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创作中的“暴力美学”--ZT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孤岛，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长久以来过着以农耕捕捞为主的生活，在他们的意识中不是去勇敢地征服大自然，而是形成了一种对大自然的神秘信仰——迷信。同时，日本地处孤岛，虽未遭受外来侵略，但经常处在一种危机意识之中，对外界非常敏感，深恐落于人后，因此这种因国家地理环境造成的具有孤立感的民族心理影响了大和民族的生命意识：他们外强中干，视紧张为美德，是一个极端害怕死亡的民族，然而越怕死就越会拿死亡开玩笑，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死亡的幽默”，也就是将死亡变成一个游戏，借以排遣对死亡的恐惧。这就不难理解抗日战争间日军在中国举行的惨绝人寰的“杀人比赛”了，他们就是企图借杀人游戏排遣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实在排遣不了便转向自杀，形成了独特的“自杀文化”，这种从死亡游戏到自杀的转变很能说明北野武影片《小奏鸣曲》(Sonatine)中主人公的命运。虽然全人类都难以逃脱对死亡的恐惧，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岛国居民的这种感觉比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要强烈，所以生与死的主题在日本电影中也十分突出：例如今村昌平的《山节考》、黑泽明的《我要活下去》（又译《留芳颂》）等等，都表现了对死亡的恐惧、眷恋和思考。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也充斥着暴力、死亡和自杀，如三岛由纪夫非常迷恋在美的遮掩下的暴力；芥川龙之介也将美与死和暴力联系在一起；川端康成等作家也是用自杀完成自我人生的书写……总之，日本文化中蕴涵着强烈的趋亡性、殉教性的色彩，而这种趋亡性、殉教性的情感体系显然又远远超越了手段的层次，而是上升为一种执着的目的性追求，上升为一种大和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追求。与此相似，北野武影片中主人公的结局几乎都是死，其中很多人是自杀，他影片中的人物形象都或多或少的带有殉教性光环，死亡与毁灭是他们用以追求理想的工具，反过来，理想又因为导向壮美的死亡而使得意义陡然倍增……虽然他们使用暴力的方式不同，导致死亡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从不同侧面捍卫导演殉教性、趋亡性的美学/人生追求。在北野武的电影里，爱、美、希望等具有肯定意义的东西无不与暴力、死亡、毁灭结伴而行，仿佛人生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幻灭而存在，都是因为死亡而赋值。他电影的殉教性、趋亡性，在指向自身时，留下了一连串以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向不可匡正的黑暗世界冲撞的“神风突击队”队员的形象。当指向追求对象时，则造成对对象的狂虐的毁灭。在这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暴力和死亡的阴影下才能保存乃至放大，才能与自己沟通。为了凸现殉教趋亡的悲剧的力度，导演不惜以种种方法凸现暴力和死亡的强度，而风格化的“暴力美学”则成了凸现这种强度的最便捷、最形象的方式，于是向死而往的精神和通过充满迷幻色彩的美丽影像使得他的美学追求具有了一种迷狂的、令人眩晕的感觉。当然，北野武对“暴力美学”的追求不仅与日本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当代日本社会严峻的生存环境有关，充斥暴力的日本漫画、深作欣二的暴力影片《大逃杀》中“双亲杀子”、“子弑双亲”等现代日本社会的人伦惨剧，诸此种种，都可以作为北野武式暴力的又一注解。
同时，日本禅宗对死亡的看法也深深影响了北野武的死亡意识。禅让武士磨练意志，忘却生死，但并非教武士凭借此去杀人，武士的刀剑要斩除的是人对生死的执着，是人自身的贪欲、愚痴，北野武冷静地咏叹命运的多舛和人生的虚无，严正地审视人的命运，勇于斩除俗世的贪欲向死而往，死亡在他的影片中和大海成为了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同时禅宗中对世界万物的“慈悲”之心又使北野武影片的主人公在赴死之前对美好的人、事、情充满深深眷恋。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亚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进行调查，出版了《菊与刀》一书，用菊与刀象征大和民族的分裂性格：有着美丽樱花、幽雅俳句的民族杀起人来也丝毫不会眨眼，就像二战期间日本军人会哼唱着纯真柔美的《樱花之歌》屠杀无辜百姓一样，北野武的影片中也会有《那个夏天，最寂静的海》(A Scene at the Sea)和《菊次郎之夏》的纯真与《小心恶警》(Violent Cop)、《小奏鸣曲》(Sonatine)和《花火》(HANA—BI)的趋亡性的暴力相结合，许多人认为这很难理解，其实这两种倾向看似矛盾，实则与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从症候学研究的角度看，北野武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深深影响了他在电影中对于暴力和死亡的表现。据报道，北野武曾经出过一次严重的车祸，这次车祸不仅导致了他面部神经的麻木，同时也加深了他对死亡的恐惧，并增加了在电影中对死亡和暴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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