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发表于 2025-3-31 16:30

331已半世纪:中国航天里程碑

作者:微信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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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2月,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联合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3月31日,中央军委讨论通过该报告,随后很快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由此,我国卫星通信工程正式上马,代号“331”。可以说,半个世纪前的这项决策,决定了国运。



       今天我们尚可以津津乐道国家队长征系列重器以及10余种民企火箭争先尝试首发,对标SpaceX的猎鹰、星舰,剑指苍穹意欲雄霸航天舞台,还在为我国天宫空间站、嫦娥探月、天问造访火星等重大航天成就自豪。而最应当感激的是当年发展通信卫星工程留下的“五大系统”。

      而在此之前,是“714”载人航天工程下马与“331”通信卫星工程立项长达五年的预研和近一年的审慎决策。之后更有历经9年的艰苦卓绝的攻关奋斗历程。



      很多人想当然认为中美航天领域的差距在于举国体制与民企产品的差距,但是长征火箭与猎鹰火箭的技术差距源自于美俄两国在长达35年不计成本疯狂投入的太空竞赛中积累的雄厚技术功底,是NASA把美国、俄罗斯最顶级的技术和人才对SpaceX倾囊相授且持续不断资助经费,才取得的创新成果。庆幸的是,今天我们正自力更生,依托强大的工业体系,逐步缩小差距,并即将实现赶超。



      当年国家为‘331’工程投资10亿元,相当于每个中国人拿出1元钱。有了卫星通信,我国电视信号覆盖的人口从30%提升至87%,带动了电视相关制造业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至少10倍以上的巨大效益。这生动地说明了发展航天事业可以带来巨大收益,投入产出比极高。载人航天工程同样如此,只是后来国力更加强盛之后,投入航天事业发展的资金不再捉襟见肘了。





   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我国航天进入到应用阶段。

      1974年5月19日,周恩来总理对《关于建设我国卫星通信的建议》的信件做出批示: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是周恩来总理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批示。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多次组织七机部等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并形成方案上报。

      1975年,中央正式作出了上马卫星通信工程的战略决策。根据中央批准的报告,卫星通信工程由国防科委负责抓总;通信卫星由七机部五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前身)负责研制,孙家栋任卫星总设计师,戚发轫任卫星副总设计师。





      当时,我国执行任务的火箭主要是长征二号等运载火箭,但它们的运载能力只能将卫星送入近地轨道,而要把通信卫星送入距地面约3.6万公里的地球同步静止轨道,就需要更大推力的三级运载火箭。

  1976年8月,七机部正式决定,发射试验通信卫星的运载火箭第三级采用高难度的氢氧发动机二次启动方案,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和第三级火箭的研制由火箭院负责。后来,这型火箭被命名为“长征三号”。
  经过艰苦攻关,火箭院等单位解决了液氢、液氧的低温贮藏问题和火箭纵向耦合振动的抑制问题,并研制出了可高空二次启动的氢氧发动机。长征三号自1984年首发至2000年退役,共计发射13次,其中四次失败。长征三号之后更是拉开了中国航天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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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射试验通信卫星与洲际导弹全程试验、潜地导弹水下发射试验是1980年前后我国国防科技领域的三大重点任务,即“三抓”任务。我国航天领域获得了政策等方面的支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得以体现。

      一是工程新研制了运载火箭长征三号、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建成或升级改造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包括远望号测量船在内的测控系统、地面应用系统(新疆、云南等地面站)等;二是恢复、发展了设计师系统和行政指挥系统,任命总设计师和总指挥(简称“两总”),并进一步调整体制机制,使之与重大工程任务相协调。“331”工程从物质“硬件”和制度“软件”两方面为我国航天事业后续科学系统地发展、驾驭更多航天重大工程任务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通信卫星最初是从低轨起步、后来才发展静止轨道卫星,我国则是一步到位直接发展静止轨道卫星。而且东方红二号卫星的电子元器件和材料全部都是国产。



      1984年1月29日,我国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331 - 1)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搭乘长征3号运载火箭进行首次发射。但是,因三级火箭故障,卫星未能成功进入预定的地球同步轨道。
      4月8日,我国第二颗试验通信卫星(331 - 2)再次搭乘在西昌发射现场改装后的长征3号运载火箭升空。并于4月16日顺利定点在东经125°赤道上空。

   第二天,昆明、乌鲁木齐等地的许多市民早早地守候在为数不多的电视机前。晚上7时,激动的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新闻联播》,而在此之前,收看同样一段节目,却要等上整整7天。
      1984年4月18日上午10时,张爱萍通过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实现了北京和新疆间的第一次卫星通话。电话接通后,张爱萍扔下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大声说:“老王,哈密瓜熟了没有?”王恩茂幽默地说:“我这就派人给你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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