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德国街头的高学历流浪汉
看得我有点后怕， 你呢？在德国，生存的竞争开始得比我们想像的更早。德国学生在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分流，将来是进大学还是进职业高校或中专，在很大程度上由能进入什么样的中学决定。
《环球》杂志记者/文史哲（发自法兰克福）
流浪汉并不是新鲜事，在德国各个城市的地铁、火车站或是商业街上，总能看见他们的身影，也听过不少德国人嘀咕：“为什么国家的税收越来越高，街上流浪的人却好像越来越多？”
令《环球》杂志记者颇为诧异的是，在这些流浪汉中，很多还是高学历者。他们的人生或曾辉煌，但最终却沦落街头，这究竟是制度出了问题，还只是流浪者个人的悲剧？
命运突现转折
德国电视二台拍摄的纪录片《我曾过得好》，曾感动了很多人。
纪录片的主角是几个高学历毕业生，他们在进入社会一段时间后，因各种原因脱离正常生活轨道，最终沦为无家可归者。许多人看后唏嘘不已。
受过良好教育往往意味着不错的人生开端。
高大个子的迈克二十多年前在德国读完大学，又到美国洛杉矶拿了IT硕士。1993年至2001年，他作为自由职业者给大公司提供技术咨询，情况好时一个月可赚15000欧元（约合126800元人民币）。
出生于东德的胡博特从小聪明好学，父母是公务员，大学专业与当时热门的农村公社相关。
五十多岁的米夏埃尔曾是德国马尔堡有名的神学院毕业生，论文总是得“优”，毕业后在马尔堡一所中学辅导中心为残疾学生提供帮助与关怀，是一份有着公务员身份的稳定工作。
住在法兰克福的约翰拿过文学、哲学、出版学和历史好几个专业的学位，上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曾是当地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毕业后则做起了二手车生意，后来还创办了自己的租车公司。
还有相对年轻的斯特凡，八年前他曾是莱茵地区一家地方电视台的记者，收入不菲且令人羡慕……
但转折仍然相继出现了。
迈克在他走向“更多、更快、更好”的高强度工作中突然崩溃，“终于有一天觉得不行了，一刻都继续不下去，人生毫无意义……紧绷的弦断了，完了。”他把笔记本扔进河里，就此和所有熟人断绝了联系，万念俱灰。
与迈克主动放弃不一样，约翰在狠赚了几年钱后遭受挫折，不得不宣布破产，“我太天真，我根本应付不了如此残酷的行当”，从此一蹶不振，现在已连续失业十余年。
胡博特和斯特凡都直接受到了时代大势的干扰。胡博特在毕业前迎来了东西德合并，所学专业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他开始了起起落落的求职之旅，总在就业与失业之间徘徊，而最低谷还是他的妻子决定放弃了他，并带走了两个女儿。他开始酗酒，就此长久地失去了原本就不稳定的工作。
斯特凡则遭遇了近年来传统媒体普遍面临的危机。他的电视台和许多大大小小的媒体一样关门大吉，他曾经拥有的“关系网”并不能拯救他，五年多的失业与失意让他心灰意懒。
只有米夏埃尔的转折别具意味。他工作几年后，为一段异地恋情辞掉了稳定职位，去了柏林，结果对方还是离开了他。曾经无畏的他留在了柏林，却只能四处打打越来越难找的零工。
曾经的知识还有用吗
也许，他们的遭遇并不算特殊，只是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他们不幸属于没能走出逆境的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迈克积蓄花光，租房被收回，只身带了套厚毛毡和被子，睡在市区公园的树丛里，白天则流落街头，靠捡瓶子换些现金，并在救济站领取度日的面包口粮。
50多岁还有背疼毛病的米夏埃尔则每天辗转，有时在拥挤而臭气熏天的流浪汉收容所，有时在教堂或车站觅一个过夜之地。
除了约翰已经年过60，不再对工作抱有希望外，其他人都在社会再就业中心寻求过帮助，只是希望已经渺茫，“在每个行业都有数不胜数的年轻人竞争就业岗位，你们只能再等等”。他们每天生活的主题仍然是：寻找食物和住所。
当生活的目标已简化成吃与睡，曾经的知识还有用吗？
迈克在不断反思他从前的生活，他想知道，“究竟怎样才能有意义地活着”。胡博特常回家看看父母，和他们讨论“读书时一直表现优秀的孩子，为什么会如此失败”，一家人无望地表示“找不到解释”。
米夏埃尔则将他一生的悲剧归结于女人，他小时还曾遭到母亲遗弃，“我总感觉，那些在我生命中出现的女人，总有一天会突然就消失了”，“我脑中总盘旋着那个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他来说，唯一的安慰是每周五去一个回廊，那儿有人在露天演奏他曾经最爱的钢琴。
最难忍受的是孤独
无论如何，这样的思索令人感慨，尤其因为这是在被许多人视作制度完善、生活条件普遍优越的德国。
按规定，凡能证明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者，就可向政府申请每月350欧元（约合2959元人民币）左右的“哈茨四”（“哈茨方案”是指德国在施罗德执政时期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救助措施，以提出这项政策的哈茨命名，从2003年至2005年，共推出了四号方案）救济金和约300欧元（约合2533元人民币）的房租补贴。尽管德国近年来为了减少财政负担并鼓励人们就业，大幅削减了失业者能获得的福利保障，这些钱的确解决不了他们的窘境，但也可勉强供生存之需。
另外，德国失业率已经连创新低，据最新数据，全德目前失业人口仅有约288万人，而领取“哈茨四”救济金的人数在610万左右——上述几位流浪者并不在这项数据之列，或者出于自尊或者出于对“打上标签”的恐惧，他们没有向政府伸手。
但是，在这610万人中，有近一半人领取年限在四年以上，这与德国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相印证，也正在引起广泛的社会讨论——是否富者恒富，而失败者已越来越难有从头再来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无法显示社会中具体个人的生存感受。有一个直观的例子，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个体户式的商店非常少见，取而代之的是不同门类的大型连锁店。这意味着，这个社会主要的经济部门已经形成了集成化、工业化的生产和经营，个人与之竞争能力显然微乎其微。相反，一般只有进入到这些系统中，经受住市场竞争的考验，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才算是人生的“正轨”，而一旦“脱轨”，还能否赶上这高速前行的社会车轮？
另外，在德国，生存的竞争开始得比我们想像的更早。德国学生在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分流，将来是进大学还是进职业高校或中专，在很大程度上由能进入什么样的中学决定。
同时，在现代化的德国社会，个人自由得到较为充分的尊重，但也必须承担可能伴随的痛楚。不论是迈克、胡博特、米夏埃尔和斯特凡，在他们陷入困境后，婚姻和恋爱关系也都渐渐终结——爱情不能成为另一半追求更好生活的障碍，甚至原生家庭的纽带也不再那么有力。在最糟糕的时刻，人可能就如漂浮在城市中的无根浮萍，只能独自艰难求生。
米夏埃尔说，这些年来，他最难忍受的是孤独，走在大街上，永远无法找到一个可能像正常老友那样聊天的人。他日日夜夜的切肤之感，也许正是这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的隐痛之一。
来源：2014年6月25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3期 例子太极端。 有现实意义，这就是命运！令人感慨，反思 求纪录片的德语名 是啊，没有人能预测以后的命运。 可悲，不过他们也是性格有缺陷，听之任之了吧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许我们中的很多，明天也将被不断进步的社会淘汰 报道这个就是想麻痹国内的人，资本主义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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