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关税迷雾:为什么“策略模糊”是比高关税更隐秘的贸易杀手?
作者：微信文章01
万物静默的诗篇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家和出口商们已经习惯于应对贸易政策风险。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世纪美国对华贸易关系中的“正常贸易关系”（NTR）地位。在这个框架下，不确定性是存在的，但这种风险是已知的：企业清楚地知道存在两种可能的情景,即维持NTR地位，或被撤销并切换到税率高得多的非NTR清单。这就像一场赌局，你知道赔率和所有可能的牌面。
然而，自2018年以来，全球贸易环境见证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所采取的关税措施，开始显著偏离其在法律中编纂的关税表，不仅针对地缘政治对手，也波及亲密盟友。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风险的增加，更是一种性质上的演变：从“已知的未知”转向了“未知的未知”。
这就是多伦多大学Joseph B. Steinberg教授在10月27日发布最新的NBER工作论文《贸易政策的模糊性》（Trade Policy Ambiguity）中试图解构的核心问题。当企业面对的不再是清晰的概率分布，而是对未来关税分布本身都感到不确定时，即经济学家所称的“奈特氏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或模糊性（ambiguity），他们的出口决策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篇文章超越了传统文献中对风险的关注，深入探讨了当政策制定者“模糊其辞”或行为不可预测时，这种深层的结构性模糊如何通过影响企业的进入门槛、投资决策，进而重塑总体的贸易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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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模型
为了精准地剥离出“模糊性”的独特影响，作者构建了一个精妙的理论框架。其基础是建立在Handley和Limão（2017）模型的扩展之上，核心是一个包含沉没出口成本的动态贸易模型。
1. 理论模型的环境设定
● 企业与利润：模型中存在一系列生产率异质性的企业（生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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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一旦决定出口，必须支付一次性的沉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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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的当期利润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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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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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的从价关税。
● 关税过程：为了简化分析，关税被设定为一个两状态的马尔可夫过程（Markov process）：，即低关税和高关税。
状态转移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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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是从低关税转向高关税的概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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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关税状态的持续性。
● 企业的决策问题：企业的决策通过贝尔曼方程描述。出口商的价值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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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出口商则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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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和“等待”之间做选择。
2. 区分“风险”与“模糊性”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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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子
本文最精妙的设计在于引入了“一步确定性等价算子”（one-step certainty-equivalence operator），即。通过改变这个算子的定义，作者得以在同一框架下对比三种不同的预期设定：
● 设定一：标准贸易政策风险（Standard Risk, SR）
这是传统文献的基准。企业被假定完全了解关税转移矩阵。因此，算子就是标准的数学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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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于这个已知的概率分布做出最优决策。
● 设定二：最大-最小化模糊性（Max-Min Ambiguity, MM）
该设定基于Gilboa和Schmeidler（1989）的理论。企业不再相信单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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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而是面对一个可能的先验概率集合。作为“模糊性厌恶者”，企业会按照“最坏情况”来行事。
此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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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子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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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中，这表现为企业在主观上扭曲了原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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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赋予了最坏结果（高关税）一个额外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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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行为所依据的“扭曲”转移概率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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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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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回归标准风险；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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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极端悲观，认为高关税将永久持续。
● 设定三：稳健控制（Robust Control, RC）
该设定基于Hansen和Sargent（2008）的理论。企业将已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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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视为一个“近似”而非绝对真理。它们寻求一种在矩阵受到“扰动”时依然表现良好的决策规则。
这被构建为一个企业与“自然”之间的博弈：“自然”试图通过扰动概率来最小化企业收益，但同时要支付与扰动大小（相对熵）成比例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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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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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子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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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熵惩罚，当趋于无穷大（惩罚极高，“自然”无法扰动），模型回归标准风险；当趋于0（惩罚极低），企业极度厌恶模糊性。
此算子可以被近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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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近似清晰地显示，稳健控制的核心是惩罚未来收益的方差。
▍ 数据与实证设计
理论模型揭示了机制，但要理解其在宏观层面的动态影响，则需要量化分析。作者在第二部分切换到了一个更复杂的量化动态贸易模型。
● 量化模型：该模型基于Alessandria等（2021）的框架。与前述理论模型相比，它增加了更多现实元素，包括：
– 内生退出：企业不仅要支付进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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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支付固定的持续出口成本。
– 企业动态：引入了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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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变贸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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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质性冲击。
– 这两个关键增加使得模型能够产生内生的企业退出、以及微观和宏观层面渐进的贸易增长。
● 数据与校准：本文没有使用一手数据，而是巧妙地采用了Alessandria等（2025b）的研究成果，该研究使用了越南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了参数校准。这组参数的一个已知特性是：它们能预测对持久性贸易改革的巨大长期反应，以及对暂时性改革的微弱反应，这符合实证观察。
● 模拟：本文的核心实证是一种模拟实验。
– 作者假设存在大量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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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产品内都有一系列按上述模型规则运行的企业。
– 通过模拟模型运行很长时期，作者生成了一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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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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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板数据集。
– 关键的实验操作是：作者针对不同程度的关税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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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程度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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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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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生成了多组模拟数据。
– 估计方法：在每一组生成的模拟数据上，作者采用了Boehm等（2023）推荐的局部投影法（local projections），来估计贸易弹性在不同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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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响应。
– 估计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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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用一期关税变化作为工具变量。
▍ 关键实证发现
本文的发现分为理论和量化两部分，层层递进，揭示了“模糊性”的独特破坏力。
A. 理论发现（比较静态分析）
● 发现一：模糊性抑制出口
不出所料，无论是MM还是RC设定，模糊性都像风险增加一样，会阻碍出口。它提高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所需的最低生产率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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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现二：模糊性放大特定成本的威慑力
这是关键。模糊性使得企业的决策对两个参数更加敏感：
– 沉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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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糊性环境下，高昂的进入成本对企业的威慑作用被放大了。
– 关税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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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最坏情况”下的关税水平变得极度敏感。这意味着，当政策模糊时，一个清晰可信的“关税约束”（如WTO约束税率或国内立法限制）对稳定贸易的价值变得空前重要。
● 发现三：模糊性钝化对概率的反应
与此相对，模糊性使企业对描述“风险”的传统参数变得更不敏感：
– 高关税概率（
）：在MM设定下，贸易对（从低到高关税的切换概率）的敏感度总是低于标准风险模型。直觉上，企业已经因为模糊性而变得悲观，它们“默认”坏情况会发生，因此“真实”的概率变化多少，已不那么重要。
– 高关税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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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关系更为微妙。
– 在MM设定下，敏感性取决于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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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低模糊性（
小）时，可能比SR更敏感；但高模糊性（
大）时，则变得非常不敏感。
– 在RC设定下，敏感性取决于基线参数：当关税上调“不太可能但很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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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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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时，模糊性会放大贸易对风险变化的反应。
● 发现四：MM与RC的本质区别
两种模糊性模型在“谁受影响最大”上给出了不同答案：
– MM模型：模糊性对所有企业的影响是同质的。
– RC模型：模糊性的影响是异质的。
高生产率的企业对模糊性的反应更为敏感。这是因为RC模型惩罚“方差”，而高生产率企业在好（低关税）坏（高关税）两种状态下的利润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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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因此,它们对这种波动性（即模糊性）更为厌恶。
B. 定量模拟发现（动态响应）
量化模拟的结果，完美印证了理论推导，并提供了关于贸易弹性的深刻洞见。
● 发现五：模糊性削弱“持久”改革的效果
在标准风险模型中，持久的关税削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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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发强烈的长期贸易增长。但模拟显示，一旦引入模糊性，这种长期的积极反应被严重削弱。企业不再相信这种削减会“持久”，它们行事时，仿佛关税随时可能反弹回高位。
● 发现六：模糊性放大“暂时”改革的响应
与直觉相反，对于暂时性的关税改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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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性（特别是RC模型下的轻度模糊性）反而增强了贸易的响应。
● 发现七：模糊性是“伟大的均衡器”
这是本文在宏观层面的核心发现。模糊性的最终效果是，它使得贸易对关税政策的真实持续性不再敏感。
在标准风险下，持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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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暂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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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弹性差异巨大。但当模糊性严重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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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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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0.8还是0.99，贸易的反应都同样低迷且平坦。模糊性让所有类型的改革看起来都像是“暂时的”。
● 发现八：对“贸易弹性之谜”的解释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贸易弹性”的估计值从2到10不等，分歧巨大。传统解释是，量化模型关注永久性改革（弹性高），而现实数据中多为暂时性冲击（弹性低）。本文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政策模糊性本身就是导致弹性估计偏低的重要原因。它不仅会拉低对持久性改革的反应，还会使持久和暂时的改革在数据上看起来相似，从而“污染”了实证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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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启示与结论
Joseph B. Steinberg的这篇工作论文有力地证明，在贸易政策领域，不确定性的“性质”比其“程度”更为重要。
将“模糊性”仅仅视为“更多的风险”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制，会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决策逻辑。
● 理论与实践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模糊性使贸易对沉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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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税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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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敏感，但对关税变化的实际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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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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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敏感。
● 政策含义
这一发现为当下的全球治理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
– 规则的价值：它强有力地说明了可信的、有约束力的规则（如WTO约束税率或国内立法对行政权力的限制）的极端重要性。
– 规则的核心作用：这些规则的核心价值，可能不仅在于它们降低了关税的 水平，更在于它们通过设定一个可信的“上限”，极大地降低了 模糊性。
– 当下的紧迫性：在当前这种地缘政治导致政策模糊性空前高涨的环境中，捍卫和加强这些“规则约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总而言之，这篇论文清晰地勾勒出了“关税迷雾”的经济成本。它提醒政策制定者，一个模糊、不可预测的政策环境，哪怕名义税率不高，其对贸易的扼杀效应也可能超过一个虽然税率高但规则清晰的环境。
在出口商眼中，最可怕的也许不是高昂的通行费，而是那份不知道航向、更不知道风暴何时到来的深切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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