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还是煽情？——评《天下无贼》ZT
《无下无贼》（下文有些地方使用了简称）这部影片，自拍摄之日起，被人们牵肠挂肚。时间流驶，片方巧择时日，推出花絮，以此保证影片的关注度。捱至年关，在铺天盖地的广告裹挟下，该片粉墨登场，一时间，不管你情愿与否，你都得跟上时代的节拍，接受这一时尚符号，不然你就不够现代，更别谈后现代。叙事：表面上看，《天下无贼》讲的是一个“警察抓下偷”的类型故事。冯导让老树发新芽，硬是挖掘出了不少新颖之处：在商业化的操作下，明星制一扫传统类型故事中小偷的委琐、卑鄙；俊朗、清秀的外表给人可亲可信之感，故习惯性的恨消失了，不可抑止的同情油然而生。影片开始敷衍了一段“美人计”的陈旧故事，二贼诈得一辆宝马。偷窃最初可能出于生存的目的，当百万名车到手后，偷窃似乎是一种娱乐，一份炫耀的资本，更可能是一种瘾癖，西莉亚•卢瑞在《消费文化》中指出，我们现代人有一种普遍的焦虑，那就是生活在某种瘾癖威胁的阴影中，用瘾癖这一词汇几乎可以描述每项活动，我们所有人都困在“只管去做”和“只管说不”这一对飓风之间。随后，冯导把二贼拖离物化的都市，置放于阔远、纯净的高原。女主角王丽亲历了一次宗教仪式，仪式使她领悟到：生活除了世俗的纷扰外，还有一种虔诚、一种圣洁。傻根的出现则使她开始抛弃伪饰、欺骗的生活方式；接受纯粹、本真的生活态度。事情正往好的方面发展，“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男主角的话包涵着对转变的拒斥，也是对当下生活方式无奈的认同，他的话对王丽而言无疑是青天霹雳，几乎粉碎了她重新做人的信心。最后，孕育腹中的胎儿完成了灵魂的洗礼，及至男主角也萌生了“立地成佛”的决心。人物的转变没有了英雄的启示，没有了深刻的说教。擅长幽默的冯导继续其幽默，黎叔语录：“二十一世纪最珍贵的是什么？人才”； “说多少回了，要团结。这次出来一是锻炼队伍，二是考察新人”，“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有组织，无纪律”，单独把这几句话拿出来，那份正经，丝毫不亚于一些古典英雄的豪言壮语，可谁都知道这几句话出自匪首之口，这就是冯氏幽默，他总是在把玩言语，制造话语狂欢。
兰波说，并非我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主体与社会的协调是通过语言及语言对主体的改造完成的。《天》中所谓灵魂净化之旅，更是一个语言对主体的改造的过程，一个由想象界进入象征界的过程，拉康很好的说明了这个过程，在他看来“父亲”被符号化了，父亲并不是在性的意义上作为婴儿的情敌出现的，而是在一个象征秩序中作为他者出现，随着“父亲”的出现，婴儿陷入后结构主义式焦虑，也就是说，父亲的出现使婴儿的镜像式幻象不得不面临一个异己的，与自己全然不同的对象，以菲勒斯为象征的父亲的存在，教给孩子他必须在家庭中占据一个地位，这个地位由性别差异，排除和缺失所限定，他作为主体的身份，是由他与他周围的主体的区别和相似关系构成，通过取代走过俄底浦斯情结的痛苦道路。剧中早期的王薄过着一种信马由缰、我行我素的生活，但他总归是社会的一分子，几番反抗，他最终不能不把自己的行为纳入父权制体系，以寻求社会的认同，所以他以最宝贵的生命为代价换来警察的一句话，不丢人。撇开价值的判断，我们看到现代人在寻求认同的焦虑及异化
后情感： “后情感”与“后情感主义”，来自社会学者梅斯特罗维奇的《后情感社会》。在他看来，“当代西方社会学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其中合成的和拟想的情感成为被自我、他者和作为整体的文化产业普遍地操作的基础。”他认为西方社会已进入“后情感社会”。这种“后情感社会”的明显标志之一，是全社会已经和正在导向“一种新的束缚形式，在现时代走向精心制作的情感。”也就是说，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文化产业普遍地操纵了，“不仅认知性内容被操纵了，而且情感也被文化产业操纵了，并且由此转换成为后情感。”在后情感社会，后情感主义成了人们生活的一条基本原则。“后情感主义是一种情感操纵，是指情感被自我和他者操纵成$失败$为柔和的、机械性的、大量生产的然而又是压抑性的快适伦理。快适伦理这个词很有意思，它凸现出后情感社会的日常生活的伦理状况。它追求的不再是美、审美、本真、纯粹等情感主义时代的“伦理”，而是强调日常生活的快乐与舒适，即使是虚拟和包装的情感，只要快适就好。快适伦理堪称后情感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 当前我国社会状况与西方社会并不相同，是否进入“后情感社会”有待考察，但是商品经济的大潮顽强地冲刷着传统文化的堤岸，我国文艺和文化中已经形成后情感与后情感主义潮流，从而呈现出一种后情感文化现象，却应是不争的事实。电影《甲方乙方》给我们上演了当代“杨白劳”的故事，让我们见识了“中国巴顿”的风采，“好梦一日游”，虚幻的梦想可以被操作为一次真切的体验。《大腕》的葬礼剔除了悲痛的氛围，取而代之的是一场五花八门的商业闹剧。冯导把握住当下人们感情的脉搏，在《天下无贼》中抛出一“傻根”，似乎“傻娃”还不足以表现其傻，让他的六万块钱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当他的钱第一次落入贼手时，我们深为其惋惜：盖房子、娶媳妇会成为泡影；当六万块钱一次次变戏法似的被偷时，先前的同情让位给了下一次被偷及偷窃伎俩的期待。所谓灵魂净化之旅；所谓生死搏斗之旅，冯导并不藉此震撼观众。怀抱天下无贼信念的傻根很单纯、很天真，单纯与天真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愚蠢的代名词，而这种愚蠢又被导演放大在银幕上，故此，先前的严肃被消解待尽。范伟，一块笑料，《天》片中他扮作窃匪煞有其事地洗窃车厢，振振有辞地向人索要IQ，看到这里，我如鲠在喉，他，范伟“卖傻”居然从“春晚”一路卖到《天下无贼》。这样的情节除了满足“智性”的观众难得的虚无的骄傲外，剩下的只是生硬的拼贴。影片结尾，伴随杨坤沙哑而有深情的歌唱，男主角的命运深深牵动着观众的心，渗血脖颈的特写表明导演不仅渴望赢得笑声，更希冀赚足眼泪，票房是最有力的证明，证明了冯导的成功，不可否认，这一动机也表明冯导的创作走到了十字路口，幽默，还是煽情，他犹疑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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