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热带病跨境联防联控思考:体系建设与实施路径
作者：微信文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热带病跨境联防联控思考：体系建设与实施路径
Cross⁃border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ropical disease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framework and roadmap
钱颖骏，丁玮，李红梅，王多全，吕山，李石柱*，周晓农*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传染病溯源预警与智能决策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寄生虫病原与媒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WHO热带病合作中心、科技部国家级热带病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上海 200025）
李石柱，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所长；兼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学院全健康治理系主任、中国地方病协会热带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医学寄生虫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委员，《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中英文）》副主编，《寄生虫病与感染性疾病》等杂志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寄生虫病流行病学、空间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媒介生物学、媒传热带病防治研究等，主持或参与课题多项，获华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等科技成果；在国内外同行评议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主编、副主编专著10余部。
周晓农，博士，研究员，现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防治首席专家，世界卫生组织（WHO）热带病合作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全球健康学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爱丁堡大学全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海南热带病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全球卫生分会主任委员、亚太消除疟疾网络监测与应对工作组联席主席、《Infectious Diseases of Poverty》、《Science in One Health》、《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中英文）》主编。主要从事生态学、群体生物学和热带病流行病学等研究；先后主持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加卫生健康研究合作计划、WHO科研计划等科研项目30余项，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华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等科技奖励10余项，在《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ature》、《The Lancet》、《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等国际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论文400余篇，连续入选2016—2023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摘 要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国面临的热带病输入及再传播风险日益加剧，对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为有效应对热带病跨境传播风险、推动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热带病控制和消除进程，本文在分析我国主要输入性热带病现状与治理风险、热带病跨境联防联控政策实施现状及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热带病联防联控体系建设的政策导向、机制和内容，并提出了涵盖跨境合作机制建立、中国公共卫生产品研发与试制，以及跨境热带病防控重点项目实施等3个方面的实施路径。该体系建设将进一步增强我国跨境重点热带病防控能力，构建具有示范作用的热带病防控模式，并促进国际间热带病防控技术交流与合作。
自2013年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其覆盖范围已扩大至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极大促进了沿线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1］。然而，由于地理、气候和经济条件差异，这些国家面临不同公共卫生挑战，尤其是热带病治理问题［2］。热带病不仅危害了上述国家居民健康，也给“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带来了潜在障碍，是影响沿线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3⁃4］。随着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日益增加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疟疾、血吸虫病、利什曼病、锥虫病等热带病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入我国境内的风险以及再传播风险与日俱增［5⁃7］。因此，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热带病联防联控已成为保障区域健康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为有效应对热带病跨境传播风险、推动我国热带病控制和消除进程，本文梳理了我国重要热带病输入风险及防控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并就我国热带病联防联控体系建设和实施路径提出了具体建议，以期为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提供参考。
01
我国主要输入性热带病现状与治理风险
1.1 我国热带病输入与传播风险 热带病不仅危害人群健康，还可导致社会和公共卫生危机，甚至威胁全球安全［8］。热带病中的疟疾、血吸虫病、内脏利什曼病等疾病均为媒介传播寄生虫病［8⁃10］。媒介传播寄生虫病在东南亚、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为普遍。例如，东南亚国家登革热、华支睾吸虫病疫情频发［11⁃12］，中东地区内脏利什曼病广泛流行［13］，部分非洲国家疟疾、血吸虫病等疫情严峻［14⁃15］。上述疾病严重影响当地人群健康及社会经济发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面临的疾病跨境输入风险加剧，尤其是疟疾、登革热、血吸虫病等热带病防控面临重大挑战。近年来，我国输入性疟疾病例显著增加［16⁃18］。2023年，全国报告的输入性疟疾病例较2022年上升了194.4%，其中99.1%（1 547/1 561）的输入性恶性疟病例来源于非洲国家；69.8%（429/615）的输入性间日疟病例来源于亚洲国家，其中近60%由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报告［19］。此外，2013—2018年云南省每年均有登革热本地病例报告，并逐渐向其他省份扩散［20］。1979年至今，我国归国人员中不断发现输入性血吸虫病病例，且漏诊误诊时有发生［21⁃23］。中亚地区普遍流行内脏利什曼病，该地区白蛉可跨境进入我国并传播该病；2000—2022年，我国累计报告32例境外输入性内脏利什曼病病例［24⁃25］。蒙古、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畜牧业发达，是棘球蚴病流行区，我国曾报道1例境外非流行区输入性棘球蚴病病例［26］。此外，近年来我国亦相继报告了自非洲输入的锥虫病、罗阿丝虫病病例［3］。上述输入性病例绝大部分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凸显了我国对于非本土热带病监测及防治技术储备不足的短板［27⁃28］。
1.2 我国开展跨境热带病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方面，在输入性热带病的公共卫生治理中，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公共卫生体系发展水平不一，且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医疗资源分配、专业人才和实验室检测能力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故现阶段普遍缺乏有效针对热带病防控的国际协调机制［29⁃32］。另一方面，我国与境外国家缺乏完善的信息共享和交流机制［33⁃34］，且各国对于不同疾病的监测与响应体系不同，难以实现跨越国境的有效监测和疫情响应［24⁃26］。我国对于境外输入性热带病，尤其是罕见寄生虫病的防治技术储备和响应能力薄弱、试剂和专业能力储备不足，往往不能第一时间识别疫情［24⁃26］，增加了公共卫生安全隐患。此外，我国尚缺乏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重点热带病防控策略和适宜技术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由于缺乏基础信息，导致在开展联防联控工作时针对性和可持续性不足。
02
我国热带病跨境联防联控政策实施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2.1 我国热带病跨境联防联控机制的建立与应用 建立热带病跨境联防联控机制应在政府统一领导与指挥下，集中各方优势，快速、妥善地解决跨境热带病传播问题［35］。目前，在跨境热带病防控方面，我国云南省积极利用“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等项目资源，针对疟疾、登革热等重点热带病与澜湄国家开展了联防联控的有益尝试，并总结出了宝贵经验［36］。2018年，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峰会将疟疾和登革热联防联控作为澜湄合作国家共同防控战略，并于2023年发布了政府间行动规划［37⁃38］。至此，云南省边境疟疾和登革热联防联控项目已建立了5个联络办公室、21个跨境监测点和20个联合工作站，各方通过召开协调会，开展定期培训、技术帮扶、联合调查以及建立联合实验室等一系列措施，初步建立了有效的联防联控机制，有效降低了该地区疟疾发病率［24］。广东省为登革热疫情较严重的省份之一［39］，早在1998年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即牵头成立了南方五省（自治区）登革热卫生检疫联防组［40］，并与周边国家卫生检疫部门开展了部分合作。
2.2 我国热带病联防联控体系建设现状与挑战 我国现有热带病联防联控机制以疾病防控为中心，涵盖了综合防治策略、监测预警能力、实验室检测技术、人才队伍建设、防控经费投入、科技创新支撑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等各个方面［41］。这一体系强调了政府各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和信息共享，以及政府与社会公众间的沟通与合作，且随着禽流行性感冒、甲型流行性感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新发、再现传染病的流行，联防联控机制愈发成为热带病防控的重要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应对其他公共卫生事件［41］。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疾病预防控制行动方案（2024—2025年）》中，均对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提出了相应要求［42⁃43］。然而，尽管我国目前建立了多个面向不同传染病防控的联防联控体系，但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始终难以形成长效机制，导致热带病跨境传播风险仍然居高不下。以云南省为例，自2005年起该省即开展了中缅边境疟疾联防联控，近年来由于缅甸政局不稳而造成疟疾疫情大幅反弹，导致边境输入性病例激增，使得联防联控工作面临严峻挑战［18］。此外，如前所述，我国虽然面临多种热带病输入压力，但新公布的《监测传染病目录》中仅纳入了疟疾和登革热，其他热带病输入与继发传播风险仍将存在［44⁃45］。
03
我国热带病联防联控体系建设的政策导向、机制和内容
3.1 政策导向 我国热带病联防联控体系建设的政策导向主要包含以下3个方面。一是制定联防联控政策，主要包括：① 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合作资源优势，与各国共同研讨、制定重点热带病联防联控工作规划；② 编制技术指南、实施方案与技术标准等支持性文件；③ 在重点国家、重点领域开展项目合作试点与示范，边探索边总结，形成一定模式后逐步推广。二是采取有区别的合作策略，主要包括：① 针对西南缅甸、老挝等澜湄国家，密切关注跨境流动人口疟疾、登革热等重点热带病疫情监测和防控，提升区域内防控协作水平；② 在北部接壤蒙古和俄罗斯的地区，重点关注棘球蚴病等人兽共患病检验检疫工作，防范疾病输入；③ 在西部的印度、尼泊尔、哈萨克斯坦等国家，重点关注内脏利什曼病媒介控制和棘球蚴病检验检疫措施。三是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防联控合作，主要包括：① 与我国援外医疗相结合，加强与非洲、南美洲等国家卫生机构的数据共享和技术支持；② 重点提升国内罕见热带病监测和响应能力，以应对跨境传播风险。
3.2 机制与体系建设 主要采取建立跨领域、多部门间的长效合作机制。由于热带病中的寄生虫病多为人兽共患病，故推动跨领域、多部门合作尤为重要。以全健康理念为指引，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各部门资源、有效利用现有卫生健康合作机制、联合多部门开展合作，尤其应加强卫生、农业、环境保护部门以及海关、边防部门的紧密合作。例如，农业部门可与卫生部门合作，以更好地监测和控制动物源性寄生虫病传播，减少人与动物之间的交叉感染；环境保护部门可参与控制病媒生物栖息环境治理；海关和边防等部门则负责管理跨境人员和物资流动的检疫工作。通过共同协作的方式，推动政策执行、促进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此外，我国还可与国际组织、基金会合作，以整合全球资源，并提供医疗物资、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帮助邻国改善公共卫生体系；还可与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联合，进一步拓宽援助渠道，推动项目在地方层面的顺利实施。
3.3 内容与重点领域 所建立的联防联控体系应突出合作优先领域，并兼顾各国实际需求。应以《国际卫生条例（2005）》为指南，以提升各国公共卫生应急响应能力为出发点，在厘清各国关注重点疾病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以下领域的合作：① 开展跨境重点热带病防控能力建设；② 实施跨境联防联控重点专项；③ 针对重点、罕见寄生虫病检测监测、快速响应等进行战略技术储备；④ 实现中国公共卫生国际化，完成防控理念、技术与产品输出。
04
我国热带病联防联控的实施路径
4.1 建立跨境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强化政策倡导 有效的联防联控必须以政府为主导［46］。建议利用现有对外公共卫生合作机制，联合重点国家成立政府间综合指导委员会，通过制定和发布政策指导跨国联防联控活动。委员会下设秘书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和监督项目运作，同时发挥信息枢纽的作用。依托、整合现有国际合作网络，设立热带病领域技术指导组，为联防联控提供技术支持。通过多种渠道与亚洲、非洲等国家保持重点热带病联防联控合作，依托WHO合作中心网络、中华预防医学会全球卫生分会、亚洲血吸虫病及其他重要蠕虫病网络、中非消除疟疾机构合作网络等机制，促进信息共享、政策对话和技术交流，在形成政策倡导后推动统一行动（图1）。
图1 跨境热带病联防联控实施路径示意图
4.2 实施跨境联防联控重点专项，形成示范效应 一是开展跨境重点热带病防控能力建设。根据我国人口出入境国别，形成基于病种的防控策略与技术方案，并实施培训项目，以提升我国综合应对能力。二是组织疫情监测与应急响应演习。充分利用我国疫情信息网络和边境监测网络，对疟疾、血吸虫病、棘球蚴病、内脏利什曼病、锥虫病、丝虫病等重点热带病输入情况实施监测，定期发布疫情通报，实现疫情信息实时共享。针对边境地区可能出现的新发或突发疫情，组织疫情应急演练、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确保在疫情突发时实现跨境联合行动。三是加强技术储备。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专业团队，针对我国罕见寄生虫病进行全面的防控技术战略储备，以应对可能发生的输入性疫情，确保在面对罕见寄生虫病输入风险时能够迅速响应并采取有效措施。四是实施跨境热带病联防联控重点项目。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重点热带病防控需求，结合已有工作基础，开展中非疟疾防控合作、中非血吸虫病防控合作、中国⁃蒙古棘球蚴病防控合作、中国⁃缅甸疟疾防控合作等具有针对性的技术援助和合作交流项目，以提升各国防控能力，推动协作与经验分享（图1）。
4.3 开发和试制中国公共卫生产品，实现技术输出 首先通过实施国别研究，对合作国家的热带病防控现状、需求、资源状况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进行全面基线调研。通过调研，了解不同国家基本国情、重点热带病流行现状、防控现状与防治需求。根据调研结果，结合我国经验，制定联防联控具体策略和实施方案，研发针对当地热带病的防控工具。通过项目实施，逐步建立联防联控合作模式，形成系统化、可复制、可推广的案例和模式。通过政策对话和技术交流，进行政策倡导和经验分享，及时调整和优化防控策略，确保跨境联防联控工作行稳致远（图1）。
05
结语
综上所述，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背景下，我国面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热带病跨境传播的风险。为此，我国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热带病联防联控的工作原则。尽管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我国已在政策支持、机制建设、技术输出和专项实施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然而仍需克服信息共享不足、技术储备薄弱、监测体系不完善等挑战。未来，我国应继续强化跨境合作、提升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能力，确保区域热带病防控工作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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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钱颖骏, 丁玮, 李红梅, 王多全, 吕山, 李石柱, 周晓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热带病跨境联防联控思考：体系建设与实施路径.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中英文）, 2025, 37(1): 8-13.
QIAN Yingjun, DING Wei, LI Hongmei, WANG Duoquan, LÜ Shan, LI Shizhu, ZHOU Xiaonong. Cross⁃border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ropical disease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framework and roadmap. Chinese Journal of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2025, 37(1):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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