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幻的现实
随便贴点东西看看。:D常有这样的时代,它们宣称,它们无暇顾及人,它们需要像利用砖头、水泥那样利用人,需要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了人而建设。
——曼德尔施塔姆
这个男子身高1.70米左右,穿着有点发黄的白T恤,蓝色裤子,棕色皮鞋的皮面尽是折皱,他的皮肤暗淡、有点发干,声音则带着沙哑。他在天安门西这一站进了这一节车厢。下午四点,车厢里的人不算多,面带忧虑,这是今天中国人的普遍表情,最近一次的社会调查表明,71.6%的中国人对生活深感焦虑。
“刘德华死了”,他开始叫喊,右臂上搭着一叠蓝色标题的《法制明星》报。一些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什么吃惊与好奇的表情。在过去三年多的乘搭地铁的经历中,这是我第三次听到“刘德华死亡”的消息,一次死于自杀,一次跳楼,这一次好像是被刺。赵本山、周润发好像也各死过一次,我忘记了原因。
“刘德华怎么又死了?”我旁边那个乘客突然感慨说,似乎是为了车厢里的沉闷气氛增加一点活跃因子,我想他肯定比我更多次听到了同样的消息。
“我也不知道,报纸上怎么登,我就怎么说呗”,卖报纸的男人说,“你还希望听到谁死呢”。他的口气是常见的北京式的油滑,其中还透着一点满不在乎的诚实,接着自言自语:“一份报纸批发给我两毛钱,卖两块,新闻是真是假又和我有什么关系。”他知道自己的话会激起乘客的笑声,他感慨说,现在好蒙骗的人越来越少,连外地人都不怎么买这份报纸了。
王府井站到了,他出了这一节车厢,钻进了下一节,继续他的叫卖。每天超过150万北京人在地铁里穿梭,和那些乘坐公共汽车、开着私家车的同伴一道,为工作与生活疲于奔命,比赛他们的精力是否能够追赶上城市的膨胀速度,他们的耐力是否可以对抗公共管理的低效。
我的朋友是在东单这一站上车的。她是一家台湾出版社在北京的负责人,过去一年中,她一直在忙碌在北京和台北同时推出一些有趣又有意义的出版物。
“现在,什么都进展都很慢”,她对我说。对稳定性的要求正压倒一切,有关部门在审查她试图出版的每一位台湾作家的身份背景——如果在2008年出版了泛绿背景的台湾作家的作品可不是小事。连一位漫画作家,被审查了三个月还没有下文。
“真是奇怪,内部有那么多阻力,中国从外面看起来还那么的生机勃勃,不可避免的向前发展。”她感慨说。我们谈起最近的新闻事件。山西省洪洞县被解救的31名奴隶一样的劳工,他们的年龄从14岁至58岁不等,一些人被迷药晕到带到此地,另一些人则是被乖骗,或是不由分说抢劫来此的,他们夜以继日的工作,稍有不满就遭致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其中一位在这样暗无天日的环境整整工作了15年,以至于被解救后认为一个星期是6天,而一年则是360天——在15年的时间里,时间对他毫无意义。
另一则新闻则关于“鬼妻”。河北邯郸市临漳县的一位52岁的农民,在几个月杀害了6名无辜妇女,将尸体贩卖给那些期望完成冥婚的买主。6条人命给他带来了不到2万元的收入,一条命在三四千元钱间。 “还不如我卖一条高档猎狗的价钱,” 在被捕后,他对记者抱怨说,而他打算“将这些钱全部投资到养狗生意上了,因为我一直想把这个生意做大,只有这样才能赚到大钱”。他的冷静震惊了前来采访的记者——他不为自己的罪行而不安,只是对未能实现赚大钱的目的而遗憾。他的名字则富有讽刺意义——宋天堂。
“从前的人没这么糟糕”,我的朋友说。她来自西北的农村,即使在文革期间的革命口号刷满每一户的土墙时,乡规民约仍在起作用,乡民遵守着一些祖祖辈辈的常识。我不了解乡村,类似的事件是这些年突然出现,还是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我经常好奇,今天的中国人是否和从前不一样了,我们变得更贪婪、更放肆、更缺乏道德了吗?
“西山煤窑,最易藏奸。闻该处竟有匪徒名为水工头者,往往哄诱良人入窑,驱使残恶致毙。”几天后,我看到了历史学家吴思从故纸中翻出的清朝嘉庆四年(1799)十二月的上谕,皇帝命令顺天府会同步军统领衙门,派人严密查访,“如有此等恶棍,即行查拿具奏,按律治罪。”
“不震惊,这事不仅山西有,其他省份可能也有,历史经验表明,这种事在中国广泛存在。”这位以发明了“潜规则”、“血酬定律”这样的流行名词而著称的历史学家不动声色的说,“以前的解决方式和现在的都基本一样,靠从上往下的监督。如果中国没有这种事了,我反而觉得奇怪了。因为权力的核心结构没有变,还是对上负责的金字塔结构。”
我和朋友是在大望路那一站分开的。我记得那天谈话的奇特气氛。地铁一直隆隆作响,车窗外则有接连不断的荧光的广告——奥运是上面最显著的字眼。一年后,北京将举办一场浩大的体育赛事。媒体上所不断传出情绪是,在未来的一年中,北京人似乎要与奥运会同吃同睡同呼吸。它不仅是一场体育比赛,就像1964年的东京试图要展现出一个繁荣、民主、进步、受人尊敬的新日本形象,2008年的北京则是对1978年之后的中国道路的一次检验。对于很多旁观者来说,中国进行了一场奇特的实验——她保持了政治上的专制,却接纳了经济上的市场化。过去两百年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都是政治民主+自由市场的产物,中国将彻底打破这个惯例吗?对于很多后发展国家来说,中国与印度似乎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例证。她们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但前者大踏步向前,拥有高速公路、摩天大楼、世界工厂的声誉,而后者却仍旧破败不堪,信息产业的成功无力拉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人们相信后者太民主了,把精力花在争吵,而不是建设上。
我走出了地铁,看到了长安街旁边刚修建好的水泥墙林立的万达广场,它的背后则是两个倾斜的巨大方形柱子式的楼身,它是全球最大的垄断性的媒体机构中央电视台的新的大厦,一位风格激进的荷兰建筑师的作品,关于它最新的一则笑话是:一位周边的市民对政府抱怨说,我们老百姓都看出这楼房盖歪了,政府怎么看不出来?
对于任何外来者,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确是日新月异,是动感十足的实验场。吊车的铁臂如今是这座城市的主要标志,来自各国的建筑师正在大显身手,实现他们在本国永远也无机会实现的奇思妙想。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旁建造了一个玻璃蛋,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必被黄沙裹携;他们在东三环边上,矗立了;他们还兴师动众的修建了一个鸟窝……
新建筑的速度,就像是中国模式的缩影,它更高、更宽、更金光闪闪(可能也更快的坍塌),散发出未来的气息。深夜坐在出租车穿过北京城,尚未完工的高楼大厦遍布各处,黑暗中那些混凝土的庞然大物,狰狞而压迫,衬托的每个人是那么渺小、无力。
我丝毫不想否认,中国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是否定现有政治的合法性。过去150年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从未有一个时期能像过去30年一样保持着相对的社会稳定,赢得相应的国际影响力。稍微回顾一下历史,你就会发现,大规模饥荒、内战、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国家性屈辱曾经严重而持久的困扰着中国社会。仅仅因为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保持了国家的独立性和民众物质水平的提高,中国共产党就仍具有其牢固的合法性,尽管这些合法性正因为制度性的腐败而受到严峻的挑战。
我想表达的是社会发展的复杂性,表层的变化容易发生,深层的结构却是进展缓慢,并经常是走走停停、犹犹豫豫,甚至逆反。如果因为西装取代了中山装,玻璃大厦代替了红砖楼,官员们前往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邻居大妈购买了股票,你就认定中国社会因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那你肯定会大失所望。
历史深处的幽灵从来没有停止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力。从地铁里的“刘德华死讯”到“奴隶劳工”、“鬼妻”,到对先锋性竭力追逐的城市建筑,这个时代光怪陆离。我们以为进入了一个荧光屏、有机玻璃、崇尚科学的新时代,却发现在一个日新月异、金光闪亮的新社会之下,黑暗势力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因为膨胀的欲望的刺激,获取了新的养料。
我长久以来的感受越来越鲜明了。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遵循其自身的逻辑,它的速度也越来越加快,它像是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它最初驱动力,来自于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欲望和现代科技的结合。但很可惜,由于长期的饥饿感,人们只对那些可以量化的物质感兴趣,这与现代科技的特征正好相符,更可惜的是,经由1949年之后30年的社会动荡,我们价值观中人文情怀的因素遭到了大规模的摧毁,倘若社会正像一个个体的话,它的脊梁则几乎折断,接踵而来的缺乏价值观依托的市场繁荣,则又开始驱逐了血液中的健康因素。所以,你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人的需求中物质的、权力的、贪婪的欲望被迅速放大,而精神的、温情的、非功利的因素,则被广泛漠视。社会被一种一致的焦虑感所困,在宋天堂的世界里,对金钱的焦虑感使他为自己的一切行为都赋予了合法性。
我没有表达清此刻的感受,它有待更长的篇幅,更清晰与深入的观察。但我想表明的是,我们必须用更为综合的眼光来考察今日的中国,政治高压、技术进步、商业繁荣、道德真空是如何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它也在传统中国找得到对应的时刻,但因为社会运转速度的加快,这些特征变得更加狰狞,人们也更容易对此产生疲劳与麻木,放弃了对改变现状的渴望。 :( :( :( 今天的中国社会,人的需求中物质的、权力的、贪婪的欲望被迅速放大,而精神的、温情的、非功利的因素,则被广泛漠视。
今日的中国,政治高压、技术进步、商业繁荣、道德真空是如何相互纠缠在一起的 秘书长来鸟。。。$支持$ $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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