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在全球排第几？工信部长这次说了真话
国制造在全球排第几？工信部长这次说了真话送交者: 院子[♂★☆学习思考☆★♂] 于 2016-03-30 2:19 已读 1528 次 大字阅读 扫描果酱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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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在全球排第几？工信部长这次说了真话
来源：中国经营网 2016-03-29
来源：金融加工
导读：“中国制造”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强大，西方工业，也没有衰退到依赖中国。我们的制造业还没有升级，制造业者已开始撤离。在向服务业转型的口号声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按捺不住，出来说了真话。
苗圩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全面解读时指出，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要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要再努力30年。
作为主管制造业的中央大员，苗圩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国家认知。
苗圩说，全球制造业已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
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日本;
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包括中国;
第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输出国，包括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拉美等国。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今天，许多人为服务业超越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二大产业而欢呼，甚至认为中国可以逾越工业化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对此，苗圩认为，不管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情况来看，这都是脱离实际的一种观点。
看看全球科技实力排名，中国还差多远。
第一名：美国
迄今为止，美国的大学汇集了全球70%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全球最顶尖的20所大学中，按科学贡献度计算，美国占了17所(清华大学大约排名在600名左右)从麻省理工到加州理工，培养了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师和最顶尖的科学家。
全球十大科技顶尖公司，美国占据了八家!英特尔向全世界提供芯片，微软公司和甲骨文公司占据了软件业的基础市场(从百度到腾讯到中国各个政府部门，都使用甲骨文提供的数据库软件和技术)。
美国拥有全球最顶尖的实验室，在军工领域，在航空航天领域，在医学技术领域，在信息科学领域……美国以无可匹敌的实力和压倒性的技术优势雄居世界之首。
第二名：英国
罗罗发动机。这样一个发动机，牵动的是材料、机械、动力诸多的领域。中国的大飞机梦，还刚启程。
我们眼前所见的，满眼都是日本和德国的设备，但是却很少有人关心，这些机器设备最核心的部份大多使用了由英国ARM公司设计的芯片。
诺奖获得人数，英国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在世界最好的200所大学中，美国占据了75所，英国占据了32所，远远超过其它国家。
尽管英国在工业规模上有所衰退，但它仍有世界顶尖的航空发动机企业罗罗，在钢铁、制药、生物育种、航空航天、机械、微电子、军工、环境科学等方面都处于世界一流之列。
但由于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仅次于美国)，英国依然保持着世界第二的科学技术，对世界科技做出了杰出贡献(如世界第一只克隆羊)。
第三名：日本
美国国家专利局的专利申请数中，日本是仅次于美国自己本身的第二大国，这一直被视作是日本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全球大学的排行榜和对世界科技贡献度上面，日本的大学仅次美英。
日本拥有很多大集团和大公司，如东芝，三菱等等，这些公司都拥有很强悍的科研实力，日本注重细节的精神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拥有更好的用户体验，从而占据市场，这也让他们拥有更多研发经费。从开始的仿造到后来的技术创新，日本的崛起成为亚洲的一个神话。
在20个关键科技领域，日本的排名都很不错，在材料科学，尖端机器人等等，日本都拥有巨大科研实力。
第四名：法国
巴黎拥有相当多的知名大学，法国大学一般分为高等商学院和工程师学院，是典型的精英教育模式。
与英国不同，法国保持科技优势是通过国家的高投入来实现，法国拥有五十多名诺奖获得者，十多名菲尔兹奖获得者。在20个关键科研领域，法国都居于世界前列，尽管浪漫的法国人似乎比日本人和德国人都更慵懒，但在科学研究上面，他们更富有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
法国在航天，能源，材料科学，空间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均比较明显!
第五名：德国
说到德国，大家就会想起德国的机床，德国的精密机械，德国人一丝不苟的精神!迄今为止，德国有七十多个获得诺贝尔奖，要多于法国和日本。
不得不说一下，与大多数想象的不一样，科研其实也是一种体力活(虽然创新精神很重要)，一种既枯燥又乏味的体力活。一个实验可能要重复一千次，找出一个错误可能需要几天几夜，哪怕你想的全部是正确，但只要一个微小的错误，就足以阻挡科研的步伐。德国人的品质在这方面就具有优势。与法国一样，德国的大学也是按照专业排名，而不是学校排名的。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擅长的专业。
德国的科技来源于德国的教育，更来源于德国的制造业。
第六名：芬兰
除了诺基亚之外，芬兰，这个只有500多万人的小国，在20项关键科技领域，有17项排名前十，比如说计算机科学，大家都知道windows，但计算机专业的人一定知道linux!芬兰教育水平，科技水平始终居于世界前列。
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指出，芬兰是世界上向中国转让高科技技术最多的国家，中国方面公开的资料则说，芬兰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二大技术转让方。
第七名：以色列
具有犹太血统的人获得了很多诺贝尔奖，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以色列不但在军事上强悍，在科学技术上，他们也同样的强悍，虽然他们很多的军事装备来自于美国。但他们同样也帮助了美国的科研人员对武器装备进行研究和改进。
以色列有很高的教育水平，24%的劳动人口拥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居全球第一。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以色列科学家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对世界科技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在电子和化学方面。
美国很多高科技公司都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利用以色列人的聪明和智慧(与中国不同，以色列人参与并承担了关键科研和产品的开发)!
第八名：瑞典
诺贝尔奖的评委是瑞典人，而且能得到世界的公认，也就证明瑞典有一流的科学家，有能力有水平对世界最顶尖的科学研究进行评估(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水平，没有人会承认你的评估)。瑞典只有900万左右的人口，但却有38%的劳动人口在高科技公司(比如说爱立信)就业，这个比例居世界第一!瑞典人也是世界上最热爱读书的国家之一，国民科学素质世界第一。
中国人想象中的瑞典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人们过得很休闲，但瑞典实行极为严格的竞争教育模式，所有的课程按从易到难分为几十个级别，而不是按年级和班级区分。
在20项关键科学技术领域，瑞典有14项居于前十，19项居于前二十。
第九名：意大利
意大利人能设计出最好的服装，引领时尚的潮流……这看起来与自然科学技术没什么关系，但却体现了意大利人的创新能力。其实，意大利同样有阿古斯坦-维基特兰直升机，有法拉利、玛莎拉蒂、兰博基尼等超级跑车，拥有世界超一流的汽车制造技术。
意大利在奢侈品方面创新能力甚至于远超欧美，而最高端的奢侈品也往往代表着最高科技的应用。
当然，意大利的问题也很多，容易遮掩人们对意大利科学技术的评价。
第十名：加拿大
在20个关键科学技术领域中，加拿大有16项处于前二十名，4项处于世界前五。
加拿大MDA公司为国际空间站制作的机械臂和机器人工作站第11到19名分别是：荷兰、丹麦、瑞士、澳大利亚、挪威、比利时、俄罗斯、新加坡、韩国。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它不只是和香港一样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事实上新加坡在科技和工业上花的心思比服务业还要多。
南洋理工大学是世界前三十名的大学。新加坡制造业有四大支柱产业：石化、电子业、机械制造、生物医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和石化中心。新加坡是全球最大的自升式石油钻井平台制造国。从谋篇布局的角度看，新加坡比香港的眼光高远太多。
在科技实力的5个级别里，中国的位置在第四级。
第一级，核心，美国。
第二级，发达，英国，德国，法国，日本。
第三级，登堂入室，芬兰、俄罗斯，意大利，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韩国，捷克等中等发达国家。
第四级，在大门口，中国，印度，墨西哥，南非等发展中国家。
第五级，落后，其余发展中贫穷国家都在此列。
中国在制造业上要走的路有多长? 这文章放10年前 我信
放在现在 你说中国还不如捷克 我不信 工科生我信 谁在阉割中国高铁？ 送交者: 索探[中书令★★★] 于 2016-03-28 16:46 已读 3593 次 大字阅读 扫描果酱二维码 关注楼主新动态 如何打垮中国高铁？先成立铁路总公司，铁路运营企业化，自负盈亏，高投入，大规模建设，高铁负债累累，财务危机资不抵债，债转股化解财务危机，铁路私有化，民间参股，外资参股，外资控股，外资收购！这套资本运作方法是美国吞并各国国有企业的惯用伎俩，叫做“休克的鱼”！举个例子，国美电器，本来财务状况很好，黄光裕出事后，陈晓大肆扩张囤货，结果国美电器瞬间财务紧张，成了休克的鱼，只得融资扩股，随之贝恩资本入股，黄光裕的股权被稀释！鱼的瞬间休克，是渔夫捕鱼的最佳方法，不费吹灰之力！干掉中国高铁也是休克的鱼这套方法，回想下厦深高铁的票价猫腻就一清二楚了，就是要让高铁负债累累，最后资不抵债，外资！跟贝恩资本收购国美电器如出一辙！ 当初运十是怎样下马的呢？把运十的生产线拆了，改为组装美国的麦道飞机，没几年，麦道被波音吞并，中国失去麦道飞机组装权！结果运十没了，麦道飞机也落空了！中国人竹篮打水一场空！美国波音干掉了他的竞争对手运十，现在波音又瞄准了他的竞争对手中国高铁！ 现在的中国高铁只要在公平的竞争平台上，基本能废掉波音空客的一条腿了！未来的几十年，只要中国高铁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竞争优势，很多小国家都会相继放弃短途飞机了！成功打入欧洲，非洲小国市场，可以说1500KM以内的距离，高铁可以秒杀飞机！一旦高铁波音空客的中小型飞机市场就要绝命了！ 从中国高铁兴建以来，各种对高铁的诽谤，攻击，采取行政措施，耍幕后阴谋诡计，大有把中国高铁掐死在摇篮之中的架势，然而这些跳的很欢的只不过是前台小丑，他们只是为了得到别人的一点残汤剩水拼命表演，真正的黑手是藏在幕后的，只要分析出中国高铁垮台后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就能找出攻击中国高铁的真正的幕后黑手。 举一个例子，八十年代世界能设计大飞机的只有四家，波音，图，运十，协和。波音基本占据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市场，图只有苏联集团使用，中国的运十才基本试飞成功，而协和只在研制中，如果运十成功投产，不但占据中国的飞机市场， 极有可能从美国占领的国际飞机市场上分一杯羹，所以美国人动用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使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把中国的运十掐死在摇篮里，使美国的波音占据中国飞机市场三十多年，协和也在中国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当然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也得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但中国的民族工业却受到了灭顶之灾，中国的军事运输机，空中加油机，预警机被别人掐了脖子，飞机发动机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即使中国的919近期试飞成功，由于加大的三十多年的距离，中国民用飞机短期内难与波音抗衡，波音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中国的民用市场，所以掐死中国运十的表面上是中国一些当权者，但真正的幕后黑手是美国人。 同样，如果中国的四纵四横的高铁成功运行，中国的高铁整合技术，中国高铁的运用技术，中国高铁设备制造技术，与中国高铁设备制造有关的高新技术都将有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中国不但在有关领域缩短与发达国家技术距离，还可能由于激发的自主创新的浪潮使高铁高新技术的一些领域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这是世界上一些人所不能容忍的，由于有了高铁这个大市场，有关中国高铁设备制造业将有飞速的发展，与高铁设备制造有关的企业也将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这个以民族工业为基础的利益集合体外国是很难挤进来分一杯羹的，更别说控制这个庞大的民族企业集团，这是一些人绝对不能容忍的。 以高铁为目标的民族工业集团的迅速稳固的发展，将为中国经济的稳定作出很大贡献，为中华民族的腾飞作出贡献，为中国迅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作出贡献，中国社会安定了，中国国家富强了，中国人民富裕了，这是一些人不愿意看到的，是不能容忍的。中国四纵四横的高铁全部运行了，由于三百多公里的时速和良好的安全性，将极大的挤占航空运输的市场份额，也挤压消减了外国特别是波音的销售量，中国人在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的碗里捞饭吃，这是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不能容忍的。 中国四纵四横的高铁运用成功，不但数量上世界第一，而且在高铁建设，高铁设备制造，高铁运用管理等技术方面也是世界第一，将对世界高铁建设造成极大的影响，中国将引领世界高铁的新潮流，通往俄罗斯，欧洲，中东，南亚的高新铁路将变成现实，连云港至阿姆斯特丹的陆上丝绸之路将基本建成，东亚南亚中东欧洲将因高铁连成一个整体，美国人辛辛苦苦建立的马六甲海峡及东亚包围圈将变成一个屁，中国人不但得到很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得到了极大的战略利益，这是美国人万万不能容忍的。 整垮了高铁，就彻底摧毁了中国的一个庞大的民族工业集团，摧毁中国高铁，为修建高铁而负债累累的铁道部将一蹶不振，不堪一击，为铁路私有化，进而瓜分中国铁路将创造极好的机会。弄垮了中国高铁，由于919不能与波音抗衡，为美国的波音进一步夯实在中国的市场。搞垮中国高铁，使中国希望把欧亚连成一体绕开马六甲海峡的计划化为泡影，马六甲海峡就永远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绞索。因此，中国高铁完蛋的唯一受益者是美国人，美国人也只有美国人是攻击中国高铁的幕后黑手，那些利用权力，媒体，网络上蹿下跳，凶恶破坏，攻击中国高铁的只是一群幕前的木偶，只是美国人养在中国的一群美国人的走狗。幸而中国四纵四横高铁的基础夯实的比较牢固，虽经美帝及其走狗不择手段的无情攻击，使中国欧亚大通道暂时化为泡影，可国内的高铁已在缓慢复苏，中国的高铁一定会腾飞，美国及其走狗的阴谋没有达到，他们的阴谋没有完全达到。 中国铁路绝对不能私有化 中国铁路是坚持公有制还是进行私有化改造不能以谁呐喊的凶，嗓门大，用词恶毒，编造的谎言多，各种媒体一起上造成的人多势众的压力为基准，也不能以公有制铁路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错误为借口，只能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为基准，哪一种制度对国家民族人民子孙后代有好处就必须坚持那一种制度，绝不能以一部分人的好恶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各种制度的优劣只能以事实为基础在对比中鉴别，不能以道听途说的流言和铺天盖地的谎言为鉴别的依据。 中国铁路解放以来一直是公有制，在公有制的强大集权下，五八年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修通了宝成铁路，六七十年代在艰险的环境中，艰苦的条件下，以极其简陋的工具在鸟不拉屎的悬崖峭壁上修通了成昆，湘渝铁路，以无畏的精神穿越秦岭修通西康铁路，穿越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修通兰新铁路南疆铁路，特别是克服千难万险在世界屋脊上修通了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这些中国铁路史上的丰功伟绩，在私有制条件下是绝对不能取得的。私有制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追逐的是利润，云南贵州巴山深处，新疆大沙漠中的铁路不能取得丰厚的利润，特别是青藏铁路几十年都收不回来建设成本，资本家弄不到利润，还可能倒贴钱，他们是绝对不会在这些地方投资的，包括那些“人性善良，道德高尚”的外国资本财团更不会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在那些毫无利益可言的地方抛洒他们的金钱。 但这些铁路把中国的西南中部西北与祖国的东部连接在一起，使新疆，西藏，云贵川和祖国形成一个整体，为祖国的统一，为中国的军事建设，为祖国的经济建设，为祖国的安定，为祖国各民族的融合和团结，为祖国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铁路经济效益微不足道，但社会效益是不可估量的。私有资本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他们追逐的是经济利益，社会效益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 而中国铁路几十年来只有货运有经济效益，客运一直是亏本的，有人会骂，火车经常一票难求，车上挤死人，还说亏本，黑了良心，可这些人只看到表面现象，铁路客运高峰区在春运40天，两次学生流不到20天，5.1,10.1黄金周14天。全部加起来不到3个月，占全年的四分之一，其他时间大多不满员，有时放空车。怎么去赚钱。又有人说，春运你们赚的钵满盆盈，叫唤亏本是黑了心肝，春运是人很多很多，铁路停了货运，增加了临客，临客是单向客运，每车定员120人，上到160人已十分拥挤了，一半空放，往返一平均每车80人，只有规定运量的三分之二，你说赚钱不赚钱，这样的亏本生意，只有公有制的人民铁路为了祖国的社会效益才做，私有制的资本家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亏本买卖。 祖国的铁路连网了中国的东南西北，有许多的热门线路，也有许多线路非常萧条，为了国家的大局，为了国家的社会效益，铁路部门从不挑肥拣瘦，如果铁路私有化，私人资本绝不会全盘皆收，一定会进行资产剥离，把有肉的部分一口吞下，把骨头棒子扔给国家，他们绝不会为了国家的社会效益，抛洒他们的钱财。 同时，中国铁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了几万亿的固定资产，这些资产相当庞大，中国任何一个民营资本家也无力吞下这么庞大的资产，如果铁路私有化，只有外国资本财团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收购中国强大的铁路网，并把它牢牢的控制在外国资本家的手中，为外国的利益通过铁路运输的各个环节打击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铁路私有化是送给外国人打击中国国家经济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礼物。 国有铁路是国家物价稳定的基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的物价像脱缰之马，私有企业引领了物价飞涨的潮流，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国铁路却成了稳定国家物价的基石。三十年来人民生活必需品涨了二十多倍，国家综合物价平均涨了四十余倍，有些物价涨了近百倍，可被万人唾骂的电老虎只涨了一倍半，被文人墨客，各种媒体，西化派日夜攻击的国家铁路竟十七年没涨过一分钱。这就是国家企业，人民企业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做出的巨大贡献。 那些无良媒体网络不停的攻击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体制落后，亏损严重，这些都是黑了良心的资产阶级的走卒无情的诽谤。一家饭馆，米涨了面涨了，菜涨了肉涨了，油涨了盐涨了，燃料涨了工资涨了，而且都是飞涨，卖的饭却不能涨，就是神仙也得亏损。十几年来，铁路的原料涨了，材料涨了，设备涨了，电力涨了，油料涨了，工人的工资也涨了，而且是几倍几十倍的涨，可人民铁路十七年没涨一分钱，他们能变魔术，能空手套白狼给变出利润来？ 有人说中国高铁票价贵，坐不起，我认为，也贵也不贵，看和什么比，与铁路自己的票价比是贵，贵了不少，但与私营汽车比并不贵。全国各地的汽车基本都是私人或私营集团经营，这些私营汽车的票价都是国有铁路票价的四，五倍，国家经营的国有运输企业收费便宜，但时刻受到黑心媒体的攻击，大有不把国有企业掐死分光绝不罢休的架势，国有企业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好像整不跨国有企业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一样。高铁的一般票价每公里三毛六，与长途汽车的票价大致相当，而安全性，舒适性和快捷的速度绝对不是一个档次，那些黑心的媒体为什么不叫喊私营汽车票价的昂贵，却把矛头对准安全舒适快捷的国有铁路企业呢？ 温州动车事故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但动车就是动车，和高铁扯不上半点关系，可那些黑心的媒体网络，那些烂心烂肝的西化派，那些毫无人性的南方系，大搞狸猫换太子，硬把一个现在还说不清道不明的动车事故与高铁搅合在一起，口诛笔伐唯恐天下不乱，大有把中国高铁打进十八层地狱，在踏上一万只脚的架势，然后分而食之。动车事故死了41个人，那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我们的骨肉，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感到悲哀和惋惜，可黑心媒体与西化派大声呐喊却有巨大的阴谋，动车事故的前几天，一辆汽车摔死了37个人，他们为什么不呐喊，动车事故后两天汽车上烧死了43个人，他们为什么不呐喊。因为他们知道，汽车运输大多是私营的，汽车制造业外资占有大半个江山，他们不但不能吵，还必须遮着盖着，生怕有人借机蚕食了私营企业和他们外国干爹的一丁点市场蛋糕，而搞垮国有铁路就为他们干爹挤进中国铁路运输业制造了良好的机遇。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搞垮中国人民的国有企业，为他们的外国干爹把中国建成殖民地经济服务的，他们是汉奸走狗卖国贼。 中国铁路工人是中国优秀的劳动人民的中坚力量 几千年世界上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优秀文明，经过历史的长河，它们有的消失了，有的没落了，只有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因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伟大的中国劳动人民是最勤劳，勇敢，机智，顽强，最吃苦耐劳。是他们推动着中华文明一步步前进。 正如毛主席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而铁路工人们是其中最能吃苦耐劳忘我工作的一群。年关到了，全国各地的打工的，经商的，当官的，卖力的，蓝领白领，哪怕是乞丐都挤着火车，扒着汽车，开着轿车，坐着飞机从四面八方涌向自己的家乡，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而铁路工人们却坚守在祖国十万公里的铁道线上。年三十，人们享受着天伦之乐，铁路员工却守在冷清的车站里，巡视在冰冷的铁路上，驾驶着列车奔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三十晚上大团圆，当人们围着丰盛的餐桌举杯欢庆的时候，坚守在万里铁道线上的员工们只能得到一份简单的盒饭及一杯清茶，因条件问题，他们有的连盒饭清茶都得不到。 从新中国铁路组建开始，中国铁路一直执行军事化管理，他们是一群不穿军装的中国军人。他们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熙熙攘攘的售票大厅里，售票员在窗口收售着钱币和车票，他们不能吃饭，不能喝水，甚至不能拉屎洒尿，面对一些旅客的不理解，他们只能含着委屈的泪水装出笑脸继续工作，否则，他们赖以生存的微薄的工资就会减少。在大山深处千千万万铁路的小站上，冷清的他们不能有娱乐设施，工作之余只能看电视或背床板。他们只能期盼攒到一起的一月几天的休息日轮到自己回家团聚，他们平时不能孝敬父母，陪伴妻子，教育自己的子女。当寒风卷着雪花铺洒在祖国大地时，人们在空调暖气的房间里工作生活着，而铁路工人却冒着凛冽的寒风清扫着铁路各种设备上的寒冰积雪。数九寒冬的深夜，人们陪着妻子，搂着孩子，享尽人间天伦之乐的时候，铁路工人却拿着工具，敲打着千里铁道的隧道，线路设备上的结冰。当狂风暴雨袭来的时候，人们都是奔向自己的寓所和一切可以躲避风雨的场所，而铁路工人却扑向线路，扑向隧道，扑向桥梁，扑向铁路两侧的高山葱岭，严密监视着暴风雨引起飞石泥石流洪水可能对铁路造成的危险。在云贵川陕的高山峡谷的每一寸铁路上，都留下他们的足迹，在隧道和桥梁上都有他们身影，在千里沙漠的风沙带上有他们奋斗的脚步，在世界屋脊极端天气里有他们奋斗的倩影。他们担负着沉重的工作，却拿着仅有三四千元的工资，有的工种才拿两千多点。他们有牢骚，但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有怨言，但坚决一丝不苟的完成领导交给的每一项工作，因为他们是军事化管理，他们有严密的组织，有铁一样的纪律。他们有坚强的组织纪侓性，他们大多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 北大校长谈六四：学生游行绝非靠少数人煽动(图)新闻来源: 炎黄春秋 于 2016-03-19 6:37:10 大字阅读 敬请注意: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观点内容不代表本网立场! 20世纪80年代，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学潮不断。《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刊登丁石孙专访《我在北大当校长》爆料，八六学潮时，北大校长丁石孙曾在民盟小组会上说，“学生要去游行，绝对不是少数人煽动，而是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如果是少数人煽动的话，就说明我这个校长无能。我掌握学校的领导权，都煽动不起来，他们怎么能煽动起来呢？” 我是北大的民选校长 访：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要当北大校长的消息的？ 丁：1983年10月。在这之前不久，我在哈佛数学系收到我爱人的信。她说现在北大正在酝酿校领导班子。教育部、人事部、中组部在北大搞了一次由副教授、副处长以上的人参加的民意测验，事先没有提任何候选人，让大家任意填写校长、副校长人选，不记名。然后，教育部有专人把票收走。我爱人也参加了投票。不久，有人告诉我，北大有位领导要到哈佛来访问。北大并未告诉我有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谁来。有一天，我跑到哈佛大学的办公室去问这件事，想了解来的人的访问日程。办公室秘书说：“你来的太好了。”因为北大的客人来的时候是礼拜天，没人办公，他正愁没人帮助接待。于是，他让我到机场去接一下，并事先把教职员会所（facultyclub）的一把钥匙给了我，让我直接把客人送去。丁石孙到机场我才知道来的人是北大代理党委书记项子明。他在“文革”前任北京市委秘书长，是彭真很得力的干将。他来的那天，哈佛大学专门挂了中国的旗子，以示重视。到教职员会所后，他就告诉我，要我回去当校长。他跟我聊到很晚，差不多聊了3个小时；说我当校长，他当党委书记，两个人合作；并谈了很多想法。他显然雄心勃勃，想在北大干一番事业。他的年龄比我大一点，身体很好，表现得非常积极，当时就要我跟他一块回去。我说不行，因为我还有一个月的进修时间，并安排了到西部访问的计划，也已经买好去西部和回国的机票。听我这样说，他没有勉强。当时他完全没想到回国后并没有让他当北大的党委书记。 访：项子明为什么没有当成北大党委书记？ 丁：据说是得罪了彭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时，彭真说项子明不能用。“文革”前，彭真搞了个写作班子，地点在畅春园。“文革”中，项子明顶不住压力，揭发说这个写作班子是反毛泽东的。这对彭真很不利。项子明就成为彭真眼中的叛徒。对我个人来说，项子明没有当党委书记是件好事。因为他党龄老，主意多，如果他担任这个职务我有很多事不好办。 访：在您之前，北大校长都是被任命的，并不是民主选举的。您当校长这次是北大第一次民主选举校长。这次民主选举，把您——一位屡遭政治运动冲击的学者，推上了世界著名学府——北大的校长职位。您在美国时，是否听到一些人对您要当校长这件事的反应？您知道自己回去要当校长这个消息后，对做校长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丁：1983年12月我到伯克利后见到的华裔数学家，比如项武义、伍鸿熙等，知道我回去要当校长，都很高兴，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标志，并跟我说中国能启用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当北大校长，表明中国以后有希望。 当时我对回去怎么当这个校长考虑得比较少，但意识到这个校长不好当，会得罪很多人。我跟当时在美国的北大的一些教员说：“我回去要准备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我虽然不能预料回去当校长的具体困难，但知道中国的改革的难度很大。事后我感到我对困难的估计还远远不够。 访：您是什么时候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的？ 丁：1984年3月。我从美国回来后，情绪比较乐观，认为前途非常美好。但一直待到春节后，组织上也没找我谈话。我搞不清楚是什么道理。事后才知道，彭真不同意项子明当北大党委书记，要重新找书记。一直到3月份，北大才开了个范围很小的会。会上，何东昌代表教育部宣布我当校长，王学珍当书记。项子明当了顾问。我的前任校长是张龙翔。 访：在何东昌宣布您当北大校长的会上，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了吗？您在会上表态说：“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得了的。”是这样的吗？ 丁：何东昌没有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我确实是这样表态的。记得我的发言很简短。大意是说：我对学校的工作没有经验，希望大家给我3个月学习的时间。在这3 个月里，原来怎么搞的，还怎么搞。我还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大概没有三把火，一个理由是，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有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访：当校长后，您提出过办校原则吗？ 丁：1986年暑假王学珍住院，有一段时间学校党委常委会是我主持。有两次常委会专门讨论办校原则，我记得提了六条或七条原则。其中一条是从严治校。因为北大一贯工作效率比较低，也比较松散。二是发扬民主。当时提出对不同的事情应该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如对学术问题不能全校讨论，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对生活问题，要在教代会上讨论，要发动全校的教职工参与。三是要坚持“双百”方针。我同意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认为学术问题不能有任何框框。考虑到当时有一种议论，反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我就提出坚持“双百”方针。四是干部不能越权管事。我自己也是一样。如有人向我抱怨他的住房条件太坏。对这样的事情，我很少当场表态，总要跟管住房的干部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再如学校的招生工作，不归我管，我绝对不给负责招生的干部写条子。我不能越权，越权的后果就是人家就不管事了。 管理科学中心和北大方正 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目前国内最有名的商学院之一。据厉以宁说，光华管理学院的历史要从1985年北大成立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算起，而管理科学中心的成立跟您密不可分。而且，这个中心的办学方针，是您和厉以宁、陈良焜、王恩涌在您家的小会客厅内决定的。是这样的吗？ 丁：对。当时我提出成立管理科学中心，是为了帮助厉以宁，让他躲开经济系，有自己的发展空间。1957年划右派时，厉以宁属于右派边缘人物，1958年跟我一起下放到门头沟劳动锻炼，“文革”开始后又跟我一起关在黑帮大院。“文革”后，他在经济系受排挤，有些人认为他是搞邪门歪道，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厉以宁想入党，在系里的党支部就是通不过。我当校长后，别的领导跟我说：对厉以宁要控制使用。他会画画，如果办展览，可以用他。但当时赵紫阳很重视厉以宁，长时间让他住在中南海。中央认为他可以入党，胡启立曾打电话过来问：“厉以宁为什么不能入党？” 访：中央过问后，厉以宁入党了吗？管理科学中心属于什么性质的机构？ 丁：入了。中央一过问，情况就变了。管理科学中心是学校领导的跨学科的学术性机构，跟系的地位类似。当时我有一个看法，成立系需要有比较成熟的条件，如教学计划要很清楚；但中心不需要，能搞研究就可以。这个中心的研究范围比较宽泛，包括管理、经济等各个领域。中心的人员来源也很广，各种人才都要。它成立不久就有了十几个人，中心的主任由我当；副主任有两个，一个是厉以宁，另一个是陈良焜（陈良焜原为北大数学系教授，研究经济计量学。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还有王恩涌，是北大地理学教授）。 除管理科学中心外，我当校长期间还成立了四个中心，其中包括人口中心、环境科学中心。现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非常热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成立于1989年 5月4日）。在我之前，张龙翔校长曾提出成立几个中心的设想。因而，在北大成立中心不是我首先提出的。我当校长后成立这些中心的大目标，是想突破北大的框框，改变系里原来的传统。 访：北大方正是您当校长后成立的一个公司，现已成为我国计算机行业中的一个知名品牌。请您回忆一下这个公司成立的经过。 丁：成立北大方正是我1986年做的一件事。之前，北大跟山东潍坊的华光公司合作，利用王选发明的汉字排版系统，生产汉字排版印刷机已有多年，1986年已经做到华光四型机。有一次我问起卖出这么一台机器，北大能得到多少钱？他们说卖出一台机器，华光公司给北大一万元钱。我记得当时一台机器至少卖十万以上，或者更多。我觉得这对北大不公平，因为潍坊的公司也不会生产机器，只是从日本买来机器，安装上王选的汉字排版系统。我就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搞？”王选的重要发明是信息压缩技术，这项技术就是把包括大量字型字号的信息进行压缩，而只有把各种字型字号的汉字储存下来，才能印报纸。 当时要把王选发明的这个系统固化，做到芯片上，国内还做不到，要到英国去做。我们和英国的公司联系，他们答应为我们做，还负责保密。这样，学校就出钱派王选到英国去，把他的系统固化，拿回来。很快北大自己办了一个公司，开始不叫方正，叫北大新技术开发公司。我考虑王选不会做生意，就跟有关同志商量，把王选的工作跟公司的工作分开，给王选成立一个研究所，负责研究开发；公司负责生产销售。 我在学校里挑选了两个人筹建公司。一个是无线电系的技术员，叫楼滨龙；另一个是数学系的总支副书记，叫黄禄平，是学计算数学的。记得我专门和楼滨龙谈过一次话，因为当时要动员教师出来开公司难度相当大。我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出来开公司的人一定要跟学校脱钩。你挣多少钱学校不管，但你不能再保留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公司的水电费也要跟学校明算账。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学游泳，就要跳到水里去。”我印象中公司开始时没有招工人，干活的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整个技术水平比较高。 访：公司成立后，北大和潍坊华光公司中断合作关系了吗？ 丁：我们把潍坊华光公司抛开了。但由于华光这个品牌由我们跟这家公司共同拥有，我们不能再用华光这个名字，于是就有了方正这个品牌。它是怎么想出来的，我不知道。一开始，方正没有办公地点，就在北大附近零散地找了些小房子。我去看过，里边也没有什么机器，只是看到很多人在忙着写字，因为很多字体要靠人写出来。记得当时市场相当大，从中央级报纸到省级报纸，甚至地市级和县级报纸都要上激光排版系统；楼滨龙到处去推销。 访：北大方正崛起后，跟北大脱钩了吗？ 丁：我说要它跟北大脱钩，但实际并没有。当时我就感到，像方正这种公司，所有制不清楚；但另一方面，北大也没有向方正注入资金。方正启动的时候，向北京市的一家公司借了几十万元作本钱。方正的产权归谁所有，始终是一个问题，这一点我当时就看到了。 没有闹大的学生事件 访：您当校长的时候，北大不太平静，经常有学生闹事，向学校提出各种要求。对几点熄灯都要闹一闹，我们对此只略有耳闻，实际并不了解具体情况，您能详细讲讲吗？ 丁：可以。1984年发生了熄灯事件。这是我当校长后，北大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过去北大学生宿舍晚上不熄灯，有很多学生到十一二点还不睡觉，在听收音机或洗衣服等，影响别的学生休息。在一次校长办公会上，我们议了这件事。有人提出部分学生晚上不睡觉，搞得大家不得安宁，应该11点熄灯。我知道这件事很敏感，北大学生自由惯了，突然让他们改变作息时间，恐怕会引起不满。为慎重起见，我叫沙健孙开了两个座谈会，听听学生的意见。有一天，沙健孙告诉我，座谈会开了，多数学生支持熄灯。他认为可以实行。所以我们就决定晚上11点熄灯。 实行熄灯这天晚上，数学系的干部打电话到我家，说学生闹起来了，一会儿就要到我家里来。我想在中关园的家里给围住就不好办了，赶紧骑自行车到办公室。因为怕半路上碰到学生，我绕道中关村，从西门进了学校。我住中关园的四十二楼，学生没搞清楚我住哪座楼，他们包围了四十三楼。看到这种情况，桂琳琳就在我家阳台上喊：“丁石孙不在四十三楼，在这里。”她还跟学生们讲，她不怕他们闹，“文革”时比这厉害得多。丁干这时年龄还小，看到这么多人，觉得很好玩。 学生发现我不在家里，就没劲了。这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第二天开了个教职员会，我讲了话。会没开完，何东昌到北大来了，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开完会，把学生闹事的情况给他讲了，他听后才放心：熄灯事件没闹大，也不是政治事件。我让沙健孙给学生做了些工作，事情就解决了。 访：您做过班主任、年级主任、系主任，应该对做学生工作有些经验。当校长后，您还亲自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吗？ 丁：1984年，我应校党委组织部的要求，给学生讲过一次党课，有几百人听。当时学生的思想有点虚无主义，对共产党不相信。这次党课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说服学生相信共产党。在党课上，我没有讲大话、空话，主要是结合亲身经历，讲解放前怎么相信了共产党，解放后怎么加入了共产党，以及改革开放后共产党又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我当时主要是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明共产党是值得相信的。 访：这次党课成功吗？ 丁：比较成功，至少没有引起学生反感。我讲的也是我的真实思想。当时我确实对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对后来的曲折，对可能的困难没有充分的估计。我的讲话充满了信心。现在来看，我当时的讲法过于简单，过于乐观。记得讲完党课不久，我的一个在《人民中国》日文版当编辑的老同学车懋祺来找我，要给我写篇报道。我把讲课的录音带给了他，他把录音整理出来请人译成日文发表了。 访：您的坦诚，在处理学生事件时起了作用。之后又遇到过别样的学生事件吗？ 丁：1985年9月，北大学生由于对我们国家的对日政策不满，闹得很厉害，贴了很多大字报。那时胡耀邦想跟日本搞好关系，准备邀请3000日本学生来中国访问，引起了学生的反感。再加上电视台在播《四世同堂》，激发了反日情绪。当时王学珍作为中央委员到中央参加全会，不在学校，只有我来面对学生。 我在大会上讲，希望同学们顾全大局。我说：我是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从个人感情上，我对日本人的痛恨比你们要强得多。我的小妹妹亲眼看到，我的一个亲戚被日本人一枪打死。你们对外交政策不能感情用事。我的讲话虽然把学生的嘘声压下去了，但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学生还是闹，并扬言要在9月18日上街游行。 9月17日晚，我召开学生干部会，希望他们劝说学生不要上街，但学生的情绪还是非常激烈。有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说第二天要在图书馆前集合，上街游行。当时北京市领导很紧张，因为学生一上街就变成北京市的事。副市长陈昊苏到北大来，拉我到学校的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讲话的稿子是他给我准备好的。 9月18日早晨，我在办公楼听说学生已涌向南校门。当时南校门已经关了，学生被堵在校门内。究竟是谁下令关的，至今我不清楚。有些学生干部站在铁门上做工作，希望同学不要冲出去。经过几个小时的僵持，学生终于散了，但校园里并不平静，贴了很多大字报，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有张大字报，把我的讲话跟吴德“四五”时在天安门的讲话比较，说我已经堕落成了吴德。最终这个运动没有闹大。 阻止学生出去时，学校准备在校内开个大会，让学生把他们的想法讲讲。当时没人敢主持这个会，怕学生情绪太激动，控制不了局面。这时我认识了校研究生会主席张来武，他说他主持。当时学生聚在南门准备冲出去，五四广场就在开这个会，把很多学生吸引过来了，减轻了南门的压力。 访：对学生要冲出校门、上街游行这件事，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您也一样紧张吧！ 丁：我对这件事不是很紧张。当时整个国内形势没那么严重，中央抓学生工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李鹏，代表国务院；一个是胡启立，代表党中央。事后他们把我和王学珍找到中南海谈了一次话，主要是强调要把善后工作做好，把学生的思想和情绪稳定下来。当时中央比较重视北大学生闹事，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过，让我和王学珍列席了会议。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这么高层次的会议。 访：在这次政治局会上，您和王学珍发言了吗？政治局领导对北大学生闹事是什么态度？ 丁：在这个会上，轮不到我们发言。胡耀邦是总书记，主持了会议，李鹏和胡启立汇报了这次北大闹事的情况。当时我觉得胡耀邦对学生游行好像并不赞成采取强制措施。因为当李鹏和胡启立汇报学生因校门关闭没出去时，胡耀邦就问：“你们干吗关校门？”他是冲着我和王学珍问的。胡启立赶紧把话头接过去，说是为了避免出更大的事。我感觉胡耀邦比较开明。 访：据说，一年多后的1987年元旦，北大有几千学生包围过您的办公楼？ 丁：提起这件事，要从1986年说起。这一年是知识界思想比较活跃的一年，背景是将要召开中央全会，要对过去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做出决定，知识分子希望这个决定能对过去“左”的东西做出结论。总的说来，会后发表的文件跟很多人的期望值有距离，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各种想法。1986 年年底前，北京市出台了一个关于游行的条例，内容是允许游行，但必须向公安局申请。出台这么一个条例，本意是不希望游行，但又不能明说。当时北大学生想利用这个条例，申请合法游行。 1987年元旦这天，北大部分学生到城里游行。下午，有学生打电话到我家里，说有同学被公安局抓了，听得出来他们情绪非常激动。我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放不下心，吃过晚饭就去了校党委办公室。这天正好王学珍的女儿结婚，在家里请客。有人告诉我确实有些学生被抓，学生游行时，警察在路上泼了很多水，路面结了冰，很滑，有些学生摔倒，被警察抓了。 大概晚上8点钟，我在办公室听说学生要包围办公楼。这时王学珍不在，党委副书记郝斌在。时间不长，就有三四千学生把办公楼包围了。这时我想如果学生冲进来就更乱了，于是，我下到办公楼东门，让人从楼上放下一个话筒，我手持话筒跟学生对话。这时气氛非常紧张。郝斌立刻跟市委通了电话，说办公楼已被包围。 访：还记得您跟学生的对话内容吗？ 丁：我要他们冷静。我说有人被抓了，我们去交涉；把我围起来没用，我只有腾出手来才能做事。我刚讲完，有学生大声喊：“不要听丁石孙的话。他用的是缓兵之计。”这时楼上有人下来跟我讲，市委准备放人。我一下子心里有了底，就大声说，谁说我骗人，站出来，我从来不骗人。听我这么一说，学生安静了。这时是晚上 8点多钟。我让他们11点再来找我，听答复。这样，学生慢慢散去了。 访：在这之前，您肯定没有骗过学生。否则学生不会听您的话。 丁：对。学生散去后，我和郝斌跟北京市联系，了解清楚被抓的学生有几十个，分别关在四个分局。我们商量决定派人去接，但不敢让校园里的学生知道，怕他们跟去把事闹大。随后，我们打电话通知车队，把汽车开到校外，让学生干部到校外集合上车，分几路去接被抓的学生。记得负责接学生的有校办主任黄槐成。 据说，被抓的学生在公安局里还是很受优待的。警察请他们喝茶，吃点心，看电视。他们被接回来时，已经快12点了。11点时，有个别学生到办公楼来听答复。我说接人的车已派出去了，还没回来，但他们依旧等着。这次学生运动就这样平息了。 不久，我到京丰宾馆参加民盟代表会议的小组会。我对参会的人都不熟悉，很多人问我学潮的情况。我说，学生要去游行，绝对不是少数人煽动，而是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如果是少数人煽动的话，就说明我这个校长无能。我掌握学校的领导权，都煽动不起来，他们怎么能煽动起来呢？ 这次学潮之后，胡耀邦下台了。那时我的情绪很坏。因为市委经常把我们找去开会，市委书记在一次会上还点了我和王学珍的名。他说，你们书记跟校长一定把学生带好，要负起责任。我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但也不好顶他们。我只好说，我们只有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其实，那时北大并没有闹得太厉害，闹得最厉害的是中国科技大学。 在政协会上“闯祸” 访：1988年您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是民盟推荐的，还是北大推荐的？ 丁：可能是民盟推荐的。这时我已是民盟中央常委。1957年反右运动后，我跟民盟几乎没有任何联系。1986年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高天找我，让我参加一点民盟的活动。他告诉我，他看中了我和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高景德也是民盟盟员。这年年底，民盟开了一次代表会议，我跟高景德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此后我跟民盟有了比较多的联系。北大也有可能推荐我当政协委员：王学珍是党中央委员，书记和校长要有个平衡。记得高景德和我一起当选为政协委员。那一届北大在民盟组的政协委员还有中文系王瑶和化学系的邢其毅。 访：您当政协委员后参加了1988年3月召开的七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您还记得参加这次会议的经过吗？ 丁：记得一些。在这届政协会开幕前，民盟开了个会，参加会的人是全部的盟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高天主持会议，让我上去讲话。我说我毫无思想准备，记者来采访我才知道当上了政协委员，在学校里人们并不太关心谁当了政协委员。我讲话的调子比较低，说我尽量反映一点老百姓的情况和意见。那时我不大清楚政协委员能起多大作用，但知道不可能起太大的作用。所以我的调子比较低，也没把当政协委员看成很重要的政治待遇。 参加这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民盟组委员住在国谊宾馆，教育经费不足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记者专门采访了我和高景德。我们两人都说教育经费不够。我简单地算了一笔账：教育部给多少钱，文科学生一人多少钱，理科学生一人多少钱，这些钱是远远不够学校支出的。我们两人共同的想法是：校长赚不来钱，多招一个学生，就要赔多少钱。 在这届政协会上，钱老（钱伟长）代表民盟做大会发言。1987年下半年，费老（费孝通）就让我负责准备这个发言稿，内容是谈教育问题。为此民盟组织了一个班子，成员主要是民盟的人，记得有张毓茂、有吴修平的侄子（当时的福建民盟的秘书长）和黄景钧，我从北大找了两个博士生参加。准备这个材料前后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我也抽时间参加过几次讨论。当时我的一个主要想法是：不能说共产党的官员一定不重视教育，也不一定说共产党的官员是在说谎，只是口头说重视，我们要找出教育经费总是落实不下来的原因。 访：在这届政协会上，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发言？ 丁：王瑶的名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就是在这次会上讲的。千家驹的大会发言引起了轰动。最初他是在小组会上讲的，大家都认为他讲得好，就让他到大会上讲。两次讲的内容一样。千家驹说他的发言是在从深圳到北京的火车上想出来的。 访：千家驹的发言主要讲了什么？ 丁：他讲了腐败问题，也讲了教育。他的发言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并没有夸张。我们在小组会上听他讲时，没想到反响会如此强烈。他的口才很好，讲话有鼓动性。 访：您在这届政协会议上发言了吗？ 丁：在民盟组最后一次会议上发了言。我在民盟组除了北大的人，对其他人基本都不熟悉，所以一直没发言。最后一次小组会来的人不多，大家的话也讲得差不多了，我说我讲一点。我讲的内容也很普通。我说：现在做思想工作的理论水平比建国初高得多，但为什么效果不如过去好？主要在于行为。我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主要并不是因为我在理论上对党搞得很清楚，而是因为我看到周围的共产党员真正为别人办事。我当了校长，有一点和过去不一样，就是能接触到一些上层人士，也不是地位很高的，就是学校一级的。我过去想，校领导党性都非常强，等到我当了校长，才知道这些领导对利益、名位等等考虑得很多。我最后讲了一句话，让当时的领导不高兴。我说：很多领导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思想有问题，个人考虑多；实际一些老同志、老革命也不见得觉悟就很高，没有私心。老同志应该扪心自问。 访：您的发言反响大吗？ 丁：我觉得自己讲的都是些大实话，没想到会有什么轰动效应。小组秘书曲伟把我的发言记了下来，当晚寄到报社，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就登了。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时，报纸已经到了。我的发言发表后，很快在学生中传开了，引起了强烈反响。学生们认为我为他们说了话。 1988年“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发言，报道得比过去都充分。即使如此，我的发言跟千家驹的发言都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了两天，有人传说赵紫阳在内部对我们两人的讲话都有很重的批评，把一个说成是哗众取宠，把另一个说成是耸人听闻。有人说我闯了祸。 访：这说明您的发言确实使一些领导不高兴。 丁：1988年暑假期间，国家教委认为学生不大稳定，在北戴河办了个学习班，让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参加。学习班时间不长，快结束时，中央领导接见我们。其中有邓小平，记不清是否还有赵紫阳。接见完要合影，这时有一点出乎我的意外，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别的校长都坐在第二排，邓小平还跟我握手。看来他们是有意这样安排的。我没什么特别的表示，邓小平跟我握手就握了握。 过了暑假，统战部突然通知我，说部长阎明复要请我吃饭。那天在统战部，吃饭的人连我一共4人，有阎明复，还有一局局长孙楠、孙公麟。在吃饭的过程中，阎明复跟我说，中央是信任我的。他说他参加了中央的一些会，发现中央对我没有什么意见。这是我第一次去统战部，我搞不清楚中央为什么要让阎明复请我吃饭。事后我把这事跟邓小平和我握手联系起来，才意识到这些是中央的表态。大概中央觉得对我在政协会上的发言批评重了，我并不是学生闹事的后台。 提出辞呈，卸任校长 访：辞职卸任是什么时候？ 丁：大概在1989年8月份，教育部在北戴河开了个会。每个学校去两个人：校长和党委书记。我检讨自己政治上比较简单，做了一通自我批评。 8月下旬，何东昌找我去教育部。何东昌和滕藤两人跟我谈话。他们没说我有什么错误，只说你不是要辞职吗？现在可以辞，教育部批准。谈话很简单，我说我很高兴接受这个决定。回来后，我的情绪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跟桂琳琳说教育部终于同意我辞职了，我让她晚上做顿红烧肉，吃得好一点。 访：在此之前您提出过辞职？ 丁：1988年，我给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说我已经干了4年，身体也不好，请让我辞职，后来，教委副主任朱开轩亲自到我家劝我继续干。 访：何东昌到北大宣布批准您辞职的决定。何东昌对您是怎么评价的？您也讲话了吗？ 丁：何东昌到北大宣布决定时，说了我一些好话，肯定我在北大做了一些好事，但讲得很抽象。在会上，我讲了一些客套话。我说：当了5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这样，我就结束了校长的工作。记得第二天报纸还登了消息。 访：辞去校长职务，是您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辞职之后，您对自己在校长任期内做的工作有何感触？ 丁：我确实感到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真想把北大办成一个思想自由、学术活跃的大学。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如当时我觉得北大文科的教条主义太厉害，就想通过研究方法论等途径突破这点。但在当时整个大环境下，没有做到，我的很多措施也没有实现。如1985年我对职称评定抓得很紧，但在后来几届的职称评定中，我就坚持不住了。当了5年校长，我能够得到安慰的，就是我离开北大这么多年，北大的多数人还对我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1989年9月，我就没什么事了，有时跟桂琳琳一起骑自行车到处转一转。有一次，我在紫竹院碰到北大一个教政治课的老教员，叫陈哲夫。因为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应该为陈独秀翻案，他在“文革”中受到过激烈的批判。这次他看到我，为我流了眼泪。中文系的严家炎也专门到家里看我，来安慰我。实际上，我对不当校长无所谓。 访：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季羡林说在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被称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另一位就是您。他对您的评价很高。您当校长期间，北大哪一年发展得最好？ 丁：季先生是在报上发表的这个评论。他把我抬得太高，让我受宠若惊。我觉得1988年，北大的工作表现得比较突出，各项指标都达到了一个高峰，教师和学生的情绪也非常高。这一年恰好是北大建校90周年。当年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叫《北大素描》的电影，讲述北大整个的情况，后来拍出来了。里边有我两个镜头，一个是我坐在校长办公室，讲北大的历史；还有一个镜头，是让我从家里走到办公室，并且要在雪地里拍。导演的意思大概是表明北大今后的道路还有很多困难。 访：您不当校长后，北大对您是怎么安排的？ 丁：回数学系教书。我找了数学系主任李忠，告诉他从下学期开始可以安排我的教学工作。我的组织关系又转到了几何代数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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