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呼唤庄世平式的金融精英| 廖琪
作者：微信文章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首次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习近平经济思想开放篇的重要内容，且在实践中取得丰硕成果，开启国际合作的新篇章。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历程，我国最初的对外开放的重点是“请进来”，即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优质商品的生产和营销经验。主要采取了四种对外开放的形式和方法：一是改革外贸体制，发展对外贸易；二是引进技术和适合中国的经营管理经验；三是利用外资；四是创办经济特区。这四种形式和方法，对于今天我们建设“一带一路”，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创办经济特区，我们不由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金融巨子、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庄世平。一、特区初创，庄世平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特殊作用
1979年2月22日凌晨两点左右，熟睡中的庄世平被尖锐的电铃声扰醒，朦胧中接过电话，一听便责备道：“南生呀，你知道我今年几岁了，68了！怎么半夜三更扰袭我！”
庄世平远在汕头市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连连道歉：“不好意思，迫不得已呀！”随着，便滔滔道来：他是1月份到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同时主持汕头地区的拨乱反正工作。工作虽复杂艰辛，但更使他忧心忡忡的是汕头市的各种落后状况。整座城市经常停电，晚上漆黑一团；工厂经常停工，亏损严重；自来水管和下水道基本是三十年代的旧设备，马路上污水横流，臭气冲天……更因为年年备战，汕头作为前线，不仅没有投资建设，还将许多骨干企业搬往内地；“文革”中不少外移的老干部、移民和知识青年如今纷纷回城，原来的房屋早已被没收，只好在马路上搭棚栖身；待业人员猛增，治安形势十分严峻。全世界人均耕地五亩，中国是一亩半，广东是七分多，潮汕地区仅三分多……他作为潮汕地区1936年重建党组织的老战士，又是1949年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接管的领导人之一，面对汕头人民的苦难，内心难受。从五十年代开始，他较多地接触了港澳报刊和海外经济信息，结识了海外许多有识之士，由此知道台湾创办了出口加工区，带动了全岛经济。这一切，使他想起叶剑英元帅多次深情地要他想办法振兴广东经济，尽快改变粤东家乡面貌。于是，两个钟头前，他给广东省委发去振兴粤东经济、长达1300字的电报。谁料，忧国忧民的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接到电报，马上给吴南生打来电话：你的建议很好，马上拟出可行性的方案来……“世叔呀，习老急了，我却不知怎么办了。我仅出国一次，早上过鸭绿江，与朝鲜签订有关粮食的合同，下午便回来，怎么知道国外的加工区、合作区、免税区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只好求助于您了。喂，喂，喂，您老人家在听吗？”吴南生热血沸腾，见电话那头没有动静，急了。其实，庄世平早已被他说得心潮澎湃，顿了顿说：“你放心，这些资料我尽快去找，尽快给你送去。”吴南生安心地睡了。庄世平却移步到了厅里，一连给时差超过十个钟的南美、英法的业界朋友发去十几个电话。天亮时分，又让秘书赶来，交给他九份电报急件。九时整，他匆匆赶回南洋商业银行办公室。此时，已听见噪杂的电话回音。1979年3月中旬，有关台湾出口加工区法规的全套资料，由庄世平直接传到吴南生手上。从这个月底至4月初，又传来菲律宾、新加坡、墨西哥、美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创办各种出口加工区以及边境贸易的数据。习仲勋、吴南生以极快的速度，描绘了广东省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和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蓝图，向中央提出报告和请示。这年4，邓小平在三份广东创办出口加工区的文件上批示：就叫特区吧，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上海的崇明岛创办经济特区。但到了5月，又有消息传来：因条件所限，汕头和厦门不办特区了。庄世平心急如焚，一个月里接连跑了两次北京。国务院负责特区工作的副总理谷牧早在经济工作中与庄世平有了密切的接触，更知道他在筹办特区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因而在庄世平第二次赴京时，给予亲切会见。庄世平半杯茶水还没喝下，就虔诚地说：“我这里专程前来请教创办特区的条件的。”谷牧指出：“创办特区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是地缘优势，二是华侨优势。”庄世平马上应道：汕头和厦门的地理条件确实不及深圳和珠海，但两地的华侨优势是深圳和珠海所不能企及的。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厦门华侨素有支持祖国革命和建设的优良传统，捐资办学成风；陈嘉庚不仅创办了厦门大学，还在香港创办旨在为厦门大学筹集经费的集友银行，声名远播。汕头地区至今在海外有一千多万的侨胞，李嘉诚是华人首富，陈弼臣是泰国盘谷银行董事长，廖烈文是香港廖创兴银行董事长……“我这里代表汕头和厦门两地人民向中央请命呀！”望着激动万分、青筋暴起的庄世平，谷牧碍于纪律，只好拍了拍庄世平的肩膀说：“你的意见，我们会研究的。”当晚，吴南生就听到庄世平会见谷牧的消息，他知道：轮到他这位黑张飞出场了！
1979年5月14日，谷牧率领工作组考察广东，当会见马上就要兼任广东特区办主任的吴南生时，吴南生二话不说，马上作了声明：“如果不在汕头办特区了，我也不负责特区工作了。这不是因为汕头是我的故乡，而是因为办特区建议是在汕头酝酿开始的，海外和港澳的朋友都知道。不办了，我就失掉信用了。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不能办特区的！”谷牧会见庄世平之后，已与邓小平、叶剑英等高层作了研究，心里早已有底，微笑着说：“啊，我明白了，那么，推迟办行不行？”吴南生马上应道：“行！”这就是一个困扰人们有关特区创办日期的谜团内幕：为什么深圳和珠海的创办日期是1980年6月，汕头和厦门却是1981年6月！汕头和厦门人民，都必须牢牢记住这两位为他们请命的特区缔造者：庄世平和吴南生。殚精竭虑，无畏建言，“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中，多么需要庄世平和吴南生一类的大智大勇者。二、庄世平大义执言，全力维护经济特区、维护改革开放的国家形象
1979年底，广东省创办经济特区的工作进入关键时刻，经济特区的立法工作也随之展开。随后，广东省委和省政府召开了有港澳著名人士参加的广东省改革开放及创办特区的座谈会。会前，庄世平认真阅读了有关部门草拟的各种具体做法的文件，但失望得很，在这些文件中，限制的多，关卡牵制的多，条条框框多，但在如何按照国际经济惯例办事，给外商让利，给外商优惠，减少层次，提高效率，在软硬环境上下功夫等关键问题上，却谈及很少很少。特别在所得税率上，虽然比国内略低，但高达３０％，比香港高出近一倍……庄世平感慨万千，在会上，居然作了近一个钟头义正辞言的演说。演说很长，这里仅选取十分著名的两节：“有许多同志说，（办特区）可以在众多的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先做起。这是对的，是我们的优势。血浓于水，同胞之间说话容易。但是千万不要把爱国心和投资设厂办实业混为一谈。他要表现爱国心，完全可以从别的地方赚来的钱，为内地捐赠几吨化肥、几辆汽车，捐建学校、医院、图书馆……要他来做亏本生意，他绝对不愿意。商人言利，天经地义，自古如是，将来如是。衡量外商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守法。只要他们不反对我们的政权领导，不反对社会主义，遵守我们的法律，就是好的。任何强迫人家接受政治信仰的做法，比如‘文革’中强迫人家穿军队服饰，剃平头、戴像章、念语录、跳忠字舞等等，都是错误的。西方人会把这样的做法当作是歧视，是侮辱。”“特区开办之初，有些外商或许不适应我们这里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设施还未配套，或许白天在特区工作，晚上就返回香港；或许星期一至星期五在特区工作，星期六就返回香港。如果我们的出入境手续还是那么繁锁，人员还是那么粗野，人家终归有一天不留下来，打起包裹走人。过去我们提倡阶级斗争，从上到下层层设卡，名种限制和约束多如牛毛，一幢三个月可以建成的楼房半年以至一年才报批完毕，要盖章上百个。当今世界上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商业信息瞬间万变，‘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生命’被各国实业家奉为信条，如果我们还是老样子，人家在时间上赔不起，还是要走人。所以，要减少管理层次，简化办事手续……特区的机构设置应尽快改革。……周总理生前说过：‘外事无小事’。特区工作大部分是涉外性质，所以我们的管理人员必须是廉洁奉公，勤奋谦逊，富于奉献精神的优秀分子。”
李瑞玲（廖琪夫人）、廖琪、饶清芬（饶宗颐大师女儿）、庄耀华（庄世平先生小女儿）、林枫林（香港潮州商会秘书长）合影
“和香港相比，我们有什么优势呢？最突出的一点，香港是一个自由贸易和低税率的地区。香港除烟、酒、汽油、化妆品和汽车等极少数商品征收进口税之外，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不论是当地厂商或外商，香港的所得税仅16.5％，明显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因此，许多国家的产品在香港的价格甚至比本国还便宜，日本人到香港旅游就常常购买日本的产品回去。同样原因，因为低税制，许多外资感到有利可图，争相去香港办工厂、搞贸易。全世界50家最大银行中，有44家在香港营业。据统计，六十年代香港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是11.7％，七十年代也将超过9％，劳动就业率长期保护在95％以上。这些数字，即使是部分工业发达的国家，也难以达到，我们更是望尘莫及。我们办特区的现有优势，仅仅在于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和低廉的厂房租金。所以在法规的制定上，特别在税收上，一定要显得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宽松和优惠，让外商感到有吸引力，有利可图。……为达到这目的，我赞成邓小平同志的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有走出这一步，我们的事业才可能有第二、第三步发展和深化……”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没有讲稿、没有喝一口水的近一个钟头的讲话，条分缕析，细致入微，精辟警世，何等的感人肺腑，动人心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随之进入紧张的修订之中。起初，中央的意图是：由广东省和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按地方法规对“条例”进行修订通过就可以了。然而，习仲勋、吴南生、庄世平等特区先驱高瞻远瞩，大胆进言：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区，是一项历史性的伟大事业，必须由中央立法。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谷牧等中央领导马上意识到：这样伟大的事业，由中央立法，无疑赠予特区开拓者一把开天辟地、无可畏惧的尚方宝剑！当然，这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发出的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庄严宣示。立即把“条例”的立法权收归中央。随即，庄世平前往北京，奔走在各个有关部门，对“条例”的有关条款特别是税率问题，力陈利弊，力争支持。然而，在两个“凡是”的阴影还笼罩着神州大地，宁左勿右的思维仍笼罩在许多人的脑海里，对外资外商的许多优惠政策特别是降低税率的条款，仍然得不到一些人的理解。“条例”最后的修订阶段，特区的所得税仍比香港高出近10％。对此庄世平愤怒了，终于在一次人大代表小组会议上直言：“如果不按经济规律、不按国际惯例办事，这样的‘条例’订它何益！如果这样的条例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去付诸表决时，我和港澳的代表将投弃权票！”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我们这个大一统的国度里，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个和和气气，皆大欢喜。自解放以来，全国人代会、政协会议的任何决议法规，一贯的主调都是“一致拥护”、“一致通过”、“一致同意”，绝不允许有那怕“弃权”一类的不谐音。庄世平用政治生命换取“宽松、优惠、让利”的特区政策，吓坏了多少同道中人，又惊喜了多少有识之士！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谷牧对庄世平的义举无不赞叹有加。于是，习仲勋、杨尚昆、吴南生纷纷找到庄世平，表达了中央和广东省委对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重视，表示一定要在“条例”中最大可能地体现“宽松和优惠”的观点。庄世平知道他们的来意，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条例修改了，我还投什么弃权票！”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条例”中有许多规定吸取了庄世平的具体意见，尤为突出的是让利优惠方面，特区的所得税为15％，比香港还低！其它为外资银行进入特区设立分行、在特区创办保险公司，在特区设立二线以显示特区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和特殊环境……也都出自庄世平的智慧。如今，特区的欣欣向荣已不必多言，深圳作为世界上最富活力、最富创造性的年轻大都市也不必多说，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已昭然于史，庄世平为特区发展而奋不顾身的仗义之举也必然载入振兴中华的史册上！如果将实践才十一年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比作当年初创的经济特区，我们是多么需要庄世平式的英雄呀！三、弃小我舍小利，为经济特区的形象增光添彩
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经济特区条例》公布实施之际，国内经济改革的神经中枢金融界，为适应开放的需要，决定发行外汇兑换券。身为中国银行常务董事（2004年为名誉副董事长）的庄世平对此本来是有一些保留意见的，因为外汇兑换券可以去国内一些特定市场或者行业上流通，而一个国家拥有外汇兑换券和人民币两种货币，对国家主权会有轻微的影响。如果考虑得周到一点，让人民有限制地出口，也不至于后来在舆论了遭受诸多抨击。但由于这是改革开放的新事物，利大于弊，庄世平终究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然而，兑换券发行之后，各种意见各种批评持续不断，有全国人大代表直接借询：“一个国家怎么能发行兑换券和人民币两种货币！”把国家主权摆上桌面！到1986年初，有关部门迫于压力，开始议论停止发行流通兑换券。庄世平听到这些议论，心里十分不安。此时全国性的开放已势若大潮，骤然停止兑换券的发行而未有具体的对策，势必影响并放慢改革开放的速度。1986年夏天，他专程到深圳会见中国银行主要负责人，对取消兑换券提出了反对意见。随后，他又向国家领导人和中央多个决策部门写信。信中说：除非人民币能够自由兑换外汇，或者为了便利旅客允许人民币有一定额度的出口，否则，取消外汇兑用券只能降低和损害我们国家的威信和尊严，刚刚热起来的开放局面也将冷落下去。他举了这样的例子：如果外商明天一早要回去，晚上银行又已关门，他身上的人民币带不出去，又换不回来，无所适从呀！即使是他当晚换回外汇，国内又只能使用人民币，明天一早他的生活将如何对付呢？如果在中国可以使用外汇，即使情况十分特殊，也是真真正正涉及国家主权的大问题。由这些例子，他还引申到合资企业中外商的外汇结算等敏感问题……言之凿凿，情之昭昭，在庄世平和一批熟悉金融经济规律的行家里手的力陈下，在未制定新的适应形势发展的币制办法之前，取消外汇兑换券的工作放缓下来了，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局面得以顺利地发展下去。庄世平提出的这些问题，其实，由他领导的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早已作出了十分精准的应对办法。1981年夏天，南商与香港汇丰银行一起进入深圳，准备设立分行。其时，深圳还仅仅是一个小渔村，大规模的建设还没开始，而国内僵化的金融改革还没提到日常工作上来。对此，汇丰银行失望而归，但南商却留下来。正当庄世平为南商的各项业务开展而日夜奔波、又屡屡碰壁之际，外汇兑换券的弊端为南商深圳分行的生存揭开了一缕曙光。中国银行和各国有银行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给早出晚归的外商兑换人民币造成很多的不便。南商深圳分行于是延长作息制度，早上七点半开门，晚上十一点关门，无偿为中国银行开展兑换业务，为外商提供了不少便利。虽说这些业务都是义务的，但无形中大大提高了南商在深圳以致全球的声誉……两年之后，在庄世平的努力下，国内僵化的金融体制在改革开放的冲击下终于有了松动，南商深圳分行的业务终于有了良好的发展。如今，南商的分行已遍及蛇口、海南、北京、上海等地！深圳特区初创的建设资金，曾经严重困扰着特区的拓荒者。1981年1月，吴南生率队前往香港考察，在庄世平亲自陪同和安排下，重点考察了新界沙田的规划和建设，深入了解了大埔、元朗两个新兴工业村的建设和管理，并获得庄世平送来的大量这方面的材料。深圳特区后来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就参照了香港有益的许多经验和做法。也正是这一次考察中，庄世平和吴南生在南洋商业银行的会议室里，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交谈：如何发掘深圳特区的建设资金！由于邓小平已说过：“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吴南生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于是他向庄世平要求：你银行里有大把的钱，借点给深圳特区搞建设吧。庄世平力陈向商业银行借贷的弊端之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其实你有大把钱，特区政府比银行还富！”吴南生懵然。庄世平继续说：“就在你的脚下，你的脚下是金山银山呀！特区327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何等珍贵的金子资源呀！现在国内实行计划经济将生产资料和许多生活资料，只允许它有使用价值，不允许当作商品去流通交换，失去了原来具有的交换价值。深圳既然是经济特区，是否可以在特字作点文章？……”吴南生茅塞顿开，庄世平又把观点发挥到极致：英国人占领香港时，并没有带什么资金来开发。但港英政府在香港实行土地、楼宇、建筑物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并制定了与之相连的税收政策，培养、发展、繁荣房地产业，带动了香港金融业的发展，促进香港的繁荣；从而使港英政府获得丰厚的财政收入，不但拥有大量的资金支付香港城市化现代化建设和港英政府的行政开支，还负担驻港英军军费的开支。深圳特区政府是否可以借鉴香港的这一做法呢？”谈话结束，吴南生已热血沸腾，禁不住握住庄世平的手说：“你是我的老师呀！”不久，连同香港房地产印花税收据、银行办理按揭的有关资料等一系列海外房地产市场的档案，由庄世平派专人送到吴南生的手上。中华大地上历经五千年的土地，终于前无古人地拉开了房地产经济的帷幕。这场革命的主角，是吴南生；导演，是庄世平。特区的大地上，由大至微的各种变革，庄世平都留下了足迹，付出了心血——庄世平三次在特区工作的论坛上，作出了“特区姓社不姓资”的论断，用深厚的学识批判了用“租界的由来”抹黑特区的论调。为了打开深圳特区房地产市场，为特区建设筹备资金，庄世平的南洋商业银行率先在深圳罗湖火车站附近购置了5000多平方土地，建起南商深圳分行和两幢高楼。汕头大学列入特区项目之后，庄世平主动联系鼓动李嘉诚，使其捐出巨资推动汕头大学的建设。他出任汕头特区顾问委员会主任，为了节省特区人员赴港的开支，支持特区在港购置房产，并不惜让南商为此贷款。李嘉诚、刘世仁、谢奕初、陈弻臣、廖烈文、庄静庵等海外侨界代表人物初次回国，为了他们对祖国产生更加深刻的认同感，庄世平都亲自陪同，大至投资的项目，小至家乡老屋、祖坟的修复，都一一过问落实。
深圳特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冠印染厂”，是因为南商的贷款才合资成功。可惜不久，其港方老板就因为在港投资房地产失败，宣告破产。为了特区的形象和声誉，南商在港成立了另一家公司，全盘收购了中冠印染厂的港方股份，保证了深圳特区第一家合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后来，又应中方要求，庄世平从大局出发，将港方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中方。……从1980年特区成立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仅仅12年时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就欣欣然成为誉满海内外的国际大都市。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建设才历经十一年，前面的道路还充满着困难和艰险。特别像1998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泰国、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的哀嚎声声，如今犹还在耳。当年的香港为什么会化险为夷，为什么我们的经济特区会坚如磐石，不正因为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庄世平式的金融精英的坚守谋划！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呼唤更多的庄世平式的金融精英！
廖琪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原委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原专职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广东作家书画院副院长,暨南大学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长篇传记文学《庄世平传》连续出版发行十版，已出版《廖琪文集》等文学专著五十多种，曾获中国改革开放文学成就终生奖、首届全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等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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