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我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 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 我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为什么非要到某一块土地才叫中国？那土地上反而没有中国。
----余英时
转贴 余英时：我没有乡愁
台湾有两个姓余的文人，一个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另一位就是以一首《乡愁》闻名华人世界的余光中。同样都是研究中华文化的大师级学者，但他们的选择却南辕北辙。余英时师从钱穆，后负笈美国，于哈佛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先后在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1974年成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大陆早前继“钱穆热”之后，2004年掀起了余英时热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相继出版了多种余英时著作；《余英时作品系列》、《余英时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则挑中余英时英文著作翻成中译本。
余英时获得“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消息是2006年华人世界（除中国大陆外）最轰动文化知识界的盛事，那一年和余英时一起获奖的还有研究美国黑人史长达七十年的富兰克林。因为长期反共等政治原因，新华社没有对余英时得此殊荣做过报道。相反，《纽约时报》却发表长篇文章赞扬他对于中国古今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关注，并冠以“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美誉。
面对这位在世界上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的文学大师，北京官方也试图转达希望他回国走走的愿望，还组织了一个19人的安徽代表团赴美沟通，结果在余英时一句“我没有乡愁”的回答后打道回府。那么除了坚定的反共立场，还有什么原因让余先生对大陆没有“回家”的念头？大家不妨从他接受“克鲁格人文奖”时的获奖演说中找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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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受奖演说
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
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余英时
能够成为2006年“克鲁格奖”的共同得主，敝人深觉荣幸，也十分感激。然而在深思之后我才明白，今天我得奖的主要理由，是要透过我彰显中国文化传统和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思想史；前者系我终身学术追求的一个学科，后者系我选择专精的领域。
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1940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幸好我得以在香港完成大学教育，并前往我现已归化的国家——美国继续攻读研究所。
中国“道”概念反映现实世界
这些年来随着知识领域逐渐开阔，我才认清要清楚认识中国文化，必须知道它独特的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清楚的轮廓是在孔子时代（公元前551年至479年），这在古代世界是一个关键年代———西方称之为“轴心时代“。根据学者的观察，好几个高度发展的文化，包括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和希腊，在这段期间都发生了一种精神觉醒或“突破”，其产生形式不是哲学论辩，就是后神话宗教想象，或者如同在中国的情形，是一种道德、哲学和宗教混合而成的共识。这种觉醒导致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产生区隔。对超现实世界的新视野提供有思想的个人，不管他们是哲学家、先知或圣贤，必要的超越观点，从而检视并质疑现实世界。这就是一般所知的“轴心时代的原创超越”，但其精确形式、经验内容和历史进程则每种文化各不相同。这种超越的原创性在于它对其所涉及的文化具有持久的塑造影响力。
在孔夫子时代，中国的原创超越系以“道”这个最重要的概念出现，道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的超现实世界的象征。但这个中国超现实世界的“道”在初萌生时就与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点与轴心时代的其他古文化迥然不同。例如柏拉图认为有个看不到的永恒世界，现实世界只是这个永恒世界的拷贝，但早期中国哲学绝未提到这种概念。基督教文化把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一分为二，但中国宗教传统也没有这种清楚的划分。早期佛教文化极端否定现实世界，将其视为虚无，中国的诸子百家找不到任何类似的观点。
认识中国文化须靠比较观点
相对之下，“道”的世界在中国的认知中一直与人的世界不远。但“道”的观念也是由轴心时代中国所有大思想家，包括老子、墨子和庄子所共享。他们一致认为，“道”隐而不现，但在人的世界中无所不在的运行，就连凡夫俗子多多少少也知道“道”，并于日常生活中实践“道”。轴心时代创生的概念影响力日渐深远，特别是孔子思想和 “道”的观念，几世纪来对中国人的影响无远弗届，从这点看来，要说“道”与历史组成中国文明的内在与外在也不为过。
在把中国文化传统视为本土起源且独立发展的产物的前提下，过去数十年我尝试沿着两大轴线研究中国历史。第一个轴线是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在其自身的环境之下，但有时也要靠“比较观点”。我所谓的“比较观点”系指印度早期帝国时代的佛学，以及16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化。20世纪之初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不能摆脱中国对抗西方的诸多问题；如果缺乏比较观点，只在中国的环境下诠释中国历史，很可能堕入中国中心主义的古老窠臼。
中国改朝换代与历史延续性
我对中国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涵盖古代乃至20世纪，而我的第二个轴线始终把重点放在改朝换代之际。和其他文明比较起来，中国的特点在于其漫长的历史延续性，延续性与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携手并进。因此我为自己设定两个研究目标，其一是辨识中国历史上知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其二是尽可能辨识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是否有其独一无二的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变迁往往超越了朝代的兴亡；“朝代循环”在中国自古有之，在西方也曾短暂流行，但这个名词具有高度的误导性。20世纪初年，中国历史学家开始以西方的历史模式重新建构及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从此一般都认为，中国一定也曾经历过和欧洲类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学者采用早期欧洲的断代方式，把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这种粗糙套用的模式，不管它有什么优点，都不可能充分阐述具有地域性传统的中国文化。敝人深信，只有着重于中国文化变迁的独特进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是如何被其内在的动力鞭策，从一个阶段进展到另一个阶段。
1940年代开始思索中西的对抗
接下来容我转到另一个问题：作为两个不同的价值系统，中国与西方如何在历史的脉络下对抗？正如前述，我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1940年代晚期，当时中国对抗西方这个大问题笼罩了整个中国知识界，从此时时萦绕在我心头。因为在美国生活了半个世纪，且不时出入于中、西两个文化之间，这个问题对我已经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经过初期的心理调适，我早已对美国生活方式乐在其中，但同时仍保留我的中国文化认同。然而关于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核心价值兼容，最好途径还是要从中国历史中去寻找。
中国与近代西方初遇是在16世纪末期，当时耶稣会教士来到东亚传教，其中对文化敏感的利玛窦很快就发现，中国的宗教气氛是非常容忍的，儒、释、道基本上被视为一体的，就是在这种宗教容忍的精神下，利玛窦才得以使当时许多儒家菁英分子皈依基督教。儒家认为人心同一及人人皆可得“道“，这样的信念促使某些中国基督教徒宣扬一种基督教与儒家的合成体，等于让中国的道把基督教也包容进去。
19世纪晚期，一些心胸同样开明的儒家热心接受在西方当道的价值和理念，诸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个人自主，以及最重要的人权。当他们之中有人前往欧洲与美国，并停留足够时间去做第一手观察时，一致深感佩服，而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就是西方宪政民主的理想与制度。
儒家思想尊重人类尊严
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出现两个对立的儒学派，一是现代儒学（或称新儒学、当代新儒学），一是传统儒学，两个学派都鼓吹民主，并对早期儒家经典中民主思想的起源和演化展开有系统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显然已经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个价值系统的兼容性视为理所当然。
最后我对“人权”要说几句话。“人权”和“民主”一样，都是西方特有的名词，原本不存在于传统的中国儒家论述。然而如果我们同意，“人权”这个观念正如 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下的定义，是对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的双重承认，那我们也大可宣称，虽无西方的术语，儒家思想已有“人权”的概念。在《论语》、《孟子》和其他儒家经典中，都载明了承认普遍人道和尊重人类尊严。更了不起的是，早在第一世纪，帝王谕旨中就已引述儒家对人类尊严的观念作为禁止买卖或杀戮奴隶的理由。在这两份年代分别为公元9年和35年的帝王谕旨中，都引述了孔子所说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儒家从未接受奴隶是合法制度，也就是拜儒家的人道主义之赐，晚清的儒学者才会欣然领会西方有关人权的理论和做法。
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殖民地。{:5_319:} 这两句话是山寨叛国投敌的德国文学巨匠、德奸托马斯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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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官庄镇金城村人，生于中国天津市，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国内形势危急，父亲担忧他年幼，就把七岁的他送回老家安徽省潜山县官庄镇金城村，其在家度过了美好的八年时光燕京大学历史系肄业。1950年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师从国学大师钱穆。1951年在报纸发表文章。1952年，成为第一届毕业生。1955年，被推荐入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1959年在哈佛认识了张灏。
历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于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于美任教期间，余英时培养出许多史学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进兴、陈弱水、康乐、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北京大学的罗志田等人。
余英时曾经比喻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会持续观察政治、评论政治，但不会参政。自1980年代起，他经常在台湾发表许多政论文章，颇获政府当局的重视。尽管其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当局思想相抵触，但他的著作近年在大陆地区大量出版。
六四事件发生后，当时出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的他也在美国学术界发起声援活动，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大力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对于六四事件后被迫流亡海外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学运领袖，包括刘宾雁、苏晓康、孔捷生、陈奎德、阮铭、远志明、张郎郎、张伯笠和白梦等人来说，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是他们人生旅途中最难忘的驿站和庇护所，而余英时夫妇催生功不可没。在六四杀戮中，余英时自己表妹的儿子就在长安街附近的二十八中学旁边被杀害，年仅19岁。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许救护车抢救，就地埋在一个坑里，三天以后男孩的父母才知道噩耗，两年以后余英时才得知外甥横死已经两年。余英时另一个亲戚是儿童医院的负责人，是共产党员，证实说仅仅他供职的小医院，就送来了几十具尸首，都是开花弹致死。
2006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宣布余英时与美国非洲裔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共同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而为表扬余氏一直为史学作出之贡献，余氏母校新亚书院联同中文大学另一成员书院崇基学院一起成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以推动中外历史文化，介绍学术新知。第一届讲座已于2007年举行，讲者为许倬云教授。
我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读了这句话，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本帖最后由 rzty 于 2012-5-14 02:01 编辑
长安街附近二十八中旁边有个可以埋得下死人的坑，我那里上过四年学，你别吓我！ 还就地掩埋，长安街上有土。。。 本帖最后由 忍民英雄纪念碑 于 2012-5-14 11:55 编辑
不是很容易看懂。有一点好像是看明白了，“人权”,“民主”虽然是西方特有的名词，但其实也是中华从孔子时代就具有的价值。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
台湾是否正在让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为什么既然中西方有基本共识，千年来发展却是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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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琪：回过头看香港回归以来的学术思想界的状况，您以为如何？
余英时：很多人又从美国回到香港教书去了，因为那儿待遇很好，他还能随时回来。学术界都不敢大胆说话，慢慢地反对的声音可能就没有了，批评的声音会越来越少。当然，有的人也受到警告。
坦白地说，中国人是一种奴隶道德，不要共产党有什么暗示，就会自己表功。香港新闻界现在一塌糊涂。所以我说，共产党统治的大陆我不能去，现在连香港我也不能去了。共产党所统治的任何地方，我绝对不去。
安琪：为什么您对共产党有这样强的情绪？您当年出来时，对共产党印象怎样？
余英时：那时候对共产党没有多少坏的印象，也不是太好。在北京还好，一到上海，就听到多少朋友的不满之辞。我的一个亲戚在银行做事，有一天下班回来就哭，说：今天银行偷了钱，每个人都被搜身，但是党团员不用搜身。党团员的道德是有保证的，搜的是普通群众。共产党真是厉害极了，它开始什么都没有，松的不得了，完了慢慢地紧，到最后你根本就透不过气来。参加共产党就跟入鬼门关一样，你一进去就死了，再也出不来了。我对共产党的了解也许是错误的，但是我自己是不可能动摇的。我的一个亲戚是地下党员，后来还当过北大党委书记，他们当年参加共产党还是带有理想主义的，不能说参加共产党的就都是混蛋，也有很多很好的人。但共产党是一个邪恶的组织，跟最坏的黑社会一样，你进去以后不可能活着出来。要不就跟它一样，好人你就靠边站。要想还在台上得意，你想想什么样品德的人才能得意起来？
安琪：那么您自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以后，是否回去过？
余英时：一九七八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送我去做汉代研究代表团团长，我去了一个月，到敦煌、长沙、昆明、成都做考古研究，跟政治没有关系。以后再没去过。但最初不是别的，是我怕热闹，许多人请我到北京，我都推了。"六四"以后就不想再去了。我一个表妹的儿子就是在长安街二十八中学旁边被它们杀死的，年仅十九岁。两年以后他父母亲才给我写信托日本的朋友转来。他只是想进去照相，留个镜头，一下子就被子弹打中了。而且当时解放军不许救护车抢救，就埋在那个坑里，三天以后他的父母才知道。我还有一个亲戚是共产党员，在儿童医院负责，他说光他们那个小医院，就来了几十个尸首，都是开花弹。如果这种事情都可以原谅，那么什么事情不可以原谅呢？有些人为了利益所在愿意不要尊严，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自己能够不必这样的话，就不必去受这个委屈。第一我根本就不可能到共产党的大使馆申请护照，我从来不认为这个政权合法，我不可能向它请求批准。我第一次去也没有填表，是美国人一手处理的，给了我一个特别护照。我跟共产党官员不做任何层面的交往。没有别的目的，我又不搞政治，但是我的情绪在这方面是很强烈的，我没有办法。
安琪：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该文访于1998年4月，发表前未能请余英时先生过目。出此文集时，参考余英时先生关于“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讲话，并据录音对该访问的第一部分做了适当补充。)
(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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