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變成什么樣，只愿你快樂一生。也許人間的?矍橥話便是這樣吧……$不错$$不错$
童年所留下的美好记忆
此刻仍是那么清晰
即使那个发福穿花裤子的人真是百惠又如何？
活得自由随性
这就是这所喜欢的百惠＾＾
再支持一把，，，楼主辛苦了
和服毕竟是人家的传统服装，百惠穿着看起来确实不一样，就像只有中国女人穿旗袍才能穿出中国味道一样。
文化气质不同。
小的时候也还爱看她的文章。
虽然很累也很困
但是还是要把这个帖子完成
altekatze斑斑不知道啥时候来啊，我的心都凉了~~~~
生理
是因为我所演唱的歌曲的内容，还是因为我外表的形象呢？
我当上歌手不久，人们就用“早熟”、“不象她这个年龄”、“完全开悟了”这样几个词来形容我了。我无意抗争，只是禁不住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同在学校里接触到的同年的女孩子们相比，也看不出哪一点我比别人早熟。身材并不特别地象大人，睑也不老成，为什么偏偏要执拗地把这些词句扣在我身上呢？我无法理解周围的议论。
“如果是你的希望，我经受什么都行……”
这是歌曲《青色的果实》的开头。十四岁那年快入夏的时候，我在事务所里接到一张白纸，告诉我：“是这次演唱的曲子哟”。我以期待与不安相交错的复杂心情，赶忙去看上面的歌词，看着看着我的心灵象是被这个冲击冲垮了。当时，整个歌咏界有股“可爱的小家伙热潮”，那时的流行歌曲，都是些以“天使”、‘梦”、“花’等作主题的歌。那些活跃的与我同龄的少女歌手们，穿着一色的超短裙，一面用纤细优美的双脚踏着轻快的舞步，一面满面笑容地歌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是演唱这样的歌词，那……一种简直象是犯了罪的念头，闪现在我的头脑中。
“让我唱这样的歌词吗？”
这话记不清是说过还是没说过，即便没有说出口。自己的心情也完全是抵制的。
要是被看成与众不同怎么办——幼稚的恐惧心和防御本能使我踌躇再三。
尽管如此，我的踌躇在商业体系之中没有任何意义。最后，我还是被带到演唱室，关进只有一个人的天地中。我不得不合着录音机播放出来时那支歌的音乐伴奏，无可奈何地唱起来——我本来是踌躇不前不愿唱的，可是不知怎的，随着那节奏一唱起来，刚才的犹豫就烟消雾散了。干嘛要唱这种歌——从想到这一点并为之烦恼的时候起，只不过短短几个小时，我却变得非常喜欢起来了。从此以后，我的歌便被称作“青色的性”路线，唱起与已往的同龄歌手所不同类型的歌曲来。
“怎么让未成年的女孩子唱这样低级趣味的歌！”
“那孩子懂得意思吗？”
“唱这种歌，出不了什么名。”
最后的结论给我扣了个：
“不良少女。”
托他们的福，我反倒在社会上的大人们中间引起了波动。
“献给你，女孩子最珍视的东西……”
我演唱《一个夏天的经历》这首歌的时候是大人们轰动的高峰。如果接受采访，十个单位就有八、九个单位的采访者，一定是嘴角挂着淡淡笑容，向上翻着眼珠，看着我问：
“女孩子最珍视的东西，你认为是什么呢？”
他们是想看我难于启齿的困窘样子呢，
还是想让我回答“是处女”呢？我全都用“诚意”这句话顶了回去。的确，作为歌曲来说，也许已经出格了，但是唱着唱着，我已经能很自然地以一个女性的神经来歌唱了。当然，那时我还没有脱离想像的境地，尽管如此，通过歌曲这个媒介，我感到一个又一个地认清了自己身上女孩子微妙的心理。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与歌曲一起成长起来的，也并不为过。
快满十一岁的那年一月五日，我见到了初潮。在一条看起来很开阔的道路边上，那是一片已平整好还没有建起住宅的土地。孤零零地立着一个时刻表，这就是公共汽车站。我和母亲出去拜年回来，并排站着等候公共汽车。天气很冷，黄昏已至。因为也没什么话可说，我又受不了等车时的烦闷和冷风，便在周围镀来踱去。突然，下腹感到象被针扎了一下似的疼痛。随即，身体里的热量凝结着的东西滑落下去。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是月经吧”。为了弄明白，我在附近的草木丛中蹲了下来，这才发现两腿间有一点朱红色，便赶忙告诉母亲、母亲淡然地然而好象还挺高兴地笑了笑，念叨着：“要做红米饭啦！”
那时，同班同学们有一半左右已见初潮。我亲眼看着身边的女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打开了自己的门扉，开始有点不安起来，生怕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正在这时，我也来了。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放暑假以前，把我们和男同学分开，在另一个房间里看了有关的影片。窗子上挂起这光窗帘，放映了“月经与女性身体”，还有老师的解说。全体女孩子们都有点神秘感。老师说，要是把这告诉男同学就是罪恶，就失去做女孩子的资格了。
迎来初潮，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感慨，不过悟到了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随着时间而来……但是，那种一面注意到男性的目光，一面偷偷地从皮包里取出月经用品时近似欢愉的心情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当时并不懂得。
从那以后，十年过去了——
每月迎来月经，定期出现成年女性的证明，对我来说决非不快之事。这是一个女性成熟了的唯一标记，说是为之自豪也未必过分吧。
这或许本来便是件麻烦事。
“怎么这么麻烦……下一辈子我可不当女的了！”
我还听过这样的话。
实际上，我的经痛很厉害，尤其一到冬天，疼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工作在身，也不好为此休息。但是由于腹痛和低烧，我时常晕沉沉的，有时一定要同什么人郑重地谈话时，就感到身上发冷或者出汗。月经前和月经期间，音质和发声都有变化，高音部在经期就很费劲。自己身上的这个变化，还是我新近刚刚察觉到的。当我意识到月经竟能对女性身体的细微部分发生如此影响时，再一次地感到自然造物的构造之妙，因为它这自然创造出的节奏从不紊乱，使人感到非常放心。我觉得自己的这种感觉，与过去取出月经用品时作为女性的证明而产生的一点自豪感，是相互关连的。
我觉得掌握自己身体的周期变化不是一件小事，但很有必要。听说月经期间感情会失去平衡，确实，我有时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变得焦躁不安。自己的人格不知不觉地就受自己经期的牵扯！
然而，从十九岁时起，我才终于能客观地看待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身体了。
由于职业关系，我们的身体不管怎样总要引来纷纷议论、穿游泳衣的照片——有时作刊物画页，有时出现在电视节目当中，每次裸露的程度都会成为话题。要是偶然露出身体的某一部分，就要引起一阵喧嚣。但是我也并没有因此就特别计较穿游泳衣。我喜欢穿“比基尼”式，并不是对那种样式特别有好感，而是觉得它最适合自己的体型。但是，我对这种泳装摄影常常要附加一个条件，即只能在摄影室、游泳池以外，就是说只能在海滨。在摄影室或游泳池里让人看到皮肤，我无论如何也有抵触。假如在室外，我就会毫无顾忌地穿上游泳衣。
且不再说泳装，对裸体我可是相当抵制。在影片《伊豆的歌女》和《潮声》中，有好几处需要这样的镜头，那是在规定得很严格的程序下拍摄的。与其说那是我的意志，毋宁说是制片单位偶像演员的制片方针所使然的。
在《一见钟情》这部影片中，我第一次允许拍摄裸露着的上半身。当然，这是我自己同意之下的结果。周围的人碰到我头一回拍这样的镜头，都比往常更加注意。有导演、摄影师、照明师、女场记，还有一起演出的他。那是在强化玻璃上的特技摄影。进入摄影棚以前。我不可思议地非常沉着，让女化妆师给我在脖子、手、胸、背上擦油彩霜膏时，我脑子里空空如也，无法预测将要到来的时间怎么度过。我用笑脸迎来了敏捷的很有程序的摄影。
“因为要改变照明，还有一点时间，请休息一下吧。”
拍片的节奏一停下来，我心里便飘来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因为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已经爱上他了，所以对他在场的安心感，和不知为什么象是毁掉我非常珍惜的东西而产生的空虚感交织在一起，使我很不好受。
晚霞染红了天际。我走出摄影棚。我讨厌里面年轻的异性们的目光，我从他们的目光中感到他们好奇的色彩。我想离开这里，越快越好。在外面走了一阵，好不容易平静下来，我又回到摄影棚里。照明还没有搞好，我便在摄影棚外面坐下来，他也在那里，我们并排坐着。
“怎么样，不要紧吧？”
“嗯。”
下面我想说的话没有说出来。想到自已并不愿意时，我的眼睛里已经涌满了泪水。他看到我在慌忙掩饰着自己，便说：
“只剩一点了，能坚持吗？”
听着他那体贴的声音，我只能点点头。出乎意外，这给了我内心以很大的冲动。
那天该拍的呆照，我全部拒绝了。本来是一系列连贯的极其自然的动作，却只抓住一瞬间拍成前后不连贯的一张呆照，神韵立刻大变。我讨厌把日常动作当作静止的拍在照片上。
有本杂志曾经登载过我的一张照片，那是我在野外舞台上歌唱时，我的裙子突然被风掀动，露出了短裤。就说这样的事吧，对当时在场的观众们来说，即使刹那间露出了短裤也不过是“啊”的一声就完了的偶然事情。我要是在那会儿也会一笑了之，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我真不明白那些大人们是怎么想的，竟全然不考虑当时才十几岁的少女的心情，把碰巧拍下的我的照片登载出来。“因为你是艺人嘛”——他们用这句话，便把一切都对付过去了。
由这样的事情再加以引伸的话，那么，谈到艺人的性的问题时，也总是歪曲了的形象。演艺界确实有很多非同一般之处，常和我在一起活动的经理几乎都是男性。单从非得把自己月经日期告诉异性这一点来说，也就和通常的职业界不同。
由于我初登舞台正是即将进入夏季，所以泳装摄影就多起来了，常有经期与工作日程表冲突之虞。如果使用内装月经用品，即使下水，即使穿上小小游泳衣，也不必为之踌躇吧。然而，当时我未能使用内装用品。这样，就只好请求调整拍摄日期了。 让异性知道自己的月经情况， 神经正常的人是不会觉得愉快的。这不是用“可也没办法呀”这句话就可以了结了的事情。
所幸的是，最初的那位经理很理解我。我一告诉他，他没有一点多余的话，只说“好，知道了”就解决了。我正苦于经痛时，他也不问我什么，就默默地递给我止痛药。也许是年龄相差一截的关系吧，他和我整差了一轮。要是眼下，即使是大上一轮的男性也可以作为恋爱对象了，可当时我才十四岁，觉得我们在年龄上的差距很大。
不久，换了一位年轻经理去工作现场，我也同样地对待他。可是有一天，他问我：“还要给刊物拍穿游泳衣的插页哪，某日到某日不行吧？”听到出自男性之口的这些问话，我全身都战僳起来。同时，我也第一次懂得了自己神经系统的复杂。因为没办法而不得不出于自己之口告诉异性时还能想得通，反之，被对方突然追问时产生这么大的波动，却是我从未预料到的。
从那以后，为了使那男人详尽了解我一切的那般话语落空，我改用了内装月经用品。
听说演艺界是充满诱惑的世界，进入演艺界前我也曾担心过。什么利用憧憬演艺界的心情骗取钱财呀，什么装着为了扬名，让女性豁出身子拼命干呀……，从宣传机构传出来的演艺界情报，不外是这些内容。要是也让我豁出身子拼命干的话——这个想法也曾掠过我的脑海，但我始终也未能作出结论。
今天想来，我当时并没有为那些情报而苦恼，恐怕是相信了自己的直觉了吧。
在我身上，并没有发生那种情形。
我相信自己和遴选我当演员的那些人。
不知是因为什么，或许是我过于自信地看待自己的未来的吧。事实上，至今我没有一次被要求豁出身子拼命干的体会。至少，传到我耳朵里的情报，在我这仅仅停留在传闻这个地步。我并且感到，我实际体验的演艺界也并不是同一般社会那种隔绝。
尽管如此，我接受了多次美其名为“采访”的记者访问，屡次面对那些比我年长一倍的人们，我就想到，这些人到底是怎样认真考虑文字的分量的呢？有人全部想好问题的项目，然后只是来套我的回答；有人毫无理由地炫耀自己一番了事；还有的人充其量是来造一个作过采访的证明而已。特别是对于“性”，正正经经提问的一个也没有。
以男性读者为对象的周刊杂志的记者来访，最感兴趣的就是问“你是处女吗”，“初次体验是多大年纪的时候呀”。“对象是谁”？等等……全部访问没一点真挚的味道，只是随便重复着不沾边的问题，我退避这类访问。
一个女人是不是处女，这个问题他人是不能判断的。首先。这是不容别人插嘴的部分。我成了个成熟的女人，十四岁也好，十六岁也好，最近也好，我就是我，没有什么非议的。其次，跟何时迎来初潮一样，那只不过是一个女性历史中的一个事实。倘若有人认真地问我“您的私生活怎样”，我准备任何时候都从正面回答。
我懂得男女之间的性爱，是在横须贺的学校里上学的时候。使我懂得的渠道有很多：杂志，朋友间的谈话，还有邻居家一位比我年长的女子的行动——
那女子和我住在同一个住宅区同一座楼里，记得少说也比我大五岁多。现在想起来，也许是属于“激进”型的妇女。当时她上中学，我还上小学低年级，羡慕地叫她“姐姐”。她把自己的男朋友介绍给我。他们有时挽着手从学校回来，有时在住宅区的公园里约会，尽管那是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公开交际，但是，左邻右舍爱说长道短的长舌妇们就凑在一起闲聊，横加指责，风言风语一传，没过多久，那个女子就给贴上“不良少女”、“女流氓”的标签了。然而，她和她的男友毫不理睬，仍然不断地约会。即使是我在一旁，他们也毫不介意地又是拥抱，又是嘴对嘴地彼此给东西吃，那场面就是小孩子也不好意思看。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人一点也不坏，实际上，好象还挺羡慕他们的。
开始工作后不久，大概是十五岁时的事情，一起工作的一位十七岁的女伙伴找我商议她的境遇。
“哎，我呀，大概是怀孕了。到今天已经晚了两个星期了。你说该怎么办呢？”
我并不怎么吃惊。
“跟他说了吗？”
“嗯……还没有。”
“还是告诉他好呀。”
把这样重大的事情，只好告诉不了解内情的人，这对于她也许是件残酷的事情吧。 我当时只以淡然处之的态度回答了她。 大约过了十天，她高兴地告诉我说：“不是那回事呀。”她对我说：
“照你说的，我对他讲了。我跟他一说，他说一起去医院吧，总得检查个明白才好。等检查以后再下结论。真的，还是告诉他好啊……”
他们俩是正经人，至少对待性生活是认真的。要说十七岁就怀孕这件事是要不得的，那也的确如此，其实这种事并不仅仅限于演艺界才有。艺人对待“性”出乎意外地避讳，我想那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按照宣传机构的报道说，演艺界男女之间的SEX ，简直就是为了泄欲，都是靠这个当工具攫取名利和地位、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演艺界的人们也许就更会以平平常常的态度来看待“性”了吧。
当时，我还在读书，上的是女子中学，根本意识不到异性的眼睛和嘴唇。大家都随随便便地谈论“性”。有几个同学读高中时就已经发生过男女关系。但这是她们各自考虑后的结果。有人早早地就谈论着结婚，也有人把自己“也许过早的体验”时所感到的一点紧张都说了出来。
我并不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环境受了影响，然而我对于“性”基本上是一个肯定派。我认为：如果真诚相爱，那么情欲的相爱都是当然的。男人想拥抱自己喜欢的女人，女人也愿意被自己喜欢的男人拥抱，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女人的价值不在是处女还是非处女。所谓处女，归根到底不就是只要有精神上的意义就可以了吗？只要双方是认真的而不是半玩半闹地乱来就好。我这样说也许有点教条主义，但是我觉得双方必须不忘这是神圣的，以这种精神彼此相爱。
人是大自然造就的生命。我深信，具有完全不同的思想和生理构造的男女由于爱情而初次结合的瞬间是最美好的。或许也有人说，性生活并不是那么美，甚至有人认为它是肮脏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电视中的专题节目“校园”中有一个“怎样对待中学生怀孕”的内容，让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当时对参加这个节目的初中三年级左右的女孩子们进行了民意测验，差不多有一半人毫不犹豫地回答“人工流产”，只有少数人说“不知道”、“看情况”，这就是说，如果男方和家庭允许的话，到时候再说，回答“生”的只是很少数。我对主张人工流产的很愤慨，赞同回答说“看情况”的人。
我的愤慨是针对着什么的呢？是应该对初中三年级的少女们，大多已经有了初潮，跨入了妇女的行列，她们却毫不犹豫，如此简单地否定自己作为女人的重大证据的这种草率态度呢？还是应该对促使她们这样做的社会上所谓“成人”们对性的不负责任而采取的逃避态度呢？
最近，我高中时代的一个朋友怀孕才两个半月就流产了。她深夜打来的电话声音都在颤抖着。原来她并不显得那么想要孩子，现在后悔自己的不当心造成流产。她对我说，半夜里只要一听到邻居小孩的啼哭声，自己就会醒来。
她木然地说：“是我不好呀！”这声音深深刻在了我的心上。
在我肯定了自己的恋爱感情以后不久，我就觉得自己能够大大方方地对待“性”了。我认为单是身体的结合并不是爱情的一切。但是不能否认，随着爱情愈来愈强烈，身体内会掠过一种神秘的感觉。在被要求的同时，我也懂得了自己的要求。我感到自己的心灵和身体都被那难以说清的波涛包围了。
要说没有好奇心和恐怖心，那是假话。可是，我很自然地想体验到当我在爱人的怀抱里时所产生的安心感，我很自然地想体味这样的时刻我的心灵就要熔化了似的感觉。而且，我的这些思想也能比较直率地表达出来了。与其说是表达出来，倒不如说互相要求的心情适时地在一瞬间的一致。我决不会后悔。我由衷地发誓不后悔。换句话说，我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根本就不可能后悔。正因为如此，我就觉得更不能被好奇心驱使或虚情假意地随随便便地互相要求。作为女性这方面表达爱情的方法，经常使用“献身”这个词，我可不赞成这种表达方法。只要爱情有着牢固的基础，就谈不到“献身”、“不献身”。
盛夏，一个炎热的日子。
深藏青色的连衣裙。白色的小胸针。
不绝如缕的蝉声。加湿器白色的烟雾。
拨动六弦琴的弦声。
“And I Love Her……”
——那天，我极其自然地成了女人。
在即将结婚以前，为了更全面地互相理解，我们在一起相互谈到各自的生理情况。我详细地讲了我的身体情况。他洗耳恭听，一点也没有厌烦。这是我们彼此间心心相印的严肃的谈话。
我结婚以后，是准备毫不犹豫地听其自然地生育孩子的。以前，在能够设想出我们的生活状况以前，也考虑过一段时间内只是我们两个人生活……但是今天不同了。在爱上一个人以后我才懂得，生为一个女子，婚后什么时候都能够怀孕、生育，这不是无比幸福的吗？有很多女人（特别是有工作或条件不许可的）即便是和自己的爱人很自然的结合，却提心吊胆地等着月经来。那些除了扼杀一个孕育在自己体内的生命之外别无他法的女性们，她们心灵上的痛苦是不可估量的。
懂得爱情极致的女人，想为自己的爱人生儿育女的心情，我认为是极其理所应当的健康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女人要有勇气战胜任何困难，不论怎样就是豁出性命也要生下来。男人则要有毕生矢志不渝让自己所爱的女人生下自己的孩子。不是有了只好生下来，而是满怀期望生育。对于一个新出世的小生命，这是最低的礼节了吧？不管孩子长成什么样子，那也是自己的孩子，要慈爱地把他抚养成人。我想像不出自己对于那未来的孩子说来能不能作一个完美的母亲，但我今后要好好考虑这个重要的问题。
去年有一天，我感到下腹部（腰骨的内侧）一阵剧烈疼痛。我想说不定是慢性阑尾炎吧，所以没太留心。到了秋天，疼痛更加厉害。我不安起来。那时月经从来没有那样反常，有时四天就没有了，有时四十五天还不来。每次出声或笑的时候所感到的剧痛折磨着我。月经量也不正常。看这样子，我察觉到自己恐怕是患了妇科病了吧。
我想去医院看看，就请熟人介绍了可以信赖的一家大学医院，约定在我工作休息日去那里。
我想如果自己的身体生不了孩子，我就不结婚了。
母亲反对我去医院。她说，凭你是艺人这一点，要是一住院便会引起风言风语，说你怀孕去人工流产啦、得了性病啦，怎么还能大模大样地去妇产科呢？母亲的表情是严峻的。她对我半生气似地背过身子，她的沉重心情我是能理解的。但是，我的身体要紧，才不管什么歌手的体面。为了那由衷地珍视我、热爱我的人，我希望自己是完美的女人。我希望自己是健康的。我坚信一切都建立在美好和健康的基础上。
一走进大学医院，候诊室里就有好几双眼睛注意到我了。这总不能不使我感到多少有一点犹豫。在妇科病房的走廊里，我感到气氛还是比较明朗的，我稍许放了心，走了进去。女护士对我例行公式地说：
“右边厕所里有纸杯，请取尿吧。先作一下怀孕检查。”
在对面房间里，有一位抱着婴儿的女人正在与护士谈笑。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那女人热情地对我笑笑，我也报之一笑。在这个气氛和谐的地方，我倒出乎意料地不知所措。我想，在这个地方女性“生理”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堆到了一起，不光有欢喜，还有悲哀、残酷的死亡和流血，一切都集结在这里。想到这，我真恨不得立即逃回去。
把应办的办完以后，等了一会儿，门的对面叫起我的名字：
“山口先生，请。”
一间诊室又分为四个小房间，最左边一间的门打开了。屋里正面有用帘子隔开的一角。首先，我向大夫讲述病情，把一切都告诉了大夫。他说话时那和蔼的语气，使我感到些愉快了。
“做过妇女器官的检查吗？”
“一次也没有做过。”
“那么，今天好好检查一下吧。请到这边做一下内诊。”
“好！”
这时，我连“内诊”这个没有听惯的词的意思也懂得了。走进用帘子隔开的角落以后，竹帘随着我的脚步“喀喀”地响了起来。来这以前，我照母亲说的已经穿上了喇叭裙。
“请脱下短裤，躺在诊察台上。”
我按照大夫嘱咐，躺了下来。诊察的情形我看不见，只听到医疗器械“叮当”、“叮当”的碰撞声。这时，感到器具已经插了进来，最敏感的地方感到有些凉，而脸部却热乎乎的。并没有感到疼痛。
“这里疼吗？”
大夫一边说着，一边摸索着寻找正确的患处。偶尔，护士对我说：
“别使劲儿，放松些。对了，就这样。”
哪有什么劲儿呀，要有也早就跑光了吧，可我还是使了劲儿。
诊察结束，大夫说我患的是轻微的输卵管炎，吃五天药就可以治好的程度，所以用不着担心。如果再迟一点看，那就会转成“卵管闭锁”。早来看了，还算好吧。我想：“还是来了好啊。”
那一天，他很少有的在黄昏时分就从公司担心地挂来电话。我把情况告诉他以后，他好象嘟嚷了一句：“啊，太好了！”
现在，我的身心都很健康，是心灵和身体都能与爱人完美结合的幸福的女性。今后，我要怀孕、生育、并将走向衰老吧，于今尚属未知的历史还要继续多年。但愿太太平平。起码，要努力使大家都能健康，而且能够和睦地生活下去。
[ 本帖最后由 xiaoshuangbaby 于 2006-3-1 01:23 编辑 ]
审判
那天早晨，有点异样的感觉。
从窗子射进来的光亮和我四周的空气，一切一切都似乎和我有些疏远了。
是因为这件事吗？平时，因为血压低，醒来几个钟头都懒洋洋的，只是那天，我却难以置信地痛痛快快地起了床，走到楼下。
家里的空气也有点异样。
母亲用平素没有的高声问：
“吃早饭吗？”
“只要杯咖啡就行了，想看看报纸，取来了吗？”
“哎，淑惠，拿报纸来。”
妹妹神色不怎么愉快，把早报扔在我眼前的桌上就走了。
我象平时一样打开报纸，眼晴被吸引到灰乎乎的版面上。我看到题目特别醒目的体育报纸上印着山口百惠好大的名字，有几秒钟，我窒息住了。
为知道准确时间而习惯性地打开了电视机，里面传来了男播音员硬梆梆的声音，那声音比起灰色的纸面更有现实感。
——歌手山口百惠作为“艺人交欢图审判案”的证人接受传唤，今日将到东京地方法院出庭。
当他说到已经听惯了的自己名字时，我的思绪集中到了完全不同的事情上。
——是穿黑色西装好，还是穿粉红色的连衣裙好呢？
眼前摆着昨天黄昏时就取出来准备今早挑选其中一件穿走的衣服，我没了主意。
很早以前我就觉察到自己穿什么颜色和式样的衣服能左右自己那一天的一切。穿上牛仔裤和上衣时就觉得又回到了儿童时代；同一件牛仔裤，要是打开白色棉衬衣胸前的三个扣子，觉得这下就成了大胆的女性了。单是觉着还好，我呢，从走路到谈吐自然地都成了这格调。我意识到自身的这种变化，也觉得挺有意思，但有时却不合时宜或场所而搞得无法补救。
有一次，我穿着黑色连衣裙去摄影现场。这样一来，把我周围的气氛都渲染成黑色，不管从哪个角度对着摄影机，我都笑不出来了。让服装和自己左右了正常表演，我拼命在嘴角作出痉挛般的强笑，也只能至此而已了。连周围想使我打起精神的呼唤也压不住我心底的黑色。结果，成了一次心情沉闷的不愉快的摄影。
我并不认为服装无足轻重。一天的色彩是服装所决定的。
交替地比较着黑色的西装和粉红色的连衣裙，我仍然决定不下该穿哪件。今天这个日子可不能有片刻沮丧，这么一想，朦胧的迷惘淬然而去，我迅速地象早已决定了似的，把手臂伸进了粉色连衣裙的袖筒。今天可不能给人造成素淡的印象。
或许是平时没穿习惯，领口上的花边不大随身。镜子里映照出来的我仍然显出一副掩饰不住内心踌躇的神态。
“不过，比黑的好……”
我自言自语地小声啼咕了一句，打开了房门。
那是大约三年前了吧。
夏天一个炎热的日子，我读了密密麻麻复印在白纸上那篇成为问题的报道。看完后，我既没有感到委屈，也没有感到悲哀。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事实，所以并未使我产生丝毫的动摇。我倒觉得十分可笑的是，那些堂堂的大人们竟一本正经、恬不知耻地写出这些东西。过了几个星期，我听人说到了“起诉”二字。关于这一点，人家说是“尊重个人意见。希望与家属商量以后作出决定”。
我和母亲商量了。
母亲在我面前看那份报道，尽管她的表情只有稍微的变化，但是没有溜过我的眼晴。妹妹在母亲旁边注视着我们。
就个人说来，不管内容怎样，它一点儿也伤害不着我。但是，当我站在既是山口正子的女儿，又是山口淑惠的姐姐的立场上时，我觉得受到伤害的是母亲和妹妹。我决定，为了至关重要的亲属而去起诉。
起诉书
邮政编码 153 目黑区下目黑1—2—5
崛电影制片社内
电话490—4601
起诉人山口百惠
因未成年，监护人
母·山口正子
起诉内容
一、被告人菅原、被告人特别采访组、被告人种村等于昭和五十一年五月中旬合谋之下，在《问题小说》杂志七月号180页至185页，刊登了题为《向欢乐进发——处女篇》的报道及其插图，见另附起诉事实一览表（一）中的所载报道，公然歪曲事实，损害起诉人等的名誉。
二、被告人平野、被告人民间、被告人猪口等于昭和五十一年六月初合谋之下，在《女性自身》杂志六月二十四日号40页至43页，刊登了关于森进一、山口百惠、樱田谆子、西城秀树等的题为《记明星们惊人的“性”的大混乱》的报道，见另附起诉事实一览表（二）所载的事实，公然歪曲事实，损害起诉人等的名誉。
起诉事实
（一）月刊《问题小说》由德间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编辑是被告人菅原善雄，发行份数为二十万本，被告人“本刊特别采访组”者，其具体人名不详。种村国夫是上述杂志刊登的插图的作者。
昭和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左右，上述被告人等合谋之下，企图在该杂志六月号上登载关于起诉人等的性方面的报道，于该杂志六月号180页至185页上刊出，题为；
“定本！明星交欢图
向欢乐进发——处女篇”
作者自称为“本刊特别采访组”，每个具体作者的姓名不详。除登载了另附起诉事实一览表（一）所载的报道外，被告人种村，还在作为证据的杂志180直至181页的正中画了有一男人从山口百惠的裸体后面伸过手来、西城秀树用照相机拍摄女人裸体画，画面上看来又似南沙织又似樱田淳子，均已损害起诉人等的名誉。
（中略）
（二）关于山口百惠、森进一
同一杂志183 页上，以“山口百惠在摄影室的角落……”为题，作者说在摄影室的角落里看见男女人影，姿势很是奇怪，女的好象卷曲着，男的弯着腰。他一走近，两个人猛地分开了。男的不是森进一、女的不是山口百惠吗？当时，森的裤子拉锁是开着的。
这是山口百惠“口淫”的论证，但两人都予以否认。披露的“事实”说，问哪个有关的人都会说山口百惠不是处女，她的对象是三浦友和、相崎进也、森进—……，两人对此也都予以否认，并说直到看了这个杂志之前，两人甚至连这种说法都不知道，也没有人向他们寻问这一稀奇说法的真伪。被告人认为，如果写上两个人否认的话，写什么事实都不能说是损害名誉，被告人平野也辩解说，因为登过反面的说明，所以不是损害名誉。
继那之后，说是小坂坡胜给山口百惠家打过电话，此事实据山口百惠母亲说，小坂胜一次电话也没有打来过。
（中略）
昭和五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上述起诉人的十名代理人
律师竹内三郎
进呈东京地方检察厅
从那天起到今天为止，已经过了三年，仍然不见解决，为了传唤证人要求包括我在内的八人出庭，其中已有三人出过庭。
这些人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会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可是所有报道都不怀好意，写的无非是艺人身处不习惯的场所，如何惊慌狼狈啦，这样写似乎就是告诉人们，艺人的见识是何等贫乏。冷静地想想，即便不是艺人，突然置身于法庭这一特殊环境而不惊慌，那才是怪事。
我一面想着“我的事也会写在明天的报纸上吧”，一面离开了家。
外面有几分春天的寒意，当我全身接触到外面的空气时，身后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要顶住啊。”
“没关系，一结束我就打电话来。”
母亲看我和平时一样，好象放心了。
汽车穿过日比谷区，驶近东京地方法院。来来往往的车里，没有人知道眼下我的心境。好几辆汽车有秩序地起了过去。人们拼命地为了自己生存。即使一部分人吵吵嚷嚷闹腾的很凶，其他许多人也既不关心也无关系。这么一想，心里轻松了一些。汽车在前进。晦暗的天幕阴沉沉地低垂着。没有泥土气息的好象冻住了似的城市的柏油路向后退去，仿佛无情时光的流逝，我不由地闭上了眼睛。
一会儿，便看到了与天空一样颜色的高楼。高楼周围象镶了一道边似的，围着人群。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将用怎样的语言谈论我呢？以怎样的表情看我呢？我内心这样踌躇着，外表却象与此毫无瓜葛的人似地坐在车里，向事务所的人发出笑声。我一边冷静地听着自己的干笑声，一边厌恶自己在这种时候还笑。这次斗争一定要胜利，不能踌躇，不能犹豫。为了母亲和妹妹，并且为了我自己的幸福。
“淡泊、冷静、沉着，稳重得与年龄不符……”，这些都是人们谈论“艺人山口百惠”的模式化了的形容词。平素，每每被人这样说，我心里并不觉得舒服，可是唯独今天，我决定充分利用这个给人们已造成定评的印象。大概被告方面的辩护团里的五位也对我持有同样的成见吧。倘若如此，他们内心里也该会打鼓的。这里，重要的是，要和对方站在同一条线上，站在同一条线上了，精神就会大大轻松起来，交锋是下一步的事情。我决定今天一天要好好扮演一下人们印象中的“艺人山口百惠”。
在简直要塞住耳朵的相机快门声中和要求我发表看法的声音中，汽车停住了。虽然身在灯光和声音的洪流中，我的心仍然是平静的。我小跑着穿过声浪。从墙壁一直向上没有分界线就连接起来的天花板上，回荡着“咯吱”、“咯吱”有规律的脚走声。我看着右侧关闭着的沉重的房门，象被男人们的脚步声追逐着，以很镇静的步伐走了进去。
“大概用一个半小时，最多用两个小时就能完哪，没关系吧？”
不知谁朝我这样说了一句，话里并没含什么恶意，我只应了一句“嗯”，反过来正视着那人的眼睛，淡然一笑，然后看了看窗下广阔的城市。天空和刚才一样阴沉沉的，外面还有点冷吧。
“挺沉着的呀！”
“嗯，挺沉着”
因为我回答的声调一点没变，周围的人显得有点惊慌失措。
一想到我居然能如此泰然自若地不露声色，就不能不对自己感到莫名其妙。
沉默在继续。
只有步调纷乱的脚步声在通响。我觉得走廊很长。但是实际上，那条走廊一眨眼工夫就走完了。
开始，我被引到一个小房间，说是间休息室，连窗户也没有。房间里没有摆设一朵花，显得很粗俗。我坐在冰凉的椅子上，先看了看挂在房间中间墙壁上的表。时针指着下午一点十五分。
“请过目一下宣誓书。然后在这儿签名按手印。”
干我这样的工作，不管在吃饭时或者正在谈正经事，也不管正在疲倦得打着吃，经常被要求“请您签名”，我总是尽量地予以满足。但是个人私下去什么地方时，也常常说声“非常抱歉”加以拒绝。
不记得什么时候听比我资格老的一位演员讲过这样一回事。有一次他和朋友去喝酒，喝了不少以后兴致勃勃地走出来，正要走下台阶时，身后传来这样的声音。
“对不起，请签名……”
“真烦人！我除了工作时间外是不签名的嘛！”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是想请您在发票上签名……”
说什么补救一下好呢？他和身边的朋友一时都感到非常尴尬。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突然说出“很抱歉，除了工作时间以外的签名……”之类的话，在场的人会作何表情呢？
我边想着这些，边用平时不怎么常写的楷书给他们签了自己的姓名。
又看了一次表。
时间依旧在流逝着。房间里的人们在说着话，那单调的声音不断重复地包围着我。
之后，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差不多该去了吧。”
不知谁说了一句，打破了静谧。
响起了“嘎喀嘎咯”的声音，人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在门口等待着传唤人。
有几个人走在前面，鸦雀无声。我明显地觉出全身皮肤的感觉，似乎都能感觉出它薄了，只有体内是热的。稍稍有些冷。是感冒了……哪能呢。雨……大概要下呀。静静的。啊！
“百惠，站起来呀。”
突然听见有人叫我。对了，我现在也许是在梦中。是个不祥之梦。我得醒过来。前面的人站住了，做了个“请这边”的动作，向我示意一座门。这是普普通通、没有任何出奇之处的门。外地的市民会馆里后台的门，学生时代教员室的门，这个法庭的门，这些门有什么不同呢？我没有丝毫的犹豫，推开了那扇门。
“另一个世界”，这句话的确挺恰当。旁听席上那些呆滞的目光区分不出是期待、是好奇、还是同情。我穿过这些视线，坐在中间的征人席上，右手拿着白色的手帕，背挺得直直的，以表示出对那种无形压力的一点点抵抗。
穿着发黑的素淡颜色西服的男人们，和深驼色的墙壁，组成一个深暗色调的世界，只有我的粉红色的连衣裙显得分外鲜艳。
“请证人举行宣誓。”
我读了在休息室看过的宣誓书。在结尾的地方我一笔一画写下的拘谨的签名得到了承认。
——越发象母亲的字体了。
和这个场面毫不沾边的念头又掠过脑海。
对证人提问开始了。五人辩护团中最左边的一个稍胖的男人首先发问。他低沉而响亮的声音和我回答问题的声音运响在盒子一般的法庭中。我捕捉他的声音时，耳底微微感到疼痛。那余音缠绕在脑子里，耳病变成了头痛。提问从读到那篇报道是在何时、何地这样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我回答完一个问题后，深深喘了口气，又转入下一个问题。那个男人象一句一个停顿似的清清楚楚地反复提问，我也意识到得让大家听得清清楚楚选词择句地回答，我觉得两个人的问答就象电影中的一个镜头似的。并且，我同时也从那个男人的眼睛里感到他把我看作对手，扮演某个角色时的愉悦。
坐在座位已经过了多久呢？说是三十分钟或两个小时，我觉得都未尝不可。
表……没有。
时而听到旁听席上传过来的咳嗽声。这声音很耳熟。即使如此，在这个“盒子”中，我却连时间也不能知道。要想知道时间，就非得问别人吗？五位辩护人接连发问，每次回答我都是冷静的。事态仿佛随着我的步调发展着。
“你懂得‘起诉’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时候呢？”
“因为以前，母亲对某杂志社采用过‘起诉’的形式，所以那时……”
“是哪位起诉的呢？”
“母亲。”
“你母亲起诉，你怎么就懂得了‘起诉’的意思呢？”
“因为是亲属，当然懂得。”
多么无聊的提问呀！碰上这些不合情理的问题可真叫人作难。提问的内容，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即便提出的问题逻辑不通，他们也会以可怕的速度和激烈的口吻去抓别人小辫子。这种时候，处在证人这一特殊地位上，越是拼命想使自己的回答合乎逻辑，也就越容易说“那个、大概”呀、“如果的话”一类暧昧的活。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我怎么会愚蠢得上这种圈套呢？我确实感到斗争中自己的坚强。我连一次也没有看辩护人的脸。他们提问时，我也不对着提问人回答，而是正视着庭长回答。辩护人对我这个态度显然感到焦躁，这从他们的声音和语调上，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算什么正直的人——
现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在想什么呢？我有一个思想开小差的坏毛病，和什么人谈话时，无论他是否认真，我就想：“这个人的本意是什么……”，“也许他心里想的全然不同”等等。
在这一刹那间，这个怪癖还要露头。尽管如此，我把刚才的提问冷静分析一下，倒觉得似乎我成了被告、我受到指责似的。在我之前站在这里的三个伙伴大概也类似这种状况吧。决不能输掉！在这里败下阵来一生就会被屈辱感所折磨。这不仅是艺人对宣传机构的斗争，也是与自己本身的斗争。也许战胜自己才是最需要惊人的勇气的。
“谢谢，对证人提问完了。”
庭长响亮的声音在迥荡。旁听席上的人们象是放心了似的松了一口气，浓重的沉默变成了嘈杂。我走出“盒子”。从走廊的窗户射进来的光线比刚才亮些了。在刺眼的白光下，我赶紧眯起眼睛。一次斗争结束了，不，说告一段落也许更恰当。
审判——我以为那才是个不同的世界。大千世界中，人很少处在法庭这个小小的空间如此异常的状态吧！我从未想到持续的紧张感是这般痛苦。
没有什么能够依靠，往往连自己都无法相信。说因为是个女人，或者说只有二十岁，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实际经受一下以后，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人与体制的斗争，还不如说是与时间的斗争更合适。在这里，我就是哭也好叫也好，时间的流逝还是一成不变，残忍但准确地一秒一秒地走下去。
为了追上时间的流逝，必须度过各种各样时间所涉及的事件。而且为了以好的结果度过去，必须努力再努力。
一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体验呢？对于远非事实荒唐无稽地编造出来的谎话，为什么还必须辩解呢？
我与报道中传闻的人物连话都不大说。除了认为他是同行中的前辈以外，再没有别的任何关系。恐怕感性的趋向也不相同，就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也不会有共同的语言。有趣的是，有关我恋爱的流言蜚语，大都是跟他有关的。进人演艺界后最早的闲话便是这个。在周刊杂志的一角，有两三行写着我同这个人之间关系奇怪的那个时候，我才十四岁，一点儿也没在意。但是，那个人却常常在公开场合说起我的名字。在歌曲节目的录音室里，别人问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呀”，他说出我的名字，就是在录音室里如此大肆张扬，我也可以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十五岁生日时。不晓得他从哪里怎么直到的，寄到我家来一个女用手提包。我和事务所的人商量是收下好还是不收好。他们说不必为此大惊小怪，收下也就是了，我听从这个意见收了下来，母亲给他妹妹买了礼物作为答谢，了结了这桩事。这样，作为个人接触至此告终。两人之间发生的能成为“事件”的事件仅此而已。此后，即使是同行，连象样的话都没有交谈过。
的确，从一般社会来看，演艺界里有很多难以理解的部分。甚至有只能在演艺界才可通用的用语。不论早晨或夜半，在工作地点最初的问候是“早晨好”，告别问候是“辛苦了”。我想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只要是充满诚意，我个人也并不认为这些话特别讨厌。再者，一发生了什么事件，肯定会被大事报道，这也是演艺界的一大特征。我十三岁准备跳进这个世界的时候，对这些东西也有过恐惧，怕“万—……”如何如何，其实周围大人们提心吊胆的样子才非同小可。通过宣传机构传进耳朵里的演艺界的污秽，简直怵目惊心。有人让演员初登银幕，从而骗她一大笔钱，或者是设法让她出名而要求她献出身体……这类传闻四处蔓延。刺激性的传闻才称叫传闻，使人们感到整个演艺界都是这样。
我们在刚刚选择了歌手这个职业时，社会上就用这种偏见对待我们。这种偏见，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对今天成为问题的报道，人们不是用“难道会这样？……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态度处理消息，而是用“说不定……恐怕也可能”的方式来对待。歌手之间在工作场所相遇时也时常海阔天空地谈论。实际上，这个成问题的报道出来后，很快就和报道中涉及的人们见面。但是，没有一个人在谈话中提过要起诉。不仅如此，对与那报道有关的一切事情碰都不想碰一下。事情的真伪，当事的人们是最清楚的，因此满可以和平常一样，但大家还是过分介意。如果出于同行人的关照采取措施，也不是办不到的，结果是离事情的核心越远，就越容易成为招致误解的原因。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可以信赖的人了。一切都要自己下决心，除此别无他法。倘若谁只问上一句：“哎，看了那个报道啦？”我一定会当即回答一句：“嗯，真糟糕。”心情不象答一句话那么轻松，但必须要突出来就是一种痛苦了。那个时期谁也没有触及那事，对我来说也许还是幸运的。
一个歌手，从各个角度里沐浴着五颜六色的光，这些光映出来的影子的颜色又是各式各样的。但是，这些影子的总根还是那个人。很多人以为它是华丽的，憧憬它，认为它是光，说不定仅仅是这影子的一部分而已。就算是这样吧，然而影子也会笑，也会哭，也会憎恨人，最后也会发疯的。我希望不要忘记从实体扩散而生的影子也是有意志的。
和宣传机构发生纠纷时，毫无例外，一定要为艺人的私生活问题而争论。我认为，本来就不应当过问私生活问题的有无。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所谓私生活，是人们以自己的意志划出的一个范围之内的东西。因此，这些事对有些人尽管可以过问，但同样的事情对某些人就不允许过问。
——我强压着无处排遣的愤怒，在通向休息室的走廊里走着。感到些放心的同时，一种难言的空虚勒住了我的喉咙。
一瞬间，走廊弄湿了。
泪水。现在，决不愿意在这种地方哭。我幸亏抑制住想放声大哭的冲动。
后来，我借用日本电视台的会议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离开了地方法院的我已经恢复了平素的沉着。
“怎么样呀？”
“哎，想不到你讲起来挺沉着。”
“想说的全都说了吗？”
“我觉得今天的证词全是明白无误的。至于我自己的心情，在此以前接到调查报告书时都已经讲清楚了。”
在这些人面前，我不能吐露真言。要是痛快地说一句“紧张坏了”，心情该多舒坦呀。但是，现在在我面前的人是宣传机构阵营的，是所谓近于交战的敌方。在这个场合也不能输掉。
我在对某个问题的答话中曾说过这么一句：“要是真实的话就没办法了，可是……”有人抓住了这个话柄，又用激烈的口气问我：“是不是说真实的话，写了也无妨呢？”对这穷追不舍的盘问，我略显畏缩，但立刻口答：“对。”表面上不露声色，然而对这句话却掂量出了非常重大的责任。正确地说，不是写了也无妨，而是写了也无奈。在这些人当中有谁写报道的时候，每次都来问过我“这是真实的吗”？预告说“我要写这个”，这样的记者我一个也没有拜见过。假定写成后发表了的东西是事实，就是“无奈”也想得通，但是如果根本不是事实，谁向我承担那报道失实的责任呢？这不是只凭道歉书就可以了结的问题。这些人考虑问题也未免过于简单了。手里有一支笔就能杀人，他们本应当更加慎重地使用这种使人生畏的报刊文字。
暴风雨似的一天过后想想，觉得似乎是实在没意思透了。不会马上判决，一年还是半年结案，我一无所知。如果让我再上法庭，应当斗争的时候一定斗争到底。但坦率地说，我可不想再去一次。
——那天夜里，阴沉沉的天空下起了雨。我觉得静静的夜雨离我很近。我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没有兴致听音乐，茫然无绪地坐着。今天一天，我扮演了大多数人对我原有的心目中的形象。我想那大概是近于完美的。但是，因此而产生的也许可以称之为自我嫌弃和疲劳感的悲哀，几近把我摧毁。
“没关系，我很沉着呀！”
我一边笑着一边反复讲着这句话，对经理，对新闻界，对崇拜我的观众，对给我打来电话的朋友，就是在母亲和妹妹面前，我也要完全伪装自己。
就这样吧，我对自己这样说。累了。叩窗的雨声使人心碎。那雨是冰冷的吧。想睡一会儿，意识模糊了。
“叮铃——”，电话。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耳边传来他的声音。
“喂，怎么样啊？”
“嗯，真怕人……非常……”
“嗯，是吗？”
这时，我才第一次讲了心里话。当紧紧关闭着的心扉打开的时候，靠听筒传来了对方的温暖，我第一次哭了。
（一九七九·四·十二）
补记：一九八O 年七月七日下午一时半，在东京地方法院503 号法庭作出了如下判决：
“主文判处原《问题小说》编辑菅原善雄劳役六个月，缓期执行两年，《女性自身》代理编辑森元顺司罚款十五万元。”
我完全胜诉了。尽管被告方面的辩护团摆出要上诉的架势，但是我对这个判决反正是满意的。
$支持$$支持$$支持$
好贴！！！！！
又看了一遍。。。清纯的典范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