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看病想必也会这样，虽然这个例子是在美国发生的
例子1清明节前一星期的早上，我正准备去上班， 守护着母亲的大儿子打电话来 : “ 妈，外婆不舒服， 胸口疼痛。我该怎么办？”
“立即送她上医院。”对母亲的身体状况甚为了解的我当机立断地下达了指令。
“送往哪家医院 ? ”儿子急切地问道。他大学毕业不久，为照顾外婆，便和她同住在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里。
平日生龙活虎，年近七十六岁的外婆，每天能走四 , 五里路，拖着个手推车，精力充沛，乐呵呵地到处拣瓶瓶罐罐，拉到环保回收处卖， 然后把钱捐献给教堂去买那张通往天堂的“票”。今天一大早，她却“唉唉喲喲”地直叫唤。一年多来，儿子还是头一次遇上这种状况，颇为惊慌失措。
是啊，送往哪家医院？
记得来美不久后，常听人们说起美国有四大行业是欺诈最甚的行业 : 官司诉讼，保险， 汽车修理和医院看病。因此，为避免当无辜的受害者，无论是在买保险，请律师， 修车，还是上医院看病，我脑中的某个枢纽便会自动开启防范警戒筛选程序，对所有的交易都打个问号，然后进行分析，过滤，得出正确合理的选择，减少被欺骗的概率。
仅管每次都小心谨慎，但上当吃亏的次数也常让我对这些行业的欺骗手法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分明知道上了当，可哑吧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在对付房客的一些案子中，自己深深领教了一些不知良心为何物的律师们的宰割；在公司里处理一些汽车保险理陪中，吃尽了一些保险公司理陪员的傲慢，无理，质疑，拖延，以及找任何藉口拒绝陪偿的苦头；在面对汽车的机器出了故障时，尽管自己也在修车这一行 ( 车身修理 ) ，仍遇到一些机修员虚报价钱，把不该换的部件换掉，让我花了不少冤枉钱；至于看病这事，从多年来带母亲逛泡医院的经历中，就探出了医院这浑水里的一些深浅。
自我懂事起，母亲的心脏就仿佛成了磨练我毅力和心智的炼炉。那时父亲被当作走资派被关在劳改农场，母亲为了生存，带着我们六兄弟姐妹和外婆到乡下公社工作，为体现她对党和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常累倒在生产队的田野里，由农民们放在门板上扛回家，或送到公社医院。而后，我作为家中的长女，虽不到十岁，便得接过为“革命干部早日康复”的“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 公社书记来看望母亲时总是拍着我的肩膀如是说 ) ， 在医院的病床边，配合老中医，日夜陪伴侍侯她，直到她的心脏恢复了活力出院为止。一出院，我和家人又不知要等到母亲大人何时再被农民们用门板扛回来，才能面见她的容颜。
而母亲的心脏病发作似乎形成了一个规律。每年的收割季节之后，我那幼小的脑子就开始莫名的紧张， 预感到那 “光荣而艰巨 ”的护理任务即将来临。而每次我的预感都百分之百的灵验，我那一至两个月的“护士实习 ”生活总是如期而至。在这每年一到两次的 “护理 实习”中，我对母亲的心脏病从惊慌恐惧，到习以为常，到最后认为这是母亲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理现象。
公社的老中医王爷爷总是慈祥地对我说：“小妞，别担心，你妈的心脏没问题，她只是累过头，心脏供血不足，只需好好休养一阵，多补充些营养，就没事了。”
王爷爷的话当时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 ”，是冬日里最温暖的 “炉火 ”，是药物中最见效的 “定心丸”。他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胜过任何神仙，因为，母亲每次如死人般地被抬回来后，经他的一幅中药和针灸处理，母亲便神奇地活了过来。一或两个月后，她那瘦小的身躯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生产第一线去“革命加拼命 ”了。
文革后，她的心脏随着父亲的评反和职务恢复，渐渐地回归了正常，只是在各种评劳模和先进的激烈评选时刻，她的心脏病才会时而发作，但每次我和家人们都似坐过山车，最后又回到了平地。
母亲伴随着她的“心脏病 ”活过了两个弟弟和父亲。
来美国后，为了能多享受几年这如天堂般的生活，母亲怀揣着联邦医疗卡，有病没病总是和唐人的家庭医生预约，定期检查，视医生的话如圣旨，虽舍不得自己体内那宝贵的鲜血，但只要医生说 : “化验一下，看你的心脏是否正常，”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卷起袖子，眼不眨，心不跳，镇定自若地看着护士整试管整试管地把血抽走，然后晕乎乎地由我把她带回家。一接到医生的化验结果 , 说她的心脏及其他器官都正常时，她便犹如喝了鸡血一般，又加倍地去拣瓶瓶罐罐，为教堂作奉献了。
前年夏天，医生只是提醒她，不要吃太多糖，否则会得糖尿病，她便视有糖的东西为毒药，一点不沾，结果因低血糖昏倒在路旁，被一位好心人及时发现，叫来救护车 , 送到一家私立医院。
我赶到医院时，医生说，母亲得了心脏病，需要马上动手术，否则她有生命危险，要我立即签字。我觉得母亲肯定是老毛病复发，只需挂瓶，输葡萄糖水就会恢复健康。但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看看母亲有何反应。这时，母亲已神智清醒。我问她愿不愿意动手术，因为医生说她有心脏病，不动手术也许有生命危险。
母亲则问 : “医生能担保我不死在手术台上吗？”
我把这话翻译给医生，医生的回答是“没人能担保。”
母亲听说后，死活不肯上手术台。最后医生只好给她注射葡萄糖水，让她服用补充血糖的药物。四天后，她不用拐杖，不用我搀扶，“嘟，嘟，嘟”地走出了医院。
和母亲同在一个加护病房的老人却没有这么幸运。这位七十几岁的老人比母亲早几天进医院。她自己走进医院时，只说胸闷，医生却给她动了心脏手术。而后，医生给她输血，进行各种化验，跟踪治疗。结果，她开始发高烧，被放到冰盒里降温，从冰盒里抬出后，七窍出血。被折腾了一星期后，她在昏迷中去了极乐世界。儿子痛苦地哭着骂医生是凶手，害死他母亲。医院却说：他母亲死于心脏病，他们尽全力抢救了，很抱歉，没能挽救她的性命，幸好他母亲有政府医疗卡，否则，那十几万元的医药费要让他倾家荡产。
那同病房不幸者的遭遇着实让母亲心惊胆颤。
出院后，她特意到家庭医生处，要求看心脏病专科医生。心脏病专科医生对她进行了各种检查，结论 是：她的心脏正常，只是供血不足，有时缺血会造成心力衰竭，要她注意营养和休息。
因此，对今天的状况，我斟酌再三，在电话里和母亲交谈了几句后，觉得母亲有可能是老毛病复发。尽管政府支助的市立医院看病的人多，但为了对得起纳税人为母亲提供的联邦医疗福利，也不让母亲无端地成了私立医院谋财害命的刀下鬼，还是赶紧把她送到市立医院去挂葡萄糖，由医生给一些增强心肌功能的药物，不用几天，母亲就能如往常一样康复。随即，指示儿子把母亲车到市立医院急珍部，我在那儿等候他们。
我刚在市立医院急珍部门前的停车场停好车，儿子的车就跟着来了。
在阴雨和寒冷的晨风中，我和儿子搀扶着“唉唉喲喲”的母亲走进了急珍部。幸好，时间还早，不到七点，看病的人不多。我把母亲的情况简略地向注册的护士介绍了一下，护士立即电话告知里边的临床护士和医生出来把母亲接到急珍病房珍断室。
因医院规定，只允许一位家属陪病人进急珍病房。鉴于儿子对母亲这次的发病情况比我熟悉，而且 , 他是学与医学有关的生物化学，和医生沟通也许比我容易，也可以避免自己抓耳扰腮找医学术语和医生交流的尴尬。因此，就由儿子跟了进去。
在外面忐忑不安地等了五分钟后，我还是要求进病房。守门的护士看我坚持，便开恩放我入内。
其实，我陪母亲已来过这儿三，四次了。因此，我没问路，自个儿就熟门熟路地摸到了那间摆满各种仪器的急珍室。
只见母亲已被安置在电动病床上，周围围满了十几个穿着不同颜色工作服，有些外边罩着件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如临大敌，一个个表情严肃，一边互相急速地交换着似暗号的话语，一边往母亲身上套上各种仪器。只是这一次看上去，穿白大褂的似乎比以往多了好多。再仔细看看，这些白大褂的一边袖子或胸口处都标着某著明医学院的代号。从他们那光滑年轻的脸上，看得出，这些是医学院的临床实习医生或刚毕业不久的新手，只有一个头上有白发的医生似将军一样在发号施令。
母亲对这一切有点受宠若惊，为这一次医院对她如此重视，让这么多医生护士围着她转深为感动。在她看来，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在中国只有省级首长才能享受。因此，她忍住疼痛，咬住嘴唇，不再嚷嚷，既使一位护士笨手笨脚地无法解下她的金项链，她也没说什么。看到我后，她才叫我把那缠在一起的金项链解了下来。
在做完简易 X- 光检查后，一位年轻的印度裔医生（也许是实习医生）冲着我和儿子说：“她得了心脏病，血管被堵塞了，急需动手术。”
一听要动手术，我马上紧张地问 : “一定要动手术吗？没有别的办法 ? ”
“她的一根主动脉管被堵塞了，血进不了心脏，必须把这血管立既疏通，否则，有生命危险。不过，我们还要把她带到楼上 X- 光室进一步确定。”他那深度近视眼镜后面的大眼睛紧盯着我说道，语气是那样的肯定，不容我有任何质疑。而为了减少我的阻碍，他又补充说：“别担心，这是个通血管的小手术，不需切开胸膛。”
继而，他们找了个说国语的 X- 光师给母亲说了几句，告诉她，她得了心脏病，要被送到五楼去做详尽的检查。
儿子比医生们还急。“妈妈，这 ….. 这血管要是不 …… 不马上疏通，外婆的生命会 …… 会非常危险的。”他紧张地口吃起来。
一医生拿来了几张文件叫我签名。头一页是表示我已收到病人的一切私人物品（放在一个蓝色塑料袋里随身穿的衣物和一个小透明胶袋里的所有金银手饰），后面的几页在他和儿子的催促下也没看清楚内容，只知道是入院手续之类的文件，便找那些签名的地方涂了几笔。
紧接着，那位印度裔医生和几位穿白大褂的以及两个护士便风风火火地把母亲推进电梯。母亲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一双惊恐的眼晴望着我，看我的脸上没显出太大的惊慌神色，她也就慢慢地安下心来。
到了五楼，母亲被推进了 X- 光室，我和儿子被挡在门外。这时，一位年轻的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向我介绍了自己。她叫 Steward ，是临床医生（不知是实习的还是刚出道的），母亲手术后将由她来照顾。接着，她把我和母亲的名字写在一张小纸上。我问她，母亲要在里面检查多久，她说要两到三个小时。
于是，我叫儿子去把车移到收费的停车场去，免得车子被拖走。我在一旁等着。
儿子回来后，我老板打来电话，询问了几句，立刻言归正传：“既然要检查几个小时，你还是先回公司把一些急事处理完再回去处理你母亲的事。你母亲的病也不能耽误了生意，对吧？”
我只好吩咐儿子：守护好外婆。
两个半小时后，我回到医院，母亲已被转到了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临床研究中心）的 ICU （加护病房）里。进门前得拿着挂在门边的电话请求入内。
得到准许后，我进了 ICU 。第一个房间里的病床上躺着的就是母亲。她手上，脖子上，大腿上和嘴巴里被插进了几十根大大小小的塑料管和针管，几台监测仪表显示着心跳血压的各种数字和频率，病床两旁的支撑架上挂满了大包小包的白色，或透明的液体，还有两包浓浓的血液。这些液体正通过那些横七竖八的管子进入母亲的身体。透过一根从她嘴巴深处延伸进一个小桶的管子，鲜血不停地从母亲的体内涌出，流向那桶。而此刻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就跟上一次那位不幸的病友一样，双目紧闭，面色苍白，生命的气息只能透过那呼吸机以及那些仪器中似天文密玛的图象和数字来辫读了。
一看到这情景，我的脑袋一“嗡”，两腿发软，差点瘫倒在地上。儿子立刻把我搀住。
完了，母亲这一次是死定了！她躲过了初一，却躲不过十五，最终还是被这些医生做了。我不由得抓住母亲那被液体鼓涨起的手放声痛哭起来。
那位站在一旁的印度裔医生却心平静气，面无表情地对我说：母亲的一根主动脉管被堵塞了，他在母亲左大腿的那根动脉管里塞进一根金属条，打通了堵塞处，并直通往心脏。金属条的首端有似气球的助搏器，帮助母亲的心脏跳动。如果母亲的心脏一两天后能自己跳动，她就有生存的希望。为了强调他的手术是正确的，他还加上一句：“ Your mother’s heart is very ill ， and she would have died if not for the surgery. ”（你母亲的心脏病得非常厉害，若没动手术，她已死了。）
他这种口吻和杀死母亲病友的私立医院医生的口吻是那般的相似，母亲在他的眼里仿佛是一只久病的狗或猫之类的动物，而母亲能多活了这两小时还多亏了他的大医大德。
我不禁怒火满腔，厉声质问他 : “我母亲进 X- 光透视室时还神智清醒，能说能叫，你们说只是通通血管 , 没危险。再说你动手术前也没征得我母亲的同意，也没征求我的许可，我以为你们只是在 X- 光透视室里替她检查，没想到你们竟擅自对她做这种危险性手术，置她于这种生不如死的境地，而生命却危在旦夕。她若知道是这种手术，她宁愿死于心脏病也不同意上手术台的。”说完，我不由得对回去上班的事后悔莫及。冲着母亲哭道 : “妈，我对不起你，这一次没能守护好你，就这么两个半小时，你竟成了这个临床研究中心医生和实习生的试验品了。如今也不知你能否捱过这一劫。”
这时，在旁边站了好一会的 Steward 医生对我说：“当时，你儿子签了名。”
“我儿子什么也不懂，你们叫他签字，他能不签吗？”我愤怒地反问她。
“是啊，当时，他们说，不马上动手术，外婆就会死。”儿子满脸无辜地说道。
“顺便问一句，你们怎能证明我母亲的主动脉血管被堵塞了 ? ”我充满疑惑地问 Steward 医生。
“ X- 光照出来的。”她不假思索地答道。
“有底片记录吗？能拿来给我看看吗？”我紧追着问道。
这时从后面冒出一位年轻的华裔许性男医生赶紧接过去说：“当时急着救你的母亲，他们没能拍下来。反正，你母亲的两根血管堵得很厉害，这是毫无疑问的。”
“究竟我母亲的几根血管被堵塞了，那印度人说是一根，你又说是两根。你们谁说的话是真的 ? ”我愤怒地提高了声调。
正当我们在争论时，那印度裔医生拿来一份准许母亲作手术的文件要我补签名。
这是哪家的规矩？害了我母亲，还要我替他们这种草菅人命的行为背书 ? 我拒绝签字。
那印度人和许医生便异口同声说：“你若不签，我们就只好放弃一切抢救你母亲的努力了。”
上帝啊，这些医生究竟是救人治病的“天使 ”，还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们如今已把母亲的心脏糟蹋了，为了保护他们自生免于法律诉讼，竟然拿我母亲的命来要挟！ 此刻，那感觉真如上了贼船一般。我强忍住悲伤和愤怒，哽咽着问他们：“我母亲的生存可能性还有多少 ? ”
他们倆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那印度裔的傢伙平淡地说：“这没法说，若是她的心脏能自己跳动，就有希望活下来，现在是这机器在替她的心脏工作。”
他这话等与没说。但抱着对母亲的心脏能恢复跳动的一丝希望，我只好在那文件上补签了自己的大名。 例子2
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在去年母亲节时，我77岁的母亲因心脏病入院，当时的诊断怀
疑心肌梗塞。急诊医生要她在24小时内作心导管介入，并给她应用了三种不同的抗
凝剂，第二天凌晨3点，由于抗凝剂的副作用，母亲出现了消化系统粘膜出血的情况
和神经系统症状，幸好，我当时在ICU。因为，我是学医的，知道医生给母亲应用的
一种抗凝剂对亚裔人，尤其是老人，有出血的副作用，会出现脑出血，瘫痪。 所以
立刻让护士停了其中的两种在亚裔人经常引起出血副作用的药物，好在发现得早，
停药及时，加上药物的半衰期较短，母亲才死里逃生。而母亲的医生到8点钟才到。
而且还要坚持做心导管，并要求继续应用抗凝治疗，被我断然拒绝。他们把我拒绝
的决定记录在案，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后来，在从 ICU 到普通病房的5天里，
医生们轮番说服我接受他们的侵入性治疗的方案，被我一次次拒绝，他们很不高兴。
然而，母亲在我的精心陪护下，只应用了一些支持的，非侵入性保守治疗，5天后出
院。出院时，医生还是要求她作心导管。我考虑到母亲对抗凝药物出现的副作用，
高龄， 高血脂， 高血压，又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出院后，我为母亲找到了一位优
秀的华裔心脏科医生，在他那里定期诊治，加上饮食， 运动， 药物治疗， 现在，
母亲的心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我的经验是，美国的医疗条件虽好，但医生的素质
水平不同，许多介入治疗方法对高龄老人并不是最佳选择，药物在不同种族人群的
敏感性不同，以及美国医生的医疗被商业利益驱动，经常会不适当地选择一些昂贵
的诊疗方法。切记，一定要选择好的医生。你所经历的这些，我很同情也深感同受，
感到心痛。 Aquaspirit 发表于 2012-4-22 16:05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例子一里面，医生不是医生了，是谎话精了。
难道医生都会这样向病人谎报病情吗？
你看国内只要是妇检过的，都说是宫颈糜烂，要激光，要手术啥的。
估计哪里都一样。
那个人的妈妈血管堵了，是一条还是两条，估计也没人能说得准。这个医生看是一条，换个医生看是两条。但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保守治疗还是好些。也许最后都是死，给人家开一刀，伤不起呀，死得惨了些。 Aquaspirit 发表于 2012-4-22 18:02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我觉得德国医生就很保守啊，不会随便给病人大治疗的 有些检查还得病人自己多要求几次才给做呢。 ...
那是因为大多数Kassenpatienten反正也没有多大油水。
我们这里有个FA，她的一个病人，产后没多久剧烈腹痛，带着孩子去看她，她草草把人家打发了，结果那女人还算不傻，心里有谱，赶紧自己去了医院，被收入急诊手术。肚子里的一个囊肿破裂了。
还好捡回一条命 Aquaspirit 发表于 2012-4-22 18:27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是啊，德国医生有个问题就是比较敷衍人，什么都说好，都说没问题。病人在德国得主动点，要对自己的病情多 ...
德国医生有的时候也是很强硬的。 特别是医院的医生。 我是很有体会的。 我当时说回家一个小时去取一下东西。 他们都不准的。 9点来通知下午一点开始手术。就是一点开始。 在那之前一点预兆都没有。 前一天检查的时候，都说孩子很好。 给我的手术理由是， 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 会追究他们责任的。 为什么可以让母子平安。却要冒这个风险。 Liv 发表于 2012-4-22 17:1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你看国内只要是妇检过的，都说是宫颈糜烂，要激光，要手术啥的。
估计哪里都一样。
那个人的妈妈血管堵 ...
歧视本来已婚妇女几乎都有宫颈糜烂，轻度是正常的，只有中重度的才需要保守或手术治疗。国内不是每个医院都要病人手术，只有一些私人或者资质小的医院才爱劝病人激光手术来增加收入。 Aquaspirit 发表于 2012-4-22 18:27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是啊，德国医生有个问题就是比较敷衍人，什么都说好，都说没问题。病人在德国得主动点，要对自己的病情多 ...
看病都看出经验来了{:5_383:} 看了心痛。看结尾没结束，古狗下原文，标题是《祭奠母亲 母亲为医学院实习医生“光荣捐躯 ”(上 ) 》。
美国医生按理讲应该出类拔萃，大学毕业才有资格进医学院，理论上讲应该比中国医生强多了。但实际上。。。 本帖最后由 akay 于 2012-4-23 14:58 编辑
例1中老太太过世了，家属一定是悲痛的。但从字面描述看，有些也不怎么客观
自我懂事起，母亲的心脏就仿佛成了磨练我毅力和心智的炼炉。常累倒在生产队的田野里。。。
公社的老中医王爷爷总是慈祥地对我说：“小妞，别担心，你妈的心脏没问题
老太太的心脏年轻时就有问题，或至少心脏的供血有问题，公社中医没有实验室检查，是不能确诊的。
看着护士整试管整试管地把血抽走，然后晕乎乎地由我把她带回家。
实验室检查是要抽点血，能有几毫升，就这样老太太就晕乎乎了，说明老太太一直以来身体状况就欠佳。
别担心，这是个通血管的小手术，不需切开胸膛。”而事后老太太没能复原，应该是有意外了，医生没留下X光片是不对的，手术的水平也值得怀疑。
对病人的生命负责，是医生的天职，有些医生没做到，成了庸医，有些做到了，就是良医。 更新
母亲为医学院实习医生“ 光荣捐躯”（下）
为了那飘渺的希望，我不停地向小个子白人女护士Mary询问仪器上那些不停变换的图象和数字的意思。不久，就知道了哪些数字是表示心跳的频率，哪些数字是显示血压的高低，哪些是表示体温，哪些是肺活量指数，甚至连一小时出的尿量有否达到35毫升也没放过。眼睛一刻不停地注视着这些数字的变化，自己的心脏也跟着母亲的心跳忽快忽慢地跳动着。
正当母亲被疼痛扭曲的脸在镇静剂的作用下慢慢地舒展开时，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大个子俄国人推着一台笨重的超声波仪器进了病房，在母亲插着通往心脏金属条的大腿上使劲的用棒子挤压着，试图找出那主动脉管的血有否流到腿的下半部，使母亲那平展的脸又扭曲得变了形。看他在无休止地折腾，我终于忍无可忍地问道：“你能否快一点？能否下手轻一点？”折腾了一个小时后，他才撤走了那台该死的仪器。
然而，过了一小时，他又来了，说是，上一次没拿到足够的数据，而这一次，还带来了另一位穿白大褂的，他们倆，你一下，我一下，采标本似地摧残着母亲那可怜的大腿。
他们那又粗有硬的手挤压在母亲的腿上，痛在我的心上。每当我问：“还没好吗？”
“很快了。”他倆头也不抬地一边搪塞着我，一边继续用力在母亲的腿上挤压，寻找着已没有任何血液流通的脉搏。母亲又受了一个小时的折磨后，他们才罢休，大概是采到了需要的数据，终于可以离去，连母亲身上的被单也没给盖上。母亲在他们的眼里仿佛是一具试验的活标本。对此，我的心宛如刀割，站在一旁，眼泪止不住地滚滚而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抚摸着她那肿涨的手，小声地呼唤着:“妈，妈…… ”
儿子上班后通知了他的表弟表姐妹们。孩子们闻讯赶到加护病房，看见他们心爱的老人家仿佛绑在酷刑架上，苟延残喘，都不禁失声痛哭。
为了让母亲醒来时能看见自己，我便决意在加护病房里过夜，陪伴在母亲的身旁。
医生们听说我要在加护病房里过夜。这还了得？我简直是无视医院的规矩。于是，一位叫 Jonnathan的年轻白人便来做我的思想工作。 Jonnathan虽穿着护士们的绿色工作服，但印度裔医生和Steward 医生似乎还要看他的脸色。
这白人演戏的手法要比那两位医生高明得多。他不仅能言善辩，说话时，一双淡蓝色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一刻不停地捕捉我的表情变换，似乎要看透我的心思，然后，说出相应的话语，来化解我的抵触情绪，达到他劝说的目的。
“邦德太太,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天底下有哪个孩子不爱母亲呢? ”说到这，他那英俊的脸庞显得无比的悲痛，大眼里竟然泛出丝丝的泪花。“但你母亲能有你这样女儿的爱也是非常幸运的。她的一生一定很美好。因此，你不必替她太难过，她要是有知觉，一定不希望把你累倒。为了她，你应该回去好好地休息。”
“妈，Jonnathan 医生说的不错，你没必要在这守夜，这里有医生护士看着，你应该回去休息。”儿子马上附和起来，侄儿侄女们也紧跟其后。
“我就是太相信这些医生了，我母亲现在才会遭受如此的噩运，并且生命危在旦夕。”我冲着儿子说道。这一变相的指责使儿子马上闭了嘴。
为了明天母亲能醒过来，我把孩子们带到母亲身边，大家手牵手，替母亲作了十分钟的祁祷。
加护病房意识到我不是可以随意打发的人，更何况，我现在对他们的治疗方式有疑问，这意味着有潜在的官司风险。为不激怒我，他们只好允许我破例，在病房里陪母亲过夜。
值夜班的护士是一位叫Ayako 的日本女人。她长着一付娃娃脸，热情善良。她因我对母亲的爱而深深感动，便直言不讳对我警示: 母亲的生还希望非常渺小。她把这种手术带来的所有后果和治好的概率之微全兜给了我，叫我做好料理后事的思想准备。但为了保护医院的利益，她不得不加上一句：“你母亲的心脏病非常厉害。”
我不由得绝望至及, 对自己的这次粗心大意所酿成的恶果痛心疾首，面对着奄奄一息的母亲不停地自责，不停地忏悔，不停地祁求上帝，让奇迹在母亲的身上出现。
这位善良的护士为减少我的痛苦，便向我主动指出，母亲的心跳频率趋于稳定，达到80至90之间，血压在药物的支撑下由低到高，母亲的内出血也止住了，情况有所好转，令我那悲痛欲绝的心情稍稍得以缓解，心中还莫名地乐观起来，宛如掉进茫茫大海里的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哪怕只能苟延残喘片刻，也将那稻草紧抓不放。
当母亲咳嗽被痰堵得心跳频率上升到一百四十多下时，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Ayako一边安慰着我, 一边急速地用吸管把她的痰吸了出来，继而，又给母亲注进止痛药。
但令我不解的是，她在医生的指令下，每隔六个小时就从母亲身上抽走满满的六，七试管的血。母亲自身的血被他们的手术和那根金属条给逼出了体内，而输进去的两小袋血每六小时又被抽去作化验，就是好好的人也经不住这般折腾，更何况是没血的母亲。她的心脏是要靠血来跳动的，要是没了这如燃料的血，母亲怎能生还。对此，我忍不住提了出来，她说这是Fellow医生的指令，他们要拿这些血去化验，根据化验的结果来治疗母亲。她为了不让我太担心又会提出什么异议，便安慰我说：“你母亲的血液指数正常。”
只有天才知道他们的血液指数何为正常。然而，我心中非常明白，这些所谓的 “天使”们是在拿母亲作试验。我母亲是凶多吉少，难怪Jonnathan 医生下班时警告我说，母亲活不过今晚。
但母亲还是奇迹般的熬过了那一夜。早上六点多钟时，镇静剂药效过后，母亲竟然醒了，她睁开眼睛，看了看我，我悲喜交集地叫唤着她，把她的情况告诉她。她急得就去拔那些管子。我赶紧安慰她说：医生们正在用最好的药物在治疗她，希望她耐心，坚强，配合医生治疗，她很快就会好起来。
母亲听了这些话后，安静了下来。但她的脸被痛楚扭曲得犹如毕加索的人物画，完全变了形。Ayako立即给她下了镇静剂，又使她昏睡过去。
看到母亲的好转，我宛如打了强心针，精神为之一振，在外边等护士交接班时，向每个来上班的医生们说早上好，真希望他们也能分享一下自己对母亲有生还的希望那种莫名的喜悦。
但新来接班的白人女护士板着付臭脸，不许我坐在病房陪着母亲。我不由得想和她吵架。
好心的Ayako偷偷地跑到加护病房的负责经理那替我说情，那臭脸护士只好出来请我进去。
看看母亲在静静地睡觉，仪器上的指数都平稳正常，我那紧张的心情也得以放松。一放松，大脑皮层就把疲惫的信息传遍全身，眼皮沉重地难以睁开。同时也想，大白天，医生们都上班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于是，我把大儿子叫来替我。我回家洗了个澡，睡了两小时，又急冲冲地赶回医院。
回到病房，一看仪器，所有的指数都变了。心脏跳动的频率由80—90 上升到110—130，血压却低到了临界点，体温上升了一度半，由37度升到38度半，母亲发起了低烧。昨晚，Ayako怕母亲发烧给她的室内温度控制在华氏70度，而此刻室内温度是八十五度，那臭脸护士还硬给母亲盖上厚毯子。
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立即把温度调到70度，把那厚毯子拿走。随即，去找负责经理，要求调换另一位护士。母亲本来有所好转，自己刚离开几个小时由傻儿子替换一下，她病情便急转直下。这不是要催母亲早走吗？我不禁悲从心来，为自己无力保护母亲，眼睁睁地看着她受折磨，除了痛哭之外，无能为力。真希望此刻躺在病床上的是自己而不是年迈的母亲。
正在这时，母亲教堂的牧师听说母亲病危的消息后赶来看望。因那臭脸护士停止给母亲使用镇静剂，母亲便醒了过来。她微睁着眼，听了牧师的祷告，用点头和摇头的方式回答了牧师和我提的问题。
作完祷告，正好加护病房的代理负责人来找我，我便当作牧师的面，把自己发现的一切都倒了出来，并把Ayako 护士和这位臭脸白人护士进行比较，认为这位护士不是玩忽职守就是有心置我母亲于死地。因为我说的有根有据，那负责人道歉了一番后，答应会把我的投诉转告给护士，希望她注意，但无法调换护士。
这护士在上司和她谈话后，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对我非常客气，也对母亲多费了些心思。母亲的一切指数又渐渐地朝好的方向发展。
我的心才刚刚平静了一点，那印度人又来病房要说服我把母亲的心脏助搏器从大腿上抽出来，由她自己的心脏跳动。
我一听，不禁跳了起来。母亲的心跳频率才刚刚趋稳，马上就来拿走助搏器，没有这助搏器，她必死无疑。
他一看我反对，也没坚持，只是说，如不尽快拿走，母亲的那条腿可能要截肢。
我摸了摸母亲的左脚，冰得吓人，找了半天也摸不到脉搏的跳动。
接下来，穿白大褂的就如赶集一样，出入母亲的病房，每个人都在那条如僵尸般的大腿和脚上压来挤去，然后又说些只有他们才关心的话语，没有一个脸上显示出急切，或焦虑的神情。当我问他们时，他们只是模棱两可地回答说，要回去研究讨论后再说。而我那担心的内容又多了一项---母亲的左腿。
于是，我向Steward 医生要求用热水袋或暖气袋来敷母亲的下腿和脚，使腿上的血液能在热的协助下流通。我不停地撮着母亲那冰冷的脚，或双手捂着它，希望给它取暖。可我哪知道，那根金属条早已切断了母亲心脏动脉管和股动脉管的血液流通。从动手术的那一刻起，这条腿就被废了。更何况母亲输进体内的血液在每隔六小时就被抽走六,七试管，哪还有血能流到脚上呢? 难怪那臭脸护士看我在作徒劳的努力时，脸上抹过一丝讥讽的冷笑。
第二天，Steward 医生又来和我磨了一个上午，要在母亲的脖颈脉管里插进一根IV胶管，来替代右大腿上那几根管，按她的解释，这样药物能更快地进入心脏。
为尽量减少母亲的痛苦，也怕这些实习医生再来个不小心，把她的另一根动脉管糟蹋了，我死活不肯签字。
但Steward 医生耐心十足，她倒还学了点心理学，建议我申请大陆的兄弟来探望母亲，这样我的责任感也不会这么重。她会替我出示一份母亲病危的证明。过后，她又苦口婆心地说服我让她进行那项手术。
得知我的担心后，她详细地解释了手术的过程和风险以及必要性。我只好在那文件上签字同意。母亲又受了一次折磨。
母亲住院后的第四天，医生们轮番地来作思想工作。他们说，若不把心脏助搏器拿走，母亲的大腿将失去医治的机会。与此同时，母亲没有助搏器后，心脏有可能停止跳动。其实，他们从做手术那时起就知道这一结果，只是为了利用母亲这一活标本的价值，才让她多活了几日。如今，母亲的利用价值已告馨，他们便倾巢出动，来说服我放弃对母亲的医治。另一位穿白大褂的印度人竟公开叫嚣：若不当天取出母亲大腿上的心脏助搏器，他们的行医执照会被掉消。
他竟如此赤裸裸地表现出他的“医德”，真令我瞠目结舌。
无奈之下，我只好做最坏的打算。于是，在医生们取出助搏器之前，我把所有的亲人都召集到医院，准备向母亲做最后的道别。
医生们取出助搏器后，我们一家人围在病床边，哭唤着母亲，老公一边握着母亲的右手，一边哭着说:“Mom，I told you not to play with the doctors，look，now they got you。”（妈，我告诉过你，别和医生玩。瞧，如今，他们把你给逮着了。）
听到这，我伤心欲绝，嚎啕大哭。哭完后，我们一家人手牵手安静地为母亲祁祷。
过了一会儿，大儿子突然说：“外婆的心脏能自己跳了。”
我们的眼光不约而同“唰”地朝那心跳监测仪望去。大家破涕而笑地看到母亲自己的心脏在跳动，频率虽不是很稳，但至少不是太快或无规律。一家人对这一奇迹不禁低下头，感谢上帝。
侄儿从他的I-phone 里找出了奶奶平时爱听的一首赞美诗歌，放在她的耳边。房里顿时充满了宁静祥和的气氛，死亡的气息一扫而光。
护士原以为母亲要撒手人寰，便停止给母亲注射镇静剂。母亲不久醒了过来。她看到我们全围在她的病床边，嘴巴无法说话，但眼睛里的泪水滚滚而下，心跳频率又大起大落。
“妈，你没事了，你的心脏不需助搏器了。我把医生给的证明寄给哥哥去了，哥哥很快就可以来看你。 ”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好消息告诉母亲。母亲本打算八月份回去看大哥，机票都买好了。
母亲的脸上说不出是悲伤还是喜悦，她只是用那一双浑浊的双眼望着我们，也许在尽力辨认我们的脸，那样子恍如隔世。但她的苏醒和心脏功能恢复对我们来说无异于兴奋剂。
第五天，就在我和来探望的孩子们欢喜的当儿，几位穿白大褂的新面孔走了进来，介绍说，他们是来看看母亲那条坏死的腿的。我们刚振作起来的心情又被眼前这一残酷的现实抛向了痛苦的深渊。
母亲的左脚已干枯得似腊肉，下半截腿已呈暗黑色，膝盖以上也开始变黑了。
一位穿白大褂的年轻男士发话说：“这条腿是保不住了，必须动手术截肢，但鉴于她眼前的状况，十之八九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她的心脏不行。”他的结论很快就得到了其他几位同行的附和。
“这么说，你们束手无策了?”我急切的问道。心想，按他们的话来说，母亲是无药可救了。如不动手术，那腿的感染很快就会传遍全身。截腿不截腿都是死。
他摊开双手，耸耸肩，嘴唇咪了一下，表示无奈。一分钟后，他们鱼贯而出。留下我和侄儿侄女们面面相觑。商量之后，决定让母亲保持着完整的身子走，也免再受一次折磨。
医生们颇为赞赏我们的决定，因为，这个失去试验价值的“活标本”很快就可以从这加护病房里消失。他们不仅在医学研究课题上取得一定的成果，为政府和纳税人也除去了一个包袱，功德圆满！
于此同时，隔壁病房的一位黑人女子的母亲也因心脏手术，造成脑缺氧，成了植物人。医生们要她同意把她母亲挪到普通病房去，她却坚持着要请另一家医院的心脏科医生来珍断，得出第二个结论。在此之前，不许他们挪动她母亲。她得知我母亲的情况，也建议我这么做。可母亲已回天乏术了。与其叫她这么苟延残喘，受尽磨难，还不如让她早日解脱，一了白了，也替纳税人省点钱。仅管那黑人女子建议我去搜集资料，把这医院告上法庭，但我想身为基督徒的母亲是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她那颗宽宏的心一定会原凉这些年轻的医生。
当天下午，医生们又要我同意给母亲撤去呼吸机，借口是那喉管在里边太久会引起肺炎，拿掉喉管，母亲可以吃点东西。他们试了两次从她嘴里插管子进胃部，但两次尝试都失败了。母亲需要营养去助心脏恢复，如心脏恢复得快，也许还可以做截肢手术。
此时，我对他们的“也许”已失去兴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延长母亲的生命而尽量避免她遭受痛苦和摧残。因此，我坚决不同意。
第六天早上，从医院里回家洗漱完返回医院时，发现母亲已醒来了，支架上那些消炎药，葡萄糖盐水和其他的药物全消失了，只剩下呼吸机的喉管还套在母亲的嘴上。没了这些药物的支撑，母亲的脸又痛苦地扭曲着，脸上开始转为黄色，死亡之神已悄然而至。
病床右边，许医生带来个国语极其蹩脚的男翻译，趁母亲醒着，正在说服母亲拔去喉管上的呼吸机。那画面让我想起纳粹把犹太人关进毒气室前，骗他们进去好好地冲个热水澡一样，残忍至极。
母亲正巴不得去掉那令她难受万分的管子。医生们不到二十分钟就把那管子拔去了。母亲马上就吃力的喘息着，双手无力地移动。我忍不住对医生要求让我母亲平静无痛楚地走，求他们给母亲继续挂葡萄糖和镇静剂，若需要付钱，我会出。
护士把这两种液体的针管有重新插进了母亲的手臂。
这时，医生们和Ayako称之为Fellow的，在幕后指挥着这一大帮穿白大褂的年轻人的主治医师加教授出现在母亲的病房。他是Bendrid 医生，一个年龄在五十近六十之间，个子高大，头顶光秃的白人。他随意看了看母亲，问我有什么需要。
“难道我母亲的腿真的没法治了?”我怀着一丝希望问道。
“这个，我们正在研究，有结果会马上会通知你，”他一边四处张望，一边搪塞着我。
我意识到，这幕后总指挥是亲自来看看被他和他的团队试验完的又一个对象是啥摸样。
下午，趁我出去办事，只有侄女守在病房的当儿，护士把母亲从ICU里搬到五楼的普通病房去等死。按护士的话说，他们给了母亲全医院最好的病房。
我赶到时，发现母亲张着嘴在拼命地喘息。夕阳火红的余辉从偌大的窗户射在母亲的身上，母亲的脸色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苍白。
病房布置得还算不错，有梳妆柜，沙发床，和沙发椅。从这窗户，可以眺望城市美丽的景色。大概是让病人离开人世时不显得那么寒碜吧？或许这里离天堂更近些。
跟着我进来的是一位全身穿黑色工作服的护理人员。他拿着计时器，读着母亲每分钟喘息的次数。按他的判断，母亲过不了今夜。
于是，我通知了家人。大家吃完晚饭就赶了过来。家人坐在一起，围着母亲，诉说着她的好处，不停地替她祷告，祝她安心，一路走好，灵魂能越出这面玻璃窗，登上她祁望的天国。
在大家的含泪告别中，母亲于第七日凌晨的零点三十分停止了呼吸，面色由白转黄，但神情平静安祥。她终于彻底地摆脱了这人世间的苦难。
就在我痛不欲生的时刻，一位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子拿着解剖验尸的文件来叫我选择签名。她有意指给我那不要求解剖验尸的栏目。反正，母亲已走了，为何还要骚扰她? 我一声不吭地在她要的地方签了下去。她如释重负地接过文件，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急着走了出去。
我们在医院的要求下，陪母亲最后呆了两个小时，随即，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去。母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我的心突然感到空荡荡的，这种空缺将随着母亲的离去永远凝结在我的心头。 觉得德国医生医德比国内好多了 刚来德国时也总看医生还觉得给药吃不好 其实都是因为国内医生无良动不动给抗生素吃出抗药性来了 而且让身体自身免疫系统越来越差
后来在德国慢慢调养 这里环境干净 吃喝都比国内有保障 不会这个有毒那个污染的 身体好了很多 很少看病了
Liv 发表于 2012-4-25 10:21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更新
昨天就看了更新，觉得这个“下”明显带着有色眼镜的意思了，看医生什么都是从坏的角度想。 Benetanash_Eta 发表于 2012-4-25 10:4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觉得德国医生医德比国内好多了 刚来德国时也总看医生还觉得给药吃不好 其实都是因为国内医生无良动不动给抗 ...
中国好的医院比如三甲的话，医生也不会没事就开抗生素吧，除非病人要求。dolc就看到过好几位，普通感冒而痛骂德国医生不负责，因为不给开抗生素。 hh2 发表于 2012-4-25 15:33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中国好的医院比如三甲的话，医生也不会没事就开抗生素吧，除非病人要求。dolc就看到过好几位，普通感冒而 ...
那是因为国内都会立刻给开抗生素。
我带儿子回国，他有点咳嗽，四个多月的宝宝，三甲医院，照样开抗生素。
我们没拿药，最后还不是扛过来了。 真难过，感觉真的不能病啊，肉在砧板上的感觉。tnnd ,那些所谓的医生就是帮畜生啊。 太先入为主了，而且写得很多细节明显表明作者没有医学常识阿。
比如这一段吧
"这时，医生们和Ayako称之为Fellow的，在幕后指挥着这一大帮穿白大褂的年轻人的主治医师加教授出现在母亲的病房。他是Bendrid 医生，一个年龄在五十近六十之间，个子高大，头顶光秃的白人。他随意看了看母亲，问我有什么需要。"
我还真的无法想像美国人能把教授称为Fellow， Fellow指的是进修医生，就相当于德国已经工作过几年的Assistenzarzt。 能想象德国人把Chefarzt或者Professor称为Assistent吗？ 即使从她一面之辞来看，她也拒绝了很多医生提供的治疗措施，出了问题了就全是医生的错了。
她怎么不想想，她妈这么多年严重的心脏病都没得到有效治疗，每次吃点中药吊个葡萄糖再撑一段，能指望靠这个活到100岁么，总有一天会撑不下去的吧，为什么不在还有救的时候采取措施治疗，而是已经快不行了再进行介入。
原文太主观了！作为家属悲痛可以理解，但是他们一向以来的配合并不好，正如ls所说，难道这样的随便治治还指望这种年轻时就已有了病根的人活到100么 Liv 发表于 2012-4-25 15:40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那是因为国内都会立刻给开抗生素。
我带儿子回国，他有点咳嗽，四个多月的宝宝，三甲医院，照样开抗生素 ...
对啊 国内医生才不管你是否几个月大小孩呢 他们开药有回扣拿就可以了 为了钱 国内现在的人什么做不出来
痛骂德国医生小感冒不开抗生素的真是无知到可怜 thermo85 发表于 2012-4-26 10:41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在姐妹cafe那边一样讨论的帖子都把德国医生骂的体无完肤了，就是说在德国根本无法活下去了。然后还说什么 ...
骂德国医生的人基本都是没在中国得过大病的。中国的医院就像是个菜市场，闹哄哄脏乎乎不说，里面还有骗子、小偷不留神钱包被偷或被骗的都有可能。1岁的小孩咳嗽马上打吊针用抗生素，把人当成小白鼠做实验，医生开药就是为了赚钱，什么贵给什么才不管对身体产生什么影响。 本帖最后由 akay 于 2012-4-26 14:32 编辑
pmcshane 发表于 2012-4-25 18:17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即使从她一面之辞来看，她也拒绝了很多医生提供的治疗措施，出了问题了就全是医生的错了。
她怎么不想想 ...
同意，整个过程描述有不客观的地方。病人下肢坏死，家属要付主要责任，是家属拒绝及时拔除下肢置入的助搏器，而事实是，拔除了助搏器，病人的心脏复跳顺利。还是要理性的看这个例子。 thermo85 发表于 2012-4-26 11:41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在姐妹cafe那边一样讨论的帖子都把德国医生骂的体无完肤了，就是说在德国根本无法活下去了。然后还说什么 ...
同意你的说法，技术不错医德太差，回国看病不找关系没人把你当人看 thermo85 发表于 2012-4-26 12:53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太形象了，等那些人得了大病在中国好好体会体会他们就知道了
去年我父亲因脑出血抢救5天无效去世，算下来每天光医药费就1万多元，还不算自费请护工和送红包的钱。抢救期间必须有家属在身边，随时要自己观察，药用完了叫护士，情况不对就要去叫医生。跟在德国生病住院完全不同，护士不会主动去照顾病人根本指望不上，身边没人照顾就是在医院也只能等死。
因为家里人要前期在医院里已经折腾够呛了，等我回国后为了办理死亡证明等手续和感谢医生也去了好几次医院。每次都要路过1楼的儿科，看着齐刷刷的一帮小孩在过道的椅子上由家长抱着输液，问了几个家长得的也不过就是咳嗽之类的小病。病房里别说白天，就是晚上8点多钟，探视的人都是人满为患，那样的环境病人根本没办法好好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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