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的定都和迁都问题
或许很多人会相信，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将会给北京这座古老名城带来历史上最大的荣光，可稍有理性和良知的人士却应该承认，北京基本上已经濒临了不适合人类安居的边缘。①自然环境的持续恶化，水土资源的严重危机，文化古迹的广泛毁弃，城市规划得一塌糊涂，任何一项都足以成为人类城市发展史上自我戕害的典型案例。但是，迁都问题虽然在私下里成为了一些忧患之士的议题，却未能引起官方或公众的密切注意。任何政权的创立和更迭，都要选定一座城市当作首都，以为其权力中枢之所在。除了古代某些游牧民族之外，古今中外大抵如此。一旦遇到内乱外患，或出于经济、自然条件的变动，迁都之举也并不稀奇。中国历史悠远绵长，其间大一统朝代与割据王国的兴衰起落反复上演，导致中国有远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丰富的首都变迁史。仅就著名古都而言，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杭州都称得上历尽了几百年的辉煌沧桑。探讨中国的首都变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趣味的话题。 第一节 定都的条件及背景变化
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中指出：“历代统治者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这三方面的条件来考虑、决定建立他们的统治中心──首都的。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的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阶级集团的物质需要，无需或只需要少量仰给于远处。军事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区既便于制内，即压制国境以内的叛乱，又利于御外，即抗拒境外敌人的入侵。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距离全国都不太远，道里略均，便于都城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包括政令的传达、物资的运输和人员的来往。”
对谭先生的说法，笔者以为仍略有补充余地。古代大一统帝国的首都选择，大体上应该考虑到四个条件：自然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
自然条件即合适的地理位置，应包括具备一定面积的平原、适宜人类居住活动的气候、充足的水资源、交通便利等可以称之为“先天性”的客观环境要素。当然，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开发改造，这些要素会发生变化。
经济条件主要指首都及周边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水平，首要的是粮食的生产供给能力，毕竟如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所说：“满足吃饭需求是一个基本条件”。同时，一个经济繁盛的地区也会给政权提供财力、物力的支持和保障。
政治条件的核心是安全，即谭先生所说的军事上的考虑。既要考虑军事地理学上的“山川形胜”，又要考虑周边地区民心的拥戴向背，这决定了是否有利于抵御外敌入侵和控制内部稳定。
文化条件表面上看指的是文教礼乐，但在中国历史中，实际上往往表现为该城市具有怎样的风水和运数，如是否“龙兴之地”，有无“帝都气象”。
四个条件之中，直观上最需重视的是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即首都的安全和供给问题，它们是中枢能否顺利行使统治权力的基础。但若论对国家长期战略的影响而言，自然条件亦极为重要，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很大程度上要“靠天吃饭”。环境的恶化必将导致经济危机的出现，而经济危机将会侵蚀政权维护安全、辐射权威的能力，限制其发展前景。
然而，要想确定一个四项条件都堪称完美无瑕的首都绝非易事，特别是历史永远处于变动之中。在此长彼短的几个条件中，历代的建都者们都要认真地权衡考量，有时必得在某些条件上有所侧重或取舍。这一抉择的难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可谓越来越大，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在转移，并且越来越鲜明地出现了以南北为主的地域差异。探讨中国的首都变迁问题，务必要考虑到这个客观存在的宏大背景。
华夏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是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原，按日后的疆域概念来说，属于中国的北方。北方的开发较早，但长期受到更北的游牧民族的侵扰和占据；南方开发虽较晚，经济水平的发展速度却很快。南北差异由此而生，其突出体现，也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多次出现的南北朝，此处且不详述。而南北政权对峙的现实，进一步扩大了差异本身。必须重视的一个阶段性事件，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此后，中国再度形成了实质上的长期南北朝状态，影响至为深远。到了蒙元攻灭南宋，尽管再度建立了大一统帝国，但由于实行南北有别的统治政策，反而导致南北差异日益显著。许倬云认为，这时的南北差异已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和模式上的不同，还表现为生活方式、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的重大区别，因此，“若说中国的大范围内，实际上有风貌迥异的南北两大板块，也未必为过甚之词。”（参见许著《万古江河》）注意到此节的中外学者为数不少。日本学者松本善海也认为“有两个中国”，他强调中国南北的对立，并提出若不能正视这种差异，便无法“在发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国历史（参见松本著《中国村落制度史研究》）。
南北差异的演变，令大一统王朝到底定都何处的问题愈发复杂，因为帝王很难在南方或北方找到一个能够令前述四个条件接近平衡的首都。面面俱到非但不可能，有些条件在南北竟然是互相矛盾的，最突出的就是安全与财富的抵牾。北方在前者似乎得分较多，南方在后者则占据绝对优势。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两条轨迹：经济中心地带从西向东、由北至南逐步转移，而政治中心所在却恰好相反，大体上保持渐渐北移的趋势。这多少表明了帝王们的选择，即安全的砝码重于经济的砝码。于是，帝国首都的位置并未和经济中心地带相符，而是出现了与之背离的趋势。尤其是自蒙元至今的七百多年，首都几乎一直设在传统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界的北京，尽管江南地区在此前就早已成长为国家经济的绝对重心。
我们知道，首都虽然是一个政权的政治中心，但可能未必是经济或文化中心，尤其是幅员辽阔的大国，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今日之美国。不过，华盛顿与纽约虽然“身份地位”有别，可两者相距不远，皆属美国东北部的所谓“波士顿-华盛顿城市带”。无论是新英格兰的历史背景，还是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准，都使得这一地区出现了文化、经济乃至政治朝向一致性的变动（参见Ruy Teixeira/John B. Judis《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所以，美国的这种现象仅仅是单纯的城市位置与角色区别。
古代中国的情况则远非这么简单：一方面，政治中心在地理上长期与经济中心脱节；另一方面，首都所在地域和国家内部的其他地域出现了显著差异。我们自然会生出以下疑问：在南北差异日渐扩大，特别是经济发展南北严重不均的情况下，首都的北移为何能够固着化？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对中国历史进程有何影响？
①根据《体育画报》杂志在2007年10月上旬对156位北京市民进行的问卷调查，六成的人表示在户外活动时有不同程度的不适感受，其中半数以上将原因归结为空气质量低劣。自从北京确定为奥运举办地以来，对环境（主要是空气）恶劣可能给运动员带来不利影响的怀疑始终不绝于耳。
第二节 关中河洛时代
回答前述问题之前，不妨回顾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以来的首都所在。
对择都的条件，此时的中国人已经有详细的论述。《管子•乘马篇》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防沟省……夫国城大而田野浅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以此观之，秦和西汉时期的定都是自然得当的，首都的政治、经济中心基本重合。关中地区不仅地形险要②，更有可用简单工具开垦的黄土冲积平原，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远胜现在，足以供给首都所需。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可见以长安为核心的关中地带，在当时为全国的首富之区。
但在此后的几百年内，据葛剑雄推断，长安附近人口从公元前192年的约50万人到公元2年的256万余人，194年间增加了4.13倍。由于过度开发与人口激增，关中的自然条件逐渐恶化，主要是水土流失和土壤贫瘠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乏粮危机。王莽执政末期的战乱中，汉长安城毁于战火，这是关中遭到的一次沉重打击。东汉之初，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而非长安，关中的条件恶化是不得不加以斟酌的要因。然而，到了东汉末年，长期战乱和重大瘟疫对长安、洛阳这两座名城及周边的打击更为沉重，昔日的繁华大邑竟然白骨蔽野。在董卓的大火之下，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
曹魏时期，中原经济得到了一定恢复。但在短命的西晋王朝后期，内乱频仍，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侵，这一轮席卷中国北方的混乱浪潮，直到隋初才稍告平息，令华夏农耕文明的发轫光大之地备受摧残。因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除了对黄河流域自然环境造成破坏之外，也严重影响了北中国的文化风貌。
同时，因中原移民的大批南下，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开发程度加速提高，到了东晋和刘宋年间已成气候。据宋齐间人沈约记述，当时已形成以扬州（三吴）和荆州（南楚）为中心的富庶经济区，远非残破的关中可比。至此，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带完成了初步的转移。在文化上，南方则以延续华夏文明的正统自居，但也与当地固有文化发生了融合。
由南北分裂重新统一后的隋唐两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定都长安的全国性政权。侯仁之指出，以商业密集和国际交流密切程度来看，此时的长安尤胜汉代，但已丧失了司马迁所说的优势经济地位。唐朝的长安已经“不得不依靠江南的供应”，而长安在军事上有利的地理特点反倒成为粮食运输上的障碍。漕粮运抵关中，需经过黄河三门峡天险，其结果就是“用斗钱运斗米”。这样的耗费之下，皇帝在歉收之年只好率领百官和百姓迁居洛阳，“就食江南之漕”。长安作为隋唐帝国的首都，“已经缺乏应有的物质基础”。（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
即便在古代，中华帝国首都的城市规模也向来不小。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近代以前，最大级别的都市往往多在中国，而担任行政中心的王朝首都尤为庞大。众多的宫廷人员、中央官吏和驻军，决定了首都必有数量巨大的居住者，且主要是脱离农业生产的消费型群体。这就对首都的经济、自然承受能力提出了要求。假如首都远离经济中心地带，那么单是对居民的粮食供养就变成极大的难题。对位于北方的帝国首都来说，经济（主要是粮食的匮乏）压力成了长期挥之不去的困扰。在古代技术条件下，远距离运输数目巨大的粮食本已是非常艰巨的工作，何况依据中国的自然地理状况（地势高低及河流走向），这种输送在陆路上只能是“逆向”而为。
那么，自隋唐起的朝代为何不曾定都南方呢？江南的建康（金陵）已有六朝故都的经验，在经济上因就近长江三角洲，必无乏粮之虞。主要原因可能有三：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北方经济上虽与南方有较大的差距，此时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隋唐两代开创者皆为北人，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代表，根基就在关中及其周边；二是古代中国的外患一般就是指长城以北，玉门以西的游牧民族的侵袭，隋唐亦然，都城置此，利于组织防御和反击；三是建康物质生活条件虽然优裕，但立国于彼的政权尽是偏安半壁，最后“一片降幡出石头”，这对志在天下归一的帝王而言大不吉利。
粮食的供给问题，在统一王朝志得意满的帝王看来，或许不成其为问题。开凿运河、役民运输……都是解决之道，仅是率土之民的辛苦而已。但是，前述首都的几个要件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各个要件的利弊消长又总在发展变动之中。帝王们对政治与安全因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自然是出于对自身权力的维护愿望，但他们未能认识到：经济和自然条件的恶化，最终从本质上潜移默化地削弱着都城乃至帝国的安全。以唐代为例，自中唐起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江淮地区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的赋税重心，改变了长安的战略地位。陈寅恪、唐长孺等学者都曾提出唐的“南朝化”现象（参见陈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其代表特征是关陇集团逐步为科举选拔出来的士人集团取代，经济上的均田制和军事上的府兵制转化为更具南朝特色的两税法和募兵制。长安作为首都，其有利条件已经弱化，天宝之后，不但几次为叛乱者轻松攻陷，对异族的武力威胁甚至明目张胆的劫掠也只好忍气吞声。这说明首都择址的适当与否要在动态中把握，时过境迁，曾经的优点会化为缺点。譬如长安在帝国兴盛期曾是防守反击外敌的发动枢纽，在衰退期就成了敌人刀殂上的鱼肉，一味地固守当地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②已故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在《河山集》第四集中，有多篇围绕今日陕西历史军事地理为主题的论述，如《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等。 第三节 宋的择都难题
北宋的定都决策，更是足以昭示这个抉择将会给帝国命运造成何等影响的代表性例子。
经过唐末和五代之乱，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开国，但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在经济上，长安洛阳再度凋敝不堪，关中与河洛地区民生艰困。在安全上，最棘手的就是因燕云十六州被石敬瑭割赠契丹，导致游牧民族的兵锋可以轻易直抵黄河。前述首都要件中，政治上的安全和经济上的充裕，两个要素之首次主从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定都何处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宋太祖在定都问题上曾有相当的考虑，洛阳和长安本来为他中意。此两地在地形地势上都比易攻难守的开封要好，但赵匡胤之所以选择开封，实有不得已的因由。鉴于晚唐以来的地方割据教训，宋代政制军制都以强干弱枝为首要原则，在首都附近屯集以禁军为主的重兵，仅军粮供给就不是小数目，何况还要养活皇家和官僚。这些人口所需食粮全靠江南补给，依赖隋炀帝时开凿的通济渠，终点正是开封。从开封再转运洛阳的汴渠此时已不可用，若从陆路运输则成本过高，于是，定都开封成了赵匡胤的权宜之计。
但是，开封这个“四战之地”，总是让赵匡胤放心不下。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指出，宋代立国简直“没有国防”，因为辽国骑兵只花三五日就可到黄河岸边，倘若渡河之后便能直趋开封，而开封地处平原无险可守。首都的安全难题，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来得严峻。为此，卫戍军队的加强更加必不可少，这便造成了大军猬集在开封附近的“冗兵”之弊。
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一度决心迁都洛阳，却为其弟晋王赵光义为首的群臣劝阻。后来的太宗赵光义提出的理由是“在德不在险”，在泛道德论至上的中国古代，此乃无可辩驳的“真理”。尽管也有史家怀疑，太宗坚持留在开封的真实动机是不愿离开他作为京兆尹苦心经营的势力范围。
从表面上看，建都开封是迁就经济条件，漠视了安全因素，但首先，这只是一个暂时决定，赵匡胤曾明言将来肯定要迁都。其次，我们看到赵匡胤的思考，无疑比前人和同辈有高明之处，根本上仍是从经济国力出发的。他要迁都的原因是“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汉周故事，以安天下也”，也就是说迁都不单纯为了防御外敌，更关键的是要“去冗兵”，消耗性的“冗兵”不利于国家安定。故此，在迁都计划搁浅之后，他的慨叹也是：“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之民力殚矣。”赵匡胤担忧的是沉重的军备负担，导致民力疲弊，事实上不出他所料，冗兵后来确实给北宋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而且兵员的数量和质量竟然成了反比。
因经济情况局限而定都开封，并接受其安全上的缺欠，此局在才干卓绝的赵匡胤是可以采用的抉择。职业军人出身的他是一位很有战略远见的君主，他意识到了经济发展对增强国力的重要性。存钱“封桩库”的做法是最好的体现。依照他的构想，燕云十六州问题必须解决，这笔财富若能用来从契丹手中和平赎买则最好，不然便“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战争，受限于先天性的不利，只有积累足够的能量之后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暂且休养生聚，再图转为攻击性的积极防御，这也是汉初击败匈奴的战略。钱穆指出，宋代若有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以攻为守，获得胜利才能立国（参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可赵匡胤与周世宗一样的过早亡故，实为宋朝之最大不幸。太宗志大才疏，草率进兵，结果将太祖苦心积攒的家当几乎输光了血本。
此后的北宋在战略上彻底沦为守势，一旦边境烽烟乍起，皇帝就要在繁华却危险的汴梁城里提心吊胆。遗憾的是，面对形势变化，太宗以后的统治者既无扭转安全困境的本事，又无迁都的勇气和决心，继续在东京汴梁享受歌舞升平。把皇帝和都城放在临近外敌边患地区的做法，古人称之为“天子守边”。对宋人的“天子守边”，还是钱穆说的精辟：“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总要失败。”轮到钦宗朝，终于演出了“靖康之耻”的悲剧。
第四节 双城：北京南京
正在这个时期，地处幽燕之地的北京开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之一。尽管它的历史或可上溯到燕国的蓟，但在一千多年里，规模地位都局限于一座北方的门户性城市和地区性中心。直到936年契丹以此为陪都，命名为南京，才使其发展为首都级别的行政中心城市。金国海陵王完颜亮治下的1151年，以北京为中都，到1214年金为逃避蒙古打击迁都汴梁为止，这六十余年是北京作为一个王朝“统治中心的开始”。然而，中都北京从一开始就无法圆满解决的问题还是粮食供给，需要的漕粮数字“每年少则数十万石，多则百余万石”。由于通州地势较高，而中都的昆明湖、高粱河和莲花池等水源均极有限，于是只能陆路运输，“所费很大”。（参见侯仁之《元大都城和明清北京城》）
就北京的位置而言，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南面俯视华北平原，对意图南下实施掠夺或征服的游牧民族政权是很好的中枢所在。唐代安禄山范阳反叛，其根据地就是蓟城（范阳节度使驻地）。不过，北京周边平原狭小，又碍于气候，粮食收成有限，所以对习俗不改的游牧民族政权倒没什么，若像金国后期开始朝农耕文明转变，城市固定生活人口急剧上升，困难就立即表现出来。此外，数百年来，北京附近长期被游牧民族占据，在胡人被汉化的同时，汉人也被胡化，形成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中所说的“胡汉融合文化”，这也是和中国南方文化的巨大分歧所在。
武功空前的元帝国，定大都于北京，城市规模尤胜金中都。作为世界性帝国的首都，漕运和水源问题是大都亟待解决的瓶颈。虽说蒙元以野蛮武力入主中华，给人的印象并不大好，不过，就此问题之解决，看得出他们的灵活与魄力。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漕粮的海运。自长江口刘家港到直沽（天津）的海运路线承担了主要的运输任务，运河仅为辅助。《元史》记载，自至大二年（1309）年起，每年通过海路运来的漕粮都在200万石以上。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通过导引白浮泉和开凿通惠河，更是令南来的漕运船队，可以直接进入内河，停泊到皇城北端的积水潭码头。此举堪称重大进步。在水源问题上，郭守敬的老师刘秉忠在大都城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到了利用河湖水系的条件；后来郭守敬又成功地引玉泉山水，基本上满足了大都的需要。当然，这些成果多是以人力工程改变自然环境实现的，仅通惠河工程为节制流水修筑的船闸就有十处，除了耗费甚巨，还硬生生地扭转、擅改了当地的水文地理条件，但此时的北京尚且能够接受此一程度的改造。
1368年，明军北伐攻克大都，改名北平，缩减了北城，平毁了宫城。在洪武、建文两朝，北平变成燕王驻守的一座边防城市。南京，朱元璋的龙兴之地，成为明帝国的首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以南京为都而一统江山的政权。
事实上，朱元璋即位后，对都城的选址也颇费脑筋。朱元璋对南京最初仍有犹豫，缘由还是前面所述的几点，既忧虑以江左遥控诸王对付北部边患有鞭长莫及之危，又忌讳南京作为都城过去“偏安短命”的不佳声誉。所以，洪武元年，朱元璋就亲往汴梁考察，探讨建都的可行性，可宋代无险可守的前车之鉴也让他无法放心，遂有实行东西两京制的念头。按他的构想，要以汴梁为北京，以应天为南京，皇帝轮流驻跸。可当北平被攻克后，华北的形势发生变化，定都汴梁又变得意义不大，朱元璋由此产生了建都家乡凤阳的想法。凤阳地处江淮，而朱也正是以江淮子弟集团为主打下了江山，大有衣锦还乡之意。此外，因南北差异日剧，定都位于南北之间的江淮地带，或许能有助于弥合这一分裂趋势，推进“南北一体化”。日本学者新宫学在《北京迁都研究》中称：“洪武帝实现这一课题的强烈愿望显而易见。”
可是，江淮流域在元末战争中受创已深，凤阳（临濠）是一座贫弱小城，物质条件根本不具备建都所需。刘基就直言相告朱元璋：“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朱元璋算是一位头脑比较清醒的帝王，他自洪武二年起营建所谓中都，六年后因“民不堪命”诏令停建；洪武十一年，他下诏正式立南京为都城。不过，对南京的“缺点”，他总难忘怀，洪武二十四年又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兼有探讨都长安的筹划，但长安的问题还是“漕运艰难”（《国初事迹》，载《国朝典故》）。朱标的早逝令他此后再无动作，洪武二十五年，他说：“惟宫城前昂中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王棠《知新录》引朱国祯说）。由此可见，他已经接受了定都南京的事实。
从朱元璋定都南京起，北京、南京这两座城市就成为中国迄今仅有的正式首都，开始了一幕漫长的“双城记”。
第四节 转弯：明成祖迁都
平心而论，朱元璋对南京的不满并非无端挑剔，但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在他死后不过四年，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就上演了骨肉相残的悲剧。而燕王朱棣获胜后，还把国都迁到了北京。
在此，我们要着重关注一个以往未能得到应有重视的转折点：明初的靖难之变。表面看来，这是一场皇室亲属间争权夺利的内战，但它的意义比这要重大得多。在内战中，军力上占优势的北方再次战胜了生产力占优势的南方，进而通过迁都北京完成了国家政治中心南迁之后的北移。新宫学在《北京迁都研究》中指出，这次北移意味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建立了中国“近世”的框架，是非常精辟的洞见。
永乐元年，礼部尚书李至刚上疏说北平是“承运兴王之地”，宜立为北京，明成祖采纳之，改北平为北京（行在）。从此，他很少住在首都南京，长年滞留北京。重开海运漕粮，移民江浙富户，浚通大运河等措施都显示出他有了定都北京的打算。终于，永乐四年，他下诏兴建北京宫殿，并在永乐十八年宣布迁都。
成祖迁都的真实动机是什么？晁中辰在《明成祖传》中提出四点原因，但能够说得通的只有两条，即抵御北方蒙元残余势力的威胁，和避开他杀戮太重的南京、扎根自己藩王时就大力经营的老巢。至于说“中华民族长期融和和发展的政治需要”纯属今人的附会，晁文以设立奴儿干都司和哈密七卫证明建都北京有利于控制管理东北西北，那么建都北京岂非不利于控制管理西南东南？成祖当国之时，南方并不平静，明朝开国的主要敌手陈友谅、张士诚等皆是南人，靖难内战也很难说未留隐患，还有东南沿海的海盗侵扰和西南的安南战争。何以迁都北京就是“中华民族长期融和和发展的政治需要”？
经不起推敲的还有北京地理自然条件优越的说法。晁著引明末清初孙承泽称北京“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这只是不顾现实的纸上夸夸其谈。孙承泽为崇祯朝进士，后来降清，亲见北京在明末数度被满清铁骑叩关，最终沦于李闯之手的命运，“万古帝王之都”云云，何其具有讽刺意味！
被晁中辰遗漏的一个重要原因，倒是以北平为京师正好可以削去边关诸蕃军权。朱棣本人就是由藩王起兵篡位，焉能不有防微杜渐之理。他的这一决断，等于在战略上从朱元璋路线完成了一个巨大转弯，走上了一条新路。不过，成祖的迁都决心虽然强烈，但对于其利弊得失的盘算并不全面。实事求是地讲，北京作为明帝国的首都，经济、自然和文化方面的客观条件几乎都不合适。
首先，在经济方面，成祖的北京皇宫工程，虽号称不能逾制而模仿南京，但在已经破败殆尽的金元遗址上重兴土木，其耗费可想而知。而比建设更难办的，还是如何维持粮食供应。元代大都的漕运最大特点是开辟海路，最高时运量曾达350万石。而成祖除了在永乐元年命陈瑄运粮49万石以外，宁肯不惜人力财力疏浚多有淤废的大运河。这是一个不大显眼，却贻害无穷的祸患。
元代漕粮海运早有一条海上运输线，并经受了长时间的实践检验。这条运输线在明初仍然有效，洪武帝曾用它来运送北伐部队的军饷，后来则为经略辽东的驻军输送给养。（参见曹永和《中国海洋史论集》）可永乐定都北京之后，却决定将海运中止而重开河道。海运的困难，不外乎风浪的气象变化和所谓倭寇骚扰。鉴于元代积累了丰富经验，天候海情当不成其为阻碍，倭寇之患亦远未到炽烈地步。以成祖时期中国航海技术的发展，既然能够远涉印度洋，何至拙于短短的江南至天津近海航路？如果说成祖迁都本不明智，废止海运尤其是错上加错。当时，每年需运往北京的漕粮上升到约400-500万石，《明史》载成化八年起的中叶以后“定400万石，自后以为常”，海运即使解决十之六七，也可节省大量财富。钱穆为此叹息称：“（海运）而屡议屡格，宁岁掷无量巨金会通无底之牝，真可惜也。”（《国史大纲》）
至此，还应提及大运河的利弊问题。以表象观之，沟通南北水系，实现南粮北运的浩荡运河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伟大工程，因而也被国人赋予自豪的光环。但事实上，大运河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帝国都城的粮食供应，却令整个国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中国北方水利因黄河之患本来就不太平，其根本原因莫过于钱穆所说的“迄于清代，莫不以人力强河流。河水日失其性，遂溃决不已”，而“以人力强河流”的代表作就是大运河，“对于北方原来水利，亦有损无益”。早在宋代，丁谓已说运河“抑有深害”，到了明成祖时期，他命宋礼疏浚的会通河“更逆自然之地形”。为了大运河的通航，要令山东等地一些东流入海的河流逆流向西，还要克服海拔北高南低的现实条件，用船闸等方式抬高或降低水位，这些强迫河流改变其本性的做法，严重损害了流域内的水文结构，加剧了本来就频繁肆虐的水患。以运河沿岸重要的枢纽山东临清为例，当地地势较高，水易干涸，所以明人就哀叹：“堤密于田畔，地破于坏瓜。人力已尽，水患方烈。”山东本身就是缺水省份，一遇干旱，为保证运河水量，只好禁止农民使用运河水和水源用泉水。更无奈的是，在黄河水患时仍要把保运放在首位，不堵黄河决口听任其泛滥，或“强抑黄水南行，与淮合流”，结果“淮水亦成大害”。钱穆感慨地说：“豫鲁苏皖四省，天产民力，消耗牺牲于黄淮运三水之泛滥防御方面者，不知凡几。”对此，成祖草率的迁都和漕运政策，绝对难脱其咎。
在北京的城建上，成祖亦表现不佳。侯仁之称其设计规划严重破坏了旧有的水道系统，截断了城内的水上交通，皇城向北向东和都城向南的推移扩展，使漕运船队不能停泊于积水潭。城内水源的枯竭，又使通惠河陷于淤塞，漕粮只能卸在通州，还是要陆运入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参见《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
其次，论自然条件，北京在唐代以前的环境与今日迥然不同。郦道元《水经注》称居庸关“山岫层深，林障据险”，此后虽经多年战乱，但北宋的许亢宗在《宣和乙已奉使燕云行程录》中提到，“重峦复岭中有五关，居庸可以行大车，通转粮饷；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马，不可行车。外有十八小路，尽兔径鸟道，止能通人，不可走马”。金元的游牧民族入主和长年战火虽令北京的森林覆盖率有所下降，但到明初，又恢复为“林密地险”。而转折点是明成组迁都，因为北京必须解决基建、生产和取暖问题，所以开始了大力砍伐树林、挖掘泥土的活动。
虽然煤在元大都时代就已经得到了使用，但明代的宫廷及官署对木柴、精炭的需要依旧数量惊人。《大明会典》记载，明廷下达给负责供应柴炭的各山厂的烧炭指标，在天顺八年为430余万斤，而成化三年就增长到1740万斤。仅光禄寺一年就需柴1392万斤，炭123万斤。这个数字加上北京的民用柴炭需求，其庞大可想而知。所用柴炭皆取自周边，对这一带的森林资源是极其沉重的打击。故到成化年间，距迁都不过半个世纪，居庸关就变成了“林木渐疏，往来无阻”。木材稀缺后价格上涨，更令牟利之徒觉得奇货可居，滥砍滥伐之风进而扩大到山西、河北。作为边防重镇的大同、宣府的驻军将领甚至“私役官军入山砍木”，贩运来北京，“一年之间，岂止百十余万”。这堪称最荒谬的现象：北京以北的茂密森林是阻挡游牧民族骑兵的天然路障，而明人用最愚蠢的方式主动为敌人扫清了进军的阻挡。尽管明廷对几个关隘附近的树林颁有禁伐令，但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能否得到遵守可想而知，“军民纠众入山，将应禁树木任意砍伐”。（参见李宝柱《从历史看北京生态环境的破坏》）
除了生活用柴炭之外，铸钱炼铁等生产性活动也有大量需求。孙冬虎《元明清北京的能源供应及其生态效应》指出：“永乐以后铁厂迁移的过程，就是所经地域林木被砍光的过程。”提供柴炭的山厂在北京周围不断迁址，所到之处尽是制造生态毁灭。随着山厂在天顺年间转移到位于北京西南不远的易县，很快便“数百里内山皆濯然”（《易州志》）。从这时起，北京就已成为周边地区资源消耗的严重负担。
侯仁之对明朝北京在水资源问题上的做法也给予了“倒退一步”的批判（参见《北京旧城平面设计的改造》）。起初，明军为了“杀其王气”，将元代成功的水利设施大加摧毁，后来新城的建设亦极不合理，金水河、通惠河基本废弃，积水潭日益缩小。对森林和水资源的毁坏，带动了北京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
第三，在文化方面，北京临近帝国北疆，长期为异族统治，胡化严重，与南方有明显差距。早在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中（朱元璋不满翰林学士刘三吾开榜皆取南人，罪之，乃“亲赐策问，更擢六十一人”，录取者“皆北人”），就能看出南北文化的差异之深，隔阂之重。成祖的继任者洪熙帝（他是坚定的还都南京派）开始实行科举分南、北卷制度，规定取士之额比例为南人六成，北人四成。然而，南方人还是占据了有明一代中央官员的绝大多数，比如宰辅189人中，南方人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就像唐代的关陇集团被进士集团取代，削弱了起地方性政治基础一样，明廷迁都北京后，也始终没有在北方建立自己的政治根基。
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明代中后期与文官集团冲突最厉的当权宦官中，刘瑾、王振、魏忠贤等都是北方人（需要注意的是，洪熙帝以后的诸帝也可以算作北方人，他们和宦官的容易沟通，地域出身或许是不应忽略的要件）。《明史》记载，刘瑾的党羽焦芳 “深恶南人，每退一南人辄喜。虽论古人，亦必诋南而誉北”，这种地域偏见实质上意味着南北差异在政治上的体现。由此而言，成祖的迁都，很难说具有调和南北差异、缩小文化差距的动机，自然也未能出现这样的结果。相反，迁都之举甚至可以说给日后造成了一些内斗的隐患。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成祖定都北京都不妥当。北京在经济上无法自给自足，仰赖耗费惊人的远程补给；在环境上，庞大的都城加剧了生态负担，造成了难以恢复的破坏；在文化上，迁都未能有助于弥合南北差异，对加强帝国的政治基础也补益有限。
不利因素的汇总，侵蚀着北京的政治安全。成祖由此兴师，打垮了南京的建文帝，但对明帝国来说，主要的外患依然在更北。定都北京固然利于成祖统军北征大漠，可游牧民族的威胁绝非一时之痒。成祖北征并不能把蒙古人赶尽杀绝，后三次基本上都是无功而返，而这种“天子守边”的设置在宋代已有殷鉴。另外，他还把重要的大宁卫让给兀良哈部，设三个羁縻卫，可事实证明这无异于在首都侧近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北方游牧民族的实力有盛衰起伏，而帝国的帝王却不能保证人人都如成祖一般。正统年间的土木之变后，瓦剌兵临北京城下，标志着北部边防进入了危险期。嘉靖二十九年，鞑靼部又在京师周边掠虏而归，其他大小边警不计其数。更不必说日后满清八旗数度突破长城防线，频频震动京师。北京终于逐步沦为濒临前线的危城。明中叶的大学士丘浚还吹嘘定都北京能“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也”。但明史的事实表明，此举实为靡费东南之财赋，受迫西北之戎马。在“无敌于天下”的泡沫中，明之国势依旧不可避免地由盛转衰。
为成祖辩解的依据，就是他保留了南京的留都地位。留都有一套规模较齐备的政府机构，好像可以作为日后生变的退路。但成祖的南北两都，显然不同于朱元璋曾构想的两都制。朱元璋设想天子要在两京之间往来居住，而成祖根本就是把北京当作他唯一的重心。况且朱元璋最后属意的都城似乎是长安，北平也从未受到他的青睐。
由于明孝陵仍在南京，故成祖不能将南京彻底废弃，但留都虽然从六部到宗人府，从五军都督府到都察院的招牌俱全，却无甚实际权力，多由年高德劭的闲员充任，简直是“老干部修养中心”。所以，到明末大变之际，留都丝毫未起到稳定维持半壁江山的作用。只是这里倒不好完全归罪于成祖了，主要责任在于既刚愎自用又优柔寡断的崇祯帝。他在本有南迁机会的情况下浪费时间，最后把自己、太子都滞留北京，如匹夫匹妇般上演了“国君死社稷”的悲剧。
第五节 国家威压下的社会与漕运之累
将首都置于远离经济中心地带的边境，连满足基本物质生活条件都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成本，非议和怀疑并非没有。但成祖严酷尤胜乃父，对迁都之议，大臣们只有随声附和的份儿，说什么北京“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
成祖驾崩之后，反对以北京为都城的声音一下子蜂拥而出，尤显蹊跷，说明大臣们本来就有异议，不过碍于成祖法度不敢直言。户部尚书夏原吉向洪熙帝上书称：“当今江南民力困于漕运，请还南京，以省供亿”。其他跟进大臣也纷纷指出，还都南京可“省东南转输劳费”。当然，在经济原因之外，主张还都南京的大臣们或者还有一点私心，那就是他们大多出身南方。他们必然期望首都离开苦寒干燥的北京，重返熏风腻水的秦淮河畔。
庙号仁宗的洪熙帝远比其父宽厚，再加上他曾长年监国于南京，所以是坚定的还都派，在死前的遗诏中还说“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属南京，斯亦吾素心。”然而，洪熙帝在宣布还都后仅仅两个月就突然崩殂，成为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的短命皇帝之一。按他的计划是在1426年春天还都，但他连1425年的秋天都没见到。
继承帝位的宣德帝采取了只说不做的办法，虽仍以南京为京师，北京为行在，却把南京司礼监的藏书都运到了北京。到了正统五年，英宗终于正式给了北京一个“名分”，再度确立了南京的陪都地位。
宣德帝违背父命的一个原因，或是他在位期间鞑靼骑兵的多次犯边。但从性格上看，他无疑不像仁宗，更近成祖。对郑和下西洋的态度就是很好的说明。仁宗即位便诏令停止，把船工遣散回籍；而宣宗登基不久，又令郑和船队浩浩荡荡地出海远航了。成祖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基因传给了宣宗，也传给了英宗。宣宗在位十年曾三次巡边，英宗更亲率五十万大军北击瓦剌。然而，成祖久经征战，算是一代人杰，北征尚且不能克尽全功，才略均远不及他的宣宗、英宗能有什么建树？土木堡一战，京师三大营为主的精锐部队元气大伤，英宗还落得兵溃被俘，传为笑柄。史家说明代之亡起于万历，其衰当自英宗而始。
历史拒绝假设，但我们不妨猜想，倘若洪熙帝能延祚多年，明帝国首都重回南京，中国历史的轨迹是否会出现一种别样的前景？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两条轨迹：经济中心地带从西向东、由北至南逐步转移，而政治中心所在却恰好相反，大体上保持渐渐北移的趋势。帝国首都的位置非但未和经济中心地带相符，而且出现了与之背离的趋势。尤其是自蒙元至今的七百多年，首都几乎一直设在传统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界的北京，尽管江南地区在此前就早已成长为国家经济的绝对重心。帝王们之所以选择北京，主要是出自政治角度，即将政权的安全考量凌驾于自然和经济条件的缺陷之上。然而，以长远的战略角度视之，这些缺陷导致并加剧了安全上的伤口。
我们知道，首都虽然是一个政权的政治中心，但可能未必是经济或文化中心，尤其是幅员辽阔的大国，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今日之美国。不过，华盛顿与纽约虽然“身份地位”有别，可两者相距不远，皆属美国东北部的所谓“波士顿-华盛顿城市带”。无论是新英格兰的历史背景，还是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准，都使得这一地区出现了文化、经济乃至政治朝向一致性的变动（参见Ruy Teixeira/John B. Judis《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所以，美国的这种现象仅仅是单纯的城市位置与角色区别。
古代中国的情况则远非这么简单：一方面，政治中心在地理上长期与经济中心脱节；另一方面，首都所在地域和国家内部的其他地域出现了显著差异。我们有必要追索以下疑问：在南北差异日渐扩大，特别是经济发展南北严重不均的情况下，首都的北移为何能够固着化？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对中国历史进程有何影响？
新宫学的《北京迁都研究》提出了成祖迁都确立了中国“近世”的框架，这个“近世”指的是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央集权空前加强时期，下迄满清。明清两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使得它们被认为是一个古代大一统帝国形式的晚期阶段，这个论断不难理解，但可能忽略了其间更细致的不同。譬如，一般认为朱元璋废除宰相代表了明清皇权扩张的滥觞，此言虽不错，然而，出身贫苦、布衣起家的经历也让朱元璋对国计民生问题有深刻的了解，我们不但要看到他雄猜多疑、刚愎苛酷的一面，也要看到他亲民重农、纳谏慎好的另一面。在他的治下，明帝国的民生经济从元末的残破根基上得以迅速恢复发展，不能不加以肯定。他在带太子朱标参观农家时教导说：“……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明太祖实录》）必须承认，尽管加强了皇帝的专断集权，朱元璋的这种态度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⑤彻底意义上的专制集权，要从明成祖算起，而迁都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因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迥异，中国并不存在西方那种“市民社会”，但“仍然存在一个与国家维持程度不等的或若即若离的民间社会”（林琳文《后社会主义中国》），两者之间有漫长的互为消长的过程，既冲突也合作。这种关系自宋朝起开始发生变化，到明清彻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奉行强干弱枝的皇权统治渐趋专制，中央不断收缩地方权力；另一方面，平民社会进一步成型，民间的组织力量逐渐提升。而在国家与社会当中起到联结作用的，是科举和文官体制下的儒士们，到明代中后期，更形成了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商绅阶层。（余英时认为，到十六世纪，士人和商人阶层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也意识到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联。参见《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文官与商绅既是“国家”的统治阶层，又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的代言人，他们常常表现出对皇权的抗衡，这就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一种博弈。
但是，用暴力从朱元璋指定的合法继承人手中夺取政权的成祖，强化皇权的欲望尤其迫切强烈，如打破祖训，为宦官涉足政治“开绿灯”的做法就并非偶然。他的迁都北京，与其说着眼于北部边防，实际上也是试图以自己的大本营为依托，用暴力威吓保持掌控帝国的一种展现。迁都使本来南移了的帝国的政治中心再度北上，彻底脱离了经济、文化中心，亦造成“国家”与“社会”的彻底脱离。成组不可能不知道定都北京的经济不利条件，但他还不愿像唐代帝王那样就食东都，而是以加强高压统治、强制榨取的方式，企图将“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比如不惜倾力于丝毫不计成本得失的漕运。⑥
明中期以后，国势渐衰，原因固然可以罗列不少，但迁都的后遗症应当是其中之一。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后来逐渐发展出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国家”一直希望用威权掌控压制“社会”，而“社会”的反弹虽然增长，却囿于纲常的意识形态束缚，始终难以求得突破。结果，这种分离的恶果是徒然消耗了大量的财富，还导致了政权上层的深刻分裂，弊害极深。当外患、天灾、内乱等外在不利因素同时出现，帝国的虚弱统治就注定难逃崩坏的厄运了。
满清入主中原，仍旧建都北京，这就没什么好说。清之皇权专制尤胜明代，作为部族政权，统治主要通过暴力镇压辅以政治笼络，选择北京形成威压之势理所当然。此时的北京经过明代二百余年的经营，尤其是紫禁城的恢宏壮美，能够给统治者带来君临天下的心理诱惑，别说清帝，毛泽东亦不能免。而幽燕受异族占据的时日甚久，早有“胡化”氛围，加上地处北方，满清贵族在气候、文化等方面均无不适。还有一条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即便在南方大略平定之后，但郑成功等残明势力尚存和三藩等因素，都使清廷把都城放在北京最感妥帖。满清若不能继续统治中土，便有退回关外的打算，北京的地理位置正好适合其从容进退。金庸的《鹿鼎记》中，康熙就有类似说法，倒不完全是小说家言。
清代北京面临的问题和明代相仿，漕运和水源仍是两大困难。在水源方面，清人有所建树，设计并完成了北京史上“第一个人工水库”昆明湖，但皇家和贵族园林的陆续落成，令京城供水仍有捉襟见肘之憾。（奇怪的是，城市生活经验本来不足的蒙元和满清在北京城建上的表现却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至于漕运，这个每年一度耗费国家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依旧以黑洞面目存在，吞噬着仅为支撑一座城市挥霍的财富。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引用明人马文升的话说“交纳之费，过于所需”，已点明此举的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到清代是愈演愈烈。据郑观应统计，运米一石到北京入仓，费银18.2至34两，而仓米售价一石一两。钱穆说：“如此漏厄，而不思为计，真可叹也。”这是个极为简单的数学运算，无需懂得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人皆可知每年四五百万石的漕运意味着多大的损失！
作为异族，满清自己就出身关外，因此对付其他游牧民族的威胁颇有办法，或以宗教、姻亲手段笼络，或以武力追讨征服。清朝的北京，在康熙帝剿平噶尔丹之后，基本上没有再遭到来自北方的强力威胁。可是，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的外患是从南方海上而来。
北京作为都城，此时显出了新的缺陷。中英主要的战斗和外交活动都在广东，又波及福建、浙江、江苏等省。而广州和北京之间的路途之遥远，足以令北京发出的多数命令变成姗姗来迟的废纸。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写到，参赞大臣杨芳的奏折由穗抵京用了十五天，那么，等道光帝的朱批发到广州，距杨芳最初所议已过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期间，英军舰队可以以逸待劳地休整补充，也可以趁中方没有上谕不敢妄动而大占便宜，甚至干脆移师北上去了闽浙，总之，“广州与北京，犹如现实和梦境”。
更糟糕的是，漕运于此时成了海军占尽优势的“洋夷”拿来要挟恫吓清廷的一张王牌。倪玉平在《西方势力与晚清漕粮海运》一文中指出，英军中的中国通马理逊提出，江宁是漕运咽喉，英军只需盘踞江面阻绝南北，就可迫清廷就范；若能破坏高家堰堤冲决运河，“计更无不得请者”。被吹嘘为“奇迹”的大运河，此刻俨然是帝国首都脆弱的生命线。尽管当年度的漕粮已经北上，但美国学者Harold.c.Hinton认为，英国军队通过控制南京水域，“切断了运河，从而为鸦片战争迅速有结果作出了重大贡献”。
漕运作为直接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在鸦片战争及以后的历次中外冲突中都得到了展现，切断漕运总是“洋夷”的一种要挟筹码。但西方的入侵，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推动了中国航海技术的进步。此前，漕粮海运只是在道光六年（1826年）才恢复过一次。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海运终于再开。此后，因太平天国之变导致运河中断，战火绵延苏皖浙地区，海运渐渐彻底取代了河运。再后来的津浦铁路通车，陆路快速运输成为可能。漕运这个名词终于走进了历史烟尘，劳民伤财的悲剧落下了帷幕。
然而，运河失去漕运价值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并且连带困顿的华北经济雪上加霜。有的史家鼓吹大运河促进南北经济的联系发展，实为谬论，因其无法解释何以运河的漕运使命一旦完结，北方沿岸地域就迅速陷入萧条。通漕期间，运河沿岸的淮阴、临清等地确实一度兴盛繁华，但这是单纯建立在庞大的漕运船队存在的基础上，漕废则归于泡沫。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表示，运河的商业价值其实有限，它对华北平原生态的不良影响却相当突出。他说：“我们应当记住，明清维修运河的目的是为了供给京城……不是为了推动贸易发展，更不用说会有助于运河所经地区的发展了。就山东大部分地区而言，大运河仅仅加重了无偿劳力的负担，同时又给当地自然环境带来严重破坏。”大运河的衰败深刻地影响了冀鲁两省的部分地域，经济、自然条件的双重恶化酝酿了一场声势惊人的拳民之乱。
第六节 北京南京走马灯
帝制结束了，北京的首都故事仍未立即结束。在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人集团和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集团之间，首都定于何地的争议再起。在1912年8月31日欢迎北京参议院的集会上，孙中山提出未来的首都选择以南京和“首义之城”武昌为佳。他反对定都北京的公开理由，主要在安全层面，强调北京及周边因辛丑条约故，外国军事力量过多，又临近日本、俄国这两个最大的潜在敌人。从其他方面看来，南京首先具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象征意义（临时政府曾专程拜祭明孝陵），这是南方革命集团中占相当比重的“排满派”的呼声；最关键的是，南京或武昌均在同盟会实力较强的南方数省范围之内，即便让位于袁世凯，也要他脱离北洋大本营，“客居”江南。
对此，北洋军人集团当然表现出决不让步的强硬态度，主张将首都仍定北京。从此能够看出，南北双方在首都问题上的争执，缺少以国家发展战略为考量立场的动机，更在乎的是如何控制政治对手和反控制。结果，变成政治派系较量的首都之争，仍由枪杆子强势的北方胜出，北京又成了中华民国的首都。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实质上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北京城头也是王旗变幻，皖系、直系、奉系等如同走马灯般你来我往。北京的城市建设非但无从说起，清朝时的旧基业也陷于荒废。唯一特殊的是，北京的文化教育事业进展神速，成为中国的文化学术中心城市。以北大、清华、燕京、北师大等高校为代表的高等教育重镇，给这座古都增添了浓重的知识氛围。当然，它的副产品则是激进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活跃，让北京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名声大噪，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日后无数次学潮、抗议的肇始“圣地”。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接连获胜，南京再次成为国民政府首都。直到1937年底陷落于日军之手的将近十年内，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迎来了一个“小阳春”。蒋介石之所以定都南京，除了延续孙中山遗志的象征意义之外，更因为他得到了以上海为核心的江浙地带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然而，蒋介石的统一名义大于实质，各地方实力派仍有自己的掌控范围，所以才有政治委员会广州、开封、武汉等分会的设置。尽管环境不佳，这一时期仍被法国学者白吉尔称之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十年”，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以来发展较快、成就较大的阶段。以南京为政治中心、上海为经济中心，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制定了计划，试图逐步完成进一步的统一，并增强国力准备抵御外侮。然而，1937年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彻底摧毁了这一切。以民国史见长的美国学者柯伟林认为，日军对上海、南京这一地域的蹂躏，给蒋介石的政权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虽然蒋介石在八年后以战胜者的姿态重返南京，但他执政的基础，尤其是支撑他脆弱的财政体系的经济基础已受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害。顶着中国战区统帅的光环，蒋介石在南京却只有三年多暇不暖席的时光，以至于费正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看来相当明显，内战较联合政府使中共更快地获得了对中国的支配权。”
另一方面，在民国首都重返南京后，北京恢复了北平的名字。没有了漕运的重负，没有了都城的光环，北平或可安静地做它的文化古城。但需要强调的是，直到蒋介石率部撤至台湾，他的政权始终未能把党政军权力彻底伸展到北平，北平处于地方实力派、日本侵略者和中共等多方势力绞缠交错的状态，中央的影响力始终有限。还有将近八年的时间，北平是日军治下的沦陷区。这些因素对北平的现代化建设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侯仁之在写于1955年的《北京都市发展中的水源问题》中提到，清代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两次入侵，本已破坏了城西的水源系统，清季“漕运的废堕……令地上水源日益枯竭”，因为“近郊水道再无专人修守”。他指出，一直到1949年中共建政之时，北京旧城已日益没落，“内外河道淤塞，闸坝废毁，堤岸坍塌，湖泊淤浅……”
因此，在光复之后，北平竟然又出现了粮荒。据就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回忆，当时城内有居民两百万，四所国立大学师生上万人，日军俘虏数万人，既无足够粮食，又乏燃料，一度令李宗仁大感头痛，到处搜刮柴米油盐，勉强应付过了一场危机。以此状况，北京的人口生活消耗足已成为管理者的沉重负担。平津战役中，困守北平的傅作义虽然接受了中共的和平改编，但仍与蒋介石保持过一段秘密联络。在致蒋介石的长信中，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共很难应付1950年的春荒，一旦社会不稳人心浮动，便有里应外合的可趁之机。（参见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中共的新型组织体制和动员能力是旧军人出身的傅作义不能明了的，所以新政权不仅度过了春荒，更开始了对首都翻天覆地的改造。关于中共为何建都北京，我们可以从一些公开资料中推测。首先，中共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多在华北，南方新定，局势并不稳固，而且临近台湾与美国的威胁，北京则背靠“老大哥”苏联，获得了可靠的安全后方，便于接受苏联的援助。联想到当年中共为打通所谓对苏联络线而付出的惨重代价，不难理解他们在安全上的高度敏感。与历史上大相径庭的是，新兴的东北无论作为工业区还是农业基地都能为北京提供物质支持，这进一步增加了北京的说服力。
如果说安全是中共定都北京的最合理理由，那么，其他因素虽不直接显现，但重要性不容忽视。毛泽东对北京的情感，就是至关重要的。进入北京前，他在会议上曾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蒋介石定都南京与江浙财团之间确实有紧密的联系，但毛泽东这番话缺少事实根据。进入中国近代史以来，北京从来不是一座工业城市，而是以文化教育著称的消费型城市。中国的产业工人集中在上海、武汉、天津、青岛、广州和光复不久的东北等地，北京找不到工人阶级。事实上，北京能找到的是毛泽东的青年时代记忆。
根据合法出版物中记述毛泽东在1949年3月25日进京途中的讲话，能够看出这位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不为学界大人物重视的年轻人，如今以新政权领导者身份故地重来的自负、得意与满足。他引用的刘禹锡的“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句和“翻天覆地呦”的慨叹，都体现出他三十年后君临天下的快慰（《党史文苑（纪实版）》2005年第6期，尚鸣）。
毛泽东在日后的种种言行表现，证明他内心深处充满了唯我独尊的帝王心态，以开国之君自诩的倨傲。或是碍于人民共和国的称号，他没有入住故宫，但在他掌权期间对北京城区的改造，完全贯彻了他作为“伟人”、“导师”和“领袖”的境界追求。正是因此，他拒不听取梁思成等专家的意见，不惜令北京“翻天覆地”。翻天覆地的是北京的物理面貌，在精神上，毛泽东时期的北京将从元大都起就付诸实践的“理想城”设计推向了顶峰。
侯仁之指出，元大都城的设计，“第一次把一个古代关于营造封建国都的理想设计，结合实际的地理特点，在最近似的程度上，创造性地体现出来。”这个理想设计，反映的是“中央集权制逐渐趋向成熟”，它“企图通过艺术的手法来给封建帝王的统治中心以突出表现，直接地说，元大都城的建筑理念首先不是为了商贸、防御、文化等目的，而是要表达一种政治理念”，侯仁之说它“近乎西方城市规划史上所说的理想城”。这个理念在明清两代，通过紫禁城的建立和完善，将其推进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侯仁之因而认为，“北京旧城在封建时代一切都城的设计中，算是最为突出的一个典型。”美国城市规划学者E.A.Gutkind也认为：“紫禁城大约是唯一的完全按照一种典型理想而建造的建筑工事。”
毛泽东与古代帝王的不同在于，他的权力并非天授，而是“人民赋予”，但他又是人民的领袖、舵手和导师。这种理念使天安门广场取代了传统的午门广场，使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取代了太庙、社稷坛，其本质非但未变，反而因切实的人民取代了抽象的“天”而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这一本质在他出现于天安门城楼的多次超大型庆典、集会中显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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