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见证斯国线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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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见证斯国线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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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兆荣
彭兆荣，江西泰和人，厦门大学一级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原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人类学系主任，厦门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曾到法国尼斯大学人类学系，法国国家科学院“华南及印支半岛人类学研究中心”学习和研究，法国巴黎大学（十大）客座教授，巴黎大学（索邦）高级访问学者，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UC Berkeley）人类学系高级访问教授。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云南艺术学院、浙江万里学院特聘教授。出版专著40余部,在国际国内发表学术论文800余篇。
闫玉
博士，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民族艺术。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系主任，贵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负责人。
张 颖
张 颖，四川美术学院视觉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超域研究部外来研究员；全国艺术科学专家库成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理事，中国旅游高峰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青年学术委员会委员。
正文
【摘要】我国正在推动举世瞩目的“一带一路”战略。它首先是历史交通和文化交流的遗产。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遗产分类,“一带一路”属线路遗产(heritageroute)。而就历史事件而言,线路遗产实指“丝绸之路”。名称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FreiherrvonRichthofen)于19世纪70年代命名。“丝绸之路”起始于中国,有“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分,是连接亚、非、欧的古代商贸线路,也是文化交流渠道和传递友好的桥梁。文章以斯里兰卡为例,通过佛教、茶叶等文化交流历史来考察线路、遗产和线路遗产的多重内涵及相互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一带一路;线路遗产;斯里兰卡;佛教传播;茶叶
【文章来源】百色学院学报,2016,29(02):61-68.
一
中国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始发站。有“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分,是连接亚、非、欧的古代商贸线路,也是文化交流渠道和传递友好的桥梁。对于这些历史“行旅”的史实,人们通常关注的是经历了什么事情,获得了什么东西,取得了什么交流,认识了什么朋友,感受了什么友好、学习了什么知识……,似乎那些才称得上“文化遗产”;而在我们看来,“交通”本身的遗产价值还在首先。“线路遗产”(heritageroute)中的“线路”不是修饰词,是实体、是实质。“线路”成为“遗产”强调的首先是“线路”,然后才是在“线路交通”的前提下所留下的“遗产”——“后事实遗产”。这或许是许多人都忽略了的。我们团队此次赴斯国交流,深切体会到“线路遗产”的多重性:线路、遗产和线路遗产。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使得中国与斯里兰卡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大量的记录,单是名称,斯里兰卡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表述就非常繁杂:有师子国、已程不国、师子洲、斯条国、僧伽喇、狮子国、新合纳的音、锡兰等30余种。而在斯里兰卡的古书中称中国为“支那国”(Cinaya)或“摩诃支那国”(Maha-cinaya)。《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西汉王莽派使臣访问已不程国,可谓开启了两国官方的正式接触。
中国与斯国的文化交流首推佛教。佛教传播之路将中国与斯里兰卡历史性地链接在一起。佛教在古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文化政治经济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从今天看来,斯里兰卡属南传上座部(Theravada)佛国,中国以大乘佛教(Mahayana)为主流,但其中渊源则并非派别可隔分。公元前6-5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立佛教,其后首先传到斯里兰卡。10世纪之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落,斯里兰卡赫然成为南传佛教的中心,宗教影响力相当强大。而自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僧人纷纷前往印度及相关南亚国家问佛取经。而自魏晋南北朝始,中国佛教进入快速发展期,佛教译经极为盛行,对外交流全面展开。
图1 法显西行图
公元5世纪初,中国高僧法显以六旬之躯经长安、敦煌、于阗到中印度求法,之后赴狮子国潜修两年之久,后经苏门答腊归国(图1)。他从斯里兰卡带回大量佛教经典(如MahisasakaVinaya,Dirgagama等梵本),回国后在南京道场寺译经。此后法显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经历撰写为《佛国记》(又称《法显传》),详细记录了当时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历史地理与宗教社会。在《佛国记》中关于斯里兰卡的部分占到了全书的八分之一,除了记录各大寺院派别和佛事风俗外,还记述了斯里兰卡国家起源、地理状况,为后人研究斯里兰卡佛教历史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证据。法显开启了中斯两国佛教交流往来的先河,此后西行求法者无不以其为先导,并于隋唐时达到顶峰,玄奘法师、义净法师为其中翘楚。二人虽均没有到过斯里兰卡,但其著作《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载了大量斯里兰卡的重要史料。
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佛教传播和交流历史悠久,相得益彰。狮子国国王于公元4-5世纪,多次遣使奉佛像佛经于东晋皇帝,斯里兰卡僧人也开始进入中国游历传法。唐代中斯两国的交往更为频繁,除了政治交往外,贸易昌荣,两国商船往来其间,形成一条非常成熟的贸易线路。在斯里兰卡来华的传法僧人中,以不空三藏法师(公元707-774年)最为闻名,他自幼随舅父来到中国,在洛阳广福寺受比丘戒,学习律仪和唐梵经论,随金刚智译经。公元742年赴狮子国三年学习密法经论,以国使身份入驻佛牙寺,五年后回到长安传法,其译著遍及显、杂密、金刚界类、大乐类、杂撰类,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斯里兰卡不仅是中国古代得到梵文佛经的重要来源,其佛教艺术也给中国带来了深远影响。山西云冈石窟、泉州开元寺石雕、成都大圣慈寺壁画、甘肃敦煌壁画等无不留有斯里兰卡佛教艺术的斧痕烙印。
此外,我国著名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都造访斯里兰卡(当时的锡兰国)。第二次造访锡兰,带来了在中国镌刻好的石碑。碑文用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写成,分别记载了对佛教释迦牟尼、印度教毗湿奴、伊斯兰教真朱安拉的敬奉之辞。此碑称为“郑和锡兰碑”,现在珍藏于科伦坡博物馆。详见图2。
图２ 郑和碑 图３ 詹姆斯·泰勒 （1835-1892）
二
古代历史上,中斯两国重要的文化交流不能不提海上茶叶之路与文化交流之“道”。肖坤冰博士梳理对“茶”如何从中国的一个植物物种成为世界三大饮品之一做过这样的梳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初期,来自中国的特有商品茶叶,可以说是最早进入全球贸易网络的大宗商品。自16世纪开始至19世纪末叶为止,世界上有两条主要的“茶路”将茶叶从中国运到西方:一条向南,由中国南部贸易港口沿海路运到欧洲;另一条向北,由陆路(茶叶之路)穿越蒙古和西伯利亚到达欧洲。由海路运送的茶叶被称为“TEA”,由陆路运送的茶叶则被称为“CHAI”。这两种发音随着中国茶的对外传播被吸收进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中。tê源自于厦门港的闽南话发音,也有人认为这一种发音源自于古代的梌(tú)或者荼(tú)。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茶叶大多自福建口岸运出,因此都按照当地闽南语发音tê拼写成“TEE”,拉丁文释成“THEE”,后来英语拼成“TEA”。这条海上茶叶传播路线影响到了英语世界及欧洲各国。比如法语系叫“THE”,德语系叫“TEE”,西班牙语系叫“TE”,都是由厦门的“tê”音和英语的传音演变而成。另一个发音是普通话体系chá以及讲粤语的广州、香港和澳门。在古代,“CHA”音首先传往中国的四邻,如东邻日本和西邻古波斯语都称为“CHA”,南邻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的僧伽罗语也叫“CHA”。近代大规模的茶叶国际贸易展开以后,主导中俄陆上茶叶之路的晋商以及广州等出口城市流行的粤语发音“CHA”则影响了茶在其他欧亚国家的发音。这样,通过陆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茶”从此走向世界。斯里兰卡茶亦在列:自1867年詹姆·斯泰勒(JamesTaylor)(图3)——被誉为“锡兰茶之父”——引种中国茶树种苗建立第一个茶叶种植园至今,已有130多年历史。
斯里兰卡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岛国。这个岛原先以农业为生。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一度成为农业文明鼎盛期的标识。16世纪以来,斯里兰卡被葡萄牙、荷兰、英国相继侵入并建立殖民政权,其经济形态也从以农业为主被迫转变为经济种植园为主。1870年以前,斯里兰卡以咖啡为主要经济作物,1880年以后,茶叶取代了咖啡成为种植园的主要经济作物,直到现在,斯里兰卡茶叶产量与出口量均站在世界前列。这颗印度洋上的明珠,在历史与地理的各种偶然、必然中,与来自中国的茶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茶叶的对外输出在历史上有不少的记载。朝鲜、日本是有史可查的进口中国茶叶最早的两个国家。然而,早期中国对斯里兰卡的茶叶输出的记载不甚清晰。东晋时期法显由陆路到斯里兰卡求佛,又由海路回国,去来是否携带了茶叶不得而知。然魏晋时期饮茶之风盛行,茶叶也可能成为旅行随身携带品或者礼品与法显同行。从明成祖永乐三年(公元1405)至明宣宗宣德八年(公元1433)期间,郑和(公元1371—1435)率船队曾七次下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所带货物种类丰富,这其中,是否带有中国茶叶也未见确切材料考证。在这个时期,茶叶在中国的社会功能仅限于款待客人联络感情,当做礼物馈赠亲友,作为贡品或者赏赐,打点上下关系。茶叶的制作方式基本上是手工,偶有雕琢,也是为了赏玩时的美观,既没有商业化的目的,也没有产业化的雄心。即便踏着丝绸之路而来的外国人,也只是将饮茶作为一种异邦的习惯而加以记述。在欧洲出版的最早介绍茶叶的著作,是16世纪中叶威尼斯作家拉马歇撰写的《中国茶》与《航海旅行记》,书里说到中国有一种植物,可以用它的叶片来煮水喝。1556年,葡萄牙人加斯柏尔·达·克鲁兹在广州居住的时间里亲眼见识了中国的茶,并在其著作中描述道:“此物味道略苦,颜色略红,具有治疗作用”。1582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的茶叶了解颇多,“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做茶(Cia)的那种著名饮料。中国人饮用它为期不会太久,因为在他们的古书中并没有表示这种特殊饮料的古字,而他们的书写符号都是很古老的。的确,也可能同样的植物会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发现。在这里,他们在春天采集这种叶子,放在阴凉处阴干,然后他们用干叶子调制饮料,供吃饭时饮用或朋友来访时待客。在这种场合,只要宾主在一起谈着话,就不停地献茶。这种饮料需要品啜而不是牛饮,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是很好,略带苦涩,但即使经常饮用也被认为是有益于健康的。”这些描述虽然对茶叶有所误解,但体现出外来者对茶叶的关注与想象。
可见,这个时期的中国茶叶即便与丝和瓷一起用于物物交换,也是礼物的交换。在非商品经济的时代,礼物的流动与交换更多地具有社会关系建构的作用。所以,在丝绸、瓷器、茶叶作为礼物的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平等主体建立联系的通道。当一条通道作为两个平等主体的交流渠道的时候,在交流与交往过程中,凸显的更多是互惠互利与平等宽容。然而,人类的“物”并不总是伴随着“礼”。讲“礼”的时代和制度消失后,斯里兰卡作为海上十字路口,其受到的外来冲击是必然的。资本主义走到殖民扩张阶段,任何“道”、“路”总是会成为他们资本积累的据点或者中转站。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作为经济作物的“锡兰茶”诞生了。
尴尬的是,锡兰茶诞生的故事是一段殖民历史背景下,“经济无辜、文化无罪”的粉饰太平的历史记忆。斯里兰卡天气适合种茶,但境内却没有发现野生茶树。斯里兰卡土地上的第一棵茶树,据载是由荷兰人从中国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运进。1824年,中国茶籽再次被引进锡兰种植,未成气候。1837年、1839年从印度引种,虽有少量繁殖却无大影响。1841年德国人瓦姆(M.B.Worms)将带去的中国茶苗种于罗斯却特(Rothschid)咖啡园,后来又和兄弟(G.B.Worms)把茶苗移植到沙格马(Socama)、把茶籽种在康得加罗(Condegalla)。在罗斯却特,中国来的茶叶工人制出了第一批茶叶,但依旧没有实现产业化。1852年,年仅16岁的泰勒从苏格兰来到斯里兰卡为咖啡种植主工作,若干年后被派往印度学习茶叶种植和制作技术,一年后学成归来,接着开辟了占地20亩的茶园卢而康德拉茶园,这是种植锡兰茶的第一个茶园。之后,泰勒自己建立了全国首家茶叶加工厂。1872年将自己生产的茶叶经海运到达伦敦茶叶拍卖中心,成功卖出。由于茶叶在这里的产业化源自于泰勒,泰勒因此被视为锡兰茶的茶业界先驱。与中国尊崇总结提升茶文化的陆羽不同,人们并不记得清楚引进茶种的人,而是将率先实现茶叶的商品经济价值的种植园主视为“锡兰茶叶之父”,人们将泰勒的事迹书写、裱框、保存,供后人凭吊瞻仰。也由此奠定了锡兰茶要走的商业化、产业化乃至品牌化道路。
1869年,咖啡枯萎病传到斯里兰卡。鉴于这种病的无法医治,以及茶叶种植所显示出来的成功潜力,大批的咖啡种植园主开始主动毁掉咖啡而改种茶树。一位种植园主的报道引发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土壤很好,气候非常合乎理想,温暖而潮湿,很适合生长无数的嫩芽(茶)。这些种植园的产品,在国内外已经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当地价格平均每磅3先令3便士,五年来这些种植园的生产,有很大增长。在这些种植园中,有一些可能由于高明的种植技术和得当的管理方法,每年每亩净茶的产量,很容易达到四百磅。”这段报告所透露出的信息,预示着锡兰茶产业即将出现的高速发展。很快,几乎全部由英国资本家控制的锡兰茶业,紧跟印度完成了制茶机械化、种茶技术化、销售全球化任务。锡兰茶叶产量很快呈几何级数增长。1905年,赴锡兰考察茶业的陆溁潧说“英人锐意扩张,于化学中研究色泽、香味,于机器上改良碾切、烘筛,加以火车轮船之交通,公司财力之雄厚,政府奖励之切实,故转运便而商场日盛,成本轻而售价愈廉,骎骎乎有压倒华茶之势”。进入20世纪之后,飞速发展的印度、锡兰茶业,已经完全超越茶叶原产地中国的生产,成为世界茶叶贸易的主宰者。中国的茶叶经济由此更加衰落。
在今天,“锡兰红茶”举世闻名。这不仅得益于它的独特风味,也得名于它世界第一的出口销量。客观上讲,作为种植园经济体系的重要经济作物,斯里兰卡必需要维系“锡兰红茶”这样的名誉地位,这等同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斯里兰卡的红茶也确实以多样的形态、丰富的香型、先进的生产方式以及得力的科研、监管等保护措施,保证着“锡兰红茶”的风味与品质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锡兰茶”主要以产区、茶叶形态和位置来区分品类,保证茶叶等级与质量的各种对应与区分。最好的茶叶产自海拔2100米以上的山区,年降雨量在1000-1250mm。其余又有高地茶、中地茶、低地茶之分,从高到低档次减降,口味也渐重。锡兰红茶按茶叶形态来分等级,则有毫尖、橙黄白毫、白毫、白毫小种、小种、细碎的橙黄白毫、细碎的普通红茶等,通常其产地、形态等级都会在包装上明确标识。而这些划分等级标识、品评茶叶香型、监管茶叶市场的工作由国家茶叶局负责。茶叶局是斯里兰卡依法成立的一个国家机构,还负责在全球推广锡兰茶、规范茶企业等。
难得的是,斯里兰卡具有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大的茶业研究机构——斯里兰卡茶叶研究所。该茶叶研究所成立于1925年,总部位于塔拉瓦卡类(Talawakelle),另设5个分部,各自研发本地茶叶,旨在提高产量,以及拓展产品附加值等。斯里兰卡的茶叶博物馆是斯里兰卡茶历史、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博物馆设置在茶厂遗址,馆内主要介绍斯里兰卡早期茶叶的生产工和生产流程;再加上若干盛茶器物的展览,以及历史人物、机构介绍,有意识地保留着愿意保留的历史。
可见,今天的斯里兰卡的茶产业除了在经济上形成规模,还在分类体系、国家制度、历史建构等各个层面主动打下茶业发展的稳固基础。古老中国传出的“东方树叶”,经由资本主义殖民文化的掠夺和改造,竟然在全球文化通道的一个节点上唇齿留香,意义非凡。
三
“遗产”(property)被西方人称为“财产”,说明其为祖先留下来的,有价值的财产。它被解释为:1)死者留下的财产,包括财物、债权等;2)借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或物质财富。简单地说,被视为从祖先那里传下来的财产。从英文语义来看,它与继承、继续(inheritance)的概念同源,意义相关。“遗产”一词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和解释:1,那些已经存在或可以继承和传续的事物;2,由前辈传给后代的环境和利益。从遗产的基本属性看,遗产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是好的、有用的、有价值的;其次,与某一个特定的人群、世系、团体有着密切的认同关系,是他们所需要、并且认为有必要传承的东西和事物,“是被某些人认为需要保持和搜集、并将它们传给下一代的某些东西”;再次,遗产的传续有一个限定范围,并以此来强调遗产的归属性。
“遗产”既是“财产”,除了可以使用,可以消费,可以交换;也需要贮蓄、留存、保护;当然,更值得增值、继承、光大。“线路遗产”尤其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72年联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尤其是在1980年代记陆续提出、审议和通过的与以强调“线路性”的所谓“线性遗产”(linearheritage)有关的,诸如“线性走廊”、“古道”、“运河”等遗产类型,和以强调“关联性”的所谓“序列遗产”(SerialWorldHeritageProperties)等新的遗产类型,以及那些大型的、跨境、跨国、跨地区的文化遗产进入了世界遗产的操作体系。“线路”越来越成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民与人民之间通过历史遗留下来特殊的遗产纽带的自觉链接。“一带一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伸长和延展出来的。
“线路遗产”的核心在于“线路文化”,文化的核心在于互惠交流,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有目的经由“线路”进行交流。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相关国家、区域的特质流通,也使得各种技术、技艺、艺术相互交流、借鉴。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与陆路丝路一样,同时还打通了航路。汉武帝以后,西汉就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这就是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遣使者和商人出海贸易的航程线路: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闻(今属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乘船出海,南行,抵达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再沿中南半岛的西岸北行,抵邑卢(今泰国之佛统),南下沿马来半岛东岸,抵湛离(今泰国之巴蜀),在此弃船登岸,横越地峡,步行十余日,抵达夫首都卢(今缅甸之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于印度洋,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海岸之康契普腊姆)。回国时,由黄支南下至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后向东直航,经八个月驶抵马六甲海峡,泊于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岛),最后航行达日南郡的象林县境(治所在今越南维川县南的茶荞)。
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曾经在历史上留给我们丰厚的线路遗产。今天,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这份遗产正在为两国传承和享用。当然,两国人民都清楚地意识到,“一带一路”对两国都是重要的、难得的发展机遇。为此,斯里兰卡议长恰马尔表示):斯中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早在1600多年前,中国晋代高僧法显就远涉重洋到斯里兰卡研习佛经,开辟了斯中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可以说,斯中友好关系起源于古代丝绸之路,这条连接亚洲、非洲、欧洲的古代商贸之路,创造了各国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历史。
而“丝绸之路”留给两国人民的远不只是历史遗产,更是今世之契机和续写。在谈到当今的经济互惠时,恰马尔还特别谈到了一批由中国提供贷款、承建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如:普特拉姆煤电站自去年全部投入运营后,提供了斯里兰卡所需的50%以上的电力,使斯全国电价一次性下调25%;科伦坡南港集装箱码头去年4月全部投入运营后,助推科伦坡港成为当年全球吞吐量增长最快的港口;科伦坡国际机场高速路圆了斯里兰卡多年来的“高速梦”,将从机场到达科伦坡市内的时间由原来的两小时缩短为30分钟。关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他认为,新的丝绸之路,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堪称是促进沿线国家商贸、文化交流的“融合发展”之路,斯方会抓住这一倡议创造的难得机遇,加强斯中互利合作,进一步推动斯里兰卡经济社会发展,造福当地民众。
近年来,中斯双边贸易发展迅速。据斯里兰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见表一),2014年,中斯双边货物贸易额为36.2亿美元。其中,斯里兰卡对中国出口1.7亿美元,占斯里兰卡出口总额的1.6%;斯里兰卡自中国进口34.5亿美元,占斯里兰卡进口总额的17.9%。当年,斯里兰卡对中国贸易逆差为32.8亿美元,增长15.5%。
表一
截至2014年底,中国在斯里兰卡出口贸易中位居第十五位,在斯里兰卡进口贸易中位居第二位。
2014年斯里兰卡出口主要贸易伙伴(金额单位:百万美元)。详见表二、表三。
表二 表三
随着中斯两国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斯里兰卡投资快速增长。随着斯政府专心投身于国内经济建设,中国企业深度参与了海港、机场、发电站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如火电发电项目、汉班托塔港口、贾夫纳内环公路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访斯里兰卡。访问期间,中斯两国宣布进行自贸区谈判,并签署了100亿元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另外,斯里兰卡也是亚投行倡议的积极参与者和创始会员国,积极回应了中国“一带一路”的构想。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理由期待,中斯两国首脑、两国人民,必将在古代“丝绸之路”的道路上,携手共赢,一起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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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佳莉
终审：何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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