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熟女恋上鲜肉难民 被用被弃上演琼瑶大戏
法国熟女恋上鲜肉难民 被用被弃上演琼瑶大戏发布时间： 2016-04-02 10:07:51来源：欧洲时报内参（欧洲时报微信公众号）作者： 浏览次数：362 评论：0
一位法国母亲帮助她的男朋友 -- 一名加莱难民偷渡进入英国，随后又帮助他的朋友、其他难民非法进入英国境内，直到被捕。
“我跟一个难民相爱了。我帮助他去了英国，从那以后……他再没跟我联系过。他爱我吗？还是只是利用我？我根本不想知道真相。”
世界报记者Lorraine de Fouche记录下了这名普通女子的自述。
我曾以为他是命运的奖赏
事情开始于2015年1月，那天加莱的天空是灰色的，就像我所经历的“爱情”。我拎了几袋旧衣物，跟其他志愿者一起分发给居住在加莱“丛林”的难民。他就在人群中，很年轻，他用带着异域口音的英语问我的名字。我48岁，他26岁。他来自喀什米尔地区，他有着大大的棕色眼睛、瞳孔很大，睫毛浓密得像上了睫毛膏。在他的小房间里，我知道了他15岁时独自来了欧洲，先是在德国做厨师。也是在他的小房间，他问我要电话号码，我们有20多岁的年龄差距，但我说“可以”。
到达德国的避难申请者当中有大约八成都没有身份证件，或者伪造证件。而这些难民中，大多数来自没有战乱的国家。
那天晚上，我们开始电话联系。两个儿子在楼上睡觉，我的前夫已经离开两年了，每个月90欧元的抚养费他从来没给过。社保部门建议我告他，起诉他对孩子不负责任。
这名英俊的难民，也许他是命运对我的奖赏。
我们很快就开始拥抱、接吻。那太美妙了，我感觉到自己的重生。我们在“丛林”附近很多地方约会：公园、咖啡馆，有时在我家。考虑到孩子们，我没让他住在家里。因为他的难民身份，我很清楚这是一份难以保障的爱情。他英俊、温柔，但有时眼神忧虑。我们相识的时候，他已经到加莱一年半了，除了想办法偷渡去英国，他一直无所事事。他没能成功去英国，我对自己说这都是因为我。因为我，他不能尽力尝试。我跟前夫的离婚手续还没办完，所以我们没法结婚。
加莱（即图中卡来）位于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比邻英吉利海峡中最狭窄的一段，加莱与英国城市Douvres是法国与英国最近的渡口。
我没想到会这么简单
夏日的一天，在加莱一家咖啡馆里，他握着我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抚摸我的面庞。我妈妈跟我说过，如果一个男人轻抚你的脸，说明他爱你，这是为了铭记你的美丽。他像孩子一样哭了：“我什么都没有，我除了流浪什么都做不了。”我讲出了那句有魔力的话：“我带你去英国。”我脑海里萦绕这句话已经很久了。我马上跟他讲了应该怎么做，我不能给自己后悔和犹豫的时间：“来吧，你藏到我的后备箱里，我们现在就走。”
大批外国移民聚集在法国加莱并试图进入英国的问题由来已久。1999年，法国政府在加莱开设了富争议的Sangatte难民营，从此吸引了大批难民申请者及人口贩子到来。
他进了我的汽车后备箱，我们通过了三个检查关口。没有一个警察，不管是法国这边还是英国，都没人检查我的汽车。在英国海滨城市Douvres一条小胡同，我把他放出来了。
“我们现在在英国，我的爱人。看，这是英吉利海峡的悬崖”，我对他说。我从没想过，一切是如此简单。
每次见面都要带“旅客”同行
到英国了！我们感到那么幸福！我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继续开车把他带到伦敦郊区的伯明翰，他有个远房亲戚在那里。第二天，我回到了法国。当天晚上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里面充满了笑脸、亲吻、热情和赞美。我是他的公主，他的生命之爱。他希望尽快再跟我见面，下次见面我需要把他朋友的兄弟夫妇捎在后备箱里带去英国。我也应该给他们自由，给他们大不列颠的震撼。
据德国内政部数据，2015年有44.2万人在德国提出了避难申请，德国向欧盟其他国家发出了4.5万份移送请求，但实际上成功移交的难民数量只有3600人。
8月初，我在加莱车站接到了另外两个“乘客”。咖啡、后备箱、轮船，标志醒目的免税商店，Douvres海岸的悬崖。一位“乘客”深情地吻了英格兰的土地，另一位给了我20欧元。我也是把他们送到了伯明翰，我爱人所在的地方。他住在一栋破旧的村屋，里面一共六间卧室，他在一个印度餐馆打黑工。我觉得他现在容光焕发，我为帮助他感到骄傲。我们这次见面做了很多打算，一起在英国开餐厅，或许就开印度餐厅。但我不能跟他待太久，孩子们等着我呢。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015年共有100 万零573名难民经由地中海和陆路抵达欧洲。
行迹暴露、爱人失联
整个秋天，他热情的示爱总是伴随着需要我带偷渡客的要求。我从未独自去见过他，汽车后备箱里总装着他的熟人。9月底，他要求我一次带三个人过去。我想都不想就答应了，我是那么想要见他！在海关，我出示身份证时，工作人员说：“请打开你的后备箱”，我知道一切都完了。我打开了后车厢，三个偷渡客蜷缩在里面，气氛尴尬。我们等待着被海关警察羁押拘留。他们说我涉嫌帮助非法移民入境和生活。
欧洲难民危机，指自从2010年年底爆发阿拉伯之春后，数量激增的难民或是经济移民，从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地经地中海及巴尔干半岛进入欧盟国家寻求居留而产生的移民潮，其中多数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厄立特里亚。
在警察到来之前，我给伯明翰的爱人发了短信：“我遇到了麻烦，不能如时抵达。等解决好，我会尽快跟你联系。”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络。他应该是在收到我这条短信后就扔掉了那个手机卡，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开饭店的计划、英国、印度、搬家、夫妻生活，都如泡沫般破裂。现实，是我被关押在下加莱省Coquelles派出所，48个小时穿梭在肮脏的拘留室和审讯室的硬板凳。
2015年1月1日至6月30日欧盟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收到的庇护申请。期间欧盟收到 417430宗庇护申请。柱型高度代表该国收到的申请人数，国家颜色代表庇护申请者人数与该国人口的比例。
警察对我的行为很生气，认为我是贩运人口的蛇头。一名边防警察向我出示小艾伦的照片，就是那个举世闻名的、伏在土耳其沙滩上、死去的小难民。“你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你知不知道自己面临5年的牢狱生涯？你的孩子会被特殊看护，等你出狱，他们就不认得你了！”我被他们吓到了，开始配合着指认偷渡客，一个、两个……但我不会背叛我的爱人的，我不能让他身陷险境。“你运一个人赚多少钱？800？1000？1300欧元？”我们好像是在进行拍卖，对我的审判好像就是拍卖行等着敲下的锤子。当他们说到1300的时候，我答应了，回到那间肮脏的小囚室，我从未从这些偷渡客身上赚过一分钱。警察不断地揉搓我的痛处：“你的‘爱人’？你说你是在帮他。你们有20岁的年龄差距，你真的以为他爱你吗？他是把你当骡子用，他从你身上肯定赚足了钱。”
今年2月，欧洲刑警组织局长Rob Wainwright在海牙透露，2015年，约90%的难民，即超过100万名难民通过非法途径进入欧洲。同年，蛇头犯罪集团因为难民运输，大约获利30亿至60亿欧元。
我销毁了关于他的一切
后面就是冗长的司法审讯和裁决过程，我被转到了里尔监狱，然后很快在Boulogne-sur-Mer法院出庭。我不是罪犯，我这一生从没见过武器；我只是提供帮助，用车厢交换梦想的生活。律师为我求情，我的消沉心情、两个孩子，被离弃的爱情。最终，我被判处六个月监禁，缓期执行。
针对女性的暴力在难民潮中时有发生，包括强制婚姻、强迫卖淫和家庭暴力，施暴者包括同行的难民、蛇头、男性家族成员，甚至欧洲警察。
第二天，我的妈妈在监狱出口接我。这一周她不是照顾我的孩子，就是跑警察局。在警察局我们往往没有说话的机会，她只能看着我，远远地给我支持。她给加莱所有帮助难民的社团打了电话，但没人愿意帮助一个“走得太远”的志愿者。
照片、短信、信件，我把关于他的一切都销毁了。他是利用我吗？但是在他送去英国前，我们曾经在一起度过了六个月。而且是我，给他推荐了第一个“旅客”。
链接
越来越多的“丛林”难民改变去英国的计划，决定留在法国。据《世界报》3月28日报道，2015年10月底以来，有3260名聚集在加莱英吉利海峡附近的难民接受法国政府的安排，前往分布在法国71个地区的119个难民接待帮助中心。这些人中有不少已经有亲友在英国，等待他们团聚。但高昂的“过路费”、艰难的旅程、未卜的前途令他们犹豫，转而选择目前所在地-法国给出的安稳出路。
本文作者：李婧e詝
本文来源：欧洲时报微信公众号oushi1983
（编辑：攀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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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wwwyu[★★★★超级大富豪★★★★] 于 2016-04-01 21:48 已读 4100 次 大字阅读 扫描果酱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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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环球金钥匙】赞助 文章来源：绿蟹特约记者 琴书 责编：Evonne
作为一名“旅行小达人”，笔者去过不少国家和地区，这一次带大家走进泰国。吐血整理泰国奇妙百科：一分钟带你了解泰国，就是这么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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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是中国人民非常关心的话题，房子！泰国的房子很便宜，在大部分城市大约30万人民币就可以买一栋带泳池的小别墅。不过不好意思，外国人不能买。因为泰国的房产是带土地的，并且是终身的，泰国法律规定，外国人不能拥有泰国的土地。如果真的想买，那就只能买公寓，或者能娶个泰国老婆，不过要看准啰，免得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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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泰国的当地的米饭很难吃，根本不是传说中的香米，又粗糙又没有嚼劲，还不耐饥。只有吃鸡油饭（Kao men gai) 时，专门配的米饭才稍稍好吃点。听说泰国好吃的茉莉香米大部分都出口了，另外泰国的食物一般量都很小，像这样一份鸡油饭，我一般吃不饱，男生请自觉点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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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泰国的寺庙遍地都是，并且一座比一座精美，《泰囧》中的那座庙实在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因为寺庙跟泰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除了拜佛念经以外、婚丧嫁娶也都在寺庙中行。温馨提示，去寺庙参观前一定要穿长裤长袖，否则会被禁止入内。
（晚上请不要靠近寺庙，因为寺庙里有...请看第1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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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泰国的人妖也遍地都是，看人妖不一定得去芭提雅。除了在舞台上打扮得光鲜亮丽的，有的也可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在学校有人妖老师、人妖学生，7-ELEVEN也会有人妖收营员，甚至连街头卖小吃的都有可能是个漂亮的人妖。
5. 正常的男人在泰国是稀有物种，在泰国一部分男人当了和尚，一部分男人做了人妖，一部分男的是同性恋。在这个本就女多男少的国家，你让女人情何以堪，所以很多女人就变成了男人。
6. 传说情侣在公众场合不能牵手不能搂抱都是骗人的。泰国街头恩爱的小情侣还是很多的，不过亲密动作仅限于牵手、拥抱。泰国人有点矫情，吃饭发出咀嚼声会被说没有礼貌，但是在公众场所大跳艳舞却不会被人指指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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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泰国的火车很慢，因为站超多，平均几十分钟停一次，而且逢站必停。车上没有列车员推着小车来兜售食品饮料，卖东西的都是提着小篮子的小贩，颇具泰国特色，因此外国人对泰国火车情有独钟。
8. 泰国的自来水不能作饮用水，及时烧开了也不行，大街小巷有专门的机器兜售纯净水，一铢一升。
9. 在泰国不管喝什么都得加冰，就连学校打水的地方，打出来的也是冰水。如果不想喝冰的，必须提前跟服务员说，否则一律默认是加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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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泰国的学生无论小学生还是大学生一律都必须穿校服。校服跟电影里演的一样，女生白衬衣短袖，黑裙子加黑皮鞋；男生白衬衣，黑西裤、绿领带加黑皮鞋（大学生）。
11. 泰国人普遍都是大眼睛、双眼皮，小时候长得特别可爱。长大后就是你现在见到的这样。不过泰国也不乏美女，至于帅哥大多都是混血的，土生土长的泰国人长得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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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泰国的物价并没有传说中那么便宜，但比较统一，地区差异不大，甚至是旅游景点也不会比一般城市高太多多，不会出现天价XXX。一般在学校食堂吃午饭，最低5块RMB，一般6块RMB，不会像中国那样，从3、4块到10几块不等。泰国老师无论校长、教授都跟学生在同样的食堂吃同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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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龙果其实长这样）
13. 泰国的水果一般都是按公斤标价出售的，唯独苹果、梨等是按个儿卖的。相对国内的水果来说，泰国水果又好吃又便宜，尤其是一些国内很难买到的高档热带水果如山竹、红毛丹、大芒果、火龙果等，折合人民币一般也就两三块一斤。
14. “sai bai（享受）和suai （漂亮）”在泰国是两个最高宗旨，不管做什么事，泰国人都是以这两个要求为中心。因此在泰国不管开什么会，会前每人都能领到一份包装精美的饮料和一份小点心。会议中间通常还会有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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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泰国的旅馆和酒店一般都不提供洗漱用品，所以来泰国旅游得自备旅行套装哦，不过也不用麻烦，在当地的7-11买就行了，那里什么都能买到，各种日用品都有迷你装。泰国的7-11除了买东西，还可以充话费，打印车票，订机票，集多种功能于一身，而且分布也很密集，大街小巷走几步就能找到一家。
16.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去泰国旅游请勿穿红T恤或黄T恤，泰国的街头经常能看到皇室成员的画像，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要随意议论皇室，诽谤皇室在泰国是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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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泰国最凶猛的动物不是鳄鱼，而是黑夜中的野狗。一般这些狗白天都躺在地上睡觉，如死狗一般，一旦到了晚上就像打了兴奋剂似的变得异常凶猛。所以在泰国旅行一定要远离恶狗，珍爱生命，切记切记。晚上的时候请尽量远离寺庙，因为寺庙里有很多流浪狗，我曾经因为想走近路，结果被20几条恶狗围攻，当时我都做好了呗咬的准备，只求保命，好在有惊无险。
18. 很多女生热捧的泰国神器化妆品，其实泰国人自己都不太用，找代购或自己去泰国购物的时候请擦亮眼睛，不要听人瞎忽悠。不过一般来说泰国没有假货，这点可以放心。（中国导游领过去的店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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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就想到这么多，绝对的良心整理，以后有机会再补充啦。如果觉得好，就分享给大家吧！不过请大家牢记一点，去泰国旅行能自助就别跟团，14天4000RMB（含机票）大概就能搞定，不要盲目崇拜那些攻略，都已经被中国人去烂了，好玩的地方很多，就等你去发现啦~
作者简介：琴书，女，自幼成长在江南水乡，婉约但也豪迈，20多岁起开始“ 闯荡江湖“，独自走过泰国，法国，奥地利，匈牙利，德国等多个国家。目前定居德国，求学深造中。 台媒说大陆渔民用“聚苯乙烯”毒鱼，究竟是啥东东？
送交者: wwwyu[★★★★超级大富豪★★★★] 于 2016-03-30 21:47 已读 1398 次 大字阅读 扫描果酱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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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好！兔大队长和大家一起复盘今天的一则新闻有多么丧心病狂。观网报道如下：
台媒说大陆渔民用“聚苯乙烯”毒鱼，究竟是啥东东？
原来，台湾“海洋巡防署”27日早将涉嫌在南中国海东沙群岛进行非法捕捞的41名大陆渔民，连同起获的绿海龟和15吨珊瑚贝类，一并扣押回高雄港。然后，国台办回应，要求尽速放人翻船。
台湾海岸巡防署网站也能找到这个消息——大陆渔民因盗采滥捕被台湾方面扣押。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台“海洋巡防总局长”胡意刚22日晚亲率四艘台湾舰艇出发到东沙海域扫荡，并于隔天上午发现大陆的“琼琼海渔05055”号渔船。
台媒说大陆渔民用“聚苯乙烯”毒鱼，究竟是啥东东？
台湾“海洋巡防署”登船
东沙海域扫荡始终怎样的体验……兔大队长有点想象不出来。不过，对于东沙群岛，网友有话说：
台媒说大陆渔民用“聚苯乙烯”毒鱼，究竟是啥东东？
但这不是兔大队长要着重讲的…
重点在下面
↓↓↓↓↓
台媒说大陆渔民用“聚苯乙烯”毒鱼，究竟是啥东东？
其中一句话暴露了了不得的秘密，放大再看看——
台媒说大陆渔民用“聚苯乙烯”毒鱼，究竟是啥东东？
毒渔化学药剂40公斤，这是什么鬼？兔大队长第一时间想到了欧阳锋！
台媒说大陆渔民用“聚苯乙烯”毒鱼，究竟是啥东东？
话说当年，欧阳锋和周伯通打赌，如果将海里的鲨鱼全部毒死，周伯通要么写下《九阴真经》，要么自杀。
周伯通一口答应。于是欧阳锋真的用一会会儿时间就几乎将海里的鱼全杀了。
尼玛~要逆天啊，什么毒性这么强，能让鲨鱼灭绝。
听听欧阳锋怎么说：
这个蛇毒有一个好，碰到血液异变得比谁都快，能把鲨鱼的血液也变成剧毒，所以杀一个传染两个，杀两个传染四个，吃了毒鲨鱼的鲨鱼自己也会变成毒鲨鱼。
台媒说大陆渔民用“聚苯乙烯”毒鱼，究竟是啥东东？
细思极恐啊！
不知道大陆渔民所带的「毒鱼用化学药剂」和欧阳锋的毒药相比，哪个腻害？
然后，不少台媒的报道中提到了化学药剂的名称。例如：
台媒说大陆渔民用“聚苯乙烯”毒鱼，究竟是啥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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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道指出了「毒鱼用化学药剂」的具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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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聚苯乙烯」竟然有毒？
中学时老师就教过我们，聚苯乙烯是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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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如是说：
聚苯乙烯（Polystyrene，缩写PS）是指由苯乙烯单体经自由基加聚反应合成的聚合物。
它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热塑性塑料，具有高于100℃的玻璃转化温度，因此经常被用来制作各种需要承受开水的温度的一次性容器，以及一次性泡沫饭盒等。
台媒说大陆渔民用“聚苯乙烯”毒鱼，究竟是啥东东？
所以，兔大队长搞不明白了，聚氯乙烯怎么毒鱼？怎么毒鱼？怎么毒鱼？
这个新闻，倒让兔大队长想起十几年前的旧事。
台媒说大陆渔民用“聚苯乙烯”毒鱼，究竟是啥东东？
2003年2月5日晚，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拿出了一根试管，指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呼吁采取强硬措施解除萨达姆－侯赛因的武装。
但是试管内到底是什么，大家并不知道。
于是有了下面这么一段。
台媒说大陆渔民用“聚苯乙烯”毒鱼，究竟是啥东东？
台媒说大陆渔民用“聚苯乙烯”毒鱼，究竟是啥东东？
台媒说大陆渔民用“聚苯乙烯”毒鱼，究竟是啥东东？
台媒说大陆渔民用“聚苯乙烯”毒鱼，究竟是啥东东？
有时，真替你们捉急！台媒的小伙伴们，能不能想一个好点的理由，纵使有N种可能，也不会是聚苯乙烯呐。
评分完成：已经给本帖加上 30 银元！
欧洲为何取代美国，成为恐袭新热点
送交者: wwwyu[★★★★超级大富豪★★★★] 于 2016-03-30 21:43 已读 738 次 大字阅读 扫描果酱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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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法学者，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宋鲁郑
布鲁塞尔爆炸案已经过去一周有余，欧洲反恐形势仍旧不容乐观。
就在比利时政府搜捕嫌犯的时候，恐怖分子还能从容不迫地在当地发动宣传战。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和其他地区的北非裔年轻人竟然收到煽动性短信，信息是用法语写的：“我的兄弟，为什么不和西方人作战？为你的生命做出正确的选择。”不久之后，在Facebook上又出现一段视频，当地年轻人在视频中“庆祝”发生在布鲁塞尔的恐袭。这段视频现在已经被删除。
而比利时当局的表现也让人诧异，先是有消息称抓获最大嫌犯，又因为证据不足释放了。
如果说欧洲是初次遭遇恐怖主义挑战，那还情有可原，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直到9·11为止，美国都是全球头号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欧洲则相对是安全的静土。然而这种状况很快就被完全逆转，欧洲大规模的恐袭一波接一波：2004年（恰是9·11之后的第911天）马德里火车遇袭，十次连环爆炸导致191人丧生，2000多人受伤；2005年伦敦地铁和公交爆炸，52人丧生；2015年，法国在年初和年末发生两起恐怖袭击，近两百人丧生；最新一起则是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恐袭，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两百多人伤亡。这还不包括2012年至2015年每年爆发的孤狼式袭击事件。与此同时反观美国，除了个别的单一事件之外，则成功地保持了本土安全。
欧洲为何取代美国，成为恐袭新热点
布鲁塞尔机场爆炸现场
短期内如此巨大的转变，首要的就是欧洲和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
过去，美国总是冲在和伊斯兰社会对立的第一线，到处以军事手段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还是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欧洲则完全相反，不仅经常谴责以色列，不以武力介入中东事务，还坚定地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其中尤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
但当以正规战应对“游击”战的反恐方式遭遇全面挫折后，美国开始收缩。而此时的欧洲却开始积极的以武力扮演美国曾经的角色。如利比亚之春、叙利亚内战、马里内战以及中非、科特迪瓦。尤其是，当伊斯兰国仅仅把目标针对美国、叙利亚和伊朗时，法国却主动对之进行空袭，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传统外交战略。
其次，地理因素的巨大差异。
美国东西面被两大洋环绕，北部是同文同种发达的加拿大，南边则是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前殖民地墨西哥。也就是说，唯一能渗透进入美国的通道只有墨西哥。虽然每年确有大量来自该国的非法移民，但仇视美国的极端伊斯兰分子却难寻其门。
和美国相比，欧洲的地理安全则是极大的劣势：与北非只不过隔着窄窄的地中海，整个欧盟成员国自由流动，还有申根国家免签证。每个国家的签证政策又是独立的，审核尺度没有统一标准。从安全角度讲，整个欧洲实际是不设防开放型的状态。这也是欧洲过去何以十分谨慎的不介入中东乱局的原因。
第三，对待邻国的方式不同。
美国虽然地理安全条件优越，但仍然高度重视邻国的稳定。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美国迅速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名投入500亿美元巨款救助就是一例。其目的自然是避免墨西哥崩溃引发的难民潮。2010年海地大地震，美国军舰迅速到达——但不是为了救援，而是防止难民涌入美国。
但二十一世纪的欧洲则相反，先是英国和西班牙追随美国（西班牙在恐怖袭击之后宣布从伊拉克撤军），紧接着以法国为主导军事推翻了近邻利比亚卡扎菲政府，非常主动地把自己这个邻国搞成无政府状态，随后又介入另一个近邻叙利亚事务，却演变成持久的内战，造成二战后最大规模的难民潮。并和伊拉克战争的错误一起，给伊斯兰国的壮大创造了条件。
其实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斯拉夫内战引发的大规模难民危机也是类似原因造成的。刚刚统一的德国第一个参与肢解南斯拉夫，率先承认克罗地亚的独立。如果整个欧洲当时冷静处理，先不外交承认，稳住塞族激进派，再以时间换解决方案，何致会酿成如此大的人道悲剧？何致会以如此高的代价解决？
欧洲为何取代美国，成为恐袭新热点
布鲁塞尔恐袭后，民众为受难者祈祷
第四，国家型态不同。
美国是联邦制主权国家，有统一的边界管理、统一的政令和情报系统，可以协调一致应对挑战。而欧盟则是邦联性质的主权国家结合体，欧盟各成员国，有的在申根区内，有的在欧元区内，有的是北约成员国，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所以当袭击巴黎的恐怖分子乘车逃亡时，法国警察虽然拦截到，却由于不掌握任何信息，只好将其放走。袭击巴黎的恐怖分子来自比利时，也藏于比利时，甚至做案的爆炸物、枪支、汽车也来自比利时。法国既无法有效事先防范，更在遇袭时一头雾水。
当然政府玩忽职守和无能不在此例。布鲁塞尔爆炸案主犯之一2015年7月被土耳其驱逐出境，并通报比利时司法部门和内政部门此人是激进分子，结果根本没有引起任何重视。目前这两位部长已经辞职，只是仅仅更换两个人就能解决问题吗？
第五，穆斯林的比重不同。
穆斯林当然不等于恐怖分子，但由于各种原因，穆斯林在欧洲基本是边缘群体，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医疗水平低，失业率却很高。这种不平等再加上欧洲外交政策的失误，穆斯林社会与欧洲传统社会相互敌视和仇恨，就为境内外的极端伊斯兰主义提供了土壤。在欧洲有相当数量的恐怖主义同情者、支持者，发动恐怖袭击的难度很低，还便于隐藏、逃亡。
而且，很多穆斯林移民很可能在来源国就已经对欧美产生了敌意。英国ITV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曾经合作，让调查记者带着摄像机潜入美国长期以来的某个主要中东盟友拍摄纪录片。面对镜头，一个小朋友表示，“学校教我们说：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收到惩罚，应该对他们赶尽杀绝，他们都应该被斩首”。
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西方世界中穆斯林的比重就有了特殊意义。
美国是移民国家，但穆斯林的比重只占人口的1%左右。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美国只青睐接收两类移民——富人（投资移民）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这两类人在任何国家都是少数。而且这两类人往往较为理性，不易被激进思想所洗脑。虽然同欧洲一样要面对低端劳动力缺口，但美国边上就是墨西哥，可以提供足够的“非法移民”，无需引入穆斯林人口。
二是美国历史上没有在伊斯兰教国家建立殖民地，穆斯林没有办法通过这种前宗主国的特殊关系进入美国。
三是美国由于支持以色列，一向和伊斯兰国家关系紧张，也知道自己是他们仇视的对象，所以在接收移民时，往往对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申请格外限制。
但欧洲不同。由于各种原因比如欧洲的前殖民地许多是伊斯兰教国家，土耳其则由于一战时和德国是盟友，有大量人口移居德国，穆斯林在欧洲已超过五千万，比重超过10%。英国、荷兰是5%左右，法国则超过10%。另外还有波黑（51%）、科索沃（91%）、阿尔巴尼亚（70%）、马其顿（30%）、土耳其（几乎100%）等伊斯兰信仰为主的国家。
正是这五大原因，令欧洲取代美国成为恐怖分子的头号袭击目标，把一度美好的欧洲一次次变成人间地狱。应该说“9·11”只不过是美国的疏忽和大意，它所具有的内外禀赋还是有能力对抗恐怖主义对本土的袭击。但欧洲一方面先天不足，另一方面后天决策失误，根本无力应对。在投入全部警力反恐的情况下，15个月内在核心地带还是发生三起大规模伤亡惨重的袭击，恐袭已成为欧洲难以改变的生活新常态。
要想解决面临的挑战，仅从治标层面，欧洲就必须立即采取果断甚至非常措施。
首要的是在重启边界检查的同时，必须（暂时）废止申根条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隔绝外部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渗透。这样做的另一个直接好处是有助于留住即将脱欧公投的英国，毕竟首相卡梅伦“留在欧盟更安全”的理由现在看起来是多么的可笑。
二是立即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重建和平与秩序。这既要强迫利比亚各方必须立即建立统一的政府，恢复国家正常运作，也要承认阿萨德政府的合法性，并以他为主导重建国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恢复秩序后，立即遣返所有难民。
第三，欧洲的穆斯林大都生活在自发形成的社区内——这和历史上美国强迫建立的印地安人居留地、希特勒建立的集中营不同。所以在外部极端势力的渗透路径之后，各国立即各扫门前雪，进行全面、不留死角的大搜查，查抄所有暗藏的杀伤性武器。未来欧洲右翼极有可能上台，如果出台对穆斯林社区的歧视性规定，我们当然也要反对，但目前更应该关注在穆斯林社区执法松懈的问题。像在比利时，警察巡逻时竟然因为害怕而绕过穆斯林区，这显然是不行的。
第四，立即以安全和接纳能力为由宣布不再接纳任何难民。
比利时恐袭之后，波兰已经这样宣布了。斯洛伐克则更明确宣布一个穆斯林难民也不收。没有宣布但实际这样做的则有远在北美的加拿大：它接收的第一批难民全都是基督徒。
美国作为西方大国，也是难民悲剧的主要责任人，但2014年只接纳了132名难民，叙利亚内战四年来一共接纳1400名。虽然奥巴马后来在土耳其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表示：“对叙利亚难民关上大门将背叛我们的价值观”，并决定2016年要接收（不过区区）一万叙利亚难民（已登记难民接近500万），结果众议院立即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法案，要求暂停接收难民，对赴美伊拉克和叙利亚难民的身份进行背景核查。美国正常审查时间为18个月以上，新法案更给难民筛选增加了“不必要和不切实际”的要求，形同废止。与此同时，至少十名以上州长宣布拒绝接纳难民。
还有的国家，比如在全球在最民主国家榜上排名第三的丹麦（也被认为是最文明的国家）虽然没有设限，却要求所有难民把贵重财物交出，用做接纳他们的费用，如此的乘人之危和火中取栗——要么是发难民财，要么是变相的驱逐。欧洲的另一个大国英国从难民危机一开始就没有加入欧盟的难民配额系统。不仅如此，连欧盟成员国国民之间的正常流动都要限制，匈牙利则早就建起175公里的铁丝网。
欧洲为何取代美国，成为恐袭新热点
匈牙利建巨大铁丝网封锁边境，防止难民入境
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上却没有多少批评之声，媒体也没有炒做。更重要的是，拒绝接受难民有强大的民意基础。法国三分之二的民众反对接纳难民；美国53%的民众反对接纳难民，就是叙利亚的基督徒，也只有11%的民众愿意接受。既然号称“民主国家”，自然要遵重、服从民意。所以2014年10月，打算竞选下届总统的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表示，“移民威胁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欧洲难民申请数暴增44%的2014年，法国是极少的申请者负增长的国家（-1.2%）。
以上四点虽然有很大难度，但还是有可能做到的。而且事实上欧洲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实施了。比如重启边界、在穆斯林社区进行搜查、推动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重建秩序，但力度还很不够。如果这四条能得到果断、彻底的执行，还是有可能迅速治标的。
但上述措施要治本，则还远远不够。可治本之策难度太高，未必能够被民众所接受，而且欧洲目前的政治精英也缺乏执行的魄力，更重要的则是必须触动价值观和制度。
一是要协调中东各国共同彻底剿灭伊斯兰国，甚至在有必要时派遣地面部队。这也是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恢复长久秩序的一个条件。否则，伊斯兰国只要存在一天，就能把这三国搅得天翻地覆，不得安宁，所谓的秩序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要这三国不安，难民问题就会一而再地重复出现，极端势力也借助难民潮轻松地进行渗透。只是派地面部队，连特朗普这样的大嘴都不敢讲，更何况现在的传统政客。而且，派地面部队确实有可能制造出更多的敌人。可回避能解决问题吗？
二是伊斯兰国被击败后，西方要放弃长期以来的霸权做法，撤出中东，不要再出于私利干预伊斯兰社会的事务。这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西方实在是应该吸取了。推翻萨达姆的结果是迎来了一个远比萨达姆残酷的现实，而且也丧失了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稳定和秩序，不仅害人更是害己。对以色列，美国政客们也不要出于选票的需要而继续无条件地偏袒下去。只是，五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西方的“基因”，怎么可能去改变呢？
三是采取严厉措施惩治涉案或宣扬极端思想的穆斯林。比如实行“连坐”制度，全家驱逐。2011年伦敦骚乱的时候，英国政府就用过类似的办法：凡是参与骚乱的人员，只要是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全家都被赶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遏制恐怖袭击。但英国敢，欧洲大陆未必敢。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宁可饿死绝食的9名囚犯，也绝不给予他们政治犯的待遇。当时为了镇压煤炭工人的罢工，一年内抓捕了11300矿工，打死9人，其中包括3名青少年。这些强硬而有效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英国传统使然，欧洲大陆国家学得了吗？
四是欧洲内部要建立真正有效的治理机制。
目前欧洲各国之间，可以说是该民主的地方不民主，该集中的地方不集中，后者的表现就是各国之间不能形成合力。前者的表现之一就是，德国统一后，对涉及欧洲的事务已经两度自行其事。一是率先承认克罗地亚，推动了南斯拉夫以内战方式解体，造成了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道灾难。二是独自向叙利亚难民敞开怀抱。德国虽然由此一度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但后患无穷。从历史上看，德国强大后带给欧洲和世界的都是战争，现在再度强大的德国虽然不能和其他正常国家一样建设国防，但吊诡的是，依然具有极大的“损害性”，至少到目前，德国的政策并不利于欧洲的安全。
就算是出现奇迹，西方治本之策也得到实施，也会给欧洲带来和平，但仍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根据出生率，移民及其后裔将在不久的未来成为欧洲主体民族，原来的“欧洲人”将变成少数族群。假如一人一票的制度不改，欧洲将迎来信仰、文化、传统习俗都大相径庭的新统治者。就如同南非，实行民主后，黑人就凭借人口优势垄断了选举的结果和权力。
目前这个过程正在加速进行中，西方会抛弃民主、自由和人权，强制同化吗？会用特定的标准，剥夺部分人的投票权，或者将他们驱逐出境吗？或者针对特定人群，减少甚至取消育婴福利？——但这都是不可能的。
比利时恐怖袭击发生后，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评：“勿让恐袭危及欧洲价值观”。西方更多的文章不是担心恐怖袭击本身，而是担心为了反恐，将发生多大的制度扭曲。法国第一大报《世界报》的首页漫画竟然认为，强化的安全措施比炸弹还要过分！
不管欧洲最后是不是会被穆斯林“接管”，西方做好一件事总是不会错的。那就是在成功阻隔极端伊斯兰势力渗透和影响的前提下，尽量培养一个温和的穆斯林社会，同时压制试图不择手段挽救本土文明命运的极右势力。如果欧洲没有被“接管”，这样做起码能够恢复原来和平的生活；如果伊斯兰化不可避免，也可以最终和平交出主导权，建立一个类似于马来西亚那样的温和型伊斯兰国家。希望这不会是现在的“欧洲人”对人类文明的最后贡献。 这个24岁的姑娘，足以让国人落泪20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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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郭晓航
死亡。
当我写下这两个字时，阳光照在我的桌上，窗外有飞鸟穿云，绿树摇曳，迎接我的，是初春和煦的太阳，是丰富可口的早餐，还有美好浪漫的爱情。
死亡。
当成本华写下这两个字时，眼前出现的则是乌云满天，山河破碎，迎接她的，是正值黑夜的中国，是沾满鲜血的屠刀，是那即将降临的、真正的死亡。
一个24岁，年轻漂亮的姑娘，为何、又如何面对死亡？
1938年，成本华和丈夫刘志谊参加了家乡的自卫军，决心守卫安徽和县这座危城。5月11日，在一个叫小市口的地方，和县自卫军与日军发生了遭遇战。战况惨烈，成本华的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刘志谊也中弹牺牲，在指挥部队与日军继续交战时，成本华也因寡不敌众而被俘。
攻克县城的日军骄狂自满，不可一世。他们已经让整座县城屈服了，也想让成本华屈服，让她畏惧、投降。他们把她强暴了，并把她绑到了大西门外的刑场，让她观赏他们的杀人表演。手起，刀落，昏黄的阳光里，血腥的味道不断弥漫，气氛让人窒息。杀完几十个中国人后，这几个日本兵累了，就找来两个长条凳，靠着城墙休息，把阴森恐怖的刑场留给成本华一个人。终于，日本兵解开了她身上的绳索，她知道，轮到自己了。
绳子解开了，把她的衣服勒出了不少褶皱，战斗时紧扎的腰带变得有些松动，齐耳的短发也显得凌乱。在经历了惨烈的战斗，经历了亡夫的痛苦，经历了集体屠杀的恐怖后，成本华迎来了自己的死亡。站稳步子，叉起双手，她唤来了随军的日本记者，要求拍一张照片，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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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我曾以为这是某个表彰会的场景，扬起的嘴角，交叉的双臂，神情从容自得，还带着一丝骄傲。但当我翻看这段历史，当我知道在闪光灯亮起的下一秒，镜头里的主人公就将走向死亡时，我的内心充满了震惊和触动。古老的城墙，惨淡的阳光，凳子上的刽子手翘着二郎腿，笑的狂放狡黠，等待下一个屠杀的对象。这个刀下鬼太过柔弱了，一个24岁的姑娘，杀她太容易了，可能都不费一丝力气。她要死了，她已经见识过一个又一个残忍的杀戮场面，迎接她的是一样恐怖的行刑。可是，她为什么不怕？为什么会叉起双手，不屑轻笑？当时的刽子手也许不曾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但看着照片，我的内心却非常诧异，这哪是赴死啊，镜头里这个俊秀的面庞上，写满的分明是轻松、从容和骄傲。
后来，当我翻到这张照片，看到成本华左侧那个袖起双手、神情麻木的男子时，我才明白，向死而生是她的选择，是抗争者的选择，是高尚的选择，但并非是所有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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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华视死如归，蔑视日军给她带来的死亡。而当时的中国，却有太多人选择的是麻木求生，甚至连选都懒得选，就像照片里麻木的男子一样，抗争是别人的事，流血是别人的事，救国是别人的事，我只看看就好，生存才是自己的事。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向死而生的成本华，最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她选择了死亡，选择了带着微笑，骄傲的死去，在当时的中国，要比苟活可贵万分。
80年以来，成本华的精神始终活着，像她一样不畏牺牲的英雄们层出不穷，不断护佑着这个国家的安宁。但麻木的看客也从未消失，有的更甚从前。他们笑看历史，戏说英雄。他们不相信邱少云，不相信黄继光，不相信单衣薄衫的志愿军能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军，不相信一切他们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更不曾想过，没有成本华，没有一个个向死而生的革命先烈，哪有坐在电脑前随意评论的自由？
一个国家对待英雄的态度，比这个国家英雄数量的多少，更能反映它的精神高度。我们应该庆幸，成本华留下了这张照片，留住了不曾屈服的中国人的身影，留下了向死而生的精神丰碑。
如今的我们，大概再也不会每天都担心着生死的问题了，但人们总要知道，有人曾让渡出了他们的生存权，才换取了民族的安宁；总要知道，有人现在依然背负着守护和平的重担，才让生死考验远离普通人的视线。
80年过去了，我们如何追忆成本华？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她一样选择向死而生，也从没人要求我们都能成为她那样的人，但至少，至少希望你我，也不要做那个麻木的看客，不要让逝去的英雄再受污名。
。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话，却不无道理：只要你说美国公民，政府不怕你吵，不怕你闹，就怕你穷。 女博士嫁农村十年：代际贫穷轮回 看不到前景(视频)新闻来源: 网易 于 2016-04-04 15:50:42 大字阅读 敬请注意: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观点内容不代表本网立场! 2016年春节前夕，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全文附后）的文章，在网络上被刷屏，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以及所在农村的状况，文章首发的阅读量超过了最高统计10万，之后被大量转发，迅速成为春节期间的一个热议话题。 黄灯，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她是广东一家高校的传媒专业教师。这篇在她自己看来既不是最出色，也不是最尖锐的文章，为何会引起了最火爆的舆论关注？文章记述的是个怎样的家庭？这个家庭又嵌在怎样的一个农村中？3月初，央视《新闻调查》的记者和黄灯夫妇一同回到了位于湖北孝感的老家丰山镇丰三村，通过和这个家庭中的不同人物的接触，来了解文章背后的故事。 △黄灯婆婆家的全家福 杨胜刚 人物关系：黄灯的丈夫 黄灯的老公杨胜刚在这个家庭的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唯一一个通过读书跳出农门的孩子，他和黄灯是博士同学，现在在同一所高校教书。每年过年，他们都会辗转千里，回家和亲人团聚。 1969年，杨胜刚的父亲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当时的杨胜刚只有1岁，他说，贫困是那个年代农村共有的特征，但较之别人，他们有更深入骨髓的痛楚。因为贫困，年长的几个孩子早早辍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姐姐们先后嫁人，大哥杨敦武十几岁学会了理发，走村串巷，勉强糊口。 只有杨胜刚，从小成绩突出，使得他和哥哥姐姐们有了不同的人生。高中时，杨胜刚考入了省重点孝感高中，他依旧名列前茅，但家庭经济的拮据，使得他像同时代的很多农村学生一样，选择了师范大学，因为那时候上师范，学费低，还有补贴。 1993年，家里卖了两头猪，卖得一千块钱都给了杨胜刚，这些钱当时哥哥打一年工都挣不到，那是这个家庭对杨胜刚倾尽全力的支持。 2007年，杨胜刚和黄灯结了婚，这不仅开启了黄灯与这个家庭的缘分，也让她开始了对这个农村家庭的观察。只是黄灯发现，自从2008年杨胜刚的大哥和四哥家里出了一些事后，这个原本团结、温馨的家庭氛围就明显改变了。 杨敦武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大哥 丰三村位于江汉平原的北部，一个靠天吃饭的普通农村，改革开放之初，这里的农民就有了外出做泥瓦匠的传统。1993年，在村里干了20年理发的杨敦武，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他已经是村里最后一个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而杨敦武要去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妹夫（杨胜刚和黄灯的四姐夫）的工地。 从1993年到2009年，杨敦武跟着妹夫在北京干了16年，每年除了家里必需的开支，并没有拿回全部的工资，大部分（约十几万元）就存在妹夫那里。然而，这些钱最终却成了泡影。因为，在黄灯眼中一向是家里“有钱人”形象的四姐夫突然破产了。 四姐夫 人物关系：杨胜刚四姐的丈夫 在黄灯的文章中，四姐夫原本是这个家庭中最风光的人，因为四姐夫是当地最早出去做工的一批人。80年代，他出外做泥瓦匠，而带大哥杨敦武出去时，四姐夫已经是一个带工人的包工头了。 当时，杨敦武的儿子女儿都已出生，靠田里的收入已无力负担一家老小的支出，在四姐夫的劝说下，杨敦武跟着去了北京的建筑工地，和妻子两人每天负责给工地一百多号工人做饭。 四姐夫究竟遇到了怎样的事情，家里并不清楚，因为从2008年破产之后，杨胜刚的四姐一家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因为四姐夫的老家距离黄灯的婆婆家不远，所以记者见到了四姐夫87岁的老母亲。老人说，儿子已经有七八年没怎么回家了，之所以不能回家，是因为欠了不少工人的工钱，而工人都是同乡，回家就会被催账。 记者在湖北采访时，遇到了一个叫李朝辉的老板，他是杨胜刚的初中同学，也是和四姐夫一样从泥瓦匠干到包工头，谈及四姐夫的境遇，他也感同身受。“他比我做得都早，只是因为搞工地，他要运气不好的话，在那个年代的话，公司不给你钱或者你做赔了，就没人管。”李朝辉说，那个时候打工都没有保障，而像四姐夫这样的老板，在他们老乡当中也不是一个两个。 杨定华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四姐 在北京的一个城中村，记者见到了杨胜刚的四姐，七年没回家的一家四口，住在月租一千块钱的两间平房里。由于四姐夫回避了记者的采访，家里只有从饭馆儿打工刚下班的四姐杨定华。 杨定华说，这几十年来，因为在外做工程经常被压钱，虽然一家人外表看起来光鲜，但钱一直在工地上滚雪球，并没有拿回家的余钱。杨定华说，因为她主要在家带孩子，对于丈夫最后破产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她说，家里现在还拖欠工人工资几十万，还有一部分高利贷。杨定华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另外两个女儿在北京做导游，她们都表示要为家里还完钱再谈恋爱嫁人，这让四姐更是心焦。 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城市化建设进程，拖欠工程款就像一个伴生的毒瘤，记者查到一些并不不完全的数字：1990年，全国拖欠工程款近35亿元，1995年则猛蹿至600亿元，到2003年底，更是达到了3360亿元。2003年，国务院还曾专门下发通知，用三年的时间整治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各种惨烈的讨薪新闻，都和这样的背景有关。李朝辉说，建筑业的层层转包是常事，做工程通常又是先行垫资，只要有一次工程款要不回来，就有可能遭遇全部身家的损失。 畅畅 人物关系：杨胜刚大哥的孩子 黄灯的侄子侄女虽然只有20多岁，却都已经为人父母，黄灯嫁来杨家时，他们才十几岁，虽然黄灯和杨胜刚一直希望侄子侄女能够接受更高的教育改变命运，但都未能如愿。哥哥嫂子外出打工时，两个孩子一直跟奶奶在家。“基本上就没有那些学习的气氛，反正我们当时读书我记得，学生打老师是经常的。”畅畅说，“反正在家里没大人管嘛，靠爷爷奶奶有的管不住嘛……基本上不听课，要睡的睡觉，打的打牌。” 跟父辈不同的是，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是没有再经历父辈困苦的幼年，而父母因为离家打工觉得亏欠孩子，在物质上尽量满足他们。只是，父母在外打工的辛酸，孩子们并不知晓。畅畅还记得爸爸唯一一次对他发的火。“当时我好像有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就说我爸爸在外面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然后我爸爸就骂我，他说你到时候，你出去你就知道了。” 混沌的玩乐日子很快在初中毕业就结束了，和父母当初因为生计的逼迫出去打工不同的是，畅畅他们是出于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开始的打工生涯。畅畅去过杭州、昆山的工厂，流水线上的繁忙和辛苦让他始料未及，而捉襟见肘的文化水平甚至让他无法应付工作中出现的状况。几年之后，他不得不回到他父辈从事的老行业，做一名建筑工地的泥瓦匠。至此，畅畅才体会到父母在外打工的辛苦，可他的人生已经无法回头。 杨桂林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大学同学 杨桂林已经在乡镇中学教了22年的书，在他看来，因为条件好了，现在的农村学生刻苦程度没有原来强了。杨桂林说，现在农村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更愿意把孩子送到城市读书，占到学生总数一半以上的留守孩子，大多失于有效的监管，随着手机、网络的普及，这些孩子较过去更容易处于失控的状态，“受到的诱惑太多了，他们沉迷于手机，网吧也有，他们一放学跑得很快的，我就知道是冲向网吧了。” 这些年，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农村中学的升学状况却越来越令人担忧。比如孝感地区的重点高中——孝感高中，每年的中考，对于区内的农村中学实行政策倾斜，依据人口比例给每个乡镇的中学一些降分录取的名额，但很多乡镇中学都接不住这些指标。 大部分孩子上完初中，就准备外出打工，继续父辈的路。但是，他们不如父辈幸运的是，几十年的快速建设已经缓慢下来，他们打工没几年，就遇上了不景气的市场。如果在往年，春节一过，村里就没有了年轻人，但在今年，大部分还都在家等着工头的电话。 杨幼林 人物关系：丰三村村书记 3月的江汉平原，已经到了油菜花盛开的时节，但是大片的农田都还是荒芜的状态。村里大部分青壮劳力出外务工，即使是在家的人也不再种地，而是在棋牌室消磨时光。 村书记杨幼林介绍，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村里的耕地集合起来，流转出去，农户收取租金，这是上面支持搞的实验。记者在村里看到了流转协议，协议分两份，一份是村委会和农户签的，一份是村委会和企业签的，一般的出租年限是30年。据说，这个村子80％以上的土地都已经流转出去，接手的是两家企业，一家是养牛，一家要搞生态旅游。 杨幼林说，他们的村子是因为靠近大路才有人愿意来投资，那些不靠大路的村庄没人投资，任由农田荒芜。杨胜刚的同学李朝辉就是县里请回来的老板，他的生态园二期还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婆婆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母亲、黄灯的婆婆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对于杨胜刚的这个大家庭来说，喜庆中略带悲愁。因为一位重要家庭成员，黄灯的婆婆在去年过世了。 黄灯说，是婆婆最后的时光促使她有了书写这个家庭的冲动，婆婆辞世时86岁，黄灯在文中写道，婆婆的去世使这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 黄灯说，婆婆去世时一直挂念着不能回家的四姐和十几年白白辛劳的大哥。“她一方面为自己的女儿觉得很难过，因为自己的女儿、女婿遇到了麻烦，她心里也难受，但是另外一方面，自己的儿子、儿媳妇的工钱拿不回来，她也难受，其实她才是最难受的。”黄灯说。 这次回家，黄灯会照例塞给嫂子些钱，这是她对这个家庭仅能做到的回馈。当她要离开的时候，畅畅还是没有等到工头发出的确切消息，而路边能看到的零星等待出去打工的身影…… 延伸阅读：《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编者按：年关将至，在外漂泊、打拼的朋友们又纷纷踏上了回家的旅途。当代文化研究网今天推送的文章，便是黄灯老师在这几年返乡之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这篇文章从湖北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内部深挖开去，有如纪录片一般，将家中三代人近十年来的命运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在作者的叙述中，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留守儿童、城乡二元结构等等，并不全然是学界平日里辩论的大词，也不是新闻记者笔下夺人眼球的故事。 以农民儿媳的视角，观察一个普通家庭如何与残酷现实短兵相接，思索其家族命运变迁背后的偶然因素与深层原因，在困境之下继续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这种种努力，是黄灯老师这篇文章弥足珍贵之处。面对愈发严峻的社会现实，当“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几乎成为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深的无奈，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唤起我们更深的思考。本文首刊于《十月》杂志2016年第1期，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 2006年新年，全家福 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黄 灯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 一、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 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 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 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并不适合外出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来源，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 房子尽管98年在丈夫的资助下已经建起，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任何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走向好的一天。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 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 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他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落到我们身上）。 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 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去广州玩，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 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感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 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时，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疯跑，红色的蝴蝶结在脑后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变成最可怜的孩子。 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家里只要有人来，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 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暴力打人，总是将身穿衣服撕破，没有办法，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 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多深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妈妈在疯病中已经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资本。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的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 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 婆婆和两个儿子及孙子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丝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感情认同更像自己外婆）。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于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并且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 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个“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没有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我暑假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她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告诉她应该给孩子备用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她让女儿几个月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但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和城里刚做母亲女性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她原本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就做了母亲的孩子，爱玩的天性和母亲沉重的责任放在她身上，显得尴尬而又刺眼。我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青春勃发的脸庞再一次转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情绪，更不要说一个理智妈妈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处，两人总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认，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态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但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孩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们的思路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对另一个孩子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获得爱的能力，当他们长大到做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 对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获得的关爱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认，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经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但另一方面，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妻子网恋而成，让哥哥、嫂子安慰）。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面对如此的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而为此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贺雪峰团队曾提到湖北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研究中心调研表明，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地区，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正常自杀水平。”（《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16期》）。 陈柏峰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 以写作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对此作了入目三分的叙述，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 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因为河流的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农田的供水，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份心理幻觉。 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的困境，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回馈乡村，又何以可能？ - 农村废弃的老宅 三、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因为能干，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 妈妈一辈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腼腆但又坚决的求助，更有同父异母的姑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姑姑临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悲苦命运，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就成为唯一的路径。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 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所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折磨。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 可是，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认真剖析了80后中逃脱农村在城市打拼一代知识精英的深刻困境，对70后一代而言，尽管情况没有如此惨烈，但实际上也仅仅只是抓住了房价刚刚失控之初，及时当上“房奴”的幸运，当中年困境如期来临时，他们所面对的生存、事业压力从来就没有减轻半点。所能给家里的帮助，也无非是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开销，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改变家庭的命运？摩罗11年前提出的问题，“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我是农民的儿子》，载《天涯》2004年第6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答案，而且也看不到答案能够兑现的一天。 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得以改变命运，并拥有相应权力，在现实诱惑下，最终走向贪腐之路。我想到，对他们而言，对一个从小物质匮乏到极致的人，必然在拥有机会以后滋长更为膨胀的欲望，因为他深知一种来自身份差异的残酷真相，有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曾表达这种人物的真实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上上层阶层了。” 事实就是如此，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那么，此生便几乎永无可能。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户仅仅是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安排到公安局。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 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命运的结构性困境。在这一点上，摩罗的感慨让我深深共鸣，“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 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和我们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入尘埃中的生存，无从反抗，也毫无声息。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2015年11月3日 - 嫂子带回乡的儿子在菜园 网编：小豆雪 女博士嫁农村十年：代际贫穷轮回 看不到前景(视频)新闻来源: 网易 于 2016-04-04 15:50:42 大字阅读 敬请注意: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观点内容不代表本网立场! 2016年春节前夕，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全文附后）的文章，在网络上被刷屏，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以及所在农村的状况，文章首发的阅读量超过了最高统计10万，之后被大量转发，迅速成为春节期间的一个热议话题。 黄灯，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她是广东一家高校的传媒专业教师。这篇在她自己看来既不是最出色，也不是最尖锐的文章，为何会引起了最火爆的舆论关注？文章记述的是个怎样的家庭？这个家庭又嵌在怎样的一个农村中？3月初，央视《新闻调查》的记者和黄灯夫妇一同回到了位于湖北孝感的老家丰山镇丰三村，通过和这个家庭中的不同人物的接触，来了解文章背后的故事。 △黄灯婆婆家的全家福 杨胜刚 人物关系：黄灯的丈夫 黄灯的老公杨胜刚在这个家庭的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唯一一个通过读书跳出农门的孩子，他和黄灯是博士同学，现在在同一所高校教书。每年过年，他们都会辗转千里，回家和亲人团聚。 1969年，杨胜刚的父亲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当时的杨胜刚只有1岁，他说，贫困是那个年代农村共有的特征，但较之别人，他们有更深入骨髓的痛楚。因为贫困，年长的几个孩子早早辍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姐姐们先后嫁人，大哥杨敦武十几岁学会了理发，走村串巷，勉强糊口。 只有杨胜刚，从小成绩突出，使得他和哥哥姐姐们有了不同的人生。高中时，杨胜刚考入了省重点孝感高中，他依旧名列前茅，但家庭经济的拮据，使得他像同时代的很多农村学生一样，选择了师范大学，因为那时候上师范，学费低，还有补贴。 1993年，家里卖了两头猪，卖得一千块钱都给了杨胜刚，这些钱当时哥哥打一年工都挣不到，那是这个家庭对杨胜刚倾尽全力的支持。 2007年，杨胜刚和黄灯结了婚，这不仅开启了黄灯与这个家庭的缘分，也让她开始了对这个农村家庭的观察。只是黄灯发现，自从2008年杨胜刚的大哥和四哥家里出了一些事后，这个原本团结、温馨的家庭氛围就明显改变了。 杨敦武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大哥 丰三村位于江汉平原的北部，一个靠天吃饭的普通农村，改革开放之初，这里的农民就有了外出做泥瓦匠的传统。1993年，在村里干了20年理发的杨敦武，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他已经是村里最后一个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而杨敦武要去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妹夫（杨胜刚和黄灯的四姐夫）的工地。 从1993年到2009年，杨敦武跟着妹夫在北京干了16年，每年除了家里必需的开支，并没有拿回全部的工资，大部分（约十几万元）就存在妹夫那里。然而，这些钱最终却成了泡影。因为，在黄灯眼中一向是家里“有钱人”形象的四姐夫突然破产了。 四姐夫 人物关系：杨胜刚四姐的丈夫 在黄灯的文章中，四姐夫原本是这个家庭中最风光的人，因为四姐夫是当地最早出去做工的一批人。80年代，他出外做泥瓦匠，而带大哥杨敦武出去时，四姐夫已经是一个带工人的包工头了。 当时，杨敦武的儿子女儿都已出生，靠田里的收入已无力负担一家老小的支出，在四姐夫的劝说下，杨敦武跟着去了北京的建筑工地，和妻子两人每天负责给工地一百多号工人做饭。 四姐夫究竟遇到了怎样的事情，家里并不清楚，因为从2008年破产之后，杨胜刚的四姐一家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因为四姐夫的老家距离黄灯的婆婆家不远，所以记者见到了四姐夫87岁的老母亲。老人说，儿子已经有七八年没怎么回家了，之所以不能回家，是因为欠了不少工人的工钱，而工人都是同乡，回家就会被催账。 记者在湖北采访时，遇到了一个叫李朝辉的老板，他是杨胜刚的初中同学，也是和四姐夫一样从泥瓦匠干到包工头，谈及四姐夫的境遇，他也感同身受。“他比我做得都早，只是因为搞工地，他要运气不好的话，在那个年代的话，公司不给你钱或者你做赔了，就没人管。”李朝辉说，那个时候打工都没有保障，而像四姐夫这样的老板，在他们老乡当中也不是一个两个。 杨定华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四姐 在北京的一个城中村，记者见到了杨胜刚的四姐，七年没回家的一家四口，住在月租一千块钱的两间平房里。由于四姐夫回避了记者的采访，家里只有从饭馆儿打工刚下班的四姐杨定华。 杨定华说，这几十年来，因为在外做工程经常被压钱，虽然一家人外表看起来光鲜，但钱一直在工地上滚雪球，并没有拿回家的余钱。杨定华说，因为她主要在家带孩子，对于丈夫最后破产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她说，家里现在还拖欠工人工资几十万，还有一部分高利贷。杨定华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另外两个女儿在北京做导游，她们都表示要为家里还完钱再谈恋爱嫁人，这让四姐更是心焦。 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城市化建设进程，拖欠工程款就像一个伴生的毒瘤，记者查到一些并不不完全的数字：1990年，全国拖欠工程款近35亿元，1995年则猛蹿至600亿元，到2003年底，更是达到了3360亿元。2003年，国务院还曾专门下发通知，用三年的时间整治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各种惨烈的讨薪新闻，都和这样的背景有关。李朝辉说，建筑业的层层转包是常事，做工程通常又是先行垫资，只要有一次工程款要不回来，就有可能遭遇全部身家的损失。 畅畅 人物关系：杨胜刚大哥的孩子 黄灯的侄子侄女虽然只有20多岁，却都已经为人父母，黄灯嫁来杨家时，他们才十几岁，虽然黄灯和杨胜刚一直希望侄子侄女能够接受更高的教育改变命运，但都未能如愿。哥哥嫂子外出打工时，两个孩子一直跟奶奶在家。“基本上就没有那些学习的气氛，反正我们当时读书我记得，学生打老师是经常的。”畅畅说，“反正在家里没大人管嘛，靠爷爷奶奶有的管不住嘛……基本上不听课，要睡的睡觉，打的打牌。” 跟父辈不同的是，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是没有再经历父辈困苦的幼年，而父母因为离家打工觉得亏欠孩子，在物质上尽量满足他们。只是，父母在外打工的辛酸，孩子们并不知晓。畅畅还记得爸爸唯一一次对他发的火。“当时我好像有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就说我爸爸在外面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然后我爸爸就骂我，他说你到时候，你出去你就知道了。” 混沌的玩乐日子很快在初中毕业就结束了，和父母当初因为生计的逼迫出去打工不同的是，畅畅他们是出于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开始的打工生涯。畅畅去过杭州、昆山的工厂，流水线上的繁忙和辛苦让他始料未及，而捉襟见肘的文化水平甚至让他无法应付工作中出现的状况。几年之后，他不得不回到他父辈从事的老行业，做一名建筑工地的泥瓦匠。至此，畅畅才体会到父母在外打工的辛苦，可他的人生已经无法回头。 杨桂林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大学同学 杨桂林已经在乡镇中学教了22年的书，在他看来，因为条件好了，现在的农村学生刻苦程度没有原来强了。杨桂林说，现在农村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更愿意把孩子送到城市读书，占到学生总数一半以上的留守孩子，大多失于有效的监管，随着手机、网络的普及，这些孩子较过去更容易处于失控的状态，“受到的诱惑太多了，他们沉迷于手机，网吧也有，他们一放学跑得很快的，我就知道是冲向网吧了。” 这些年，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农村中学的升学状况却越来越令人担忧。比如孝感地区的重点高中——孝感高中，每年的中考，对于区内的农村中学实行政策倾斜，依据人口比例给每个乡镇的中学一些降分录取的名额，但很多乡镇中学都接不住这些指标。 大部分孩子上完初中，就准备外出打工，继续父辈的路。但是，他们不如父辈幸运的是，几十年的快速建设已经缓慢下来，他们打工没几年，就遇上了不景气的市场。如果在往年，春节一过，村里就没有了年轻人，但在今年，大部分还都在家等着工头的电话。 杨幼林 人物关系：丰三村村书记 3月的江汉平原，已经到了油菜花盛开的时节，但是大片的农田都还是荒芜的状态。村里大部分青壮劳力出外务工，即使是在家的人也不再种地，而是在棋牌室消磨时光。 村书记杨幼林介绍，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村里的耕地集合起来，流转出去，农户收取租金，这是上面支持搞的实验。记者在村里看到了流转协议，协议分两份，一份是村委会和农户签的，一份是村委会和企业签的，一般的出租年限是30年。据说，这个村子80％以上的土地都已经流转出去，接手的是两家企业，一家是养牛，一家要搞生态旅游。 杨幼林说，他们的村子是因为靠近大路才有人愿意来投资，那些不靠大路的村庄没人投资，任由农田荒芜。杨胜刚的同学李朝辉就是县里请回来的老板，他的生态园二期还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婆婆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母亲、黄灯的婆婆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对于杨胜刚的这个大家庭来说，喜庆中略带悲愁。因为一位重要家庭成员，黄灯的婆婆在去年过世了。 黄灯说，是婆婆最后的时光促使她有了书写这个家庭的冲动，婆婆辞世时86岁，黄灯在文中写道，婆婆的去世使这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 黄灯说，婆婆去世时一直挂念着不能回家的四姐和十几年白白辛劳的大哥。“她一方面为自己的女儿觉得很难过，因为自己的女儿、女婿遇到了麻烦，她心里也难受，但是另外一方面，自己的儿子、儿媳妇的工钱拿不回来，她也难受，其实她才是最难受的。”黄灯说。 这次回家，黄灯会照例塞给嫂子些钱，这是她对这个家庭仅能做到的回馈。当她要离开的时候，畅畅还是没有等到工头发出的确切消息，而路边能看到的零星等待出去打工的身影…… 延伸阅读：《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编者按：年关将至，在外漂泊、打拼的朋友们又纷纷踏上了回家的旅途。当代文化研究网今天推送的文章，便是黄灯老师在这几年返乡之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这篇文章从湖北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内部深挖开去，有如纪录片一般，将家中三代人近十年来的命运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在作者的叙述中，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留守儿童、城乡二元结构等等，并不全然是学界平日里辩论的大词，也不是新闻记者笔下夺人眼球的故事。 以农民儿媳的视角，观察一个普通家庭如何与残酷现实短兵相接，思索其家族命运变迁背后的偶然因素与深层原因，在困境之下继续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这种种努力，是黄灯老师这篇文章弥足珍贵之处。面对愈发严峻的社会现实，当“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几乎成为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深的无奈，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唤起我们更深的思考。本文首刊于《十月》杂志2016年第1期，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 2006年新年，全家福 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黄 灯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 一、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 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 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 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并不适合外出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来源，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 房子尽管98年在丈夫的资助下已经建起，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任何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走向好的一天。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 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 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他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落到我们身上）。 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 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去广州玩，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 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感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 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时，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疯跑，红色的蝴蝶结在脑后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变成最可怜的孩子。 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家里只要有人来，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 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暴力打人，总是将身穿衣服撕破，没有办法，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 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多深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妈妈在疯病中已经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资本。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的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 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 婆婆和两个儿子及孙子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丝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感情认同更像自己外婆）。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于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并且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 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个“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没有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我暑假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她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告诉她应该给孩子备用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她让女儿几个月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但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和城里刚做母亲女性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她原本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就做了母亲的孩子，爱玩的天性和母亲沉重的责任放在她身上，显得尴尬而又刺眼。我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青春勃发的脸庞再一次转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情绪，更不要说一个理智妈妈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处，两人总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认，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态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但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孩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们的思路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对另一个孩子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获得爱的能力，当他们长大到做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 对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获得的关爱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认，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经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但另一方面，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妻子网恋而成，让哥哥、嫂子安慰）。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面对如此的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而为此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贺雪峰团队曾提到湖北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研究中心调研表明，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地区，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正常自杀水平。”（《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16期》）。 陈柏峰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 以写作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对此作了入目三分的叙述，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 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因为河流的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农田的供水，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份心理幻觉。 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的困境，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回馈乡村，又何以可能？ - 农村废弃的老宅 三、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因为能干，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 妈妈一辈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腼腆但又坚决的求助，更有同父异母的姑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姑姑临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悲苦命运，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就成为唯一的路径。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 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所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折磨。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 可是，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认真剖析了80后中逃脱农村在城市打拼一代知识精英的深刻困境，对70后一代而言，尽管情况没有如此惨烈，但实际上也仅仅只是抓住了房价刚刚失控之初，及时当上“房奴”的幸运，当中年困境如期来临时，他们所面对的生存、事业压力从来就没有减轻半点。所能给家里的帮助，也无非是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开销，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改变家庭的命运？摩罗11年前提出的问题，“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我是农民的儿子》，载《天涯》2004年第6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答案，而且也看不到答案能够兑现的一天。 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得以改变命运，并拥有相应权力，在现实诱惑下，最终走向贪腐之路。我想到，对他们而言，对一个从小物质匮乏到极致的人，必然在拥有机会以后滋长更为膨胀的欲望，因为他深知一种来自身份差异的残酷真相，有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曾表达这种人物的真实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上上层阶层了。” 事实就是如此，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那么，此生便几乎永无可能。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户仅仅是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安排到公安局。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 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命运的结构性困境。在这一点上，摩罗的感慨让我深深共鸣，“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 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和我们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入尘埃中的生存，无从反抗，也毫无声息。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2015年11月3日 - 嫂子带回乡的儿子在菜园 网编：小豆雪 女博士嫁农村十年：代际贫穷轮回 看不到前景(视频)新闻来源: 网易 于 2016-04-04 15:50:42 大字阅读 敬请注意: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观点内容不代表本网立场! 2016年春节前夕，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全文附后）的文章，在网络上被刷屏，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以及所在农村的状况，文章首发的阅读量超过了最高统计10万，之后被大量转发，迅速成为春节期间的一个热议话题。 黄灯，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她是广东一家高校的传媒专业教师。这篇在她自己看来既不是最出色，也不是最尖锐的文章，为何会引起了最火爆的舆论关注？文章记述的是个怎样的家庭？这个家庭又嵌在怎样的一个农村中？3月初，央视《新闻调查》的记者和黄灯夫妇一同回到了位于湖北孝感的老家丰山镇丰三村，通过和这个家庭中的不同人物的接触，来了解文章背后的故事。 △黄灯婆婆家的全家福 杨胜刚 人物关系：黄灯的丈夫 黄灯的老公杨胜刚在这个家庭的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唯一一个通过读书跳出农门的孩子，他和黄灯是博士同学，现在在同一所高校教书。每年过年，他们都会辗转千里，回家和亲人团聚。 1969年，杨胜刚的父亲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当时的杨胜刚只有1岁，他说，贫困是那个年代农村共有的特征，但较之别人，他们有更深入骨髓的痛楚。因为贫困，年长的几个孩子早早辍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姐姐们先后嫁人，大哥杨敦武十几岁学会了理发，走村串巷，勉强糊口。 只有杨胜刚，从小成绩突出，使得他和哥哥姐姐们有了不同的人生。高中时，杨胜刚考入了省重点孝感高中，他依旧名列前茅，但家庭经济的拮据，使得他像同时代的很多农村学生一样，选择了师范大学，因为那时候上师范，学费低，还有补贴。 1993年，家里卖了两头猪，卖得一千块钱都给了杨胜刚，这些钱当时哥哥打一年工都挣不到，那是这个家庭对杨胜刚倾尽全力的支持。 2007年，杨胜刚和黄灯结了婚，这不仅开启了黄灯与这个家庭的缘分，也让她开始了对这个农村家庭的观察。只是黄灯发现，自从2008年杨胜刚的大哥和四哥家里出了一些事后，这个原本团结、温馨的家庭氛围就明显改变了。 杨敦武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大哥 丰三村位于江汉平原的北部，一个靠天吃饭的普通农村，改革开放之初，这里的农民就有了外出做泥瓦匠的传统。1993年，在村里干了20年理发的杨敦武，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他已经是村里最后一个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而杨敦武要去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妹夫（杨胜刚和黄灯的四姐夫）的工地。 从1993年到2009年，杨敦武跟着妹夫在北京干了16年，每年除了家里必需的开支，并没有拿回全部的工资，大部分（约十几万元）就存在妹夫那里。然而，这些钱最终却成了泡影。因为，在黄灯眼中一向是家里“有钱人”形象的四姐夫突然破产了。 四姐夫 人物关系：杨胜刚四姐的丈夫 在黄灯的文章中，四姐夫原本是这个家庭中最风光的人，因为四姐夫是当地最早出去做工的一批人。80年代，他出外做泥瓦匠，而带大哥杨敦武出去时，四姐夫已经是一个带工人的包工头了。 当时，杨敦武的儿子女儿都已出生，靠田里的收入已无力负担一家老小的支出，在四姐夫的劝说下，杨敦武跟着去了北京的建筑工地，和妻子两人每天负责给工地一百多号工人做饭。 四姐夫究竟遇到了怎样的事情，家里并不清楚，因为从2008年破产之后，杨胜刚的四姐一家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因为四姐夫的老家距离黄灯的婆婆家不远，所以记者见到了四姐夫87岁的老母亲。老人说，儿子已经有七八年没怎么回家了，之所以不能回家，是因为欠了不少工人的工钱，而工人都是同乡，回家就会被催账。 记者在湖北采访时，遇到了一个叫李朝辉的老板，他是杨胜刚的初中同学，也是和四姐夫一样从泥瓦匠干到包工头，谈及四姐夫的境遇，他也感同身受。“他比我做得都早，只是因为搞工地，他要运气不好的话，在那个年代的话，公司不给你钱或者你做赔了，就没人管。”李朝辉说，那个时候打工都没有保障，而像四姐夫这样的老板，在他们老乡当中也不是一个两个。 杨定华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四姐 在北京的一个城中村，记者见到了杨胜刚的四姐，七年没回家的一家四口，住在月租一千块钱的两间平房里。由于四姐夫回避了记者的采访，家里只有从饭馆儿打工刚下班的四姐杨定华。 杨定华说，这几十年来，因为在外做工程经常被压钱，虽然一家人外表看起来光鲜，但钱一直在工地上滚雪球，并没有拿回家的余钱。杨定华说，因为她主要在家带孩子，对于丈夫最后破产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她说，家里现在还拖欠工人工资几十万，还有一部分高利贷。杨定华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另外两个女儿在北京做导游，她们都表示要为家里还完钱再谈恋爱嫁人，这让四姐更是心焦。 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城市化建设进程，拖欠工程款就像一个伴生的毒瘤，记者查到一些并不不完全的数字：1990年，全国拖欠工程款近35亿元，1995年则猛蹿至600亿元，到2003年底，更是达到了3360亿元。2003年，国务院还曾专门下发通知，用三年的时间整治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各种惨烈的讨薪新闻，都和这样的背景有关。李朝辉说，建筑业的层层转包是常事，做工程通常又是先行垫资，只要有一次工程款要不回来，就有可能遭遇全部身家的损失。 畅畅 人物关系：杨胜刚大哥的孩子 黄灯的侄子侄女虽然只有20多岁，却都已经为人父母，黄灯嫁来杨家时，他们才十几岁，虽然黄灯和杨胜刚一直希望侄子侄女能够接受更高的教育改变命运，但都未能如愿。哥哥嫂子外出打工时，两个孩子一直跟奶奶在家。“基本上就没有那些学习的气氛，反正我们当时读书我记得，学生打老师是经常的。”畅畅说，“反正在家里没大人管嘛，靠爷爷奶奶有的管不住嘛……基本上不听课，要睡的睡觉，打的打牌。” 跟父辈不同的是，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是没有再经历父辈困苦的幼年，而父母因为离家打工觉得亏欠孩子，在物质上尽量满足他们。只是，父母在外打工的辛酸，孩子们并不知晓。畅畅还记得爸爸唯一一次对他发的火。“当时我好像有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就说我爸爸在外面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然后我爸爸就骂我，他说你到时候，你出去你就知道了。” 混沌的玩乐日子很快在初中毕业就结束了，和父母当初因为生计的逼迫出去打工不同的是，畅畅他们是出于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开始的打工生涯。畅畅去过杭州、昆山的工厂，流水线上的繁忙和辛苦让他始料未及，而捉襟见肘的文化水平甚至让他无法应付工作中出现的状况。几年之后，他不得不回到他父辈从事的老行业，做一名建筑工地的泥瓦匠。至此，畅畅才体会到父母在外打工的辛苦，可他的人生已经无法回头。 杨桂林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大学同学 杨桂林已经在乡镇中学教了22年的书，在他看来，因为条件好了，现在的农村学生刻苦程度没有原来强了。杨桂林说，现在农村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更愿意把孩子送到城市读书，占到学生总数一半以上的留守孩子，大多失于有效的监管，随着手机、网络的普及，这些孩子较过去更容易处于失控的状态，“受到的诱惑太多了，他们沉迷于手机，网吧也有，他们一放学跑得很快的，我就知道是冲向网吧了。” 这些年，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农村中学的升学状况却越来越令人担忧。比如孝感地区的重点高中——孝感高中，每年的中考，对于区内的农村中学实行政策倾斜，依据人口比例给每个乡镇的中学一些降分录取的名额，但很多乡镇中学都接不住这些指标。 大部分孩子上完初中，就准备外出打工，继续父辈的路。但是，他们不如父辈幸运的是，几十年的快速建设已经缓慢下来，他们打工没几年，就遇上了不景气的市场。如果在往年，春节一过，村里就没有了年轻人，但在今年，大部分还都在家等着工头的电话。 杨幼林 人物关系：丰三村村书记 3月的江汉平原，已经到了油菜花盛开的时节，但是大片的农田都还是荒芜的状态。村里大部分青壮劳力出外务工，即使是在家的人也不再种地，而是在棋牌室消磨时光。 村书记杨幼林介绍，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村里的耕地集合起来，流转出去，农户收取租金，这是上面支持搞的实验。记者在村里看到了流转协议，协议分两份，一份是村委会和农户签的，一份是村委会和企业签的，一般的出租年限是30年。据说，这个村子80％以上的土地都已经流转出去，接手的是两家企业，一家是养牛，一家要搞生态旅游。 杨幼林说，他们的村子是因为靠近大路才有人愿意来投资，那些不靠大路的村庄没人投资，任由农田荒芜。杨胜刚的同学李朝辉就是县里请回来的老板，他的生态园二期还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婆婆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母亲、黄灯的婆婆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对于杨胜刚的这个大家庭来说，喜庆中略带悲愁。因为一位重要家庭成员，黄灯的婆婆在去年过世了。 黄灯说，是婆婆最后的时光促使她有了书写这个家庭的冲动，婆婆辞世时86岁，黄灯在文中写道，婆婆的去世使这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 黄灯说，婆婆去世时一直挂念着不能回家的四姐和十几年白白辛劳的大哥。“她一方面为自己的女儿觉得很难过，因为自己的女儿、女婿遇到了麻烦，她心里也难受，但是另外一方面，自己的儿子、儿媳妇的工钱拿不回来，她也难受，其实她才是最难受的。”黄灯说。 这次回家，黄灯会照例塞给嫂子些钱，这是她对这个家庭仅能做到的回馈。当她要离开的时候，畅畅还是没有等到工头发出的确切消息，而路边能看到的零星等待出去打工的身影…… 延伸阅读：《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编者按：年关将至，在外漂泊、打拼的朋友们又纷纷踏上了回家的旅途。当代文化研究网今天推送的文章，便是黄灯老师在这几年返乡之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这篇文章从湖北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内部深挖开去，有如纪录片一般，将家中三代人近十年来的命运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在作者的叙述中，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留守儿童、城乡二元结构等等，并不全然是学界平日里辩论的大词，也不是新闻记者笔下夺人眼球的故事。 以农民儿媳的视角，观察一个普通家庭如何与残酷现实短兵相接，思索其家族命运变迁背后的偶然因素与深层原因，在困境之下继续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这种种努力，是黄灯老师这篇文章弥足珍贵之处。面对愈发严峻的社会现实，当“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几乎成为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深的无奈，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唤起我们更深的思考。本文首刊于《十月》杂志2016年第1期，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 2006年新年，全家福 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黄 灯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 一、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 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 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 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并不适合外出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来源，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 房子尽管98年在丈夫的资助下已经建起，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任何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走向好的一天。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 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 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他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落到我们身上）。 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 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去广州玩，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 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感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 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时，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疯跑，红色的蝴蝶结在脑后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变成最可怜的孩子。 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家里只要有人来，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 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暴力打人，总是将身穿衣服撕破，没有办法，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 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多深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妈妈在疯病中已经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资本。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的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 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 婆婆和两个儿子及孙子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丝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感情认同更像自己外婆）。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于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并且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 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个“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没有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我暑假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她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告诉她应该给孩子备用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她让女儿几个月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但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和城里刚做母亲女性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她原本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就做了母亲的孩子，爱玩的天性和母亲沉重的责任放在她身上，显得尴尬而又刺眼。我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青春勃发的脸庞再一次转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情绪，更不要说一个理智妈妈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处，两人总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认，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态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但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孩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们的思路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对另一个孩子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获得爱的能力，当他们长大到做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 对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获得的关爱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认，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经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但另一方面，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妻子网恋而成，让哥哥、嫂子安慰）。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面对如此的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而为此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贺雪峰团队曾提到湖北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研究中心调研表明，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地区，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正常自杀水平。”（《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16期》）。 陈柏峰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 以写作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对此作了入目三分的叙述，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 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因为河流的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农田的供水，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份心理幻觉。 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的困境，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回馈乡村，又何以可能？ - 农村废弃的老宅 三、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因为能干，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 妈妈一辈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腼腆但又坚决的求助，更有同父异母的姑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姑姑临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悲苦命运，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就成为唯一的路径。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 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所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折磨。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 可是，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认真剖析了80后中逃脱农村在城市打拼一代知识精英的深刻困境，对70后一代而言，尽管情况没有如此惨烈，但实际上也仅仅只是抓住了房价刚刚失控之初，及时当上“房奴”的幸运，当中年困境如期来临时，他们所面对的生存、事业压力从来就没有减轻半点。所能给家里的帮助，也无非是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开销，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改变家庭的命运？摩罗11年前提出的问题，“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我是农民的儿子》，载《天涯》2004年第6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答案，而且也看不到答案能够兑现的一天。 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得以改变命运，并拥有相应权力，在现实诱惑下，最终走向贪腐之路。我想到，对他们而言，对一个从小物质匮乏到极致的人，必然在拥有机会以后滋长更为膨胀的欲望，因为他深知一种来自身份差异的残酷真相，有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曾表达这种人物的真实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上上层阶层了。” 事实就是如此，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那么，此生便几乎永无可能。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户仅仅是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安排到公安局。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 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命运的结构性困境。在这一点上，摩罗的感慨让我深深共鸣，“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 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和我们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入尘埃中的生存，无从反抗，也毫无声息。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2015年11月3日 - 嫂子带回乡的儿子在菜园 网编：小豆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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