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漫谈 | 棋局变换:从“一带一路”到高科技,中国跨境信贷转向发达国家
作者：微信文章十余年来，美国政界高声提醒各国警惕中国贷款的“债务陷阱”，但一份最新研究却揭示出耐人寻味的反转——获得中国信贷最多的国家不是他人，正是美国本身。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AidData研究实验室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国有银行通过各种途径向美国企业提供了约2,000亿美元的贷款和融资支持。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资金多以隐秘方式输送，往往借道开曼群岛、百慕大、美国特拉华州等离岸金融中心的公司，再流入美国企业。正因如此，许多资金流动长期不为人知，仿佛暗流涌动，却塑造着另一幅全球信贷版图。
一
二十年嬗变：从基建到科技
回顾近二十年中国对外放贷的结构演变，可谓 “冰火两重天”。21世纪初，中国对外信贷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用于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特别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金融机构大举支持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公路、铁路、港口、电站等建设，一度被誉为“基础设施狂魔”的全球发动机。然而，最新数据表明这种格局已发生剧变：中国对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贷款占比已从2000年的88%骤降至2023年的12%。相反，对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贷款比重则从2000年的24%飙升至2023年的76%。这意味着如今绝大部分中国海外信贷投向了较富裕的经济体。AidData的数据库统计显示，中国政府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在2000-2023年间向全球200多个国家提供了约2.2万亿美元的援助和信贷，总规模是此前最高估计值的两倍。
更具体地看，美国成为中国官方信贷的最大单一接受国。报告指出，美国获得了超过2,000亿美元中资信贷，涉及将近2,500个项目，几乎遍布全美各个州。紧随其后，欧盟27国合计获得约1,610亿美元融资，英国单独也获得了约600亿美元。昔日被普遍认知为中国贷款主要对象的非洲、南亚等“全球南方”，如今在中国对外金融版图中的权重显著下降。正如一位前白宫顾问所感叹：“我们其他人还在下跳棋的时候，中国却在下国际象棋。”中国的海外信贷战略，显然已经步入更高层次的布局。
这战略转向的内在驱动力何在？AidData研究团队在跟踪十余年的数据后发现，中国国家信贷的用途正从传统的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如援建基建、减贫等）转向获取地缘经济优势。换言之，中国正逐渐收起高举的“发展援助”旗帜，取而代之将宝贵的金融弹药投向那些能增强自身经济竞争力、技术自主和供应链安全的领域。这一趋势背后，既有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变化（产能过剩转向产能升级的需要），也有国际形势因素（金融危机后西方资产价格回调、新兴技术革命兴起等）的影响。如AidData报告指出的，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海外贷款的重点领域明显偏向战略资源和高科技资产。具体包括：海外关键矿产资源（例如稀土矿藏、锂矿等）、先进制造和尖端技术公司股权、发达国家的能源交通等核心基础设施。这些领域的共同点在于，与国家关键利益息息相关——无论是新一代军工技术（战斗机、潜艇、导弹所需的半导体和稀土），还是经济命脉（电信网络、电网、能源管线等）。可以说，中国正将海外信贷资源从“修路架桥”转向“卡脖子工程”，瞄准那些决定未来国运的高价值资产。
二
隐秘放贷：银行借道离岸的资本迷踪
有如此巨量的中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为何多年未被公众广泛认知？AidData报告揭示，这是因为中国 巧妙地借助离岸金融架构进行隐性放贷，使资金来源“润物细无声”地渗入目标国家。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常通过在海外注册的公司、中转基金或境外分支机构放款，以掩盖中资身份。例如，大量贷款先经过开曼群岛、百慕大、特拉华州等“避风港”公司账户，再转投美国企业。这些西方名称的公司让最终受益者难以察觉背后的“中国身影”，国际数据库往往将其记录为普通的商业融资，而非来自中国官方。正因如此，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一些中国资金支持的并购与项目在西方社会几乎没引起警觉。AidData执行主任布拉德·帕克斯就指出，中国对外金融操作日趋 不透明和复杂，许多交易利用了严格保密法域的壳公司，“这是中国刻意采取的手段，令外界极难全面掌握其资金在全球的流向”。
除了壳公司，中国海外银行网络的扩张也是隐性放贷的重要一环。近年来，中资银行积极在香港、新加坡、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乃至一些离岸属地设立子银行或分行。据统计，仅最近几年中方就在海外新增了逾100家银行和分支机构。这些境外分支直接向东道国的企业或项目提供贷款，使资金从法律形式上看出自当地银行，从而进一步模糊真实资金来源。帕克斯打了个比方：“在警察较多的地方，中国找到了绕过路障的方法。”这形象地说明了中国资金如何在监管严密的环境中 “曲线方案”，通过本土化的金融存在来降低被拦截的概率。
几个案例可以窥见端倪：2015年，中资银行向一家中国民营企业提供了12亿美元贷款，用于收购美国保险公司Ironshore 80%的股权。Ironshore承保客户包括CIA、FBI人员等敏感群体。然而因为贷款是通过开曼群岛的一家无明显中资背景的公司转拨，美国监管机构起初并未察觉中国政府资本的介入，直至交易完成后才发觉风险，最终命令中方卖家撤资。又如2017年，一家注册在美国特拉华州的私募基金企图收购美国半导体厂商莱迪思（Lattice），后被调查发现该基金背后实为中国国企所有，交易即时被叫停。然而同一批中资通过类似架构成功收购了英国一家芯片企业，英国当局也是事后才察觉中资背景并要求剥离。这些案例揭示：中国国有资本擅长 “隔山打牛”——以第三方马甲出手，避开交易双方直接出现“中国”字样，从而尽可能降低在审查流程中触发警报的概率。
AidData报告的调研还发现，不仅监管档案，连许多商业贷款协议中也嵌入了严格的保密条款，或通过复杂财务设计将中方贷款伪装成普通市场融资。这种 “遮蔽战术”使得传统统计和情报手段难以追踪。这也难怪直到AidData集结140多位研究人员、花三年时间爬梳全球超过24万份金融文件后，世界才第一次有了较完整的图景。概而言之，中国隐性放贷的路径依赖已形成：借道离岸法域、布局海外银行据点、利用西方金融合作（很多西方商业银行、跨国基金也参与联合放贷），共同编织出一张庞大而低调的资本之网，将资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战略目标所在。
三
国家资本与企业平台：“产融结合”驱动战略并购
这种隐秘而巨量的信贷流向，背后是怎样的 金融运作逻辑？简单来说，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企业平台”模式在发挥作用。中国的金融体系主要由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主导，这些 国家资本 承担着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当国家有产业升级、技术追赶的需求时，银行体系就会倾斜资源予以配合。而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或获国家支持的民营龙头，则充当“走出去”并购的平台。二者协同，形成了中国式“产融结合”的海外扩张路径。
AidData的研究印证了这种模式：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制造2025》战略，明确提出在未来十年实现高端制造和科技自主的目标，聚焦十大重点领域（如机器人与自动化、航天航空、半导体与计算机、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并购贷款出现激增，对准的正是这些关键产业的海外标的。报告统计显示，自《中国制造2025》出台后，中国跨境并购贷款项目中涉及敏感高科技和国防安全领域的占比，从之前的46%猛增至接近88%。短短几年内，中国海外信贷组合和国家产业政策之间的吻合度大幅提高。换言之，金融资本正在精准对接产业战略：哪里是国家急需的技术和资源，巨额贷款就跟进到哪里。
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企业获得了“国家队”资本的强力支援，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技术并购。AidData报告列举了过去二十年间若干典型案例：比如OmniVision Technologies（美国半导体影像传感器公司）被中资收购、Paslin Company（美国自动化生产线公司）被中资纳入麾下，以及Ingram Micro（美国电子分销巨头）被中国企业集团并购等。这些收购案的共同特征是：标的公司皆掌握先进技术或战略意义资产，而收购资金背后多有中国政策性银行或国有银行提供的低成本贷款支持。这使得中国企业能够超越自身财务极限去拿下“大块头”目标。正如帕克斯所指出的，这种 “国家资本补位企业短板” 的做法，在富裕工业化国家并无真正相似的先例。西方国家的企业海外并购主要依赖市场融资或自身资金，并没有一国金融体系在背后如此系统性地保驾护航。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 “产融结合” 模式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深植于其发展战略基因之中。早在本世纪初，为保障能源安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就为中资企业锁定海外油气矿产提供巨额贷款支持，被称为“石油换贷款”模式；2010年代的“一带一路”又将大量信贷与国内基础设施产能输出结合；而如今的高科技并购，则是这一模式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升级。在这一体系内，银行资金是“矛”，企业收购是“盾”，共同开拓中国在全球的战略版图。
当然，也要看到商业动机在其中的作用。并非每一笔中国对美欧的贷款都服务于国家战略图谋。一些项目可能纯粹逐利，例如中资银行参与为欧美大型企业提供一般性信贷、赚取利息和费收益。据统计，中国为许多美国《财富》500强企业提供过贷款额度或融资便利，包括亚马逊、AT&T、特斯拉、福特、波音、迪士尼等知名公司。这些“流动性支持”性质的业务，占中国对美信贷的一半以上。它们更多是商业合作，并不直接涉及敏感技术控制。然而，当国家资本的战略意图与市场逐利相交织，界限往往变得模糊不清。正如帕克斯所言，究竟哪些交易是“良性”的商业行为，哪些可能藏有“目的”的战略动机，已成为摆在国外监管者和安全官员面前的一大挑战。对中国而言，产融结合既要服务长远战略，也需兼顾金融可持续性、风险控制，这之间的平衡拿捏也是对政策智慧的考验。
四
科技与安全博弈：跨境信贷新趋势
中国跨境信贷重心转向发达国家高科技和基础设施领域，正发生在中美等大国科技与安全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其战略含义与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一方面，这一趋势为中国赢得了技术追赶和资源布局的先机。通过融资支持海外并购和项目建设，中国获取了先进半导体、机器人、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企业和人才团队，加速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通过并购OmniVision等公司，中国企业在图像传感器芯片领域实现了技术跨越；收购海外机器人自动化企业，有助于提升中国智能制造水平。这些都直接服务于“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创新计划，让中国在全球高科技供应链中占据更有利位置。同时，对稀有矿产、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确保了关键资源和市场渠道的掌控，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抗脆弱性。可以说，中国正以金融力量为杠杆，撬动技术和产业版图的重构，为自身崛起积累 “战略资产”。
但另一方面，从美国等西方国家角度看，中国这种 “资本渗透” 带来了严峻的国家安全担忧。大量涉及敏感技术的企业股权被中资掌控，意味着中国政府可能间接获取尖端技术机密，或在未来对西方关键产业 “掐喉”。前述Ironshore保险公司的案例就凸显此类风险：若非及时阻止，中方可能通过该公司接触到美国情报人员的数据。再如有中资背景的企业收购了英国的芯片设计公司，后来被发现其产品潜在军用价值，英国政府紧急介入要求剥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专家布拉德·塞策指出，各国日益担心这是一项有计划的努力，旨在掌控经济关键节点并获取由此而来的影响力。未来“战争胜负可能取决于谁能控制对经济运行至关重要的产品”——在此观感下，中国的贷款行为自然被联想到地缘战略棋局。
更直接的风险在于，如果中美在高科技和供应链领域走向对抗，这些中资涉入的项目可能成为博弈前线。一旦政治关系恶化，西方国家可能以安全为由切断中资融资、冻结资产或强制出售相关股权（如同前述多起案例）。如此将造成中国企业和银行的损失，也进一步恶化双方关系。同时，大规模撤资和项目中止还会扰乱市场，伤及各国利益。因此，这股信贷新潮流本身就蕴含着脆弱性：建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度资本融合，一旦遇上地缘政治逆风，便可能触礁。
总的来说，中国跨境信贷转向高科技、关键产业的趋势，体现了大国战略思维的前瞻性：在全球科技竞赛和供应链博弈中先手布局、积累筹码。但此举在收获潜在战略回报的同时，也在推高博弈的对抗性和复杂性。如同一盘棋，攻守之间，每一步都需谨慎权衡，才能在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避免将竞争引向失控。
五
监管角力：美欧审查机制强化与中资应对之道
中国资本的这种全球拓展，自然引来了美欧国家日益严格的审查与防范。近几年，我们看到了“你来我往” 的监管博弈加速上演。
在美国，传统的外国投资审查机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简称CFIUS）在2020年前后迎来强化升级。特朗普政府后期和拜登政府延续实施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大幅扩大了CFIUS审查范围，将敏感技术、关键基础设施乃至个人数据等领域的中资投资都纳入重点关注。这意味着，过去中资通过小额参股、高科技初创投资等方式“曲线获取”技术的做法，正变得更难以逃过监管法眼。同时，审查流程也更加严苛：比如增设了强制申报要求、延长审查时限，并可对未申报交易事后追溯调查等。可以说，美国正织密一张投资安全之网，对中国资本 “严防死守”。
欧洲各国近年也纷纷升级本国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德国自2017年起多次修法，下调审查门槛，将高科技制造业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并在2022年首次否决了中企收购德国半导体工厂的交易。英国则于2022年正式实施《国家安全和投资法》，加强对敏感行业收购的事先审查和事后执法。前述中资通过荷兰公司收购英国芯片设计商的案例，即在该法框架下被强制要求撤出。此外，欧盟层面也于2020年启动了统一的外资审查合作机制，敦促成员国分享信息、协同应对高风险投资。曾几何时，欧洲各国对外资并购持较开放态度，但随着中国资本频频落子要害产业，欧盟整体立场明显转向审慎甚至防范。这种监管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中国企业在美欧的投资并购 “门槛猛涨”，交易成本提高、失败率增加。
面对愈加严厉的审查风暴，中国资本并未止步不前，而是 不断调整应对策略，试图破局。
其一是 “隐身术”升级。正如上文所述，中资更频繁地利用第三方架构和跨境并购基金伪装身份，把交易包装成与中国无关。
其二是 “迂回战术”。即选择监管相对宽松的国家或地区作为跳板，先收购再转移技术。例如某些欧洲中小国、加勒比离岸辖区，或者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子公司出面投资。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径曾让一些交易漏网。AidData报告指出，中国倾向将海外并购聚焦于 审查机制相对薄弱 的地方，并因此取得了约八成的高敏感领域并购成功率。不过随着西方国家监管网络全球联动趋势加强，这一策略的有效期可能有限。
其三，中资也在积极学习西方规则与沟通。一些中国公司在并购前主动与监管部门接触，解释业务无安全风险、提出补救措施（如业务剥离、承诺不涉敏感数据等）以争取审批。还有企业选择 联合西方伙伴 共同收购，以示交易的市场导向属性，从而获得通行证。此外，从长远看，中国政府也可能在国内出台类似美国的 对外投资管控 措施（目前已在酝酿遏制对敏感技术的对外投资），以降低与西方对抗的烈度，在某些方面主动克制以换取缓和。但这种双向投资限制的博弈尚在演进中。
归根结底，资本逐利与国家安全 的矛盾，在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碰撞下日趋尖锐。中国作为新兴资本输出大国，既希望利用市场机会获取战略利益，又必须应对东道国日益强硬的政治壁垒。这场 “看不见硝烟”的拉锯战 注定将长期存在。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资出海将更加小心翼翼，手段更为多元隐蔽；而西方审查也将更加技术化、全面化。双方仿佛进入了一场 “猫鼠游戏”：监管者努力识破层层迷雾，投资者则绞尽脑汁绕开雷区。在这一过程中，各国或许会逐步摸索出新的平衡点，在安全与发展的天平上找到某种妥协。然而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这一平衡尚未清晰可见。
六
大棋局下的抉择
从向发展中国家大举贷款修路架桥，到隐秘输血美欧高科技公司，中国的跨境信贷实践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 战略重心的转移。这既是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和战略需求变化的结果，也折射出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世界舞台是大势所趋与人谋巧合的交织；在当下这盘跨国资本棋局中，中国展现出了宏大的谋局能力，但对手亦在步步应招。
对于中国而言，以 产融合力获取关键技术和资源，无疑有助于补足发展短板、提升竞争实力。然而每一步棋都需兼顾全盘，中国在资本“走出去”过程中，同样需要在战略与道义间寻找平衡。
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则应理性看待中国金融扩张的动机与影响。一刀切地将全部中资视为威胁，可能错失合作机遇；但掉以轻心又可能酿成安全漏洞。在全球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今天，各国监管者需要练就 火眼金睛，区分良莠，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不致扼杀正常的经济交流。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跨境信贷重心转向发达国家高科技的趋势，正重塑着国际金融和产业版图。或许多年后回望，当今之局会成为大国兴衰转折的一幕。大时代洪流中的每个举措都饱含深意、影响深远。我们身处其中，更应 冷静观照。中国正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全球经济竞争，这里面有谋略、有风险、更有对未来的押注。棋局尚未终结，各方智慧与定力的较量仍将继续。胜负如何，唯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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