两个人进了你的房间后，你随即飞快地跑下楼，迅速地逃离了现场。你又重新返回了北京站，当然，你这会儿肯定赶不上11点10分发车的K101了，要是我没猜错，你多半是在北京站的候车大厅里转悠了一宿，然后乘坐凌晨4点12分发车的4411次回了天津……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你在房间里只呆了5分钟，如果稍稍拖延，就给那两个人撞上了。从这一点上讲，你的确是很幸运。正是这两位和其后出现的另一个你至今还没有见过的不速之客的意外出现，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分散了你在其中的嫌疑，否则，我或许就能早一点儿抓到你，那样一来，你的那位何小姐可能就死不了了……
“‘对于你为什么要在杀了自己的孪生兄弟之后，紧跟着又把一个非常爱你的女人害死，我真的是想不通，别的就不提了，光是那份你在不久之前买的那份人寿保险，就让我好一通儿犯晕，可虽然如此，我还是明白了这里边的原委。 “‘说起来，
这两起谋杀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赵鄂，如果那天他拿到签证后没有去看你，或者去看了你但并没有手握签证，估计你就不会对他下此毒手了；而对于何芊来说，同样也是这样──如果你当初没有把她列为保险的受益人，或者她接受了你的这份“遗赠”没有不辞辛苦地跑一趟天津，恐怕也就躲过这一劫了，可偏偏……
“‘谈到这儿，我必须再回过头来说说那些让我困惑的事儿。比如，像你这样一个利欲熏心到了极点的人，为什么在冒充自己的兄弟赵鄂时，要拒绝领取那笔保险金而将其拱手让给何芊呢？这个问题看起来让人费解，可你只要仔细地想一下，就不难找到答案──在此之前，也就是你买保险的时候，你还没有一个谋杀自己兄弟的计划。那会儿你完全可以称之为一个有情有意的人。但随后，当你意识到可以用自己孪生手足的生命换取自己毕生的幸福之时，你的人性立刻被从灵魂深处跳出来的邪恶所战胜，于是你便对赵鄂下了手。而之所以后来又跑来北京杀何芊，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你非常清楚──作为你的情人，她对你实在是太熟悉，你因此担心一旦你们见了面，一起去保险公司，她会识破你的庐山真面目。你完全是不得已才放弃这笔钱，以避免与何芊见面。可你没想到，出于对你一片痴心，这个女人同样也对此拒绝，并且还亲自驾车给自己情人的兄弟送了去……
“‘我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时候看出这种令她惊悚的玄机的，是你们刚刚相见的一瞬间，还是同床共枕之后，但我肯定她一定知道自己是跟谁在一起。与此同时，你也看出了这一点。以我的猜测──如果你能够立即就走，或许你会放她一条生路。可是，你却走不了，原因很简单──由于你不是赵鄂，自然也不知道他的大笔存款的密码，为了拿到那些钱，你只好去银行挂失，这样一来，你就不得不焦虑地等上一个星期。
“‘按照我的推断，你应该是在5月17日，也就是杀害了赵鄂的第二天办理的挂失手续，而何芊是两天之后去找的你，你担心自己在其后的这5天之中被她告发，于是，那天驾车将她送上高速公路之后，你便跟她的后面来了北京。只是，你没有驶入芙蓉花园的大门，而是将车停在了紧靠她的别墅的小区栅栏外面的小路上。因为握有她给你的钥匙，翻越了栅栏后你顺利地进入了别墅，用对你孪生兄弟赵鄂同样的方式杀害了她之后，你又原道回到车上，随即驾车返回了天津。
“‘需要说明的是──当我5月26日那天早上去机场见你时，这些尚且还是我的推断，但现在我已经拿到了证据，我的同事梁警官昨天第三次去了京津高速公路收费站，终于找到了案发那天当班的工作人员，虽然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儿，却是一个车迷，她对你兄弟的那辆银灰色的奥迪“TT”小跑车印象颇深，而且，不但记得是天津车牌，还记住了后3位号码……’”
以上便是我所讲述的故事。按照我的警察朋友陈耳东的说法，这是他十几年的警察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一次靠推理破获的案子。虽说在某些细节上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但总体来说，尤其是关键的问题，他都是正确的。当然，有些问题，陈耳东并没有跟你仔细说明，可你如果从头回顾一下我的叙述，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我其实已经代为交待过了。比如，赵湘本不认识赵鄂的新经纪人张文英，连这位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但赵鄂告诉了他一切，包括这位是上海人，使得赵湘刚一在电话里听见他的一口上海话，就知道此君是谁了。而且，你一定可以回想起那天是他先到的利顺德大饭店，他必须如此，要不然，说不定便会露出什么破绽。
说到这儿，你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初那位画家要匪夷所思地拒绝张文英提起的那个极为诱人的条件──仅仅为某生产一次性打火机的“大企业家”画一幅画像，就可以将“他”的全部作品高价售出。不光是这些，你还可以想起来──因为根本不认识，所以他那天在银行里遇到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后，才会那般支支吾吾，以至于随那个女人前往她的住处时，同样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住在哪儿……
正如陈耳东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赵湘的确可以称之为是“幸运”的，尽管险象环生，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但却都被他一一解决；而另一方面，他又是最为不幸的──如果他那天没有把陈耳东留在他兄弟画室，或者说即便是把他留在了那儿却没有那么久，再或者说即便那么久而陈耳东没有去琢磨赵鄂的那张“并蒂莲”……等等等等，也许他就逃脱了。
不过，当后来侦破了这两起接连发生的谋杀案之后，陈耳东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时，他一再声明自己并非有多么睿智，一个劲儿地说他不过是在偶然之中破的案。尽管这样，那个女主持人仍旧对他好生赞誉。最后，她冲着摄像机，神情严肃地警告着某些人，让他们以此为鉴，说了些“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类的铮铮话语。
就我本人而言，我对中国的司法程序了解不多，在我的印象中，一般抓到杀人犯，很快就给枪毙了。其实不然，出于种种原因，有时候可能会拖上一段日子，这位赵湘便是如此。陈耳东告诉我，案子移交给检察院之后，他便被借调到了公安部，因为工作繁忙，很长时间都没有顾上过问赵湘的事儿。实际上，关于赵湘的结局，陈耳东还是一年之后，在报纸上看到的。
如果我的故事拍成了电影，那么，你便会在影片即将结束的时候看见一架喷气式客机迎着一轮红日，呼啸着从北京首都机场的跑道上腾空而起。如同本故事开始时那样，银幕的下方第二次打出了字幕：
2004年5月16日。
当镜头展示了这架已经飞上了蓝天，正在云雾中穿行的飞机后，场景会由“日外”转为“日内”，于是──你这时候便置身于飞机的客舱里。跟在一位身材优美，正推着车向旅客提供饮料的空姐的背后，你随即就会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看见因公赴某地出差的陈耳东。
“先生您好！”漂亮的空姐向陈耳东打着招呼，“请问您用点儿什么，是红茶还是咖啡？”
“噢。还是……咖啡吧。”
道了声谢，陈耳东把空姐递过来的咖啡，摆在面前小桌上凹陷的圆形槽里，打开一张当日的《北京晨报》。瞧了一眼头版上关于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最新情况，以及昨晚发生于平安大道上的一起严重车祸，他忽然在第二版的右下角看到一条消息：
“本报记者报道：昨天，经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核定，又有一批民愤极大，罪大恶极的杀人犯被依法处决……”
随即，在公布的名单中，陈耳东发现了赵湘的名字。
中秋过后的夜晚
这是去年的事儿。中秋过后的一个夜晚，不是10点10分就是10点15分，前后差不了5分钟，我看见了钟莘。这其实纯系偶然，
通常我不会那么晚到家。除了碰上什么让我怦然心跳能赚大钱的大业务，或者遇到那些爱说车轱辘话的顾客，我一般都会准点下班。噢，我有一间事务所，在区法院北门的马路对面。小屋不大，是那一溜儿同行业门脸儿中最小的一间，即便是讲“建筑面积”，也不足8个平方。虽然很小，可让我弄得不错，里边干干净净，旮旯里还摆了盆俗透了的发财树。大门也很显档次，花了一千多，镌刻着“律师”二字的牌子更是十分精致，是用4毫米厚的纯铜制成的，上面的工作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
我每天很忙，常常要接待不少人，找上门来的，除了极少数因为家里的房子要拆，绝大部分是打算跟老婆离婚。我在这方面颇有点儿小名气，不管我的客户有多么卑鄙，我总能让他遂了自己的心愿，叫那个令他厌倦的女人顺顺利利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或者说产生了类似的念头，你一定要来找我，我绝对会鼎力提供法律上的援助。
像大多数老单身一样，除了休息日，我平时几乎不在家里吃饭，总是在办公桌上忙忙叨叨地吞着送餐公司的盒饭。这是中午。晚上呢，要么在法院西墙的“正宗老北京”里吃一碗炸酱面，要么在停车场对过的小饭馆里吃点儿饺子馄饨馅饼什么的。老是这些玩意儿，一年到头。可那天没有，实在腻了，锁了门之后，开车去了流云大厦，端坐在一楼的“必胜客”里煞有介事地吃起比萨饼来。
我本来打算约韦建，可拿起电话时，忽然想起他已经走了。两天前这小子曾告诉我他要去关中拍出土文物。这会儿，多半正在一个什么新发现的秦朝墓穴里。
这里的环境不赖，不是说韦建的古墓，是指我坐着的快餐店，价钱虽然贵一点儿，但总算还能接受。只是，那些粘粘糊糊半生不熟的东西让我好不舒服。我感到上当了，上了韦建的当。他说这儿怎么怎么个好。放下叉子，我给这小子发了一条短信：“怎么样？坟墓里的感觉如何？我在‘必胜客’，你推荐的玩意儿着实不怎么样！”
不过，发是发了，可我并没有什么信心，不知道他在那遥远的黄土高坡上的大坑里能否收到。我没吃饱，又不想再咽那些稀汤寡水的沙拉，结了账，都准备走了，又坐下来要了一扎生啤。
噢，我一般不喝酒。我是指开车的时候。倒不是说我是个律师就有多强的法律意识，我只是担心──万一要是撞上警察怎么办！嘿，结果真撞上了。从“必胜客”出来，刚走到玉蜓桥，就看见一大堆警察──差不多有十多个吧，大部分站在隔离墩的另一侧，可仍有三位举起手臂分别立在我这边的三条车道上。我知道不是冲着我来的，没有太惊慌，不过看见那些穿制服的伙计就站在车前多少还是有些心跳过速。好在我明白──他们只是让我停下，仅此而已。
一场车祸，很严重。对面马路上，一辆17吨的“斯坦利”大卡车翻了，正好压在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上。那是一辆“宝来”，牌照号很新，估计没开多长时间。车完全瘪了，驾驶室凹陷得恨不得比机器盖子还低，真想象不出那倒霉的伙计会成什么样儿。
虽然方向相反，我们还是被警察截了下来，以便让一辆吊车从逆向而至。吊车很大，发动机轰轰作响，突突地冒着黑烟，就停在我面前不到15米地方。支起车身后，司机伸出长长的吊臂，越过隔离带去吊那压在“宝来”上的大卡车。我给堵了俩钟头。
我很明智，别看就在眼前，可始终没过去看那“宝来”里的家伙怎么样了。我后边一辆“奇瑞”的司机自以为勇敢，蹿上石礅就奔了过去。我留在原地是对的。那伙计，去的时候双腿蹬蹬地有劲儿着呢，回来就不成了，简直是爬回来的──刚一摸到车门，就吐了一地。他这一吐不要紧，害得我一阵阵作呕，好歹忍着，总算没把肚子里的比萨饼给翻出来。
大约……不是在吊车第七次就是第八次试图吊起那翻倒的大卡车时，我的手机响了。“嘀嘀”两声。短信，屏幕上显示是韦建。
“祝你好胃口！”这小子说。
我读着信息，想象着他到底是在发掘现场，还是在一个什么县城的小招待所。哦，我们刚刚见过面，两天前的那晚，他在我家坐到半夜。没什么新鲜的，除了告诉我他要去陕西拍殉葬品，以及比萨饼如何不同于麦当劳如何不同于肯德基，谈话的内容都是老一套，无非是自打我俩上次分手后到现在，他又找了多少个多少个女人，这个女人怎么怎么回事儿，那个女人怎么怎么回事儿，白天怎么着，晚上怎么着，各自有什么不同，诸如此类吧。
每当这时，我常常装出漫不经心，甚至常常对绘声绘色的描述表示厌恶，就好像我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我这人挺虚伪，实际上我很愿意听他说，尤其是……那些方面。但这小子从来都很可恶，总是说到关键地方就收了嘴，令我恼火。
嫉妒。我是说我。当然我不承认。没错儿，无论谁问我我也不会承认。可说实在的，我的确挺嫉妒他。别看我表面声称对自己的清静的生活十分满意，并且哀叹他在女人堆儿里疲于奔命，我其实很希望能像他那样，只是我总做不来。妈的，这小子！他究竟是怎么干的？我真的是不明白。
那天夜里，12点以前，韦建一直很兴奋，脸上充满了快乐，要么炫耀自己，要么嘲讽我。他对我过的这种名副其实的单身生活感到无法理解。“你小子，真应该去医院看看。”他说，“要不就是身体有问题，要不就是脑子有问题……”跟着就是一通儿让人恼火的坏笑。可一过12点，不知怎么他就伤感起来。 这也赖我，我不该提起中秋，不该邀他到阳台上看八月十五的月亮……噢，其实不是，其实是八月十六的月亮。我那时有点儿饿了，忽然想起冰箱里还搁着一个星期前买的两块月饼。
咬了一口“大三元”的“红莲蓉”，韦建低下头，片刻，提起了钟莘。
“不知道怎么了……”他说，“这些日子，我一阵阵想起她。”这简直破天荒，我真有点儿怀疑我的耳朵。更让我惊诧的是，他还后悔不该跟她离婚。
“唉！”他叹息着，“你不知道──好多事儿我从来都没跟你说过……那会儿我……其实她……如果后来……”他语无伦次，先是盯着手中的月饼，随后抬起头，久久凝视天上圆圆的月亮。
经过第十次或者第十一次的努力，卡车终于被吊了起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故，那大家伙并没有什么事儿，只不过碎了一只后视镜，撒了一地粽子大小的砂石。10只轱辘重新落地之后，一个警察爬上高高的驾驶室，轰轰地开走了它。那辆像被人一脚踩扁了的易拉罐似的“宝来”也被装上了一辆卡车。至于两位司机──我是说开大卡车的和开“宝来”的，前者早已经彻底傻了，像个木头人似的被塞进了警车；而后者──就是据说整个上半身甚至包括两条大腿都给挤烂了的那位，我看见两个穿白大褂的把一只大塑料口袋扔进了救护车，估计那便是他了。
“走，走！快点儿，别愣着！”
尽管我喝了一扎生啤，可警察依旧冲我挥手，要我马上上车。这使我觉着那家伙多少有些愚蠢，同时生出一种类似占了什么便宜的快感。不仅这般，我还感到自己很幸运──不光是说喝了酒居然还能堂而皇之地在警察的注视下驾车而去，更重要的是没有大卡车翻在自己的车上。
我真为那只剩下两条小腿的伙计而深深地叹息。目睹了惨剧，每个人的车速都不由自主地慢了许多。我亦如此，小心地爬上匝道，慢慢地过了桥，驶入辅路。
路边有一间大型洗浴中心，屋顶上闪闪的霓虹灯让我的心绪好转了许多。拐了两个弯，看见了小区的大门，我愈发平静下来。进了小区，我朝自己的楼下驶去。没想到，一辆挂着“冀A”牌照的桑塔纳占了我的车位，我不得不继续往前开，一圈圈地在小区里转悠，最后停在了28号楼底下。
我就是这一刻看见的钟莘。她站在一辆黑色的“爱丽舍”后面，弯着腰收拾着后备箱，好看的臀部一时令我的恼火消去了许多，更让我把那起骇人的车祸忘了个干净。只不过，“爱丽舍”撩起的后备箱盖子挡住了那盏橘红色路灯射出的光线，我没能看清她的脸。
我下车的时候她刚好直起了身。多年未见，加上她比原来瘦了起码两圈儿，我当时竟没有认出她来，之所以走过去完全出于一个男人的本能。我这么说你一定能理解──男人就是这样，一看见女人需要帮助十有八九会情不自禁。当然了，得有一个前提，也就是说———她一定得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咳，其实那一刻，不管是谁，但凡想个两三秒钟，就会明白自己的“义举”很难说能得到什么回报。我是指那种男人女人之间的东西，不会有什么，也就是一句谢谢，顶多如此。这多半不能满足你，远远不能，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大都来不及想自己究竟会得到什么就去做了。很多人都这样，而像我这样一个再过十天就要过32岁生日的老单身就更是如此。我感到义不容辞。关上车门，我挺直了腰板朝她走过去。
“我来吧！”我边走边对她说，奔向那两只放在地上的箱子，不等她表态就抓住把手。那两只箱子很沉，重量远远超过她的能力，连我都感到有点儿力不从心，我站的位置不合适，身体过于倾斜，第一次都没提起来，不得不重新调整了重心才把它们放进车里。为这个我曾经困惑──她是怎么从楼上搬下来的。
我很久没有提过这么重的箱子了。上一次是帮我小姑，这一说就远了──那会儿还上高中呢，送她去尼加拉瓜。当时她不想让机场看出那箱子已经超重，可我却没能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就在我吃力地把它从行李车上搬下来时，一个穿制服的女人叫住了我，把那箱子送去过了称，害得小姑花了一大笔行李费。
不知是“爱丽舍”的后备箱有点儿小还是那两只箱子太大，倒腾了半天，我才关上后盖。之后，我殷勤地拔下钥匙递给她，这才认出她来。 “啊？钟莘！”
我十分惊诧，
真有点儿反应不过来，一时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给韦建打电话，“嗨！知道我看见谁了吗？”那一刻，我似乎听见自己对着电话说。不过，兴奋的我同时又有些扫兴，估计我这么一问，十有八九韦建会猜到。这不光是因为这小子的精明，是因为他刚刚告诉我他想找钟莘，就是八月十六那天──中秋过后的夜晚。
“我一直想见见她。”韦建说。在阳台上。当然了，是他伤感了以后。“这种想法老是在脑子里转悠，差不多有一年了吧……”他喃喃地说，我老是梦见她，每一次情形都差不多……她在果园里，穿着一件白色的纱裙，站在一棵苹果树下……哦，也不一定，有时也不是苹果树，梨树桃树柿子树什么的，总之……她站在一棵什么树底下，慢镜头一般地向我招手……”
对我来说，直到现在，韦建始终是个谜。我是指那些内心深处的东西，真难以判断他的感情世界。绝大多数时刻，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我认为他是个冷冰冰的家伙，我甚至可以说，这小子相当残忍。要知道，我这么讲绝不是耸人听闻，完全是有根有据：有个学计算机的女学生，身材挺漂亮，按照韦建的说法儿，她是他的模特儿。我后来在他出版了的“艺术人体”摄影画册上看见她那两只丰满的乳房。那个女孩儿十分年轻，刚上大二，不是成都的就是重庆的，跟他睡觉的时候还是个处女。可这小子，没俩礼拜就把她给甩了。结果女孩儿不干，又找他来，可敲了半宿门他都没给开，硬是让那痴情的小女子在楼梯上坐到天亮。
对我的痛骂，他显得不以为然，还坦然地说什么：“长痛不如短痛，反正我也不可能娶她。”这就是韦建，够狠的吧。你不难想象，当我听他伤感地说那些怎么怎么梦见离婚五年的前妻时，心里有多么的不理解。
其实我也知道，他倒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铁石心肠。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多愁善感，偶尔对了他的胃口，看一部感人的电影时也一样会眼圈儿发红。而有一回，他在我的事务所里碰见一个委托我向前夫讨要生活费的女人，得知她的女儿只有14岁就患上了肺癌，整整一个晚上，这小子一直在长吁短叹。只是，我从未见他哭过，直到两天前那个夜晚。当他看注视了一阵对面楼上一扇扇亮着灯的窗户，把脸扭过来时，我看见他潸然泪下。
“有件事……从来没告诉过你，”韦建唏嘘着说，“钟莘曾经怀孕，可她没告诉我，自己去医院给做了。”
这便是他伤心的原因。他说，如果他俩没离婚，他的儿子或者女儿就会活着，现在已经4岁了。韦建承认这都怪他。钟莘的嫂子事后跟他说，钟莘本来想告诉他，可拿到化验结果那一天，他刚好提出跟她分居。
“说真的……这件事我的确不知道，”韦建痛哭流涕，“如果她说了，我绝不会和她分手……”
我不知道韦建为什么要跟钟莘离婚，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直到现在这也是我心里的一个大问号。韦建当然跟我解释过，不止一次，可他所说的理由总让我觉着不那么充分不那么理所应当。
钟莘身高1.72米，苗条而不失丰满，一头黑缎子般的长发，毕业于一所名牌儿医科大学，是一个有前途的实习外科医生，在一座响当当的大医院里就职。工资收入很高且工作稳定，这辈子谁也甭想把她给炒了鱿鱼。不光如此，她还是一个大家闺秀，有一个有钱的老爹，据韦建讲，他岳父是一个什么什么房地产开发商，既有实力又有背景，这小子说，某次他曾经在电视里看见钟莘的祖父，那老爷子，早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就是上海的“实业家”，别看已经九十多岁，接受采访时，还穿着时下流行的“皮毛一体”的皮夹克，里边露着红格子衬衣，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也就是说，钟莘不但是个漂亮的才女，而且还是个实实在在的“财女”，五年前嫁给整天骑着自行车乱跑的韦建时就开着一辆富康。我真是羡慕不已，我那时正四处凑钱欲买一辆二手的夏利。可韦建并不以为然，不怎么珍惜，说无论是她的才华和美貌，还是她显赫的出身和富有都不能使他感到幸福。
当然了，韦建承认钟莘是个难得的好妻子，也承认她是个漂亮的女人，可他还是决定离开她，结果，居然就真的那么做了。
虽说我去年经手了58起离婚案，但他俩的事儿却是自己办的。两个人去了办事处，完全是心平气和。那个老太太接待他们那会儿，钟莘恰好有点儿肚子疼，韦建还跑到马路对面的肯德基给她捧回来一杯滚烫的红茶。办完了手续，他把钟莘送回了家。
“我在那儿坐了半个钟头。”韦建说，“直到她说没事儿了，我才走。”当他和钟莘告了别，一个人走到大街上时，他也曾有片刻的惆怅，不过更多的是一种怀疑。“我不相信所发生的一切，”他说，“我不禁问自己──这是真的吗？难道说……我就这么自由啦？嘿！他妈的！”
第二天一早，韦建便来到了事务所，扔下自行车钥匙，就把一切告诉了我。
“不瞒你说……”说话时他转动着脖子，用力地活动着肩胛骨，就好像他被谁用绳子绑了三天三夜，“冯巩说得一点儿不错，真真切切是一种四九年的感觉！”
自打当初我辞了公职，开办了那间事务所，在我的印象中，凡是有人找我倾诉对自己老婆的怨恨，并且流露出有另起炉灶的想法，我几乎没说过什么阻止或者劝慰的话。只有韦建，当他第一次跟我透出他的这种念头时，我立即就表示反对，你小子！我骂道──你的脑子怎么啦？是突然进水了，还是本来就有毛病？钟莘哪点儿不好？她有什么错？像她这样的媳妇上哪儿去找？
韦建说，钟莘哪儿都好，一点儿也没错，如果跟她分了手，也的的确确没处找。只是他实在受不了，很多方面，诸如什么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许吃蒜每天必须洗两遍澡刷三遍牙；不许出去打麻将玩扑克下象棋；不许上歌厅唱卡拉OK下浴池洗桑拿；不许去外地拍片子只能在北京拍而且不许拍女模特儿（这还仅仅是指那些穿着衣服的美人照，更不要说后来韦建拍的那些一丝不挂的“艺术人体”）很多很多；还包括喝粥吃面条时不许出声，一进家门就必须脱裤子洗澡换上睡衣，没事儿尽量别把狐朋狗友招到家里来，每天晚上9点半以后就不许看电视了必须上床关灯睡觉，至于说你不想睡觉想看看球那简直是休想，管它是德甲意甲还是英超，连欧锦赛世界杯也不能例外。
实话讲，韦建说的这些不能说不令人同情，可我总觉着……唉，谁知道？从另一方面上讲，我还是感到韦建有他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他这人天性放荡，韦建这个人，似乎永远也无法跟一个固定的女人生活。到现在我也这么坚持。而这一点，早在他结婚前就体现出来了。那会儿的他，女友更换的速度和数量虽然还不及后来那么快那么多，可也已经是常人不可企及。
“不，不是！”韦建总是否认，“你其实并不真的了解我……”那天夜里他再一次辩解，“起码……跟她的分手不是这么回事儿！”
提起了当年他那刚刚成为胎儿的子女或者说钟莘腹中那一颗刚刚受精的卵子，韦建变得愈发激动，说他想找她，他无法打消这种念头，至于究竟要干什么，是打算破镜重圆还是仅仅见一面他也说不清。
韦建不认为自己的想法有些荒诞或者幼稚，尽管他已经和钟莘分手五年，并且对她现在的个人生活婚姻状况一无所知。他说他做好了各种准备，哪怕是一进门就撞上钟莘醋意十足的后夫或者肌肉结实的新男朋友，也不在乎腮帮子挨上一拳或者胯下被踢上两脚。其实韦建已经这么做了，他曾经去过钟莘的医院和住处，没见着什么后夫或者新男朋友，连钟莘本人也没见着。这令韦建懊丧。他被告知钟莘已经辞职了已经搬家了，不论是她医院的同事，还是她隔壁的邻居，都不知道她的下落。
韦建希望我能帮帮他。当然了，他当时并不知道钟莘就和我住在一个小区，也不可能预料到我两天后就能与她巧遇，他只是希望我能去钟莘的嫂子那里一趟，打听一下她眼下到底在哪儿。
他解释了不能亲自去的原因──钟莘的嫂子和自己的公公也就是韦建的前岳父在同一个公司里。虽然不怕前妻醋意十足的后夫或者肌肉结实的新男朋友，可对曾经的老泰山就不同了，尤其那老爷子对自己不薄。思来想去，他最终没有贸然前往。
放下月饼，韦建把这事儿托付给我。不过他一再声明：“咱们得把话说清楚──我可不是为这个到你这儿来的啊！只不过因为中秋，话赶话的说到这儿，我才想起这码事儿……”
看见钟莘，惊诧之余，我感到大功告成。我们谈了大约十分钟。我本来想多聊两句，可小区里的路灯忽然一下子全灭了，我只好在黑暗中跟她道别。在我的注视下，钟莘默默地上了车，缓缓地离开了小区。
在我们短短的谈话中，我和钟莘并没有说什么。不不，其实我说了不少，只是她没说什么，除了“噢”、“嗯”、或者“是”、“不”这样一些一个字的回答，没两句称得上“话”的话。
虽然我说了很多，但还是注意了分寸，没有上来就问一些具体的问题。诸如：你为什么放着好好儿的外科医生不当却要辞职？你如今在干什么？你又有男朋友了吗？是不是已经结婚啦？有小孩儿了没有？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这么晚了你一个人拉着两只大箱子要去哪儿呀？我没有说这些，只是问了她是何时搬来的，住在几楼几层几号，身体好吗一切顺利吗之类。
唉！人呀，常常会自以为是，总觉着自己聪明，我便是个典型。在我看来，有些事其实是不必问的，一见面就可以猜出来。比如那晚，把那两只箱子塞进“爱丽舍”的同时，我就断定钟莘是一个人，既没有后夫也没有什么新男朋友。没有，起码那一刻没有。否则，她不可能自己费着劲儿地搬着那两只沉重的大箱子，一个人在暗夜中孤寂地离开。 不过，
这种观点并没有持续多久，回到家后我就推翻了自己：怎么不可能？也许她的男人不在身边。也许她那位不是北京人──天津人保定人或者石家庄人；三十多岁的某大学教授，四十多岁的某公司总经理，五十多岁的某医院院长；谁又能说不可能？这可保不齐。
再说了，半夜怎么啦？因为所以的，她只能这会儿半夜三更地开着车去寻他。可这是后来，当时我可不这么觉着，当时我认定钟莘一个人孤单地生活着。为此那一刻我的确有些不好受，当她的“爱丽舍”闪了一下尾灯消失在小区幼儿园的栅栏时，我心中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感慨。
有一点你可能注意到了，我并没有对钟莘提起韦建，尽管一直想着两天前──也就是八月十六的夜晚他在我阳台上的倾诉，可我还是把他给咽了下去。我拿不准，总觉着不合时宜，还是等韦建回来，让这小子自己找钟莘去吧。令我意外的是，钟莘竟主动提起他来，拉开车门后她没有马上上车，沉默了片刻，她问我：
“你知道他这会儿在哪儿吗？”
我常常想起她这句话，以及，当时她说这句话时的情形，尤其是那些失眠的夜晚，每当电视机里所有的频道都变成测试信号之时。
那一刻，我总是为一个问题所困扰──她为什么要这么问，其中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总是归咎那些路灯，如果路灯还亮着，我便会看见她的脸，或许就能从她的表情中揣摩出什么。可它们熄灭了，她的脸上一团漆黑。说不清是怎么想的，或许是为了多帮韦建点儿忙，我当时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唐突地反问：
“你想找他吗？”
同样，钟莘也没有回答我，既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那一刻她一动不动，低着头，好一阵沉默。
知道吗，在一些不同寻常的时刻，我们往往会被一些表面的东西所迷惑，同时使自己失去以往的观察与辨别能力。我那会儿就如此。当然了──除了神仙，任何人也不可能预知未发生的事，谁也想象不出她将于两个多小时以后在天津与河北交界的某公路上翻车；但起码，我总觉着，我应该能看出她的精神不正常，或多或少──哪怕只是一点点呢，可我没有。
哦，那也是凑巧，我是指钟莘离开我后的遭遇。她的车轮爆胎了，但这并不是导致那场事故的直接原因。觉出车子在打晃后，钟莘曾经平安地把车停了下来。她打算换胎，可那两只大箱子在后备箱里。她取出了上面的一只，但下面的那只却死死地卡住了。
就在这一刻，恰好一个年轻的天津警察或者河北警察骑摩托车路过。他帮钟莘换上了车轮，同时却也注意到了那两只箱子，它们的重量引起了他的疑心。
我坚持认为，并不是这个年轻警察的想象力比我丰富多少，这完全是职业的缘故。他婉转地要求钟莘打开箱子，结果遭到拒绝；正当他犹豫要不要亲自动手时，钟莘突然跳上车，弃箱而逃。
尽管125摩托车功率远远处于劣势，可那位年轻的警察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一直穷追不舍，跟着钟莘狂奔了大约八公里，使得她在一个原本曾有警示牌的急转弯处将“爱丽舍”开进了水沟。
第二天一早，两个穿着一样的风衣、自称是市刑警队的伙计把我堵在了楼梯上。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却没有告诉我什么。很多事，我还是三日之后才知道的。我去了那家刚刚开盘的高档公寓，在售楼处一间不大的小会客室见了钟莘的嫂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个看上去比钟莘还年轻的女人告诉了我一切。
当初，与韦建离婚后，钟莘便开始抑郁，随后便越来越厉害，以至于不得不辞去工作入精神病院治疗。可效果不好，老是反复，先先后后去了4次。实际上，这一次她才出来没多久，在此之前，钟莘父亲买了28号楼顶层的三居室，据说房间装饰得非常豪华，还有一个将近四十平米的露台，那老爷子买了一卡车花，把上面布置成了一个空中花园，为的是给他的宝贝女儿创造一个能使她心情愉快的环境，可谁又能想到……
跟钟莘的嫂子谈了约一个小时，我大致明白了整个事件的始末──
八月十六的那晚离开我以后，韦建并没有马上去陕西，而是放弃了对我的委托，亲自找了钟莘的嫂子。得到了钟莘的住址，跟着就去了她家。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他没有告诉我，没准儿想事后再跟我说吧。总之他去了，结果死在了那儿。
他是被毒死的，随后被肢解。我不知道那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刻，但应该是在我去“必胜客”之前，我推断──当我吃着那些粘糊糊的比萨饼之时，钟莘正把切碎了的韦建一块一块地放进那两只大箱子。
必须承认，我还是缺乏想象力，根本没想到我给韦建发短信时，他已经死了，那一刻手机在钟莘手上，是她回复的我。而且，这也是警察第二天一早就找到我的原因。
因为钟莘是个精神病人，她的案子到现在也没判。据说检察院一直对此提出质疑──从杀人到肢解尸体，直至驾车长途夜奔准备弃尸他乡，这一切，她实在是做得太冷静了。
钟莘现在还被关押着，不知道是在精神病院还是监狱。
我总是想起与她见面的那10分钟。我实在难以相信──当我和她说话时，韦建就在我们身边。可这是真的，是我帮她把已经分成了若干份的韦建塞进了她的汽车。除了这些，我还为自己发给韦建的短信心烦：“在坟墓里的感觉如何？”就好像我真的知道他已经赴了黄泉。为此，我一夜夜地无法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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