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模式真是灵丹妙药？格林警告：只放松高收入者解雇保护远远不够
围绕是否应放松德国的解雇保护制度，经济学界再起波澜。经济学家舒拉里克呼吁对高收入群体放宽解雇保护，引发广泛关注。绿党与左翼党对此严词反对。而“经济五贤人”成员维罗妮卡·格林则强调，如果要改革，必须配套大幅加强职业中介与继续教育体系。德国“经济五贤人”成员、经济学家维罗妮卡·格林表示，她支持借鉴丹麦模式，在整体框架下放松解雇保护。“如果按照丹麦‘灵活保障’（Flexicurity）模式那样，全面放松解雇保护，原则上是非常有意义的。”她在接受冯克媒体集团采访时表示。但她同时强调，这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改革方案”来实施。
格林指出，丹麦之所以能够赋予企业更大的解雇自由，是因为其同时配套了较为完善的失业保障体系，以及高度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密集的就业中介和职业培训机制。“在丹麦，企业拥有更大的解雇自由，但通过较强的社会保障和积极的就业政策实现了平衡。”
如果德国仅仅引入“放松解雇保护”这一项，而不完善过渡期保障、培训体系和就业匹配机制，那么结果很可能只是增加社会不安与下行焦虑，而未必能真正带来更多就业岗位或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她警告说，预期中的“更多招聘”和“更高市场流动性”效果可能反而落空。
格林强调，只有在同时改善失业过渡期保障、持续推进技能提升，并显著提高就业服务效率的前提下，这样的改革才在社会和经济层面具有可接受性。在她看来，这种整体性改革反而有可能显著提升德国的创新活力。
格林：解雇保护不应与收入挂钩
对于经济学家莫里茨·舒拉里克提出的“仅对高收入群体放松解雇保护”的建议，格林则明确表示反对。她认为，这种看似“社会平衡”的区分方式，从制度逻辑上存在问题。
“解雇保护本质上是一种劳动法意义上的雇佣关系保障机制，而不是收入再分配工具。它应当基于劳动关系的结构，而不是工资水平。”她指出。
如果将解雇保护与收入门槛挂钩，企业可能会出现策略性操作的动机。例如，刻意将薪资控制在某一门槛以下，以适用更严格的保护制度；或者通过调整浮动薪酬结构，使员工形式上跨越或低于收入界限。
此外，收入并不是衡量员工实际风险承受能力的可靠指标。例如，年纪较大的员工或高度专业化的技术人员，即便收入较高，一旦失业，面临的再就业风险同样巨大。因此，格林认为这一提议更像是一种政治妥协尝试，旨在让放松解雇保护在社会层面更易被接受。
绿党：真正重要的是结构性改革
绿党与左翼党同样明确反对舒拉里克的建议。左翼党副党团主席雅妮娜·维斯勒表示，这种做法无异于为雇主长期以来所要求的“逐步削弱核心劳动者权利”打开大门。她强调，无论是否为高技能专业人士，员工都需要可预期性与安全感。
绿党副党团主席安德烈亚斯·奥德雷奇则特别反对将解雇保护放宽至公共部门员工。他指出：“如果削弱公务员体系、幼教人员、社会工作者或公交司机的解雇保护，德国的经济竞争力不会因此增强。”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推进真正的结构性改革，例如降低劳动力附加成本，这样才能让所有人受益。
围绕解雇保护制度的争论，显然已不只是经济政策问题，更触及德国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市场模式的核心选择：是单向放松，还是以更高保障换取更高灵活性？答案仍有待政治层面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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