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一带一路”投资风险地图:哪些区域值得下注?
作者：微信文章2025年“一带一路”投资风险地图：
哪些区域值得下注？
“一带一路”投资风险地图基于中诚信国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的长期研究和持续跟踪编制而成，国家风险是影响全球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国家风险评价的目的在于揭示由于一国政治或者经济状况的变化而使得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后面临资本损失或者减少预期资本回报的可能性，是衡量海外投资风险战略决策的重中之重。在此意义上，相关机构以及希望在“一带一路”各国市场抢占一席之地的企业必须了解可能面临的国家风险，从而为其应对在新市场运营的潜在威胁做好充分准备。
PART ONE
2024年“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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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一带一路”国家整体风险基本与2023年持平，尾部国家风险进一步上升，分化趋势加剧
2024年，全球经济运行在金融环境放宽的背景下趋于稳定，通胀水平自高位回落，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发生转向。但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仍复苏乏力，疫情以来堆积的高债务和财政赤字使部分国家在财政和外部风险方面持续承压。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延宕，局部地区政治不稳定事件频发，缅甸、乌克兰、伊朗等国家的政治风险依然突出，尾部国家风险较2023年进一步上升；同时，低风险国家风险情况持续向好，2024年国家风险总体平均得分为47.22，较2023年基本持平，风险分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从等级分布来看，2024年风险等级为中等的国家由2023年的19个下降至18个，占比30%；风险等级很高的国家由9个上升至10个，占比17%；风险等级在低及很低的国家为17个，占比28%，风险等级呈现分化趋势。2024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整体风险得分结果显示，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风险等级仍然很低，而缅甸、乌克兰、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整体风险依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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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险变化来看，风险较低的国家表现较为平稳，部分风险等级较高的国家风险显著上行，尾部国家风险更加突出。
2024年，风险等级较2023年发生变化的国家数量为6个，其中风险等级下降的国家为4个，风险等级上升的国家为2个，部分国家的风险排名出现明显变化。其中，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的风险状况有所好转；蒙古、马尔代夫等国的风险出现显著上升。
由于IMF改革计划的介入，斯里兰卡逐渐走出危机，中期经济复苏态势明显，国家风险有所缓释；受益于公共支出及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哈萨克斯坦非石油经济部门得到较好发展，同时基于相对稳定的石油出口，国家基金的资产规模持续积累，财政空间充足，国家整体风险有所下降；阿塞拜疆经济风险有所缓释，受益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货运量的显著增加及投资支出的明显增长，同时总统连任保证政策连续性，加之与亚美尼亚关系的缓和使政治风险有所下降，2024年阿塞拜疆国家整体风险有所下降，排名有所上升。
蒙古国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及对外偿付与矿业发展联动性较强。因高基数效应、煤炭价格下降、政府实施扩张性政策及内需强劲，2024年蒙古国财政及经常账户收支由盈余转为赤字，导致财政、对外偿付及国家风险有所上升；马尔代夫财政赤字和外部债务持续增加，同时，外汇储备下降对其对外偿付能力造成侵蚀，财政和外部风险显著上升。
PART TWO
区域风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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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区域风险排序未发生变化，东亚、中东欧和东南亚地区风险小幅上行，中亚和高加索地区风险有所缓释，南亚仍为风险最为突出的区域
受俄乌冲突地缘风险外溢的影响，中东欧区域风险小幅上升。同时，由于政府支出增加、融资成本仍处于历史高位，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财政普遍继续承压。东亚地区，蒙古财政和外部风险的显著上升对地区风险造成一定压力；日本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以及韩国的政局动荡和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对地区经济增长造成一定制约，导致地区整体风险小幅上行。东南亚国家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随着全球贸易不确定性抬升，叠加部分国家政局稳定性下降，泰国、柬埔寨等国家外部风险显著上升，推动地区风险小幅上行。
伴随俄乌冲突的长期化，在大国竞争的牵制下，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有所提升，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发展促进了沿线国家贸易增长及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区域合作亦有所加强，各国非石油经济的发展前景明显改善，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的区域风险有所下降。
2024年，南亚地区仍然是沿线八个区域中风险最高的区域，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国家风险有所缓释但仍处于高位，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国家风险进一步上升。南亚国家多基础实力较弱且对外风险敞口较大，财政风险高企导致该区域整体风险居高不下，2024年，南亚地区的财政风险和政治风险有所抬升。尽管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经济活动在IMF改革计划的支持下有所改善，但财政债务压力仍然高企，外汇储备缓冲较为有限，外部风险和银行业风险依然较高。孟加拉国受政变影响支柱产业生产停滞，对经济和财政收入造成直接冲击。马尔代夫财政赤字和外部债务持续增加，财政和外部风险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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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HREE
次级风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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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次级风险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经济和政治风险普遍有所缓释，但财政风险和外部风险有所抬升，银行业风险仍较为突出。
就次级风险而言，全球经济随着金融环境放宽而趋于稳定，经济风险普遍有所缓释，而财政风险和外部风险有所抬升，银行业风险仍普遍较高，其中中亚和南亚地区银行业风险较为突出。从区域来看，中欧及东亚地区的风险表现最为均衡，次级因素风险相对较低，但部分国家受国内债务累积及外部环境波动影响，整体财政和外部风险有所上升；南亚地区经济基础与财政收入薄弱，财政债务风险持续处于高位，且受到全球利率在更长期内维持高位的影响，普遍面临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压力，财政和外部风险高企，同时，地缘政治冲突对金融稳定性造成一定不利影响，地区银行业风险小幅上行；南高加索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尚未消退，政治风险仍最为突出，且较为单一的经济结构导致经济风险持续处于高位；中亚地区各国银行系统普遍具有高美元化的特点，由于美联储降息晚于预期，长期高利率环境导致银行业风险仍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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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FOUR
2025年“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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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25年，“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有望趋于稳定，但经济增速仍低于疫情前水平，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及地缘风险是经济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
2024年以来全球经济运行趋于稳定，通胀水平自高位回落，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发生转向。但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仍复苏乏力，2024-2025年经济增速预计将低于2010年代的平均水平，同时普遍面临包括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政治不稳定以及气候灾害频发等下行风险的影响。发达国家经济表现分化，美国受益于消费与投资增长，经济有望保持相对强劲，特朗普上台将成为美国及全球经济的重要变量；欧洲则因政治分裂、经济疲软和地缘紧张局势相互交织，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日本经济有望在内需提振下实现温和增长，继续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但内政不稳等不确定性仍制约其经济前景。展望202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速预计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仍显著低于疫情前水平，然而伴随全球主要央行进入降息周期，外部压力或有所缓解。大国博弈、俄乌等地缘冲突对经济格局的影响将长期存在，而区域性争端频发以及政治稳定性降低进一步增加了国际政治地缘格局的不确定性。总体来看，在不出现更大规模贸易战的前提下，202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有望延续平稳增长，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及地缘风险是“一带一路”国家经济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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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复苏进程呈现非均衡的特征，中亚、南亚等地区的国家风险有望下降，部分高风险国家的财政风险或有所缓释。
分区域来看，随着欧盟资金的流入，中东欧国家消费和投资或将有所提振，经常账户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仍面临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中亚受益于资源出口、国际经贸合作的强化及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2025年经济有望保持稳定增长，但缺乏腐败治理措施及地缘政治风险较高等仍对地区发展构成不利影响；东南亚地区将延续复苏态势，但面临全球贸易放缓带来的不确定性；南亚地区预计在2025年延续高增长态势，财政风险将在IMF改革计划助推下进一步缓释，需关注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政局重构风险；在国际油气价格中枢延续高位波动的预期下，受益于高油价阶段的财政积累，中东北非地区产油国的经济增速仍将得到稳健的投资和消费所构成的支撑，而此前债务和外部账户较为脆弱的非产油国预计将在外部压力得到缓释的背景下延续再平衡通道，同时需关注“中东换防”趋势带来的潜在外溢影响；受益于货币宽松和出口改善，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望回暖，但长期增长仍受到结构性因素制约。总体来看，伴随经济趋稳、通胀下降以及外部融资环境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投资风险或有望下降，特别是高风险国家有望得到缓解，如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斯里兰卡等，但各区域风险仍呈现不均衡分化态势，仍需警惕强美元、全球贸易放缓以及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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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全球经济趋于稳定，“一带一路”国家的债务压力普遍有所缓释，但在支出僵化的背景下财政空间受到挤压，财政巩固进程仍面临挑战。
2024年，全球债务总额继续上升，占全球GDP的比例将达到240%左右的水平，尽管一些国家进行了财政整顿和债务重组，但整体债务水平仍处于高位。得益于经济持续复苏以及政府非必要开支的减少，预计在2025年60%以上国家的财政情况将得到改善，“一带一路”国家的财政风险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释。东南亚、南亚、拉美等地区的债务风险已普遍得到释放，例如，马来西亚、菲律宾、塞尔维亚等国的税收及财政框架改革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以及财政管理能力的提升。部分经济基本面脆弱的国家受到外部环境、商品价格、地缘因素的影响较大，债务压力依然存在，例如埃及、乌克兰等。2022年以来的高利率导致全球利息支付占比普遍上升，刚性支出高企导致政府支出灵活性受限，政府可用于公共投资和政策创新的资源被大幅压缩，使得债务管理压力加大。对于巴基斯坦、埃及和阿根廷等高债务国家，虽然债务负担有所缓解，但财政整顿的难度依然很大。短期内，上述国家在IMF的融资支持下部分缓解了外部偿付压力，但由于高债务与高赤字的双重困境，财政改革的进展仍然缓慢，长期债务的可持续性存疑。总体来看，稳定的经济增长将有助于各国政府削减债务并通过财政改革实现财政巩固，但支出僵化导致财政灵活性普遍下降，与此同时，地缘政治风险、贸易冲突和气候变化等因素或对财政整顿进程形成扰动，实现财政巩固仍面临较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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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处于高位，多国政治事件频发导致政治稳定性普遍下降，地缘及政治风险仍为“一带一路”国家面临的重要下行风险。
在全球政治格局日益复杂、中美对峙格局常态化的大背景下，区域性冲突以及政治事件频发导致地缘局势趋向复杂，地缘政治环境对全球信用状况构成显著下行压力。特朗普当选增加了全球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其外交政策将直接影响全球地缘政治走向，特别是俄乌和巴以局势的关键变量。特朗普上台增加了俄乌冲突的变数，特朗普表示将于就职后尽快与普京展开对话结束俄乌冲突，但目前来看俄乌冲突或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中东方面，以色列与哈马斯已达成停火协议，但巴以冲突的根源性问题并未解决，预计特朗普政府将大概率秉持此前的中东政策路线，推行包括全面遏制伊朗、深化与以色列、沙特等国同盟关系的“以色列优先”政策，需关注中东力量重构带来的区域格局调整，以及对国际秩序的外溢影响。此外，多国政治事件频发导致政治稳定性普遍下降，对于政策延续性构成负面冲击，2025年，尼日利亚、泰国、叙利亚的政治动荡可能持续；且多国极右翼政党的崛起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不确定性和社会分裂，推升了社会治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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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因素将在“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及社会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发展绿色经济、推动科技创新将为沿线国家经济提供助力。
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气候变化压力加剧以及地缘政治紧张持续的背景下，绿色转型的复杂性进一步提升，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对一国经济韧性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日益凸显。在环境方面，“一带一路”国家同时面临气候变化风险加剧带来的挑战与绿色转型的巨大机遇。近年来，强台风、洪灾、山火、热浪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对农业、基础设施和能源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特别是在低收入和气候脆弱的国家，例如南亚、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部分地区，气候灾害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和社会不稳定性，直接影响了经济和财政表现。2025年，“一带一路”倡议将加大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投资，有望为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带来新动能。在社会与治理方面，“一带一路”沿线许多低收入国家仍面临基础教育、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问题，部分国家在政治稳定性、法制建设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挑战，贫富分化、政府治理低效和政策不稳定等因素可能导致经济波动和财政危机。2025年，“一带一路”倡议将进一步推动ESG标准与国际可持续发展规则接轨，在政策框架、绿色投资和ESG监管标准上加强协调。同时，通过区块链、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改善政府治理、提升透明度，将成为“一带一路”国家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总体来看， ESG因素将在“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推进绿色经济、技术创新和社会改革，“一带一路”国家有望提升整体经济韧性，降低长期财政和社会风险，以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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