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个有趣益智的：818隐藏在《人间正道是沧桑》幕后那些BH的历史八卦
最近迷上了《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部剧。连看两遍不说，又查阅了不少当时的背景资料。结果不查还好，一查发现无数隐在剧情之后BH八卦，不由我再次感叹真实的历史要比电视剧疯狂多了。下面就逐个8下，不过是想到哪8到哪，就没什么章法和顺序了立青在上海处决的叛徒夫妇
罗亦农在上海被叛徒出卖被捕，瞿恩把立青调到上海从事特科工作，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处决这对叛徒夫妇。立青采取野战奇袭手法，从楼顶拉着绳子从天而降，一枪击毙男方，女方则被打瞎了一只眼睛。这段基本是按陈赓在上海特科的经历拍的，但剧中只说了叛徒何家兴夫妇，没有提女方，其实女方叫贺志华，原来是朱德的第叁任妻子。
百度资料如下：朱德是在上海认识贺治华的，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朱德和贺治华离开上海到法国，后来在德国结婚。一九二六年九月朱德从莫斯科回国，贺治华留在东方大学学习。朱德走后，贺治华就与何家兴好上了，后来就干脆和朱德离了婚，嫁给了何家兴。
贺治华和何家兴在一九二七年夏天回国后，分到上海中共中央组织局，在罗亦农领导下作秘书工作。贺治华之所以背叛革命，除了对革命悲观失望和贪生怕死外，她素来贪图享受，到上海后经常出入酒楼舞厅，每月二十多元的生活费，根本不够开支。由于他们不守秘密工作纪律，经常外出深夜才归，多次受罗亦农的严肃批评，因而怀恨在心，想以出卖同志的生命来换取敌人的赏金，以便远走高飞过起享乐的生活。在四月十五日早上，贺来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自诩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名单和地址，条件是三千美金和二张让他们想去的国家的护照，并为他们保密。
罗亦农被捕后的四月二十五日清晨，一队迎亲队伍来到贺的住宅前，在猛烈鞭炮声中，中央特科的红队（锄奸队）冲入贺房中，迫其交出手中党员名单后，开枪打死了何家兴和贺治华。但后来贺治华没有死，只被打瞎了一只眼睛，给国民党送到医院救治。本来红队还要到医院干掉贺，但由于国民党特务看守很严，没有机会下手，再加上党员名单已夺回，贺已难作祟，故铙她一命。
对于贺治华的结局，据《邓颖超传》载，贺治华后来回到四川老家，又嫁了人，在解放前病死。《中国高干子女沉浮录》一书载：贺回到四川开江县，和后夫又生了两个女儿。一九三八年，“宁杀错一千，决不放过一个” 的国民党反动派，一天突然追捕而来，把贺从房里拖出来，当着她两个女儿的面，在院子里把她残暴地枪杀了。
而我觉得剧中对历史细节很在意，贺告密的事是借租界巡捕克拉克口中说出的，他说那个女的很漂亮，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贺治华本身在德国待了好几年。贺被打瞎一只眼睛也和历史完全吻合。
历史八卦之二 隐藏在西安的M电台
剧中抗战后期，蒋介石想让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结果被TG隐藏在西安的M电台把情报提前通知延安，闪击计划破产。立仁追查泄密元凶，通过M电台发报时间的分析，把怀疑目标定在了胡宗南身边的高层核心。他拟出的嫌疑名单，第一个名字是胡宗南，第二个名字剧中只露了个“熊”字。最终因为胡宗南太得老蒋荣宠，这个泄密者没有追查下去，立仁捣了一回浆糊了事。其实泄密者就是排在名单第二位的那个“熊”——熊向晖，tg的后龙潭三杰之一，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他是周总理亲自布在胡宗南身边的闲棋冷子，深得胡宗南的信任和重用。制定闪击计划时他本来已经去渡蜜月去了，结果胡宗南生怕计划不周密，又把他叫回来参与，这简直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啊。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
1947年他的身份其实已经有所暴露，但胡宗南和他关系实在太好，加上戴笠和胡的关系也铁，有心放胡一马。于是胡就出钱送熊去美国留学去了。1949年解放后，熊回国，一直从事外交工作，同样成绩斐然。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1971年和1972年，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理，参加了中美重大外交活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82年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1993年离休， 2005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tg从事无间道的人也多，但像他这样全身而退，后来又转到地上，照样大放异彩，而且善始善终的真的不多。至此，我不由感叹，这个人本身就是传奇啊。 历史八卦之三 立仁BH 的原型之一
剧中抗战初期立仁在孤岛上海潜伏，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用假情报刺探日军真情报，然后企图刺杀日本特务头子未遂的事迹了。这其实是完全copy了文强的事迹，连细节也都一一吻合，完全可以说是那个历史片断的再现。具体史实可以看下煮酒的这个帖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10146.shtml
我这儿要8的是这位文强大人，其人之bh完全超出我的想象。他是文天祥的23世孙（又说为27世孙），父辈曾追随孙中山， 17岁拜见过中山先生。他还是毛泽东的姑表兄弟，他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他和毛泽覃感情最深，中学毕业后，两人曾乘同一条船去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
1925年夏考上了黄埔军校四期，与林彪同期，与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为同班同学，而毛泽覃则进了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文强在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5年到广州后由周恩来介绍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大队第二队学习。
在广州，他还应邀和周恩寿一起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与周恩寿一起送给新郎新娘的贺礼是条幅，上书“花好月圆人寿”。
那时，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而校长是蒋介石。文强还是林彪的班长，因林彪枪支走火和林彪打过架。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20军第三师的党委成员、少校连长，以后随部队转战到四川，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红一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四川23个县，后因叛徒出卖被捕，成功越狱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而离川到沪，在寻找周恩来申诉未找到人的情况下脱党。
1932年，文强当了小学教员。1935年，文强经人介绍到浙江警官学校任职，这个学校实际是国民党军统控制，主要用来培训军统骨干的。不久，文强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
1936年秋，文强被任命为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乙厅任上校参谋。1937年8月，文强被戴笠委任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秘密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1940年秋，文强改任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
文强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根据得到的情报资料，经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进攻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但人们怀疑情报的真实性，没有被引起重视。
1942年，戴笠委派文强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1944年11月初，戴笠任命文强为北方区区长。此间，文强曾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策反过来。
抗战胜利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1946年，蒋介石正式批准文强为中将。
戴笠死后，1948年8月，文强脱离军统控制，自谋正规军职，在其父老朋友程潜处任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1948年9月应杜聿明邀请，去徐州出任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文强被俘后，补安排到第三野战军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1950年春，文强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处”。
在狱中，他拒写悔过书。他说：“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1975年3月获得特赦出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1983年5月8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去世。
这位大人，真正应了一句话：bh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本帖最后由 haeschen 于 2009-7-5 20:15 编辑
历史八卦之四 立仁和林娥有可能在一起吗
作为立仁粉丝之一，对剧中立仁同学坎坷的情路一直十分怨念，尤其是他对林娥的感情让我痛心不已。不过在查阅史料之后，我有了一点安慰。
立仁在上海首创无线电培训班，这个是徐恩曾的事迹。徐的第三任妻子叫费侠，各位立仁的粉注意了，我下面要贴她的资料了，各位看像剧中的谁。
费侠，字达韫，湖北钟详人。
费侠自幼聪明好学，早年就读于北平见满高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赴苏联勤工俭学，在苏联期间，她感受到了浓厚的共产主义氛围，并加入中国共CD。留学归国后，在上海我党机关工作。费侠相貌出众，爱好文学，又多才多艺，并参与翻译多本进步书籍，能够讲为一套完整布尔什维克理论，拥有极好的口才和交际能力。
“四一二”以后，费侠参加特科，并转入地下工作。1928年，受党组织派遣，到无线培训班学习，并借机打入内部。学习期间，费侠成绩名列前茅，工作勤恳干练，很快得到了中统高层的认可与信任，成为了中统机要员，后又打入南京的国MD社会部任科员。在此期间，曾多次为我党提供了重要情报。
然而，1931年，顾顺章被捕投敌，南京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费侠也不辛被捕。费侠年轻貌美，气质高雅，一下子打动了徐恩曾。徐则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费侠随即自首投敌。
1938年费侠同徐恩曾结为夫妻，与徐结婚前，在徐的领导下，她曾参加宣传工作。与徐结婚后，经常出入于中统局。费侠虽未正式参加中统，却实际地参与了中统的日常活动。她经常与国MD候补中执委吕晓道、陈逸云等混在一起。1948年她当上了立法委员后，更是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1949年初，国MD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费侠担任委员，并在会中不断叫嚣“与上海共存亡。解放前夕，同徐恩曾一起逃到了台湾。
费侠生有子女四五个，其长子1939年生，乳名明明。费侠之母是一旧式的家庭妇女，1938年以后，一直住在徐家，费侠所生子女，都由她照顾。
各位看到了没有，1928年受党组织派遣，到无线培训班学习，并借机打入内部。这时办培训班的就是徐恩曾，后来调到南京，那时徐也调到了南京。
诸位想想，仅凭被捕时徐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费侠就投敌了？实在是不怎么合常理。我觉得大概和剧里的情节差不多，徐平时对费侠就肯定挺关心的，说不定已经展开追求攻势，费侠可能也有点心动，要知道从徐的照片看可是帅哥一枚呀。于是一个小女子在感情攻势之下做出了人生最重大的转折。
至此，我首先要申明一下，这种为了感情背叛革命的事我是绝对持批判态度的。只是这也是真实历史的一部份，要知道人是复杂的，革命也是。
而且历史上徐恩曾对费侠可谓一往情深。他要娶费侠时陈氏兄弟一致认为不妥，不料徐竟表示：宁要费侠，不要中统。蒋也因此事召见徐恩曾，徐恩曾仍坚持己见，蒋介石心下不快，也只好默允。
因为费侠因素，徐恩曾和文人姚蓬子私交甚好，他和费还认了姚蓬子的儿子当义子。姚的儿子名“文元”。
另外，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费侠的长子小名“明明”，林娥的儿子叫费明，这只是巧合吗？
找了几张照片。
这是朱老总（右一）在德国的照片，女的就是贺治华。 本帖最后由 haeschen 于 2009-7-5 20:01 编辑
插播两个回帖
瞿霞:前半段的原形是革命家蔡畅,当年她和哥哥蔡和森以及老妈妈一起去法国留学,追求革命真理.后半段的原形是共和国第一位组织部长帅孟奇.帅孟奇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关在南京模范监狱,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后来被营救出狱,而她的丈夫以为她死了已经重新组织了家庭.帅此后再没有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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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还是毛爷爷的学生呢？
事情是这样的：
孙中山搞国共合作，允许GCD加入GMD，陈独秀把他看中学生和秘书小毛同志推荐给孙中山。
孙点名，把小毛同志列为GMD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相当于候补中央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
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了GMD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30日下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后来汪精卫，受孙德影响，把自己的宣传部长的职位，让给了小毛同志。
小毛同志，后来辞去宣传部长一职之后，从广州去了上海，成了上海GMD的核心领导人。
孙中山病重时，小毛同志在上海受到右派的排斥，于是写信到北京给孙中山，想请老孙同志出面摆平上海的地头蛇们。
可惜，信时到北京，老孙同志已经不省人事了，没有多久就去世了。
小毛同志一气之下，离开了上海，回湖南老家去了。
从此小毛同志，脱离了GMD。
小毛同志在上海时，黄埔军校的招收工作，就是他负责的。
比如：
胡宗南小同志，浙江人，个子部高，革命热情很高，深深地打动了毛同志。
是毛同志，介绍小胡同志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的。
小胡同志的介绍信上的“介绍人”，写的就是毛同志。
毛也可以说是小胡的老师。
黄埔里有许多学生，是毛同志介绍去的。特别是湖南、上海一带的学生。
后来老蒋下令小胡同志领20万大军进攻延安时，小胡曾经趁老蒋糊涂时，从延安撤走了2个军。
据说小胡本人是放了水，放了他的毛老师一把。
后来在台湾，小胡失去了老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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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度了一下帅孟奇，实在是奇女子啊
1932年10月10日深夜，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监狱里，敌人施用了种种酷刑，坐老虎凳，砖头加到6块，她晕厥过去；踩杠子，她的左腿骨被压折；灌煤油，她呛得七窍流血,左眼失明。她忍受了非人的毒刑，视死如归，保守了党的秘密。她坚贞不屈的革命情操，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令人钦佩。
1933年1月7日被判无期徒刑，押往南京“模范监狱”，1937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她得知女儿被敌人毒死，母亲被逼疯，父亲被逼得背井离乡，在莫斯科的丈夫从报纸上看到她“牺牲"的消息后,已另组家庭。她正视人生的不幸,革命意志更坚强。
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后，任中央妇委秘书长，参与主持妇委的工作。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常委兼组织部长。同年 7月调中央组织部工作，先后任干部处副处长和外交外贸处副处长、处长。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还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近20年，始终遵循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坚持真理，一身正气，秉公办事,给党内外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诬陷为“叛徒"、"内奸”，被开除党籍，先后关押北京、流放江西等地,屡遭批斗。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时候，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从不动摇。1977年12月，回到北京，10年沉冤得到平反。
1981年2月，主动向中央申请辞去领导职务，9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9月离休后，将满腔的热情和爱心倾注到对青少年的教育、对青年干部的培养和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上，还将多年省吃俭用积蓄的5万多元钱，一笔一笔地捐给了“希望工程”和社会福利事业，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简朴。1996年1月 3日是她的百岁寿辰,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亲自到北京医院看望这位中共高级干部中的第一个百岁老人，对她的革命业绩和奋斗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1998年4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102岁。党和人民尊敬的“帅大姐”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我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 历史八卦之五 三角恋爱进了中央决议
刚才有筒子讨论瞿恩的原型是瞿秋白+周恩来，其实不完全。他带着全家去法国留学的经历是蔡和森的。而蔡和森、瞿秋白的浪漫气质倒也在瞿恩身上得到了体现。就先说蔡和森吧。
蔡和森第一任妻子是向警予，看过《恰同学少年》的筒子们一定还记得，这两位可都是杨昌济（杨开慧之父，毛泽东的岳父）的得意弟子。两人在青年时代受当时思潮的影响，都立下过终身不婚的誓言。不过在1919年底，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五十多人乘坐“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轮从上海启航前往法国。在35天的航程中，蔡向两人经常一起观看日出，讨论学习和政治问题。当邮轮停靠在终点站法国马塞港时，他们俩都惊喜地发现自己完全被对方吸引住了。于是，“向蔡同盟”的爱情之舟扬帆启航了。
1925年初，因为一位名叫彭述之的留苏学生的介入，“向蔡同盟”遇到了挑战。 向警予爱上了这位风流才子。事情最后闹到了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有天中央主席团在楼下客堂间开会，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都到会，向警予也参加会议。讨论完毕，陈独秀刚宣布散会时，蔡和森忽然站起来，说他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当时，在场的人全都无话可说。最后，陈独秀说：“这要看警予同志自己决定。”向警予伏案大哭，一句话不肯说。陈独秀问警予：“你究竟是爱述之呢，还是爱和森呢？”向警予还是不响。陈独秀又问：“你不爱和森了么？”向警予又不响。在此种情形之下，中央主席团只好负起解决的责任了。中央，即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三人，只好决定派向警予同蔡和森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从北京南下，正是为了接受使命，去莫斯科担任tg常驻代表的。李立三和李一纯夫妇是同这对夫妻一路去莫斯科的。李立三为了减轻蔡和森的痛苦，叫李一纯一路上去安慰和森。在这安慰的过程中，蔡和森和李一纯恋爱了。有人说：李立三是有意把一纯送走，为的便于同李一纯的妹妹恋爱。但李立三和蔡和森仍从此结下了仇恨。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大会选出的新中央回国工作不久，就爆发了内部斗争，主要领导人蔡和森就被李立三轰下台去，由李立三取代他的位置
而李一纯，这也是个有料的人啊。
李一纯，原名李崇英，是一名受新思想影响的湖南青年，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她本是杨开智的妻子，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嫂子。1923年1月，杨开智找到当时正在北京从事工人运动的李立三，说他在北京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因此，拜托李立三照顾他的妻子李一纯南归湖南长沙。出乎意料的是，两李在南归的途中产生了爱慕之情。结果，李一纯没有回到长沙，而是跟随李立三到安源另组了家庭。 历史八卦之六 轰动的三则启事
剧中瞿恩的爱人叫杨立华，而瞿秋白的爱人则叫杨之华，一字之差。而瞿与杨的情感经历也是颇为传奇的
杨之华是萧山人，1900年生。杨家曾是萧山巨富，后来虽然家道中落，但在杨之华出生时，也还足称小康。1920年，杨之华嫁给了同为萧山巨富的沈定一的长子沈剑龙。两人婚后感情并不好，杨经常独守空房。杨和沈生有一个女儿，取名独伊。1923年底，已经既为人妻复为人母的杨之华，也进入上海大学，并且恰恰进了瞿秋白当主任的社会学系，自然很快就相识了。不久，瞿秋白与向警予一起，介绍杨之华加入中共。1924年瞿秋白与杨之华进入恋爱状态。1924年11月初，瞿秋白与杨之华来到萧山衙前，与沈剑龙谈判。结果瞿和沈一见如故，结为知交好友，沈也同意和杨友好分手。
回到上海后不久，11月27日邵力子主办的《民国日报》同时登出三则“启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这三则启事，在27、28、29日三天，重复登出，一时成为上海滩上的谈资。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特别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之华，他把之华献给秋白。
沈剑龙把女儿独伊交给杨之华抚养，瞿秋白对这个孩子视如己出，十分疼爱。这个孩子也就改姓瞿，把瞿视为自己的生父。解放后她还曾专门找到宋希濂询问瞿秋白就义的详情。 历史八卦之七 到底是谁救了瞿恩
剧中412反革命政变后，瞿恩被立仁送上了去南京的船，立青和他的同学冲上船去，救了瞿恩脱险，其中连一向倾向蒋介石的汤慕禹都参与了营救。这就是参照了历史上周恩来在412时期的经历改编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当时驻扎在上海的第一军一师和二师，第三十三军等部都卷入了这一血腥大屠杀之中。
当时，北伐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酆悌也在上海。他是黄埔一期生，虽说忠于蒋校长和中国国民党，但也很不理解蒋介石何以如此凶残地清共反共。就在“四一二”政变当中，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不幸被第一师七团的士兵抓住，关押在闸北宝兴里一座天主教堂(临时团部)里。在黄埔军校，周恩来做过他的老师。他在内心里很钦佩周恩来，认为此人才华出众，是中国的一流人才。他实在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周恩来被杀害。考虑再三，酆悌决定去宝兴里天主教堂，劝说周恩来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以保全性命。当然，他也明白，对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人来说，这是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
当他匆匆赶到了戒备森严的教堂时，团长鲍靖中等见他到来，神色紧张。鲍靖中等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十分敬重周恩来。他们已商定以押解周恩来去师部的名义，在中途将其释放。鲍靖中以为他们的计划已被酆悌觉察，惊恐不已。见此情形，酆悌心中也明白了几分。他决定装做什么也不知道，问了问团里分片“清共”的情况后，就离开了……在他走后不久，周恩来被秘密释放，脱离了险境。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酆悌纵容部下放走周恩来一事，竟被一好友密告戴笠。戴笠向蒋介石禀报。蒋深感震动，对酆悌的忠诚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得出结论，此人有才有器识，但不可再重用。鉴于酆悌知道国民党高层机密太多，蒋介石决定先稳住他，再选择适当时机杀掉，以除隐患……于是最终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酆悌被当成替罪羊而处决。
再转回帖
说起内战战犯，如杜聿明、黄维，无人不知，说起文强，却有许多人不甚了了。其实，文强其人，一生遭际，可谓胜过任何传奇。
在军统中做到最高军衔的文强中将，是活的最长的一位被俘将军，直到2001年才去世，活了九十三岁，被称为世纪老人。
要说文强的一生传奇，不妨从这样一件小事开始——
文强刚刚被俘时，让其写悔过书，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毛泽东是我家亲戚，刘少奇算是我同乡，周恩来是我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党的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在被俘后能说出这种话，真是一个性情中人，但他说的这句话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要从头说起。
文强生于1904年，文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其祖上则大大的有名，乃是宋末宰相文天祥，文强则为文天祥第二十三世孙。按他的回忆，他们家的孩子从会说话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背其祖上写的《正气歌》。其父曾在清末去日本留学并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就在祖宗的牌位旁立上了孙中山、黄兴和蔡锷的照片，于是文强每天早上先要向祖宗的牌位磕头，再向孙中山的照片鞠躬。
说文强的出身，主要是为了引出和毛泽东的关系。按文强在回忆录中所说：“毛泽东的家那时是很穷的，他的兄弟姐妹很多，有七个，后来就剩三个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在活下来的三兄弟中，毛泽东是老大，毛泽民是老二，毛泽覃是老三，那四个都夭折了。毛泽东比我大14岁，最小的弟弟毛泽覃比我大两岁。”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是文强的表姑（在文强回忆录中说是姑妈，但查其它的资料，并不是文强父亲的亲妹妹），所以文强见毛泽东时是叫大哥的。
回顾文强的青少年，身边围绕的尽是后来的GCD高层，按其回忆录中所说，他先是通过毛泽东认识了何叔衡和谢觉哉，中学毕业后上了湖南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徐特立，在学校里又结认了夏曦等一批后来的GCD中的风云人物，加入了共青团，并在夏曦的动员下报考了黄埔军校，以第三名的成绩成为黄埔四期的一员。
截止到现在，按照我们的说法，文强同当时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开始投入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进入黄埔后没几个月，文强和当时的几个黄埔军校的共青团员就被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李运昌、陈林达。集中起来干什么呢，入党。而入党时的宣誓人则是周恩来，所以文强后来就总说他的入党介绍人为周恩来。
文强当时在军校，和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文强为班长，不过文强和林彪的关系可不怎么样，原因却是因为一件小事。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里不知怎么还剩一颗子弹。等晚上人都开始睡了，林彪就开始摆弄他的枪，不知怎么突然走了火，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上铺那个人姓林，叫林伟俦，好在当时他没在床上。不过有意思的是，后来他成了国民党守天津的中将军长，并在战斗中被俘，而打天津的，正是林彪的四野。如此大的事，上边查来，文强身为班长，自然要把事情的经过汇报清楚，于是林彪被关了禁闭。为此林彪深恨文强，骂他是“湖南骡子”，“告密者”，并事后和文强打了一架，不过文强练过武术，按他的话“三个林彪也打不了我一个”，显然林彪又吃了亏。
文强因在艺专时学过速记，在军校里兼职当了周恩来的速记员，并因此认识了众多国民党上层，其中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则介绍其加入了国民党。但在1926年整理党务案时，文强退出了国民党，并公开了GCD员的身份。
1926年5月底，因北伐前线吃紧，文强等300余人提前毕业，前往武汉前线（算了一下，只在军校呆了一年多的时间，这军校可真是速成班了）。
等到文强他们来到武汉，这时武汉已经基本拿下。后又经邓演达介绍，随朱德前往四川做四川军阀杨森的工作，并认识了GCD的另一个元帅陈毅。
南昌起义前夕，文强接到恽代英的指示，火速前往九江贺龙的部队里报到。在路上遇到了黄埔的同学周恩寿。
南昌起义时，文强任第三师特务连连长，师长为周逸群。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找到了周恩来问，这个没前方没后方的仗怎么打？周恩来说：你往广东海陆丰吧。到那儿有苏联军舰接应我们，给我们运送武器，我们就有后方了。文强做为营指导员带着三百多人跟着大部队拼命往东打，等到部队真的打到潮汕，谁也没找到什么苏联兵舰，原来说这里有彭湃建立的根据地，结果当地组织也找不到，粮食和钱都没有了，每天只能吃点甘蔗度日，结果队伍一下子就全散了。文强带着手下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靠卖苦力背铁砂挣了点钱买了去上海的船票。再从上海各自返回了家乡。
有趣的是，文强和同伴在上海还做了一回贼，而被偷的则是他的国民党入党介绍人邵力子。到上海后，文强他们又没钱了，一天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邵力子在上海教书，于是就是投奔他。但邵力子看到众多当年的学生跟叫化子似的来找他，烦的不得了，只好不断的哭穷，给了他们十二块钱打发他们走。这帮学生很不满意，也没什么办法，其中一个叫杨继荣的黄埔四期生走的时候顺手就把门后邵力子的皮袍子偷走给当了，并把当票给邵力子寄了过去，说学生们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出此下策，当票给你，您自己赎回去等等。
文强回家后过了几个月，也没人联系他。他想再这样下去，和组织的关系就断了，就向母亲那里要了一些钱，又去了四川，找到了黄埔同学、中共地下川西特委成员廖宗泽（这个人在文强一生中很重要，他回来也入了军统，成了将军，以后还和文强一起关进战犯管理所），又接上了组织关系，负责领导当时川东农民暴动的军事工作。三十年代初，文强当了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军事委员等职。他在口述自传中不无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如果没有后来变故，照这条路走下去，解放后文强也能成为GCD的高层领导，许多历史也许都将改写，但历史没有如果，内部斗争将文强和许多当时和文强境况相同的人推向了自己的敌对阵营。
1931年，王明回国开始掌权，党内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7月，文强在重庆被捕，后在组织上营救和川军中朋友们帮助下，终于利用机会侥幸逃了出来。但没想到的是，逃回到自己阵营却比落到敌人手里更诡谲凶险。当他回到重庆，除了妻子兼同志的周敦琬感到十分庆幸，党内别人对他死里逃生竟没有半点庆贺，多冷冷地看他。当时有人暗示：为什么那么多人被抓、被杀，他倒能逃出虎口安然无恙？文强感到很不理解，就让他妻子（当时的四川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去找新来的省委书记罗世文，要和他谈谈，两个人当时在一个小茶馆见了面。于是有了下面的这段谈话——
见面后罗世文第一句话就是：“你捡了一条命出来啦，我们欢迎你。不过你把秘密泄露了，不应该，恐怕你要留党察看。”
文强听后很不高兴，就说：“罗世文啊，你见到我也不问问清楚，就对我打官腔，你是不是发了神经病？我们两个在党里是平起平坐的，你跟我打这些官腔干什么？我有什么对不住党的？我又没有影响我们组织死一个人，我也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留党察看呢？还有这样的责备那样的责备，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你们营救出来的，假如没有党的营救，我还跑不掉，我有什么错呢？再说我那23个县里面有许多很好的党员都被暗杀了，被自己人装在麻布袋里扔到嘉陵江里去了。你身为省委代理书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罗世文一拍桌子：“这个事情不能说，我一说我也犯错误，你是23个县的特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你就要服从，你也不要问，问就犯错误，你要晓得，我们党有铁的纪律！”
文强说：“噢？铁的纪律就随便来啊？”
罗世文说：“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要执行铁的纪律。”
文强拍桌子叫到：“狗屁！你是GCD员，我也是GCD员，我是省委常委，你是省委书记，我们两个人都是GCD员，说说话又怎么样啊？”
罗世文说：“这是列宁定的铁的纪律。”
文强说：“什么列宁不列宁，搞得这样做啥呀？把自己人都干掉，岂有此理！”
那个环境是个茶馆，一吵起来自然惹得大家侧目，文强怕暴露身份，就约罗世文到城墙上去谈。等上了城墙，罗世文开始害怕起来，觉得文强要对付他，就问：“你是搞军事工作的，是黄埔学生，你想对我怎么办呢？”
文强说：“你搞错了，你是省委代理书记，是我的领导，我把事情问清楚，我就回去，我没有要对付你的意思。”
罗世文说：“我不讲，我一讲就犯错误。”
文强只好说：“我们两个以GCD员的身份谈话总可以吧，犯什么错误呢？”
罗世文仍然强调：“我是省委书记，我说了作数，不是你说了作数。我是在执行铁的纪律。”
文强很恼火：“罗世文，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就不走，你也走不了！”
罗世文只好说：“你这样逼我，我犯错误就犯错误吧。现在共产国际做出个结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分子钻进了我们党内，对这些人都要制裁，要起用工农，你懂不懂啊？像你这样的也早晚逃不脱的。你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是封建主义家庭出来的党员，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再有一部分呢，是小资产阶级，不是工农出身的，这些人都要清洗。”
文强一听就火了：“马克思的出身是个大资产阶级，恩格斯的出身也是个大资产阶级，列宁的家庭也是大资产阶级，马克思那个妻子燕妮还是个贵族哩。你怎么连GCD的起码知识都没有。”
骂完罗世文后，文强直接就回到家对妻子说：“革命革命，革到最后GCD要杀我，国民党也通缉我要杀我。革命革得这样了，走投无路了。”说罢和妻子抱头痛哭。
文强的妻子是当年四川省党委的第一个妇女部长，第一个女省委委员，原四川省军委书记刘愿庵的遗孀，很有魄力，劝他不要在这里等死，到党中央去找周恩来，向周恩来申诉我们这边的情况。又说她认识杨尚昆。杨尚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咱们可以一起去申诉。
文强事后说到：我们当时走得光明磊落，我并不是想叛变，只是想找到党中央，向他们申诉，希望还有挽救的余地。于是文强给罗世文写了一封信：“罗世文同志：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 bye。”最后还写了一句外国话并署上当时的化名“文莱之”。
等文强到了上海，正好赶上顾顺章叛变，上海机关或隐藏或破坏，中央机关也转到了苏区，文强夫妇在上海转了几天一点头续都没有，钱也快花光了，最后文强对妻子说：“别找了，就是找到周恩来、杨尚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王明路线的立场呢，如果他们是王明路线的立场，那我们就是自投罗网呀。还是回家吧，我父亲是个很仁爱的人，对我很好，对GCD他也不反对，我和父亲讲讲，你是个大学生，给你介绍一个工作，咱们找口饭没有问题，不要再革什么命了。”
文强和妻子回到家乡，先是在父亲开的学校里当老师，但当时毕竟是血气方刚，并不甘心终老于书斋。当时正好面对日本侵占东北、觊觎华北，他忧国忧民的情绪又爆发出来，化名在长沙办报写稿，又和几个朋友接手办了一个“少年通讯社”，宣扬抗日。文强抨击当时湖南的土皇帝何键的文章笔锋犀利，与官府的麻烦不断，不久就有人砸了他的报馆，还有人开始怀疑他的×××员身份，并扬言要他的小命，他在湖南又混不下去了。这时文强父亲劝他避避风头，去找当年其在同盟会时的老朋友程潜那里，看能不能找个差事做做。
文强到了南京，找到了时任总参谋长的程潜，并再次遇见了廖宗泽，不过此时廖已经脱离了GCD而加入了军统。在廖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戴笠，并同其谈了其在GCD时的情况。据文强回忆，当时戴笠对他说：“你过去的路，我看是走错了……”他以黄埔同学的名义，以国难当前，唯有实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才能避免亡国的的理由，要文强恢复对校长的信仰，并介绍文强去杭州警官学校任职。文强说他还在国民党的被通缉名单里，无法去政府任职。戴笠让他放心，说他会去办妥。后来戴笠牵头，由五个黄埔同学联名证明文强与×××已经脱离了关系，这五个签名中有一个就是戴笠，由张治中签发命令，取消了对文强的通缉。而文强也以中校身份加入了军统，在警官学校担任教员，并重新加入了国民党。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文强调到上海负责为军统搜集各个司令部的战况，为了便于工作，升为上校高级参谋，以方便出入各个指挥机构。正当文强每天穿梭于各个司令部的时候，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他的黄埔同学、新四军参谋长袁国平。偶然的相遇，让两个人一下子又都叫了起来：“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袁国平说：“哎，你怎么还不归队呀？”
文强一楞：“归队？归什么队呀？”
袁国平说道：“你晓得不晓得周恩来在找你呀？是王明路线害了你们。周恩来知道你的情况了，在延安给你平反了。要你去归队。”
文强说：“要我归队？这通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袁国平道：“应该送到四川了。”
文强说：“我已离开四川多年了，有通知我也收不到啊，已经七年了。我离开四川回了老家湖南。找不到组织，GCD要杀我们的头，国民党也要杀我们的头，我们只好回湖南老家，我当了个新闻记者，改名文浮生。我现在记者不当了，到了参谋本部。”
袁国平说：“你跟周恩来没有接上关系啊，他给你平反，现在算起来也有六七年了，你怎么还没有接上关系呢？”
文强就表示：“我有这样一个考虑：GCD的政策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会改变，国民党也不杀我的头了，过去参加过×××也不追究了，宽大政策越来越宽，不追究既往了。我并没有向国民党自首，国民党也不追究，取消对我的通缉是张治中给我办的，这样一来，如果我回去恢复GCD党籍，就矛盾了。我在国民党里已经搞了两年多，回去不又成了问题了吗？”
袁国平说：“那没有关系，可以解释嘛，我也可以帮你说清。”
文强说：“老实说，GCD犯错误有自己的因素，过去在江西搞AB团，杀掉自己很多人，又出了个王明路线，政策老是这样，我对这样的搞法没有信心，毛泽东是我表哥，也是我的老师，我从小对他就有个人的看法，不想在他手下。”
袁国平听文强这样一讲，说：“听你的意思是不想回来？”
文强说：“我有这个想法。我已经七年没归队了，我也不想再归队了，但是我以GCD为友，先把抗日战争打下来再说吧。现在大敌当前，把日本人打败了再说。”
袁国平说：“我不好怎么说，也不好同意你的意见，也不好不同意。打好这个仗，把日本打败了再说，把日本打败之后你还要回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不越搞越远，脱离的时间太长了吗？”
文强说，我的想法不变。
袁国平说：“好好，我们两个的友谊关系保持。我留在新四军里，以后你写信给我，就写到江苏宜兴县府里，我就收得到。”
分手时，文强说，你这个GCD员过得也很困难，就送他100块钱。后来，皖南事变，袁国平被自己的警卫员一枪打死了。
淞沪抗战失败后，文强收容了隶属军统的一千来人的队伍往西撤，当撤到一个小县城时，正好遇到一批战场撤下来的伤兵在县城里为非做歹。文强一时好事，就想管管，就命令手下的参谋去找了一些白布，挂在县城的一个最高的建筑——澡堂门口，文强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县警备司令部。当时他手里有一套少将官服，就穿上冒充警备司令维护起了秩序（按国民政府的规定，警备司令有权枪毙人），命令手下抓了几个带头闹事的伤兵，先威胁要枪毙他们，接着又罚他们干苦力，其它人全轰出了县城。搞了几天，县城是平静了，但文强假冒少将的事却被人告发，官司一直告到了顾祝同那里。文强也直接打电报给顾祝同解释，顾祝同认为在当时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文强还有精力管这种事，很有能力，当即给文强回电说：“你这个警备司令部在我这里备案了，现正式委任你为少将。” 撤退到重庆后，戴笠让文强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上海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具体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对付日本人和汪精卫，一是代表戴笠驻上海，主要搞情报工作，于是文强又回到了上海。
文强在上海主要通过国民党在青红帮里的关系，发展伪军中的内线，并策反高级军官。从其自述来看，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绩，反而自己的网络不断被日军破坏，到最后连自己的据点都被日本人端了，不得不在珍珠港事变前撤退到了香港，在香港时又遇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很狼狈的经澳门跑回了重庆。文强在从上海撤退前给戴笠的电报中，说了一通自己现在多危险，情况多恶劣，最后又说自己要不畏艰险，为国尽忠。当时军统许多特务投降日本，正是戴笠很难堪的时候，忽然接到这封电报着实是感动的够呛，还特意拿给了蒋介石看，来说明军统还是有忠心的人的。为此文强回到重庆后，还受到了蒋的接见。
回到重庆后，戴笠又安排文强去太行山，有两个任务，一是听说孙殿英要降日，要控制住他。第二是原华北军统网络被日军破坏，要重建网络。当时文强什么都没说，就答应了，为此戴笠很高兴，把自己的左轮手枪送给了文强。文强事后回忆到：”我刚从上海、香港、澳门死里逃生回来，又要到那么复杂的环境里去，我还能说什么呢？”
文强以军事委员会高参的名义先到了西安同胡宗南联系上，又转到洛阳见到了蒋鼎文。由蒋鼎文安排进入了太行山区。
文强到了孙殿英处才发现形势复杂。山上的国民党三个主力军队，庞炳勋的四十军，胡宗南手下刘进的二十七军，孙殿英的新五军，这三个军队，互相不和，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谁都不服谁。而且庞和孙都分别在同日本人暗地里联系，文强试图在中间调和，但没什么效果。
不久，日军扫荡，孙殿英公开降日。有意思的是庞炳勋当时躲在山洞里，谁都找不到，孙殿英知道庞的烟瘾很大，就命令人在附近的大烟馆守着。果然，不到一个星期，庞炳勋的烟瘾犯了，实在熬不过去，派副官化装成老百姓下山到镇上买烟土，被孙殿英抓个正着。审问出庞炳勋藏身的山洞，孙殿英亲自把烟土带到庞的山洞口，开始庞守在山洞里死活不出来，还说守不住就自杀，绝不投降小鬼子。孙命人在山洞口把大烟点起来，庞炳勋在山洞里闻着烟土味实在受不了了，破口大骂孙殿英坏了他庞炳勋的一世英名，然后出洞投降。
孙殿英本想拉着文强一块投降，文强不同意，带着军统一百多人跑了出去，孙也没有强行阻拦，事后还做保，把被日军俘虏的一批军统和中统人员放了出去。为此许多军统和中统的人都说孙的好话，以至最后孙降日不但没受到处罚，还得到了重庆方面的嘉慰。
文强跑回洛阳后，改任河南中美合作训练班第三班副主任。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时，文强带着训练班的人负责炸毁国民党撤退路线上的所有桥梁，并在主要路段上埋雷，阻挡日军进攻。由于干的不错，有效的掩护了司令部的撤退，并且训练班二千多人无一人伤亡，被提升为军统北方处处长，调到西安，负责晋、陕、豫、冀、察、鲁六个省和平津两个市的军统工作。
日本宣布投降后，文强跟着胡宗南到郑州参加受降。参加受降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1946年，蒋介石正式批准升为中将，这一年，文强39岁。
内战开始后，戴笠让文强接手东北，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负责建立东北的军统情报网并督察东北的军政人员。
在东北的这段时间，文强认识了杜聿明，并和杜处的很好。杜认为文强很有能力，又不像其它军统人员那样经常往上打小报告，很喜欢和其共事，不过这个好印象事后害了文强。
1946年3月，戴笠坐的飞机失事，戴笠死后，军统局内就分为三派，相互争得厉害，郑介民，是黄埔第二期的，他是十三太保里的人，第二个是戴笠的主任秘书毛人凤，也是个黄埔学生，第三个是唐纵，他是黄埔第六期的，也是十三太保之一，他们都要当局长。
文强并没有当局长的实力，但他一直在地方干，同许多地方诸侯都很熟，在东北和华北也有一定的势力，成为三家争夺的对象。而文强一时又看不出那派能获胜，知道接近哪一派，如果站错队都会有杀身之祸，而原有的后台戴笠又死了，于是决定退出军统，但是不能明退，就又找到了父亲的朋友程潜，说愿意来到程潜手下帮忙。程潜当时刚刚当上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湖南和江西两个省，还兼湖南的主席。正要在绥靖公署成立三个兵团，最是需要人的时候，就让文强过来当他的办公厅主任，并给军统的三巨头各写了一封信，说很需要人，要把你们那里的文中将借来用用。程潜是元老，级别很高，军统也没办法拒绝，但只同意是借调，同时还给文强保留了个设计委员会的中将委员的职务，方便他能随时回来，临走时毛人凤还请文强吃了顿饭。
文强只在程潜那里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收到了蒋介石的电报，说杜聿明担任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指名让文强担任其副参谋长，负责人事，司法和后勤。程潜本不想让文强去，但文强想，他是蒋介石的学生，又有正式的调令，身为军人，不得不服从命令。另外杜单独给他发了个电报，说原参谋长舒适存是原×××的人，南京和他这边都信不过，去了后实际由文强负责，享受参谋长的待遇。文强想想一下可以统管十六军，算是高升了，也很想去。
程潜在他临走前送行时说：“你们是打不过GCD的，你去了要准备当俘虏呀。”文强觉得此话很不中听，很不高兴。直到1975年特赦后参加一次活动，遇见了程潜的夫人，程潜的夫人告诉他，程潜因为和你父亲的关系，跟你说了那一番话，是希望你最好不要去，但是又不能明说，可惜你当时没听进去。文强听到这话，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试想如果留在程潜处，事后随其起义，也不会坐了25年大牢，最后落个妻死子散。
文强到达徐总剿总时，济南刚刚失守，文强先参与了解救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在这过程中还发生一起几乎提前结束淮海战役的小事故。
一天，文强随杜聿明从南京乘飞机回徐州，杜聿明一上飞机就睡着了。但飞了半个多钟头了还没降落，文强感到奇怪，就问飞行员怎么回事。飞行员说：已经到过徐州的上空，但跑道上没有灯光，不能降落，现在正飞往济南，准备找飞机场。”
杜聿明一听济南，一下子就醒了：“下面不是大明湖吗？怎么搞到这里来了？王耀武在这里失败了，GCD重兵在这里，我们如果一降下去，不是成俘虏了？赶快回头！”
文强也喊到：“现在这里是GCD的地方了。怎么还要落下去？”
驾驶员也慌了，说：“我还准备降落呢。”
文强说：“降落？降落就被俘了。”
驾驶员说：“我们经过徐州，下面一点灯火都没有，看不见跑道，也不能盲目降落呀。”
文强说：“估计是徐州的电厂出了问题。”
杜聿明急了：“那怎么办？能不能飞回南京？”
文强说：“有一次戴笠在重庆迫降，用了一个办法，我们也可以用。马上跟徐州通话！”
飞机上的电话通徐州，文强就打电话给刘峙，说：“徐州机场没有灯火，我们回来了，请总座派人买二三十个风雨灯，沿跑道把灯摆起来，隔五尺摆一个，飞机可以降落。戴雨农就这样办过。”
飞机掉转机头飞回徐州。徐州飞机场的跑道上摆着风雨灯，能看清楚跑道了。驾驶员说：“好了，我们可以降落了。”
飞机降落之后，有个军乐队还吹着大喇叭欢迎，四周一片黑暗，到处都没有灯，连刘峙的总部里都点着一根根的蜡烛，说是电厂被地下党破坏了，杜聿明很不高兴，说我离开了几天怎么搞成这样！
回到徐州后不久，黄伯韬兵团就被歼灭，黄维兵团也被包围了。经蒋介石批准，杜聿明决定撤出徐州，撤至淮河，原定的是李弥负责掩护，各部队交替撤出，没想到命令一下，所有的人都争着往南撤，谁也不听谁的，把路堵的死死的，连杜聿明的车也开不动，只好下车由卫兵搀着往南跑。
在路上，文强的手下抓到了七个解放军的便衣人员，情况报告给杜聿明后，杜让就地枪决，文强觉得这样违反国际法，就自己做主关了起来，后被困陈官庄时，因粮食困难，军法处长埋怨说咱们粮食都不够吃，还要喂他们，文强就让手下把他们放了。
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因为两条罪不能特赦，一条罪是放毒气弹，一条罪是杀了七个解放军武工队的人。北京去的人审查这件事的时候，杜聿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急得不得了，文强就告诉他，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已经过了十年了，如果这七个人还在，恐怕都升官了，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可以让北京的人去查。又说放毒气弹也没你什么事，陆军没有毒气弹，那是南京派空军来投的，这个罪可以归到南京，再说那天扔的也不是很毒的东西，只是催泪瓦斯。后来北京审查组专门寻找那七个人，七个人都在。杜聿明在1959年12月特赦，比文强早出来15年，杜聿明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解放后后对国民党军被俘人员定罪时，将文强定为甲级战犯，排名比杜聿明还高，搞的文强很不理解。
1949年1月，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四十多万人被包围在陈官庄，没有粮食，没有医药，完全指望南京方面的空投。南京方面也拼了命，每天空投达到120架次。除了空军的运输机，连民航机都出动了。可是，收到的粮食和弹药不到投下来的三分之一，多数都投到解放军那边去了。文强觉得负责空投的人有问题，去找杜聿明，杜说：这个空投司令是他的老部下，滇缅路打日本时就跟着他，不会有问题。后来才知道，那个空投司令真的是个GCD。文强被俘后，空投司令穿着解放军的衣服来看他，文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他：“你怎么把GCD的衣服穿起来了？”他说：“我不瞒你们说，你们要我当空投司令的时候，我早就是GCD了。”
杜聿明让参谋长舒适存去南京求援，文强就让舒给他买几件老百姓穿的衣服，以方便逃跑，几天后舒回来给文强带来了一身高档西服。文强一见，气的大骂：我是要突围化装出去，这个衣服穿得出去吗？要是当个外交使节还可以。舒说：这套很贵的。文强说：“贵？穿得出去吗？生怕GCD认不出来吗？！舒适存后来又去南京和空军商量空投事情，去了后就再也不回来了，杜聿明也没办法，只好提文强做了参谋长。舒适存后来去了台湾，先后当上了台湾防卫副司令和国防部战略计划委员会委员，一直干到1967年退役，退役后改去学校教书，专教《史记》和《吕氏春秋》。
解放军发动总攻后，杜给文强打电话，说午夜12点到邱清泉的第五军军部集合，然后随他突围。文强到了军部，发现杜早已经跑了，文强身边只有九个人，没有办法，只好换了身尉官的衣服往东南跑。差不多跑了二十多里地到了一条河边，实在跑不动了，这时遇见了四五十个解放军小孩，十五六岁样子，文强的副官问打不打，文强想，打死他们也不一定能跑的出去，就让手下把枪都扔在地上，这些小孩上来就抢武器，把武器抢了，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收武器，忙着背枪回去报功，也不理睬他们。
文强对手下说，我也没什么办法了，你们各自逃命吧。当时文强身上还有一支戴笠送他的左轮手枪，就把手枪握在手里，准备一枪把自己打掉就算了。这时，一个卫士一把抢过手枪，丢到后面的地上去了，抱着他大哭。不久来了几个解放军的兵，把他们俘虏了，送到离陈官庄大约二十多里路的解放军的俘虏营。
到俘虏营的时候，文强说自己叫李明，是上尉书记官。
当时天气很冷，文强穿的很少，直哆嗦，一个炮兵少将见了，就把自己的呢子绑腿摘下来缠在文强的腿上。吃饭的时候，一个工兵少将又把自己的筷子和缸子给他，还有人给他毛巾和大衣的，这样一来解放军就注意他了。
吃完饭后，一个政委找到文强说：“你是个什么官呀？”
文强说：“上尉书记官。”
政委说：“上尉书记官？那些少将、中将都对你那么客气，你的地位可不像上尉书记官。”
文强说：“我就是上尉书记官。”
政委也没说什么，只是讲了讲解放军的政策。
第二天，政委又来找他，还摆起了水果和香烟，问：“你们那个前线指挥部原来有个中将副参谋长，打到最后又升起来当了代参谋长，高高的，瘦瘦的，你这个上尉书记官认不认识这个人啊？”
文强说：“隔得太远，我只是上尉书记官，其他事情搞不清楚。”
政委拿了一张文强的照片说：“你再看看，认不认识呀？”
文强一看已经被认出了，就把照片一摔，说道：“既然你们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政委说：“我们就是要你自己承认，今天晚上哪，还要你做一件事情，请你给战俘讲讲话，你只要上去承认你是中将代参谋长。只说这一句就行了。”
晚饭后，在场子上摆了一个八仙桌，文强站在桌子上说：“这边的政委让我讲两句话，讲什么话呢？我是我们指挥部的代理参谋长，是个中将。”
一讲完，解放军把把文强从八仙桌上接下来了，送到屋里去，到了屋里，就听见外面讲话的声音，还很大，听他们说：“你们的最高指挥官都承认了他自己是中将代参谋长，你们里头还有打埋伏的没有？如果有，希望你自己暴露一下子，我们优待俘虏。”
散会后，文强刚一出屋，就被好多人包围了，说：“参座参座，你刚才一两句话立了很大的功劳，你说完，一下子站出来11个将军来。”
两三天后，文强等人被送到山东潍坊，和先前被俘的王耀武等人编成了一个高级班，全是中将军衔的，正始开始了战犯的生涯。 文强被俘后，他的妻子葛世明被南京方面安排去了台湾。
葛世明是文强在淞沪会战时救的一名逃婚的女大学生，当时她举目无亲，文强就让她去后方找他的的妻子周敦琬，后来葛就一直在文强家帮他妻子照顾孩子，周敦琬1940年在做手术时赶上日军空袭，医生一害怕，把一把止血钳拉在了肚子里，几天后周就因急性腹膜炎去世了，临死前给文强留个了遗嘱，说：“儿子由葛世明带着，我和她情同姐妹，你就和他再婚吧。”
1944年文强和葛世明结婚，婚后又生了三个儿子。
葛世明在台湾听见大陆电台里广播说，国民党的将领放下武器就是朋友，说国民党的战犯在这边很好。这时一个和文强一起被俘的人因官小被放了出来，跑到了台湾，对葛说文强在山东。她就想，我自己蹲在这个地方干啥？就带着三个儿子离开台湾逃回大陆。
一逃回来，葛世明就到山东关押文强的地方想见一面，但是没有得到允许，后又到了上海，住在以前的奶妈家。
上海市市长陈毅得到报告：“从台湾回来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
当年文强跟朱德到四川时，文强是朱德军政治部的组织科长，陈毅是师里的宣传干事。两人很熟悉，陈毅就说：“文强的家属，好好地对她。文强曾是我们的同志，后来受了委屈离开了，但不是坏人，现在人们都往台湾香港跑，她能回来，很好。”
在陈毅的安排下，葛世明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加入了妇联。葛世明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还安排了两个学校让她去教书。对她很优待。文强原来在上海的房子也发还了。
到了后来，陈毅调到北京当外交部长了。又开始了大镇反，有人说上海的政策对反动派太宽了，一个战犯家属还加入中苏友好协会，还加入妇联，还在两个学校当老师，真是太优待了，一下子，把葛世明的工作和工资全部取消，工作变为在学校清扫厕所，而且天天逼着她，要她交代问题，每天又批又斗的。葛世明很生气，但又没有办法。
据文强的儿子文贯中回忆：一次文强在监狱里交代说他家里有十几把枪，当时文强并不知道她们母子已经回到大陆。马上公安局就来人要母亲如数交出。可那些枪早就没了，只有结婚时文强送给母亲的一把勃郎宁牌小手枪，是一位美国将军作为纪念品送给文强的，枪很小，镶了一些宝石，很漂亮。母亲一直留着当做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品，现在没办法就交了上去。公安局又问其它枪的下落，母亲也不知道，公安局便觉得是一个悬案，就判母亲管制三年。每天都要向居委会报告。邻居也不敢再有来往了，每个星期天都有公安局的人来要她交待历史问题，一次竟然问：“象你这种身份的人，往台湾跑都来不及，竟又带了全家从台湾回来，是否接受了特殊任务？”
文贯中说一次他在学校里和同学打架，母亲找到学校，学校竟以他父亲的问题说事，家长又吵上门，说反动派的狗崽子要反攻倒算，当时母亲气得浑身发抖，但又不得不去同学家赔礼道歉
葛世明觉得绝望了。1955年春天的一天晚上，她给孩子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又让孩子们要相互团结，并说奶妈是全家的恩人，让他们长大后要好好孝顺她。等孩子们睡着了，她去厨房打开煤气自杀。为了不使全家中毒，她将厨房里所有门窗缝都用布条堵上，厨房到厕所的排气管也被碎布严严实实地堵死。然后躺在厨房里的一张大桌子上，往身上盖了一条白床单。半夜时被奶妈发现，邻居帮忙把她送到医院，当时还有口气，可能还可以抢救过来，但医院当时不敢抢救，说反革命分子自杀属于自绝于人民，要等上面批准才抢救，等得到批准，已经没办法了。
葛世明写了一份遗嘱在身边，要求把家中的小孩都送孤儿院，要奶妈尽管拿走家中她愿意拿的一切东西，回宁波养老。但奶妈看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太可怜，毅然挑起了全家负担。而文强的大一点孩子也不得不去工厂打工，只有四子文贯中因年纪小，仍去上学，并且是兄弟中唯一上过高中的人。
在山东的高级战俘营，解放军对文强他们这些高级官员很好，除了自己做饭挑水外，没什么体力劳动。关他们的地方以前是个图书馆，他们可以自由的借书看。
管理他们的人姓蒋，留个大胡子，文强就叫他蒋大胡子。一天文强闲得没事对蒋大胡子说：“你们打仗行，管理战俘不成，怎么一点规定都没有？”大胡子说：“我们过去没有搞过这个，管理战俘应该有什么规定，我们也不知道。”文强就施展在军统里学到的东西，写了十几条监规给他，主要是要肃静，不许打骂犯人，使犯人心安等等。大胡子也都按着执行了。后来文强还教一些管教人员识字，又管墙报，管文艺，文强后来回忆说：感觉当时比在国民党里当参谋长时还忙。
在山东过了近半年后，管理所将一些重要的人员，转移到了北京的功德林监狱，文强的编号是72号。
文强对功德林监狱很熟悉，在军统北方区时曾来过这。这所监狱是戊戌变法后，学习外国成立的，开始叫“模范监狱”。后来是日本宪兵队的监狱，抗战胜利后关过一些汉奸和刑事犯。
文强在功德林里面很不高兴，说我们是战俘，不是罪犯，为什么往监狱里送，吵着要见周恩来。
监狱长找文强谈话，说说你们反共反人民，就是犯罪，要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你们每个人要写一个悔过书。文强说：“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GCD，也没有破坏GCD的组织。我曾经是GCD员，我脱离GCD是因为GCD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祖上就没写过这个东西，我不能写！”
过了几天，监狱又让文强写悔过书，并让其它战犯劝他，说不写过不去。文强就写：“毛泽东是我家亲戚，刘少奇算是我同乡，周恩来是我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GCD的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监狱长看了气的够呛，但也没办法，当时的规定是不许打骂，也不能关禁闭，只好发动其他战犯在开会的时候批判他。
后来文强也承认了错误，写出了一些交待材料，但就是不写悔过书，最后也只好由着他了。
1985年，文强无意间同在美国的原下属蒋志云联系上了。
蒋志云当时是台湾省的“国大代表”，写信邀请他去美国玩。文强找到了邓颖超，说想去美国看看，在邓颖超的安排下，经公安部特批，文强于9月前往美国旧金山。
到达美国时，蒋志云带全家去接他。文强的堂弟文中侠也特意从台湾赶了过来。文强很奇怪，你怎么知道我到了美国？文中侠说：你来美国的消息，蒋经国“总统”早就知道了，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你的行踪啊，台湾都知道。
文强在美国住了一百多天，80岁大寿也是在美国过的。蒋纬国特意让人送了1000美金做为寿礼。蒋志云放大了一张文强1945年升中将那天照的戎装照送给他。文强很高兴，一直挂在家里直到去世。
文强临回大陆前，蒋志云忽然说，欢迎文强到台湾去，说在台湾文强存有100万美金，希望去台湾领这笔钱。
文强吓了一跳，说：“我在台湾一个钱也没有，我没有这笔钱，你们不要胡说！”蒋志云说：“你是国民党中将，每月固定工资400美金，每月还有1200美金特别费，一个月就是1600美金，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积累下来，差不多有100万美金了。你知道吗？台湾方面认为你在大陆坐牢是在职，你在大陆坐牢，受了不少罪，应该给你钱。”
文强很有意思，说，我正和老婆闹离婚（特赦后新找到的一个），如果拿了这个钱，要分一半给她。儿子媳妇亲戚朋友，都要钱，我给不给啊？自己找麻烦嘛。再说，拿了这笔钱，在大陆上不好做人，回去就对不住GCD，对不住邓颖超了。他说：“我不能拿这个钱，我也没这个钱。淮海战役我打了那么一个大败仗，还跑到台湾拿100万美金？再说拿这个钱也没法回大陆，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2001年1月政协举行了一个56个民族大团结的盛会，由文强致闭幕词，并给文强一个”世纪老人“的称号，文强很高兴。
会后，一家报纸采访文强，问：“做一个人怎样才有意义？”
文强回答道：“我体会有两句话：第一话是：生时问心无愧。我写日记的时候，都要想一想，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有损于别人？是不是问心无愧？第二句话是：死时不要有人指着我的头骂我。如果我死后提到我的名字就有人骂我，那么我的子孙听了就会很不舒服。将来有人提到文强，我希望他们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2001年10月22日下午4点30分，文强在北京去世，终年94岁。 读文强口述自传有感
——纪念文强将军诞辰一百周年
今年是文强将军诞辰一百周年，以示纪念。
本人对文强将军的了解纯粹出于偶然。去年在旧书市场上买到了一本《戴笠其人〉，封面上写着沈醉和文强合著。我只知道沈醉是军统的少将总务处长，但文强是何许人也就不知道了，但是我推测其在军统的地位应该不次于沈醉，因此心中一直对文强的身份画了个问号。直到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去我们那里的图书馆借书，偶然发现了一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文强口述自传》，于是我就毫不犹豫的借了下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回到家中，一晚上的时间，我就一口气读了两遍。这本书写得真是太有意思了，我觉得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编剧也编不出如此曲折传奇的故事，也使我对文强将军有了初步的了解。
下面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强这个人。
文强，字念观，出生于1907年九月十九日（阴历），湖南长沙人。他是文天祥的23世孙。他父亲为同盟会会员，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程潜相识。顺便说一下，文强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泽东的母亲，换句话说，文强是毛泽东的表弟。文强于十九岁时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班，与林彪同班。在黄埔军校时，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GCD，同时也在邵力子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中山舰事件后，文强便退出了国民党。在不久之后的北伐战争中，文强随朱德一同入川，并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辗转香港，上海回到家中，呆了一段时间，又重入四川，并成为四川省军委书记，领导四川的革命工作。在这一时期，文强结识了自己的第一位妻子----周敦琬。周敦琬也是一位著名的GCD员，她的入党介绍人是我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和萧楚女。她的第一个丈夫是四川著名的GCD人刘愿庵，她本人也是四川省的第一个女县委书记。刘愿庵牺牲后，文强便与周敦琬结为伴侣。
文强在领导四川暴动中被敌人俘虏，蹲了一段国民党的监狱，后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营救下顺利逃出。但是，文强逃出后，受到了王明路线的不公正对待，被迫离开GCD。用文强自己的话说就是：“革命革命，革到最后GCD要杀我，国民党也通缉我要杀我。革命革得这样了，走投无路了。”于是文强与妻子一同离开了GCD，回到湖南老家，成了少年通讯社的一名记者。但是由于文强在报纸上抨击湖南当权派何健的媚日政策，受到何健的迫害，不得不再次离家出走。在出走的路上，文强遇到了以前在GCD中因同样原因离开的黄埔四期同学廖宗泽。并在廖宗泽的介绍下结识了军统头子戴笠，在戴笠的劝说下加入了军统，在杭州警官学校任政治教员，同时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
1937年八一三松沪会战爆发后，文强任战地调查员，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此期间上演了一出智斗日本特务头子郎本的好戏，帮助戴笠组织忠义救国军。1939年至1941年间，文强任军统的上海特派员，从事对汉奸的策反和对日情报收集工作，终日周旋于鬼子和汉奸之间。这时文强的第一个妻子周敦琬已在重庆病逝。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文强取道香港，历尽艰险辗转回到内地，又以少将专员的身份远赴太行山。后又成为中美合作所教官，军统的东北局特派员。抗战胜利后文强因功勋卓著，于三十九岁时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了杜聿明的中将副参谋长，并于淮海战役中被俘。
文强被俘后长时间关押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当时GCD让他写悔过书。文强说：毛泽东是我的表兄，周恩来是我老师，朱德是我上司，我之所以有今天，是他们没有把我教育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就这样，文强一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被特赦。特赦后文强但任文史专员，黄埔同学会理事，政协委员等职务。直到2001年去世，享年九十四岁。 历史八卦之八 老董丢了谁的望远镜
剧中南昌起义时，老董带着他的特务营前去阻止，试图拉回立青。结果瞿恩带着队伍赶来，老董听到机关枪声立刻丢下特务营孤身逃进山里。不过还忘不了他的望远镜，又派人来要。这段事迹可爱至极，是我比较喜欢的经典片段。不过，它同样是有历史出处的，那就是张发奎在南昌起义中轶事。
张发奎是第四军十二师师长。民国15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张率部进军湖南与第十师担任湘江东岸作战，连克醴陵，平江，又亲率三十五团及叶挺独立团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写下了北伐战争中的光辉一页，赢得了“铁军”称誉。
1927年，张晋升为第四军军长，3月兼任十一军军长，中旬，张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当选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第四方面军第一纵队司令官。
“四·一二”政变后，张并不热心反共，反而接纳郭沫若，张云逸，叶剑英等共产党员到二方面军任职。
8月1日，张发奎接到贺龙、叶挺给他的电报，说南昌业已举事，劝他一起加入革命堡垒。此时，他虽然没有得到战斗详报，也猜测出他们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暴动了。张发奎开始还抱有阻止他们的幻想，认为自己在第二方面军威信最高，部下还是会听令的。只要他亲自出马招呼一下，叶、贺也拉不走多少队伍。他下庐山后，感到眼下当务之急是稳住南昌城外围的部队，尤其是驻黄龙门、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因为这个师是他部下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师。于是他亲点自己的特务营，乘坐小火车，直奔黄龙门车站的第二十五师师部。
这个特务营，剧中也提过，是老董的心头宝。立青412后来找他，他就想把立青分到特务营当副营长，说这个特务营500个百里挑一的好小伙，每人一挺花机关（也即手提机关枪）。
历史上张发奎身边的特务营，都是从各军中百里挑一的年轻小伙子，绝大部分是广东籍子弟，约有四五百人，每人手中都有一挺手提机关枪，也称“花机关枪”，按现代兵器的划分应算是冲锋枪。那时得到一支连发武器实属不易，张发奎时刻不忘把这支卫队带在身边以防不测。
天近晌午，烈日当头，张发奎满脸是汗地赶到黄龙门车站，朱晖日与李汉魂前来迎接。
李汉魂沮丧地报告：“张总司令，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把他的一个团拉走了，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带走了2个连，第七十五团的3个营也不知去向。”
张发奎挥了挥手：“周士第是我把他放在团长这个位置的，他会听我的。赶快上车，和我去马回岭，我要亲自截住他们。”
于是，朱晖日、李汉魂跳上小火车。火车上，除了张发奎和他的特务营外，竟然还有3名苏联顾问。
聂荣臻、周士第带着担任后卫警戒的起义军第七十三团第一营守在一座铁桥边。他们听说张发奎亲自带着队伍坐火车追来了，隔河还清楚看见张发奎在那边喊话，便命令机关枪向空中开枪，吓一吓他们。
张发奎听到枪声，以为火车司机已被共党控制，赶紧与李汉魂等人跳下火车，沿着路基向北狼狈而返。
载满特务营的火车却未停下，一直开到德安车站。火车一停，他们即被起义军包围，周士第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保证官兵的安全。他们只好服从。
聂荣臻等人进入车厢，发现张发奎的望远镜和随身的一些物品丢在桌上，还有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并缀有黄穗子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旗。有意思的是，这面军旗被作为起义部队的军旗，一直扛到潮汕失败为止。
一小时后，一个参谋带来张发奎的一封信，问是否可以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这可是他的心爱之物。显然，他不指望追回他的部队了。
聂荣臻痛快地说：“可以，就连他的卫队都一同放回去。”
刚刚被俘获的张发奎的特务营又整了队，乘火车向北开去。
从这段史实来看，老董的原型里有张发奎是一定的。他前期原型是国民党元老李济深，412后到抗战期间是张发奎，张在淞沪会战是负责浦东至杭州湾的海岸线防务，和老董在剧中任务一致。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在湖南和平起义的程潜了。而瞿恩在这段剧情里扮演的就是聂荣臻的角色了。所以说剧中每个角色的原型都是混合型的，多人事迹集于一人之身。 历史八卦之久 立青为什么被扒了战利品
剧中抗战部分有次杨立青打了胜仗，缴获了很多战利品。他和魏大包穿上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到司令部有事。被首长把缴获的衣服裤子都扒了，说别的部队还很困难，你们带个头。然后又骂一顿，说打了个小胜仗就骄起来了？就鲜衣怒马了？你们115师吃这个亏还少吗？
看到这好笑之余又有些疑惑，吃了什么亏让首长非要扒立青的军大衣。 一查史料才知道，115师的师长是林彪，他平型关战后穿着缴获的日军衣服骑着日军良马去晨溜（明显是显摆），阎锡山的部队碰上了，当成日本高级将领一通猛打，林虎三同学受了重伤不得不脱离部队去苏联治疗，从此落下了怕风、怕水、怕光的毛病。所以说首长也真是为立青好，作人要低调、低调。
顺便说下魏大保，魏被扒得只剩了内裤，裹着被子出去的。这个人是立青从小的好友，一起学的测绘。他和立青的关系颇似卢冬生和陈赓的关系。卢冬生是陈赓家的雇工，放牛的，但从小和陈赓玩在一处，关系铁的很。陈赓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当营长时，卢冬生也追随陈赓来到该军，陈赓便把卢冬生调来当了副官。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政变后，陈赓和卢冬生都参加了南昌起义。这和魏大保到广州找立青结果走上了革命道路十分相似。 历史八卦之十 也是亲兄弟
剧中立仁、立青投身生死对立的政党，也都身居高位，我就听到不少人评论说：可能吗？有人说兄弟分属不同党派可能，但不可能都身居高位。其实这不仅可能，而且实际存在。陈毅和他的兄弟就是这样。
陈毅胞兄陈孟熙，国民党的少将；堂兄陈修和，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的副官、国民党的兵工总厂的中将厂长。陈毅和他哥陈孟熙政见不同，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约定各走各的路。1927年412后两人进行过一次大辩论，陈孟熙辩不过陈毅，大哭：完了，二弟要被杀头了，我怎么对得起爹娘呀。
1928年8月26日，一化装成工人的陈毅到上海参加政治局召开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他在厦门候船去香港 转上海时，给孟熙发了一封快信，告诉了大致的船期。结果他一到上海刚要下船，忽然发现陈孟熙和陈修和一式西装革履，胸佩“淞沪警备司令部”徽章，登上船来。“共匪”陈毅跟着他们顺利通过稽查口，驱车到了福州路的新苏旅馆。陈孟熙已在一层包租着一套房间，让陈“共匪”住里间，陈“少将”住外间，修和虽然回兵工厂，却也常来关照。凑巧，陈毅的另外两个弟弟世泽、季让也来上海。现存五兄弟合照一张：陈毅身穿长衫，立在正中；右边是西装笔挺的孟熙和修和；左边是穿长衫的世泽和穿中山装的季让。
不知道老蒋知道了会不会哭起来，陈毅来上海开会他的两位大员保镖 。
陈毅在上海久了，不安全的因素也就增长了。季让、世泽来上海后，住在汉口路德义原商号。季让粗心，把兄弟五人的合影竖在书桌上，有位国民党方面的同乡来访，一眼认出了陈毅，忙问：“陈毅到上海来了？”季让忙说：“路过上海，到北方去了。”老同学周光炜在电车里看到逛马路的陈毅，就去问修和，修和硬说光炜看花了眼。这样，陈毅被转移到法租界一座教堂的后院，在密室里“禁闭”起来。“禁闭”期间，陈毅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10月1日，陈毅平安地离开上海。兄弟一别，又是二十年……
在1946年停战协定签订、成立军调部后，正在调处之际，蒋介石听何应钦说，陆军总司令部和兵工署驻昆明办事处处长陈修和是新四军军长陈毅的哥哥，蒋就想利用他们的兄弟关系，叫陈修和去对其弟进行瓦解工作，使陈毅倒向国民党方面来，拆散共产党的革命武装力量。1946年3月间蒋介石即电召陈修和到南京见蒋。蒋问了陈关于云南部队的装备情况以后，又问他和陈毅的关系。在陈修和向蒋报告了以后，蒋接着对他说，应以党国为重，并指示他写信给陈毅，设法把陈毅拉到国民党这方面来；如果陈毅肯过来，当以山东省主席兼集团军总司令重用之。陈修和即对蒋介石说，陈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很坚决，把他拉过来恐怕办不到；如以国共合作为前提，与他进行交谈，还不致遭到拒绝。……
我估计老蒋当时肯定郁闷死了。
1946年兄弟没有见面，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陈毅在愚园路找到了修和夫人董悯大嫂。这时董的生活非常困难，因为修和在东北担任国民党沈阳兵工总厂中将总厂长，与“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串通，拒不南迁，被蒋介石停发工资，董悯靠驻沪办事处的老同事偷偷塞一些钱，勉渡难关。陈毅批了五十块银元的生活费，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久，陈修和回到上海。解放军兵临沈阳时，蒋介石一方面许愿他升任兵工署署长，一方面严令拆迁和破坏沈阳兵工厂，都被陈修和顶住了。沈阳解放前夕，蒋介石派飞机接他南下，还是没有如愿。老蒋十分失望，一直说：他为什么不来？
沈阳兵工厂由陈修和领头护厂，解放军接收后，陈修和任厂长，三天做好准备，第四天立即开工。修好了仅有的几门155毫米重炮，在天津、太原战役中起了很大作用。朱德总司令又委派他到上海，联络那些留在上海的兵工技术人才。
陈修和到上海后，联络了二百多人，又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他在与邓小平交谈中，非但筹划了兵工生产，也画出了川渝铁路的蓝图。1949年10月21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了委任陈修和为中央技术管理局副局长的委任状。陈修和还收到了新政协特邀代表的邀请信。
不久，陈孟熙和夫人也到了上海。孟熙当过国民党军26师政治部主任，164师参谋长，在解放战争中任川西师管区少将副司令官，1949年12月在四川乐山率部起义，作为起义将领安排到上海工作。
至此发点感概，陈家兄弟最终殊途同归，不管以后经历多少风雨，但一家人总是在一起的。杨家兄弟天各一方，至死都不能相见，这真是人间的大悲剧啊。 本帖最后由 haeschen 于 2009-7-5 21:11 编辑
历史八卦之十一 顾顺章叛变之后
剧中顾顺章的叛变给tg造成了极大损失，也改变了剧中人物的命运：瞿恩、林娥撤到苏区，立华收养费明。剧中对顾顺章叛变的情节采取了非常写意的拍摄手法，只见到楚才兴奋的面孔，急速工作的打字机，门外严阵以待的立仁，顾顺章连脸和声音都没露一下，但那种压抑、紧张的气氛却是呼之欲出。
尼克松在《领袖们》中写道，他过去也听过源于国民党方面的污蔑之词：周恩来虽然很有风采，但他曾经亲手杀过人，然后又抽着香烟离去了。所谓“杀人”一说，根据就是1931年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在上海指挥消灭了顾顺章家属一事。
顾顺章叛变投降国民党之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按照现在标准应属于中共上层最早的“腐败分子”。他虽出身工人，却参加过青帮并当过小头目，江湖气很重，因在罢工和上海武装起义中曾有过舍命打先锋的经历，加上受苏联那种强调工人成份的习气影响，被提升为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1927年夏中共中央从武汉迁沪后，叛徒和暗探成为对秘密机关最大的威胁。此时顾顺章因熟悉社会情况，手下又有一批武装弟兄，于是负责特科的行动，是中共内部开销最大的部门，秘密活动的特点又使人难以监督其用钱。顾顺章得此便利，在主管特科行动的3、4年间日益放纵，发展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人的私钱一多往往就会惜命，顾某后来怕被国民党抓住杀头，竟写好一封致蒋介石的投诚信交给家属，交待如听到自己被捕就拿信找特务机关，以证明早有归顺之心。
1931年春，周恩来对顾顺章的腐化已有所闻并提出过批评，中央也准备派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接替此项工作，同时派顾护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去武汉。在汉期间顾又姘上一个白衣女郎，因钱不够用便犯了秘密工作之大忌登台表演魔术，散场时被叛徒认出。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后，顾顺章马上表示愿供出全部秘密，可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不过他怕特务机关卸磨杀驴，坚持只能面见蒋介石并得到生命保证后再讲。于是武汉特务机关一面向南京发电报告，一面用军舰押送顾顺章去宁。
在中共中央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幸运的是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主管机要的人是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他偷偷截获武汉拍来的电文，通过“中共情报前叁杰”之一的李克农抢先报告了周恩来。在国民党和上海租界捕房联合大搜捕的前两天，中央机关实行了大搬家。不过顾顺章叛变危害仍不小，在武汉的联络机关人员都遭捕杀，在南京狱中未暴露身份的负责人恽代英和在香港的蔡和森都被出卖而遇害。
随后，顾顺章还像猎犬一样，设法联系亲属故旧，寻找中共中央新住址。面对险恶形势，如何处理顾顺章家属成了一大难题。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作饭、看门和采买。他们的感情和立场都在顾顺章一边，事先知道顾写了叛变信也不报告并替他收藏。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时将这批家属也带去，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顾顺章已叛变并要其划清界限，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其他人还试图逃走。经临时中央开会研究，考虑到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放其出走又会带来多少人遭捕杀的大破坏，只有将他们消灭。
于是，由周恩来、康生组织特科的洪杨生（此人后在长征时叛变，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写特科史）和陈养山（前几年在最高副检察长离休职位上去世）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多少私人关系的红队人员执行了这一任务。据后来的掘尸报告称，是采取绳勒方式。因为都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当时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秘杀之时的周恩来
中共中央决定采取行动时，顾家的9名成年人势必不能放过，对两个未成年人即顾8岁的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送到保育院，妻弟张长庚则放回家。这说明在非常时期不得不采用极端手段时，周恩来存有仁厚之心。至于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事所说的周恩来当时抽烟，也确有其事，可见国民党方面还是得到一些准确细致的报告，不过表情却不像歪曲描绘的那样。据负责执行那一特殊任务的陈养山在80年代回忆说，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这时周恩来已是高度紧张疲劳，抽一口烟大概是为了提神，此后的几十年他又从不再抽烟。
被放掉的张长庚又给中共造成大破坏，这说明在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残酷斗争时期的确难以心慈手软。张于80年代初还健在，在上海撰文讲述了童年时出于无知惹下的大祸。他称在1931年5月初莫名其妙地被送回家，姐夫顾顺章便来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他回答不知道。于是，顾教他每天在一些街道口等候认识的熟人，这样便能“找到阿姐”。张长庚在街上转了几个月，9月间的一个傍晚终于看到代号“老先生”的科特人员王世德骑车经过，马上以两只小手揪住不放并问阿姐下落，身后一直跟着的特务随之上前逮捕。王世德被捕后因怕死供出顾顺章家属下落，并带租界人员和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国内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一批秘密机关被破坏，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才得以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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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点:从当时顾在中央的地位和他的工作范围来看,他是得宠和深受信任的.原因在于顾本人是正宗的工人阶级出身,其家庭成员也是工人阶级,可谓是根正苗红.其次顾本人也是一表人才,当时中央决定成立特科时,只派了两个人去苏联克克勃学习老大哥那套全套技术,就是陈庚和顾顺章.但他们两人出发前,周做了明确指示即:学成一套只用来对付敌人,而不得用于党的高层领导和自己人.
顾从苏联回来后,得到了相当的重用,其在党内的地位也不断地提高,可惜的是他染上了大烟瘾.陈庚有一次和他接头,发现了这一情况,回来就对妻子说:这个人以后的下场不是叛徒就是被别人打死,于是他们全家当下就搬走了.
顾被俘后,一再给抓他的人说要到南京再说.并再三叮嘱不要发电报不要发电报,他知道有一个共产党潜伏在电讯科,但是是谁他不得而知.当时抓他的人求胜心切,还是发了电报,被钱壮飞截获,从而挽救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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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上历史课，老师讲过
顾顺章被抓的时候，跟一个妓女在一起，严刑拷打妓女什么都不说，结果顾顺章把什么都倒出来了
说他连妓女都不如 历史八卦之十二 东北军工厂里的日本人
剧中辽沈战役刚开始，立青被派到哈尔滨负责军工生产。为了要早日造出105榴弹炮，他去工厂视察，结果发现工厂里的日本技术人员待遇不好。为了调动日本技术员的积极性，他要求优待当时留在厂里的日本技术人员，后来还真把炮弹做出来了。剧中还提到大概有5000人的日本医护人员。这些日本人是哪来的呢？
历史上日本关东军被苏联红军全歼之后，相当多日本技术兵种被留下。 林彪四野里的技术兵种大部分都是滞留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如炮兵、坦克兵、医生、护士、武器技师等，有一部分作为一线战斗部队参加内战，为了掩人耳目，参加一线战斗的日本人大多以朝鲜人身份出现，实际上这些人既不会讲汉语也不会讲韩语，这些历史在四野老人回忆录中都有所披露。
当年tg还接收了很多日本的医务人员，待遇比当时四野的连长级别都好，而且明令战士们不得打骂这些日本战俘。这把这些鬼子们感动的啊！因为他们工作出色，tg给这些战俘都发了勋章，后来60年代把他们放回日本时，怕给他们在日本的生活造成负担，又把这些勋章给收回了。这些战俘回国后都成死忠的亲华分子，等他们90年代出访华的时候，中央又按当年的样式重新打制了一批勋章补发给他们。
至此再度感叹tg当年洗脑的功力，那真是人间一绝，李大师算什么？真不够tg喝一壶的。可惜如今真是堕落了，无复当年啊。 与国史交错的家史
下面我要讲的不能说是八卦，而是一段与国史交错的家史，而这段家史又宿命般的与《人间正道》的剧情交织在一起。
演老董的张志坚是南京人，拍完片子后他带演范希亮的黄若萌去南京玩。黄若萌提出要去雨花台，说他的外公埋在那儿。到了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黄若萌报上了他外公的名字，馆长亲自出来迎接，为他们解说。黄的外公的资料一个人占了一面墙，他是李立三时期tg的第五号领导人，排位在周恩来之上。
黄若萌的外公叫吴振鹏，安徽安庆人， 1905年出生于贫困的产业工人家庭，自幼父母双亡，被送进安庆西门外孤儿院寄养，就读于孤儿院附属小学。“五四”运动爆发后投身革命，1922年秋，被保送进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4年被选为团“一师”支部委员，1925年被选为一师团支部书记。同年秋，考入上海大学哲学系，并担任上海共青团引翔港区委书记，组织工人斗争。吴振鹏的领导才能非常出色，他和袁玉冰、关向应等人被称为上海青年工人运动的“四大金刚”，柯庆施是吴振鹏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的介绍人。1927年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派往江西南昌工作。1929年初，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四、五月间，兼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1929年7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香港指导工作。1930年7月，任江苏总行动委员会委员，青教处书记。8月任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委员。在南京组织“红五月行动委员会”，号召开展“五罢”斗争，进而实行城市暴动，因此，暴露了党的力量，一大批共产党人被逮捕杀害。1931年7月，南京市委遭敌破坏。9月，被调回上海，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学运部长、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和中共中央巡视员等职。
他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杨尚昆同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研究者郭必强说，吴振鹏当时主张城市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李立三时期中共中央行动委员会的第三号人物，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由于长期艰苦又危险的地下工作，吴振鹏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肺结核而得不到休养与治疗。1933年5月17日深夜，因叛徒出卖，不幸在上海家中被敌人逮捕，押赴南京敌宪兵司令部。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忠贞不屈。郭必强告诉吴琪女士说：“吴振鹏烈士留给我们可供研究的文件档案非常少，我查阅了他当年在南京监狱的资料，一个字的口供都没有，非常坚强”。敌人的重刑摧残与恶劣的监狱生活，使他的肺结核病不断加重，1933年6月逝世于狱中。
吴振鹏的妻子，黄若萌的外婆，来自重庆的一个书香家庭，与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同为重庆女师的同学，逃婚出来遇到吴振鹏，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吴振鹏牺牲后， 他妻子带着襁褓中的女儿回到重庆，后来改嫁，女儿就从小跟着舅父和姨母长大。吴振鹏夫妇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他妻子回重庆后也不曾再提到吴振鹏，直到1948年她病逝后，黄的母亲在她的箱子里翻到三张吴振鹏的照片，文革中又给毁掉了。
从极少的记忆里挑拣出来，黄的母亲记得外婆家人曾提起吴被捕的情景，吴振鹏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时被国民党抓过两次。“母亲的小叔叔与北洋军阀张作霖有交情，他非常喜欢父亲，所以这两次被捕都是他托了关系，说父亲是病休在家的大学生，给保了出来。1933年的那次被捕，因为叛徒当面指认了父亲，这次母亲再托关系已经无用，保不出来了。”
黄的母亲生活在重庆外婆的大家庭里，舅父王民心是个民族资本家，开了一家叫作“开明书店”的进步书店，职员以及自己的子女是中共地下党或者党的外围人士。王家是个遵循孔孟之道的大家庭，母亲记忆中外婆和自己的兄长之间，相遇都是礼貌而淡然的。两兄妹，一个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一个在国名党政府任职,“两人见面从来不谈政治，也就是聊几句家长里短”。王民心的进步书店，为地下党活动筹集经费，也为去延安的同志做掩护，“从来没有被国民党政府查抄过，我想母亲对于书店里的进步活动，心里其实也是知情的”。兄妹之间也从来没有公开争论过自己的信仰和主义，“回想起来，这也是他们成熟的一种表现吧。信仰和主义的分歧不会结束，可亲人永远是亲人”。
黄的外婆名字所有采访都没有提到，但在CCAV8一期影视同期声采访导演张黎时，张黎提到她是个kmt左派，也是个监察委员。
看到这儿，我再一次想起瞿恩和立华。在那样动荡的大时代之下，即使两人真的结合，恐怕仍然会被时代的大潮冲散，打碎。个人的情感在那样的时代真是一件奢侈的东西。 本帖最后由 haeschen 于 2009-7-5 21:21 编辑
嘻嘻，看到有个筒子对文强一生的高度概括，写的比我好，转过来大家一起看。
作者：妙笔生粽
文强此人，纯属遭遇命运的恶作剧。
他入黄埔就是青联会骨干，由周恩来亲自介绍入党，是林彪的班长，南昌起义是林彪上级。此后对党忠心耿耿，后来做到四川省委常委。
在极左路线时期，受了错误处分，委屈，跑去上海找周老师申诉，却恰逢顾顺章叛变，周恩来不能见任何人。没有上级的说法又不能回省委去，从此就回家乡脱了党。
即便脱党，他还是坚持办进步刊物，结果又被军阀通缉。
最后靠程潜的关系入了国军，加入军统后也没有跟党作对，而是打日本。由于战功卓著，他成了中将（老板戴笠不过才少将而已）。
待抗战结束，离开军统重归程潜处，却很不幸，因为太有才干了，杜聿明很欣赏他。一纸电令，调他到徐州做参谋长，随后就是“淮海战役”......
如果当年他找到了周恩来，解决了问题，后来就是开国元勋。
如果当年他老老实实留在程潜处，最后也是个起义将领。
然而，命运让他成为了“战犯”，而且历次特赦都没他的份，直到75年周恩来建议的“全体特赦”，26年牢狱。
周恩来病危之际还叫文强到床边，说：“你为什么就不肯写悔过书呢？” 本帖最后由 haeschen 于 2009-7-5 21:20 编辑
加两个回帖，都是私生活的八卦～
说道胡宗南 想起煮酒一个帖子提到
胡深受汉代大将霍去病名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感召
一直没有和心上人结婚 直到内战46年攻占延安 他们才在延安窑洞里去行婚礼 那年胡宗南50多岁 他的恋人40多岁了
我第一遍看 囧得不行 后来细想 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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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想起来，胡的女朋友原来是戴笠的手下的女特工，貌美能干，是戴笠主动介绍给胡的。胡和戴的关系难道就好到了这种程度，就不怕那女的是来卧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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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姓叶，公开身份是教师，当时军统女特务很多公开身份都是教师 记者。戴笠得知她和胡宗南情投意合，还送她出国留学，镀镀金。
戴笠和胡宗南的关系 我不大了解
不过还有一个八卦 民国有名的BH女 孔家二小姐 宋美龄曾想把胡宗南介绍给她 胡事先问戴笠 这事怎么样？戴笠就巴啦巴拉说孔小姐如何如何 胡宗南一听 约会的时候就带着穿高跟鞋的孔二小姐走了一下午 也不扶一把 气的孔回来大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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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刚看得《军统内幕》作者沈醉
有详细介绍-
“戴送给胡最隆重的"礼物"要算是胡的老婆叶霞弟了！戴对叶霞弟的培植，可
说费过不少心思，除送她去美国"镀金"外，回国后又介绍她到光华大学去当教授，
好让她取得"大学教授"这样一个漂亮头衔，便于日后在政治上帮助胡进行活动。
戴感到叶霞弟这个"弟"字有点低气，给她把"弟"字改为"翟"，使之音相近似，
而写出来却文雅得多。抗战胜利后，戴又为他们准备好在南京居住的公馆，一切陈
设都挑选上乘的。不料这所房子后来却闹出一场意外的纠纷。原来这所房屋的地皮
为国民党头头之一刘健群所有，国民政府迁回南京时，刘知道他那块地皮上由汉奸
盖了洋房，满以为可以将地皮连同房屋一并收归己有，喜出望外，准备安享其成。
不料一打听，房子不但给戴笠抢先一步接收了，而且还送给胡宗南住了。他自知这
两个人比他更加厉害，不能用硬的办法再抢回来，便到处托人讲交情。戴因事忙一
直没有理会。等到戴笠一死，他便迫不及待的唆使他老婆带着孩子大天去大吵大闹，
睡在门口要赖皮。毛人凤以刘健群也不是好惹的，要我给胡另外找了房子，把这处
房屋让了出来。...........”
“九四九年春，我去上海见到毛人凤时，他叫我抽时间去西安一次，接叶霞弟
到昆明去住，并叫我在昆明给胡找一幢漂亮房子。因为胡宗南和陈诚一向搞不好，
胡不打算送叶霞弟去台湾，毛人风也希望她能住在昆明。我拖到这年夏天才去西安
见胡，说明我已为他在昆明准备好了房屋，希望他送叶去昆明居住。当时他看到整
个形势已无法挽回，大陆将无安身之处，表示暂不送家眷去昆明，还是送台湾。”........
沈醉（1914——1996），字叔逸，湖南湘潭人。国民党陆军中将，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
18岁就参加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
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28岁）、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
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
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第二批特赦人员），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1980年，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补充一下~刘晓庆的父母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都是沈老爷子组织杀的~
后来在政协会议上刘问沈她的父母到底长的什么样子````沈说,他们都是很理想很热血的人~也是很神仙娟侣的人```(大概的意思)还请求刘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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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瞿恩就义，由他的学生老范执行。
历史上瞿秋白也是被自己的学生宋希濂逮捕，宋在陈赓介绍下曾加入共产党，后退出。
宋希濂后来成了战犯接受改造，不过魅力无边，倾倒了光明日报总编的夫人易吟光，易离婚就和出狱的宋希濂结婚。
6月1日
往事
今天把借了将近一个月的《往事并不如烟》给看完。看到第二篇，关于储安平。文中章诒和透露了在储被打成右派之后，他的第二任妻子住着储的房子，和另一个男人明来暗往。那个男人是宋希濂。而储的这位妻子的名字并没有明示。“一个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的人格侮辱和一个男人所不能容忍的生活侵犯，同时降临到储安平的身上。”后来，储安平与其离婚。女方提出三千元赡养费，在搬走之后，传话说，自己如今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个大右派强多了。
我是个有考据癖的人，马上到网上查找资料，她叫易吟先。
以下是网上的相关资料：
储安平解放前与前妻离婚，后与原籍上海的易吟先结婚，共同生活仅四年，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易与他离异，后来嫁给了原国民党将领宋希濂。
宋希濂的一生动荡起伏，饱经沧桑，充满传奇色彩。他的原配妻子1949年6月因脑溢血去世。1961年，由侯镜如夫妇做媒，宋希濂与易吟先结婚。易吟先是宋希濂的湖南同乡，更是一个贤淑的妻子，对宋希濂温柔体贴，生活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眠，每日三餐、茶点，甚至连看电影、听音乐会、出席跳舞晚会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再加上在柴米油盐等生活开支方面颇有心计，把家庭操持得温馨舒适。
宋希濂1907年生于湖南湘乡，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同年加入国民党。他参加过北伐，并在此期间经陈赓介绍加入过中国共产党，1925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即与共产党脱离关系。此后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宋希濂跟随蒋介石，与共产党为敌直至1949年底，宋希濂的军队在大渡河边被解放军包围，宋希濂做了俘虏。宋希濂曾在回忆录里写到：1949年是他最痛苦的一年，妻亡子散，自己沦为阶下囚。宋希濂和原配妻子共生育六个子女，三男三女，都在1949年去了香港，有的后来又到了美国。他的妻子1949年6月因脑溢血在香港去世。
宋希濂将军夫人易吟光女士追悼会在纽约举行
1999年8月30日中新社
中新社纽约八月二十八日电
已故宋希濂将军的夫人、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易吟光女士追悼会今天上午在纽约举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驻纽约总领士张宏喜、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沈策以及纽约侨社领袖、易吟先女士的生前友好和家属近百人参加了追悼会。
易吟先女士是著名辛亥老人易堂令先生的女儿，毕业于湖南著名的爱国女校“周南女学”。一九六0年与宋希濂将军结婚。一九八0年与宋先生移居美国。之后，一直追随宋将军在海外积极从事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业，至死不渝，渡过了坦荡踏实的一生。
秦华孙大使和张宏喜总领事先后发表了讲话，高度赞扬易吟先女士在海外坚持爱国立场，积极从事祖国统一大业的精神。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花俊雄在致悼词时表示，我们将矢志不渝地沿着宋希濂将军和易吟先女士的道路，继续努力前进，直到台湾回归祖国怀抱。
遵照易吟先女士遗愿，其骨灰将运回家乡湖南，与宋将军合葬在一起。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统战部、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湖南省政协发来了唁电或送来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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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男人而言有些女人够无耻的 此帖的回帖也非常好看～～
谁出卖了瞿秋白?
1935年2月，按照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的决定，瞿秋白、何叔衡、张亮、邓子恢等同志，由中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妇女部部长周月林率领，在一个警卫排护送下，向赣粤交界地区转移。到达长汀县四都，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就在这次转移行动中，何叔衡牺牲，四个月后，曾经以假身份骗过敌人审讯的瞿秋白、周月林、张亮，也暴露了真实身份。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西部的罗汉岭脚下瞿秋白就义。
瞿秋白的牺牲在党内引起巨大的悲痛，同时让人们疑惑:瞿秋白被捕后的头两个月，并没有暴露身份，后来是谁出卖了他？当时与瞿秋白一同突围的4个人，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突出敌人包围后，很快找到了游击队，不存在嫌疑。只有张亮与周月林这两位女同志，她们与瞿秋白一道被俘，一起关押。两个多月后，瞿秋白的身份被敌人知悉，屡次劝降不成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而张亮与周月林在关押3年后被释放。瞿秋白是被这两个女人出卖的。
1938 年5月，被保释出狱的张亮，经过一番颇为艰难的跋涉，辗转来到了皖南泾县的新四军军部，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丈夫项英，被其当场击毙。
1955 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将周月林逮捕。被关押了10年后，直到1965 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鉴于“罪行重大”，她刑满后继续被关押在狱。
1979年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有力证据，推翻了原来的“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之说。原来，瞿秋白等人遇到万永诚，徐氏知道其中有瞿秋白。4月10日，万永诚指挥人们在山里与敌周旋，坚持了两天，最后在战斗中牺牲，万妻被俘，熬不过酷刑，供出了瞿秋白曾在汤屋住了两晚，然后向上杭水田镇赶去的情况。敌人根据徐氏提供的情况，不费力地从被俘人员中找到了有气质特征的瞿秋白，为进一步证实，又让被俘的、曾当过收发员的郑大鹏在暗处指认，证实“林祺祥”确系共产党的前“魁首”瞿秋白。至此，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出卖瞿秋白的叛徒首先是万永诚的妻子，再一个就是郑大鹏。1979 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
插曲：1935年上杭县城有个姓赵的糖果店老板新近丧偶，看中了被捕的张亮的人品，也不嫌她怀有身孕，欲娶为妻室，便花钱将张亮保释出来。。。。。1938 年5月出狱的周月林无法找到党的组织，迫于生计，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直到1955年被捕。 自己google的：红军女干部周月林的传奇人生
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全国妇联的前身——中华苏维埃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旧址，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修复开放。当年，担任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职务的不是别人，正是因与瞿秋白一起被俘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周月林。现在，让我们撩开历史的面纱，来看看这位中华妇女联合会“第一人”的艰难曲折的经历、跌宕起伏的往事……
当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她组织发动中央苏区广大妇女学犁田，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当国家医院院长，教育俘虏过来的医生为革命服务
周月林，原籍浙江鄞县，１９０６年１２月２７日生于上海。她的父亲原是鄞县东乡的渔民，凭一只渔船和一张渔网在江海中讨生计。后来，为生活所迫，父亲用小船载着一家，闯入上海滩，在黄浦江上靠摇船维持一家温饱。
周月林４岁时父亲将她送到鄞县外婆家寄养。９岁那年，她被领回上海，送进一家纱厂做拣纱工，开始了苦难的童工生涯。１７岁时，进日本人在杨树浦新开办的大康纱厂做工。
１９２４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加强了对纱厂工人的领导，首先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接着，又在杨树浦办起了“沪东工人进德会”。周月林等一批工友参加了进德会的活动。在夜校里，她不但学到了文化知识，而且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１９２５年５月，五卅运动爆发，大康纱厂的工人积极响应，坚持罢工７７天。周月林勇敢地站在了斗争的前列。在这次工人运动中，周月林由夜校教师张琴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上海纱厂总工会沪西指导员。第二年，她就任中共曹家渡部委妇女部长。后调至上海市总工会，在代委员长何松林（汪寿华，浙江诸暨人）的直接领导下，秘密准备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当时，上海的房主不愿将房子租给单身男女，周、何两人便扮作夫妻，在法租界租了一套带暗室的房子。何松林不常来，周月林就说“丈夫”是海员，左邻右舍便深信不疑。在这个“家”里藏匿着秘密文件、武器弹药。周月林根据何松林的指示，以去“看婆婆”、“会朋友”为名，将武器弹药运送到指定地点。周月林大胆沉着、机智灵活，一次次地应付了“抄靶子”（检查行人）的警察，从行驶中的有轨电车跳上跳下，甩掉“尾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艰苦而危险的革命斗争中，周月林和张佐臣产生了感情，结为夫妻。
张佐臣，浙江平湖人，也是大康纱厂的工人。１９２４年入党，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１９２６年９月，他受党派遣赴无锡开展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危急关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张佐臣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负责恢复和重建上海市总工会。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９日不幸被捕，７月１日壮烈牺牲，年仅２１岁。
周月林得知张佐臣牺牲的消息时，已在苏联，并化名王月梅。因为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周月林的身份不慎暴露了，何松林决定将她秘密转移到苏联，进了海参崴党校学习。失去亲人的悲痛，更坚定了周月林献身革命的决心。
后来，在苏联，周月林认识了梁柏台。梁柏台是浙江新昌人。两人相爱后结为夫妻。
１９２９年，周月林去了莫斯科，经邓中夏批准，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预备班学习。
在苏联学习、工作的几年中，周月林生了两个孩子。１９３１年５月，梁柏台和周月林一起踏上了回国的征途。行前，他们将两个孩子送进莫斯科南郊的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分别在即，周月林紧紧搂着一对儿女，久久不愿松开。从那以后，周月林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这对骨肉，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
周月林和梁柏台回到上海后，在组织的安排下，于７月下旬经秘密交通线进入福建省的闽西苏区。周月林先在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做政治工作。９月，由刘伯坚带领一支小部队将梁柏台和她一起接到瑞金。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后，中央苏区中央局任命周月林为妇女部部长。
１９３２年４月９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解决妇女工作条块分割的现状，统一领导妇女工作，决定各级苏维埃政府须组织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４月２２日，人民委员会第十二次常委会任命周月林为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金维映、范乐春为委员，并通过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从此，周月林这位专门改善妇女生活的主任，经常骑着马往下面跑。每到一处就发动妇女们“废除童养媳”，开展“放脚”、“剪发”运动，宣传《婚姻条例》，动员送子送郎当红军，开展优红工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１９３３年２月，苏区中央政府发出了开展春耕生产竞赛的号召。一天，周月林向毛泽东汇报组织妇女参加春耕生产和学习犁田的想法，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犁田是保证春耕生产的关键，如果广大妇女掌握了犁田这个本领，今年的春耕生产就一定会打个漂亮仗！”接着，毛泽东又问她：“那你怎么个组织法呢？”
周月林回答说：“我明天就约中央机关的两个女同志下地犁田，先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
一直在旁静听他俩谈话的贺子珍忍不住大声说：“月林，明天有我一个！”
毛泽东也高兴地说：“好，明天我也去看你们犁田。”
周月林以为毛泽东只是随口说说，但是第二天一大早，当她和贺子珍正扛着犁、牵着牛向村边的水田走去时，毛泽东大步赶了上来，边走边招呼说：“来来来，你们先别下田，先到河边的沙地上去练练，待犁把稳了再下水田不迟。”
“好办法，我们怎么没想到！”周月林、贺子珍齐声说。随着毛泽东来到了河边的沙地上。“我先犁给你们看看！”毛泽东十分熟练地驾好犁，吆喝着牛就犁开了。他边犁边讲解怎样把得稳，怎样犁得直，讲得头头是道，犁得又好又匀。毛泽东犁了两圈之后，又手把手教她俩犁田……
毛泽东教周月林、贺子珍犁田的消息传开后，中央机关的女干部都纷纷行动起来，很快在中央苏区掀起一个妇女学犁田的热潮。仅瑞金县就组织起２６０个女子生产小组，２万多名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其中８０００名妇女学会了犁田，成为中央苏区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
１９３４年２月，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周月林和梁柏台夫妇双双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周月林和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等１７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之后的最高政权机关）成员，周月林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１９３４年４月，毛泽东找周月林谈话，调她担任苏区刚成立的国家医院院长。当时，医务方面派傅连暲负责，派周月林去主要是加强政治领导，教育、团结那些俘虏过来的医生站到革命这一边来，为革命服务、为红军服务、为工农服务。
到了国家医院后，周月林牢记毛泽东的话，根据党的政策，对俘虏过来的医生给予优待。周月林还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很快学会了打针、换药和接生。她工作很出色，毛泽东知道后，高兴地说：“周月林干得不错嘛！”
她本来也会成为红军长征女英雄，项英一句话却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在闽西，她本已随邓子恢冲出包围，只因返回寻找瞿秋白而不幸被俘
１９３４年９月下旬，瑞金笼罩着一片紧张气氛。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工作人员，都在匆忙清理文件，工厂在拆卸机器打包装箱，红军兵工厂生产出来的枪支弹药正加紧送往各红军部队……种种迹象表明，红军将有一次大的行动。
数天后，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周月林耳朵里，第五次反“围剿”形势越来越糟，红军和中央机关要“出动”。
一天，周月林看到毛泽东从中央机关开会回来，就上前问：“毛主席，我走不走？”
“走，你和柏台都走！”毛泽东肯定地回答，他要周月林赶紧做好出发准备。
周月林为自己及丈夫都能和大部队一起“出动”而暗自高兴。她知道，行军打仗是不允许带小孩的。１９３３年，她在沙洲坝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沙洲。周月林经和梁柏台商量，忍痛将儿子沙洲送给了东坑村一位村苏维埃妇女干部抚养。
正当周月林打点行装时，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为了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当时陈毅是江西军区司令员，不久前在前线大腿负重伤，还躺在医院里治疗。为使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工作不受影响，中央决定从中央政府部长中再留下一人担任办事处副主任，协助项英、陈毅工作。到底留谁？由项英、陈毅挑选，项英挑中了梁柏台。项英找梁柏台谈话时，正好周月林也在场。项英对周月林说：“柏台同志留下来了，你也留下来吧，现在根据地斗争需要你，你就留下在中央分局做妇女工作吧！”
红军走了，周月林、梁柏台留下了。１９３５年２月，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被敌压缩在于都县南部黄龙乡井塘村，中央分局决定将机关人员分派到各地和各部队去进行分路突围。突围前安排瞿秋白、何叔衡、周月林、张亮先行从苏区转移到白区搞地下工作，从福建、广东去香港，如在香港能接上关系就在香港，如在香港接不上关系就去上海。项英对周月林说：“你从小在上海长大，又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比较熟悉，他们很欢迎你一起去。”
这几个人中，瞿秋白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一年前才从上海来到瑞金，现正患严重的肺结核病，身体十分虚弱。何叔衡是党的一大代表，曾任工农检察部长、最高法庭主席、内务部代部长，已经６０岁了。张亮是项英的妻子，已经怀有五六个月的身孕。与他们同行的，还有邓子恢。邓子恢是福建龙岩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他的任务是回闽西领导游击战争。
当时，形势已十分危急。项英和陈毅给他们配备了一个警卫排，负责护送到闽西，并要他们赶快出发，迟了恐怕突围不出去。中央分局给每人１００元港钞和一些黄金，统一由何叔衡保管。
２月中旬，瞿秋白一行离开井塘村。周月林先行，带一个武装班，护送一担铁皮文件箱，到武阳山上埋藏。在武阳山上会齐后，他们向第一个目标——福建省长汀县四都山区赶去。在汤屋，找到了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之后，警卫排迅速返回。
整个闽西除四都等山区外，其余地方全被敌人占领，大小道路都有敌人的岗哨，封锁严密。为了让瞿秋白、周月林等安全突围出去，万永诚想了个办法，让他们装扮成红军的“俘虏”，为不让人认出，戴上假面罩，从军区冲锋连等单位抽调组织一个约９０人的护送队“押送”出封锁线，出封锁线后就由他们自己去闯了。
２月２１日傍晚，他们按预定计划，从汤屋启程，朝永定县方向前进。为隐藏目标，大家昼伏夜行，避开村落，尽量拣山间小路行走，一路上跌跌撞撞，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长汀县水口村。当渡过汀江到距水口村１０华里的小迳村时，已是２４日的拂晓。他们遂决定停下休息，烧火做饭，烘烤湿透了的衣服。
突然“砰”的一声，村口传来枪声。敌人已分两路包围过来，紧急之中，护送队长带领瞿秋白、周月林等人沿着狭长的山谷由外小迳村退到内小迳村。不知为什么晕了头，徒然转了个圈，又转回外小迳村。然后荒不择路退到了村外的牛子仁岽。
牛子仁岽是座独头岭，越往上越小，待一行人爬到山顶一看，后山坡陡崖峭，断无退路。此时，护送队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不知谁喊了声：“我们滚下去！”于是，周月林、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双手抱头，不顾一切地朝后山坡滚了下去……
周月林滚下陡坡，眼前一片昏黑，待清醒过来，张目四望，只见邓子恢正在前面，还有几个战士跟着。“跟着邓子恢不会错，他在这一带打过游击，地形熟悉。”周月林边想边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
枪声渐渐远了，周月林为冲出包围而暗暗庆幸。可她回头一看，发现瞿秋白等人没有跟上来。她没有多加思索，就毅然给自己下了个命令：“倒回去！”
周月林一边急走，一边寻找，终于发现瞿秋白正跌坐在乱草丛中。瞿秋白也看见了周月林，高兴得叫起来：“阿妹（从这以后他一直这样称呼她），你来了，这下可好了！”周月林扶着瞿秋白慢慢朝前走，又发现了张亮，但一直没有找到何叔衡。
敌兵在四处搜山，周月林领着瞿秋白、张亮在荒草灌木丛中艰难地往前走。当他们来到一间塌了顶的破屋子前，瞿秋白大口喘着粗气，近似恳求地对周月林说：“阿妹啊，我实在走不动了，到屋里休息一下再走吧。”张亮也走不动了，嚷着要进去歇歇。
周月林看他俩实在走不动了，环视了一下，轻声说：“你们进去休息一下吧，我在旁边的草丛里看着，有事就轻轻地拍一下手。”说完，周月林来到不远处的一片荒草丛中。草丛十分茂密，中间有一口不深的小水塘，是个隐藏的好地方。她伏下身子静静观察着山上的动静。一会儿，张亮和瞿秋白先后过来了。谁知瞿秋白身体虚弱无力，立脚不稳，刚到草丛里就摔了一跤，恰巧撞在旁边的一棵小树上，小树剧烈地晃动起来，惊动了山顶的敌人。就这样，他们三人不幸被俘了。敌营长李玉派了四个士兵和一个勤务兵，将他们押往水口村。
在押解路上，瞿秋白跌倒在地，昏了过去。一个敌人叫着要“补他一枪”。周月林用命令的口吻说：“不准补枪！”用身子挡住敌人的枪口，直到瞿秋白苏醒过来。在继续押送中，周月林又压住步伐，慢慢地走，想尽办法保护瞿秋白。
当晚，敌人没有审讯他们。趁着这个机会，三人偷偷商量着如何应付敌人的审讯。
瞿秋白让周月林先编。周月林说：“我就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她当国家医院院长时学会了打针、换药和接生，不怕敌人盘查。
接着，由张亮编。张亮说：“我就姓你的这个‘周’，叫周莲玉，是香菇客老板娘，是被红军抓去的。”她三十出头，已微微发胖，又会抽烟，还真有点老板娘的样子。
最后，由瞿秋白编。瞿秋白说：“我就姓你这个‘林’，叫林琪祥，原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后在同济大学学医，有病来上杭疗养，被红军抓去。”周月林说：“你说是医生，又不会看病开方子，敌人会相信你吗？”瞿秋白却说：“说别的我像吗？现在是要敌人相信你俩的口供，不怀疑你们。敌人如果怀疑我，找一个人来指认我还不容易，国民党里面就有认识我的，我们不要小看敌人。”周月林想想瞿秋白的外貌和气质与医生确很相称，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敌人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他们三人按照商量好的应答，敌人没有从口供中发现破绽，就将他们押往上杭县保安团十四团团部，将周月林和张亮关在一起，瞿秋白和同时被俘的２０多名红军战士关在一起。
敌人又审讯了几次，得到的口供还是一样，便信以为真。听说抓来了一批俘虏，还有女的，有许多人来看热闹。其中有好几个女的，还有一位老太太，就是敌营长李玉的母亲。她听说有一个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就去找周月林：“你真是被红军抓去的？如果是真的话，我愿意保你出去，我媳妇快要生孩子了，请你去照顾月子。”没几天，这位敌营长的母亲出面将“陈秀英”保释在家，以便准备伺候月子，后来周月林还为这位产妇接了生。有家糖果店的老板没有孩子，知道“周莲玉”怀有身孕，不久也将她保释出去，还讲好生下孩子归他所有（并非有人所讲的“入纳为妾”）。３月９日，瞿秋白以“林琪祥”的名字写信，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要他们设法找铺保营救。
事情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到了４月下旬，情况却发生了变化。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０日，福建省委书记、军区政委万永诚在武平县大禾梅子坝大山中被敌重兵包围，不幸牺牲。万永诚的妻子被俘后供出了瞿秋白、周月林和项英妻子张亮等都在上杭被俘的消息。第八师师长陶峙岳立即电告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主任、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蒋又电令驻长汀县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驻龙岩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李默庵，查讯上报。从而，使案子急转直下。
敌保安团十四团团长钟绍葵大喜过望，一方面对抓获了瞿秋白等“中共要犯”可以“邀功请赏”了；另一方面遂赶紧采取紧急措施：在４月下旬，先将瞿秋白押往长汀，交给原来认识瞿秋白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然后将周月林和张亮重新收监，押往龙岩，交给“上峰”，并呈文“请求嘉奖”。
被俘后，国民党以“共匪坚定分子”罪名，判处她10年徒刑；解放后，她被公安机关抓捕并无限期关押，后被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处12年徒刑……
在龙岩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再一次审讯时，周月林仍用原口供回答敌人。敌人早已准备好了“杀手锏”，叫来了两个红军叛徒。这两个叛徒都曾是苏区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干部，不仅指认了周月林，还从“缴获”的红色资料中找出有关周月林的内容，周月林的身份、职务和经历被和盘托出。张亮的遭遇也一样。
其实，此时敌人的兴趣已不再是周月林等人的身份，他们对周月林软硬兼施严加审讯，为的是要她供出留守中央苏区红军的秘密，供出中央苏区和香港、上海交通联络的路线和接头地点、暗号。任凭敌人采取什么手段，周月林始终守口如瓶，张亮也没有向敌人供出什么情况。最后，敌人只好以“共匪坚定分子”罪名，分别判处两人各１０年徒刑。
在国民党龙岩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下一个男孩。她和张亮共同带着这个孩子，在铁窗内艰难度日。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中旬，突然有人出面保她们出狱。原来，梁柏台有一个小学同学叫陈士明，在闽西某地担任国民党要职。他在一次酒宴上，碰见保安团十四团团长钟绍葵，钟绍葵对他说：“我们那里关着一个你们新昌人。”“什么人？”陈士明问道。“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周月林我不认识，梁柏台是我小学的同学。”“你既然认识，就设法把她保出去好了。”钟绍葵说。陈士明找到一个在蒋鼎文部队任军法处长的新昌老乡，也姓陈，一同出面疏通了关系，才知一同关着的还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还说“要保就把两个人一起保出去好了”。此时国共已合作抗日，在共产党的一再要求下，各地已在释放政治犯，就这样，周月林和张亮一同被保释出了监狱。
周月林高兴极了。她要去找党组织，要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可是当时中央苏区早已落入敌手，当年与上海地下党的老关系已中断，到哪里去找党组织，去找革命队伍呢？这时，周月林想到了丈夫梁柏台，她决定到梁柏台家乡去。她认为梁柏台的家人肯定知道他的下落。可令周月林失望的是，梁柏台的家人根本不知道梁柏台的下落。其实，就在周月林和瞿秋白等人突围后不久，梁柏台就在随部队突围中英勇就义了。住了两个多月后，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２日，周月林和张亮离开新昌县查林村，到上海周月林大姐家小住一段时间。
后来，周月林和张亮一起去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找项英。在途中两人失散，周月林只好孑然一身来到武汉。在武汉没能和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只好又返回上海，回到娘家。娘家很穷，父母早已去世。上海已沦为孤岛，党组织更难找到。为了生活，经人撮合，她把命运之舟系在了一个穷船工的床头。生活又把她改造成为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后历经波折，已改名叫做周月英的她只好祈求平静。
１９４９年，解放的曙光使周月林心头为之一亮。已担任要职的老领导、老战友的名字随处可闻，她喜不自禁，真想去找他们。她曾去找海参崴党校同学、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等人。可是自己离开组织，离开革命队伍已经１５年了。１５年来的苦难经历，一时怎能说得清，又有谁来为自己作证呢？她决定还是承认现实，平平静静地过日子。不过，她对党的忠诚并没有变，她决定以实际行动去为党多做些工作。建立居委会时，她马上被居民推荐，担任了居委会副主任。她总算可以再为党的事业贡献微薄之力了——尽管她没有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之中。
然而，命运却不让她平静。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８日，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在北京市革命公墓（今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瞿秋白被俘牺牲的话题被重新提起。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要求有关部门缉查出卖瞿秋白的元凶。可是，元凶是谁？和瞿秋白一起突围的几个人，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突出重围后到了永定县，与张鼎丞会合，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只有张亮和周月林一起被俘，瞿秋白被杀害了，为什么周月林和张亮没有被杀，被俘没多久就被保释出狱，三年后又被放了出来？张亮已死，只有周月林还活着。７月，全国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运动。于是，在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４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命将周月林逮捕，２８日押抵北京。她就这样被“肃”了进去，被关进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前后，周月林被迁至京郊新建的秦城监狱，住进一间非同一般的狱室：一张单人床上，铺着全新的被、褥、床单，临窗的地方放着一张可以写字的小书桌，一把软面椅。还有必要的卫生设备：抽水马桶和洗脸池等。条件够优待的，但是未经允许，周月林不准越出狱室半步，连扫地也只能扫至门口。
每天还有书报可看，足可消磨时光。可是，有一次看书报却看出了问题。她看了一篇写足球比赛的文章，就信手在报角空白处涂了起来：“小小足球，踢来踢去……”一想不能乱涂乱写，就将报角扯下，撕成碎片，扫出门外。
过后，她被提审了。原来，碎片被拼了起来，要她交代写“小小足球，踢来踢去”的用意，是不是自己坐过国民党的牢，又在蹲共产党的狱，像足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呢？
由于没有证据，但又不能轻易放了周月林，因为她是唯一的活线索。于是最简单而又牢靠的办法就是关押——无限期的关押。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４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作出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反革命罪”判处周月林１２年徒刑。判决书没有向周月林宣读，她无法知道上面写些什么。
此后，周月林不再住在秦城监狱的“优待”狱室，而是被送往京郊的一个劳改农场服刑。
按照法律有关规定，到了１９６７年８月，周月林已可刑满释放，但她仍得服刑。这却使她“因祸得福”，如释放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真得被活活整死。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周月林被遣散到山西省榆次市一家日用化学厂，其实是女子监狱。她还算幸运，负责人见她年纪大，“比一般犯人可靠”，让她做了一名产品质量检验工。
她真是老了，白发丛生，多年疾病缠身，经常吐血，衰弱得像秋后的芦苇，但她始终抱着一种不屈的信念，坚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真相大白。４０多年前，她投身革命，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五卅运动，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３０多年前，国民党将她关进黑牢，以“共匪坚定分子”罪名判她１０徒刑；１０多年前，在全国肃反运动中，被错误地以“出卖瞿秋白的嫌疑分子”为由逮捕，在无据关押１０年后，又以强加罪名判她１２年徒刑。
周月林说：“我保护了瞿秋白，却成了出卖瞿秋白；我做了好事，却落下了罪。”“同一个时间内，同一个事件的同一个案子，国民党要判我１０年，而我们自己又要判你１２年，这真是天下的奇案。否则，革命与反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又怎么区别得开来呢？同一个时间内的同一件事的同一个案子，总有一头敌，一头亲，哪有两头都是敌的呢？”
为革命历尽磨难，周月林无怨无悔；把新昌作为自己人生的最后驿站，回到“老家”愉快地生活了15个年头
１９７８年，那刮遍全国的春风给周月林带来了生机。她终于迎来了姗姗来迟的春光。
１９７９年，周月林又一次提出申诉。出乎周月林意料的是，这年１１月１５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很快作出了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
１９８０年，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政策，按１９２５年参加革命给她办理离休手续，并请她考虑安置地点。
１９８２年，笔者承担了征集梁柏台烈士的资料、撰写传记的课题任务。在征集史料中，从一篇文章中发现了周月林的一点线索，便顺藤摸瓜，历经周折，终于得到了“周月林还活着”的消息。１９８３年５月７日，我在山西日用化学厂见到了这位已经“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的老人。周月林写满沧桑的脸上充满了欣慰的笑容。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世上还会有人来看望她，她还可以有用于这个世界。她握着我的手连连说：“今天我双喜临门！”一喜是收到老战友邓颖超的来信，二喜是“老家”来人了。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５日，周月林重返新昌，又踏上了这片让她情思难断的土地。她激动地说：“梁柏台很热爱家乡，很热爱家乡人民，他非常想回到家乡，回到家乡人民中间。可是他为革命牺牲了，再也回不来了。就让我替他回来，替他来了却这个心愿吧！”
新昌县委给周月林安排了一座单门独院，她还担任了县政协二届、三届常委。
“周月林还活着”的消息，像插了翅膀，迅速传向四面八方。
全国妇联和江西省妇联立即派出干部赶到新昌看望、访问周月林；毛泽民夫人钱希均从北京写来长信重叙旧情，并转达康克清等老同志的问候；纪念瞿秋白就义５０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向她发来了特别邀请。
周月林的晚年生活过得舒心、平静。她的心境豁达开阔，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她在７７岁高龄回到“老家”，愉快地生活了１５个年头，创造出了生命的奇迹。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８日，过了９１岁生日之后，老人安静地离开了人间。
巨枫瘦棕，青松翠柏，静静地守护在周月林老人的墓旁，诉说着一个世纪老人悲壮而不屈的传奇人生。 项英怒杀其妻：一个讹传已久的话题
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和项英警卫排长证明“项英杀妻”是讹传
1988年10月7日和1990年4月12日，我为寻查项英的史料，两次走访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后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有关张亮的情况，李一氓说道：1938年春，东南分局、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时，项英之妻张亮找来，项英同她见面交谈了一次。由于项英早已知道张亮1935年春突围时在福建被国民党军俘虏，而且俘去后的情况当时无法查清，故没有把她留下，而是给她一些钱让她走了，至于她到哪里去了及以后的情况均不清楚。
1998年，我在南京军区总医院遇见正在那里住院的老红军、曾任项英警卫排长的李德和，问项英是否有枪毙张亮的事，李德和说这纯属讹传。1938年二三月间，项英在南昌着手编组新四军时，张亮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找到东南分局，李德和随项英由军部去分局驻地同张亮会面，他们在一间房子里谈话，小孩由李德和带着在门外玩，大约谈了个把钟头，他们讲些什么不知道，声音时高时低，项英态度严肃，但根本没有发生枪毙张亮的事。谈话后，项英到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处去了一下，就返回军部驻地，此后再未与张亮见过面。几天后，张亮带着小孩离开南昌，她去哪里不清楚。
我在寻查项英相关史料时，均未发现项英枪毙其妻张亮的事。走访过许多熟悉项英的老同志，包括原东南分局青年部长、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顾委常委的陈丕显，原新四军军部通信科长、后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胡立教，以及原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的杨明、邓旭初、王征明、顾雪卿等，他们均讲从未听说项英杀妻之事。
张亮与项英见面后还将孩子送到延安
项英、张亮的女儿项苏云说：在她出生前，父亲就去了苏区。母亲张亮当时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因怀孕，未一起前往。1931年3月，张亮生下项苏云后不久，调赴中央苏区，便将苏云托付给教育家陶行知抚养。1938年7月苏云被送到延安的鲁迅小学读书，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还带她到延安保育院看了年已3岁的弟弟项学成。项苏云后来得知：妈妈在龙岩监狱里生下弟弟学成。1938年4月将学成送到延安，后去向不明。项苏云到延安比母亲张亮晚3个月，故未能见面。
这说明，张亮将项英儿子项学成送到延安，交给了中央组织部。这佐证了项英没有打死张亮的事，如张亮被打死，那她就无法将项学成送到延安。
有人会问：项英当时为什么不把历经磨难的妻子张亮留下呢？因为张亮确定被俘，被俘后数年的情况当时无法查清，项英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把被俘情况未查清的张亮留下自然不合适，加之军部将赴皖南集结部队，因而不得已采取给钱作路费让她离开的做法。
项英经过长期复杂斗争的锻炼，处理问题慎重，哪会随意开枪打死人？1931年1月，项英发现中央苏区地方和红军中有肃“AB团”扩大化的错误，严肃批评乱捕乱杀，强调要调查研究，搞清事实，决不能搞逼供信。它有力地证明，项英在张亮被俘后情况还未查清、短期又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就随意开枪将她打死是绝不可能的。
1998年5月1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项英诞辰百年纪念时，党中央对项英给予高度评价，称赞“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如果项英真有枪杀张亮的事，那对项英就不会有这样的评价。（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长） 历史八卦之十四 唯大英雄能本色
今天就应筒子们的要求（MS只有一位）八一下立青的原型之一—陈赓大将。其实tg的风云人物真的是非常有料，只可惜受宣传限制，好多都不为人所知。
陈赓大将“显赫”的经历无与伦比，他诙谐幽默地自称：“我和毛主席是老乡兼校友，和彭德怀元帅在一个团当过兵，我救过蒋介石的命，周总理和邓大姐结婚我出过力，还指挥林彪打过仗。”
陈赓是黄埔一期的高才生，蒋中正对他青眼有加，却为了马克思主义信念抛弃高官厚禄。他转战大半个中国，对手大都是黄埔同窗。陈赓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打败过日、美、法等军事强国，他是抗美援朝的副总司令，胡志明亲自点将的抗法援越总指挥。他创建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培养出大批军队高级科技人才。
陈赓军旅生涯四十余载，负伤六次，四次重伤，日寇和蒋军放毒气他身先士卒六次中毒。建国后他领到西南军区第一号残废军人证。他自学了流利的英语，是周恩来钟爱的儒将。无论同魔鬼打交道的地下战线，还是在炮火连天的沙场，他都纵横驰聘，所向披靡。中共中央在陈赓的悼词中称他是：卓越的军事天才。
辛亥革命之后的孙中山吃够了军阀部队的苦头，他决定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开办一所新型的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军校的军事教程以苏联教材为主，同时汲取了日本和德国的军事理论。1924年陈赓报名参加黄埔第一期。
黄埔军校从成立之日起就不是闭门读书，学生在课堂里读书的时间少，在战场上真枪实弹打仗的经历更多。1924年11月底，在黄埔学习了7个月的陈赓，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担任第二期入伍生连的连长，在此后历次针对军阀部队的战斗当中陈赓作战勇敢，有一次子弹打中了右脚，他拔出弹头仍然继续冲杀，校长蒋介石看中了陈赓的英勇，调他的部队为自己担任警卫。1925年10月的一天，国民革命军和陈炯明的主力在广东华阳地区遭遇，蒋介石亲自前线督战。蒋介石把部队都派出去了，然后对方打过来了，身边没有部队，有一点部队呢，顶不住那个军阀部队的冲击，快打到指挥所的时候，蒋介石非常惊慌，就要自杀。
陈赓拉着蒋介石苦口相劝，胜败乃常事，你是总指挥考虑的应该是战争的全局。陈赓要让蒋介石撤，这时候他腿软了，走不动了，陈赓情急之下，背上他就跑。一直渡过一条河，渡了河以后没有危险了。据陈赓之子陈知建说：我父亲说他跑得比兔子还快，说是，反正我父亲没追上他。
蒋介石获救后，陈赓不顾脚伤连夜疾走160华里找到接应部队，这件事轰动东征军和黄埔军校，从此有了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比不过陈赓的腿的“黄埔三杰”的说法，之后蒋介石调陈赓任自己的侍从参谋，很多人都认为陈赓要走好运了。
蒋介石给陈赓写下批语：此生外形文弱，但性格稳重，能刻苦耐劳，可以带兵。这条批语至今还陈列在黄埔军校博物馆。
蒋介石的警卫部队号称“天下第一旅”，训练有素，全美式装备，胡宗南是第一任旅长，以后历任旅长清一色黄埔学生。1948年“天下第一旅”在临浮被陈赓歼灭。毛泽东发贺电说：陈赓是个大将之才，今后可以独挡一面。
开国大将陈赓早年指挥过林彪元帅打仗。南昌起义时林彪是第四军25师73团三营七连长，黄埔大师兄陈赓是营长，起义军在向广东进发途中，遭到国民党钱大钧阻击，陈赓带领全营作掩护。敌军人多火力强，起义军伤亡惨重，林彪建议撤退，陈赓厉声说：“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并命令林彪带领连队往上冲！林彪争辩说人太少，陈赓大喝道，“你再说我就枪毙你！”林彪跳了起来嘶喊着：“冲啊！”真是两强相遇勇者胜。此战，陈赓左腿3处负伤。后来，陈赓谈起往事说：“林彪会打仗，但就是怕死，需要你去敲打。”古今中外的名将并非百战百胜，难得的是打赢最关键的一仗。
1926年3月18日中山舰事件，军中的共产党员遭到清洗，陈赓、蒋先云等人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蒋介石知道了陈赓的真实身份后态度有变，不过仍劝他跟着自己。依照陈赓的特殊条件，投奔国民党不愁没有高官厚禄，但他却宣布退出国民党，离开黄埔。1926年9月，陈赓被陈独秀指派秘密赴苏联学习情报，保卫工作。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赓出席并指挥了保卫工作，这次大会虽然没有挽救当时的革命危机，但是对陈赓的个人生活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当时开会的好多人，一个女青年，他觉得这个女青年素质很不错，他很喜欢这个人，后面接触了几天之后呢，他了解了这个人叫做王根英，他就写了一张纸条，就是说一种求爱的纸条，就托，因为王根英坐在他前面，中间还隔了几个人，他就托这几个同志，把这纸条传过去，王根英是当时的上海纺织女工代表，对陈赓的这个举动很是反感。
这个王根英也是一个很泼辣的人，她就马上就吐了一口痰，一口吐沫就吐在纸条的后面，就顺手，看都不看就贴在墙上面，所以周围的人，传递纸条的人都知道，这是陈赓写得求爱的信，开会一停，王根英大摇大摆的走了，其它人都去看，就取笑这个陈赓，陈赓呢，他也不管，你贴了，我又写，她又贴。
这件事惊动了周恩来夫妇，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帮助下，陈赓和王根英终于走到了一起。邓颖超找到了陈赓，她说你喜欢她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这么太鲁莽了，同时也作王根英的工作，结果他们两一接触，发现很谈得来，结果后面就结婚了。
南昌起义陈赓左腿负重伤，辗转赴上海治疗，痊愈后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化名王庸。为开展局面陈赓和警察特务包探都交上朋友，混得很熟，刘伯承说陈赓是我军内对中国社会三教九流都搞得来专家。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下令通缉陈赓，英国巡捕房连忙去请王庸先生协助抓陈赓，这就是陈赓抓陈赓的著名故事。
陈赓和上海特务头子，青帮头子杜月笙交朋友，和英法租界巡捕房的头目周旋，多次使地下工作化险为夷，任弼时、关向应被捕就是陈赓通过关系营救出来的。
陈赓之子陈知建说他小时候在家里看电视，看到这个《51号兵站》，看那个地下党那是为所欲为呀，可以化妆成日本鬼子坐着警车，把造炮的原料抢回来。他当时就发表评论了，说这电影瞎编，你们那会哪能这么厉害，结果当即被他爸给骂了一顿，他说你这个孩子你懂得什么，我们当时就是这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陈赓在特科的时期，可以说是上海隐蔽战线最辉煌的时期。
陈知建说当时陈赓还说了一句，说你信不信国民党的作战厅长给我们送情报，陈知建当然不信了，他当你个共产党员好，还是当人家的作战厅长好呢，后来他才知道。到了重庆以后他居然见到了这个人，那真是国民党的作战厅长，最后还升到中将军长，最后率部起义。
1937年国共合作，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陈赓任129师386旅旅长后，率部开赴华北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保卫忻口和太原，由于轻敌，386旅771团在七亘村阻击日军被击溃。毛泽东发电报斥责：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第771团七亘村受袭击就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首战失利，让常胜将军陈赓始料不及。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邵竑给刘伯承打电报说，你八路军光说游击战，结果反被日本人给游击上了。陈赓检查了轻视日军战斗力的错误，提出大胆的计划，就在新败的七亘村再打一仗。
顺利通过七亘村的日军在穿过石门口后继续向西深入，而按照兵家惯例，主力作战部队过后，必有后勤辎重部队跟随，这就是陈赓坚持在七亘村伏击的原因。
师长刘伯承指挥下，在七亘村那个地方伏击了日军一次，取得了300多人，歼敌300多人的战果。
接着刘伯承和陈赓又策划了一件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在刚刚打完伏击的七亘村再次设伏，这可是犯了兵法上用兵不复的大忌，但刘伯承陈赓判断正在兴头上的日军，在向预定目标突进时，是不会在意一些小的损失的，第二天果然日军的辎重部队又出现在七亘村的道路上了。
陈赓也憋着一股气，在这之前打了一仗，第一仗跟日军打得时候有点轻敌，战士们以为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差不多呢，一冲就散，结果没想到日军火力很强，反而自己散掉一个团，一个团就散掉了，当然很快又集结起来，于是有了七亘村叠伏日军两次，就是重叠伏击日军两次，取得了辉煌战果，出了一口恶气。
经过这两次战斗，装备落后的陈赓部队都换上了黄呢大衣，钢盔，皮靴，军枪，就连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都缴获到了。
陈赓生性诙谐耿直，即便在残酷战争和党内斗争中他也举重若轻。甚至在战斗中缴获来唱戏的行头他也要穿上，唱几句，让大家大笑不已。七亘村伏击战后缴获了大量东洋马，陈赓嘱咐战士挑上几匹，一匹给刘伯承，两匹给党中央，另一匹给国民党战区指挥官黄邵竑，战士不解问：给他干什么，陈赓大笑道：让他知道，这就是八路军的游击战。
延安整风时期，陈赓与彭德怀聊“陈赓救老蒋”的故事。主管审干的康生阴险地对陈赓说：“当年你要把蒋介石毙了，现在哪里要打那么多仗！”陈赓坦然对答：“那老蒋不就跟廖仲恺一样成了烈士？我岂不成了反革命？”
1937年11月8号，山西省会太原沦陷，陈赓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山西的正规战斗已经结束，从此进入到游击战争阶段，而支援华北，发动山西游击战争，无疑是我们的责任。
比较出名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有指挥的，比较典型的一仗呢，就是神头岭之战，这一仗是上级规定的，刘帅，师长规定要在神头这个地方，要伏击日军。这一战在剧中也就是立青被老范邀请去给他手下讲课讲的那一战，只是剧中改名横土岭之战。
地图上的神头岭，公路从沟底下穿过，两边是陡峭的高地，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居高临下出击，几乎是一处天然的伏击战场。研究作战部署的时候，大家积极性很高，保证完成任务啊，这个地方地形好啊，什么什么，时机好啊，最后陈赓问了一句，你们谁到现地看过，大家说，大家都不吭声了，都没去过。于是陈赓决定带领大家到现场去实地考察。
去了一看，图上标出来的极为合适的一个适合伏击的那么个地形，到那就吹了，因为它是在两座大山夹着一个山沟里，沟底下有凸起一个长形山梁，这个从山梁上有条公路，那个公路两边十几米到几十米的地方都是修了两条，国民党修的一些堑壕，他跟日军作战修的一些堑壕，这样就不适合伏击了。
在回来继续的会议上没有人再提神头岭，全都换了地方，而陈赓却一语惊人：还是在神头岭打，陈赓的理由是越不是打伏击的地形敌人越容易麻痹，没有隐蔽物可以利用原来的旧工事。
在回来继续的会议上没有人再提神头岭，全都换了地方，而陈赓却一语惊人：还是在神头岭打，陈赓的理由是越不是打伏击的地形敌人越容易麻痹，没有隐蔽物可以利用原来的旧工事。
神头岭一战给日军来了个措手不及，歼敌1500人。抗战初期，386旅转战晋南，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打了三次有名的战斗，神头岭不拘一格的战法，让日军头痛不已。陈赓通过这个游击战，对日本有很大的威胁，日本鬼子就专门打出了旗号就：专打386旅，就表示了对陈赓恨之入骨。
本帖最后由 haeschen 于 2009-7-5 22:02 编辑
话说陈赓同学一生那真的是华丽丽的传奇啊传奇！
上面有人都说了不少他的战斗历史八卦了，这里讲点小八卦
最初四处闯荡追求进步的热血小青年陈赓同学考上的是程潜（就是前面提到的文强同学和党脱离后，走投无路下去投靠的人，也是得他引荐给了黄埔六期的戴雨农，阴差阳错的入了军统）办得湘军讲武堂，于是去广州学习。某日闲的无聊的陈同学拉着后来的“鹰犬将军”宋希濂弟弟一块轧马路，轧着轧着发现了路边墙上贴着的黄埔《招生简章》，上面那些个鼓舞人心的励志口号，一下子就让陈同学的小宇宙爆发了，两人兴奋激动的狂奔回了讲武堂，拉着一票的兄弟同学就奔黄埔去了。很快就考入了黄埔一期。
话说跳槽前，宋弟弟还犹豫，他那时才17岁，可简章上写着“凡满18岁者方可报考”。听了小老弟的担心，一贯照顾同乡兄弟陈同学当即豪爽大方的表态：不要紧：我21岁，还能借你两岁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借来的2岁，反正后来宋弟弟如愿以偿的进了黄埔，成了黄埔一期最年少的学生。和后来他介绍进来的胡宗南胡老大哥比起来，整整小了11岁。
在那个黄埔刚刚成立迫于环境还不敢各地大肆宣传的时期，这一百多精英人才的集体大跳槽，让光头校长梦里都乐的合不拢嘴。陈赓同学尚未入学就立此大功，校长后来如此厚爱他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进了黄埔的活力四射的陈同学那是如鱼得水，到处捉弄人和人玩笑打闹，可怜黄埔同学里几乎没有幸免于难不中招的！
近百年前的黄埔军校和现在一样不准学生抽烟。一次黄埔三杰之首，老蒋的红人中共的元老蒋先云同学和一帮子同学在宿舍里边打屁边吞云吐雾，正不亦乐乎之时，突然听见一阵咚咚咚的大皮靴声由远及近，小蒋同学一下慌了：靠，早不来晚不来，这个时候邓队长来查铺了！迅速掐灭烟头衣服也不脱就滚进了被窝，心里求神拜佛的想要混过去。没想到皮靴声越来越近最后就停在门口不走了，然后邓队长那浓重的广东话就隔着门传过来：“这乌烟瘴气的！哪个混蛋在宿舍里抽烟！”于是在一片无声的期盼目光中班长蒋先云同学只好认命的去开门，一步一挪的到了门边，可怜兮兮的开门一看，门外站着的竟然是我们笑到抽筋的陈同学——结果就是半夜里上演了一出全武行！
骄傲的关麟徵在黄埔时就是一副标准的军人楷模形象，寡言孤傲，大家也不敢和他玩笑。可那是在没遇到小陈同学的情况下。小陈同学那是谁啊？全黄埔只有他没调戏过的，没有他不敢调戏的。于是某日里大家操练之时，小陈同学趁教官不注意，对着关同学就做了个伸舌歪鼻半睁半闭眼的鬼脸，事发突然，关同学还来不及启动自己引以为傲的自控力来维持自己一贯孤高冷傲的形象，就本能的扑哧一下笑出了声。这下教官听见了，回头一看，就见到周围一圈包括陈同学都站的笔直挺拔，只有关同学在那里莫名其妙的笑，心下大怒揪出关头学啪啪就是两耳光——而小陈同学仍旧全程肃然目不斜视不为周围所动的好学生模样～～～
陈赓同学和宰辅那多少年来深厚的师生情谊源于一次小陈同学的即兴表演。某日黄埔军校里，表演兴致上来的陈同学正蹲在板凳上模仿矮子吃面（具体形态大概可以参考佩斯兄～），周围一圈的同学笑得前仰后合，这一幕正巧被我们路过的教导主任看到了。慧眼识英才的教导主任欣喜的一把拉住小陈同学连连称赞他演得好。你想我们年轻的教导主任那可曾是南开的当家花旦啊，被他夸奖的小陈同学一定得意极了。所以不久之后，在教导主任的授意下，小陈同学拉了一票的擅表演喜乐器的同好们，创立了鼎鼎大名的血花剧社！不负众望的，小陈同学一人担起了大部分的女角表演，什么五姨太啦地主婆啦之类的，统统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小陈同学的表演天赋在后来的许多岁月里派上了大用场，尤其是在上海那么个大舞台上，更是盛放异彩，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的《潜伏》
除了同学，连校长陈赓同学都能调侃。那是在“陈赓的腿”声名远扬的8年后了，风水轮流转，救校长的陈同学这次成了校长的阶下囚。校长一见陈同学就万分痛惜状：“陈赓，你瘦了。”陈同学望天:“瘦吾貌而肥天下。”转而又说:“校长你也瘦了。”校长慨然:“国家如此，生灵涂炭，寝食不安哪！”陈赓立刻追问道:“身为一党一国领袖，校长瘦而天下更瘦，这是为何？”……
其实别说蒋校长，连太祖面前陈同学都尚敢放肆。
太祖上面激情演说，下面全体认真严肃的听报告，唯有小陈同学突然起立，大步走上讲台。太祖愕然：“陈赓同志你有何事？”陈同学二话不说拿起太祖面前的杯子一饮而尽。放下，擦嘴，微笑，敬礼：“报告主席，天太热了，借主席一口水。现在没事了！”言毕回席。
陈同学在得意之时玩笑洒脱，落难之时也不改幽默本色。
南昌起义受创后，陈同学辗转入港又乔装打扮从港乘船回返上海，恰巧老战友周逸群也便衣混入同一艘船上，被陈同学发现了。陈同学就故意坐到他旁边拿起报纸遮住脸，碎碎念到:“这鬼记者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纸上就登出来了。”周同学大惊失色，小心的查看四周心里惴惴不安，突然反应过来刚才那声音咋那么耳熟呢！掀开报纸一看——陈同学都快忍笑到内伤了！
然后每次有了黄埔俘虏，陈同学都要前去探望一下，顺便吹嘘：“你们胡长官和我可是一期的！”正郁愤不满的师弟们一看竟然是黄埔三杰的大师兄，心里稍稍平静一些。再被塞几罐罐头牛肉啥的，心里那个感动啊～～～
非常时期行非常事。虽然内战是党派之争，这段历史本身值得反思，但对于那个时候那些处于两党的基层的人员而言，彼此一旦对立，就是你死我活的结局，尤其是情报工作中，所以处决顾顺章及其家人惨烈归惨烈，那个环境下也别无他法。
陈同学担任情报科长期间处决的叛徒不少，可惜都没什么准确的记载，只能从各中高级八卦中略见端倪。例如有名的“霞飞路暗杀案”，普遍认为是他策划领导的，但是否他亲手杀死了白鑫却难以求证。连“王庸”这个几乎众所周知名字都从未公开出现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只能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过了保密期，这段精彩绝伦的历史能够重新向我们掀起它的神秘面纱。
上面8南昌起义那时陈同学扬言要毙了学弟林彪，其实很多时候林同学不是怯战，只是习惯于避其锋芒以柔克刚，看起来却貌似未战先怯有点瞻前顾后。不过正是战前的多方算计力量比对，才能有了后来的长胜将军吧。不过他抑郁寡言，和我们开朗幽默的陈同学绝对八字不合来着——自尊心强的连玩笑都不能开的主啊= =
不过我很不喜欢TG的宣传，貌似所有的将军元帅都该是高大光辉性格刚烈，千人一面，掩藏了很多人的特性人格和可爱缺点；而所有的战士都该以前进为荣后退为耻，可战略上的后退有时候比战术上一味的冒进更有效更有利，明知不敌还要拿鸡蛋碰石头，那不傻蛋么！ 好帖子！虽然看完了《人间》，但是不是很喜欢，看了这贴子倒是想去回味一下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uninfo/1/1516349.shtml
记号下。。。 确实很复杂，革命年代的同学真的BH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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