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5中国人文关键词六则ZT
（按：在不同人的眼中，2005年中国人文所呈现的意义是不同的。为此，我们选取冼岩、石勇、王心竹三位学者的描述，以为大家提供另外一个视角。）“2005中国人文关键词”之：
1、国学、祭孔、儒教（王心竹）；
2、芙蓉姐姐、超级女声、大长今（石勇）；
3、郑家栋、方舟子、周叶中（冼岩）。
2005中国人文关键词之一：
国学、祭孔、儒教
作者：王心竹（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国学：赞成、反对、疑虑、期待
去年的阳明精舍儒学会讲、读经之争、甲申文化宣言和《原道》创刊十周年纪念，使得文化保守主义在公共论域颇受关注。今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中国社科院成立儒教研究中心，大陆官方和民间公开祭孔，再次使儒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因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而引发的“国学大讨论”，当为2005年最为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这次国学讨论，在思想层面上是去年“读经大讨论”的继续，但在内容深度、参与广度、影响程度上，则较去年更进一层。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于今年五月发表《重估国学的价值》文章，宣布将组建国内高校中的第一个国学院，顿时引发媒体、网络、学界的热烈讨论，赞成者甚众，反对者也多。虽然此间因“脊续”、院长人选等问题引发激烈的言辞之争，但各方争论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国学的含义及其意义上。因纪宝成宣称国学“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并认为此乃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对国学的这一定性和价值重估，招致袁伟时、徐友渔、薛涌等学者的批评和质疑。徐友渔指出双方的分歧出在“倡言国学时，其目的、宗旨、方向应不应该和一种保守主义的甚至复古主义的文化立场联系在一起，甚至让这种立场支配、主导我们当前的全部努力”。针对袁伟时等人的观点，“儒学联合论坛”网站发表了《我们的看法》系列文章，对之进行反批评，并且主持讨论了相关问题。
在这次国学之辩中，有“大陆新儒家”之称的蒋庆、陈明等人，虽然对国学院的成立表示肯定和期待，但同时也对国学院主事者的相应观点和办学方针表示疑虑和反对。当然，与自由派对国学或儒学的否定性批判不同，新儒家对国学院的批评是“恨铁不成钢”意义上的。他们认为，国学非辞章考据、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之学，其关涉生命意义、民族文化认同和政治价值原则，是体现圣人之道的“经学”、“义理之学”或“人文学甚至神学”。因此，他们反对以西方的学术方法来研究国学，对之进行知识化、对象化、国故化的界定和处理。陈明甚至痛心疾首地说道：“把汉学当国学，如果不是误人子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糟蹋国学之名。” 显而易见，自由派与新儒家对国学院的批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向度。
自“五四”至“文革”以来，历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性否定的国人，对“国学”的理解和心态颇为复杂，不一而同。再加上中国人民大学乃是中国KP创办的第一所大学，近几年不仅在校园内树立了孔子像，而且相继成立孔子研究院、国学院，由此引发各方关注和猜测，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意气不是意见，不能因噎废食。在今天，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急需走出旧有的思维模式，即将中西文化之别简单化为进步与落后，将中国现实问题归罪于历史和文化。这种认识，不仅无视历史，违背常识，而且于国于民不利。国学乃国家之魂魄，儒学乃国学之心神。将国学古董化，将儒学妖魔化，是民族文化的自失魂魄和民族精神的自甘堕落。 祭孔：“复古倒退”还是“拨乱反正”？
今年是孔子诞辰二千五百五十五年，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祭孔活动，由原来的民间祭孔活动首次转为官方主导的大型公祭。与此同时，民间自发举办的各种祭孔活动也纷纷展开，如张立文先生公开呼吁将教师节定在孔子诞辰日，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倡议全球华人过“中国圣诞节”、“中国礼拜日”，华夏复兴网站举办的民间祭孔活动，得到了一直宣扬“儒教国教”说的蒋庆、康晓光等学者的支持。康晓光不仅出席民间祭孔系列活动，参加会讲发表演说，而且身着儒服亲致祭辞。康氏“儒化”观点和身着儒服祭孔的照片在网络上公布后，引发一片哗然，批评者认为其乃“复古倒退”、“痴人说梦”，偏激者斥之为“妖言惑众”、“阳光下的僵尸乱舞”。
康晓光把公祭孔子看成推行“政教合一”的“投石问路”，认为“祭孔所象征的政治蕴含还是比较清楚的”，并呼吁应该将之上升为“国祭”。针对于此，徐友渔等学者坚决反对，认为此举不符合宪政。徐友渔坚持认为“只讲家族、血缘关系，不讲法律和政策，轻视妇女、包办婚姻等陋习，一定和传统文化有关，而要搞基层民主，要厉行法治，则难于从传统那里得到支持”。“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的得救和复兴在于认同和实现科学、民主等价值，这是不懈冲破孔学等传统的桎梏才做得到的”。如徐友渔这样对儒学非历史化、简单化、凝固化的理解和批评，在受西化影响甚深的学界很有代表性。
孔子是中国的圣人，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是万世师表。祭孔实际上是对文化的尊重，是对师恩的感念，是对道德的高扬。因此，在中国历朝历代，祭孔不仅是隆重的国家级大典，民间对孔子的祭祀也极为重视。今天重新恢复对孔子的祭祀，是拨乱反正，理所当然。只可惜中国文化的命运，就如其代表者孔子的命运一般，曲折多变，令人感叹。
儒教重建：基督教？国教？或者公民宗教？
中国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自今年六月成立之初，有学者就将之与人大成立的国学院称为“双塔奇兵”，且联想为“暗通款曲”，强烈批评、质疑、嘲讽“纪宝成们与陈明们似乎正在做着儒教再次成为‘国教’的春秋大梦”，认为儒教根本无法应对当代社会生活，真正成为经世济民的国家伦理。针对这种对儒教的看法，蒋庆、陈明、王达三相继发表文章予以辨明。
蒋庆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不仅充分肯定了儒教的治世功能和国教地位，还将中国儒教的复兴具体归纳为十个方面的内容，明确提出成立“中国儒教协会”。蒋庆对儒教重建的设想相比以往更为具体和可操作性。王达三发表《儒教重建与中国前途》文章，并出席中国学术论坛主办的题为“儒教与中国”网聊活动，强调儒教重建与中国前途的关系，希望通过儒教建设，使其肩负起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下诸多现代性因素的有机续接，使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能有机连贯和内在统一。同时，儒教还应义不容辞地承担其应对西方文化入侵的问题，即要实现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针对蒋庆、王达三等人的“儒教国教化”论说，学者秋风著文《儒家如何实现复兴》表示置疑。他反对借助国家权力而树立国教，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狭隘，并可能妨碍儒学的健全复兴。秋风指出，如果通过诸教之间的竞争，儒教被人民普遍地信仰，渗透于人民的道德与社会生活，并对政治产生支配性影响，那么，“儒教可以努力地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国教”。秋风乐见儒学复兴，但希望这种复兴对于中国社会的健全发育和政治上的宪政转型是有益的。秋风的观点，与陈明有相近之处。
与蒋庆等人主张的“儒教国教”说不同，陈明在《即用见体说儒教提纲》中力主“儒教之公民宗教”说，强调儒教功能的社会、法律意义和其理论的历史、文化色彩及其组织形式的社会性质，即在组织上、情感体验上淡化其宗教属性；在价值上、实践上强化其对精神和行为的塑造指导作用。至于今后能否建立起自己的宗教理论和组织系统、能否实现政教合一，则交给历史去选择。如果说用基督教或体制化宗教框架对儒教进行描述是一种强宗教话语，用基督教化、国教化目标对儒教进行重建是一种高调方案，那么即用见体说儒教的公民宗教则探索了一种对儒教进行弱势描述、儒教重建的低调方案。
这些思想的观念的碰撞，在12月17-18日由中国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和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上达到高峰――会上，一份叫《中国儒教研究通讯》的内部刊物也正式面世。倾向基督教立场的何光沪、李向平、倾向自由主义立场的秋风、袁伟时、杨阳、倾向保守主义立场的蒋庆、陈明等直接对话，有差异也有共识。据悉，有关各方有意将这个会议论坛化，每年召开一次。
“儒教问题”的争论从产生之日起即和中华民族在十七世纪以后的命运、中华文化的走向、儒家（教、学）的沉浮紧密相连。今天儒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所谓的儒学是或不是宗教，而在于，对于儒学的复兴和民族的命运来说，对于生活的健全和丰富来说，是不是需要一个叫做儒教的文化系统或单位？新儒家及其“儒教研究中心”的工作和努力，值得我们期待。 2005中国人文关键词之二：
芙蓉姐姐、超级女声、大长今
作者：石勇（独立学者）
芙蓉姐姐
在讲究“注意力经济”的时代，“芙蓉姐姐”的出现毫不奇怪。“注意力”排斥价值判断，“有很多人注意你”已等同于“出名”。被人骂和被人捧作为达到出名的手段没什么两样。但被人捧是需要实力的，被人骂则只需要：你敢于让唾沫溅到你身上。
在“芙蓉姐姐”之前，深谙此道的“木子美”、“竹影青瞳”、“流氓燕”都已玩过了。芙蓉姐姐与这些兜售传统所忌讳的隐私的“露私癖”不同，她利用了自身的自恋所具有的神经症患者加弱智的特征，并将自身的自恋变成了一种由网络的虚拟所支持的“公共性”。
想想，如果这位其实应该叫“芙蓉嫂嫂”的装嫩的女人在现实生活中这样表演，除了让人认为是一个神经病外，她还能哄动么？所以，秘密是，她的这种自恋契合了一种因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所产生的急需窥私、起哄、戏谑等来发泄的社会心理—她的自恋这个时候来说已经成了大众心理的消费对象，成了一件公共消费品。也就是说，她的存在满足了大众的心理期待。
这还不够，作为一个承载社会心理的对象，她还必须切进人的心理最隐秘的角落：只想让自己“看”到别人，而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自己能“玩”别人而没有任何风险。“芙蓉姐姐”事件恰好利用了网络。它的虚拟性可以让人们在发泄获得快感时神秘地隐身于黑暗之中，解构了窥私、戏谑、起哄等心理的责任和风险。而网络广泛的参与性使大众的这种心理不断强化，成了一种公共性的狂欢。芙蓉姐姐想不红都难了。
超级女声
“超级女声”的广告词之一是“想唱就唱”。这意思是，你不需要是“歌唱家”、“歌星”，只要你敢于吼上两句。脱离大众的“精英主义”首先就被排除了。从这点看，湖南卫视精明的商业头脑其实也不过是想尽办法将这场娱乐变成一种“公共性狂欢”而已。
从参与的角度上讲，纯粹心理的参与和与参与过程中的利益期待在维持事件的持久性和火爆性上所起的作用很不一样。如果说“芙蓉姐姐”事件只是一个人在那儿表演，那么“超级女声”事件则是那么多“超女”在表演，并且每个“超女”似乎都有一夜之间成名改变命运的机会。这种普遍性的想像为参与提供了不竭的激情。
而就“公共性狂欢”来说，发泄性的参与不会持续很久，所以“流氓燕”、“芙蓉姐姐”们很快就被新的符号所取代。但如果参与能够获得一种以自己的意志主宰他人的幻觉，长期没有这种“权利”的人们就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补偿，其参与也更加起劲。湖南卫视就提供了这样的补偿渠道：“超女”由看客投票产生。这种商业操作实际上每一个毛孔都透出铜臭味，却给许多急需投射和补偿的人提供了“民主”的幻觉，让他们兴奋不已，以为看到了什么希望的曙光。从一个显得低俗无聊的纯粹娱乐事件被解读成一个“民主”事件，使胡同大妈和专家学者都参与其中，这与其说是湖南卫视操作的过人之处，不如说是幻觉对于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另外还需提及的一点是，和与往任何吸引人的粗鄙手法一样，“超级女声”也利用了“女生”这一可以在心理上消费的“性别吸引”点。如果是“超级男声”，无论你再炒作，都不会引起看客的兴趣。
大长今
与中国足球队的“恐寒症”一样，近年来影视界的某些人士也在“韩流”袭来时感到了寒意。2005年的“韩流”继续制造热点。《大长今》在湖南卫视一开播，立刻万众瞩目。而关于它的热烈争论也已涉及到了儒家文化的深层方面。
当前中国电视剧有两大类型颇为让人反感。一是政治说教型，不仅剧中人说话、动作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一望而知是在“演戏”，而且连情节在逻辑上的连贯性都经不起推敲。这种电视常常让人有“糊弄白痴”的感觉。其二是纯粹商业类型的电视剧，夸张得让人好笑，比如那些武侠剧，一指手就是一束激光，一掌过去就是一阵爆炸，好像离开了这些“高科技”电视就拍不下去。
这种类型的电视剧仍然停留在文化工业最为粗鄙的层次：胡编乱造、演绎逻辑撕裂。一部好的电视剧因文化工业的内在指令，不一定能够使剧中的演绎逻辑与它所“反映”的现实逻辑统一，因而它往往是为人们营造出一个虚假的梦幻世界。但是，它的剧情虽然能够因其梦幻性质而构成一个虚假的世界，但它与现实是相通的，并且必须保持演绎逻辑的连贯，否则它就玩不下去。
《大长今》这样的“韩流”能火爆，就在于通过比较，做出了中国的许多电视剧无法做到的东西。有一点或许很重要，由于在文化上中国是韩国的“母国”，因此中国人在“韩流”的侵袭中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奇，还有在“集体无意识”下透过它提供的文化斑点对传统文化的追忆，这种追忆在无意识层面满足了人们所渴望的文化温情—而这一点许多中国的电视剧仍然没有提供。故而，“韩流”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中国人所缺乏的，也意味着中国人不珍惜的。 2005年中国人文关键词之三：
郑家栋、方舟子、周叶中
作者：冼岩（独立学者）
郑家栋
今年6月10日，学者郑家栋因涉嫌走私七名女子到美国而被逮捕。“郑家栋事件”因当事人的“儒学大师”身份很快成为学界热点，一些人将矛头指向正在“浮出水面”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当代新儒家，将郑家栋描述为“最有希望复兴儒学的中年学者”，试图以此指证儒家道德教化的虚伪或无济于事。《南方都市报》发表顾思齐的文章称：“此事件最值得关注之处，是郑的身份：他不是一般普罗大众，而是哲学教授；还不是一般的哲学教授，而是以新儒学研究闻名的教授”；“郑家栋事件是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打在知识分子的脸上，打在儒家思想的脸上，也打在国学的脸上”。
针对因“郑家栋事件”而来的种种攻击，国内儒学界主流以“儒学联合论坛版务委员会”名义发表声明予以回应，一方面阐明儒学研究者不等同于儒者，前者以研究学问为业，后者以践行理念为志；另一方面申明郑家栋个人事件与儒学研究者群体无关，更与儒家理念无关。
虽然思想界、学术界的争论大都以自说自话、莫衷一是告终，但学界围绕“郑家栋事件”的声音最终趋于理性。不但儒家陈明等发言称郑家栋事件纯粹是个人事件，就连对保守主义和儒家抨击最力的自由主义阵营也发出了理性声音。学者徐友渔认为：“研究某种学问，信奉某种教义的人何止千万，其中难免有在道德、操守等方面不合格者或一时失足者，如果个别人的劣行可以伤及那门学问、那种信仰，那么世界上将不会有任何学术和信念存留”。
中国学术界、评论界能够从最初的相互攻?到最后的趋于理性一致，这是近年来罕见的风景，这也是“郑家栋事件”的意义所在。
方舟子
方舟子历来是惹争议的人物，进入2005年，围绕方舟子的争吵更趋白热化。从“全息生物学”案、“无偏二极管”案到“公共知识分子”事件、“怒江水电开发”事件，从丁林、薛涌、王怡到于建嵘，从《外滩画报》、《南方人物周刊》、《新京报》到《凤凰卫视》、《南方周末》，方舟子的斗争不但横跨自然、社会两大领域，而且与人斗、与媒体斗，不亦乐乎。
作为以“学术打假”为己任并因此成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方舟子为人忌恨、遭人非议不足为奇。学术界不能容忍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管是出于学术腐败的方便还是源于知识分子的傲慢与尊严。媒体与方舟子的交恶则始于方舟子对自由派人士的批评，在流行媒体充斥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背景下，方舟子对自由派人士的批评被视为是“XX的帮凶”，他遭到众多媒体精心围剿其来有自。
在这个学术腐败肆无忌惮的时代，中国需要方舟子般嫉恶如仇的声音。那些指责方舟子专横、武断的人，不应该由此得出否定“私人打假”的结论，而应该致力于更加客观理性的“学术打假”，用自己更加客观理性的声音取代方舟子的偏颇与偏激。毕竟，站在方舟子背后的，并非权力，而是多少次与学术腐败相拼搏而凝聚成的公信力。
自由派对方舟子的排斥说明自由派也是与其他人一样的人，并没有因为自称信奉“自由”就真的与众不同。
周叶中
11月23日，一篇题为《博导，还是“博盗”？——武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叶中和学生抄袭剽窃纪实》的文章出现在新语丝网站，作者王天成指称，周叶中与其学生戴激涛在两人合著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中，抄袭了他在数年前发表的两篇论文《论共和国》和《再论共和国》。同样是因为当事人的显赫身份——武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因曾为中央政治局讲课而被某些媒体称为“帝师”——“剽窃”事件很快成为学界及公共舆论关注的焦点。旋即，网络又爆出周叶中与其学生江国华将同一篇论文分别单独署名发表于不同学术刊物。
对第二件事，周叶中迄今未有辩解，他只对第一件事辩称：其著作原本有标明引用出处的注释，但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删；注释之所以被删，是因为王天成的“身份”。这种解释显然不能自圆其说，在多达36处的引用中，引用者都对文字作了小的改动，显然是为了规避引用这一事实。由于出版方的沉默，“引用说”看起来只是周叶中与出版方为化解眼前危机而出的遁词。真相可能很简单，两件事都折射了当今学界的一大潜规则：导师对学生的学术能力与成就拥有所有权。在此潜规则下，导师出题、学生组织材料（第一件事）或学生的成就被导师据有（第二件事）都屡见不鲜。在网络时代，各种资讯皆点击可得。学生为“出色完成”导师选题，将他人成果据为己有也属寻常。因此，“剽窃”一事周叶中在事前可能并不知情，他只是按惯例将学生成就据为己有，东窗事发后他作为“第一作者”当然无从卸责，于是以上述拙劣借口作为掩饰，可能同时还前后左右四出打点。
实事求是地说，周叶中的做法只是遵循了学界潜规则，事后砌词脱责也属人之常情。剽窃是当前学界痼疾，周的做法既非最恶劣，也非最无耻，只不过因为他的“帝师”身份，遭到了民间最猛烈的炮轰。
周叶中事件也是由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首先披露的，那些给方舟子贴上“XX帮凶”标签的人，不知如何看待新语丝揭露“帝师”一事？2005年发生的系列文化事件，彰显了学术腐败的肆无忌惮与无所不在。时代呼唤“学术打假”，方舟子们在今天不是多了滥了，而是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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