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悬疑迷宫：《正说达·芬奇密码》--作者：埃切戈安·勒努瓦
前言像你们中的很多人一样，读者朋友，我们在海滩上，也贪婪地阅读了《达·芬奇密码》。这本书令我们愉快，令我们好奇，也常常令我们恼火。在夏日的昏沉中，我们尚不知道此书要占用我们这么多时间。后来，假期结束了。
在巴黎，一位并不轻率的朋友很认真地向我们解释，教会曾焚烧了大量令人尴尬的手稿。他肯定地说：“丹·布朗说的是真相。”另外一位朋友也对我们肯定地说：列奥纳多·达·芬奇（Léonard de Vinci）真的属于一个教派。一位在大家心目中一向是通情达理的女教师在一次晚餐中断言：卢浮宫的金字塔毫无疑问地具有一种隐藏的，甚至是魔鬼般的含义。她的邻桌争着肯定地说：“显然，抹大拉的马利亚（Marie Madeleine）是耶稣的情人。”另一位宾客则因人们竟能如此地践踏福音书而义愤填膺。所有人都在寻思，列奥纳多是不是
一个炼金术士 ① 和盗尸者，圣殿骑士团 ② 的成员是不是真是异教徒 ③ ，女神祭祀仪式是不是确实有过。《达·芬奇密码》的效应在全面发挥，与此同时，游客川流不息地参观着《蒙娜丽莎》（La Joconde）和圣叙尔皮斯教堂（Saint-Sulpice）的日晷。
必须承认事实：《达·芬奇密码》的胜利不仅仅是一种市场现象。这部惊险小说不分年龄，不分阶层，不分国籍，极为成功地动摇了无数读者的信念。人们可以嘲笑它所传播的理论，可以对它们嗤之以鼻。人们可以无视它迷惑的新“教徒”。但这不是我们的做法。我们严肃地对待“达·芬奇密码”现象。这部针对成年人的“哈利·波特”把我们引入永恒的迷宫之中。今年夏天，在阅读这本侦探小说的同时，您是不是有机会思索圣事的意义？《达·芬奇密码》唤起了一种灵修的欲望。它使人渴望更深刻地了解宗教的现象和象征符号的世界。它满足了读者对神秘事物的需求。
但是，严肃地看待《达·芬奇密码》并不意味着轻信它的那些论点，特别是“大秘密”的论点。不是挖苦，讽刺，而是分析，批评。这就是我们所作调查的指导原则。这次调查的第一个成果是获得了一份文档，发表在2004年9月初的《新观察家》上。当女记者玛丽-弗朗丝在为调查做周密准备，力图采访宗教专家弗雷德里克时，我们相识了。
文档发表后，各界反响热烈。国外的，特别是美国的媒体与我们联系，它们对文件所提供信息之精确感到吃惊，特别是那些有关《达·芬奇密码》的秘术的来源和著名的郇山隐修会的信息。在美国已经出版的约十七本有关《达·芬奇密码》的书中，这些信息竟奇怪地缺失，或者只是稍有提及！事实上，这些书或是维护天主教教会的理论性著作，对《达·芬奇密码》的秘传学 ① 不感兴趣；或是相反，由热衷于秘传学的人撰写，他们常常陷入与他们打算破译的小说相同的怪癖之中！其中的一本在我们回来后被译成了法文，只是以伪科学的形式更新了小说的所有论点。丹·布朗是位小说家，他有写作的自由。但是，当这些自称为“解码者”的人，却打着绝对知情者的幌子以讹传讹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毒害人。
受到在巴黎和纽约的一家国际文学机构工作的苏珊娜·雷阿（Susanna Lea）的鼓励，我们决定进行深入的调查，以便写成一本书。调查工作扣人心弦，处处充满意外。我们走访了小说情节里的所有现场，从卢浮宫、圣叙尔皮斯教堂到维莱特（Villette）城堡。我们询问了研究列奥纳多·达·芬奇、秘传学或是共济会 ② 的所有的一流专家。我们搞清了有关抹大拉的马利亚，或者耶稣的独砦侍獾淖钚卵芯砍晒。神圣女性（féminin sacré）的问题引人入胜。同样引人入胜的还有基督教的早期历史、基督教与异教的关系史、梵蒂冈的传说或者天主事工会（Opus Dei）的作用、教堂建造者的史诗或者死海古卷的发现这些问题。丹·布朗以此写出了一部侦探小说并不令人吃惊。事实上，给予他灵感的现实比他编织的故事更令人着迷。
我们最后考察了小说隐秘和令人困惑的源头。我们找到了一段难以置信的故事的所有主人公。我们发现了鲜为人知的、丹·布朗十分小心地回避着的东西：索尼埃神父（Saunière）以及自始至终滋养着《达·芬奇密码》的法国南方小村庄——雷恩城堡的神奇传说。
因为丹·布朗的小说情节不仅仅源自他的想像力，所以，若要为其解码，就不能仅限于选择“对”与“错”，还必须指出小说家汲取的素材出自何方。乍一看，《达·芬奇密码》是一部非常通俗的惊险小说，故事情节充满了弹性。然而，它的所有内容都已经被加密。它们源于晦涩的秘传学说。在这个奇异的世界里，我们既看到了最好的东西，也看到了最坏的东西。诸如秘术社团 ① ，共济会或者伪共济会，玫瑰十字会 ② ，新时代（New Age）或者圣殿骑士团 ③ 的信徒，卡巴尔神学家 ④，编码专家。真诚的或者虚伪的神秘主义者，纯洁的人或者江湖骗子，人文主义者或者极右派的狂徒。我们在《达·芬奇密码》的周围遇到了诗人，充满敌意的排犹主义者，博学者，造伪者，甚至还有一个托派分子。为了睁大眼睛品味神秘世界的魅力，了解到这些就够了。
第一部分 走上郇山隐修会之路
从法国南方的一个小村起步读者朋友，我们并不想立即公布调查的结果，尽管它们很具启发性。已经贪婪地阅读过《达·芬奇密码》的您已经体验过，一点点悬念完全不会败坏阅读的乐趣。我们将通过一条表面上看似迂回的道路，去接近主题的核心。
《达·芬奇密码》的真正源头是传说，这个传说出自19世纪末法国南方一个小村雷恩城堡的偶然事件。雷恩城堡坐落在奥布（Aude）山谷的一个小山上，距清洁派①（Cathare）
史诗的核心之地卡尔卡松（Carcassonne）五十公里。丹·布朗在小说中完全没有提及这些事件。更确切地说，没有清楚地提及——因为雷恩城堡的参考资料被加密了！一旦两段历史产生了联系，线索就出来了。
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巴黎卢浮宫美术博物馆，夜10点46分。卢浮宫拱形大陈列馆内，德高望重的博物馆馆长雅克·索尼埃跌跌撞撞地扑向眼前离他最近的一幅画——一幅卡拉瓦乔的画作。”雅克·索尼埃紧接着就被天主事工会狂热的修道士谋杀了。在小说的结尾，人们得知索尼埃是郇山隐修会的导师，是惟一掌握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婚姻秘密的人。索尼埃是《达·芬奇密码》的关键人物。无须赘言，没有任何一位卢浮宫的馆长姓过这个姓氏。索尼埃是丹·布朗为指引我们走上雷恩城堡、走上秘密宝藏之路而提出的第一条线索。宝藏据说是这个村子的索尼埃神父于1891年发现的。因为这段异常扑朔迷离的故事是由晦暗的、煞费苦心编造的版块构成的，在相关的事实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或可靠的历史证据时，我们将有意使用“据说”、“可能”这样的词语。
一位乡村神父的不寻常的发现
1885年6月1日，一位三十三岁的高大魁梧的汉子走进雷恩城堡的教堂，这里供奉的是抹大拉的马利亚，这是《达·芬奇密码》的读者不会忘掉的一个细节。刚刚上任的贝朗热·索尼埃神父很惊愕。建筑物的房顶漏了，大部分的玻璃也碎了。他只有一个念头：修复教堂。从哪儿找到所需的资金呢？雷恩镇是个穷地方，298位居民中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农民。贝朗热·索尼埃神父出生于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卑微家庭，身无分文。每月七十五法郎的神职人员的微薄薪水仅够他维持生计。四个月后，当进行国民议会选举时，神父公开而有力地表明了保王派的主张，他在讲道台上对惊愕的堂区教民说：“共和分子是终将被战胜的魔鬼，魔鬼必须屈从宗教和受洗人的压力。”当时由国家承担神职人员的薪水，所以国家的惩戒接踵而至。1885年12月1日，宗教部门停发了索尼埃神父六个月的薪金，理由是他“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选举”。
1886年7月，刚刚恢复职务的神父立即着手雷恩城堡教堂的昂贵的修复工作。他用的是哪笔钱呢？在他停职期间，神父收到了一笔三千法郎的款子（相当于他三年的薪水），给钱的不是别人，正是已故的法国王位继承人的奥地利籍遗孀尚博尔伯爵夫人。一个“失落的国王”，一座供奉抹大拉的马利亚的教堂……这与《达·芬奇密码》的某些内容已经很相似了。
一个卑微的乡村神父怎么可能从当时欧洲最显赫的贵族那里获得一笔捐赠呢？根据索尼埃神父的一些传记作者的说法，贝朗热的弟弟阿尔弗雷德是该地区保王派圈子中有相当影响力的耶稣会会长，当索尼埃神父坚定地站在反共和的立场上之后，阿尔弗雷德可能会向尚博尔伯爵夫人身边的人谈起神父的挫折。另外，伯爵夫人了解雷恩城堡，因为尚博尔曾有个叫什么阿尔芒·多普尔（Armandd′Hautpoul）的家庭教师，这个人的父辈就是雷恩城堡世袭的领主。这样，一切都清楚了：为了对可怜的神父的保王主义热忱表示感谢，尚博尔伯爵夫人向他提供了经费，以便修复一个乡村教堂，同时她也认识这个城堡过去的领主。
寻找丢失的羊皮纸文献
不管收到的捐赠出自何处，反正神父决心修复教堂。教堂非常古老，正式成为敬奉的场所是在1059年，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根据传说，它可能是为抹大拉（Magdala）的葬礼而建的。抹大拉是西吉斯贝特四世（SigisbertⅣ）的妻子，西吉斯贝特四世是达戈贝尔特二世（DagobertⅡ）——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任国王的儿子。这样我们就被带到墨洛温家族的被中断的谱系上，他们是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直系子孙……在雷恩城堡的教堂中，人们从未见过有关显赫的墨洛温家族丧葬的任何蛛丝马迹。相反，村庄却有可能在6世纪是一座西哥特人的要塞：Redhae。总之，根据某些作者的说法，神父是在看起来相当古老的祭坛的柱子里发现了不寻常的东西。
这根雕花的柱子是空心的。据说这没有什么特别，因为祭坛的柱子里经常藏有一些神圣遗物。据说在挪动祭坛的石料时，索尼埃发现了这个地窖，并取出了卷在三根木轴上的羊皮纸文献。据说吃惊的神父为了独自检查文献，打发走了所有在场的人。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些羊皮纸文献……而见证人也已经不在人世，无法核实这段故事的真实性了！
让我们探究一番，认真地对待这个故事。这些羊皮纸文献是什么年代的？是用什么语言书写的？谁把它们藏在祭坛的柱子里？其内容是什么？这些都还没有答案。我们将接着研究种种假设。其他相反的说法认为，这些羊皮纸文献——或者是其他的羊皮纸文献——是在教堂的木栏杆的小柱子里发现的，文献是文艺复兴时代的。
总之，这一发现使得索尼埃神父集中精力对付祭坛脚下的一块沉重的条石。在两名瓦匠的帮助下，他终于挪开了这块石头，他发现了一个地窖的入口，在台阶下面，三个人看见了一只粗陶罐（用见证人的家乡话说是一只奥拉），罐里放着一些“闪闪发光的物品”。一位瓦匠询问这是什么东西，神父解释说那肯定是卢尔德圣牌。可怜的瓦匠居然想要拿走几枚，索尼埃当即把他们打发走了。此后，再没有人亲眼见过奥拉里的东西……再没有人确认这次新发现。只是神父的笔记本上记着：1891年9月21日，“发现了一座坟墓”。
从此，索尼埃就投入到村庄墓地的夜间发掘之中！陪伴他的只有一名忠实的女仆玛丽·德纳尔诺（MarieDenarnaud），这位年轻女人后来成为他的密友和继承人，也许还是情妇。这个怪僻的神父在干什么？肯定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当镇长和全体居民1895年3月12日向省长递交请愿书，要求获准在公墓中发掘时，神父说他是在修复这些坟墓。我们现在知道了，神父尤为感兴趣的是玛丽·德·奈格尔·德·阿布尔（MariedeNègresd′Ables）的墓，她是弗朗索瓦·多普尔（Fran?觭oisd′Hautpoul）的妻子，死于1781年。另外，他千方百计想毁掉贵妇人的墓志铭，因为他希望抹去所有的痕迹，这些痕迹可以把其他人引向一笔神秘的宝藏。 贝朗热·索尼埃奢侈的消费
有关索尼埃神父的财富的传闻自1896年起就闹得沸沸扬扬。那一年，他开始了耗资巨大的工程。他委托吉斯卡尔公司为教堂作装饰工程，这是图卢兹的一家大公司，主要从事门楣、浅浮雕、塑像和耶稣受难图的修复工程。然后，他用玛丽·德纳尔诺的名字购买了大量土地，并修建了一栋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大别墅，并附有一个图书楼。为表示对教堂的守护神抹大拉的马利亚的敬意，他把别墅命名为贝大尼（Béthanie），将图书楼命名为抹大拉。他就在那儿一掷千金地接待当地的贵族，据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他还接待过巴黎的名流。
索尼埃用什么钱来维持这种生活？用什么钱支付耗时十年，动用了建筑师、艺术大师、装饰师、工匠和大量工人的工程？神父于1917年1月22日逝世，他的秘密被带进堂区一块简朴的墓地里。1946年，索尼埃的女仆和继承人玛丽·德纳尔诺把他的产业永久地售给了一位商人诺埃尔·考尔比（N?觟elCorbu）。1953年1月30日，忠诚的玛丽因脑溢血去世，带走了所有的秘密。随着玛丽的去世，索尼埃神父的故事画上了句号，而一段永远流传的传奇则刚刚开始。
玛丽临死前，当考尔比遇到财政危机的时候，她曾吐露真言：“不要这么担心，我的老诺埃尔，哪天我会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会让你成为一个富有的，非常富有的人。”这时已不需要全方位挖掘了，这样的挖掘最终将一无所获，况且自1967年起挖掘已被禁止。但是在此期间，商人已经设想了其他的发财办法。
1955年，诺埃尔·考尔比在贝大尼别墅里开了一家旅馆兼餐厅。他有一个极好的主意，通过讲述神父的难以置信的故事吸引旅游者。考尔比充满臆想、夸张和似是而非的叙述被录制下来，激起了客人的好奇心。其中一位客人叫阿尔贝·萨拉蒙（AlbertSalamont），是图卢兹一家大报《南方快讯》的记者，他为此写了一篇报道刊登在1956年1月的报上，名为“雷恩城堡的亿万富豪神父的罕见发现”，人们在报纸上看到，“一位卡尔卡松人，索尼埃神父的同代人确认：‘我在城堡的一个房间看见了一些装满金条的箱子’”！雷恩城堡的事被宣扬出去了。此后它一直令人着迷。如今，每年约有五万人，其中不少美国人，去村子朝圣。小村子引来全球的追寻神秘的人、探测物体放射感应的人、相信神秘术的人。特别是一些寻宝人，他们多年来在这片土地上进行非法挖掘，或者炸开附近的石头（这使得奥布省省长下令禁止在他的辖区内使用炸药）。丹·布朗也来过吗？他是不是嗅到过此地神秘的香气？
弥撒的非法收入
迄今，有关雷恩和索尼埃神父的法文书籍已经出版了两百多种，英文书的数量也差不多。让我们试着概括一下这些书的要点，从而为我们在大量的晦涩理论、巧妙拼凑的大杂烩、完全错误的武断说法以及那些论点无懈可击的研究成果中开辟出一条通道。
我们举一个例子。这项研究把索尼埃神父的秘密扼杀在萌芽阶段。这是理性主义的论点。找到的文献没什么重要价值（无论是根本就不存在，还是没有什么价值），奥拉里隐藏的东西也不重要（也许是些古钱币）：神父变成了富人，是靠弥撒的非法所得。什么意思？一种古老的习俗需要一位天主教的教士能够把他主持的一次弥撒与一个特别的意愿结合起来，最常见的是为一位死去的教徒安魂。作为回报，他收取钱财或者实物的捐赠。一名神职人员设法收取更多的、并未举行的弥撒的捐赠，就是弥撒的非法所得。索尼埃是个骗子吗？卡尔卡松的主教德博塞茹尔（Beauséjour）大人对此深信不疑。1902年就任主教的他对索尼埃神父的生活方式有所警觉，他要求查索尼埃的账。因为索尼埃无法对迅速增加的财富作出合理解释。主教决定把他调到另外一个村子。主教与这个本堂神父之间的较量持续了好几年。索尼埃拒绝去另一个堂区。他被传唤到神职人员法院出庭。被缺席宣判，停止神职，退还那些未举行的弥撒的费用。他提出上诉，但第二次庭审维持了原判。他向梵蒂冈提出上诉，但那边对此事未置可否。神父至死也没能就他的收入来源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弥撒的非法所得的论点是以文献、事实为基础的。因此，历史学家勒内·德卡代亚（RenéDescadeillas）（《雷恩的宝藏之谜》，1974年）和皮尼昂的作家让-雅克·博杜（Jean-JacquesBedu）（《雷恩城堡，剖析一个神话》，1990年）通过大量的一手资料，其中也包括神父的笔记本，澄清事实，说索尼埃神父给全球无数天主教慈善机构写信建议做弥撒。因此1893年至1915年间，他可能收到了相当于超过十万次弥撒的费用。他显然做不了这么多弥撒。按照博杜的说法，用这笔钱支付工程款和维持他的生活方式是绰绰有余的。我们可以就此住笔。让我们留一些想象的空间，并一步步地追寻传奇的线索。
从比古神父的秘密到清洁派的财宝
显然，对索尼埃神父的财产的其他解释也已经提出来了。所有的说法都汇聚到一点：神父可能找到了一笔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财富。但在这一点上，诠释者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让我们来审视几个故事梗概。
第一个假设。索尼埃神父恰好撞上了他的前任安托万·比古神父的藏宝处，他是玛丽·德·奈格尔·德·阿布尔的忏悔神父（索尼埃竭力要抹去的就是她的墓碑上的名字）。法国大革命时期，比古神父拒绝宣誓遵守教士的公民组织法，不得不匆匆离开雷恩，流亡到西班牙。他有可能把珍贵的钱物藏进地窖，并将指明藏物处的文件藏到祭坛的柱子里，或者木栏杆的小柱子里。他还有可能把玛丽·德·奈格尔·德·阿布尔的墓碑当做指示某种追踪宝物的线索。比古神父还可能声称自己掌握着玛丽·德·奈格尔·德·阿布尔临终时说出的一个大秘密。正是这笔“物质和精神的”（我们不知道其具体内容）财富，可能恰巧落到索尼埃的手里。
第二个假设。清洁派的财宝！雷恩城堡位于清洁派活动的核心地区。丹·布朗在他的小说中多次影射到清洁派：就像郇山隐修会和圣殿骑士团的成员一样，他们也在漫长的岁月中，保守着、传递着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婚姻的“大秘密”。清洁派的历史，就像圣殿骑士团的历史一样，是取之不竭的幻想的宝库。
于12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清洁派是古代的摩尼教和诺斯替教派①的一次复兴。（根据丹·布朗的说法，诺斯替教派公开宣布抹大拉的马利亚和耶稣已经成婚！）清洁派认为物质世界是一个坏的创世神的产物，这个坏创世神毒害着上帝创造的无形的灵魂。这个新教派的领袖自称为波梵缔（Parfaits），他们过着一种禁欲的，贞洁的生活，与当时教士的习俗截然不同。这也是对该教派所以成功的一种解释。清洁派像燃烧的导火线一样，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法国的南方地区迅速蔓延。因为大部分信徒不可能具有这样的美德——尽管波梵缔们很赞赏——清洁派教会就创造了一种圣礼，康索雷门图（Consolamentum），它可以洗去所有的罪孽，并暗含着准许肉体有自然的习性，这些习性压制着那些尚未达到崇高美德的人。
面对此种宣教的成功，天主教教会和法国国王，出于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原因，派出由冷酷的西蒙·德·孟福尔②（SimondeMontfort）指挥的强大军队打击异教徒。清洁派被毫不留情地歼灭，残留的人躲进了难以攻占的蒙塞古（Montsegur）要塞。围攻持续了一年之久。饥饿的守城者于1244年4月16日投降。二百多名拒绝放弃信仰的波梵缔被活活烧死。十字军赢得了战争，但是没有找到清洁派带进这座最后堡垒的财富。这笔财富是史实还是传说？据一些人说，传说的财宝应该藏在伦巴第，并用做这个地区持续了一年多的清洁派抵抗者的经费。对于热衷于揭开索尼埃神父之谜的人而言，故事就简单一些了：清洁派把他们的财宝藏在了雷恩城堡，那里骄傲的领主多普尔没有屈从西蒙·德·孟福尔的军队，直至被击溃，被剥夺了土地。这一吸引人的假设从未被历史学家和考古发现所证实。 耶路撒冷圣殿的宝藏
第三个假设。耶路撒冷圣殿的宝藏！乍看起来这似乎是昏了头了。但是它却提出了几个说得过去的论据。大约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①（Salomom）在圣地建造了一座供奉雅赫维②（Yahvé）的神殿，他是惟一的神，曾对摩西③（Mo?觙se）显形并将十戒法板交给摩西。根据犹太教口传的教义，所罗门把装着十戒法板的约柜放在这里。五个世纪之后，神殿被尼布甲尼撒④（Nabuchodonosor）毁掉，大部分犹太人被放逐到巴比伦。当他们回来后，以斯德拉（Esdras）让人在神庙原址建造了第二座神庙，接近纪元的时候，又先后得到希律一世⑤（HérodeleGrand）和希律·安提帕⑥（HérodeAgrippa）的美化。正是在这座圣殿里上演了福音书中耶稣驱逐商贩⑦的著名一幕。公元70年，提图斯⑧（Titus）占领耶路撒冷并将神殿夷为平地。提图斯并非没有掠夺它的财宝。正如在罗马参加了提图斯的庆功会的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FlaviusJosèphe）所说，“在大量掠夺的财物中，最显眼的是从耶路撒冷圣殿掠来的，重达数塔兰①的金桌子和金蜡烛台”（《犹太战争史》卷七，第18页）。神殿的宝藏存放在凯撒的宫殿里。
公元410年，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②（Alaricl′Ancien）占领罗马并占有了那里的财产，其中就包括这笔著名的财宝。它对国王来说既有物质价值，也有宗教价值，因为国王宣布信奉阿里乌教派的信条，皈依了基督教。阿里乌教派否认基督教的神性，受到尼西亚（Nicée）公会③的谴责。阿拉里克死后，他的后人占领了高卢的南部地区，定都图卢兹，并将他们的财产存在那里。但在公元507年，当墨洛温王朝早期的一位国王克洛维④（Clovis）占领这座城市的时候，西哥特人带着他们的财富撤退到设防的卡尔卡松城，正如历史学家普罗考波（Procope）在事情发生几年后所说的：“法兰克人包围了卡尔卡松城，他们听说城中藏着阿拉里克从罗马城掠回来的财宝。据说，在这些财宝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所罗门的宝藏。”（Debellogothico，I）因为东哥特人来援救他们的盟友西哥特人，法兰克人不得不撤退，他们没能染指这笔传说中的财物。此后，再没有人目睹过圣殿的这笔宝藏。
面对法兰克人的威胁，财宝被转移了吗？如果是这样，它很有可能被运往西班牙和托莱多（Torède），这是西哥特人继图卢兹陷落之后的新首都。有许多迹象支持这一论点：8世纪初，西班牙被占领时，阿拉伯人发现了属于西哥特人的一些著名的珍品，当然，没有源自圣殿的珍品。热衷于雷恩城堡之谜的人由此提出第二个论点。如果西哥特人没有把圣殿的宝物运向西班牙人，而是将其藏在一个安全、近便的地方：Rhedae，那么，如今的雷恩城堡难道就没有可能是当年的Rhedae吗？据说，索尼埃神父在可能是西哥特时代的祭坛的柱子里找
到那些指导他继续发掘的这些著名的手稿，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我们相信这些作者的说法，发掘可能使他找到了西哥特人埋藏的圣殿的宝藏！
说它完全是胡说，是过分了些。这一假设所依据的历史背景使它马马虎虎地说得过去。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说，没有任何真实的证据可以把卡尔卡松的宝藏和雷恩城堡联系起来。我们只能说，世上持此观点的人并没有动摇。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不能推翻这一理论，那它就是对的。让我们抓住这句话并想一想，索尼埃神父找到了这份无价之宝，提醒一句，里面包括纯金的祭桌和莫诺拉（Monorah）——那个著名的七枝烛台。他怎么可能卖那么著名、谁都认得出来的物品呢？为什么这位信徒要至死隐瞒这样的一次发现呢？
一些想像力极其丰富的作者甚至走得更远：他们确信，索尼埃可能找到了第一座神殿的宝藏、约柜和十戒法板。除了约柜的存在纯粹是假设这个事实之外，因为除了《圣经》，没在任何其他的文献提到过它，即使犹太教的口传教义也认为，为了防备尼布甲尼撒，约柜在公元前五世纪就被藏起来了，并且它从未被放进第二个圣殿（这证实了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的证言）。 神秘文献显示了什么？
弥撒的非法收入加上在坟墓中偶然发现了一笔小财富的假说让我们觉得最有可能。我们也觉得不应该完全脱离羊皮纸文献这条线索。此外，神父听从了比亚尔（Billard）大人的建议，去巴黎对手稿做了鉴定这件事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又成了一个谜，又是一个让人们对神父的一生做出无数阐释的主题。尽管多位作者对此下过断言，但至今，我们对此次旅行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按照推出雷恩城堡神话的杰拉尔·德·塞德（GérarddeSéde）的说法，索尼埃可能会见了比亚尔大人认识的圣叙尔皮斯神学院院长比耶尔（Bieil）神父，也会见了一个叫阿内（Ané）的专门经营宗教书籍的书商。这两个人无法翻译羊皮纸文献，就让雷恩城堡的神父去找阿内的侄子埃米尔·奥菲（EmileHoffet），一位精通古文字的年轻的修士。奥菲也与一些秘密社团有联系，例如玫瑰十字会，这个组织于17世纪初创建于德国，公开宣布全力支持哈布斯堡王朝，对共济会也有影响。对羊皮纸文献很感兴趣的奥菲可能把索尼埃神父引荐到巴黎的一些沙龙里，那里有共济会的人，有信神秘术的人，也有秘传学说的信徒。
正是其中的某个人让索尼埃认识了一位著名的清洁派人士埃玛·卡尔维（EmmaCalvé）。她迷恋秘传学说，有可能多次拜访过雷恩城堡的神父，也因此为造谣者提供了素材。一位著名的女歌唱家，德彪西最喜爱的演员，儒勒·布瓦（JulesBois）的情妇，为什么能对一位乡村小神父感兴趣以至于多次造访呢？著名记者和作家儒勒·布瓦的朋友可都是像王尔德、马拉美、魏尔伦和罗莎·博纳尔（RosaBonheur）这样的人。
这段故事可能全部是臆造的，因为勒内·德卡代亚已经能够证实这里的中心人物奥菲神父当时刚满十八岁！即便如此，还是让我们继续追寻这条秘传的线索。根据杰拉尔·德·塞德的说法（他的作品自始至终真假混杂），索尼埃肯定找到了让信奉神秘术的那些人非常感兴趣的什么东西。他把这些文献卖了，还是做了一笔赝品交易？他本人是否也参加了某个秘密组织？塞德强调指出，教堂的装饰，特别是那组耶稣受难图中含有一些玫瑰十字会的象征符号。这是索尼埃要求的——这些可以表明他从属这种思潮，还是吉斯卡尔公司的雕塑师是一个秘传学说的爱好者，是他的个人行为？
杰拉尔·德·塞德毫不怀疑索尼埃神父是玫瑰十字会的成员。他很可能属于玫瑰十字会分裂出来的一个分支组织——神殿和天主教玫瑰十字会。这是由一个很古怪的人物约瑟芬·佩拉当（JoséphinPéladan）于1891年创建的。他与埃玛·卡尔维一样，也是朗格多克人。由于缺少直接的证据或者证人，这些简单的假说都无法进行核实。所有与这些羊皮纸文献有关的问题都得不到可靠的答案。再加上索尼埃身边的三位神父都被谋杀，据未经核实的消息说，索尼埃曾对他们说出了秘密。
隐藏的宝藏、古老的羊皮纸文献、无法解释的谋杀、秘密的社团……一本好的惊险小说的所有素材都凑齐了。或者可以说都差不多了。但缺少最关键的一点：一个可怕的动机，一个重磅的机密，它比金子还更贵重，它以一个大写的H把我们和历史联系到一起。为了这个大写的H，人们准备格杀勿论。这就是我们有待审视的，与索尼埃神父之谜有关的最后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是丹·布朗为了写《达·芬奇密码》而作为资料库的一本书讨论的对象。这本书就是由麦克尔·贝吉特、亨利·林肯和理查德·雷合著的书——《圣血，圣杯》（HolyBlood,HolyGrail）。 失落的国王
从耶路撒冷起步
什么样的“精神的”宝藏可以让索尼埃神父有可能同时引起教会、巴黎的秘传学团体、共济会和保王党的兴趣（或恐惧）呢？根据所有迷恋索尼埃神父动荡一生的人的说法，他的发现不能被归结为几块金币。既然让大家费了那么多的笔墨，那么它只能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宝藏，一种无价的知识，一种甚至撼动了我们的文化根基的高级的学识，我们时代所有谜
团的一个答案。它只能是这个答案。总之，雷恩城堡会是人类历史的首要的默祷经。
在这些迷恋者中，我们只考虑最重要的那些作者，那些可以让我们把法国南方的偏僻小村与新汉普夏的美国作家丹·布朗联系在一起的人。杰拉尔·德·塞德就处在这根长长的链条的起点。在文学方面，他是丹·布朗的名副其实的先驱。没有他就没有《达·芬奇密码》。
杰拉尔·德·塞德是个传奇人物，类似于达塔尼昂①的人物，与家庭断绝了关系。他的真名是列欧的杰罗·马利·德·塞德，生于1921年。他出生在科曼日（距图卢兹不远）的一个信奉天主教、属于保王派的古老家族。法国大革命后，家族没落了。杰拉尔·德·塞德是子爵，但厌恶父母的保守派思想。然而，他一直依恋家乡，显然，他知道诺埃尔·科尔比的故事，知道《南方快讯》提及的“亿万富翁神父”的文章。他是精明的文人，获得过哲学学士文凭，酷爱纹章学。他于1967年写了关于雷恩城堡的第一部成功的作品——《雷恩的黄金，或贝朗热·索尼埃的不寻常的一生》。
杰拉尔·德·塞德给我们揭示了什么？恰恰就是由神父找到的羊皮纸文献的内容。可是，这是什么样的内容啊！这些文献可能包含了证据〔主要是以谱系树的形式出现的，盖有布朗歇②（BlanchedeCastille）的印鉴〕，证明在法国有一个失落的王朝，一个王位被篡夺了的王朝，由克洛维于公元481年建立的王朝。它的最后一任国王是达戈贝尔特二世，于公元679年被谋杀，但达戈贝尔特二世有一个儿子，西吉贝特四世（SigebertⅣ）。直到这里，故事都是真实的。塞德接着讲：这位西吉贝特被解救，并被秘密地带到雷恩城堡。小说从这儿开始了，因为现有的关于西吉贝特的稀少证据让大家认为他并不比他的父亲活得更长。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没有任何严肃的研究工作可以把雷恩城堡和墨洛温王朝挂上钩。
没什么关系。按照杰拉尔·德·塞德的说法，西吉贝特与西哥特的一位国王的女儿结了婚，一个谱系因这对夫妇而诞生。这是惟一可以觊觎法国王位的谱系。结论：加洛林王朝和卡佩王朝都是篡位。杰拉尔·德·塞德还特别肯定地说，墨洛温的谱系“直至今日仍暗中传承，所以‘失落的国王’就隐名埋姓地生活在我们当中”。杰拉尔·德·塞德恰恰没有过多解释，让人觉得多亏索尼埃神父的羊皮纸文献，他找到了墨洛温家族中的一个后代。他叫皮埃尔·普朗塔尔·德·圣克莱尔（PierrePlantarddeSaint-Chair），我们后面还将提到的一个真实的人。他的复姓对于认真读《达·芬奇密码》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丹·布朗曾用过一次——给“行内人”的一个转瞬即逝的信号。
耶稣、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墨洛温王族
尽管如此，您可要知道，多年来，挖掘雷恩城堡秘密的所有人都梦想会见墨洛温王族的最后传人——这位普朗塔尔。据某些“专家”讲，他的姓源自法语plantard，意思是“热情的子孙”，不管怎样，这个子孙活着。但是皮埃尔·普朗塔尔·德·圣克莱尔变得守口如瓶。既然杰拉尔·德·塞德已经揭开了他的身世的秘密，他担心他的生命吗？他要隐藏什么？也许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1973年，他最终同意接受《嘈杂》杂志的记者让-吕克·肖梅伊（Jean-LucChaumeil）的采访，但说话像巫师一样晦涩难懂（《嘈杂》杂志第18期）：“我们忠实地避免公开一些事情。”
三个固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最终公开了这些“事情”。第一位是英国人亨利·林肯（HenryLincoln），是BBC的制片人，曾经当过喜剧演员（艺名是索斯金），圣殿骑士团迷。第二位是澳大利亚人麦克尔·贝吉特（MichaelBaigent），酷爱中世纪历史。第三位是美国人理查德·雷（RichardLeigh），作家。1982年，他们发表了一本大部头的书——《圣血，圣杯》。这部两卷本近八百页的作品是本畅销书，在美国和英国尤其畅销。三位作者成功地见到了皮埃尔·普朗塔尔·德·圣克莱尔。（组织这次会见并写过多本有关雷恩城堡的书的让-吕克·肖梅伊回忆说，他们对皮埃尔·普朗塔尔·德·圣克莱尔说：“你好，陛下。”）他们于是明白了“失落的国王”为什么不愿抛头露面：他的出身比人想象的更令人难以置信。请看：“福音书中的神秘人物抹大拉其实是耶稣的妻子。两人有一个或多个孩子，耶稣受难后，抹大拉秘密地抵达高卢，她知道在那儿可以得到定居在法国南方的犹太人社团的庇护。耶稣的一个直系的后代就在高卢扎下了根，抹大拉身边带着一个或多个他们的孩子，杰出的‘圣血’（sangreal）绝密地传承了约四百年。随后与其他的犹太家庭，也有罗马人和西哥特人进行了多次王族的联姻。在公元5世纪，耶稣的血统与法兰克人的血统结合产生了墨洛温家族。”因此，皮埃尔·普朗塔尔·德·圣克莱尔是一个出自达戈贝尔特二世的基督的后代！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三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没有完全杜撰。他们移植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即抹大拉的马利亚死在普罗旺斯。
我们首先要问，在这么长时间内，让人产生幻觉的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婚姻的秘密和其家族血统的秘密是怎样被保住的？它是怎样一直流传给我们的？《圣血，圣杯》的作者回答说，多亏了著名的郇山隐修会。我们的作者断言，戈德弗鲁瓦·德·布永（GodefroideBouillon）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于1099年创建了这个绝密的组织。隐修会的成员其实是圣殿骑士团的指挥者。因为，同所有的历史学家的说法相悖，圣殿骑士团的首要任务不是确保去耶路撒冷朝圣的香客们的安全。圣殿骑士团其实是受郇山隐修会的委派，找回被埋在
圣殿废墟下，证明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婚姻的一些文献。这些文献，还是根据三个作家所说的，可能就是我们后面所说的圣杯①（圣杯的意思是“圣血”，即“王的血”）。 构筑一个神话
圣殿骑士团据说在现场挖掘了九年才找到这份“宝藏”，将它带走并藏到欧洲。靠着传奇性的圣杯，据说他们可以让罗马教廷屈服，这也许能说明他们把圣杯看作是一笔巨大的财产。他们的文献据说可以从根上毁掉教会和王国，教会和王国尽管使用了种种办法，包括死亡的威胁，也没有能够拿到这些文献。因为无论如何，如果我们相信《圣血，圣杯》，那么，圣殿骑士团的某些骑士就可以同圣杯一起消失，可以暗中活动直至今日让郇山隐修会一直存活。皮埃尔·普朗塔尔·德·圣克莱尔就是郇山隐修会的导师。
《达·芬奇密码》的读者几乎能从每个词中认出丹·布朗的故事情节的核心。另外，作家在这一次没有粉饰他的消息人，对三位作者表示了谢意。小说中的一位主人公雷·提彬（LeighTeabing，名字取自麦克尔·贝吉特和理查德·雷这两位作者）的书柜中就有全球畅销书《圣血，圣杯》。更进一步，在前言中，更是以本人的名义，丹·布朗坚定地表示对郇山隐修会的存在负责。
构筑一个神话
从雷恩城堡的修复者、诺埃尔·科尔比的早期记述到《达·芬奇密码》的全球性的成功，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索尼埃神父的传奇就是这样转变的。雷恩城堡的故事就像一种非凡的黏合剂，吸引着麇集在秘传学说的混沌中的所有的秘密，所有的脓水——还有所有的诈骗。一个现代的神话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几乎是在活体内（invivo）被制造出来。所有这些作者都是机灵的。他们最终让无数读者对信仰产生了疑虑，因为他们以真实的事件为基础，随意地使用所有不能确定的往事。他们用各种纯粹的假设，或者求助一些古老的神话去填补那些阴暗的区域。
在他们之中，杰拉尔·德·塞德还多了一种说书人的奇妙才能。他真的相信自己所讲的事情吗？是什么促使他去保卫失落的国王？是仇恨君主政体吗？这个贵族子弟的确是一个叛逆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经常出入图卢兹和巴黎两地的超现实主义圈子。后来，他加入了独立的革命艺术家国际联合会，这是安德烈·布勒东①（AndréBreton）访问了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②（Trotski）后创建的组织。在占领时期，塞德（他刚满十九岁）创办了一本杂志《执笔之手》，汇集了一些躲避强制劳役的达达派艺术家、爵士浴⑹人、乐天派和青年知识分子。他成为抵抗运动成员，在战后，他又参加了托派。他的化名是拉波。他还用笔名安德烈·勒韦尔在《真理》上主持第四国际的栏目?/p>
我们询问了托派的历史学家，他当时的一些战友（特别是《真理》的原总编，被称作赫伯特的让·吉莱），他们说，他持续地战斗到50年代初期，但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系在年轻时的理想上。在90年代，在写有关圣殿骑士团和清洁派的两本书期间，他甚至去了尼加拉瓜，以便密切追踪桑蒂诺革命。他在2004年5月29日去世，葬在列欧的家族墓地，随葬的还有一面红旗，送葬的朋友们高举拳头，唱着《国际歌》……索尼娅·莫罗（SoniaMoreu），雷恩城堡的老书商肯定地说：“杰拉尔·德·塞德通过写作自娱自乐。”她最喜欢的警句是安德烈·布勒东的“想象，就是趋向于现实的东西”。他的成功已经超出任何的期望。
杰拉尔·德·塞德写了二十多部书。在他的一些作品中，他完全推翻了由他本人编造的神话（为推出其他的臆测而玩弄其他的假设）。例如，他承认，他嫁接到雷恩城堡的传奇，“发誓以大君主的面貌重新出现的失落的国王的传奇”是一种很古典的手法，在各种文化中都有（希腊人和罗马人等待可以恢复黄金时代的萨恩图①的回归），在各种宗教中都有。在某些信奉秘传学说的团体中，人们期待着大事件，“第四纪”或者“精神的时代”，调和信仰与理智。（大黑夜的某种转换？）还有德国著名的神话大皇帝，他在图林根的一个山洞里睡觉，但很快就“将带领德国走到各民族的前头”（某些纳粹的秘密组织曾把希特勒看作这个神话的实现）。最后，我们要提到占星学家诺斯丹玛斯（Nostradamus），他在16世纪就预言了一个未来的“大帝王”（“Chyren”是“Henryc”的变异词）。这个大帝王随着历史的推移，根据希望他到来的不同的政治组织，变换着不同的形式。对一些人来说，他是路易十七，据说他没有死在法国大革命中的监狱；对另一些人来说他就是西吉贝特。 圣殿骑士团的悲剧
与塞德相比，三位盎格鲁-撒克逊人似乎更看重自己。但他们也在重新利用众人皆知的主题。耶稣的婚姻，或者取之不竭的圣殿骑士团的神话，这个神话七个世纪以来一直滋养着文学、幻想、无聊的编造，以及真正的思考或者象征性的想象。
圣殿骑士团当然存在过。它是由十字军在占领耶路撒冷后于1119年创立的。
无论《圣血，圣杯》的三位作者怎么说，圣殿骑士团确实地保证了通往圣地的各条道路的安全。耶路撒冷国王用王宫的一个侧翼为他们当住所，王宫确实建在过去圣殿的废墟上（耶稣和所罗门圣殿的可怜骑士这个叫法就出自这儿）。后来，圣殿骑士团参加了圣地上的所有的战争，因英勇而著名。他们成为一股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他们吸引来越来越多的金钱和土地。他们把钱存起来，他们放贷。总之，他们成了银行家。
1291年圣地失守，几乎全部回到穆斯林的手中，圣殿骑士团撤退到塞浦路斯。他们在东方帝国失去了影响力，但是还管理着法国的财政。他们在欧洲仍然非常强大以致让教廷不安，他们仍然非常富有以致引起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①的垂涎。
1307年的一个黑色星期五，腓力四世决定在“永远都是最出色的一次警察行动中”，就像历史学家们习惯的说法那样，逮捕圣殿骑士团的所有成员。激烈反对圣殿骑士团的是法国国王，主要是为了占有财产，而不是如丹·布朗所说的为了教皇。可是，克雷芒五世②（ClèmentⅤ）没有反对美男子腓力也是事实。圣殿骑士团被指控犯下所有的异端罪行：背叛教会，亵渎圣物，侮辱基督的人格，偶像崇拜，鸡奸。他们在长达近七年的宗教裁判所的诉讼中受折磨，被屠杀。这是一场极不公正的诉讼，彻头彻尾编造的指控是由制造恐怖者编排的，和靠逼供获得的供词确认的。为了躲过火刑，许多人都“招供了”。
悲剧于1314年3月18日落幕，那一天，圣殿骑士团的四位最高首领——其中包括导师雅克·德·莫莱（JacquesdeMalay）——在巴黎被活活烧死（在现在的新桥附近），他喊着无罪，脸转向巴黎圣母院。几个月后，他们的“刽子手”，美男子腓力和克雷芒五世突然死亡。这两个人的死引出雅克·德·莫莱的传奇故事，他在火刑中预言两个迫害他的人将在六个月后接受上帝的审判。
《圣血，圣杯》的作者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利用了这个传说和“数量惊人的异想天开的说法，这些说法把所有最古老、最平常的秘传都给了圣殿骑士团”。（雷吉娜·佩尔努：《圣殿骑士》）事实上，为了支持他们的核心论断（“圣殿骑士团知道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婚姻”），三位作者重点解释了骑士们的信仰并不“完全符合天主教教会的信仰”。他们用崇拜鲍芙默（Baphmet）的偶像作为例证。顺便提一下，三位作者忘了指出，鲍芙默是基督教徒对穆罕默德（Mahomet）的别称……
《达·芬奇密码》中的主人公兰登教授借《圣血，圣杯》坚定地断言（P?郾297）说：“鲍芙默是异教徒掌管生殖的神……鲍芙默神的头是羊的形状。”而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围着它的头部石像祈祷！
圣殿骑士团遵守教义，但是与某些狂热的十字军相比，他们确实对穆斯林更宽容，更务实。在东方帝国驻扎也让他们发现了占星术，也许还有其他的与炼金术学说有关的学科。（参见有关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章节）当然，他们掌握了数学，掌控着银行的运作，他们了解建筑学和建筑者行会。当然，他们也接纳被逐出教会的骑士，非常严明的纪律要求他们服从，也要求——像所有的宗教团体一样——对他们内部的生活保守秘密。
这种对其他的文化、知识、秘密的开放，足以产生不可撼动的后果，最常见的是建立在疯狂假设的基础上，因而无法核实的前提上的理论神话。这些神话既包括圣殿骑士团的异端，也包括化身为共济会的圣殿骑士为了向美男子腓力报仇从而策动了法国大革命这种理论。1796年，路易十五①的一个私生子，加西库尔的小夏尔·路易在《雅克·德·莱默的坟墓，或古代和现代先驱的简明秘史，圣殿骑士团骑士、共济会会员、光明异端派成员等等》一书中首次提出这个理论。他或许有怨恨革命者的什么理由：他在恐怖时代被关在圣殿修道院②（Temple）。他的观点在天主教教会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某些卡巴尔派的团体或极右团体中，这个观点用来阐明幕后操纵历史的一个“宗派”的幻想。这个观点催生了一部反共济会的文学巨著（《为了适应雅各宾主义史的回忆录》，1797—1799，作者是耶稣会会士奥古斯丹·德·巴吕埃尔，它是此类的一个典型和这方面的参考）。它滋养了对“共济会的能力”的所有偏见，对“犹太共济会的”阴谋的所有偏见，这种理论当今仍在肆虐。 回顾历史
《达·芬奇密码》是一本小说，在避免最令人厌恶的偏差的同时，它穷尽了充满“阴谋主义想象”的原始资料（共济会、天主事工会、梵蒂冈、圣殿骑士团……全都有了）。《圣血，圣杯》自称是一部科学的著作，带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注解、长长的一串参考书名录，难以分清的历史学阐述，专家们的引语。“这是秘传学思想的所有形式的特性。它们总是试图披上科学的外衣”，这个领域最博学的教授之一让-皮埃尔·洛朗（Jean-PierreLaurant）在他的《秘传学的目光》一书中说。
《圣血，圣杯》的作者们把真正的学识和惊人的胆量混为一体。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他们说已经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贵族家族谱系的著作，没有找到与普朗塔尔·德·圣克莱尔有关的资料”（一个伪造的家族，按照他们的说法，已经拥有了土地和城堡）。他们没有不知所措，而是说这很正常，因为“必须要考虑到他们长时间的隐秘性”。这是用到了极致的一种方法。这样的文字资料或这样的事实没有出现在“正史”中吗？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确认吗？我们看到，每当他们说“也没有任何人确认”这句话时，问题就提出来了（以这样的速度，我们可以证实墨洛温家族是一些外星人，某些《圣血，圣杯》的信徒并没有忘记这样做）。
在某种判断狂的状态中，林肯、贝吉特和雷居然在种种地方都看到了神秘的“迹象”。一张米其林地图可以具有隐含的意义。一份行政通告变成了一个隐迹纸本。渐渐地，历史上最可怕的造假——包含着“国际犹太阴谋”神话的郇山圣哲议定书的造假（编造于1903年的有名的赝品）——也隐隐约约地登场了。三位作者认为，这是源于郇山隐修会的真正文献！只是，他们可能修改和改变了“原意”，这与犹太人没有任何瓜葛，而更多的是与秘密组织或共济会有关。“在某些秘传组织，也在某些极右派组织中重提的一个论点。”历史学家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Pierre-AndréTaguieff）说，他是《郇山圣哲议定书》这部研究著作的作者。
总之，《圣血，圣杯》（副标题：重新审视法国史和我们的文化史）是一部阴谋文学的杰作，它把诺斯丹玛斯和阿兰·博埃①（这让法国读者感到可笑，如果想起他在1969年和1974年曾两次代理总统）、戴高乐、路易十四、贞德、雅克·德·莫莱、圣保罗的味增爵②（saintVincentdePaul）、克洛德·德彪西、让·科克托、约翰二十三世③、列奥纳多·达·芬奇、美国中央情报局、意大利共济会组织、华盛顿银行、弗朗索瓦·密特朗联系到一起。该书以这段令人不安的话结束：“当今世界在寻找一个真正的统帅，一个精神的领袖，一个值得信任的君主政体。”并十分严肃地得出结论：“在我们看来，郇山隐修会完全有能力承担这个任务。”这个任务是由皮埃尔·普朗塔尔·德·圣克莱尔来领导完成吗？
“秘密文献”还是假文献？
对杰拉尔·德·塞德，对《圣血，圣杯》的三位作者，对企图弄清楚雷恩城堡之谜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关键人物的皮埃尔·普朗塔尔·德·圣克莱尔，可能是郇山隐修会的一名导师。对丹·布朗来说，这个结论出现在小说结尾。是因为作家在《达·芬奇密码》的结尾告诉我们的吗？索菲·奈芙，与兰登教授一起对她的祖父——卢浮宫博物馆馆长雅克·索尼
埃凶杀案进行调查的女警察，是“出自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墨洛温家族的一名后代”，而她的祖先，“普朗塔尔和圣克莱尔家族”，为了躲过可能的追杀，已经改姓（P?郾420）。索菲·奈芙是女性的普朗塔尔·德·圣克莱尔。为了看到这个姓氏我们必须读四百多页书。
对于“行家”来说，影射尽管它来得很迟，却是很明显的。皮埃尔·普朗塔尔·德·圣克莱尔，墨洛温家族的后代，从某些方面讲是《达·芬奇密码》的关键人物。为了情节的需要，丹·布朗把她全方位地转化为迷人的年轻女性。这在政治方面也说得过去。普朗塔尔会怎么想呢？不可能知道了。他于2000年2月3日在巴黎去世，那时，这本畅销书尚未出版。因为确有皮埃尔·普朗塔尔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直至今日，也难以明确地界定他的人格和他的动机：“索尼埃学”界（包括全世界的追捧者）因为内讧和可以与博尔吉亚家族①媲美的情节而四分五裂。这里有反普朗塔尔派，反塞德派，亲林肯派，还有许多其他的派别或者思潮就不一一赘述了。尽管陷阱密布，我们仍旧得谨慎前进。
让我们回到皮埃尔·普朗塔尔·德·圣克莱尔——郇山隐修会的导师——的大标题上。我们要记住一点，丹·布朗在前言中断言这个秘密组织是存在的，并举了一些最著名的要人。他还声称，这些人名也写在“巴黎国家图书馆里发现（了）被称作《秘密档案》的羊皮纸文献”上。这些被正式编目的文献作为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出现。丹·布朗还再次提到它们，但是，这次是通过他的书中人物之口。小说中，当警察搜查住在维莱特城堡的英国历史学家雷·提彬的家时，他们在书房发现了什么？羊皮纸文献。笺头上印着“秘密档案——编号4°lm1249”。在文献中，人们发现了《郇山隐修会历任卡隆①（大师）的名单》（P?郾307）。丹·布朗完整抄录了郇山隐修会二十六名导师的名单。从最早的日索尔的让（1180—1220），玛丽·德·圣克莱尔（1220—1266），到桑德罗·波提切利（1483—1510）、艾萨克·牛顿（1691—1727）、维克多·雨果（1844—1885），最后是让·科克托（1918—1963）。变成了档案保管员的作家对情况了如指掌，因为，我们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作了核实，确实存在“秘密档案”，其中一些就标着小说家引用的那个编号：4°lm1249。
我们查看了我们自己找到的这些文献，它们竟然是郇山隐修会的档案！这些档案在60年代中被隐修会的一位匿名成员分多次存入国家图书馆。除了有成员的名单外，这些文件以及附件还包括表明从达戈贝尔特二世到普朗塔尔的演变关系的谱系树，以及索尼埃神父的羊皮纸文献的副本。这些文献多年来滋养着雷恩城堡的秘密，让人垂涎的羊皮纸文献第一次大白于天下，以副本的形式出现在一家图书馆里。杰拉尔·德·塞德找到的正是这些文件，它们为他的第一批作品揭示的事情提供了素材。 从被占领的巴黎起步
仔细看，这些秘密文献既不像草莎纸的纸卷，也不像因年代久远而发黄了的纸张。它们是以很普通的，打字的或复印的小册子形式放在那里。但是它们里面全是证据，涉及17世纪的史料编纂人、精通谱系学的神父、罕见的手稿、纹章研究、秘密的出版社。一些迷恋者曾试着追溯这些踪迹，每一次的结果都是提到的人死了，手稿不存在了，出版社从来没有过或者地址不对。但是这些名字反映着一幕幕的历史，反映一些具有象征性的地点，需要一个大博学家的知识。为什么？谁可能是神秘的匿名“捐赠者”呢？他想表示什么？这些问题至今仍在产生无穷无尽的注释。
其实，“匿名捐赠者”是三个人。杰拉尔·德·塞德、皮埃尔·普朗塔尔本人，还有某个叫菲利普·舍里塞的人！这是奇怪的三人组合：托派分子、失落的国王和一个任性的侯爵兼诗人。最后这位生在阿登省，但是长期生活在列日，客串喜剧演员，同德·塞德一样经常光顾超现实主义的团体，是一位活百科全书，也是一位造假的天才。
1979年，他承认（在让-吕克·肖梅伊的《金三角的宝藏》一书中，该作者是认真思考后，第一个怀疑这些是赝品的人），他亲手制造了所谓索尼埃神父找到的羊皮纸文献，还有许多其他的文献。通过参考学者的著作，例如《基督教考古和典仪词典》（十五卷啊！）或者直接抄袭《历史手册》杂志中的例子，菲利普·舍里塞为了让人相信他的骗局，下了不少功夫。
如今，即使是皮埃尔·普朗塔尔的继任者，郇山隐修会的领袖吉诺·桑德里（在大学里以共济会的大行家而闻名）也直言不讳地承认秘密文献是彻头彻尾地造出来的。（他还说这些文献是一个圈套，“目的是转移人们对其他更具爆炸性的文献的注意力”。毫无疑问！）杰拉尔·德·塞德、菲利普·舍里塞和皮埃尔·普朗塔尔合作出版了《雷恩的黄金》（1967年出版，是首部真正抛出了索尼埃神父的传奇故事的著作），他们试图依靠他们制造出来的，最终连他们自己都可能相信了的文献传播他们的观点。他们共同（在混乱形成之前的几年）努力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宣传郇山隐修会。第一位执笔，第二位负责让叙述显得更真实，第三位是启示者，历史人物。
依据一九○一年法建立的一个秘密组织
但是秘密文献是赝品并不意味着郇山隐修会不存在，或者它不曾存在。让我们追溯历史。在十字军时代的耶路撒冷，的确有一家修道院——郇山圣母院，但完全不是什么秘密组织。必须承认事实：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提到过什么“郇山隐修会”的存在。也没有任何人提出过某个，哪怕是很小的论据，可以让人把1307年被歼灭的圣殿骑士团和有可能秘密存留的一
个郇山隐修会联系在一起，把郇山隐修会与雷恩城堡联系在一起。
是的，但是写在雷恩城堡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铭文ChritusAOMPSDefendit是怎么回事呢？某些人把AOMPS翻译为AntiquiOrtoMysticiusquePrioratusSionus，这就产生了“基督保佑郇山隐修会”，可它却是一个普通的祈求——“愿基督保护他的子民免受任何苦难”（AOMPS的意思是AbOmniMaloPopulumSuum）。如《圣血，圣杯》的几位作者所言，“正史”据说对郇山隐修会这一话题绝对是闭口不谈的……如何解释这一沉默？
可是，我们找到了创立郇山隐修会的证据。但这可不是从不得不钻进去的故纸堆里找出来的，也不是从小心地提到这个隐修会的十字军成员，或耶路撒冷的香客的叙述中找到的。很简单，因为这个组织创建于1956年6月25日！这一天，皮埃尔·普朗塔尔在上萨瓦省的圣朱利安这个普通的专区政府申报这个组织。郇山隐修会是一个依据1901年法建立的普通社团，与一个集邮联谊会没有什么区别。1956年7月20日的《政府公报》只简单地提到它的宗旨是“研究和成员的互助”。它开始时由四个人组成，其中包括皮埃尔·普朗塔尔。他的姓不是普朗塔尔·德·圣克莱尔，只是普朗塔尔。他是阿纳玛斯的一家取暖炉工厂的绘图员。
他的组织的主要工作是编辑一份名为《流转》（Circuit）的价值不大的报纸，自称是新闻性的和捍卫低租金住宅家庭的权利与自由的报纸。这个组织主要是普查阿纳玛斯的某些住房的“小路铺沥青和水表的问题”。另外，似乎“郇山”这个命名更多是参考了上萨瓦省同名的山（协会希望在省里创建一个“学习与休闲中心”）而不是古代的耶路撒冷。皮埃尔·普朗塔尔只是简单地用一个夸大的名字命名一个保卫房客的协会的怪人吗？
我们阅读了郇山隐修会1956年的章程。在章程中，郇山隐修会有一个附加的名字“C.I.R.C.U.I.T.”，与有关低租金住房的报纸的名字一样，但是，此时它的含义是“传统主义的和独立的天主教规章和制度的骑士团”！章程说：“协会的目标是构筑一个天主教修会，以便用一种保持其传统特点的现代形式恢复古代的骑士。”让我们继续读这个章程，因为让我们惊奇的事还在后面。我们看到了章程中陈述的隐修会的规章和组织的结构。措辞中既使用了法西斯的语言（“成员分为两种编制，军团和法朗日①”），也用了共济会的词汇（“职衔”、“会省”、“封地”、“骑士”、“方舟”等等），最高的一级就是著名的“卡隆”（丹·布朗也采用了这一称呼），这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共济会中使用的级别。大杂烩啊！
杰拉尔·德·塞德在1959年见过普朗塔尔，确认（必须相信吗？）普朗塔尔在签名中用了共济会的三个点。当时，除了工厂里的工作外，普朗塔尔还给人看星相。他使用的化名希伦（Chyren），让我们想起诺斯丹玛斯所预言的将出现的大帝王的名字！我们不知道皮埃尔·普朗塔尔此时是不是已经有了以墨洛温家族的后人统治法国的奢望，然而有一点很清楚，他有过一段往事。必须通过这段往事来理解郇山隐修会。 悲惨的年
“失落的国王”1920年3月18日出生于巴黎。他的父亲是男仆，母亲有时为有产者家庭做临时的厨师。青少年时期，皮埃尔·普朗塔尔可能在圣路易当坦（Saint-Louis-d′Antin）堂区教堂做过几个月的圣器室管理员。至少，在我们可以查阅的巴黎警察局的档案里，情报总局的报告是这样记载的。因为在40年代，皮埃尔·普朗塔尔已经被挂了号！其实，《达·芬奇密码》的隐秘的“灵感”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做了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意识形态的选择。
1940年12月16日，刚刚二十岁的他给贝当元帅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元帅，您的生命受到威胁……必须从头制止共济会和犹太人的这个可怕的阴谋，以避免在法国及至在世界发生一场可怕的杀戮。我拥有一支百十人的队伍，是由可靠的、为我们的目标献身的人组成，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在您的指挥下战斗到最后一刻。”贝当元帅半年前刚刚同希特勒签署了停战协议；他着手推行一项与德国人合作的政策，并在“工作、家庭、国家”的口号下建立一种XX、排犹和反共的体制……普朗塔尔给法国元首的激情的信使他受到情报总局的监视。表面看，情报总局并不把这个年轻人当回事：“普朗塔尔，吹嘘自己与众多政治家有联系，似乎是一个好幻想，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希望自己受到重视……试图让政府注意到他。”
然而，警察并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有关他的报告有多份，甚至战后还有。我们从中看到，前圣器管理员自1937年起（他刚满十七岁）就频繁地与一个“未在警察局申报，以净化和改革法国为目标的反犹和反共济会的组织接触”；还有，他领导非正式的“青少年天主教组织，旨在促进不同堂区年轻人的娱乐，参加者在首都的各个少年宫中集会”。
1941年5月，他发起了法国改革组织（RNF），“组织的目标是聚集法国青年，为他们树立圣洁的、振奋人心的和改革的理想”。这是一个极端分子小团体吗？情报总局的报告中说：“普朗塔尔先生报告有3245名成员，而其团体目前的办公室成员只有四名。”一个月前，1941年4月，阴险的皮埃尔·普朗塔尔给巴黎市行政长官发去一封恫吓信，宣布法国改革组织已经“决定根据德国当局的命令，占有位于玛莱舍尔博广场22号，即租给在英军服役的一个英国犹太人夏皮诺先生的未占用的住所”！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
但是一年后，1942年9月，他出版了一份月刊《征服》，也是阐述他的反共济会、反犹的顽固观念，一定要强调一下，是受维希政权和纳粹占领者迫害的犹太人。在1943年1月号上，普朗塔尔甚至坚定地对元首说：“我希望希特勒的德国知道，我计划中的任何障碍都将影响到德国，因为共济会的抵抗力量毁了德国军队。”我们离郇山隐修会远吗？或许不像看上去那么远。 令人担忧的骑士
《征服》希望成为“年轻骑士”（这也是其副标题）和一个修会的喉舌。这个修会至此还没有人听说过：阿尔法伽拉特（AlphaGalates）。Alpha是希腊语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Galates则是源于希腊语的galatai，意思是“高卢人”。修会包括一个军团和一个法朗日（phalange）。而它的一些职级（先不管最高级，由普朗塔尔本人担任的祭司①陛下）也是出自共济会（尤其是“非常杰出的兄弟”）。总是这种怪异的大杂烩。另一方面，阿尔法伽拉特，我们可以猜到，是强烈排犹的（章程第7条规定“修会严格禁止犹太人以及任何被认定为从属犹太共济会的人参加”）和反贝当派的。它希望“清除主要的致病菌，如世俗性、无神论和犹太共济会古代民主的腐朽的原则”！
另一方面，《征服》在其文章中也涉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秘传社会和共济会社会中的知名人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阿尔法伽拉特以及后来的郇山隐修会的结构与共济会的结构有些相似）。例如，月刊提到卡米耶·萨瓦尔（CamilleSavoire），他反对共济会总部（GrandOrient）的唯神论，于1935年创建了自己的分会：大高卢人隐修会。这是一个后来被合法化了的一个“野”共济会支部。
《征服》最喜欢的思想家是保罗·勒库尔（PaulLeCour），他是《宝瓶座世纪》的作者，“基督教秘传学说”最著名的鼓吹者之一——与天主教教会脱离了关系——反现代并揭露“犹太人操纵共济会”。他本人不是共济会会员，他期盼一个“真正的共济会”，按照他的说法，必然是基督教的共济会。更有意思的是他渴望“建立一个新骑士团”，其首领必须是“在隐修会培养出来的”。更有甚者，在我们所见到的于60年代造出来的秘密文献中，人们找到了保罗·勒库尔的文章，还有他的动物图腾的复制品，一条章鱼（“早期教义的象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阿尔法伽拉特，以及后来的郇山隐修会的词汇中混有“极右派共济会”的内容了：在其鼓吹者的思想中，就是通过完整保存天主教传统的一个“反共济会”与“受犹太人影响的共济会斗争”。
在笼罩着《征服》和皮埃尔·普朗塔尔的几块乌云中，我们还要提到乔治·蒙蒂（GeorgesMonti）。战前，他是天主教玫瑰骑士团的创始人，著名人物约瑟芬·佩拉当（JoséphinPéladan）的秘书，据说索尼埃神父就属于这个组织。乔治·蒙蒂在皈依犹太教之后，也有人称他为以色列·蒙蒂伯爵。据说他是德国的间谍，或是双重间谍，目前存疑。他死于1936年（有人说是被毒死的）。普朗塔尔和他的同伙后来让人感到阿尔法伽拉特的真正的创建者是这位说不清楚的人物。在他突然去世后，普朗塔尔接过了火炬。他当时十六岁。
我们自此知道了失落的国王普朗塔尔爱说谎的毛病。他在20世纪60年代夸大了，甚至是凭空捏造了这些关系和这些会员，是为了被纳入索尼埃神父的范围和恢复传奇吗？至于杰拉尔·德·塞德，前托派的抵抗运动成员，当普朗塔尔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请他同时担任“档案员”和他的故事的主要角色时，他知道导师的过去吗？究竟是谁利用了谁？ 郇山隐修会的俘虏
秘传学说可以制造出最坏的事情。“人们总能够颠覆种种神话的含义。”安托万·费舍尔（AntoineFaivre）在《秘传学说》一书中提醒说。纳粹的理论家们就利用了神秘学的观点（参见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纳粹主义的神秘学根源》）。
皮埃尔·普朗塔尔明显地属于极右的神秘学的范畴。他是排犹分子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他揭发共济会，同时梦想着创立自己的分部，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法国声势显赫的“反共济会运动”的特征。他把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毫不相干的，或者离得很远的一些名人强行归入他那全靠《达·芬奇密码》而全球闻名的隐修会。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人不可能属于郇山隐修会，理由非常充分：在他们生前，这个修会根本不存在。
但是，皮埃尔·普朗塔尔并不是随便选择这些人的。诗人让·科克托曾在弗雷瑞斯（Fréjus）的耶路撒冷圣母院的小礼拜堂中画过一幅壁画，表现了十字军东征和圣叙尔皮斯骑士团的情形。是因为这个原因，普朗塔尔把他当作自己的前任，郇山隐修会领导人吗？
而艾萨克·牛顿，他为什么被编入，也被丹·布朗编入隐修会呢？《达·芬奇密码》中有一章写到1727年被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数学家的坟墓。牛顿历来就是大学者，发明了反射式望远镜，做了光的分解试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他也确实对炼金术、神秘主义和神学感兴趣。他热衷于犹太教和天主教的起源，比如诺亚，或者还有金羊毛。他的朋友中有英国的共济会的名人拉姆齐骑士和诗人亚利山大·蒲柏（他在《达·芬奇密码》中是一个待解码的信息）。传说，他在去世前的几个星期，烧毁了大量的文件和手稿，并且也没
有要求作临终的圣事。
克洛德·德彪西也被普朗塔尔拉进郇山隐修会。因为他是索尼埃神父假定的情妇埃玛·卡尔维（EmmaCalvé）所喜欢的作曲家吗？他也经常光顾似乎接近神秘学的象征派的聚会，它们主导着巴黎19世纪的文化生活。他在这里或许还碰到过维克多·雨果，郇山隐修会声称的另一位大师，据说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雨果一度接近过玫瑰十字军。1851年被流放到泽西岛的雨果，曾转动灵桌为他死去的女儿莱奥波尔迪娜，为拿破仑、夏托布里昂、但丁或莎士比亚招魂。这在艺术家的圈子里是很时髦的做法。那么波提切利呢，把他编入郇山隐修会有什么用？是因为他发明了塔罗牌吗？但说到底，皮埃尔·普朗塔尔最漂亮的一手，难道不是“绑架”列奥纳多·达·芬奇吗？
这就是被称作郇山隐修会大师的列奥纳多·达·芬奇。这位全方位的艺术家，雕塑家、建筑师、音乐家、诗人，生于1452年，死于1519年，热衷于科学与技术，还发明了下行光阴隧道，因为他领导了一个秘密团体，创建于——1956年！严肃地说，“列奥纳多”①是不是郇山隐修会的成员，已经不是问题了。相反，让我们来看看丹·布朗，或者启发了丹·布朗的作者们提出的其他断言：这位意大利天才相信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结合吗？他在作品中颂扬了崇拜基督的妻子，或者用更通行的说法，崇拜“神圣女性”吗？或者至少，他的画作被加密了吗？他参加过一个宗派，或是一个秘传学组织吗？他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吗？所有这些疑问都值得审视，因为“达·芬奇之谜”确实产生过。任何达·芬奇专家，任何艺术史学家或者文艺复兴史学家，从未成功地审视过这个天才。
在下面两章中，我们试着为佛罗伦萨天才的悬案，也包括定案，列出一张清单。首先是与他的生活有关的问题，然后是与他的作品有关的问题。
第二部分 列奥纳多·达·芬奇之谜
深不可测的佛罗伦萨天才法国最著名的达·芬奇专家之一，达尼埃尔·阿拉斯（Daniel Arasse）在《列奥纳多·达·芬奇》一书中指出：“除了上帝，人们写得最多的恐怕就是艺术家了。”阿拉斯还说：每个时代都创造出自己的列奥纳多，“他从最合情理的幻想中，从最荒唐的演绎中汲取灵感”。《达·芬奇密码》的主人公兰登教授提出了最新的荒唐的演绎：“列奥纳多是一位伟大的女权主义者！”
画家或许对此已经不在乎了！马塞尔·杜尚难道没有给《蒙娜丽莎》加上过胡子吗？作家们难道没有把他当作魔术师或者魔鬼吗？广告代理人在各处叫卖他的面孔。弗洛伊德论述过他的性生活。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绘画引起过异常的反应吗？与其他画家相比，他的作品挨过更多的石头、刀子、子弹（例如国家艺术馆的《圣安娜》）。或者这些画作会让人产生控制不住的感情？一位卢浮宫的守卫爱《蒙娜丽莎》爱到心生忌妒、不允许参观者接近这幅画的地步！博物馆只得让他提前退休。
为了理解“达·芬奇热”（这与丹·布朗的小说的成功并非无关），必须试着理清哪些事是传奇，哪些事是真事。这是困难的工作。因为自童年起，在这位艺术家身上发生的事情似乎都是例外。他的父亲，一位公证人，把十二岁的他送进佛罗伦萨著名的画家和雕塑家韦罗基奥(Verrichio)的画室。一天，老师让学生在老师的一幅画中画一个天使。天使画得非常美，完满和纯洁，以至韦罗基奥吃惊，继而绝望地看着这个超越了自己的学生，再也不碰那幅画了！然后，列奥纳多为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Médicis）家族画画，又为统治米兰的斯福尔扎（Sforza）家族画画。最后，他作为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画家死于法国。
他的同代人回忆他的古怪穿着（“齐膝的玫瑰色袍子”，当时流行穿长袍），垂胸的大胡子，素食，左撇子的书写，喜欢漂亮的男孩。他不是一个多产的画家：他的一生只完成十五幅左右的作品，其中有几幅还不是出自他一人之手。有几张未完成的作品。这种永不衰竭的狂热是他人格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他的难以满足的科学的好奇心，他的令人吃惊的直觉。地形测量、地图、研究眼睛、光、生殖器官、“隐形眼镜”的想象，针孔镜（暗箱）的使用，画“战车”的草图，在Corne D′Or上建造连接欧亚大陆的大桥的计划，制造机器人，机械玩具或者乐器，为戏剧设计特效，制作超高效的纺织机或者“搓麻绳机”，超前地发明（至少在图纸上）自行车和飞行器！列奥纳多生前就已经是个传奇。从1550年起，他刚死去三十年时，他的传记作者吉奥尔吉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谱写了一曲受到蛊惑的颂歌，颂扬他的“挑战任何赞美的形体美”，他的“无尽的优雅”，他的“过人的体力”。瓦萨里还说：“在才华横溢的这同一个人的身上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 与上帝还是与魔鬼签下的约定
安德烈·沙泰尔（André Chastel）在《列奥纳多或绘画的才能》一书中肯定地说：“我们夸大了他的创造力的范围，他的计算的可靠性。”这不是理由，列奥纳多耍弄着那么多的天赋以至于他像是超人，一个神。他是从诸神那里窃来这些秘方吗？或者，反过来说，他是不是与魔鬼订下了契约？瓦萨里的一句话使人困惑。他写道：列奥纳多“在他的精神中形成了一种非常异端的，以至于不属于任何宗教的学说，或许把科学知识放在基督教信仰之上”。瓦萨里在定稿中把这句话删掉了。太晚了。因为这种异端指责，列奥纳多感受到了痛苦。而对丹·布朗而言，这就是圣体。可是在艺术家用左撇子书写涂抹的数不胜数的文章中（在其中有时难以区分哪些出自他自己，哪些是抄录别人的），我们找不到“渎圣”的痕迹。
丹·布朗反驳说：“他从梵蒂冈接受了数百项赢利性的工作。在画基督教题材的画时，他并不是要表达自己对它的信仰，而是将其视为商业行为——一种可以支付他奢侈生活的手段。”（P?郾39）当然，列奥纳多在记述中揭露了高级神职人员的腐败，买卖宗教物品和恕罪，“我又一次看见被出卖、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和他的那些殉教的圣人”。他像宗教改革席卷欧洲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教会十分挑剔。但不能根据这一点把他说成怀疑基督基本教诲的人。的确，达·芬奇在笔记本中写过“太阳不动”的话，就像一个世纪后，于1633年被教会处死，且不得不收回前言的伽利略。但是画家绝没有从这里演绎出一个新体系。列奥纳多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更多地是一个天才的“喜欢修修补补的人”。他没有留下任何革命性的理论。
但是他勇于试验，他天不怕，地不怕，“异端”的情调熏人。就像是伊卡洛斯（Icare），达·芬奇甚至尝试从一座塔上飞翔，就像他要挑战自然法则和上帝。“与其说异端，更应该针对的是骄傲的罪孽的主题”，一本出色的达·芬奇传记的作者塞尔日·布朗利（Serge Bramly）肯定地说。因为列奥纳多把他的艺术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他在论文中说：画家是“任何个体和任何事物”的“主子和神”。他还说：“绘画的神的特点使得画家的思想转化为上帝的思想的一幅图！”列奥纳多亵渎神明的观点就是从这儿产生的。可是，他像米开朗琪罗一样，公开主张当时的秘传学说的理论：在十五、十六世纪，佛罗伦萨把绘画当作艺术的最高等级。但是列奥纳多不仅是一个“自命不凡的”画家，他还是一个自高自大的科学家。他梦想找到万能法则。他在尸体上，在波浪和水流的运动中，在昆虫和鸟类的飞行中，在空气对物体的颜色产生的作用中，在植物的生长中，在声音的和谐中寻找这种万能的法则。这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的共同态度：例如，阿拉伯语言文化和《旧约全书》的专家以及投影图的发明者、与弗朗索瓦一世关系密切的吉约姆·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1510—1581）就为了找到再现宇宙结构的象征性的形式而解剖母鸡……
可是丹·布朗肯定地说：“他是一位绘画天才，但他也是一位非常惹眼的同性恋者和自然的神圣秩序的崇拜者，这两点使他永远背上冒犯上帝和作奸犯科的罪名。”（P?郾39）结论下得有些仓促，因为列奥纳多的态度并不违背基督教的教理。画家“只是”希望发现主宰创作的完美的几何学。像他当时的所有人一样，他一只脚踩着中世纪，另一只脚踩着现代性。他既是形而上学的又是理性的。在所有与宗教有关的事情常常都被打上非理性，甚至是蒙昧主义印记的今天，我们常常难以想象这样的事情。列奥纳多既不反对持批评思想的人（一个世纪后，我们称他们为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也不反对相信启示的人。他希望科学地理解上帝的作品。
神圣的比例和不吉利的五角星符号①
列奥纳多·达·芬奇相信“神圣的比例”。画家甚至在1509年为一位方济各会数学家卢卡·帕西奥里（Luca Pacioli）探讨这个问题的作品《神圣的比例》画了插图。丹·布朗在他的小说中多次提到这个长久以来一直让人们遐想不已的命题。因为神圣的比例是以黄金数 ② 为基础的。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黄金数隐藏着知识的关键——黄金数等于■，“约等于1?郾618，符合一个被认为是特别美的比例”（《小拉鲁斯辞典》）。它确定了一种理想的关系，适合于眼睛运算的一种尺寸，也被称作“恰当的位置”或者“黄金段”（这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使用的术语）。它使图形展开和精细的数学和几何学规则成为可能。为了加快速度，不陷入细节，我们简单地说它也被称作PHI，其作用之一就是用于画十等分的圆，即十角形，或者五等分的圆，即五角星，也被叫做星形五角形，总之，是有五个角的星，按照丹·布朗的说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符号，公元前四千年以前使用的……一种异教的符号……显然也和恶魔有关”（P?郾31—P?郾32）。
马里于斯·克莱耶-米肖（Marius Cleyet-Michaud）在他的《黄金数》一书中断定：黄金数的经验主义的发现可以“上溯到远古，或者是史前时代”。人们推测，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应该知道画圆并对其进行分割。如果说他们喜欢将圆十等分，或五等分，那是因为——我们的每只手有五根手指头。“一目了然的”数自然而然地引导人们去计算某些比例。所以古埃及的一些纪念性建筑（例如胡夫金字塔）就是（有意或无意地）根据黄金数的几何学规律建造的。但却是希腊人，特别是欧几里德（Euclide），将这些聪明的计算上升为理论。在欧几里德之前，毕达哥拉斯 ①（Pythagore），或者至少是他的弟子们也在寻求揭示这个数字的秘密。
在他们的最绝密的宗派中，黄金数与神圣的事物联系到一起。特别是与五角星，生命、美、爱的符号联系起来。人们认为五角星符号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符号。但是因为常常被认为是健康的护身符，它就流传下来（直至承袭了这个五角星符号的共济会）：我们在古钱币上见到这个符号，在许多的天主教大教堂里（特别是亚眠大教堂）或者哥特式教堂里也常常看到。柏拉图也把黄金数放在解释宇宙一个重要的地位。在12世纪，被称为比萨的列奥纳多（Léonard de Pise）撵巢那契（Fibonacci），数学家，商人和大旅行家，在中东初步学会了这门科学。丹·布朗在他的小说中用来想象密码的著名的“斐波那契数列”就出自他。在中世纪，五角星符号，对于艺术家和建筑师们而言，就变成了“以太”，即第五元素的符号，因此是绝对的完美，无可挑剔的美。在众多的绘画作品中，人们都见到隐蔽的这个造型：人物根据五角星符号的各条线分布，夏尔·布洛（Charle Bouleau）在他的《画家的神秘几何学》一书中解释说。这些精确地画出来的五角星和圆，曾经是行会们小心翼翼地保守的秘密。所以，列奥纳多·达·芬奇画了插图的书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把口耳相传的一个真谛落到纸上。他揭发了一个秘密。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如今，我们知道神圣的比例被用在建筑艺术（柯比西埃经常使用）、绘画、音乐和某些诗歌的结构上，也表现在动物界和植物界（有些花有五个瓣，有些叶子在茎上的分布符合PHI，海星或海胆也符合PHI）。神圣的比例似乎也支配着人体。所以，肚脐根据黄金数分割人体（更确切地说，人体的高度与肚脐高度的比率等于黄金数。第一个手指节与第二个手指节的比，或第二个手指节与第三个手指节的比也等于黄金数，等等）。在列奥纳多·达·芬奇最著名的素描，一个正方形中，有两副胳膊和两副腿的裸体男人（布朗的小说从这儿展开），就证明了这个原理。这幅画被称作《维特鲁威人》，以纪念古罗马的建筑师，研究人体、建筑、城市规划神圣比例的著作《论建筑》的作者玛库斯·维特鲁威。这部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的著作深刻地影响了列奥纳多·达·芬奇。 赫耳默斯主义和埃及的神
画家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恢复了与古代文化的联系。在列奥纳多时代的意大利，柏拉图和他的弟子，公元前四、五世纪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很流行。另外，在著名壁画《雅典学派》里，据说拉斐尔按照列奥纳多的特征表现了柏拉图。这是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它仍将维系着对艺术家的误解。大家会错误地先把列奥纳多·达·芬奇推断为自由思想家，既而是无神论的哲学家。
但是在当时，柏拉图的思想和基督教的思想并不是相悖的。相反，人们把“神圣的柏拉图”看作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耶稣的先驱者。拉斐尔的画还让人认为列奥纳多加入了佛罗伦萨著名的柏拉图学园。这又强化了这位画家的危险形象。可是，他不但不是学园的成员（列奥纳多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他没有上过学，直到四十岁才学拉丁文，这点长期地妨碍他接触基础文献），而且，柏拉图学园也根本不是异端者的标签。
学园是美第奇家族的卡西摩（Cosme de Médicis，它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保护人）于1450年创建的，由神学家、后来成为一名议事司铎的马尔西里奥·菲西诺（Marsile Ficin）主持。菲西诺翻译了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的作品，也研究其他来自亚历山大的作品，例如《赫耳默斯奥义书》（Corpus hermeticum），这是一本研究星相学、炼金术和医学的神秘著作，它的“作者”据说是赫耳默斯·特里斯美吉斯托斯（Hermès Trismégiste，“最最最伟大的赫耳默斯”）。这是个传奇性人物，是埃及神透特（Thot）和希腊神赫耳默斯（H ermès）的综合体，他用摩西时代的秘术启发他人。马尔西里奥·菲西诺认为从这里找到了贯穿该书的三大宗教的“教义”。他认为，赫耳默斯·特里斯美吉斯托斯和柏拉图一样，预言了基督教的产生。
同时，比萨的列奥纳多，文艺复兴时代的大思想家之一，发现了卡巴尔学说对《旧约全书》的解释（由被驱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引入意大利），并发展出他自己的基督教的变体。在列奥纳多的时代，这些思潮的发展得到了教会的认可，教皇希望借此促进东西方的融合并让众多的希腊智者来托斯卡纳。可是，赫耳默斯主义是人们后来称之为“秘传学”的核心，了解新柏拉图主义的列奥纳多也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 《蒙娜丽莎》和同性恋者
作为出色的小说家，丹·布朗把这些事实扩大化了。我们以有关《蒙娜丽莎》这幅画的名字的好玩的理论为例。Mona Lisa可能是Amon I′Isa的缩写，Amon是埃及的男性的丰饶之神，而Isa是Isis ① 的古代象形符号，是与Amon相对称的女神。因此，按照《达·芬奇密码》的说法，Mona Lisa象征着“男人和女人的神圣的结合”。更有甚者，《蒙娜丽莎》是“一个两性畸形人的肖像”，兰登教授解释说，“正因为如此，它的模特显露出这种狡黠和古怪的微笑”。只是，列奥纳多从没有给自己的任何一件作品起过名字，也没有把这幅画称作《蒙娜丽莎》。是瓦萨里在1550年称呼油画中表现的人物时这样叫的：“蒙娜丽莎，弗朗西斯科·德·吉奥康多的妻子。”“Mona”是“Madonna”的简写，表示“夫人”——“Amon和Isis”，这可太荒谬了！
丹·布朗或许深受15世纪佛罗伦萨的赫耳默斯·特里斯美吉斯托斯的影响，放出这条埃及的长线。此处，他可谓一箭双雕。两性畸形人的神话——赫耳阿芙罗狄蒂，赫尔墨斯和阿芙罗狄蒂的儿子，既是男人，又是女人①——是柏拉图理论的核心，同时也构成了秘传学文学的传统主题。丹·布朗在他的小说中通过提及由被谋杀的卢浮宫博物馆的馆长雅克·索尼埃组织的“圣婚”② 仪式，不断印证这个主题。
确切说他是一箭三雕。因为，同样按照丹·布朗的说法，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一位“非常惹眼的同性恋者”（P?郾39）。“惹眼的”也许并不是一个贴切的词，因为列奥纳多从未吹嘘过他是一个“性倒错的人”，这是当时人们对同性恋的叫法。但几乎可以肯定他没有结过婚，也从未有过孩子。此外，在1476年列奥纳多二十四岁的时候，他与他的三个同窗被指控共同鸡奸了在韦罗基奥的画室里做模特的一个男孩。从法律上讲，他面临着被处以火刑的惩处。但是，同性恋当时在佛罗伦萨很普遍，以至于这样的惩处从未实施过。由于缺少证据，他被无罪释放。但是诉讼引起很大的轰动，并给他造成终身的烙印。当然，对他的同性恋身份的假定在今天更增加了他的几分神秘。但已不再停留在可能是同性恋的问题上。这点在他的某些画像的两性同体中隐约可见，也在他的文章中显露出来。此外，在他的某些表明完全不懂女性性器官的素描中，在精确地表现出男性泌尿生殖器官的素描中都表现出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的病例产生了兴趣，把他的艺术创作抑制（许多作品的未完成）和“性欲抑制”（与同性恋相当的性无能）联系起来。他在出版于1910年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一段童年回忆》中分析了艺术家记在笔记本上的一个梦：“当我在摇篮里的时候，一只秃鹫飞来用它的尾巴打开了我的嘴。”可是，在古埃及，秃鹫的图像曾是象征母亲的象形文字。（我们看到布朗并不是惟一玩弄象征符号的人！）弗洛伊德分析了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私生子的身份如何影响艺术家的性生活（也影响了他的作品）。事实上，画家的母亲是一个农妇，只抚养了孩子几年。正如这位精神分析学之父所说，列奥纳多从来没有消除这次分离对他的影响。只是，弗洛伊德研究的列奥纳多的梦出自一个翻译错了的版本。（不能看作是“秃鹫”，而应该是“鸢”，是在任何神话都没有出现过的一种猛禽。）可是，弗洛伊德有关列奥纳多的同性恋的结论并不是毫无根据。再加上1490年画家在近四十岁时，还接纳了年轻的科莫作为他的画室仆人。他们的关系引来不少闲言碎语。小男孩常偷东西，不听话，但美得像神。很快列奥纳多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萨拉伊（Sala?觙），塞尔日·布朗利写道：“这是个源于阿拉伯语的词，用托斯卡纳方言讲就是机灵鬼，恶神。” 炼金术士和圣杯卫士
列奥纳多于是有了他的小鬼。另外，萨拉伊这个名字更像是由安拉（Allah）演变过来的。艺术家显然不是十足的天主教徒！丹·布朗写道：“达·芬奇偷盗尸体来做人体解剖学研究；他神秘的笔记是用别人看不懂的颠倒的字母记下的；他相信自己拥有一种点石成金的本领，可以把铅变成黄金，甚至可以靠研制出一种灵丹妙药推迟死亡而欺骗上帝。”（P?郾39）对天发誓，列奥纳多没有偷过尸体！他只是去医学院解剖犯人的尸体（这已经足以引起他的某些好友的愤慨）。但是，列奥纳多的确经常从右到左地书写，使用反向的文字，以至需要一面镜子去阅读。这是左撇子的一个怪癖。也许是一种游戏——画家喜欢自娱自乐。也许是渴望保守自己的某些秘密。谁知道呢？
我们回到炼金术的问题。列奥纳多从未找到长生不老液，也没有炼过黄金。但在他的手稿里，他使用过炼金术士的隐喻。他提到朱庇特或墨丘利 ①，把为了熔化而放进火里的金属说成是回到“它们的母亲胸膛中”的金属。他有时以“烧焦、晒干的人的排泄物”为主要成分进行古怪的混合。其实，这是一些制造颜料的配方。他也许为了更好地保守配方的秘密而使用一种加密的语言。或者更简单，因为炼金术在佛罗伦萨很时髦，因为重新发现的赫耳默斯·特里斯美吉斯托斯的作品，它们给这种活动带来了好处。
与偏见相反，炼金术不仅仅属于巫师和想入非非的人。直到17世纪，许多思想家和艺术家经常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教会并不禁止。炼金术并不仅限于企图把“不值钱的金属变成金子”，它也关注把物质或者生命转化为“神秘的能量”，转化为磁气。因此它与化学、医学、天文学有关。它不仅吸引了列奥纳多，也吸引了艾萨克·牛顿，还有后来的法国神经科医生夏尔科 ①（Charcot）和他的学生弗洛伊德。由此看来，应该把炼金术看作一条启蒙之路，带人穿越象征符号的丛林，看作从不完美走向完美的一种探索。研究自我的工作，超前的心理分析治疗。
但是，如丹·布朗所说，列奥纳多总是拖着他的“魔鬼光环”。尤其是在19世纪，浪漫派作者把他塑造成一位创世神 ②（démiurge）。米什莱 ③（Michelet）把他定义为“浮士德的意大利兄弟”。到了20世纪初，传奇就更离谱了。1900年，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Dimitri Merejkovski），一个如今有些被淡忘了的俄国作家，发表了《诸神的复活》，其副标题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传奇”。这本书在全球取得极大成功，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弗洛伊德后来说，这是他最喜欢的十本书之一）。几乎是同时，秘传学的各个团体也把列奥纳多·达·芬奇据为己有。1906年，保罗·维利奥（Paul Vulliaud）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秘传学思想》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列奥纳多·达·芬奇在《酒神巴科克斯》（Bacchus）这幅作品中的卡巴尔倾向（这是画家的最后一幅作品，它表现了崇高的施洗者约翰）。他分析说：“伟人在全身心投入设计图和经过艰深的试验之后，把艺术作为表达他的神秘学思想的手段。”
但是，最霸道地占有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是天主教玫瑰十字会的创始人约瑟芬·佩拉当（Joséphin Péladan），他在本书前边的章节已经出现过。深爱意大利的神秘小说作家和艺术批评家佩拉当甚至把这位佛罗伦萨人塑造成“玫瑰十字画展”的招牌。在1892年和1897年之间，他围绕着“神秘的唯心主义艺术”主题组织了几届画展：一份海报描绘了具有圣杯卫士特征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秘密教义的守卫者”）。这张海报后来对所有把画家看作“秘密社团成员”的人都起到重要的作用。约瑟芬·佩拉当在1904年发行的题名为《达·芬奇在米兰学园的最后一课》的小册子也强调了这些观念。无论是米兰还是佛罗伦萨，列奥纳多从未领导过学园。可是，人们在他的笔记本中看到了一系列花叶边饰和涡形装饰的草图。有些还带有铭文“列奥纳多·达·芬奇学园”。以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为模式的“列奥纳多学派”的幻想就从这里产生了。更有甚者，画家领导着一个秘密组织。请跟着我们继续往下看！（顺便说一下，我们不知道列奥纳多画这些纹章作什么用。） 耶稣裹尸布的捏造者！
从?997年的《圣殿骑士团的显形：耶稣的真实身份的秘密捍卫者》，作者是两位盎格鲁-撒克逊人：林恩·皮克内特（Lynn Picknett）和克莱夫·普林斯（Clive Prince）。丹·布朗谨慎地向他的先行者致谢：他让这本书出现在小说中的英国学者雷·提彬的书架上。这个“调查”建立在与《圣血，圣杯》相同的“基础”上（皮埃尔·普朗塔尔、郇山隐修会、雷恩城堡等等），但是，它的推理方式更加离谱。按照作者的观点，列奥纳多·达·芬奇知道抹大拉的马利亚和耶稣（他是埃及咒术的一位信徒）的结合。他还知道施洗者约翰在精神上高于耶稣。这就是佛罗伦萨艺术家试图在他的作品中表达的内容。
同往常一样，这类的推理以一个事实为基础。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是如何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利用列奥纳多·达·芬奇时代佛罗伦萨所经历的各种思潮的。特别是赫耳默斯主义，在作者这里被转化为名副其实的异教。显而易见，作者避免提及教会在列奥纳多时代并不反对赫耳默斯主义，而且教皇们还很迷恋这些东西。正是因为这种迷恋，特里斯美吉斯托斯才于1488年出现在锡耶纳大教堂，梵蒂冈的博尔吉亚建筑才被装饰上五角星的象征标志。当然，赫耳默斯哲学家吉奥尔达诺·布吕诺因为其他的原因，被圣职部（Saint-Office）处以火刑，但那是在1600年，是列奥纳多去世八十年之后的事。（参见弗朗西斯·雅特：《吉奥尔达诺·布吕诺与赫耳默斯教义》）
无论如何，皮克内特和普林斯从未怀疑过他们的观点的可靠性。他们写道：当然，“不存在任何列奥纳多·达·芬奇本人入会的证据”。但是有佩拉当的海报！尤其是，他们“发现”列奥纳多·达·芬奇曾经制造了都灵的裹尸布！让我们试着概括一下他们的论证。
1. 1988年的碳十四检测表明，这块被认为带有基督受刑的身体印迹的圣布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期。
2. 我们的作者写道：“只有一个天才可以创造这件令人着迷的圣物。”
3. 因此，造假的人是——列奥纳多·达·芬奇！
为了使他们的诡辩生效，皮克内特和普林斯用一个“暗箱，一块用十五世纪可以随意使用的化学材料浸泡的布和大量的光线”，还原了（他们）认为的“制造这个骗局的原始技术”。他们得到了与裹尸布上完全一样的图形。结论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因此他也发明了摄影）为了制造耶稣裹尸布给自己照了相。圣物是画家的一张照片！作者继续说，一个信徒永远不会做出这样的亵渎行为。这就意味着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一个炼金术异端者。
最后，有一个发现，印在圣裹尸布上的脸有一个“与脖子颈根部位不吻合的印迹”。“列奥纳多·达·芬奇希望以此暗示砍头。”谁被砍了头？施洗者约翰！画家因此属于将先驱施洗者约翰放在高于耶稣地位的教派，作者借助多张绘画作品的“解码”猛击一掌。我们在《达·芬奇密码》的一些主人公的口中听到了完全一样的分析（至少是圣裹尸布的故事）。让我们一个一个地分析。
加密的绘画作品？
《蒙娜丽莎》：一位喜欢穿女装的同性恋者还是女性的精髓？
自从《达·芬奇密码》出版后，游客和艺术爱好者摩肩接踵地从《蒙娜丽莎》（1503—1505）前走过，为了验证兰登教授在布朗的小说中所说的“蒙娜丽莎身后左边的地平线明显地低于右边的地平线”而伸长了脖子。按照布朗的说法，列奥纳多希望用这种“刻意的诡计”颂扬“女性”，他解释说：“他把左边乡村景色的地平线画得低一些，这样就使得蒙娜丽莎的左侧看上去比右侧大一些。”而“历史上，人们曾给男女指定了方位——左边代表女性，右边代表男性。因为达·芬奇是女性主义的信仰者，所以他让蒙娜丽莎从左边看上去更庄重美丽”（P?郾110）。
这种不对称是真实的，而且部分地解释了这幅画的迷人的魅力。但这是因为模特采取了四分之三侧面的位置。当时的大部分肖像都是这样画的！这就是说，列奥纳多出色地利用了这种姿态。随着我们的眼睛从画的一侧，或画的另一侧盯着地平线，蒙娜丽莎的身高、姿态，甚至表情也随之变化：如果从左边看，她的微笑是忧郁的；如果从右边看则是快乐的。瓦萨里说，为了得到如此谜一般的微笑，列奥纳多在模特摆姿势的时候找来了乐师、小丑和歌手。对于众多的艺术爱好者来说，《蒙娜丽莎》是第一幅现代肖像作品。列奥纳多希望画一张与模特一模一样的作品。尽管有重画和笨拙的修复，我们仍然几乎可以感受到皮下血管的搏动。两次被盗的《蒙娜丽莎》并不是列奥纳多·达·芬奇最著名的作品。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品。
如果说它激起了这么多的想象，那也是因为列奥纳多著名的晕涂法（sfumato），这是一种专属于他的绘画技巧，运用颜色和材料的巧妙叠加，与前人的“生硬手法”完全不同。晕涂法“用一种淡淡的雾气涂抹轮廓”，狄德罗写道。这或许就是《蒙娜丽莎》为什么总是躲避我们的原因。她到底是谁？“费朗西斯科·德·吉奥贡多的妻子”，一个靠卖丝绸发家的商人的妻子？这是瓦萨里确认的。但是瓦萨里并未亲眼看见作画。而且，没有任何文件证明谁是订画的人，且画也从未被交付。当列奥纳多搬进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画室时，他随身带着这幅画。蒙娜丽莎最有可能的身份看来就是瓦萨里所说的这个身份了。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说法：朱利亚诺·美第奇的一个情妇、不存在的一个理想中的女人、艺术家的母亲、一个男人、列奥纳多本人（但是，萨德侯爵显然对模特的性别毫不怀疑。对他来说，蒙娜丽莎是“女性精髓的本身”）。 《岩间圣母》还是崇拜施洗者约翰？
《岩间圣母》有两个版本，一幅在卢浮宫博物馆（画于1483—1486），一幅在英国国家美术馆（完成于1503—1506）。而对重复《圣殿骑士团的显形》一书论点的兰登教授而言，这些画为我们提供了列奥纳多·达·芬奇是异端分子的确凿证据。让我们通过详细审视这两件作品来辨别真伪。《岩间圣母》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的两个佛罗伦萨同行受圣母马利亚纯净受孕协会委托为米兰的一个方济各修会创作的。这是一幅木板油画（很沉，摘下来很困难，特别是无法撕毁，丹·布朗就是这样说的。他详述了一个场面，索菲·奈芙“用膝盖从背面抵着画布”威胁要毁掉它，P?郾124）。画中描绘的场景发生在耶稣一家逃到埃及的时候。希律王从三王那里得知“犹太的国王”已经在伯利恒出生，下令杀死该地区的所有新生儿。马利亚、约瑟夫和他们的孩子离开家，躲进沙漠。《岩间圣母》的场景在正典福音书 ① 根本没有提及，而是出现在伪经 ②（《雅各第一福音》Protevangile de Jacques.17—22）中：说的是马利亚和幼年基督与幼年的施洗者约翰和天使长乌列相遇的故事。
在这幅画的第一版本中，目光怪异的天使乌列用手指着施洗者约翰，似乎他是故事的主角。兰登教授的结论是：画家想对我们说，施洗者约翰比基督更重要。另外，如果没有耶稣祝福施洗者约翰而做的手势，在这两个孩子中根本分不出哪个是耶稣（P?郾129）。兰登教授不经意地流露出两个主角完全把他弄糊涂了。但是仅有的这一个错误还不足以推翻他的推理。天使的手势是令人困惑的，不恰当的。兰登，以及将他创造出来的丹·布朗是有道理的。正是因为这个手势，《达·芬奇密码》的兰登教授继续解释说，协会的信友要求列奥纳多画第二幅。这一观点或许不是毫无根据的。它符合一个史实：在本世纪初，确定基督高于施洗者约翰的福音书经文曾经成为激烈争论的内容（施洗者约翰的信徒难以接受这一观点）。
让我们来观察第二个版本。确实，这次天使乌列不用食指去指施洗者约翰了！特别是，现在耶稣有了一个光环，很容易辨认。可是根据艺术史学家的说法，如果第二版本更符合教理，并不是因为列奥纳多·达·芬奇屈从了协会的命令。弗兰克·佐尔内（Frank Z?觟llner）在《列奥纳多·达·芬奇》一书中说，画家和信徒们首先争论的是价钱，甚至为此打了几年的官司。最终，第一个“异端的”版本可能卖给了一个出价更高的艺术爱好者。给协会画的、比较晚且更合规范的第二版本可能出自列奥纳多的学生之手。
但是所有这些都解释不了乌列的手势。列奥纳多为什么在他的第一版本中描绘了一个固执地指着施洗者约翰的天使呢？
对此，专家和列奥纳多的爱好者提出了多种假设。
1. 谨慎的假设。施洗者约翰是方济各会的守护圣人，订画的协会属于方济各会。因此在画中突出施洗者约翰并不奇怪。再加上施洗者约翰俯身于基督面前，基督在给他祝福：两者之间的尊卑是合乎礼仪的。
2. 大胆的假设。列奥纳多参考了《Apocalypsis nova》，这是葡萄牙的圣方济各会修士阿梅迪奥·门德斯·达·西尔瓦（Amedeo Mendes da Silva）的文章，该文章支持《旧约》不把人们引向耶稣，而是引向马利亚和施洗者约翰的观点。这位葡萄牙的圣方济各修士很受米兰大公斯福尔扎家人赏识，在1454年至1457年间可能客居在方济各修道院里。列奥纳多手里可能有他的文章，反正，他的一个笔记本的背面记着Libro dell Amadio（为阿梅迪奥·门德斯·达·西尔瓦）的字样，好像人家给过他参考意见。《岩间圣母》有可能忠实阐述了《Apocalypsis nova》的内容。这个新的观点见于皮耶特罗·玛拉尼（Pietro Marani）所著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画家的生涯》中，他是研究列奥纳多的一位知名专家，玛拉尼了解1999年对《最后的晚餐》① 的修复工作；在修复过程中，他可以接近，并用X光技术手段观察其他一些作品。
3. 中庸的假设。这种假设更多关注列奥纳多的个人天分。当时，画家们在涉及重大宗教题材时都是在神学家严格的监督下工作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只需看一看米兰的方济各会和达·芬奇签订的绘制《岩间圣母》的合同：“我们希望圣母的裙子用红色油彩，贵重的锦缎衬里。”在文艺复兴的早期，意大利的绘画仍受拜占庭风格的影响：人们绘制东正教式样的圣像。而列奥纳多终生寻求摆脱旧规矩的束缚。所以他拒绝了合同所要求的红色绸缎、描金以及传统的小天使的轮舞。塞尔日·布朗利解释说，在卢浮宫展出的《岩间圣母》“第一次描绘了没有光环的耶稣，列奥纳多对艺术发起挑战：他希望不求助惯例而让人感受到神性。他设想了其他的方法。请看四个人物：耶稣、马利亚、约翰和天使的手。它们在空间构成一个完美的十字”。列奥纳多希望用一些新的手段“表现上帝”。例如，我们在他的画作中常常看到一种开着蓝色和粉色花朵的植物——耧斗菜属，拉丁文是aquilegia，意思是收集水的植物。在中世纪，这种花习惯上与圣母联系在一起。明确地说，在艺术家的画作中出现这样的象征性符号，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如丹·布朗所说，是像秘密信息一样被加密了。相反，这些符号对于当时的信徒而言，必须是完全能够表明含义的。
最后要明确的一点是，丹·布朗在小说中给出了一个极其异想天开的提示：“列奥纳多·达·芬奇一生都知道圣杯藏在哪里……有人声称，《岩间圣母》那山峦连绵的背景，好像画的与苏格兰境内一连串有着隐秘山丘的地形相符。”（P?郾158）我们在《蒙娜丽莎》和《圣母与圣安娜》中都可以见到的这些岩石是画家最基本的东西。这是他的家乡——芬奇——的杂乱的岩石。 坐在桌前的抹大拉的马利亚
《最后的晚餐》：坐在桌前的抹大拉的马利亚
《最后的晚餐》是达·芬奇在1495年到1498年间画的。按照《达·芬奇密码》的说法，这是一个“秘密的关键”：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组成了一个家庭，就在这幅为米兰的圣马利亚教堂所绘制的壁画中。
首先，坐在耶稣右侧的人物可能不是男人，而是一个女人。不是使徒约翰，而是抹大拉的马利亚。请看，丹·布朗写道：“那人长着一头飘逸的红发，两只手纤细白晳，乳房的轮廓隐约可见。”（P?郾226）确实，圣约翰有清秀的年轻人的相貌，一张没有胡须的面庞。但是他的胸部干瘪，手同其他使徒的手没有区别，并且他也不是惟一留长发的人。其实，圣约翰长得很漂亮，他最终有与耶稣相似的风度：这是艺术史上的一个常见手法。这是为了强调基督与他最喜欢的弟子，福音书所说的“耶稣的最爱”的接近。美丽可以不带女人气。但是应该承认，列奥纳多的圣约翰并没有十足的阳刚之气。有一种传言：为了画耶稣的宠儿圣约翰，列奥纳多从他的一个“宠儿”的身上汲取了灵感！或许就是从那个叫什么克利斯托法诺·卡斯蒂那里得来的灵感。列奥纳多在笔记中说，他“长了一个漂亮的头”。我们从列奥纳多的手稿中可以看出，画家为了找到他的那些模特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如果说，米兰的《最后的晚餐》被看做是一幅重要的作品，那是因为这个题材还从未如此真实地被描绘过。每一张脸的表情都经过仔细的研究。达·芬奇跑遍全城，在酒馆、妓院、公共浴室寻找合适的模特。他可以整天地追着一个人研究他的相貌，或者去观察被判处死刑的人的“手势”。犹大的脸让他花去了整整两年的研究时间！（这让等不及壁画完成的僧侣们十分不耐烦。）达·芬奇解释说：“我天天都去犹太区，首都的全部恶棍都住在那儿，但我还是没有找到符合我的想象的一张阴险的面孔。一旦找到这张脸，只用一天我就能完成这幅画。”大师威胁说，如果把他逼急了，他就用不断打扰他的修道院的修士当模特！
丹·布朗为了论证《最后的晚餐》是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成婚的加密的喻意画，提出了第二个论据：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之间的空间构成了一个V，他说这是“圣餐杯，女性子宫”的象征符号（P?郾227）。还有，两个人物在桌前的位置构成了抹大拉的马利亚的M。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这两个字母。我们使用这类方法，可以在成堆的绘画作品中发现成千上万这样的东西。丹·布朗把绘画的神秘的几何学理论简化到了可笑的地步。在我们看来，这些理论与这类幻想毫无关系。然而，正如许多艺术史学家所指出的，基督与圣约翰之间的空隙是相当“精彩的”。例如达尼埃尔·阿拉斯（Daniel Arasse）提出了与《达·芬奇密码》完全相反的一个说法：这个空隙表现出了无法估量的距离，它区分了人与神的双重本质，区分了基督的本质和他最喜爱的弟子仅具有的人的本质。列奥纳多希望表现基督是上帝之子。
丹·布朗提出的最后一个论据：在米兰的《最后的晚餐》中，使徒彼得，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嫉妒者——“画上的彼得恶狠狠地斜靠着马利亚，他的手像刀刃一样横在她的脖子上”。而且，“有一只手从那群门徒中间伸了出来——这就是那只握着匕首的手”（P?郾230）。
但是小说家忘了说，列奥纳多只是照搬了《福音书》中所说的这顿最后的晚餐：彼得就耶稣刚刚说的话向约翰询问（《约翰福音》Ⅷ?郾14）。而耶稣刚说的话是骇人听闻的：他宣布坐在桌前的某个人出卖了他。
在列奥纳多之前，其他的艺术家都是以静态的手法表现这一场面的。通常是所有使徒有规律地沿着桌子分布，处在同一平面上。在大部分的画中，犹大在一边，与其他人相对，他是惟一没有光环的人。列奥纳多打破了传统。他构筑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戏剧情节，就像在舞台上（依照透视法画的背景就像是一个舞台布景）。壁画毁坏了，经过多次修复（通常是非常拙劣的）。不管怎样，我们似乎看到了众使徒为背叛的消息而活跃起来。一些人悲伤地起身，或是以他们的爱和他们的纯真来表示反对；其他人在严肃地讨论，或者似乎在等待主解释他的话。恰恰只有约翰好像是接受了主的信息且明白了。达·芬奇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画草图。他甚至做了声学方面的研究，以便弄清楚说话声的反射对人类激动情绪的影响！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在《影像的生态学》中说：《最后的晚餐》是“一句话（宣布背叛）对一群人造成的冲击”。达·芬奇的画作涉及各种心理特征：吃惊、怀疑、气氛、恐惧、否认……到底谁要背叛主？
彼得为了说悄悄话而走近约翰，因为犹大就在旁边（这是丹·布朗忘记指出的主要因素）。所有专家一致认为，正是彼得握着象征性地指向变节者的匕首。这把匕首也影射了稍后在客西马尼园（Gethsémani）里，彼得为了不让卫兵抓走耶稣而抽出的剑。
还剩下一个《达·芬奇密码》没有提及的重要问题：既然列奥纳多如此确信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基督教中的重要性，为什么他的任何一张画都没有表现她呢？丹·布朗的信徒可能会说：因为教会驱逐、压制了她，因此禁止在宗教艺术中表现她。错了。抹大拉的马利亚是一个经常被表现的人物。艺术家们喜欢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上表现她。艺术家可以描绘她而表达痛苦。散乱的长发、胳膊夸张的动作，她是哀伤和绝望的一个逼真的隐喻。在文艺复兴之前，仅在意大利，她就出现在乔托 ①（Giott）的一幅壁画和一处表现圣母与圣婴的多折画屏中；也出现在西蒙·马尔蒂尼 ②（Simone Martini）的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上；还出现在皮耶特罗·洛伦采蒂 ③（Pietro Lorenzetti）的一幅耶稣降架半卧图中。在文艺复兴时期，多那太罗 ④（Donatello）创作于1455年的非常著名的雕塑作品深刻地影响了佛罗伦萨。几乎就在同时，哭泣的抹大拉的形象出现在马萨乔 ⑤（Masaccio）画于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的一幅耶稣受难壁画里，出现在献给彼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⑥（Piero della Francesca）的阿雷佐（Arezzo）的穹顶画中；波提切利和拉斐尔在他们的耶稣降架半卧图中也描绘了哭泣的抹大拉的马利亚。是的，抹大拉的马利亚，基督的门徒或“妻子”，次次都在哭泣，只有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绘画作品中是个例外。
看起来很清楚，丹·布朗小说情节的主要区域超出了史实的范围。郇山隐修会出自20世纪的一个阴险人物的想象；列奥纳多·达·芬奇并没有在他的作品中隐藏被教会隐瞒的巨大秘密——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婚姻。我们的调查，读者朋友们，也应该胜利结束了。
可是，即使布朗的情节纯属虚构，但是他提出来的问题仍然是中肯的：教会为了建立一种典型的男性宗教，真的决定消除存在于古代异教中的神圣女性吗？抹大拉的马利亚到底是谁？这个人物竭尽全力地出现在《约翰福音》中，可她又奇怪地，在新生的基督教社团的早期记载（《使徒行传》或《彼得书》）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会是耶稣的情人或者妻子吗？他们会有后代吗？
对某些信徒来说，这些问题是异端邪说。自打《达·芬奇密码》出版后，全世界众多的天主教徒已经表示了他们的愤慨。我们怎么能够提及基督的性生活？当这些愤怒是冲着小说的主题本身，而不仅是冲着小说的论据的时候，就表明这个话题是很多人的禁忌。但是，我们弄不清楚，他们，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为什么对有人关心耶稣的性生活问题感到愤慨？性是人类本性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像任何人一样——这里无须知道这是否也是神的本性——耶稣也不可避免。为什么耶稣的性就被抹去了？要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有一种看法，哪怕这种看法是出自对他的信仰。
我们打算在后面的几章中审视《达·芬奇密码》所引述的论据。我们先从抹大拉的马利亚复杂的人物形象着手，这点在四福音书和口头相传的教义中均有描述。
第三部分 天主教的阴谋？
福音书中的抹大拉的马利亚抹大拉的马利亚是福音书中多次提及的一个人物：玛大肋纳的马利亚的姓名的誊写。马利亚（米丽亚姆）是当时很常见的名字，在福音书中，除了耶稣的母亲之外，基督的周围还有多个马利亚。“抹大拉”的意思是“塔”，是这个女人家乡的村庄名。
路加（Luc）说，她是追随耶稣的一群妇女中的一个：“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马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路加福音》Ⅷ，1—2）我们顺便说一句，在与外界如此隔绝的一个团体里，耶稣身边出现这些女人，表明他与人类的交往是非常自由的。马可（Marc）在叙述耶稣的复活时又谈到了七个鬼的细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耶稣从她身上曾赶出七个鬼。”（《马可福音》ⅩⅥ，9）人们常常不怀好意地议论从抹大拉的马利亚身上驱除掉的七个著名的鬼。这肯定不是指中了一个完全出卖了自由的恶魔的邪（就像我们当代人熟知的电影《法师》中的那类中邪）。在福音书中，魔鬼象征身体或心灵的一种疾病。通过驱除这些魔鬼，耶稣解开身体或心灵的一个结。他让人摆脱肉体、精神的痛苦，或罪孽的重负（常常是三种都有）。说到七，这是一个表示数量多的数字，在这里表示这个女人忍受着许多的痛苦。
四福音书完全一致地在两个揭示圣子耶稣化为肉身的根本含义的关键时刻——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表明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场。十二使徒中惟一一个出现在十字架下的约翰说还有三个马利亚：耶稣的母亲、耶稣的母亲的姐妹（革罗罢Clopas的妻子马利亚）和抹大拉的马利亚（见《约翰福音》ⅩⅨ，25）。马太（Matthieu）和马可没有说约翰在场，但是确认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场。路加只说了耶稣的“朋友们”以及“陪伴他的女人们”“站在远处”。在叙述复活的时候，福音书全都清楚地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名字。但是，当说到天使在空空的坟墓前宣布耶稣复活的时候，对她是单独的（约翰）还是与其他女人在一起（马太、马可和路加）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第一时刻，圣女们（包括抹大拉的马利亚）一大早就发现坟墓是空的，并从天使那里得知耶稣复活的消息。在第二时刻，耶稣只对抹大拉的马利亚一个人显现了他的复活，她将去通报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使徒们。约翰更是坚持说，复活的耶稣只对抹大拉的马利亚一人显现。下面就是让人吃惊的，使人们对这个女人的人格以及她与耶稣的关系产生遐想的那段叙述。
“马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面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她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她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过这话，就转过身去，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她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马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马利亚！’马利亚就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兄弟那里，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马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她又将主对她说的这话告诉他们。”（《约翰福音》ⅩⅩ，11—18）
这段经文在许多方面让人吃惊。显然，除了宣布耶稣复活——宗教创始人心中惟一的和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事件——之外，复活的耶稣的样子也很莫名其妙，因为，抹大拉的马利亚没有立即认出他，并把他当成看园子的。释经者就这个误会做了无数的解释：坟墓的昏暗，基督享天福的圣身不同于尘世的身体，尽力要找到基督尸体的马利亚没想到见到活的基督，等等。
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一段表明了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之间的亲密关系。在马利亚一方，事情再明显不过了：一想到找不到耶稣的尸体，她就绝望。这一幕与《雅歌》中最爱的人的著名祈求是相互呼应的：“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雅歌》，1）当抹大拉的马利亚认出基督时，她用一个家人的称谓称呼基督（我们用“小夫子”表达或许更贴切）并且有可能扑上去要拥吻他，因为耶稣只得坚决地斥责她：“不要摸我！”在基督一方，复活后第一个（甚至先于他的生母）对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这件事就足以看出他对她的爱。
抹大拉的马利亚的确是使徒中的使徒，她将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宣布从死人中复活的基督的“好消息”（这是“福音”这个词的含义）。对我们来说，这个话题真实与否并无大碍：原始的基督教口传教义就是这么叙述的，这赋予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异常显赫的地位。
现在，我们可以思索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四福音书给予抹大拉的马利亚这样重要的位置，《新约》的其他经文却不再提她了。在保罗（Paul）那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他也不提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只说基督“生自一个妇女”）。使徒行传叙述了耶稣升天后教会的诞生（只是模糊地提到与使徒们一起祈祷的“几个妇女”），在其他的使徒书中也是只字未提抹大拉的马利亚。与耶稣如此亲近的一个女人，他的复活的第一个目击证人，怎么没有在早期基督教社团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呢？她为什么如此地沉默？或许只是性别歧视：只有男人才配书写历史，这些早期作品的作者或许这样想。丹·布朗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设：抹大拉的马利亚是耶稣的名副其实的伴侣，他俩可能有一个孩子；她在早期的教会中太重要了，以至于盖过了彼得和其他的使徒……所以从最早的文字材料起，就一定要规避她。随后，丹·布朗又写道：天主教教会于4世纪，在尼西亚公会上，决定让这个真正的累赘永远消失，以便教会的权力男性化！ 一个神秘女人的诞生
我们在下面的部分将触及尼西亚公会的问题。在此之前，应该提请读者注意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抹大拉的马利亚在信徒中享有不容置疑的崇高声望。换句话说，教会“掩盖”抹大拉的马利亚的这种“布朗小说”论点已经撞上了一个相当大的异议：对马利亚崇拜的持久性，这也得到最伟大的神学家们的支持，这与福音书之外的其他《新约》中的守口如瓶形成对照。对于耶稣的母亲，我们也能指出同样的问题，她在福音书中地位非常重要，但在使徒书中却几乎被忽略了，然后在时间的长河中成为基督教的一个中心人物。可是，教会不仅不反对，反而支持对这些女人的崇拜，甚至在公元431年的以弗所公会上，宣布拿撒勒的马利亚是Theotokos，即“上帝生母”。
如果我们不能指责教会想降低耶稣最亲近的这两位女性的重要性，我们可能反过来思索她们被树立为信仰的“典范”的方式。继否认大部分的马利亚教义、马利亚的终身童贞或者她的升天的耶稣教徒之后，在天主教《圣经》诠释者的团体里，要求审视“塑造”普世的圣母马利亚那样的马利亚的原型形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圣母马利亚的目的是处于动荡命运中的巴勒斯坦妇女脱离肉身，按照母亲神（Déessemère）和生孩子的童真女（Vierge）的异教模式，成为神的某种女性形象。
我们好像要完全推翻丹·布朗的论证。根据他的论证，教会希望抹掉以崇拜伟大女神的形式出现在异教中的女性。相反，教会重新引进了女神！但肯定不是立即——证据是早期文字材料的谨慎——而是随着对转化为基督教的新的“神圣女性”需要的增长而逐步进行。在这次女性的再引进中，抹大拉的马利亚将扮演不同于圣母的角色，她穿上了古代异教中常见的另一个普世的伟大原型——神圣的妓女——的衣服。
这个“塑造”是通过逐渐混合福音书中出现的多个女性的形象，让抹大拉的马利亚，“悔改的女罪人”这个“神秘”人物诞生而进行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的人物原型是三个女人：四福音书所说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约翰福音》所说的贝大尼（Béthanie）的马利亚、《路加福音》提到的一位无名的女罪人。我们已经说过第一位马利亚，那么后两位马利亚是谁呢？
约翰告诉我们，贝大尼的马利亚是马大（Marthe）的妹妹，是耶稣救活了的拉撒路（Lazare）的姐姐，这点得到了路加的确认（《路加福音》，Ⅹ）。他在另一段文章中提到两姊妹竞争：马大准备桌子，而马利亚坐在基督脚下，听他说话。约翰说，逾越节前六日，耶稣到贝大尼赴宴（约翰没有详细说谁是主人），在宴会中，马利亚用极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这引起了犹大的愤慨，他说可以把香膏卖了，将钱分给穷人。耶稣说：“由她吧！她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约翰福音》Ⅻ，7—8）这一段与马太和马可的讲述相似得简直会让人搞错，马可说，在贝大尼的某个叫西门的信使家中，席间，一个女人（没有说出名字）用很珍贵的香膏为耶稣抹头（而不是脚），这引起使徒们（不仅是犹大一个人）的愤慨。耶稣提到他的葬礼，制止了使徒们，但他说了一句约翰没有记述的预言：“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作的为纪念。”尽管有一些细节上的出入，但这两段的近似足以让我们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但这是在说抹大拉的马利亚吗？最开始时不是，至少有两个理由。首先，“抹大拉”这个词，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是反映这个女人出生的那个村庄。可是抹香膏的女人是出自贝大尼。第二，最详细地记载了这两个女人的是同一位福音书作者，而我们看不出来他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地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她们。然而，基督的口传教义将逐步地把这两个女人连结到一起，甚至还增加了第三个人进去！
路加讲述了这段感人的场面：一个叫西门的法利赛人请耶稣到他家吃饭。这时来了一个在城中被认为是“罪人”的女人。这个女人把瓶子里的香膏倒在耶稣脚上，并用自己的头发为他擦脚。邀请耶稣的主人对一位先知竟能如此地任一个不洁净的女人接触他感到惊奇。耶稣就用一条关于宽恕的神的箴言教导他，并以这个女人为例。他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路加福音》Ⅶ，44—47）
人们对这个女人的种种“罪孽”说了许多恶意的话。对于大部分的《圣经》注释者而言，她可能是一个轻浮的、放肆的女人。有些人说是一个妓女，可是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这一假说的证据。人们显然也要询问这段描述和路加没有记载的那段贝大尼的女人敷圣油的叙述之间的联系。这是不是以另一种观点讲述的同一件事情呢？在这两件事中，主人都叫西门，都有一个女人给耶稣抹香膏。但是，路加是惟一一个确认这是个有罪的女人的人，并且既没有提她的名字，也没有提她的村庄名字，也没有提马大和拉撒路的名字。人们还会问，她不会就是那个被驱走七个鬼的抹大拉的马利亚吧。这七个鬼会不会就是耶稣提到的“许多的罪”呢？这些合情合理的疑问逐渐地变成了假设，然后又变成了信条。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个人物就这样形成了，她最后变成了耶稣的亲密朋友、改悔了的妓女、被选为见证主复活的第一个证人。
当东方希腊的口传教义从总体上仍把这些女人看作不同的人的时候，拉丁派的口传教义自公元4世纪开始明显地转向了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物的混淆。例如，奥古斯丁①（Augustin）在他的著作《约翰研究》（XLIX?郾3）中认为：“看看拉撒路的姐妹，她摆脱了一个充满罪孽的人的巨大重负。因为她是一个众所周知有罪的女人。可是人家对他说：‘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西方教会的许多教皇和神学家们：德尔图良①、安布罗奇奥②、圣哲罗姆③、格列高利一世④、伯尔纳⑤、托马斯·阿奎那⑥……也持有这样的看法。
自此，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形象似乎聚成了一个原型：一个妓女转变而成的圣人。其实神圣（或神圣的事物）与Mai-Yin的联系，在几乎所有的宗教传统中都有涉及，而不仅仅只存在于希腊—罗马的异教中。在只有辅音的古希伯来语中，神圣（Qedoushah）和妓女（Qedeshah）的词源都是QDShH。《圣经》中有关于“神圣的娼妓”的艳丽描述，她们完全不像悔罪的女人。想想他玛（Tamar）的美妙的故事（《创世记》ⅩⅩⅩⅧ），这位寡妇为了与她的公公犹大（以色列十二部落之一的始祖）睡觉而决定装扮成一个妓女，她瞒着犹大是为了得到一个孩子。她也出现在马太给出的耶稣先祖的谱系表中（《马太福音》1?郾3）。还有喇合（Rahad）的故事，这个耶利哥城（Jéricho）的妓女把约书亚派去的两个探子藏起来。她后来和她的家人来到了希伯来人中间（《约书亚记》Ⅱ、Ⅵ）。
基督教逐步地树立了两个妇女的原型，我们在大部分人类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见到的原型：处女和妓女，母亲女神和神的情人。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属于前一种；抹大拉的马利亚——可能是多个人物集一身的形象——则属于后一种。 普罗旺斯的抹大拉的马利亚
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法国可不是出自丹·布朗的想象。这个传说已经存在很久，并对增加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声望起到重要作用。梅因茨的主教拉邦·毛尔（RabanMaur，856年去世）写过一篇《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圣马大的生平》，他参照了公元5世纪的记述，这些记述就已经隐含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到了普罗旺斯的圣马克西曼的事实。真正把这段故事——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不管说它是什么，甚至因为它像小说的情节般离奇也好——落在纸上的是雅克·德·沃拉吉内（JacquesdeVoragige）写于13世纪的《圣徒传记集》。他描述了耶稣复活之后，当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开始受到迫害时，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多名信徒被逐出圣地的情景。在兄弟和父母的陪伴下，她登上了一条无舵的单薄小舟，神奇地渡过了地中海，在阿尔勒（Arles）附近上岸，那块地方后来被叫做圣马利亚海。抹大拉的马利亚传播福音的使命从这里开始。她先是到马赛布道，留下了一些圣迹。然后，一心希望隐居的她来到Huveaune，穿过了幽暗的博姆（Baume）森林，住进后来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山洞。她远离人群，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三十二年。就像《雅歌》中最爱的人，“藏进岩缝中的鸽子，在陡峭的隐居地”，她沉浸在对基督的凝视中。传说，每天七次，天使把她抬到天上，在那里为他们举行天堂的圣典礼。（《圣徒传记集》，92章）
人们为什么对这些荒凉之地进行朝圣，动机一直不清楚。但从公元5世纪开始，据说一些僧侣来到这里，在圣博姆（Sainte-Baume）的森林和岩洞中寻求清静。孤独而人迹罕至的峭壁上的山洞，镶嵌在以它的名字命名的一条长长的山脉中央。山脚是广阔的山毛榉和橡树树林。在中世纪，朝圣的人越来越多，踩出了一条直达山洞的路——国王路。1254年，国王圣路易①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回来后，对这块圣地的朝圣尤其引起轰动。1279年，安茹的查理二世担心撒拉逊人玷污圣物，下令对圣马克西曼进行挖掘，因为他听说那里埋着已有七百一十年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圣骨。结果发现了被土掩埋的一间高卢—罗马时代的地下室和一些石棺。圣骨的真实性立即就被公布，并为这一发现专门举行了隆重的弥撒活动。需要指出的是，1974年，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的地中海考古院对圣骨进行了鉴定。通过分析，骨架属于一位身高为1?郾48米，年龄五十岁左右的纤细的地中海女人。但没有进行任何年代的检测。1295年，安茹的查理二世让人建了一家修道院和圣马克西曼王家教堂，它们后来成为法国东南部最大的哥特式建筑，教皇卜尼法斯八世②委托多明我会的修士进行守护。自此，朝圣者大批拥来，比如国王，教皇，圣男圣女，普通信徒。遗憾的是，山洞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1793年）遭到毁灭性的损坏，多亏多明我会的神父亨利-多米尼克·拉考戴尔在大革命后的1859年进行修复，朝圣活动才恢复到过去的规模。朝圣活动从未间断的这个地方如今成为罗马至孔波斯泰勒（Compostelle）路上的一个停靠站。自2002年夏季岩洞经过岩壁清洗工程后重新开放以来，四名多明我会教士负责接待朝圣者，恢复了卜尼法斯八世定下的传统。目前，新一轮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或许最新的这次挖掘能让我们发现这个美丽的故事是不是只是一个虔诚的传说；或者是不是一位跟随耶稣的马利亚（哪个马利亚？）两千年前来到这里，给普罗旺斯这块美丽的土地带来了“福音”。
这就是我们根据“正式渠道”——《圣经》和口传教义——可以谈论的有关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基本情况。尽管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和贝大尼的马利亚关系亲密这件事情看来是清楚的，但似乎也就仅此而已，很难像丹·布朗或在他之前的《圣血，圣杯》的作者那样，确认基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成婚。这些作者反驳说，有什么可吃惊的，因为天主教教会正千方百计掩盖这件事。因此，教会毁掉了相关的文献，只保留了与基督的独身相符的文献。这是些什么文件呢？
伪福音书
在小说中提彬又说：“让历史学家们庆幸的是，君士坦丁试图销毁的福音书中，有一部分竟流传了下来。《死海古卷》于20世纪50年代，在以色列沙漠库姆兰①附近的一个山洞被发现。当然了，还有1945年在埃及哈马迪②发现的《科普特文③古卷》。这些文献不仅讲述了圣杯的真实故事，还以很人性的词句谈论基督的教诲。”（P.217）为了让他的论点建立在与抹大拉的马利亚（真正的圣杯）这个人和她与耶稣的关系相关的“圣杯的真实历史”的基础上，丹·布朗利用了两次重大的发现。我们将在后面一章讨论死海古卷。这里先关注在纳杰哈马迪发现的科普特古卷和伪福音书。 纳杰哈马迪手书
1945年，在距上埃及的纳杰哈马迪村几公里处的杰贝埃尔塔里夫（Djebelel-Tarif）悬崖脚下，一位埃及农民偶然地发现了一个埋在地下的坛子，坛子里有古代的手稿。直到1946年古卷出现在开罗的古董市场之前，这些手稿的辗转路线仍不为人知。幸好，开罗科普特博物馆成功地在1949年至1952年间购得这些手稿的主要部分（它们一直可以在博物馆查阅）。这套藏品有十三册，每册包含多篇文献，总计约1200页。这些大部分保存完好的科普特文手稿写在一页页的纸莎草纸上（不像布朗所说写在羊皮纸上，也没有卷成卷，而是经过折叠，装订成册）。
这是与早期基督教有关的一次重大发现。这些公元4世纪的纸莎草文献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伪经和诺斯替经书图书馆。我们对其中的一些福音书一无所知，或只是部分地有所耳闻。在检视它们的内容之前，我们简单解释一下“伪经”和“诺斯替”的含义。
伪经和诺斯替
在基督教中，“伪经”（apocryphe）这个词（源于希腊语apokruphos，意思是“秘密的”，“隐藏的”）是指不在“正典的”，即经过教会批准，收入《圣经》的经文之列。因此有《旧约》（犹太教经书）的伪经和《新约》（基督教经书）的伪经之分。大部分《新约》的伪经产生并流传于公元2世纪和公元6世纪的基督教社团中。
许多伪经与正典的体裁一样（书、福音书等等）。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彼得的、腓力的、多马的、马利亚的福音书，雅各的、约翰的、彼得的行传，使徒的、巴拿巴的、保罗的书信，还有雅各的、彼得的、保罗的启示录①。这些文献总是被冠以一些著名作者的名字，以使它们具有一种可信度——人们把这一做法称为假托。假托在古代很流行，不仅涉及基督教的经文。换句话说，署名的使徒其实很有可能是编纂者假托的（这在正典经文也一样）。从现代历史批评的观点看，这些伪经的记述并不比正典经文更可信，或者更不可信。作为正典的经文，它们传授的是特定时代的基督教社团的信仰。有一些伪经，如《彼得福音》（属于公元2世纪），证明了在基督教和犹太教最终分道扬镳之前，即公元一、二世纪之交时的犹太基督教社团的信仰。其他的，如《雅各第一福音》（也是公元2世纪的），展示了一种大众的信仰，给奇迹留出很大的空间：它们主要寻求补充正典福音书中有关耶稣童年的缺失，对基督教想像力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比如圣诞的牛或驴棚的故事）。最后，还有一些伪经证明了在基督教早期，在正统的信仰观念尚未产生之前神学上的矛盾和争论。这些经文是与被认为是“异教”的那些信仰的形式一致的，因为它们捍卫了被大多数人抛弃的论点。其中有些被称作“诺斯替派”经文。
诺斯替这个词的含义是“智慧”（希腊文中是gnosis）。诺斯替是一世纪初在基督教内部，特别是在埃及发展起来的一场广泛的古代哲学和宗教运动。诺斯替教徒主张一种二元说，认为有一个好的上帝——永恒灵魂的创造者，和一个坏的造物者——把心灵囚禁在肉体中的物质世界的创造者。与约定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信仰、爱而得到拯救的“正统”基督教思想相反，诺斯替经文认为，拯救仅属于被授以宗教奥义的人，那些持有真正的智慧钥匙的人。如今，在秘传团体里，这些人仍激起人们的兴趣。某些诺斯替经文因此炫耀“秘密”的特性（因此，其名字本身就带有“伪”的味道），例如，在纳杰哈马迪发现的《多马福音》的原名是《绝对的神耶稣所说的，由迪迪姆·犹德·多马记录的秘密启示》。因为激烈的秘传学运动，诺斯替经文受到教皇们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与基督的普世启示背道而驰。 一个四世纪的诺斯替图书馆
对纳杰哈马迪藏书的来源问题仍有争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它可能出自4世纪末的一个基督教修道士团体；另一些人因汇集的文献的广泛性而提出异议。然而，毫无疑义的是，它们整体上或多或少带有诺斯替的标记，特别是尘世的心灵、被困在物质中的尘世心灵、心灵可以通过奥义的传授和释放等思想。全部的十三册藏书汇集了直至手卷发现时人们尚不知道的，或者只是通过后人转述而间接知道的五十三部（其中一些有多册）著作。其中有《真理福音》、《伪雅各书》、《伪约翰书》、《耶稣箴言》、《埃及人福音》、《雅各启示录》、《救世主对话录》，或者还有《彼得书》。
纳杰哈马迪手卷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诺斯替运动的了解。过去对这些经文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他们对手的引文，例如里昂的主教依纳爵的著作《反对异端》（公元2世纪末）。被教会抛弃的这些经文有没有带来有关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关系的信息呢？只此一次，丹·布朗在这儿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支撑点。
抹大拉的马利亚，耶稣的伴侣？
在纳杰哈马迪发现的各种伪福音书中，有一部清楚地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并两次把她描述为耶稣的伴侣。这就是以十二使徒之一的腓力命名的《腓力福音》。法国的大学教员雅克·梅纳尔（JacquesMénard）把这部科普特文伪福音书完整地译为法语。下面就是他的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两段译文。“三个人一直与主同行。他的母亲马利亚、她的姐妹和抹大拉的米丽亚姆（Myriam），人们称她为他的伴侣，因为米丽亚姆是他的姐妹、他的母亲、他的伴侣”（59）。后面几页，文献明确了“耶稣经常亲吻她，爱她胜过其他门徒。其他的门徒很气恼，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他们问耶稣：‘你为什么爱她胜过爱我们所有人呢？’主回答，并说：‘我怎么会不像爱她那样爱你们呢？’”（63）丹·布朗引用了第二段（P?郾228）。这就是小说中提彬教授的结论吗？这就是抹大拉的马利亚是耶稣的妻子的证据。
不能排除这一解释，但它有些草率。首先，因为在众多的正典和伪经中，《腓力福音》是惟一一部清楚地把抹大拉的马利亚作为基督的伴侣的经书。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它符合史实。根据《达·芬奇密码》的论点，人家将辩解说教会只保留了不提这个秘密的福音书。当然，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许多其他的没有提及此事的伪福音书也被教会抛弃了呢？另外，完整地阅读《腓力福音》有利于另一种解释。
与正典福音书相反，这部相当长的经书并不像耶稣生平的记叙，而像是一部格言集，其中一些格言把耶稣称作“主”。作者，或者作者们的意图并不是提供对耶稣的事、行为和言论的认识，而是通过一部言论和神秘隐喻集传播秘术的教育。纳杰哈马迪的专家们已经清楚地论证了这篇文章的诺斯替特征，它是有关上帝与堕落的人类心灵的精神结合的启蒙性论文。这种神秘的结合是通过“道”（与希腊文pneuma相对应的科普特文）而实现的，基督将道传授给他的真传弟子。《腓力福音》中有许多段落使用了“拥抱”、“接吻”这样的比喻表述为被授以奥义的人传道。 马利亚福音
哲学家、正统宗教学家让-伊夫·勒鲁（Jean-YvesLeloup）依据梅纳尔的译文翻译了一个更具文学性的《腓力福音》译本，他指出，只有当我们考虑诺斯替思想背景的时候，才能够理解耶稣和抹大拉的米丽亚姆接吻的含义。而“接吻”（nashak）一词，在希伯来语中的含义是“共同吸气”。犹太神秘教用接吻的形象隐喻传递神道，正是在接吻者的结合中相互传递把圣人中的真正的圣人引入“洞房”的秘密。《腓力福音》中心论点正是这个：耶稣为了让他的弟子们进入洞房而向他们传道。同样，被授以奥义的人之间的传递也是用接吻表示：“通过接吻，成人成为生殖的人，让他人生殖的人。所以，我们互相拥抱，我们以心中的爱相互使对方新生。”（《腓力福音》，59）
在这种象征性和神秘的背景下，抹大拉的米丽亚姆更像是完美弟子的典范，而不是基督的情人。这样看要合理得多。正因为如此，弟子们才嫉妒，才问耶稣为什么爱她甚于爱他们。在文章中，完美弟子（与主接吻的弟子）是女性也合乎情理，它用男人和女人的结合隐喻世上的心灵与上帝的结合。但是，同所有的诺斯替经文一样，在这里肉体的结合是受到贬抑的，应该理解为一种纯精神的结合。《腓力福音》的结论是没有二重性的：“分开的人可以重新相互结合和相互受胎。所有参与神圣拥抱的人都将燃起智慧之光。他们将不再像在黑暗中形成的普通的婚姻那样繁殖。”
丹·布朗还引用了另一段伪经，惟一的以女人——抹大拉的马利亚冠名的伪经。《马利亚福音》是用科普特文写在一页纸莎草纸上的诺斯替派论著，于19世纪末在开罗的一家古董店被发现。自1890年起，它被保存在柏林国家博物馆埃及考古部。虽然经文非常短并且缺了三分之一，但其中诺斯替的痕迹十分清晰。在经文中马利亚被描述为保有弟子们所不知晓的耶稣的回忆的人。《马利亚福音》里没有任何与耶稣有肉体关系的叙述，却清楚地显示出使徒们的嫉妒：“彼得对马利亚说：‘姐妹，我们知道老师爱你不同于爱其他女人。请把你能记起的、我们不知道的老师的话告诉我们。’在马利亚非常难懂的一席话之后，安德烈对这些话产生了怀疑，但彼得立即打断他，说：‘老师和一个女人说了我们不知道的秘密，这可能吗？我们必须改变习惯，全都听这个女人的吗？他真的爱她胜过爱我们吗？’”（让-伊夫·勒鲁：《马利亚福音》）这些段落可以有多种解释。耶稣和马利亚的特殊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爱情关系，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老师和他最喜欢的学生的、剔除了任何终极秘密的关系。
如果放回到它们的语境中，经文中提到的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特殊关系的含义就与《达·芬奇密码》所影射的含义大相径庭了，尽管没有人能够最终确定他们之间没有肉体关系。再说一遍，必须走出宗教禁区才有可能不带偏见地看待这个问题。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要谈论基督教中女性和性的关键性问题并作出结论。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提彬教授为了证明耶稣和马利亚的结合而提出的另一个论据：库姆兰（Qumran）的羊皮纸文献的发现。 藏在罐子里的手稿
现在让我们来审视这些让人想入非非的著名的死海古卷。先是一些贝督因人①在死海附近库姆兰的山洞中发现了几个筒状物。1947年，这些东西出现在当地的古董市场上。这只是这个传奇故事的开始。随后，这些曾经藏在陶罐中的筒状物转到了专家手中。经检查，专家们确认这是一个重大发现。需要确定藏着这些手稿的那些山洞的位置：专家们设想并希望那里还有其他的手稿。联合国的一个比利时籍官员在约旦阿拉伯军队的协助下找到那些贝督因人并询问他们。1949年，这些山洞终于被找到。约旦文物处的领导G.L.哈丁和耶路撒冷圣经学校校长、多明我会教士罗兰·德沃（RolanddeVaux）负责系统的发掘工作，这项工作持续到1956年。这次发掘使藏在其他山洞中的一些新的手稿重见天日。埋藏手稿最多的第四号洞是另外一些贝督因人在1955年发现的。
到60年代末，专家们发现了一笔无价的、令人震撼的考古“宝藏”：成书时间约为公元前250年到公元68年，写于绵羊皮上的八百篇文献。这些羊皮一部分保存完好，大部分成了碎片。其中四分之一的文献是《旧约》中也有的希伯来《圣经》，但是，它比当时知道的最早的希伯来《圣经》早了一千年！这些经文随后被承认并被确定为正典（这是由流亡到巴勒斯坦的Yaneh的拉比们在公元1世纪确定的）。
另一部分是正典希伯来圣经未收录的文献。其中有一些后来被天主教的圣经收录（这就是“外典”）。相反，基督教圣经把它们排除在外（基督教徒称它们为“《旧约》的伪经”）。
库姆兰手卷里还有一部分。这是到那时为止，人们完全不知道的经文（《圣殿卷》、《社团规章》），它们是一个犹太社团，即艾塞尼派的生活和宗教信仰的准则。当时，人们只知道存在这个教派，但有关他们的情况却完全不知道。
在深入探讨这个教派之前，让我们首先更正一下雷·提彬论点的一个大错：这些手书中没有任何一篇谈论到耶稣或者基督教。这些完全是犹太经书。布朗通过提彬之口，把库姆兰手稿定义为“最早的基督教经文”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完全不要指望这些记述中有与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有关的揭示。
相反，这些经文对于探讨耶稣时代犹太教的多样化是很重要的。在这些文献被发现之前，人们想象这个时代的犹太教在教规和信仰方面是相对一致的。自此，人们了解到耶稣与法利赛人的激烈的争吵并不是《新约》中的一个特例：在当时的犹太团体之间，各种针对解释法的论战很激烈，有时还携带着暴力。这些文献也让我们理解了希伯来《圣经》，并表明《圣经》的文本史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最后，这也让我们最终了解了艾赛尼派。 艾赛尼派信徒
犹太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简短地提到过这个犹太社团的存在，提到它的还有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斐洛①（Philond′Alexandrie）。老普林尼②（Plinel′Ancien）提到过位于“EinGedi湖畔”——相当于库姆兰的位置——的一个艾赛尼派组织。自1947年起被陆续发现的这些手稿让我们对这个犹太教活动团体有了更完整、更细致的了解，它可能诞生于马加比家族③起义失败后的公元前2世纪中叶。这是一个因信仰世界末日临近而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团体。（这一启示录般的预言在当时多个对现状不）
库姆兰的艾赛尼教徒把自己视为“阳光之子”，与“地狱之子”相对。他们组成一个可能是独身的男人的社团，选择脱离社会的生活，并且狂热地为世界的末日和最终战胜恶做准备。教规确立了一种超脱而非常苛刻的纯洁理想（里面有众多的洗涤的仪式）以及固定的祈祷和教理研究的时间。同时规定物质财产共有。艾赛尼教徒反对耶路撒冷圣殿，他们认为圣殿已经落入大逆不道的教士之手。他们等待着一位终将完善他们的健康行为的一位弥赛亚①的降临。在手卷中他们还提到一位与大逆不道的教士（圣殿的教士）相对立的“正义大师”。很难给这个人下定义。一些专家把他看作是教派的领袖，另一些则认为是教派的创始人，是被圣殿驱逐的一个宗教改革者。
耶稣是一个艾赛尼派教徒吗？
等待世界末日，等待以正义大师面貌出现的弥赛亚的预兆，与圣殿对抗——这些艾赛尼信徒的信仰和早期基督教徒的信仰之间立即就有了联系。另外，在死海古卷发现之前的19世纪末，埃内斯特·勒南②（ErnestRenan）就已经肯定地说：“基督教是大获成功的一种艾赛尼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①（FrédéricⅡ）在1790年10月给达朗贝尔②（D′Alembert）的信中也说：“耶稣纯属艾赛尼教徒。”
1950年，铭文与纯文学科学院的常务秘书安德烈·杜蓬－索梅尔（AndreDupon-Sommer）在他的《死海古卷初览》一书中说：“‘加利利大师’③，就像《新约》为人们描述的，很像正义大师令人吃惊的一次转世……”在艾赛尼信徒和早期基督教徒之间假定的，甚至是可能的联系一直引起争论。它主要围绕着三个基本点展开。
1.施洗者约翰。他在库姆兰附近地区从事活动，他是独身者并预言天国的即刻降临。因此他很有可能知道这个社团的什么事情，甚至是曾经加入过，后来又脱离了这个社团。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确切地证明这个论点。
2.耶稣和正义大师。两者相似的地方是明显的，但是在传播教义时也有重大的不同之处。正义大师面对的是脱离社会的一小群人，而耶稣则向所有人，绝大多数是以箴言的形式传教，并意欲“为大众”献出生命。另外，如果我们相信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在他的《犹太史》中的记载，艾赛尼教徒“摒弃女人、罪人和残疾人”，而福音书则向我们表现了一个周围有女人、罪人和残疾人的耶稣——这点对他的诽谤者非常不利。
3.第一个基督教社团。某些艾赛尼派的教规可能对早期基督教徒产生过影响，例如，集体进餐或者财产共有，还有启示录的经文和对弥赛亚的期待（另外，这种期待是其他的犹太教组织所共有的）。这种接近还表现在一篇库姆兰的经文和《路加福音》(Ⅰ，26—38)上。这篇库姆兰经文对一个神秘的人使用了“上帝之子”的称号。同样，“虚心的人”（《马太福音》，Ⅴ，3）这种表述在“库姆兰经文中虽然没有一对一的表达，但从文字上，或者教义上也有足以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库姆兰文专家让·皮·雷莫农（J.-P.Lémonon）解释说。
当然，尽管如此，这种相像仍然让人吃惊，并得出结论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影响，至少也是殊途同归。它们体现出一种共同的精神状态，可以更好地让人理解基督教在当时的犹太教背景下的诞生和扎根。卢万（Louvain）大学教授、格罗宁根大学库姆兰学院院长弗洛伦蒂诺·格拉西亚·马丁内兹（FrorentinoGraciaMartinez）说：“我们或许在库姆兰经文中发现了已经得到详尽论述的每一个基本因素，这些基本因素构成了《新约》的救世主（弥赛亚、教士、仆人、上帝之子）的形式多样而复杂的形象。我觉得这是确实的，不容置疑的。但是没有受苦的和救世的仆人的形象，所有这些元素都被堆砌到惟一一个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人物身上，但在我们看过的资料中，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它；这个等待世界末日的正义大师在经文中从来没有被详细地阐述过。” 耶稣与独身
总之，专家们一致指出了艾赛尼教与基督教的相似，但并没有对两个组织之间的直接联系下结论。然而，对于我们关心的耶稣的独身问题最终只有一个观点。无论耶稣是否经常与艾赛尼教徒交往，根据我们对这一派别的了解，它增大了苦行和单身的可能性，而不利于性和婚姻的说法。死海古卷的发现宣告了《达·芬奇密码》主题的无效。
同样，这一发现让一个主要论据相对化了，这个主要论据本来可能有利于某些犹太教专家认为的耶稣已婚的论点，即在基督的时代，在犹太教堂中传教的一位拉比不可能是单身的。多亏了库姆兰经文，使我们对艾赛尼教徒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如今我们知道，在基督的时代，存在着一些独身的宗教导师，为天国即将降临而主张禁欲。他们中的某些人在犹太教堂中传教并不令人惊讶，即便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符合主流犹太教。
如果丹·布朗提到死海古卷，那也不是为了参考其中的内容，因为死海古卷所支持的论点与小说正相反。在引用库姆兰的经文时，他更想让人联想到长期以来伴随着出版死海古卷的论战，这场论战激起了所有的幻想，尤其为教会的阴谋的理论提供了素材。
论战：教会的一个阴谋吗？
其实，死海古卷自发现之日起就激起了热情和双重的论战。一方面，有人指控天主教会试图掩盖秘密。另一方面，专家们指控他们的同行出自纯粹的野心把持死海古卷，损害了研究工作。这两种争论都因为同一个原因：死海古卷出版工作的不寻常的缓慢，即使已经考虑了拼合羊皮碎片的困难因素。
让我们来审查教会阴谋掩盖库姆兰发现的“案件”。首先，这一指控是荒谬的。因为天主教会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掩盖。但是，历史背景，第一个研究团队的特点，出版的缓慢引起了许多猜疑。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事情。1953年，德沃神父组建了由多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波兰）的年轻研究人员组成的小组。其中包括六位天主教徒，一位基督教徒（美国的弗兰克·格罗斯），一位不可知论者（英国的约翰·阿利格罗）。由耶路撒冷洛克菲勒博物馆提供资金。但是，预计为十年的修复和翻译期满后，博物馆停止了资助，而修复工作还远没有完成，因为事实证明，修复某些羊皮碎片的工作很复杂。研究人员自此不得不为生计而努力。因为1967年6月的中东六日战争，使情况更加复杂。原来在约旦的库姆兰现场、洛克菲勒博物馆和圣经学校都转由以色列政府管理，而德沃神父公开反对这个政府……此间，团队解散，自1960年起，研究者们全部撤离现场。因为大部分的羊皮（511张）都已修复，他们可以回到各自的国家根据照片进行翻译工作。
但是，一些研究人员比其他研究人员多用了许多翻译时间，尤其是信奉天主教的研究人员。从这儿，到想象梵蒂冈要求他们隐瞒有碍基督教诞生的官方说法的内容只差一步之遥——这个距离立即被某些论战者跨越了。在发现死海古卷三十年后的1977年，小组的一名研究人员约翰·阿利格罗率先迅速地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然后提出了怀疑，但他因为出版了一本关于基督教的谵妄性的著作也在学术界丧失了自己的声誉。谣传自1984年起被由赫尔谢尔·香克斯（HershelShanks）主编的《圣经考古学杂志》（BiblicalArcheologyReview）接了过去。香克斯利用了丑闻，显然是想得到某些研究者出于嫉妒保存照片的消息，这些研究者除了具备野心家的心理之外，再也没有显示完成他们工作的能力。
最后，1987年，以斯特拉格尔内（J.Strugnel）为首的一个重组的小组成立了。小组接纳了一些以色列研究人员。希望被重新燃起。但是，在1989年，并不是所有研究人员都可以随时看到死海古卷的照片。《圣经考古学杂志》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库姆兰古卷是受诅咒的吗？1990年，因沮丧而酗酒的斯特拉格尔内对一名以色列记者说了一番话，在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他劝说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他被送进波士顿精神病院。最终小组交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艾玛纽埃尔·托夫（EmmanuelTov）、美国圣母大学的尤金·乌尔里希（EugèneUlrich）和圣经学者的埃米尔·普厄什（EmilePuech）集体领导。索尔邦大学教授、古代犹太教专家米哈依·哈达斯-勒贝尔（MireilleHadas-Lebel）解释说：“论战没有说出一个神学的阴谋，更多揭示的是偏见、不称职和采取的僵硬和没有效率的组织结构。”
直到1991年，阴谋的臆想才彻底破灭：亨廷顿图书馆，世界上四个存有死海古卷缩微胶片的图书馆之一，决定把这些对外开放。1991年10月27日，以色列文物管理部门解除了对使用未公开发表的残片照片的任何限制。同年11月19日，圣经考古协会（《圣经考古学杂志》的出版人）发表了两大卷包括1785张残片的照片，四十五名研究人员组成国际研究组开始研究这些文件。200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自1947年至1956年发现的死海古卷全集，共三十九卷。如今，教会阴谋禁止出版死海古卷的论点已经没有人再提。（惟一使学者们分成两派的论战涉及在库姆兰发现的《圣经》的经文出自哪里：它们是出自艾赛尼派的图书馆还是出自耶路撒冷圣殿？）
死海古卷包含了梵蒂冈的一个致命的秘密，揭示有关耶稣和基督教起源的爆炸性内容，丹·布朗是从什么地方找出这些观点的？是在1992年法国出版的《被没收的圣经，隐匿死海古卷的调查》一书中，该书出版的那年，科学界中的论战已经平息。这本书简述了一些有理由的批评，但也搭载了前十五年所有阴谋派的观点和没有根据的谣言。我们对该书的作者并不陌生：麦克尔·贝吉特和理查德·雷，《圣血，圣杯》三名作者中的两位！
丹·布朗忠实于他的消息人和他们的观点。他的小说的主导主题之一就是阴谋理论：教会自4世纪和尼西亚会议后隐瞒了一个可怕的秘密。让我们继续调查，打开阿里乌教派的教义、君士坦丁大帝和著名的会议的分歧的档案。据说阴谋者们在这个会议上决定抹掉非常惹麻烦的经文。
教会试图隐瞒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婚姻吗？它试图抹掉揭示了这件事和有利于女人的经文吗？丹·布朗认为，大阴谋于尼西亚公会上形成，这是由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25年召集的。随后，教会就野蛮地迫害所有企图反对官方真理的人。今天仍然是这样，教会为保守这个可怕的秘密，不是准备好要杀人了吗？无论如何，这是《达·芬奇密码》故事情节的核心：天主教会联合了亲教皇的秘密组织天主事工会，与“大秘密”的捍卫者郇山隐修会之间展开无情斗争。这是一场殊死的斗争：丹·布朗安排了一个致人死命的僧侣，多多少少地受到谋杀郇山隐修会所有成员的梵蒂冈的操纵！
我们对著名的郇山隐修会已经心中有数了。丹·布朗所说的与天主教教会和天主事工会相关的事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从作者所谓的诞生了天主教阴谋的尼西亚公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