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hahaa 发表于 2006-6-9 13:25

未曾离家的怀乡人——一个文学爱好者对贾平凹的不规则看法(转)

1、

  卡尔维诺在《〈奥德赛〉中的奥德赛》一文中提出了“遗忘未来”的主题:“尤利西斯从枣莲的力量、塞喜的魔药与赛伦的歌声中所拯救出来的,不只是过去或未来。记忆的确很重要——对于个体、社会、文化来说都是如此——不过它必须将过去的痕迹与未来的计划结合在一起,让一个人可以去行动,却不忘记他先前想做什么,让他可以成为,却不停止保持他现有的存在,让他可以保持现有的存在,却不停止成为。”(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李桂蜜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12页)这段话译得别扭,但我喜欢它的意思。自由的元素。创造力的起舞。肯定思维与否定思维的螺旋交织。互为助力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实际上,它是作家卡尔维诺对“生命意志”的重申。这位男子气概的伟大作家终其一生看重行动并不亚于看重写作,且他把必将形成某种精神结果的写作看成人类的严肃行动之一种。也因此,写作在他这里不能仅仅记忆和见证,而是更要开启未来的精神之门,成为“有根之人”经由“现在” 的行动创造“未来”之美好可能性的动力和养分。

  那是一种理想的境况。在历史失真、未来无着之地,记忆过往和见证当下却不得不被赋予绝对的意义——它变成一份崇高的道德,一种艰难的伦理,即便在文学的虚构领域,其价值观也是如此。但是,记忆和见证一旦被绝对化,便斩断了其通往未来的生命之路。创造力先前被“谎言”所腐蚀,现在又被“真实”所挟制。在绝对而封闭的记忆和见证中,我们精心收藏的,可能只是过去和现时的风干的尸体,而非奔赴未来的血肉之躯。

  2、

  “高老庄”是一个污泥浊水、世故纷繁的村庄。在贾平凹的笔下,这个虚构的村庄石碑遍地,树碑年代从宋至清,碑文关乎劝桑养蚕、修桥救荒、水道争讼、剿匪安民、孝子节妇、官僚商贾……今天看来,净是些喜剧色彩的鸡毛蒜皮、日常流水,但在当时祖先眼里却是惊天动地的功业馨德,堪可勒石立碑,以成不朽。现在,这些意欲占有未来的碑石,已失去“未来”之人的任何敬意——它们不再巍巍乎矗立以供仰瞻,而是倒伏在猪圈里,斜趴在茅厕旁,变成了搁放盆罐的石桌面,或东倒西歪的栓马桩……那些碑文,除了被一个名叫西夏的女人带着考古学兴趣记录下来,已不再与后代村民发生任何关联。

  于是,颓败的石碑在《高老庄》里成了醒目的象征物,在身材矮小、猥琐世故的高老庄人中间,传递着祖先的文明业已死去的消息。一种标准的“遗忘未来”的文明。一种妄想通过给“当下”自我加冕以“霸占未来”的文明。一种妄图驱遣“未来”和“过去”以归化“现在”的文明。一种一切只为“当下之我”却冠以“列祖列宗”和“千秋万代”之名的文明。

  然而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待这些碑文。不妨把它们看成一种写作。它们只是一些对未来的可能性缺乏想象力和责任心的人们的写作。写作者只对自己眼前的事情感兴趣,并且相信,只要把眼前事记录下来,立此存照,对未来就有永久的价值。

  但是未来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

  因此也可以说,《高老庄》里石碑的命运,是遗忘未来的“立此存照”式写作之命运的寓言。

  这寓言的结局是否会落到贾平凹本人的头上?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为时尚早。然而贾氏小说的当下情怀中缺少未来意识,却是真的。

  3、

  “未来意识”何意?

  即意识深处无时不埋藏着这一问题:我们意愿拥有怎样的未来?

  这不是政治家的蓝图绘影。

  也不是道德家的虚伪规范。

  这是创造者为自己、为自己的造物在挖掘生命泉。

  这是一条双向奔涌之泉——经由过去、现在,流向未来;同时,它也从对未来的冀望出发,流经现在,并重塑过往。

  4、

  在小说里,贾平凹完全沉默。我是说从《废都》开始的贾平凹。他几乎是亦步亦趋地传承了明清世情小说的叙事技法,借以不厌其烦地描摹世道人情。但他野心大极,绝不满足于“娱心”与“劝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而是想要勾勒一个个多义象征的“中国图式”。这位工笔艺匠懂得如何达成他的目的。他让作品中的形象极其原生实在,作者声音则完全消隐,故而它们的意蕴更其含混难言。这份观感,也许正与贾氏的追求吻合——“我的小说越来越无法用几句话回答到底写的什么,我的初衷里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行文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张扬我的意象。”(《高老庄•后记》)

  传统世情小说邀人赏玩,贾平凹的笔法使其小说也具备当代文学少见的可赏玩性,但归根到底,他有更严肃的命意——“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高老庄•后记》)“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与抨击的先知,作家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与现实社会可能要发生摩擦,却绝没企图和罪恶。”(《秦腔•后记》)放眼《废都》之后的贾氏作品,说他对现实世界一直毫不退却地持守着见证和批判的写作伦理,当不为过;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写实传统的集大成者,亦属应然。

  5、

  贾平凹的写作,表面看起来有着互为对立的双重性:既主流又特别,既中式又西化,既严肃又放荡,既写实又“超现实”,既丑又美……贾氏与其他主流严肃作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是一位最自觉于“中华本位”意识的作家。此种自觉,既可见诸其语言、技法,亦可见诸其整体的文学观、文化观、历史观乃至宇宙观。“如果在分析人性中弥漫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意象氤氲,那正是我新的兴趣所在。”(《病相报告•后记》)

  如是,既要“分析人性”,又要“天人合一”;既要“审恶审丑”,又要“意象氤氲”;既要展露现代意识,又要恪守“国族身份”;既要向西行去,又要徜徉于故园……整体看来,贾平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文学上的实践者,是一位还未离家就开始想家的精神怀乡人。

  6、

  九十年代以来贾平凹的七部长篇小说,所涉主题皆庞大深厚,极易落入空泛。然而贾氏深知规避之道:他勾画“时代的图像”时,从来都绕开“正”、“巨”之途,而走“偏”、“细”小径。叙述模式常常是:一个歪七扭八的社会边缘人,混迹于并不起眼的一个偏远地(即便故事发生在“西京”,也要发生在带着“流民”气质的边缘人群中),身不由己地裹进那纷纷扰扰的世事网络中,经历了一段失魂落魄的尴尬事——此小网连结着一个无边巨网,此处一琐碎泼烦的事情,即是那无边巨网之中心震动的回声,由是,贾平凹意欲象征性地呈现此一时代的精神样貌。在向此目标行进的途中,贾平凹的叙事绝无声如洪钟、正襟危坐之时,而是一个蓬头垢面的羸弱汉子,捧着糙碗,蹲于地下,和你一边吃着饭一边东家长西家短地低声嚼着舌头根。他的样子是憨厚而没出息的,内心是狡黠而有追求的。因了这,你连他荒诞不经的鬼话都信了。

  《废都》之后贾平凹定型了他的叙事语言和风格。有时他用传统说部的文白间杂的叙事语,比如《废都》、《白夜》、《高老庄》;有时他用商州方言土语,比如《秦腔》;有时他也用当代标准语,但会吸收前两者的语言风格,比如《土门》、《怀念狼》、《病相报告》。当他使用这种语言叙述当代生活时,其观照目光既不来自当代,更不来自未来,而是来自古老中国的幽灵;新的、无根的当代生活,由此也变成了旧的、生根的历史往事的延伸,从而使过于日常习见的当代人、事、物,得以陌生化。

  《废都》集中了贾平凹在此方面的尝试,从中可以明显看到他从《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说部偷来的手艺。开篇的“贵妃土生奇花”、“天有四日”,与《水浒传》开篇相近;唱歌谣的老者与《红楼梦》的“一僧一道”功能相同;孟云房给周敏讲说“西京四大名人”,简直就是在克隆《红楼梦》的“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至于书中女性一律被称作“那妇人”、“女人”,人物对白的句末喜用“的”字,无不来自说部遗韵;而整部书的情色描摹与《金瓶梅》的师承关系,则已多有评说。但更本质地表现出《废都》与古典说部传承关系的,是整体上的叙述视角、气质和节奏;那种日常生活本身即是目的、排除一切形上空间而沉迷其中的叙事态度,实是一种前“五四”的说部态度。随便举出一段:

  妇人在草丛中小解,无数的蚂蚱就往身上蹦,赶也赶不走,妇人就好玩了这些飞虫……提着来要给庄之蝶看,就发现了这一幕……见庄之蝶伤心落泪,也不敢戏言,……妇人说:“这阿灿肯定是爱过你的,女人就是这样,爱上谁了要么像扑灯蛾一样没死没活扑上去,被火烧成灰烬也在所不惜;要么就狠了心远离,避而不见。你俩好过,是不是?”庄之蝶没有正面回答,看着妇人却说:“宛儿,你真实地说说,我是个坏人吗?”妇人没防着他这么说,倒一时噎住,说:“你不是坏人。”庄之蝶说:“你骗我,你在骗我!你以为这样说我就相信吗?”他使劲地揪草,身周围的草全断了茎。又说:“我是傻了,我问你能问出个真话吗?你不会把真话说给我的。”妇人倒憋得脸红起来,说:“你真的不是坏人,世上的坏人你还没有见过。你要是坏人了,我更是坏人。我背叛丈夫,遗弃孩子,跟了周敏私奔出来,现在又和你在一起,你要是坏人,也是我让你坏了。”妇人突然激动起来,两眼泪水。庄之蝶则呆住了,他原是说说散去自己内心的苦楚的,妇人却这般说,越发觉得他是害了几个女人,便伸手去拉她,她缩了身子,两个人就相对着跪在那里哭了。(《废都》,第418页,北京出版社1993年)

  人物行为、对话是以如此不带景深的白描方式叙述,有一种陈腐、酥麻、抽离意识深度的“春宫话”风格。有趣的是,由于历史感的介入,我们在阅读传统说部作品时,对类似的叙事方式并无陈腐之感,因为它正是彼时彼地文化风俗的自然产物。而贾氏如此道来,实质上却是一种叙事方式的跨时空“引用”行为——当代的文化、风俗和精神形态与说部时代相比,皆已世异时移,“直接挪用”便成为不自然的。但贾平凹的“新说部体叙事”佯装自然,而对其与当代语境的错位忽略不计。这错位恰恰形成了他的风格,并赋予其小说以强烈的文化和审美特异性。但是,这种刻意“去西方化”的写作是否使贾平凹的作品获得了更独特的个人性?更新鲜的感受力?更蓬勃的想象力?更敏锐和深刻的精神洞察力?对此我并不乐观。相反,对“民族性”的刻意强调与追寻,前设性地在文本形式和思维方式上努力于“中西之别”,已成为了紧箍在贾平凹头上的咒语,一个先验的精神之“圈”,抑制了这位作家的精神自由。

  7、

  “我觉得文学更要究竟人的本身。人是有许许多多的弱点和缺陷的,比如嫉妒呀,吝啬呀,贪婪呀,虚伪呀,等等等等。这类小说,或许说任何新的小说,却都是应该有着民族的背景。”“这么多年,西方现代派的东西给我影响很大。但我主张在作品的境界上,内涵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而形式上又坚持民族的。”“日本的川端康成是这样,大江健三郎是这样,马尔克斯也是这样,这些大师之所以为大师,是他们成功了,而我们仅仅是意识到还没有完成自己独特的写作。”“必须加入现代,改变思维,才能用现代的语言来发掘我们文化中的矿藏。现代意识的表现往往具有具象的、抽象的、意象的东西,更注重人的心理感受,讲究意味的形式,就需要把握原始与现代的精神契合点,把握如何地去诠释传统。一部好的作品关键在于它给人心灵深处唤起了多少东西,不在乎读者看到了多少,在乎于使读者想起了多少。”(胡天夫:《关于对贾平凹的阅读》,见贾平凹《病相报告》,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

  需要把以上所引和贾平凹的作品对照来读,它至少可以使我们免于把其作品中一些极不悦目的特征,归因于作者下意识的“嗜痂成癖”、“阴暗心理”和“病态人格”等私德因素。一切都是有意为之——他意欲自己的作品成为省察国人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以《废都》之后不见了他早期的纯净诗意,反被丑陋、肮脏和琐碎的意象充满。这是贾平凹基于自身对现实的认知与责任感而形成的“审丑”美学,是他对“现代意识”的理解与实践。但由于其作品几乎消弥了写作主体和叙述对象之间的观照距离,使“审丑”的“审”已让人无法觉察,而只剩了“丑”,以至于其生命感常与明清说部“宣扬秽德”的“猥黩”相近。

  在文本形式上,贾平凹作出了多层面的本土化探索:吸收话本小说的“散点叙事”手法,但撤掉了“说书人”的台子及其高腔大嗓;撤掉了因明确的表演性质而设置的章回,而多编织流荡漫漶的网状结构,“说平平常常的话”;人物无深度思维活动,只显现其行为言语;采取明清世情小说的叙事框架,“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描摹世态,见其炎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又间以“命意在于匡世”的谴责小说笔法,以形象塑造而非抽象议论的方式“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同上,第二十八篇);不时“魔幻”一下,但为了避免“不够中国”,也将其处理成乡俗巫蛊,为民间所习见……在这一幅幅透着颓败古意的当代风俗画里,贾平凹试图埋下一个个催人警醒的危机陷阱。是的,是土质的陷阱。不是耀亮于天际并照人前行的信号弹。他寄望于摔跌的痛感带给阅读者以清醒,而不要闪亮的光弹予人的炫目。他怕读者误以为那是狂欢胜利的礼花。必须杜绝希望的幻念。必须攫住绝望的真实。这才是最深刻的认识。唯有深刻的真实,才能抵达文学的至境。这种逻辑的极端之作,便是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秦腔》。

  8、

  《秦腔》忧思深广,叙事繁密,绘就了一幅乡土中国之传统崩溃、精神离散的末世图景。在这部最大程度地“还原生活”的作品里,创作主体拒绝对“真实”动用任何刀斧。小说以疯子引生为叙述人,让人物、生活直接说话——人物是那种真实得好像非由作者塑造、而是从现实“掉”进了小说里的人物,生活是那种细节高度遵循常理、整体则疯狂不可理喻的生活。表面上看,小说常玩一些“真魂出窍”、魔形幻影、颠三倒四的叙事游戏,似乎十分的“超现实”,然而它大体可因叙述人的“疯”而自洽,同时,其本质也无非是现实生活的投射而已。

  小说的整体,是对乡村“日子”的结构性模仿。这“日子”,在以清风街夏氏家族为重心的世俗关系网络中缓慢沉滞地展开。它一扫既往乡土文学的牧歌情调,从一开始就散发出鄙俗腌臜的土腥味,进而层层深入地复现乡村日常生活的烦冗面目。它的烦冗是熬心的,磨人的,无意义的,被抛弃的,无光亮无尽头而令人发疯的。阅读此书需高度的耐心和意志,写作此书呢?恐怕需要超人的耐心和意志吧?更得加上入木三分的世俗洞察力。这个看似不加营构的文本层次繁复,难以描述,只好生硬地理出如下意义线索:

  a、 关于权力等级秩序的集体无意识:这是笼罩全书的心理基调,它透过疯子引生的眼睛,看见从清风街出去的名作家夏风娶了这里最美丽的女人白雪;看见夏家从人上人的显赫走向衰落;看见不同身份的同村人的丧仪和装裹也分三六九等;看见夏君亭的强与秦安的萎,看见夏天义家的狗也只和乡政府的狗谈恋爱……小说在无数细节上提醒着权力等级意识对人物行为、处境的决定和影响。

  b、 土地的衰败与道德的崩解:小说塑造了夏天义这个“当代愚公”,他对蚕食耕地、无人稼穑始终无法释怀,在和夏君亭关于“清风街村如何发展”的角力中失败之后,他向天挑战,“逆历史潮流而动”,带着仅有的两个追随者疯子引生、哑巴孙子和一条狗,到七里沟淤地种庄稼。崖崩让夏天义葬身土下,暗示着土地最终的衰败命运。而“顺应历史潮流”建了农贸市场的君亭,后来免不了只是个酒楼上寻欢的腐化干部;曾经的淳朴农家女,也因了“市场经济”在乡村的蔓延而出卖己身。与贾平凹早期讴歌商业文明之进步不同,现在的贾平凹则把城市-商业文明描述为道德崩解的渊薮。

  c、 秦腔没落,传统逝去:夏天智这个整天在马勺上画秦腔脸谱的小学校长,在家事凄凉的境况里郁郁而终;白雪这个“菩萨一样”美丽的女人,也终落得剧团解散、四乡走穴、家庭解体的凄惶。她和夏风生了个没有肛门的畸形丑儿,作者在此埋藏何种寓意?小说多处照抄秦腔曲谱,想是欲为濒临消亡的秦腔多一个埋尸处?清风街人越来越爱流行歌曲甚于秦腔,白雪象征的土地美德渐渐沦亡。

  d、 农民的卑微与重负:农民狗剩率先在国家“退耕还林”地的树苗间距上种了菜被罚款二百,因交不起罚款而喝农药自杀。夏天智去责问乡长,乡长说:“这是在开会!”民官视民命如草芥之状,跃然纸上。书的后半部分叙述“年底风波”,借着村干开会将农民负担项目一一列举,村干们到贫困农民家抢粮抢物以充税费,如狼似虎的逼税图呼之欲出……对底层农民的卑微和重负,作家以平淡琐碎的叙事表达其悲天悯人的同情。

  e、 人心的贪婪:贾平凹最擅长写人的吝啬贪婪。夏天礼平日吝啬,常暗以银元换钱,以致被抢遭打,死不瞑目,但当银元相碰的声音响起时,他的双眼立即闭合。梅花因贪黑车票钱致丈夫受罚,需五千元钱给上善去打点,她却犹豫:“五千元呀?!”贪吝之状形神毕现。

  f、 爱之无能:小说里疯子引生是最富激情的人物,但他既无世俗资格去爱白雪,又无精神语言表达此爱,而只能诉诸千百种波涛汹涌、暗昧不洁的生理感受。“爱”在这个泼烦腌臜的世界里,显得如此多余与无能。引生自阉是“爱之无能”的剧烈表达。

  …………

  贾平凹一直致力于给文本注入多义性,在《秦腔》里更是如此。塑造人物和叙述事件时,他会同时将几条意义线索埋在一人、一事之内。比如写夏天义时,a、b并举,写夏天智则a、b、c、d齐奏,写白雪,b、c、f交织,写引生,则a、b、d、f合鸣……小说的形象世界,因此而血肉饱满,其内涵主旨,亦更加含混难辨。

  关于“生存之烦”的密集叙事覆盖了这些线索。作家有意不加拣择,把当下乡村生活的“本相图式”巨细靡遗地复制出来,排除掉任何可能的形上空间;完全从外部描述人物实实在在的言语和行动,不展现人物的任何精神活动(叙述人自身不可避免,然而他的精神活动亦极其直白,多诉诸动作);时常让人物分泌秽物或遭遇秽物,以此种对读者的感官刺激,来外化人物的尴尬情境或龌龊意识;以传统说部特有的白描笔法,把人物的私人事件和公共事件都作“家长里短”、“人情世故”化的“私性”处理,一如这些事在乡村所发生的形式本身,从而消除虚夸化的“宏大叙事”与深度化的“悲剧叙事”的任何可能性……这一切手段,都是为了“真实”,为了“究竟人的本身”。

  贾平凹的确抵达了真实。那是“社会”的现实层面的真实,以及“人心”的社会层面的真实。那是“物质性写作”抵达的“世相”真实。在这种“真实”面前,贾平凹的写作显现出完全的精神被动性,作家的主体意志强度为零。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言“作家的主体意志”,非指作家在作品中直接现身说话、申明主旨,而是指在虚构过程中,作家对人物的个性、境遇和命运的安排,对叙事语调、叙述视角和故事走向的选择,必定暗含了其对世界的整体判断与意愿。贾平凹的《秦腔》在判断和反映“真实”的同时,却泯灭了“意愿”——那是主体意志虚无化的自我取消。它的文学结果,便是一种物质化语言观的形成——作品的语言只为“还原真实”而生,每一字句自身未能获得自主性,未能分享源自作者“精神自我”的灵性、直接性和对于心魂的触动力,而是老老实实作为营造“真实世界”的一砖一瓦、构成“潜在意义”的零部件而存在。它们疲惫,灰暗,尘满面,似乎已走到了可能性的尽头。在对外部世界单向度的无限描摹之中,作家的主体意志遭到了窒息与囚禁。如何解救精神的囚徒?抑或无可解救?对此问题的回答方式,划出了艺术的“复调性”与单向性的分野。

  9、

  从《废都》到《秦腔》,贾平凹的小说写作走了一条“直面真实,立此存照”的扎实道路。这位当代中国写实功力堪称翘楚的作家,对不堪热爱的生活饱含了虔诚的敬意,其笔下形象,似乎皆是他长久体验和结识的对象,充满无可湮灭的真切质感,也反射出其批判精神的光芒。我们能够看到,强大的否定性思维赋予了贾平凹洞见现实黑暗的清醒力量,但是,也取消了他对抗黑暗、自我拯救的主体意志。绝对的“否定性”,这意识世界的靡菲斯特,它杜绝虚伪的幻念,但也否定上帝的真实。“上帝”,这个比喻的说法,祂的又一名称叫作“存在本身”,乃是一切存在物赖以存在、赖以获取意义和价值的源泉。这源泉滋养着肯定性思维,赋予人拯救自身、自由创造的原动力。显然,这种肯定性思维在贾平凹那里受到了靡菲斯特的抑制。他有些屈服于它的淫威之下。由于片面现代主义的轰鸣,他误把靡非斯特的声音当作了最高的真理。“真实!真实!丑陋的真实才是世界最终的面目!”他以为握住了那真实,他便得到了最后的升华。他忘了世界上还有别的选择,并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真理。如果他放眼于宇宙,当会相信创造者唯有兼具肯定与否定,才能既看破丑,又创造美,如同唯有上帝和魔鬼俱在,世界才能日以继夜,生生不已。

  贾平凹需要唤醒他心中软弱的上帝。他应该知道,靡菲斯特的独角戏已快要唱完。这个魔鬼并非对什么都不屈服。当它把一切都认作虚无,它便最终屈服于宿命,于是它露出了创造力衰竭的惨相。上帝这时必须从睡榻上坐起,否则,一个死寂的世界将如何向未来运行?

黑夜瞳的情人 发表于 2006-6-9 18:45

贾最大的问题,也是中国90%作家的问题-------------那就是毫无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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