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书院兴与衰
明成化年间，书院受冷落的情形才逐渐改变，嘉靖时书院兴起，这种由低潮向高潮的转变，是在王阳明、湛若水讲学的影响下发生的。王守仁，字阳明，他研究理学颇有心得，注入了他的新思想和内容，他的新学说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王阳明先后在龙冈、贵阳、濂溪、稽山、敷文、白鹿洞数个书院讲学。王守仁去世后，他的学生遍及各地，又新建书院多达17处，其中钱德洪、王艮、王畿最出名。
另一位学者湛若水，字甘泉，“平生更喜收徒”，学生极多。他活了95岁，讲学活动时间也最长。他是广东人，多年在广东、广西等地，理学传播岑南是他一大功劳，在西樵建有云谷、大科书院，罗浮建甘泉精舍，广州建天关书院，增成建明诚、龙潭、独冈、莲洞等书院。
书院中独树一帜的东林书院有段不同寻常的历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旧信条，被“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宗旨代替，东林书院关心现实社会，批评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尤其痛恨太监专权，于是成了当时社会舆论的中心，以致被人称为“东林党”。近代学者柳贻征评论说：“其同志之进退存亡，昭然有关天下之士，遂以书院之名，被政党之目。合宋元明清四代江苏书院衡之，盖无有过于东林书院者矣。”这个政党性质的书院，的确是独一无二。
明朝的书院多灾多难，发生过4次被毁事件，也是宋、元、清三代不曾有过。
第一次发生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御史游居敬诋毁湛若水，攻击他宣传邪说，广收无赖学生。湛若水辛苦创建的书院遭到厄运；第二次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一位高官又请朝廷毁书院，致使一批书院被迫关闭；第三次是万历年间张居正当权时，他恨书院立门派、尚空谈，实际上他是冲着他老师徐阶讲学活动来的，找借口毁了一些书院；第四次是大宦官魏忠贤专权的天启年间，主要是对付东林、首善两书院，恼恨他们“议论国事”，反对自己，便假传圣旨，企图“尽毁天下书院”。
明代书院时兴时衰，既和学术有关，也和政治有关。
到了清朝，统治者也是少数民族，统治初期怀有抑制、畏惧的心理，大兴文字狱，所以书院的发展受到限制。康熙皇帝玄烨羡慕汉族文化，又好学有才，并且重教兴学，书院也就开始发展起来，到乾隆、嘉庆几朝，国力强盛，经济、文化都很繁荣，学术研究活跃，名学者层出不穷，对先秦降汉唐以来的几千年文化遗产进行了深入研究，作了全面的整理和总结，书院的发展达到顶峰。
清代书院的辉煌表现在：一是数量多，“合全国计之，有书院两千余所，可谓盛矣。”二是分布广，全国各府厅州县没有不建书院的，台湾也不例外。三是名师讲授。掌管书院的人起初沿用旧称，叫山长，乾隆时改叫院长，一般都由有声望、有学问者担任，例如俞樾在诂精、李慈铭在北学海、陈沣在菊坡、王先谦在船山，老师被人尊仰，学生更是人才辈出。四是书院规模更大，讲学内容更丰富，已经不是单一只讲理学，从内容上约分三类，一类以理学为主，一类以教授考试时文为主，一类广泛讲授经史词章。五是书院授课分科更细，学术门类更科学。广雅书院分设经、史、理学、词章四门。南菁书院分别聘请黄以舟主讲经学，缪荃孙主讲历史学和词章，另外还开设算学。诂经精舍由阮元、孙星衍、王述庵轮流讲课，除十三经、二十四史传统课之外，还设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词章等，应有尽有。
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国国门洞开，西学东渐，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以及科学技术一齐传入中国，书院教育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社会的需要，远远不能适应新知识时代的发展要求。同时，封建传统下的书院办学模式，与科举制度紧紧拴在一起的情形，也更加走投无路，无用的八股陈词滥调，丝毫无助于挽救民族死亡，书院慢慢地在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
光绪末年，不断有人呼吁书院改革，山西巡抚上奏朝廷：“查近日书院之弊，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根本不切实用。于是，引起各地书院纷纷修改章程，重新为自己定位。维新变法之际，普遍响起书院改学堂的呼声，不久因为发生戊戌变法，旧党阻挠，光绪二十四年慈禧太后谕旨中说：“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之学，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另有更改。”
庚子年八国联军之役，惨痛的教训又使中国人清醒许多，再也不能食古不化、顽固守旧了。于是书院改制的事项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光绪十七年八月初二，清廷发出上谕：各省府州县的书院一律改设学堂。
渊源于唐末五代，历经宋、元、明、清四代王朝，绵绵延延发展了1000多年的书院，经过几多沧桑，终于走完全部历程。
（人民日报海外版 李广生 刘建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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