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抗疫为何波折不断？恐怕与这一对矛盾有关
作者：新民晚报当地时间21日零时起，日本东京都等9地的新冠疫情紧急状态解除。而共同社一项最新调查显示，50.8%的调查对象认为，解除紧急状态“为时过早”。另有逾86%的调查对象担心办奥运会或使疫情反弹。据日本广播协会统计，截至20日，日本新冠肺炎累计确诊达785257例。
关于日本应对疫情乏力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看法认为应归咎于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掣肘，没能形成有效合作。在疫情蔓延期间，日本中央和地方矛盾频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抗疫措施的成效。
图说：6月17日，人们走在日本东京街头 新华社
首相和内阁的指令未能得到地方政府及时响应，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例如，去年6月，第二波疫情出现扩大迹象后，东京新宿区和丰岛区等地区集中针对闹市区的餐饮和娱乐行业员工进行了核酸检测，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随后指示国内其他地区效仿。尽管此类场所爆发集团性感染的现象屡见不鲜，但该指示却没有得到一些地方政府积极配合，使得这一防御手段并未在全国获得推广。第三波疫情扩散期间也发生了类似情形。去年12月，随着疫情恶化，中央政府要求东京将餐饮店关门时间提前到晚上8点。虽然感染人数不断攀升，但东京都政府并未回应中央政府指令，餐饮店夜间营业时间仍可以持续到10点。
另一方面，日本中央政府发布的某些政令过于刻板，忽视了各地特有的状况，对地方政府控制疫情构成了障碍。一个案例是，疫情出现早期的2020年2月，日本政府提出核酸检测指针。而和歌山县知事仁坂吉伸认为该指针“与本县情况不符”，遂自行在县内提升检测力度，成功遏阻了已开始扩散的集团感染。直到如今，和歌山县始终是日本控制疫情最有效、感染人数最少的地区之一。此外，鸟取县等也在中央政府反应迟缓时积极储备消毒液和病床等，从而防止当地发生严重医疗资源挤兑。
还有许多事例则暴露出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职权不明、相互推诿的弊病。
例如，每次紧急事态宣言的发布/解除都伴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漫长拉锯，双方就发布/解除宣言的时间、宣言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以及有关规定细则等逐一反复磋商，才能艰难达成共识。这种努力固然是为了在防控疫情和维持生活常态之间求取平衡，但效率过于低下，一再延误抑制病毒传播的时机。
再如，日本政府于去年7月启动“Go to Travel”旅游补贴项目以促进旅游业复苏，但因疫情在数月后反弹，呼吁中止该项目的呼声高涨。对此，日本中央政府认为应由各地方政府判断当地能否继续保障项目的实施，而地方政府方面则认为应由中央政府全权决断，双方都唯恐承担此项政策实施的后果。最后，央地政府对于“地方创生临时交付金”的分配方式也频生对立。交付金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发放，为工作和生活受疫情影响的个人及单位提供补助。这笔费用本应由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如何使用，但日本中央政府对发放对象有严格琐细的限制，要求地方在申请时予以遵守，又引起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反对。当然，协调巨额经费的发放确实要经过复杂的流程，也有必要切实监督以确保专款专用，但央地双方龃龉不断，难免扰乱和拖缓了补助金的派发工作。
总之，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日本中央和地方之间矛盾凸显。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指示难以在地方得到贯彻，另一方面则是地方政府不满于自主裁量权的缺失。双方都认为己方的职能和领导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又在需要为紧急事态宣言发布和“Go to Travel”项目实施等担责时互相推脱。
形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职权划分不清，而且这种现象已在日本持续多年。
上月中旬，因疫苗接种进度迟缓而备受诟病的日本政府终于启动了面向普通国民的疫苗接种，抗疫进入了新阶段。这无疑又是一项中央和地方协同合作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目前有30个地方政府表明在当地开展接种的意向，宫城、群马和爱知三县已自主开设会场，将根据本地的状态和节奏推进接种，中央政府则负责供应疫苗并提供必要支援。如疫苗接种能在双方合作下顺利推进，对日本抗疫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尹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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