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亲情
他望着墨尔本的夜色，说：“我曾经坚定地以为我一定会留在这个地方。如果每一个灯光是一个家，那这个地方一定会有一个灯光为我而亮。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我24岁来澳洲，把人生最美好的6年留在这个地方，图什么？”德国不也一样吗？
自述
澳洲的职业培训学校非常多，前几年好移民的时候，里面挤满了中国学生。大家都是奔着永久居留签证去的。
大多数时候，我们会用“那张纸”作为澳洲永久居留签证的代称，就像《哈利波特》里，用“那个人”代替“伏地魔”。
1
郝董是我在墨尔本读职业培训学校认识的同学，上海人，一开口就能让人知道他来自上海的那种。
开学的时候，学校搞了一个类似雅思考试的语言测试，郝董坐在我旁边。
当我聚精会神写听力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填完了。我惊讶地看着他，他笑着对我说： “我猜比认真听准多了。”
一句话把我逗得大笑，就这样，我俩成了朋友。
我们学的是木工，确切的说，是橱柜制作。同学大多都是半大小子，出国前大概谁也没接触过木工。
平常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澳洲瞬息万变的新移民政策，以及某人通过什么非凡的手段拿到了那张纸等信息。大多数人都是在混日子，等毕业，拿到那张纸。
郝董的条件在我们当中算是比较超然的，他的姑姑、叔叔老早都移民到澳洲，当上资产阶级了。
当我们还在计算自己的移民分数时，郝董已经手握亲属加分5分了；当我们拼命找工作时，才知道郝董的叔叔拥有一家木工厂。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就是这么大。
2
平时，郝董住在姑姑家。他姑姑是典型的有钱人，丈夫在国内做大生意，她带着孩子移民澳洲，住大房子开好车。不仅如此，她还拥有一家酒行。
除了上学，郝董剩余的时间都在给姑姑照看酒行的生意。
他的生活却过得异常清苦。我们一起吃午饭，他常常都是吃白面包片加番茄酱，最多再买一块钱的炸土豆片改善伙食。
后来我才知道，郝董给姑姑打工没有工钱，因为他住在豪宅里，是免费的。
住豪宅的姑姑不喜欢做饭，也不希望别人在她的厨房里开火。每天晚上，他们就点外卖吃。
郝董、郝董姑姑、姑姑的女儿，只有一个菜。
就在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关于澳洲移民政策要收紧的传言终于落实了。这意味着，我们大部分人即使顺利毕业，也不可能通过自由移民拿到那张纸了。
大家开始各找出路，我选择换专业，郝董选择了坚守。
对于他的选择，我一点儿都不意外。虽然他的木匠手艺不怎么样，可他有亲属加分，顺利毕业就可以拿到那张纸。
退一步说，即便有意外发生，他还有叔叔的工厂可以去，他可以先换工作签证，再拿那张纸， 算是“曲线救国”。
换了专业，大家都比较忙，联系的时间就少了。一次，我和郝董在街上偶然遇到，坐在路边的树影下，一起吞云吐雾。
我看着烟盒上印着黑黑的肺（澳洲烟草包装上警告吸烟危害健康的图片），便和他调侃，“我们是不是该戒烟了。”
“这是别人的肺。” 他又把我逗得大笑。
乐观，是郝董的性子。
3
郝董比我早半年毕业，为了续签证，毕业后他又进了一所野鸡大学。
我问他下一步的打算，他说，“我有机会可以拿到那张纸，叔叔已经答应让我在他的厂里拿工作经验了。”
万事俱备，可郝董还需要跨过一道“天堑”——雅思考试。
他开始了漫漫的“烤鸭”征程。
刚开始，郝董边打工边在家自修，可他底子不好，自律能力又不高，结果可想而知。
大约过了一年，他干脆放弃打工，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这件事上，整个人进入了一种高考备考的状态。
他搬出了豪宅，住进叔叔工厂角落里的一个小房间，那个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厕所，没有厨房。墙壁上挂着雅思口语常用词汇的“大字报”，墙角堆着的，都是关于雅思考试的辅导书。
我见到这个场景，惊讶万分，严肃地对郝董说，“你一定能过！我相信你。”
郝董吐了一口烟， “因为我猜得准吗？”
一句话，又把我逗得大笑。
一年后，传来了郝董的好消息。他的考试成绩超出了我的预料，也大大超出了他需要的基本成绩。
我跑去祝贺，他依然翻我的口袋找烟。我说他吝啬，“有喜事居然不买盒好烟请客。”
郝董一脸苦笑，递给我一个文件袋，里面是一张张按时间排序的雅思考试成绩单。那些成绩单，记录着他两年来全部的努力。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郝董有点儿激动，“这是什么？这是钱，考一次三百多澳币，光这些考试花了多少钱！还不算买资料和补习班的钱。我多久没工作了，我没钱，我妈已经给我汇过两次钱了，再考不过我真的要疯了。我面对不了所有人，我妈、我爸、我叔、我姑，我所有的朋友。”
我愕然。郝董马上又恢复了本性，神秘一笑，“我这次猜得很准哦！”
我们一起抽烟，畅想在这座城市的未来，几乎每一句话的开头都是——“等我有了那张纸，我要……”
他告诉我，“为了见证我顺利拿到那张纸，我父母会来。”
我真心替郝董感到高兴。
4
几个月后，一个同学问我，“你知道郝董要回国了吗？回去就再也不回来了。”
我吃了一惊，顾不上问他消息的来源，就给郝董打了一个电话。
郝董先是沉默了一会儿，“谁告诉你的？”
“很重要吗？”我反问。
再见郝董，他憔悴了很多，眼窝发黑，平常就有点邋遢的他，现在简直就是个农民工了。他抽烟更频了，一根接一根，慢慢地对我说：“现在好多了，已经不那么郁闷了。”
两个月前，中介突然给郝董打电话，告诉他，“你的申请材料里缺了最重要的一个职业评估认证书，这个认证书需要在你开始做工作经验的材料之前就做好。”
中介都喜欢办理佣金比较高的签证业务，郝董的业务，是一个菜鸟去办的。郝董也是个菜鸟，他苦苦读了两年的雅思，以为水到渠成，没想到从一开始就没上道。
最后，中介用一句“忘了”，就推卸了所有的责任。
事已至此，无论采取什么补救措施，都来不及了。他要么回国，要么 就“黑”下来。
郝董说，“那天，我正在机场接爸妈，得到这个消息，我们三个在机场大厅待了很久。”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郝董和他父母进了很多中介公司、律师楼，希望有人可以解决这个看似极简单的问题。
然而，无果。
“我已经不想要那张纸了。”最后，郝董说。
我试探性地问他：“你叔叔会不会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把你留下来？”
郝董沉默，慢慢地说，“你知道我叔当初为什么会答应我去他厂里拿经验吗？”
“我爸亲自给他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我爸都哭了，他说，‘你还要我跪下求你吗？’我叔才答应的，条件是不付我工钱，我要自己缴税。”
“每周四，我叔的会计会把名义上的工钱开给我，周六我要把钱送给我叔，再加200块的税。”
“我没法给我姑看店，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我吃了两年的白米饭加老干妈，现在，你让我和我爸再去求我叔？”
面对郝董的反问，我无语。
5
在澳州的最后几个月，郝董玩命打工。
他只能干几个月，能选择的工作并不多。他干起了很多人不愿意干的搬家的活儿，并且不要休息，只要求上班。
郝董把回国的机票订在他签证结束的前一天。
那天，我开车把他送到机场。郝董的行李不多，很快就办完了登机手续。我和他站在墨尔本机场的寒风中抽烟，一根接一根。
他望着墨尔本的夜色，说：“我曾经坚定地以为我一定会留在这个地方。如果每一个灯光是一个家，那这个地方一定会有一个灯光为我而亮。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我24岁来澳洲，把人生最美好的6年留在这个地方，图什么？”
我双手扶住郝董的肩，竟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我甚至不敢看他的脸，怕他的脸上有泪。
“都是为了那张纸。” 我喃喃道。
我问他回上海后的打算，他说不知道。
“我和国内脱节6年，当初的同学、朋友都已经混上了公司的中层，甚至高层。我不是名牌大学毕业，没有工作经验。没钱、没房、没车，甚至没有女朋友。”
这时候，郝董才告诉我，其实他曾想过“黑”下来，可父母不同意。他们认为，如果迟早有一天要回去，那早一点儿比晚一点儿好。
最后，他听取了父母的意见，决定回国。
站在国际出发厅的门口，我俩拥抱了一下，我承诺会去上海看他，他让我一定要带上中华的烟。
一转身，郝董就拖着箱子走进去了，我分明听见他说了一句脏话。他始终没有回头。
回到停车场，我坐在车里点了一支烟。打开CD，吕方的《朋友别哭》，缓缓地往外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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