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政策 的调整
作者：微信文章【内容提要】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将对华合作议题放在内政外交的重要位置，具体表现为俄罗斯积极推进与中国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合作，解除对中吉乌铁路项目的限制，放宽中国参与北极开发的“准入许可”，并加快推进“一带一盟”对接进程。本轮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调整受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的因素影响。在国际层面，俄与中美两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的差距逐步扩大、与西方全面对抗、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衰退和中俄关系全面发展等因素迫使俄罗斯加大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力度。在国内层面，政界与非政界精英基于俄罗斯面对的国际局势，趋向于形成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正面认知。两个层面因素共同推动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政策的积极转向，这有利于俄罗斯部分缓解其与西方对抗的压力，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优化中俄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模式。短期来看，俄罗斯本轮政策调整的方向不会改变。长期来看，不能排除俄罗斯调整对“一带一路”政策的应急目的和暂时性特点，鉴于俄乌冲突后的局势尚有不确定性，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仍有回调的可能。
【关键词】 俄乌冲突；俄罗斯对外政策；俄罗斯精英认知；“一带一路”倡议；中俄关系
【作者简介】 王树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广州 邮编：510420）；陈梓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23 级硕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872）
俄罗斯与远东地区自古就有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历史上的各种“远东战略”曾对该地区产生重要影响。2009 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俄罗斯借即将举办2012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契机，顺势提出“向东转”战略（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该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发展俄远东地区，推动俄罗斯经济融入亚洲。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俄罗斯开始在“向东转”战略的框架下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由于俄罗斯并未始终如一地推进“向东转”战略，其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呈现曲折前进的态势。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随着俄罗斯“融入西方”政策出现重大挫折，“向东转”战略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必选项，巩固并加强与中国在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合作是俄罗斯现阶段“向东转”战略的核心内容。2023 年 10 月，普京来华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释放了俄罗斯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强烈信号。可见，作为中俄合作的重要机制和关键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对俄罗斯的战略价值显著提升。
学界已经关注到俄罗斯在“向东转”战略框架下调整对“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趋势。相关研究探讨俄罗斯“向东转”战略的演进，聚焦于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向东转”战略的内容、特点或成因。具体到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相关研究或聚焦于梳理俄罗斯对该倡议的态度；或探讨俄罗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中国合作的内容、动机和影响。总的来说，既有研究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探析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内容和演进逻辑，而缺乏从具体政策层面深入分析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最新调整，也鲜有研究对新一轮政策调整进行系统性的成因分析。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分别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具体出现了何种变化？俄罗斯为何调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这一政策调整将产生何种影响？
一、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政策的新动向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出现新变化。一方面，面对已达成共识的“一带一路”项目，俄罗斯一改以往较为谨慎的态度，积极采用“以政促经”的方式推进项目进程；另一方面，俄罗斯弱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防备，并在个别触及自身敏感利益的领域扩大对中国的开放。此外，俄罗斯还积极推动“一带一盟”对接并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
（一）俄罗斯以更积极的姿态推进中俄合作项目
2022 年以前，中俄两国就已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开展多领域合作，但部分项目的进展较为缓慢。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聚焦中俄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以更积极的姿态推进相关项目。
1. 积极促成中蒙俄天然气管道项目
中蒙俄天然气管道又称“西伯利亚力量 2 号”管道，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重要项目。该项目最早由俄蒙两国提出，在历经二十年的停滞期后，俄蒙双方再次将其提上议程。然而，直至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与蒙古仅完成了项目可行性验证，项目总体进展缓慢。这与俄罗斯在“北溪”管道项目上的积极态度形成鲜明对比。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随着俄欧能源合作的逐步脱钩，俄罗斯对能源市场多元化的需求极为紧迫。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比以往更为积极地促成中蒙俄天然气管道项目。在 2022 年东方经济论坛召开期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积极联系中石油公司以探讨“西伯利亚力量 2 号”管道在俄境内的发展事宜。同年 10 月，在俄罗斯能源周上，尽管尚未明确中国对该管道的技术性意见，普京仍高调宣布俄罗斯将先行启动该管道项目的“蒙古段”建设。俄罗斯将该项目作为 2023 年两国首脑外交的重要议题，希望通过首脑外交推动完成相关谈判。2022 年 11 月，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向外透露俄罗斯正在快速推进中蒙俄天然气管道项目的信息。同月，俄罗斯副总理阿布拉姆琴科做出类似表态，并乐观预计该项目的设计将在 2023 年完成。2023 年 1 月，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再次强调了该项目的互利性和重要性。202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中俄发布《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明确强调加快推动新建中蒙俄天然气管道项目研究及磋商相关工作。在俄罗斯的推动下，中蒙俄天然气管道项目取得新进展。但俄罗斯并不满足于现有的项目推进速度，其仍希望推动项目的“再加速”。2023 年 9 月，俄罗斯释放了希望进一步加快中蒙俄天然气管道项目协商的信号。在 2023 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普京再次就推进中蒙俄天然气管道项目与习近平进行磋商。
2. 主动提升边境交通设施运行潜力
俄乌冲突爆发后，为扩大中俄双边贸易，俄罗斯聚焦连接中俄边境地区的交通设施，通过新建和升级已有设施来提升双边交通设施运行潜力。其中，俄罗斯围绕黑河 –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大桥的系列举措具有一定代表性。黑河 – 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大桥项目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互联互通的标志性项目。中俄于 2015 年签署了《（建桥协定）修订议定书》，大桥于 2019 年正式竣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该桥一直未开通运行。俄乌冲突爆发后，为推动中俄跨境贸易的发展，俄罗斯阿穆尔州政府曾多次表态希望尽快开通该大桥。2022 年 6 月，黑河 – 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大桥正式面向货物运输开通。为提高该桥运行潜力，俄罗斯采取了多项新措施。一方面，俄罗斯积极升级口岸配套设施，扩大口岸通行能力，并积极与中方进行开放旅客过境的谈判。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部长阿列克谢·切昆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升级该大桥的边界检查设施，并围绕其建设产业基地，以便扩大该桥运力。同时，在俄罗斯的推动下，双方业已达成 8 座以下客车的通行协议，这有效提升了该桥的运输潜力。另一方面，针对过境车辆排队等待的情况，俄罗斯阿穆尔州政府积极与中方展开谈判，并主动调整大桥俄方一侧卡尼库尔干口岸的通行时间，率先将其调整为 24 小时全天候运营。在俄罗斯的积极推动下，2023 年黑河 – 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大桥的通车量同比 2022 年增长了 400%。
（二）俄罗斯降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防备
俄乌冲突以来，为加快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俄罗斯逐渐降低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防备。这主要体现为俄罗斯在多项议题上放宽对中国的“准入许可”。
1. 俄罗斯不再反对中吉乌铁路项目
中吉乌铁路项目最早于1997年提出，在2015年被列入“一带一路”重点项目清单。该项目计划从中国喀什出发，修建一条经由吉尔吉斯斯坦，连接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的铁路。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有利于优化沿线国家的贸易运输路线，增强吉、乌两国与外部世界的联通性，并带动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但该项目客观上会弱化俄罗斯在欧亚运输中的特殊作用，进而削弱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鉴于此，俄罗斯长期以来对中吉乌铁路潜在的负面影响保持警惕，并通过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替代性铁路方案以及组织中亚国家签署《1520mm 铁路合作统一原则声明》等文件的方式，限制域外国家通过铁路联通对该地区施加影响。
2022 年 5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集安组织首脑峰会上，扎帕罗夫与普京就该项目达成了共识，俄方明确表示将不再反对该项目的推进。俄罗斯对中吉乌铁路态度的积极转变有效解决了阻碍该项目的政治性因素，该项目随即取得实质性进展。随后，中吉乌三国先后达成多份谅解备忘录，完成了项目可行性研究。在 2023 年 5 月的中国 - 中亚峰会上，三方领导人再次就推动项目落地开工达成新的共识。历经多轮谈判和对话，中吉乌三方就铁路项目细节达成了最终共识。2024 年 6 月 6 日，三国正式签署《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完成了历时 27 年的规划进程。
2. 俄罗斯与中国设立开发北方海航道的联合办事机构
自2001年发布首份北极政策原则文件以来，俄罗斯对北极地区的开发逐步体系化。其中，航道和自然资源开发是两大开发重点。在航道开发方面，俄罗斯希望通过建设北方海航道（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以促进北极地区的资源外运。由于自身力量难以支撑北方海航道的开发要求，俄罗斯早在 2015 年就邀请中国参与北方海航道开发。面对俄罗斯的邀请，中国基于自身对北极事务的考量，积极提出“冰上丝绸之路”倡议予以回应。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冰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内容便是参与开发和利用北方海航道。
长期以来，俄罗斯对中国参与北方海航道开发的心态较为矛盾。一方面，由于自身经济实力有限，航道的各项开发急需中国资本；另一方面，俄罗斯又担心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会冲击其对航道开发的主导权。因此，在俄乌冲突之前，俄罗斯对中俄共建北方海航道的定位具有明显的“项目导向”和“谨慎”特征，即俄罗斯鼓励中国船只利用北方海航道，欢迎中国资本投资，但并不与中国政府在航道整体开发规划上开展合作。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调整了北方海航道的开发政策，并从更积极的视角理解中国的“冰上丝绸之路”。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俄罗斯与中国在航道宏观规划上展开合作。202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期间，普京宣布两国将成立一个开发北方海航道的联合工作机构，以加强双方对北方海航道开发事务的沟通。经过一年多的协商，2024 年 5 月，中俄以联合声明的方式确认了联合工作机构的设置和未来目标。上述成果表明，俄罗斯正在弱化其对北方海航道开发的主导性追求，并以更开放的政策推动其与中国在“冰上丝绸之路”框架下的合作。
（三）俄罗斯推动“一带一盟”对接取得实质性进展
俄乌冲突以来，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愈发关系到俄罗斯国内经济的韧性。为了更好地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力量以推动其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俄罗斯加速推进了“一带一盟”的对接进程。
1. 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签署经贸合作发展规划（路线图）
2015 年中俄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中俄正式开启了“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进程。但直到俄乌冲突前，俄罗斯并未积极推动“一带一盟”对接。在自贸区谈判方面，由于担心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俄罗斯一直不愿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自贸区谈判，也无意与中国进行贸易政策对话。然而，俄罗斯却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新加坡、越南和伊朗等国达成了自贸协定。在关税减免方面，由于担心中国产品对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市场的冲击，2021 年 10 月，欧亚经济联盟以中国“不再是世界银行标准认定的低收入经济体”为由，取消了对中国的普惠制待遇。此外，尽管中俄在多个外交场合明确肯定“一带一盟”对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双方并未有操作层面的规划文件。这体现出俄罗斯因担忧中国的影响力而对“一带一盟”对接有所保留的态度。
2023 年 2 月，俄罗斯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签署了《经贸合作发展规划（路线图）》，明确了未来“一带一盟”对接的路径。一方面，该路线图明确了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间的运输数字化和便利化协议；另一方面，该路线图明确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进行贸易政策对话的制度，这是“一带一盟”对接过程中取得的前所未有的突破。
2. 欧亚经济联盟加快融合“一带一路”具体项目
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除了以签署新规划来推进“一带一盟”对接进程外，还在具体的项目对接上进行了相应的努力。为扩大组织内部和外部贸易规模，欧亚经济联盟重视成员国领土上的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现代化进程。2022 年 8 月，欧亚经济联盟政府间理事会通过《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综合运输基础设施优先项目清单》，规划了欧亚经济联盟计划优先建设的七个一体化基础设施项目。其中，“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吉乌铁路项目和吉尔吉斯斯坦卢戈瓦亚 - 巴雷克奇铁路电气化改造项目也被纳入该清单中。这是中俄推进“一带一盟”对接进程以来，欧亚经济联盟首次在组织正式文件中明确将“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项目列入优先发展计划，也是“一带一盟”对接进程的又一个技术性突破。
除此以外，在 2023 年 12 月的欧亚经济联盟首脑理事会上，俄罗斯还推动欧亚经济联盟批准了《关于2030年之前和2045年之前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经济进程进一步发展宣言》和《关于 2024 年欧亚经济联盟国际活动主要方向》的文件。两份文件都强调继续与“一带一路”倡议在项目层面强化对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俄罗斯调整对“一带一路”政策的国际动因
促成俄罗斯调整对“一带一路”政策的国际动因包括两个方面：权力分配结构和国家间关系的变动。其中，权力分配结构具体指俄罗斯的国际权力地位，其可以通过对比不同国家的实力进行衡量；而国家间关系变动主要可以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和中俄两国这三组关系的演变进行观察。上述因素为俄罗斯调整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提供了明确的动力。
（一）俄罗斯国际权力地位持续下降
通过对比研究实力要素，可以观察国家间相对权力的大小。考虑到中美俄三国的领土、人口规模和自然资源在俄乌冲突前后相对稳定，本文主要在国内生产总值、国防开支和科技创新能力三个领域对中美俄的相对权力进行评估。虽然俄乌冲突并未导致现有国际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在过去十年中，俄罗斯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差距持续扩大，并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达到了新峰值。
2014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受经济制裁、国际能源价格下跌、新冠疫情和地区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与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差距逐步扩大。2014 年，中美俄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约为 10.52 万亿美元、17.55 万亿美元和 2.04 万亿美元，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和美国的差额分别为 8.4 万亿美元和 15.5 万亿美元。随着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停滞，到 2023 年底，俄罗斯经济总量与中美两国的差距分别扩大至 15.8 万亿美元和 25.1 万亿美元。受俄乌冲突影响，2024 年俄罗斯与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总体来看，俄美生产总值差额呈现明显的线性变化，并在 2023 年出现最高值。中俄经济体量差额在 2021 年达到最高值，但 2023 年的中俄经济体量差距与2021 年相比差距不到 1%。若排除汇率波动等因素的干扰，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在 2021 年和 2023 年基本相等，因此，可以认为中俄生产总值差距在 2023 年出现历史峰值（见表 1）。
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俄罗斯国防开支水平与中美两国的差距也逐步扩大。考虑到战时军费有一定特殊性，本文只选取2014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的三国军费数据进行对比。2014年，俄罗斯国防开支约为864亿美元，同期中美两国国防开支分别为 1820 亿美元和 6744 亿美元，俄罗斯与中美两国的军费差额分别为 956亿美元和 5880 亿美元。到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仍无法扭转其国防开支与中美两国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俄罗斯军费与中美两国的军费差额达到了历史峰值，分别为2200 亿美元和 7403 亿美元（见表 2）。
随着科技竞争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大国权力的重要组成要素，但俄罗斯的科技创新能力始终落后于中美两国，这主要表现为俄罗斯科技创新能力的相对停滞和科技创新巨头数量不足。
科技创新能力方面，本文选取 2013—2023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每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将中国、美国和俄罗斯进行对比。总体来看，俄罗斯的创新指数排名与中美两国的差距愈发加大。在 2013 年至 2023 年间，中国和美国的创新指数排名均有所上升。其中，中国上升幅度较快，2013 年中国创新指数排全球第 35 位，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创新指数上升至全球第 12 位。2019 年以前，美国的创新指数排名为全球第 4—6 名。自 2019 年起，美国的创新指数排名稳居世界前三。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创新指数排名则相对停滞。在观察年份内，俄罗斯各年份的创新指数排名未有明显上升趋势，基本维持在全球第 50 名左右。
科技创新巨头方面，自科睿唯安 2012 年公布全球百大创新机构名单以来，美国有 49 家机构曾入选该名单，中国（未统计台湾地区）有 10 家机构曾入选该名单，而俄罗斯仅有卡巴斯基实验室（Kaspersky Lab）曾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入选该名单。受西方对俄罗斯芯片禁运和相关制裁的冲击，卡巴斯基实验室创新能力进一步下降，并连续在 2022 年和 2023 年落选。
俄乌冲突及其衍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加速了俄罗斯在国际权力分配结构中地位下降的趋势。这一压力会增加俄罗斯对权力现状和变化趋势的焦虑，并刺激其采取各种对策扭转这一趋势。其中，重视经济恢复与发展是俄罗斯重塑大国权力的必然手段。由于自身力量有限，俄罗斯需要借助合适的外力以促进自身经济发展，而“一带一路”倡议为俄罗斯提供了一个可行的选择。
（二）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全面恶化
自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逐步升级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在传统安全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提高对乌克兰援助力度。截至 2024 年 5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五项对乌援助法案，现有法案已将美国对乌援助总额提升至 1750 亿美元。其中，1070 亿美元为已拨款的直接援助，该款项包括 698 亿美元的军事物资和342 亿美元的财政预算支持。2 欧盟当前对乌承诺援助金额突破 1500 亿美元，实际落实援助金额超 1000 亿美元，其中包括 530 亿美元的预算支持和 350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欧对乌援助在扩大俄乌冲突烈度的同时，也推迟了危机的和平解决。在外交领域，西方国家在“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下要求其他国家以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方式进行站队，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孤立俄罗斯。在经济领域，西方国家在金融、贸易、能源和人员往来等领域对俄罗斯进行严厉制裁。在制裁战中，俄罗斯 5500 个实体和 3300 亿美元的海外资产被波及。此外，西方国家还利用各类资源优势，对俄罗斯开展了舆论、网络和政权安全的系列攻势。
与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的俄美、俄欧关系不同，此次与西方的全面对抗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跌至冷战结束以来最低水平，双方关系暂无转圜的空间和可能。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尤其是与单极体系中的霸主进行对抗所带来的安全威胁给俄罗斯带来了明显的压力。一方面，俄罗斯能够清晰识别来自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敌意；另一方面，俄罗斯从西方国家的制裁、外交孤立和对乌军事援助中感受到了紧迫的安全威胁。高度清晰的安全压力和相关威胁信息迫使俄罗斯采取措施来增加自身的战略韧性。在此背景下，俄罗斯需要加速实施“向东看”战略，以寻求西方资本、技术和市场的替代，从而扩大自身战略回旋空间。而凭借着庞大规模和坚实的互利基础，“一带一路”对俄罗斯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缓解外交孤立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比以往更加积极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是俄罗斯应对与西方关系恶化的可行选择之一。
（三）中亚国家加速实施“多元平衡外交”
长期以来，中亚国家一直寻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减少域外大国的干预和控制。俄乌冲突爆发后，随着俄罗斯自身实力和对中亚的控制能力下降，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取得新进展。一方面，中亚国家与域外大国以“C5+1”的模式开展频繁互动，积极将其他大国引入中亚以平衡俄罗斯的影响力。2023 年 5 月，中亚国家与中国展开首届中国 – 中亚峰会，各方一致同意加强经贸、政治、安全和人文领域合作。2023 年9 月，中亚五国首脑赴美国参加首届美国 – 中亚峰会。同月，五国首脑再次前往德国参加首届德国 – 中亚峰会。另一方面，中亚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与俄在外交上保持一定距离。首先，中亚国家拒绝承认乌东两地区的独立。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顶住俄罗斯的外交压力，明确表示拒绝承认乌东两省独立。其他中亚国家也暂未有承认乌东地区独立的表态。其次，中亚国家不愿冒着“二级制裁”的风险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副部长在 2023 年 4 月再次重申了不允许哈领土被用于逃脱制裁的立场。同时，哈萨克斯坦等国还严禁本国公民赴俄参战，以免被西方国家视为支持俄罗斯。此外，中亚国家有意减少了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组织中的互动。2022年7月，托卡耶夫签署法令退出独联体跨国货币委员会协议。同年 10 月，吉尔吉斯斯坦单方面取消了在其境内开展的集安组织年度演习。同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缺席了 2022 年度的独联体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尽管中亚国家在对俄关系上并非要实现完全的“去俄化”，但“多元平衡外交”中的“制俄”实质清晰地向俄罗斯传达了其在该地区影响力衰退的信号，这加剧了俄罗斯对影响力衰退的担忧。尽管想极力维持对中亚的控制，但俄罗斯难以凭借自身实力维持其在中亚的影响力及其主导的一体化机制的吸引力，更无力要求中亚国家在对外政策上与俄保持步调一致。
在此背景下，尽管“一带一路”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一体化机制存在某种程度的竞争关系，但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可以将中俄在该地区的潜在竞争转化为对自身影响力的补充，并依托“一带一路”间接对中亚国家发挥影响力。具体而言，一方面，“一带一路”能有效激活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活力，弥补其治理赤字；另一方面，俄罗斯加强与中国在中亚事务上的协调，有利于抵制欧美国家对中亚地区的渗透。
（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
自 2019 年中俄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在各领域均取得显著突破。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在政治领域，中俄高层领导人保持密切沟通并积极互访，两国互信持续巩固。202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同年 10 月，普京访华并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24 年 5 月，普京新任期首次出访选择中国，展示了俄罗斯对中俄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在经贸领域，2023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增长 26.2%，创下 2400 亿美元的新高。中国连续 13 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从结构上看，两国贸易仍以能源及其衍生品为主。但受制裁战的影响，高附加值产品在两国贸易中的占比大幅增加。其中，中国对俄出口的汽车、手机和电子零件等产品数量相较俄乌冲突前大幅上涨。从边境互通上看，两国陆上已开通的十四个口岸的客运量、货运量和中欧班列通行量均有所上升。同时，双方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并在能源、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中继续推进合作。在外交领域，双方密切协作。一方面，中俄两国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携手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一道构建公正合理的多极世界。另一方面，中俄两国在主权、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等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加大相互支持。在安全领域，中俄两国的安全协作未受俄乌冲突影响。为应对“三股势力”，中俄继续强化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协作。2023年 10 月，上合组织反恐怖机构理事会第 40 次会议确定了将在中国举行 2024 年上合组织联合反恐军演。此外，双方还先后开展了“海上·联合 -2022”“北部·联合 -2023”和“海上安全带 -2024”等系列军事演习，进一步提高两军互信和协作水平。
美国在战略上同时遏制中俄两国和中俄关系全面发展的现状为俄罗斯应对外部威胁提供了清晰的指向。一方面，俄欧关系全面恶化。除中国以外，俄罗斯难以再找到另一个足以制衡美国威胁的伙伴。另一方面，中俄关系长期高质量发展。俄罗斯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具有良性的路径依赖，大幅调整对华政策的阻力较大。因此，延续上述路径成为俄罗斯处理对华关系时的更优选择之一。
三、俄罗斯调整对“一带一路”政策的国内动因
除了国际动因，国内因素也对俄罗斯调整“一带一路”政策提供了极大的动力。国内动因较为复杂，大致包括精英认知、战略文化、政府-社会关系和政府结构四大部分。其中，精英认知是国内动因中最优先起作用的因素。考虑到俄罗斯的战略文化、政府 -社会关系和政府结构在俄乌冲突前后相对稳定，本文将重点聚焦于精英认知变化对俄罗斯调整“一带一路”政策的影响。本文定义的俄罗斯精英是指能影响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政界、学界和媒体界人士。由于政界精英和非政界精英有关“一带一路”认知的独立性不同，本文将依次对政界精英和非政界精英认知进行讨论。
（一）俄罗斯政界精英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变化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受国际因素变化的影响，俄罗斯政界精英对“一带一路”认知发生巨大转变，直接导致俄罗斯相关的政策调整。
政界精英构成较为复杂，研究一国对外政策可以把政界精英设定为总统、总理、外交部长等官员。由于分析精英对某一事物认知的变化有一定难度，且须选取有代表性的分析客体以克服认知隐蔽性造成的结果偏差。因此，本文选取了普京三次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的讲话和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这两类具有代表性的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进行文本分析，探讨俄罗斯政界精英对“一带一路”认知变化的具体表现。
1. 普京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发言的变化
普京对“一带一路”的相关评价直接反映了其个人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作为国家首脑，普京的认知变化极大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主流精英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变化。
总体上看，普京发言的篇幅逐渐增加。2017 年的发言仅有 508 个俄文单词，2019年的发言有 871 个俄文单词，2023 年的发言有 1060 个俄文单词。从涉及“一带一路”的文本上看，普京发言篇幅显著变长。2017年普京讲话提及“一带一路”的次数仅有5次，篇幅约占35%。在第二届高峰论坛上，“一带一路”被提及次数并未明显上升，仅有6次，但篇幅上升至 43%。到了 2023 年，“一带一路”被提及次数明显上升，达到了 13 次，相关篇幅首次超过俄罗斯对自身的倡议和发展规划的宣传，约占总篇幅的 53%。
从具体内容上看，普京对“一带一路”成就的评价愈发积极。2017 年，普京对“一带一路”取得的成就持保留态度，并认为要实现“一带一路”的宏伟目标并非易事。两年后，由于“一带一路”进一步取得突破，普京对“一带一路”潜在的价值表现出更明显的兴趣。2023 年，在参加第三次“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时，普京高度肯定了“一带一路”成就和意义，并希望中国能进一步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同时，普京对“一带一盟”对接的评论从强调差异转向强调共性。2017年，普京较为隐晦地指出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的差异，他认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应当考虑所有参与国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即希望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尊重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在经济发展上相互依赖的特殊性，尤其是俄罗斯在中亚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虽然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客观上的差异依旧存在，但普京在 2023 年的发言里不再谈及两者的差异和“特殊性”，而是转向强调两项机制的共性和协调性，并认可“一带一盟”对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此外，普京的发言不再提及欧洲。2017 年，普京认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倡议的努力有可能会形成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共同经济空间。2019 年，普京表示，“欧盟是俄罗斯传统合作伙伴，任何分歧都不能压倒我们对欧洲和整个欧亚大陆未来的共同责任”。而在 2023 年的发言中，普京则完全没有提及欧洲。
由此可得，随着俄罗斯权力流失趋势的持续以及安全态势的逐步恶化，普京对“一带一路”取得的成果和前景愈发肯定，并更加重视“一带一路”倡议对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和提升地区影响力的作用。
2.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的文本表述变化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下文简称《对外政策构想》）作为精英共识的产物，其直接反映俄罗斯精英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因此，《对外政策构想》的有关表述变化可以证明俄罗斯精英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变化。
首先，中国在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中的优先次序逐步提高。2013 年，中国的优先次序排在独联体、欧美国家和北极地区之后，位列第四。2016 年，中国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优先次序仍停留在第四位。2023 年，中国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优先次序上升至第三位。尽管次序仅有一位的变化，但其意义重大。因为独联体地区和北极地区在俄罗斯大战略中属于“内部”区域。1993 年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明确提出，独联体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边界为“外部边界”。因此，中国事实上取代了欧美，成为俄罗斯大战略中外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这标志着俄罗斯精英对中国的重视程度愈发提高。鉴于此，其对“一带一路”的重视程度也有相应提高。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俄罗斯巩固其在中亚影响力和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重要抓手。在 2016 年版《对外政策构想》涉及亚太区域和与中国合作的内容中，俄罗斯仅提到了上合组织和“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其认为“进一步巩固上合组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并扩大其组成十分重要，主张拓展上合组织的政治和经济潜力”，并“在亚太地区开展广泛的互利经济合作，包括利用“亚太经济合作论坛”。整篇《对外政策构想》中完全没有提到“一带一路”倡议。
而 2023 年版《对外政策构想》则出现了较大变化。第 54 条明确写到，“致力于将欧亚大陆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和平、稳定、互信、发展、繁荣的泛大陆空间，就需要……将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同时保持欧亚大陆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和多边联合体参与这一伙伴关系（“一带一盟”）的可能性，并由此（“一带一盟”）在欧亚大陆建立伙伴组织网络”。这是一项重大变化，长期以来，俄罗斯希望在欧亚地区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以此改善俄罗斯的外交孤立，并在寻求西方资本、市场和技术替代的同时，增加其战略韧性。现如今，《对外政策构想》把“一带一路”视为提振欧亚经济联盟活力和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支柱，再次证明俄罗斯精英对于“一带一路”的认可程度和希望主动借力的迫切正在大幅提高。
（二）俄罗斯非政界精英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变化
俄罗斯非政界精英主要包括学界和媒体界人士。总体来看，非政界精英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被官方政策调整所影响的同时，也保持着一定的变化独立性并对官方政策调整产生影响。
在变化独立性方面，俄罗斯非政界精英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并不完全与官方政策调整保持同频。从时间上看，由于政策调整需要时间，有一部分学界精英的认知变化要早于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调整。从认知内容上看，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时仍保留了一定的保守和谨慎态度，这并未因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调整而完全消失。
在影响官方政策调整方面，虽然目前尚无法系统地明确非政界精英认知变化对官方政策调整的影响机理和影响程度。但作为俄罗斯精英的一部分，非政界精英的认知可以通过政策建议和制造舆论的方式对俄罗斯的外交决策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为了最大限度地验证这种影响的存在，本文选取对政界决策有影响力的非政界精英作为样本进行研究。
1. 俄罗斯学界对“一带一路”评价愈发正面
学者作为俄罗斯精英的组成部分，其认知构成了整个精英群体的认知。相比于政府官员的认知，学者的认知较易于观察。国内外部分学者对俄罗斯学界的“一带一路”认知进行了相关研究。焦一强和伊万·祖延科等人认为，总体而言，俄罗斯学界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以积极认可为主流，持怀疑和担忧观点的学者数量较少。
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原先对“一带一路”持负面评价的学者在俄乌冲突后是否有新变化，并挑选了三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进行分析。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政治与经济部门主任谢尔盖·卢科宁是研究亚太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问题的专家。2017 年，他发表题为《大会前的丝绸之路展望》的评论文章，讨论了“一带一路”的现有缺陷，以及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观点。在文章结尾，他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处于“局外人”的地位。而在202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卢科宁则表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帮助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周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机制之一”。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研究组织，其目标是提供有关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专业意见和建议。2013 年，该组织的总干事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中向记者表示，欧盟才是俄罗斯的首要伙伴，“向东看”政策只是一时的调整。在 2019 年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中，他向美国之音的记者表示，相比于与中国合作取得的成就，俄罗斯与欧洲的合作成果更为显著。而在2023年，他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上发布署名文章，高度评价了“一带一路”的积极作用和国际意义，并认为“一带一路”论坛是世界各国领导人探讨欧亚大陆未来命运并就此交换意见的理想场所，且“‘一带一路’和其他多边欧亚项目可以被视为新国际体系的萌芽”。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费奥多尔·卢基亚诺夫则是该组织的另一名重要成员。2015 年他在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智库（СВОП）发表了题为《这是中国时代？》的文章，认为当其他参与者（俄罗斯、欧盟、美国）主要通过政治工具在欧亚大陆采取行动时，中国高调宣布采用经济手段介入中亚事务会引发许多矛盾和摩擦。而在 2023 年接受俄罗斯媒体商业在线（Бизнес Online）采访时，他表示“中国是一个可靠伙伴，现阶段中俄之间没有矛盾”。
上述三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调整了对“一带一路”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前持负面观点的学者群体在面对新的国际因素时，改变了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这一积极的认知转向将在决策咨询环节对俄罗斯的政策调整产生正面影响。
2. 俄罗斯媒体报道愈发积极
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一定程度上能间接反映一国精英的认知。相比于学界认知，媒体报道更易受政策调整的影响，但媒体报道背后的精英认知构成了一种精英舆论，并对政策调整产生一定影响。
本文研究的媒体对象为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样本为 2018 年至 2023 年俄新社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搜索关键词为“一带一路”（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经过搜索，6 年内共有 334 篇相关报道符合搜索主题。首先，俄罗斯国内对于“一带一路”的关注度逐步提高。从总量上看，俄新社对“一带一路”的报道量逐年增加。2018 年仅有 38 篇报道，而到 2019 年上升至 65 篇报道。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俄新社的相关报道已增加至 114 篇，同比 2018 年全年增加 200%（见图 1）。
其次，俄罗斯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愈发正面，负面报道占比明显下降，且内容趋向积极。2018 年有四篇负面报道，全部与中美经贸摩擦对“一带一路”的负面影响有关。2019 年和 2020 年各有一篇负面报道，均与美国批评“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有关。2021 年有两篇负面报道，其中一篇标题明确包含“中俄利益冲突”字眼，主要是描述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冰上丝绸之路”的担忧。2022 年有四篇负面报道，有三篇与俄罗斯有关。其中一篇关注俄罗斯在 2021 年未获得“一带一路”机制的投资，另一篇关注中国为逃避西方“二级制裁”引起的俄罗斯人的担忧和不满。最负面的一篇明确地提及了“一带一路”对欧亚经济联盟的负面冲击以及中国企业的“唯利是图”。但到了 2023 年，负面报道几乎完全消失，对“冰上丝绸之路”和“一带一盟”的报道均为正面报道。
总体而言，面对新的国际因素，俄罗斯精英大幅减少了对“一带一路”影响力的担忧和怀疑，并积极认可其对俄罗斯的积极作用。这一系列认知的变化最终导致了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政策的调整。
结语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受国内外因素影响，俄罗斯无奈加速实施“向东转”战略，调整了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降低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防备心理，积极推进双多边合作项目，推动“一带一盟”的战略对接。
对俄罗斯而言，其积极调整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有利于部分缓解其与西方对抗的压力，为其提供可观的能源贸易收入和资本流入，有助于稳定国内经济和社会局势，有望在欧亚地区增加影响力，维持其成为平衡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的一股重要力量。对中国而言，俄积极调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有效减少该倡议发展所面临的政治阻碍，推动一系列被搁置的“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落实落地。对中俄关系而言，俄积极调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在短期内，将进一步推动中俄关系的深化发展，增加中国外交的回旋空间，有利于维持地区和全球的战略稳定。从长期来看，中俄已在多个领域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基础，即使俄罗斯未来重新调整其战略方向，中断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也很小。
回顾历史，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十分复杂。简单化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取的。从俄国诞生到苏联解体，俄与西方关系经历了“从接近到游离”的三次重大反复（俄国诞生到蒙古灭俄；彼得改革到十月革命；二战中再度联手到冷战持续与终结）；苏联解体后，俄与西方关系再度经历从“对话到对抗”的三次重大反复（苏联解体后的首次蜜月到科索沃战争后持续恶化；9·11 事件后再度蜜月到俄格战争后持续恶化；奥巴马执政后俄美关系重启到俄乌冲突的激烈对抗）。由此可见，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俄罗斯彻底且永久地与西方国家脱离关系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俄罗斯向西方展示“向东转”姿态，可以对西方施加一定压力，表明俄罗斯并非完全离不开西方。因此，有学者说，俄罗斯走向东方是为了更好地走向西方。俄罗斯对外关系的发展史已经表明，实施“向东转”战略更多是被迫的、无奈的和不得已的选择，具有应急性和暂时性特点。未来可以预见的大概率事件是，一旦俄乌冲突得到解决，西方制裁有所松动，俄罗斯很可能重新评估“向东转”战略，尝试恢复与西方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从而修复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未来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仍将受到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俄罗斯权力地位下降、俄与西方关系、俄与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以及俄精英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限定了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方向。短期内，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政策暂无大规模回调的可能。长期来看，由于俄乌冲突后的局势尚有不确定性，仍需继续跟踪俄罗斯对中国“一带一路”政策走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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