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中职业狗粮的由来
民性批判发源于明治时期日本为了向西方学习，批判民族劣根性，进行国民性反省。福泽谕吉通过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对比，对日本国民性进行了严厉批判：“日本人自古以来，就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只知趋炎附势，企图依靠他人谋求权势，否则，就取而 代之，步前人的后尘，即所谓‘以暴易暴’，真是卑鄙已极，这与西洋人独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确有天壤之别。”梁启超受此启发提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特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梁启超强调创造新的国民性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梁启超更是在《呵旁观者文》、《新民议》和《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文章中,明确的把中国的悲剧归结为国民性的问题。留日学生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浙江潮》、《国民日日报》等报章杂志，深入揭露、批判了奴隶性、自私、虚伪等种种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表现，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几千年来逐步形成的汉族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简言之汉族的国民性和汉文化，有加以深刻反思、批判的必要。比如陈独秀强调“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胡适宣称：“汉字不废，中国必亡”、“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还有诸如“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中国现代社会，万恶之源，都在家庭制度”的提议“要治万恶之本，要人人得自由和平等，要人人摆脱苦难，要人人施博爱之情，故家不可不毁。”毁家的可行方式，就是“不婚”，“人人所能行者，则不婚是也”。康有为、唐才常还主张与白种人通婚，争取一百年内，华人都由黄种人变成白种人。在清末民初的混乱局势和西方思想影响下，出现了造国族、造国民、造国语、造新文化的中华民族、汉字拉丁化、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进行中西国民性比较时，无原则地美化西方，对国人则贬抑过甚，“一棒打死”导致了新的国民自卑心理以及民族虚无主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后来也因国民性改造方式分裂了。李大钊、陈独秀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手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胡适仍然坚持其自由主义的改造立场；鲁迅兄弟则以文学形式解剖、批判中国陈旧的魂灵。随着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故去，国人汉文化素养的递减，对民族文化的自卑、自贱却不断递增，对民族文化精神之无端的自卑、自贱、自虐、自戕的现象,俯拾即是,触目即是。严重的自贱自虐心理,觉得汉民族什么都不如别的民族,百分之百不如人,从而产生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并导致诸如胡适、陈独秀、陈序经的"全盘西化"的结论，以及逆向种族主义。
在文化上，清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能够完全改变汉文化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例如外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是：唐装、旗袍等旗人服装（原来是由满族的骑马褂演变而来），而清朝男子留辫子（和剃发令的颁布和严格实施有关）；中国的乐器音律由原来的风雅清幽转变为喜庆热闹，之前多使用古筝、琵琶等民族管弦乐器，到了清朝则大肆使用唢呐、锣鼓等音色响亮的吹奏、打击乐器；同样建筑风格也发生巨大变化，原来的飞檐变得更加翘高，屋檐更加朝里，曲折度增加，笔直度缩短，由原来自然写意的风格转变为富丽堂皇；装饰物从原来的比较多用自然纹理和植物，转变为更加倾向于碉龙碉凤或者历史典故。故清朝造成传统汉人服饰、音乐、建筑文化的极大改变，并且影响至今。而汉文化反而在日本有较多保留，如和服是根据汉服仿制；日本刀是由唐刀演化而来，日本的音乐、建筑保留了大量汉文化（特别是唐代）的精髓，而这些在中国本土却很少能再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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