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亲戚现在是属于植物人状态了，中风好多次了，他家人找了熟人，天天插管输液，而且是为了输液拔了牙，每次中风去医院都这样抢救回来了，但是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延续了生命特征，但不是活着，看着很揪心，那么坚强的一个人只能这样一直躺着，还不如放他走。哎。。。。
人一辈子或多或少都会有很多遗憾
你问心无愧，做了自己能做的
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能坚持的只有，自己不变成那样
{:5_394:}{:5_394:}
最近也是因为家里老人相继面临“死亡”这道坎 我找了一本评价比较好的书来看 being mortal 关于临终关怀主题的
这个thema。。。。转载一篇留园的文章——
死亡裁决
作者：李公尚
周奕菲接到威廉姆市特殊护理中心的电话，立即驱车前往市公立医院接收有关病人的护理资料。作为在州政府注册的专业护士，她负责护理被各医院宣布为生命进入晚期或临终期的各类病人。
这是周奕菲从事护理工作六年来，护理的第四十八名晚期病人。和前面所有病人不同的是，这次护理的是一名中国病人。基于某些原因，这名病人不愿意继续留在医院，要求回家，于是医院通过特护中心，联系专业护士前往病人家里进行护理。护理中心考虑到周奕菲和病人同属一个族裔，熟悉病人及其家人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决定由她护理这名病人。
晚期病人的护理工作，包括临终期在内，通常只有二至四个星期。在这段期间内，多数病人需要继续治疗，护理工作的重点，是防止对病人治疗不足，即，防止在病人感到不适或痛苦时得不到有效帮助。这种情况，多发生在被遗弃或遭虐待的晚期病人中。然而临床中，多数对晚期病人的伤害，恰恰不是对病人治疗不足，而是因受病人亲属的压力或感情影响，对病人治疗过度，即，让病人被动无奈地接受一些超过生理需要的治疗。很多病人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使病人无法舒适并体面地获得解脱。
周奕菲从接收的资料上了解到，需要护理的病人叫何先全，是癌症患者，六十四岁。五年前在中国被检查出癌症，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放射化疗，后来感觉完全康复了，来到美国，和儿子住在一起。一个月前，他身体状况突然发生重大变化，送进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生命晚期。他知道自己无可救药，为了节省费用，要求离开医院回家。他的生命已进入了临终期。
周奕菲对晚期病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特别是对于进入临终期的病人具有一种超体验的敏感性。她护理过的绝大多数临终病人，都能迅速和她建立起一种特殊亲密的关系。特护中心的医生们相信，这和她的特殊经历有关。
六年前，她曾经躺在卡塔尔的美军野战医院里，圆睁着明亮的双眼，瞪着洁白的天花板一动不动。当时她面部像天花板一样毫不生气。那是六天来她第一次睁开眼睛，外界像被撕开了一道裂口，伴着晕眩的亮光涌进她的身体。身边的医护人员忽远忽近，若即若离。
在这之前，她是作为美军驻阿富汗直升机救护大队的战地医生，从坎大哈出发前往南部山区救护受伤的美军士兵时，在卡尔兹被当地武装人员用火箭弹击中直升机后失去知觉，被送进野战医院的。据她后来的回忆，她确信她已经死了，是毫无痛苦地死去的。因为她醒来时感到自己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过去的一切对她恍如隔世，似是而非，甚至举重若轻。这些包括她最初参加美军的目的是为了医学院毕业后留在美国，取得美国国籍。也包括入伍前她的男朋友和她分手时带给她的极大痛苦曾让她痛不欲生。还包括她在阿富汗美军基地参加晚会狂欢时，遭到几名醉酒的士兵轮奸后控诉无门痛苦悔恨。她甚至觉得过去所有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全发生在别人身上，由她无关痛痒地回忆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她康复后，留在了美国，渴望从事一种全新的工作体验，即护理临终病人。临终病人的临终期大约在十四天至二十四小时之内，她的直觉告诉她，她能在这段期间内，和每个病人共享一段美妙的时光。她极为顺利地通过了一系列特殊考试，并获得两名医生推荐，进入了特殊护理中心工作。
她护理的第一位临终病人，是一名二十岁遭遇车祸的男性。其实，临终病人的性别、姓名、年龄等对她并没有意义。提到性别，是为了在记述和讨论病人情况时，选择用“他”还是“她”。如果一律用“它”，显然对病人不尊重。“他”被送进监护室时已经生命垂危，根本不能说话，甚至没有眼神。周奕菲不需要和他说话，甚至不需要和他交换眼神，静静地坐在他的床边，把自己的食指，轻轻放在他温凉的手心里，慢慢触摸。
监护室外，伤者的父母和女友通过观察窗，悲痛焦急地望着伤者，不断要求进出监护室的医护人员，给表情痛苦的伤者清洗身上的血迹，继续使用心脏起搏器械和呼吸供氧系统。然而医生征求过周奕菲的意见后，把病人身上的所有插管、触头拔掉。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伤者的亲友通过观察窗看到，伤者的痛苦表情渐渐消失，整个面部逐步变得平和、安详，甚至露出了微笑。是那种心里藏有秘密而遮掩不住的天真的微笑。伤者的父母和女友随之安静下来，要求进入监护室和他做些交流。
医生让周奕菲回避五分钟，顺便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稍事休息。后来监视器的录像显示，伤者的父母和女友进入监护室后，不停地呼唤伤者的名字，希望他能回应。他的女友含着眼泪去吻他的头部和两颊，他的父母希望给他身上加盖毯子，为他喂一点果汁。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伤者的表情开始变得紧张僵硬，甚至出现痛苦。
五分钟后，医生要求伤者的亲友离开监护室，继续由周奕菲护理。周奕菲把伤者父母盖在他身上的毯子移开，打开室内的通风电扇，伤者的表情又慢慢恢复了平静和轻松，悄悄露出一种不为人知的神秘微笑。十多分钟后，周奕菲轻轻按响监护医生办公室的电铃，两位医生走进监护室，周奕菲起身对医生点点头。医生使用心电和脑电测试仪，确定伤者的生命迹象已经完全消失。
逝者的亲属对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在伤者停止呼吸前就停止抢救，并阻止他们与伤者作最后交流，提出强烈质疑，不久起诉到法庭。法庭对此举行听证调查。市公立医院重症监护室的亨利医生，代表本市二十名参加听证的专业医生，对上述质疑作了具有充分论据的答复。他援引医学界一项对两百多名临终病人所作的临床调查指出：临终病人死前一周，百分之五十六的病人处于清醒状态，百分之四十四的病人嗜睡，处于一种似梦非梦的昏睡状态，其中没有一例处于无法交流的状态。此时，家属与病人进行临终交流，为时未晚。当病人进入临终前最后六至八小时，清醒者仅占百分之八，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病人开始进入昏迷状态。有些病人在进入昏迷状态前后，可能突然会有短暂的异常清醒，但在病人进入最后三个小时后，绝大多数陷入深度昏迷。昏迷现象实际上是病人在临终时刻，对自身免受外界侵扰而产生的一种自我保护。此时临终病人如果受到外界干扰，除了产生痛苦和无力的抗拒外，并不能有意识地和外界交流，更无法起死回生。
最终，法庭支持听证会提供的证据，做出不受理逝者亲属诉讼的裁决。
亨利医生对临终病人的观点，很多是根据他对周奕菲的观察和从周奕菲的临床体验中获得的。他是周奕菲的恋人，在和周奕菲的约会中，总感到周奕菲对他的热情无动于衷，甚至觉得她对他们之间的爱情可有可无。他多次表达希望和周奕菲结婚组织家庭，但周奕菲对此并不渴望。他甚至怀疑，周奕菲在和临终病人相处时获得的满足，超过他俩在一起做爱时产生的激情和快感。
周奕菲带着必要的医疗设备，来到这名叫何先全的临终病人家里。病人的儿子和儿媳对她并不欢迎。他们担心她会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带来麻烦。
病人被单独安置在一间昏暗的房间，房间唯一的窗户用厚厚的窗帘遮住，病人身上盖着两层厚厚的被子，散发着酸腐的气息。他儿子和儿媳每隔一两个小时，就强行给他喂牛奶和果汁。他们告诉周奕菲：“希望父亲能多坚持几天。因为已经通知了中国的亲属，他们正在办理签证订购机票，几天内就能赶到。”他们特别强调，如果中国的亲属不和父亲最后见上一面，父亲的遗产无从处置。他们告知：即将到来的亲属包括他母亲和姐姐——他父亲和母亲早已离婚，母亲和姐姐一起生活。当然还有姐夫和他们的孩子。另外还有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和她的孩子。
周奕菲查看了病人的状况，告知病人的儿子和儿媳，应该把病人身上的被子移走，把窗户和窗帘打开，让新鲜空气进入室内，保持室内空气流通。病人的儿子反驳说：“父亲身上又湿又冷，皮肤很凉，这说明父亲需要保暖，更需要避风。打开窗户，把被子拿走，一定会让父亲感冒，加重病情。”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周奕菲：“你不需要守护在父亲身旁，父亲身边的事，由我们伺候就行。我们让父亲出院，就是为了节省医院的护理费用。其实，我们没有要求医院为父亲派护士进行护理，我们只是希望父亲过世后医院能顺利给我们开具死亡证明，以方便我们继承遗产。当时为了尽快离开医院，我们没有细看医院要求填写的表格，就在护理事项上就签了字。”
周奕菲为了解除他们对护理费用的担心，告诉他们，临终病人的护理，是根据病人入院时签署的协议，医院并不收费。病人的儿子仍不愿周奕菲住在他家里，周奕菲只好每天早出晚归，前来病人家里护理，并尽量争取多待在病人身边。
三天后的早晨，周奕菲来到病人家，见病人的儿子和儿媳通过胃管给病人灌牛奶，造成病人呕吐和痛苦挣扎，立即制止。告诫说：“此时给病人喂食不仅会造成呕吐，如果食物进入气管，还会造成病人窒息。病人目前处于嗜睡状态，不配合进食并发生痛苦挣扎现象，说明病人不需要进食。”病人的儿子瞪着充满血丝的双眼看了周奕菲一会儿，说：“我上网查过，病人不进食，会造成脱水。你不赞成进食，就请给他进行静脉输液。”周奕菲告诉他：“为病人进行静脉输液，或许会解决陷入谵妄状态的病人避免脱水，但必然也会给病人带来水肿、恶心和疼痛。
病人的儿子忍不住发起火来，瞪着血红的眼睛咆哮道：“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只想让他安静地去死，还算不算中国人？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他在中国有好几处房产，还有几千万存款，都没来得及过户，现在死了，我给谁要去？今天国内的那些人就到，都是冲着遗产来的，你不让他说明白遗产的去向，不是故意制造我们家庭矛盾，让我白白伺候他五年？你最好现在就给我出去。给我滚！”
周奕菲把这种情况记录下来，打电话和特护中心联系，并坚持留在病人身边拒绝离去。晚上，病人的亲属陆续赶到，一进门就扑到病人身上痛哭，摇晃着病人让他说话。周奕菲努力制止她们，她们以前所未有的齐心协力，痛骂周奕菲虐待老人，见死不救，然后前拉后扯，七手八脚，把周奕菲拖出房外。
很快，特护中心的詹姆森主任和市公立医院值班的亨利医生，以及两名警察赶来。两位医生了解了病人状况，让周奕菲继续护理病人。警察记录了现场情况，对所有病人家属提出警告：鉴于病人处于非常时期，暂不对他们采取处罚措施，但他们必须服从周奕菲对病人的护理。
两位医生在返回的路上，谈起周奕菲对护理工作的尽职，都觉得她对临终病人有一种超现实的体验。两年前市公立医院接到市政厅通知，准备一周后去为一位被判处死刑，将以注射致死的犯人进行尸体解剖，以取得他身体的部分器官。周奕菲获得这个消息后，立即申请法庭要为这名犯人做临终护理，即在他死亡的瞬间避免他受到过度的痛苦。这事在本州史无前例，法庭对此无所适从，不得不要求周奕菲提交详细的书面理由和证据，以便召集专业医生进行听证。
周奕菲的书面材料阐明，死亡对于所有人来说并没有任何痛苦。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完全来自人们对死亡过程的无知和对死亡之后的误解。人们总是对自己不了解并无法控制的东西感到恐惧。社会用死刑作为一种惩罚，是为了对活着的人作出一种习惯性的心理补偿。由于即将接受死亡惩罚的人，在死亡之前较长一段时间内，会经常性感受到莫名其状的巨大恐惧，因而有助于他对社会悔过。如果被判死刑的人在死亡前必然要接受因死刑所带来的莫大恐惧，那么他在死亡前就已经偿还了社会，因而也就应和其他正常人一样，在死亡过程中享有同等尊严。即：尽管他的死亡过程很短，但他在这个过程中完全不应再受到过度伤害或过度痛苦。当时参加听证会的多数医生都予以作证，支持周奕菲的申请。听证辩论会进行了三天，最后由十五名参加听证会的医生进行表决，结果十一名医生支持，两名医生反对，两名医生弃权，通过了周奕菲的提议。
法官在就该案作出的裁决意见书上，特别援引了一桩与此案有关联的裁决，那桩裁决也是因周奕菲引起的，即宗教人员不得在未经病人明确同意或无法同意地状态下，接受包括病人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或组织的建议，对临终病人进行祷告。裁决书认为，允许临终者安静地离去，是临终者的权利。
事后周奕菲告诉亨利医生，被注射致死的犯人在行刑前一直处于清醒状态，并且不断地感到恐惧。但从心脏受到药物刺激的瞬间就进入了昏迷状态，她去护理的重点是防止临终者在自然昏迷状态下受到外界干扰。他大约昏迷了一分半钟，没有痛苦，生命消失时就像熄灭的一盏灯，无声无息，随之生命就像一阵雾气，散去得无踪无影。亨利医生相信周奕菲的描述，一定伴有她自己的体验。
警察离开病人家后，病人的亲属一起商量，为了完整获得父亲的遗嘱，由各家摊钱，在父亲的房间里安装摄像录音装置，以便随时监控父亲的病情，并记录周奕菲在临终护理中采取的不当措施，如有必要，可用作赔偿诉讼的证据。
两天后，周奕菲注意到，病人的口腔肌肉变得松弛，呼吸时积聚在喉部的分泌物发出咯咯的声响，不时伴以呜咽声或喉鸣声。病人的亲属听了很反感，周奕菲向他们解释：这种现象在医学上被称为“死亡咆哮”，病人并不一定感到痛苦，如同正在睡眠的人打鼾。如果使用吸痰器清理，清理后很快再生，会重复给病人带来巨大痛苦。病人的亲属几次来到病人床边，争论说这是病人有话要说，要求周奕菲为他清理口腔。周奕菲不以为然，只是将病人的身体翻向一侧，头枕得高一些，减少病人的呼吸道分泌。
晚上，在周奕菲再一次为病人翻身时，病人突然睁开双眼，暗淡无光的眼睛渐渐变得又大又圆，炯炯有神，闪着可怕的亮光。周奕菲把他扶坐起来靠在床头，他突然伸出干枯的双手抓住周奕菲，气喘吁吁地说：“都给你，那些……钱……全都给你……”
病人的亲属纷纷涌进病人的房间，争先恐后地哭喊着，呼唤着，质问房子怎么分，存款放在哪个银行，密码是多少，美国这边存了多少钱……病人看了看周围的亲属，指着儿子，喉咙动了动，说不出话。又指了指周奕菲，仍说不出话。他的前妻和女儿把外孙推到病人床边，吵着外孙要出国留学需要钱，外孙被吓得哇哇大哭。他的第二个妻子和女儿趁机挤到他面前，哭闹着要增加抚养费，很快又被病人的儿子挤到旁边。病人抬着手，挨个地看，不知要指哪个，哆嗦了半天，无力地放下，双眼渐渐失去了光泽，躺下身去。
病人的儿子立即抓起床边的输氧管，往父亲的鼻孔里插，周奕菲见状慌忙制止。病人的儿子呼喊其他人拦住周奕菲，不要让她靠近病人。病人奋力挣扎，试图拔去插进鼻孔里的输氧管，鼻腔和口腔开始往外喷血。病人的儿子、女儿和前妻争先恐后地分别强按住病人的双手，直到他的手彻底绵软。
周奕菲仿佛被夺走了灵魂，无力地瘫坐在地板上，瞪着朦胧的双眼，看着病人痛苦地死去。惊恐万状的亲属一阵大哭小叫，突然想起摄影录像，奋不顾身前去争抢。没有抢到手的亲属哭闹着要控告周奕菲对临终病人护理不当，关键时刻故意不作为，有蓄意谋杀嫌疑。最后同仇敌忾的家属，一阵撕扯抓挠，拳打脚踢，把周奕菲拉出房外。
病人家属起诉周奕菲谋杀病人的案子一个月后开庭审理。法庭调阅了录像，由于案件涉及专业知识，法庭召开专家听证，由陪审团裁决是否受理此案。听证会主要就生命在晚期和临终期内到底处于什么状态，人在临近死亡时体内发生什么变化，人们的意识如何活动，以及护理人员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怎样做才能使生命舒适宁静地走向美丽的终结等问题进行听证。
周奕菲没有请律师陪同，她坚信自己能够说服法庭。她告诉陪审团：生命的终结，有其自然的规律。生命临终期在病人的死亡过程中，起着调节和保护病人免受痛苦的作用。临终病人的临床现象是：经常性处于脱水状态，吞咽出现困难，周身循环的血液量锐减，呼吸衰竭。晚期病人的皮肤通常又湿又冷，摸上去沁凉。很多人因此担心病人冷，加盖被褥予以保温。其实此时病人并没有冷热感，根本不会感到冷。在他的意识中，身体正在变轻，正在渐渐漂浮、开始飞升……此时病人身上即使只盖一条丝巾，都会感到沉重。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临终病人都会感到身上盖的毯子压力过重，以致无法忍受，经常出现蹬掉毯子，或被子落地的原因。
临终病人因吞咽困难常常无法进食和饮水，出现脱水现象。因此很多人会用胃管给病人灌喂食物和水，其实濒死的人肠胃机能消失，感觉不到饥饿。相反，病人因脱水造成的缺乏营养，导致病人血液内的酮体积聚，从而产生止痛效应，使病人获得一种异常欢欣感。此时即使给病人灌输少量葡萄糖，都会抵消这种欢欣的快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病人对喂食不予配合甚至痛苦挣扎。其实，此时病人延续生命的长短，主要靠消耗体内储存能量的多少。
临终病人因呼吸衰竭而喘气困难，产生“呼吸饥渴”现象，很多人认为应给予氧气帮助呼吸。但他们不了解此时病人已失去了利用氧气的能力，输氧无法减轻病人的“呼吸饥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打开窗户和风扇，保持病床周围新鲜空气流通。或许，此时使用吗啡或其它类似鸦片制品的合成麻醉剂，能减轻病人的喘息困难和焦虑，但同时也造成病人的临终痛苦。
实际上，晚期病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甚至在死前三个月时，与别人的交流就明显减少，相应的本人内心活动增多。回忆、幻想、恐惧、自责、憧憬等内心深处异常活跃。过去许多早已忘记的事情，会清晰地回忆起来。此时病人亲属会认为病人在拒绝亲人的关爱，变得古怪，甚至六亲不认。其实这是濒临死亡者伴随着生理衰竭，自然产生的自恋心理需求：即隔离外界，聚敛内心。这与处于青春期的人伴随着生理发展，自然产生的对异性的暗恋心理，即憧憬外界，魂不守舍相类似。
陷入昏迷的病人意识逐渐消失时，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感觉。所以，临终护理通常不希望人们在病人身边随意说话或哭喊吵闹，以免引起病人的不安。此时，病人的意识正渐渐融入自然：蓝天绿野，风轻云淡，莺歌燕舞，流水潺潺，就像人们幻象的天堂一样……尽管天堂并不存在……
周奕菲声情并茂地讲述着，描绘着，明亮的双眼渐渐迷离地越过陪审团和听证专家们的头顶，穿越墙壁，飘向远方，似乎忘记了身在法庭。坐在法庭里的人们屏息静气，聚精会神，鸦雀无声。突然，周奕菲的身体摇晃起来，变得站立不稳，慢慢扶着讲台一角，摔倒在地上。法庭“轰”的一声，人们纷纷站起身。亨利医生立即跑向讲台，抱起倒在地上的周奕菲。
周奕菲被救护车送走后，一位陪审团成员泪流满面，忍不住哭起来。法官宣布休会十分钟，她站起身向众人道歉后说：心情突然感到后悔和内疚。她想起她母亲去世前最大的希望，就是让人拔掉插在她口腔里的胃管，但她和家人却认为母亲几天几夜没进水进食，需要强行进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母亲痛苦万状，是她对自己最爱自己的母亲做出了最终的粗暴伤害……
另一位陪审团成员深有同感地忏悟：“我父亲一向沉默寡言，临终时忽然变得絮语不休，自言自语。我和家人试图阻止他，和他做些有益的交流，他却毫不理会。我们以为他久未进食，在表达饥饿，就把西瓜汁和牛奶混在一起，用婴儿奶瓶为他灌食，他从肺部和口腔呛出大量鲜血。现在看来，当时他不与外界交流，心灵深处却异常丰富。或许他正把过去的荣耀，青春，童趣等所有的美好，映在脑海的屏幕上一幕幕放映。我们却试图阻断他，将他拖回痛苦的现实……”
法庭听证继续进行。州立大学医学院的托纳教授上台阐明自己的观点：“生和死都是自然现象。人的生命，在自然条件下，会循序渐进地走完属于自己的全部过程。实际上，自然已经把人们生命的最后时光安排得非常合乎规律，编织得自然而然的完美。然而，活着的人，因为不了解这一自然过程，常常自以为是地对生命横加干涉，使我们亲人的临终过程变得痛苦而又漫长。”
乔治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林登医生向法庭提供有关医学论据后表明：病人进入晚期后，医护人员的工作，应该从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转向帮助病人减轻痛苦。对于临终者，最大的仁慈和人道，是在防止对病人治疗不足的同时，避免一切不适当的创伤性治疗。遗憾的是，由于感情用事，我们常常对临终病人不分青红皂白，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这是一种愚蠢和残忍。是反自然的行为。试想：临终病人顺其自然，带着轻松和美丽离去时，一定是幸福的。
听证会举行了两天，在陪审团投票前的那天下午，法庭得到消息：周奕菲因心肌梗塞，在特护中心安静地去世了。一直守在她身边的亨利医生悲痛地说：周奕菲死于严重的战争创伤后遗症。
当天，法庭作出最终裁决：一，周奕菲在克尽职守的工作中，没有违反任何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因此拒绝受理逝者家属对周奕菲的诉讼。二，死者亲属对周奕菲实施的暴力行为必须受到惩处，死者亲属接受惩处后应被驱逐出境。三，逝者何先全的财产，在美国可执行的部分，全部由周奕菲继承。鉴于周奕菲在美国没有代位继承人，她所继承的财产作为无主财产，由威廉姆市政府支配。
2016年1月9日
于美国佛吉尼亚
本文谨向故事原形人物致以哀悼。对纳尔逊医生、汤姆斯医生、达尔文教授和爱丽丝法官表示感谢。
此菲比非彼菲比 发表于 2016-3-3 23:02
既然你是肿瘤医学的专业人士，我想问你听说过癌症是可以人传人的说法吗？虽然没有理论支持但是我妈说医生都 ...
我们没有这个说法啊，传染病需要有三个条件才能传播，即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传染病主要是靠病毒或者细菌传播，比如乙肝传播靠乙肝病毒，常见的靠血液传播比较多，血液就是传播途径。肿瘤不同，肿瘤不是病毒也不是细菌，是由自身细胞恶变引起的，也就是说肿瘤不是传染源，就算跟他人深度接触，恶变的细胞进入他人体内，他人体内的免疫系统立刻会吞掉恶变细胞，不可能感染的，没有这个可能性。人们容易误解的有几个情况，比如鼻咽癌，得鼻咽癌的病人EB检测大多数都呈阳性，但不是所有鼻咽癌都是由EB病毒引起的，感染EB病毒也不一定会患鼻咽癌，传染的是病毒，癌是不传染的
请教下楼主，这里两年一次的体检也就是血液检查。如果身体没有异状，一般也不会自费去做其他名目繁多的体检。我个人认为如果身体出现异状是否就已经晚了。普通德国的体检能检查出大部分病情吗？
charlotte.li 发表于 2016-3-4 08:07
非常感谢LZ，有您这样的新生力量，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能否请教LZ上海哪几个医院检查能做的比较好？我妈妈 ...
目前没有研究结果表明胰腺癌有遗传性，但是你妈妈的情况在临床上可以划分到高危人群，最好定期检查。首选推荐B超，价格不贵，大医院的B超基本很准了，半年一次。如果不在乎经济因素，可以做肿瘤标记物，CEA，CA199，CA125，这几个指标做一下，如果没有异常，一般可以说是没有问题的。上海的大医院在检查上没什么好坏分别，你如果想针对胰腺癌，我个人建议你可以去东肝，求个心理安慰
本帖最后由 此菲比非彼菲比 于 2016-3-4 13:07 编辑
匿名者 发表于 2016-3-4 12:03
我们没有这个说法啊，传染病需要有三个条件才能传播，即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传染病主要是靠病毒 ...
所以我说没有理论依据，只是临床医生的工作体会...工作之余的闲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