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你用AI写的吗?「AI羞辱」困境下出版业的进与守
作者：微信文章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领域的扩展，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下文简称GenAI）开始越来越深度地渗透到文学与学术写作领域。一位创作者倾尽心血完成的作品，却常常被一句「你的文字是AI生成的吗？」所质疑和否定，对于创作者而言，没有什么比将自己的作品认定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入物更侮辱人的行为了，一种隐秘但真实存在的社会情绪正在浮出水面——「AI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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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AI羞辱」蔓延，「去AI化」写作主张盛起
在GenAI深度介入文本创作的当下，一种微妙却真实存在的「AI羞辱」现象正在悄然蔓延。当创作者倾尽心血的作品被轻率地归功于机器，这无疑是对写作者的深度贬损。这意味着创作者的内容是公式化、风格化、呆板无情且可复制、可预测的，缺乏人类独有的灵动与温度，有「AI味」。在人机协作模式日益普及的学术生态中，创作者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他们必须奋力抵御算法对创作领域的不断侵蚀；另一方面，又需时刻警惕自己的作品被错误地贴上「类AI」的标签。
在这样的「AI羞辱」下，创作者的第一反应已不再是「如何写得更好」，而是「如何写得不像AI」。正如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在其 2012 年出版的《我们如何思考》（How We Think）中所指出的，「当人类持续沉浸在网络媒体的便捷之中并与之协同运作时，不断变化的认知能力也会改变思维本身。人工智能不仅会直接改变我们的认知方式，还会影响我们与那些生成系统相比的预期评判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不断迭代发展的同时，也在与人相互影响，为了避免被误判，越来越多作者主动调整写作风格，意图展现「人情味儿」。然而，这种转变绝非一个健康、良性的创作生态应有的模样。写作本应是包容且多元的，而不是迫于「AI羞辱」焦虑走向同质化与单一化。许多作家为了证明自己的作品具有「人情味儿」，常常陷入表演性写作的陷阱，却忽略了真正的创作应源于内心的真实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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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的写作风格如何转变，AI对人类的模仿似乎总是如影随形。在接受《观察家报》采访时，小说家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被问及人工智能是否会影响到作家，他的回答颇具挑衅意味：「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在此之前，我认为丰富而复杂的感性是人类独有的，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部分。但现在我开始思考，当人类向人工智能输送越来越多训练数据，持续发展和进步的人工智能是否有一天会形成复制人类认知、模仿人类思维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再也无法分辨出人类与机器的区别。」
未来的出版实践，或许不应再执着于「这是否是AI写的」这类「真假之辨」，而应转向多维度地评价作品的内在意义——作品的情感渗透力与共鸣深度。例如，在评价一部小说时，编辑更应关注其对人性困境的独特观察，而不是纠结其句式是否由AI生成。与此同时，出版业也应为「AI辅助创作」提供合法化的空间，并制定清晰的伦理规范。
02
正视AI技术，替代还是辅助？
面对AI技术对学术与文化出版生态的冲击，出版商处于一个策略调整与价值再定义的时期。一方面，他们回应读者与作者群体日益上升的「AI羞辱」焦虑，保障出版内容的原创性与可信度；另一方面，也需正视AI技术在写作、编辑、审稿过程中的潜在赋能作用，避免僵化的「去AI化」策略导致与行业发展脱节。
2025 年 3 月，一款名为「Sakana AI Scientist-v2」的系统使用生成式AI，从提出科学假设、实验设计与运行，到撰写数据分析与完整论文，全程无需人类干预，并成功让一篇论文以平均达 6.25 分的评分通过了 2025 ICLR Workshop的同行评审。虽然该论文最终被作者团队主动撤回，且只是Workshop层级，但它仍展示了AI可媲美人类的科研生产能力。
The AI Scientist-v2 通过同行评审流程的论文@sakana.ai
这一事实说明：AI不只是辅助工具，而且有能力在创意与研究层面完成全流程创作。基于此，出版商不得不重新思考审稿机制与内容审核标准，例如是坚持「全部由人类完成」这一红线，还是接纳「透明说明+人机协作」这种中介性路径。在如何对抗「AI羞辱」的策略构思之外，他们还需要为如何接纳由AI主体驱动的内容创作做出规范与制度设计。
03
出版商如何回应？策略、矛盾与可能的转向
从越来越多出版商的投稿规范与出版声明中，可以看出他们坚持将AI工具以严谨与透明态度加以运用的趋势。2024 年 9 月 26 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携手Elsevier、Springer Nature、Wiley等多家出版机构发布了《学术出版中的AIGC使用边界指南 2.0》（以下简称《指南 2.0》）。该指南以明确透明度和问责制为核心原则，倡导在学术研究及出版发行全过程中，研究人员、作者、同行评议专家和读者都应该了解并明确披露GAI的使用情况。单看各出版机构出台的AI使用策略，Elsevier仅要求作者声明AI的使用情况，而BMJ、Taylor&Francis和Wiley则遵循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的相关建议，制定了更为严格的使用规范。
其次，出版商在出版内部流程上亦进行了相应调整，部分引入AI生成文本检测工具辅助编辑判断，或通过增加人工编辑环节，强化对语言风格与内容逻辑的把控，力求呈现更具「人情味儿」的出版风貌。然而，这种技术性筛查手段也会引发新的矛盾：一方面其有助于遏制低质量、滥用AI工具的稿件；另一方面却也加剧了创作者对「像不像AI」的写作焦虑，形成一种新的隐性审查压力。对于鼓励风格创新、多样表达的出版理念而言，这或许又是一种悖论。
此外，部分先锋出版商正在探索更具包容性的策略转向。例如尝试将AI工具视为一种合作性写作资源，而非纯粹的威胁。他们通过透明披露AI参与过程，邀请读者理解AI时代写作生产的新范式，推动公众对AI介入写作的更开放、更批判性认知。这类探索表明，出版商并非只能选择「防AI」或「去AI」两极策略，而有可能发展出更加中介性、对话性的出版模式。
我们之所以执着于捕捉作品中的「AI味儿」，本质上是在技术突变的背景下，试图为人类写作重新划定边界、确认尊严。然而，与其纠结于作品「像不像AI」，不如深入反思我们真正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对于出版行业而言，未来更具建设性的路径或许是——既保障作者的创造性劳动获得应有尊重，又通过制度设计引导AI工具合理嵌入写作过程，协助人类实现更高水平的表达与知识生产。
选题 / 付慧子
编译 / 王欣悦
校对 /陈菁希 申东玉 王珂
排版 / 付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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