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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0:32

一个当时绝大部分时间
主要在敌后打游击为主的政权
居然能成为祸害中国的一个罪魁
你可真会高抬人呢
那么请问在台面上的当时
代表所谓受国际承认的
中国合法政府的
国民党政府
它又是谁的代言人呢
别告诉 ...
山中翁发表于 2009-12-5 23:21

苏俄指使中共反对、利用、破坏北伐，背叛国民革命

　　苏俄显然明白，中国共产党，这个在它的扶植和教唆下，并在国民党怀抱中尚未长大的中国共产政治集团，是无论如何也禁不起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的。因为，只要国民党和蒋介石决心抽身北伐，就极有可能将中共这个包藏祸心的“政治寄生儿”甩到一边去。因为在广东，共产党仍因国民党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只有把中国国民党拖死在广东，以将之逼迫在任其窃夺的境地，或将蒋介石彻底打倒，以从根本上阻断北伐，等到中共羽翼已丰，气候已成，到那时，便不是国民党要甩掉共产党，而是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了。这才是苏俄与中共要坚决反对北伐，并且反对不成便利用之，利用不成则破坏之，破坏不成就干脆背叛之的根本原因。

第一、苏俄与中共反对北伐

　　一九二六年元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已正式提出了北伐的建议。蒋的北伐建议，立即遭到了全体苏俄顾问的一致反对。鲍罗廷更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为理由，坚决反对北伐。随后，以季山嘉为首的俄国军事顾问团所有成员，立即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竭力鼓吹“北伐必败论”，中共更于广州市区到处散发传单，广贴标语，公开反对国民党北伐，并散布流言，首指主张北伐的蒋介石为“新军阀”。三个月后，当夺回了相当权力的国民党已经决定北伐，半年之后，当蒋介石已经领导北伐胜利出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杂志仍然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仅猛烈攻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个人，而且公开反对北伐，并以所谓“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以暗指由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就曾明确指证中共是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

第二、苏俄与中共利用北伐

　　早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已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变蒋介石和国民党提出的北伐“难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一方面决心反对北伐，一方面却要“从各个方面以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并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参见本卷第二章），明确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特别要注意组织农民，以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一九二六年七月，当国民革命军刚刚胜利出师北伐，中共又召开了扩大会议，进一步认定“农民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地进行，就在于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一九二六年九月，鲍罗廷又根据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一再指示（参见本卷第二章第一节），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演说，再一次强调“ 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苏俄顾问和中共一再地要在中国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和北伐已经胜利进军的最初日子里，在反对北伐不成而只好顺应北伐之时，一再地将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层次，其目的，无非一是要将全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军阀”改变为发动工农革命、实际是煽动农民造反，以造成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二是要借用国民革命的名义，并以混淆两种不同的革命为手段，偷换国民革命的内容，以夺取发动共产革命的成功。正是在这样一个阴谋方针的明确指导下，苏俄和中共才在反对国民党北伐失败之后，变反对北伐为利用北伐。由是，在北伐胜利进军后的湖南，由中共煽动起来的农民运动不仅声震全国，其“实绩”，便是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把军阀已经打倒的湖南逼进了遍地暴民造反夺权的红色恐怖之中。据北师大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湖南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了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四月十日，由中共操纵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告全省农民书”，提出农民运动不是减租减息，也不仅仅是要打倒土豪劣绅，而是解决土地问题。武汉国民党中央遂由毛泽东和国民党极左派邓演达等成立了“土地委员会”，颁布“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和“处分逆产条例”。规定“凡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财产，皆为逆产，一经合法发觉即行没收”。这个决议草案，因谭延悖等的反对而未能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但是，盖因中共发动与建立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枪，而且自设公堂刑狱，动辄批判斗争，随意逮捕杀人。中共领袖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亦因农民协会将之游街示众、批判斗争而被整毙，北伐军中许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其惨毒之状，实与四十年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人民横遭荼毒的情景极为相似。
　　同样，在建立了国民政府的湖北和武汉，工农运动亦闹成了“如火如荼”的局面。据同一本中共《中国现代史》教科书称：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经成立农民协会三十四个，会员已有二十八万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汉登记的工会组织已有五百多个，会员达八十万之多。武汉工人运动的声势之大，“适如北伐军取得武汉、江西与福建之震动于全中国、影响于全世界一样”。17 而武汉工人运动给武汉地区和武汉国民政府所带来的破坏，更是令人触目惊心。犹如这部《现代史》所“揭露”的那样，由中共发动的武汉工人运动，“不仅随意罢工，随意要求增加工资，而且自组法庭监狱，随便捕人施刑，动辄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随意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的现象，更是随时可见……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两个月中，工人、店员罢工可考者达三十六次之多……频繁的罢工，不仅加剧了劳资纠纷，而且为武汉国民政府带来了重重困难：一是日本和英国关闭了在武汉的全部企业，二是民族工商业主因工人运动而不能聊生者纷纷抽逃资金，关厂罢业，举家潜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汉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经营者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汉商人罢市，各家商店全部关门谢业，拒绝售货。三是工人大批失业，至四月底已达三十万人之巨。四是武汉国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仅一百五十万圆，支出却达一千三百万圆，只能靠大量发行纸币以熬度艰难……”。至此，为北伐军胜利占领并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武汉，几乎被苏俄和中共一手煽动并操纵的工农运动，闹成了一个死岛。
　　武汉如此，上海亦无例外。如前所说，中共不仅为了夺权而抢在北伐军前面发动了三次武装暴动，以图谋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义下，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而且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擅自组织工人武装以横行沪上，甚至威胁称：“如军政首长有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18 由是，整个上海祸心包藏，阴谋待发；世面混乱，人心不宁。上海商界更只能哀叹“自国军临沪以来，我商人乃处于憔悴呻吟之下”。19 北伐军虽然能够打倒军阀，却因为苏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机发动共产革命，煽动暴民运动，推倒国民革命，非但不能给人民带来北伐打倒军阀之后应有的和平安宁生活，却反而只能陷人民于更大的“混乱、动乱和暴乱”之中。这个后果，实在是将北伐打倒军阀的意义，抵消到了令人思之惘极的地步。对此，如果不是一个在中共“革命暴政”下生活过来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其时，亲共近俄、并得到了苏俄好处的冯玉祥，正是因此才作出了“远俄送共”的决定。他的名言，即指苏俄与中共乃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实为此一阶段苏俄与中共所蓄谋制造的“共产革命”景象，提供了明确的证词。

第三、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

　　诚然，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一个手段，就是利用北伐，以发动共产革命。
　　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二个手段，则是阴谋挑起“迁都之争”和决策“拥汪反蒋”。一九二六年十至十一月间，蒋介石曾数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称：“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中央及政府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电请迁都武汉，不仅合情，而且合理。当时负责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张静江，在屡接蒋介石电报后，遂决定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以讨论迁都问题，并使之获得通过。但中共却认为：“召开此次大会用意，据我们观察，乃在蒋欲迁都，转移中央政府。”为不造成“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东”的局面，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中共遂决议“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决定采取措施，努力使联席会议延期举行”。20 如前所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因广东各级国民党党部仍有三分之一以上为跨党的中共党员所把持，再加上中共的阴谋决定和阴谋运作，因此，参加联席会议的代表，便以中共身份的国民党人占多数，由是而在联席会议上击败了张静江，否决了迁都案，并形成决议称：“现在国民政府之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首要工作，应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广州。”蒋介石请求广州中央和政府迁都的要求，遂因苏俄顾问和中共的反对而失败。一个多月后，当苏俄和中共已经明确意识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迁都武汉已成为势所必然之时，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又开会决策曰：
　　第一、迎汪速回，以与蒋分权。第二、尽力发展湖北革命力量（按：指共产党力量）。第三、确定唐生智在政府中的一定地位（按：旧军阀出身的唐早有图据两湖之心）。第四、巩固左派在广州省政府的政权。21
　　四个月后，当武汉已经成为工农革命的中心，鲍罗廷已经深信“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时，在“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已经对迁都武汉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22 为他们所把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又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决定，并在迁都武汉途中坚决反对蒋介石敦促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暂驻南昌，再一次借迁都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为重新夺取国民党领导权做足了舆论准备。蒋介石由是而再一次遭遇了失败，并迅疾迎来了苏俄和中共对他发动政变的厄运。特别是汪精卫在苏俄和中共“迎汪反蒋”阴谋下回国以后，他非但不听取蒋介石和一批真正国民党人的劝告，不仅大言“我是爱护工农的呀”，而且与中共党魁陈独秀发表了“联合宣言”，随后便赴武汉“俄国政府”去做第一把手去了。由是，中国国民党的再一次分裂岂但不可免，北伐军的分裂和内战亦终于爆发。若不是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在此关键时刻痛下了“清党”的决心，则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已经指日可待。
　　苏俄和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三个手段是制造南京事件。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即北伐军攻下南京的当天，在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祖涵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和第六军，有一些共产党身份的士兵，竟以公开杀害外侨为手段，蓄意悖发国际事端，不仅引发美国军舰向南京城内开炮，造成南京民众死伤甚重，而且造成列强对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敌意和干涉。事后，李富春和林祖涵逃往江西，以弭其罪。后来，因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查抄了苏俄驻北京大使馆，缴获了共产国际给苏俄驻华使馆武官的一份训令，乃使罪证确凿。该训令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引起各国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和多数残杀……。”这份训令不仅在口气与内容上，与不久前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如出一辙，而且与不久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命令中共执行烧杀政策完全一致（详见下卷第二章）。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在下院作证时曾明确指出：“计划南京暴动者，似有意使西方强国与蒋介石为难。”虽然这一场以袭击外国人为手段，意图挑起列强干涉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事件，乃不了了之，然而，苏俄和中共为破坏北伐，已可谓心机用尽，更可谓手段用极。

第四、苏俄与中共公然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苏俄与中共反对、利用和破坏北伐实已发展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亦因此而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北伐打倒军阀的成功，崭新国民革命政权的建立，不但没有给北伐胜利后的中国带来新的气象，却反而制造了无穷尽的乱象，将曾经一心向往北伐的无辜民众，推向了痛苦和迷茫的深渊。
　　但是，正是这一切才最终逼出了国民党“清党”和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的决心，以将三年来借俄援和容共而诱逼中国国民革命，特别是破坏北伐的苏俄和中共，清除出中国国民革命的阵营，清除出中国国民党，并由真正的国民党人来建立真正的国民革命政权，取代已经完全被苏俄顾问所操纵的武汉“俄国政府”。但是，苏俄与中共却以为公开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的时机终于到来：苏俄、中共和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央遂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褫夺他的一切职务；共产国际代表鲁易则提出了“南伐”，要汉方的北伐军打回广东去；中共领袖周恩来竟坚决要求“东伐”即东进讨蒋，以诱发北伐军的内战；苏俄顾问鲍罗廷因以为“他的箱子中还有草”，23 仍妄想继续破坏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武汉的国民党亲俄亲共派们，因出于良知未泯而要求继续北伐。因为他们知道，也只有北伐，才能挽回军心和民心。24 但是，汉方的国民革命军已经严重不稳；夏斗寅的“叛军”已经顺流而东下；25 “马日事变”的枪声更是震撼了武汉的国民党亲俄亲共政权；26 曾为鲍罗廷诱惑的新旧两栖军阀唐生智已擅自还兵武汉，虽愿反蒋，却同样要反共拒俄；27 连曾经近俄亲共的冯玉祥也开始驱逐共产党并与苏俄疏远，更在对是非、权力和利益的比较中，由武汉转向了南京 …… 28 斯大林给中共的一纸“训令”，虽然推动了中共最后的背叛，但这一纸“训令”对汪精卫所起的反面效应，却是逼出了汪精卫“分共和驱俄”的决心。恰如汪精卫于是年十一月五日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时所称：“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29 苏俄顾问鲍罗廷终于“希望全绝”而待罪归国；中共却在斯大林亲自派来的又一个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领导下，作出了于八月一日在南昌发动武装叛乱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由此而举起了他们公开背叛中国国民革命的旗帜，并从此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指挥下，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在南中国落后、偏远、贫穷的农村，到处煽起了“望岱叛乱”的火星，30 点燃了叛变的烽烟。中国的共产革命亦终于从俄式共产革命走向了“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相结合的”道路，只不过他们要造反的，已不是中国的历代封建专制王朝和绵延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而是历尽艰难才推翻了专制王朝和专制制度，又历尽艰难才夺取了十七年反复辟胜利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17、18、19、20，《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一页至三三五页。
21、《彭德怀自述》和《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四页。
22、23，同11。
24、《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二页。
25、同上。
26、〔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27、同上。
28、《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一五至五一七页。
29、同上。
30、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0:35

一个当时绝大部分时间
主要在敌后打游击为主的政权
居然能成为祸害中国的一个罪魁
你可真会高抬人呢
那么请问在台面上的当时
代表所谓受国际承认的
中国合法政府的
国民党政府
它又是谁的代言人呢
别告诉 ...
山中翁发表于 2009-12-5 23:21

　中共认宗苏俄、分裂祖国并制造两个中国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这个长达十年的时期内，苏俄命令并指挥下的中共叛乱叛国有三个阶段：即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武装叛乱阶段，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八月的武装叛国阶段，与一九三四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制定假抗日真图存阴谋策略的阶段。

第一、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中共武装叛乱

　　本阶段中共武装叛乱的特征及手段，是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认宗苏俄、背叛祖国”的城乡俄属苏维埃政权。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为转变中国革命，首先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招回了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并不指定新的总书记或临时负责人，所以，在紧急时期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继之而来的罗明拉兹，就取得了更高的决策地位。罗明拉兹被授予全权“纠正过去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同时，“共产国际考虑以瞿秋白代替陈独秀……因为瞿秋白同意按共产国际方针实行中国革命的政策转变”。 26
　　由是，在罗明拉兹的决策和指挥下，中共掀起了武装叛乱的第一个浪潮，即发动“ 八一南昌暴动”。罗明拉兹和新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这次武装叛变。是时，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共产党掌握的武装有：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张发奎的叶挺第二十四师，由原叶挺独立团改编的周士第第七十三团，贺龙的第二十军，卢德铭掌握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部，和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大队，以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部分学员。27 叛乱发起后，乃推出宋庆龄、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人组成主席团，并仍盗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由贺龙任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参谋长，号称下辖三个军，总兵力三万人。但是，不数日，只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发兵平叛追剿，叛军乃逃出南昌，逃至广东，兵败潮、汕。嗣后，千余残部乃迂回逃窜，于翌年四月由朱德、陈毅带至井冈山落草，为毛泽东所接纳。
　　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二个浪潮是在八七会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中共八七会议，决策了中共叛乱的三大政策，或曰三大手段、即武装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于是，该次会议首先批判了前中共中央“不敢发动武装暴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指责了大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武装队”，因此，号召要“造成真正的革命的工农武装队”，以实行武装叛乱。28 其次，因土地革命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给中国革命提出来的路线和任务，所以，本次会议不仅确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针，而且，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自罗明拉兹来华后，土地革命变得异常激进，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派赴各省组织农民暴动，土地革命真正变成了全党的革命行动。”29 八月九日，由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指示，于是，九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决议”。决议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是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该成立苏维埃”。同时指出“苏维埃组织应当首先在广州、长沙这些确实取得胜利的关键地方建立”。嗣后，“只是因为攻打长沙没有进展，所以没有提出苏维埃，而广州暴动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
　　八七会议决定的另一个大规模武装叛乱行动，便是派毛泽东赴湖南发动秋收暴动，以攻打长沙和武汉。毛在湖南招降纳叛，于九月初建成了四个团的叛乱武装。第一团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备团部分叛变军人和平江、崇阳、通城农民武装组成，第二团由安源一些工人武装和附近各县的农民武装组成，第三团由浏阳农民自卫军、平江农民自卫军及部分警卫团叛军组成，第四团由原夏斗寅残部组成。计划分三路进攻平江、萍乡、沣陵，然后共同进攻长沙。九月九日，秋收暴动从破坏铁路交通起，一团进攻平江，因四团叛变，惨败；九月十日，二团在安源起义，在浏阳遭围歼，损失三分之二；九月十一日，三团进攻东门市遭袭击，亦败亡。九月十九日各残部败聚文家市，认为“革命已经暂时没有可能在城市取得胜利”，所以“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败走赣粤边界以求存，然后落草井冈山中。
　　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三个浪潮，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上海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动。如前所说，这次仍由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会议，通过了罗明拉兹为中共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等。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一就是“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坚持城市中心，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要努力使暴动的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30 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二，就是“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阶段，现时革命阶段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并称，“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政策，在党领导的全国各地革命斗争中，都得到了实施。特别在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时，已把这个口号公布于全国”。31 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三，就是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动派，应当采取毫不顾惜的消灭政策，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要极端严厉绝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 32 中共中央于会议结束后第三天发出了“致两湖省委的信”，明确指示“在城市中当战争激烈以及某一部分军队败溃时应……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在汉口长沙如是工人群众的行动，可领导其打外国人。在乡村中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目前主要口号应当是：工农兵大暴动起来，消灭新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杀尽土豪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33 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湖南特委代表曾到井冈山批评这里的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阶级，然后再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34 此后，在由中共所发动的武装叛乱中，大都执行了烧杀政策，其情景惨绝人寰（参见本章第四节）。
　　会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布置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布置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的“ 工农总暴动”，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上海起义，武汉起义，顺直暴动。武汉暴动计划，因无以执行而被取消；长沙暴动虽有中共湖南省委“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总动员通知，亦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敢死队，但瞬间败亡。上海及顺直等地区的暴动，非迅速惨败，即无以发动。主要的武装叛乱，乃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指挥，苏俄驻广州领事馆直接参预，和由张太雷、叶剑英等参加指挥的广州暴动。参加暴动的主力是叶剑英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约一千三百人。另有周文雍指挥的工人赤卫队，约三千人。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叛乱爆发，当日即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又称“广州公社”，由苏兆征任主席，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并发布政纲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收归国有”，“打倒反革命国民党和各式军阀，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等。暴动竭尽烧杀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尸”。 35 暴动和暴行延续了两日，迅以惨败为告终。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几于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的同时，因苏俄出钱出力，中共亦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中共“六大”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实际是俄式共产革命在中国失败的教训。中共“六大”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以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准备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36 中共“六大”提出了十项政纲，主要有“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和银行，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等。大会认为，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到来。但“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无可避免的”。“党的总路线是先争取群众，要团结无产阶级的群众，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准备武装暴动。”中共“六大”还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在准备武装起义中，就要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起义后要坚决、敏锐地成立政权机关；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装起义队伍的基础上，变成常备红军。党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要在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工农革命军……”大会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第三党是“反革命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奸细”。国民党的各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37
　　中共“六大”以后，中共的武装叛乱几已全部转移到了农村。但各地农民在中共煽动下的暴动和暴乱，却呈现出一种时起时消、瞬间败亡的景象，并且发动不易。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38 所谓的新革命高潮非但没有到来，失败的景象却随处可见。
　　据中共现代史教材和中共党史著作称，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暴动，其中大型的暴动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广州暴动外，其余都是农村暴动。主要有：一九二七年九月至十月的两次海陆丰暴动　曾于十一月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一九二七年十月的广东琼崖暴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的湖北麻城暴动。一九二八年一月赣东北弋横年关暴动。一九二八年一至二月由逃窜在湘南的朱德、陈毅所发动的年关暴动。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春的洪湖和湘鄂西暴动。一九二八年三月的湖南平江“扑城”暴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的陕西渭华暴动。一九二八年春的闽西龙岩、永定暴动。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平江暴动。以及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五月红四军的两次入闽和一次入赣。39 这些暴动，除掉一时烧杀无度、血溅山野之外，大多数遭到了惨败。其后，若不是以李、冯、阎为代表的残余军阀大规模武装叛变，为中共的武装叛乱带来了机会，则不仅是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无由存在，即便是由苏俄所直接命令和指挥的武装叛国以保卫苏联，都只能是有令难起了。

第二、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中共武装叛国

　　中共武装叛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中东路事发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第二阶段自九一八事变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红军逃出江西。第一阶段中共武装叛国的特征，是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并指挥下一边公开号召“武装保卫苏联”，一边扩大武装叛乱，以与苏联侵略里应外合。第二阶段中共武装叛国的特征，是于国难当头之时，“借重”日本的侵略，继续高喊“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坚持叛国，扩大叛乱，反扑围剿，直至失败逃亡。
　　中共两阶段叛国的共同手段，都是在苏俄的命令与指挥下，坚持武装叛乱的形式，坚持煽动农村造反，和坚持建立认宗苏俄的苏维埃政权。
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一阶段
　　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中东路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宣言和中央通告四十一号、四十二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苏联。宣言和通告根据共产国际精神提出：
　　一、“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紧急的建设与巩固，更加吸引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与殖民地的劳苦群众，日益倾向革命，所以苏联与帝国主义为生死之敌，特别是帝国主义互相冲突不可终日的时候，更加紧对于苏联的敌视，企图首先消灭苏联。”作者按 —— 中东路事件，在中国政府，是要收回主权；在苏联，是要继续强占沙皇俄国所曾抢占的中国主权。因中国政府要维护主权，反对强占，苏联便发兵侵略中国 —— 这就说明苏联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
　　二、“帝国主义指示中国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已进行两年了”，“收回中东路便是具体的表现”。作者按 —— 事实是，苏联命令并指挥中共武装颠覆北伐成功后的中华民国已经整整两年了。事实是，收回中东路为国家主权所在，为任何国家所不能反对，中共忘记了自己也是中国人。
　　三、“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事件。”作者按 —— 如果在本国领土上收回国家主权就是进攻苏联的开始，则近百年来全世界只要是宣布过国家独立、收回过国家主权的各殖民地国家，岂非全部变成了侵略者？如果这一立论“正确”，则今日收回香港和澳门主权岂非成了中共在“进攻英国和葡萄牙”？
　　四、“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切，而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作者按—— 此无非是说：只因为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所以中国就不能收回主权，所以中国若要收回主权，苏联就应该武装侵略中国，中共就应该武装保卫苏联而不应该保卫自己的祖国。这不是彻底的卖国助敌又是什么？
　　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应是最主要的口号。”40 作者按 —— 如果应该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那么，在苏联侵略我国之时，最主要的口号岂非更应该是“反对中共去做苏俄侵略我们祖国的工具”吗？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在叙述中共这一段武装叛国的历史时，因多少有些为中共“无地自容”之感，因而，在引用资料时，才不得不“做了一些手脚”。但是，当他们批评起被中共后来的领袖所否定了的前领袖王明时，却说：“王明虽然在这些文章里（按：指王明十二篇论证中共应该“武装保卫苏联 ”的文章）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但这些文章主要的还是大肆宣扬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提出的‘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极端口号…… 41 此可谓“一语露尽天机”。由是，他们才如是小心翼翼地批评说：“武装保卫苏联，实际上是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了起来，它脱离了当时中国广大群众的实际要求，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42 他们的话，虽然掩盖了中共叛国的鲜明本质，抹去了当时国民对于中共这一叛乱卖国的愤怒指责（包括除中共以外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所有其他政治派别）。但是，在中国大陆没有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能如是说，已经难能可贵。
　　如本章第一节所说，中东路事件爆发之际，苏联侵略者不仅对我国大打出手，而且侵略并占领了我国东北的大片领土，只因我国政府受制于国内的残余军阀叛乱和中共武装叛国，而不能战胜它的侵略，才使它达到了要继续强占我国主权的目的。虽然祖国的失败已经若此，中共却非但不收敛它“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方针，却在这一叛国的旗号之下，将武装叛乱推向了顶峰阶段。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当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中共江苏省“二大”第九次会议上发表演说时，即称： “反对进攻苏联和保卫苏联的任务，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据中共史家称，这次会议的决议就是“武装保卫苏联”。43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该通告指出：“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目前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将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的残酷的阶级战争，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爆发。”由是，中共党史专家才会坦白地说道：“中共乃由此在中国安排发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制定红军的策略。”44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即“接受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紧接着，中共又发出了“中央通告七十号”，号召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还说“这是目前总的路线”，是“最积极进攻的路线”，是“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
　　一九三零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大会认为，当前，中国统治阶级在“崩溃”，革命高潮即将来临，要迅速准备武装力量，与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声称：“在革命的具体发展、伟大革命高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对此中共党史专家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提出了全国武装暴动计划，即城市工人暴动和农村红军进攻相配合的夺取一省几省胜利的计划。”45 同时，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武装暴动计划主要有：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武昌和长沙，红二军团和红一军团出兵汉阳、汉口，红十军团进攻九江，红七军团挺进柳州，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又要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举行总罢工、总起义，以造成全国革命高潮。”46
　　中共中央所发动的各大城市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计划，均因为行不通而失败。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于七月二十七日突袭长沙，并于七月二十八日建立了以李立三为主席的长沙苏维埃政府。八月五日失败后，八月三十一日复又攻陷长沙，九月二日再次败退长沙。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红二军团由一万五、六千人减少到三千人，缩编为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撤往鄂西山中。广西红七军北上后丧失了右江根据地，部队由六千人减少到二千人，最后进入中央根据地。红十军由两万人减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围退回到赣东北根据地。”47
　　中共第一阶段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计划，虽乘新旧残余军阀的大规模军事叛变而起，但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军平叛的全面胜利，亦以全面失败为告终。
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二阶段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后，日本阴谋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东北人民自组义勇军以抗日，中华民国政府曾明有十九路军、暗有第五军血战淞沪的壮举（参见上卷第六章），政府军在长城沿线对日本的顽强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轻易南下和西进。全国人民呼唤抗日救国的悲情壮歌更是波澜国中。当此国难当头之时，中共非但对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不愿与闻，相反，却乘国难而发难，一意坚持和扩大武装叛国。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乘机扩大武装叛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天，中华民国政府军乃不得不停止围剿，蒋介石本人亦不得不于第二天离开江西前线。由是，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胜利 ”，中共临时中央竟立即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决议案”，于九月二十日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认定中间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二个任务，则是乘机建立附庸苏俄的“国中之国”，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苏联的国庆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即在苏俄发表“中国的革命斗争”一文，称：“中国正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一事实本身便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为当此日本人占领满州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了一个新的革命的中国存在！”48 一九三二年春，即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国政府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赢得了第一次淞沪抗战的胜利时，中共领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一书中，称：“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49 中共现代史教材甚至“揭露”说，“一二八”之后，正当我国军民在淞沪抗战前线用血肉捍卫自己的祖国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十九路军抗战也采取了错误的策略，搞要兵不要官的‘下层统一战线’，号召士兵‘立刻组织兵士委员会’，号召‘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 ’，‘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到自己手里’”。50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实行武装叛国的第三个任务就是利用日本对我国的侵略，一边扩大武装叛乱，一边反扑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围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华民国政府军被迫停止了第三次围剿。此后，直至一九三三年春，中共的武装叛国便获得了一次很大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之间的‘白点’完全消失，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人口三百万。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获得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寰州、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拥有五个县城，建立了迄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主力部队已达伍万人。”一九三一年十月，移驻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一九三二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51
　　一九三三年春，正在进行第四次围剿的中华民国政府军，又因长城抗战爆发而被调防长城沿线。中共的武装叛国又得到了一次大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地域更加扩大，已经跨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闽浙赣区的红十军扩大为红七军团，南下归红一方面军指挥。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这时是中央苏区全盛时期。”“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同时，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界，开辟了川陕苏区。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陕苏区发展到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总面积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余万的广大区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四十五个团，共八万余人……这是川陕苏区的极盛时期。”“在陕北……九一八事变后，在河北阜平起义的红二十四军转战入陕（按：不是抗日），与谢、刘（谢子长、刘志丹）的游击队会合……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在一九三三年内，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达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52
　　这一切，无非证明，正是日本帝国对我国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的全盛期。为了在祖国遭受侵略的日子里武装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苏联，为乘国难当头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并篡立起一个“俄属苏维埃中国”，中共唯以制造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为己任，虽然自称数十万人马，却非但没有派过一兵一卒以东进上海抗日，以北上长城抗日，以远征东三省抗日，甚至连抗日的口号亦不曾喊过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便必定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而已。而武装保卫苏联的行动，就是受俄命而在国难当头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中共的叛国本质和叛国行径，也就无须再作其他任何的证明了。
　　最后，仍必须指出的是，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这十年间，不论是中共所称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还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按照苏俄的命令与指挥，旨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一心颠覆中华民国和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目标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于他们的内部斗争和互相否定，不过是这个史无前例的叛乱叛国集团的内斗和内讧，或曰苏俄统治集团内斗和内讧在他们当中的表现罢了。充其量他们也只是在比较谁更忠诚于苏俄，谁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上面更有成绩，谁的思想和路线更能够达成叛乱和叛国的目标罢了。就象某个盗窃集团的一群首领们，既要在盗窃前为谁的盗窃办法最好而发生争论，又要在盗窃后为偷盗的失败或分赃的多寡而互相指责一样，不仅没有是非可言，即便有，那也只是这个盗窃集团内部的是和非而已。而当我们只需就这个盗窃集团对社会所产生的危害进行揭露、指控和清除，而非对盗窃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分别予以“量刑”时，他们内部的是还是非，又与我们何干呢？

26、同06，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页。
27、参见《中国现代史》第二三七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28、《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二零页。
29、同上。
3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二页。
31、32，同30，第二四二页、二四三页。
33、该信亦在罗明拉兹的主持下向中共党内发出。参见注35。
34、同30，第二四四页。
35、文聿：《中国左祸》第十二至十四页。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另参见本章下文。
36、同06，第一三四至一三五页。
37、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八页。
38、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39、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三六至二四九页。
40、曹、戴：《王明传》第一二零至一二一页。
41、同上。
42、同上，第一一五页。
43、同06，参见第一五五页。
44、同06，第一五七页。
45、同06。
4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七三页。
47、同上。
48、苏联《真理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49、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三二年六月版。
5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三一零页。
51、同上，第三七六页。
52、同上。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0:37

一个当时绝大部分时间
主要在农村和山区
打游击和在城市中
隐蔽的组织地下活动为主的政权
居然能成为祸害中国的一个罪魁
你可真会高抬人呢
那么请问在台面上的当时
代表所谓受国际承认的
中国合法政府的
...
山中翁发表于 2009-12-5 23:21

　中共对外保证拥蒋抗日、对内决策日蒋火并

　　当我们已经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策略和理论的阴谋本质，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之后，我们就能够将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以及中共乘国难以一意准备夺取政权的事实认识清楚了。

第一、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对内的两个秘密指示

　　一九三七年五月，刘少奇曾在中共“白区”党的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白区党的群众工作的报告，指出“各地党组织应该在中央帮助下迅速地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要训练出大批干部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去，这是党的中心工作……”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虽然于七月十五日即发表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宣言”，同一天，朱德又发表了“七一五对日进行抗战”讲话，然而，事不过半月，当国民党军队在平津对日寇的节节抵抗，已经打得十分地壮烈与残酷，第二次松沪抗战就要爆发之时，中共中央却对内秘密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指示”。这个内部指示的前言，称发出这个指示的目的，是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这个秘密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一）政权问题第三条：在邻近游击区域周围的国民党区域，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旧关系打进旧政权中，去充当保甲长或区长及职员等等。
　　（二）土地问题第三条：要利用国民党旧有的组织，如农村复兴会、合作社等等，到里面去工作，在真正为群众谋利益的过程中去取代领导。
　　（三）武装问题：在保证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一、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二、改变番号与编制后，部队中可成立队长或副队长、政治部主任或总支部书记的党的秘密委员会，领导部队中的一切工作。三、脱离生产的小的地方性游击队，游击小组，原则上可一律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时，仍可非法存在。四、赤卫队取消，有计划有组织地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四）群众工作问题：二、在顺利的条件下，如果革命的群众团体还不能公开存在时，党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环境，利用一切合法的组织形式去进行组织群众的运动。三、党必须及时注意与纠正左倾关门主义与盲动主义以及右倾的尾巴主义与失掉阶级立场的投降主义的错误。四、必须有计划地去开展四周国民党区域的群众工作。
　　（五）国民革命军工作：二、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下级的官佐和士兵……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按：中共在之后历次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公开宣言中，均声称绝不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中共的秘密组织）三、顽固的反动的民团与土匪的坚持者与我们作对者，争取不可能时，可以以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消灭之。
　　（六）党的组织：一、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无论是苏区，还是游击区，党的组织必须全部变为秘密的组织，不必公开的干部和党员，不应在群众中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头。对于党员，要注意秘密工作的教育和执行。对于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和左派分子，绝不要他们直接作党和群众的工作，仅能做群众工作的掩护者，只能在他们的地位上作他们能做的工作……。二、……要真正建立党团工作，一切工作经过党团。三、有组织、有计划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训练党的干部和党员，了解党的新政策。要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举办党校与训练班。
　　（七）解释工作：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我们仍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01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又对内发出了“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
　　这个原则指示的第六条称：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
　　第七条称：在抗战中，应该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群众团体。或加入到已有的国民党所控制的机关（如黄色工会、农会、学生自治会等）中去工作，转变他们为这类的群众团体。利用一切方法动员群众争取民主权利，扩大政府所谓允许民主的范围，一直到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之完全取得。
　　第十一条称：同各党各派的政治斗争，是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的。但如何争取抗战顺利的问题，应该成为斗争的中心。应该到处提出党对于保证抗战顺利的具体主张与办法，批评其他党派的不彻底不坚决，以动员全国人民，环绕在我党主张与口号的周围。
　　第十二条称：用一切方法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但同时应该巩固与扩大党的秘密组织。
　　…………… 02
　　应该说，这两份发出在七七事变刚刚发生之后的内部指示信，不仅是对“四项保证”的立即背叛和彻底背叛，而且已经将中共欲在抗日的名义下，恢复和扩张一己力量的阴谋谋略，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里，抗日，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幌子。抗战和如何抗战，已经完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而利用抗战的名义，利用抗战的形势，利用民众的抗战要求，利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利用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合法地位，所干的，或曰一心想要干的，无非是既要扩大中共抗战的虚假名声，又要诋毁其他真正抗战力量的影响，更要乘机打击正在艰难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这一切都无非是要乘机扩张和准备夺权罢了。二十年代中期，中共在苏俄的命令下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以求发展与扩张的手段和经验，又被施展到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日子里。只不过此时的中共，刚刚绝处逢生，“合法”伊始，力量尚薄，无力张狂。因而不喊抗日，便不能合法和存在；不喊统战，便不能卷土重来。由是，中华民族为保存自己血脉的伟大卫国战争，便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全然变成了营造和扩张中共一党之私欲的时机、借口和手段。

第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洛川会议的由来及其对外和对内的两面政策

　　国民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平津节节血战日寇的壮烈牺牲景象，不仅震撼了全国人民；第二次上海抗战、即八一三松沪抗战的爆发和惨烈，更是揪住了全国的人心。这就使得“七七”以来仅仅是对外大言抗日的中共及其军队，面临着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诚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叙述的那样，“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赴前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周恩来也由南京来电，要求八路军遵命迅速开往，表示抗日的积极态度。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脱，不是说补给尚待充实，就是说编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暂缓出发。……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大规模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前线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次扩大会议，以便在八路军出发前，决定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全盘政策。”03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南九十公里洛川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举行。参加会议者，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首脑外，重要军政干部和重要军事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等都参加了会议。

一、中共洛川会议的对外宣言 —— 阳谋
　　其一、《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版第三六六页注释载：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该宣言第八条称：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
　　其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洛川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虽然该纲领包藏祸心，却宣誓曰：
　　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动摇和妥协。
　　其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除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然而，这都是表面文章。是喊给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听的。

二、中共洛川会议的对内决策 —— 阴谋
　　其一、决策失败主义的“日蒋火并”。在洛川会议上，张闻天作为当时名义上党的最高负责人，曾在他的开场白中说：“以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按：国民党的抗战岂是中共推动的），现在抗战既已成为事实，就应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04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指证说：“他（张闻天）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肯定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和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他还说，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在中途妥协（按：所以中共才要“推动”国民党抗战）。”05 张国焘继续指证说：“毛泽东继张闻天之后发言，表明支持张闻天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侥幸之理。前此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可以打赢，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须。他警告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伤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06
　　其二、决策“独立自主”的阴谋“抗日”策略。张国焘指证：“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地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一概应用任何藉口，予以推脱……红军改称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里来。中共所发展起来的抗日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里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群众的目的。……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07
　　张国焘的指证没有不准确的地方。因为，在此之前，中共的内部指示已经是它的证明；在此之后，毛与中共的做法更完全证明了张的诚实（参见下文）。尤其是毛泽东所提出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和建立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三项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策略，确实成了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的主要阴谋谋略。由是可知，这个由张闻天和毛泽东所制定的失败主义与日蒋火并的阴谋抗战谋略，就不仅在实际上是对中共“四项保证”的彻底揭穿，而且，更是对他们自己对外高喊“抗日”的彻底背叛。难怪张国焘说：“我当场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言论，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到蹂躏，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抗日烈火也并没有改变这两个自私的阴谋家的心肠。”08
　　其三、洛川会议的内部争论与解决。应该承认的是，张闻天和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所提出的阴谋抗战策略，并没有得到所有中共与会人员的赞成。不仅部分有着爱国情绪的军事将领对此有看法，连周恩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持保留态度。因为他需要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周旋，需要“要枪、要钱、要编制和要地位的本钱”。而其他到会者也“或多或少地表示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意见，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说到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时不好变化得太快，有的说到仍应委曲求全，力争抗战胜利。有的说到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有的说到八路军将来在前线作战，不能限于只打游击战……”“毛泽东看形势不对，于是提议休会三天……实际是停止讨论，仍然按照他自己的主张行事。在休会三天里，毛忙着与军事干部举行各种会议……三天后复会，毛泽东首先报告，谓现在大家的看法大体归于一致。”09 然后，洛川会议便作出了与会议的实际精神完全悖反的，高喊抗日、却又深藏祸心的两个对外文件，这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然而，毛泽东绝不会改变他的阴谋抗战策略。苏联《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道：“据他看（指毛泽东）战争有利于夺取政权，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按照当前形势看，应让中央政府的军队去冒危险，而自己却要避免对日本进行积极的斗争。这样就能建立起自己的权势来。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势力的一个因素。因为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因此，中共军队只能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必须服从延安指挥。南京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以保持独立的党，独立的军队，独立的指挥系统，并且主要是扩张地盘。”10
　　对此，中共的党史学家们也曾极为肯定地说道：“配合国民党友军作战，是在我党的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下进行的”。11
　　其四、中共洛川会议阴谋决策的贯彻和实行。由于山西的对日抗战已经打得十分激烈，因而毛泽东已经不得不命令部队开赴“前线”。但他不仅命令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开赴“敌后”，不仅对八路军主力部队交代了“主要是作群众工作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指示，而且，当八路军的个别将领在政府军浴血抗战的刺激之下，已存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态时，毛泽东乃一日数电地命令，指示，甚至是软硬兼施地要求八路军“不得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而只需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坚持所谓的山地游击“战”和建立由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历史的事实是，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一一五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一二零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
　　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怀电；九月十六日致林彪电；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电；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能采取运动战的方针，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山地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12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关战斗发起前，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中曾说：“只想以陈旅（按：即参加过平行关战斗的陈光旅）集中，相继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应适时把工作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13
　　这就是毛泽东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也是中共党内、军内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参见下文）。而也正是这五封不准抗日的电报，才把毛泽东对内决策的假抗战谋略，强行地予以贯彻和执行了；才将毛泽东命令八路军 —— 这一支由国民政府武装起来的正规军，只能将做群众工作当作中心工作，而不得将抗日作为主要任务的阴谋暴露无遗；更把中共高喊“抗日”的纲领和决议，自我地揭穿无遗。

第三、中共参加平型关战斗和发动“百团大战”的真相

一、平型关战斗的真相
　　其一、平型关战斗是全面抗战前期发生在长城沿线的一场大型战斗，是华北京汉、津浦、京绥三线诸大型战斗中的一次战斗，也是蒋介石命令在华北实行节节抵抗方针的一个具体战斗（参见上卷第六章）。这场战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力，消灭了敌阪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主力，对振奋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八路军某部却是在局部地抵制了毛泽东连续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这一场战斗，而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极不情愿的“配合”作战，伏击了敌人的辎重、即补给部队而已。
　　其二、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学者就已经在“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第二十一旅团主力”的论文中，论证了八路军伏击的“只是日军预备队一千余人和辎重”，即一支补给部队。其理由，一是从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来看，所歼之敌非主力编制。二是从缴获敌人的军用物资来看，军用食品无数，单是日本军大衣，就够中共一一五师每人一件（一一五师当时有一万五千人）。三是从当时敌人主力所处位置来看，敌二十一旅团主力于九月二十四日晚在平型关、团口即讲堂村一带阵地进攻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五日占领了该地附近长城正面约两公里的地方。因此，九月二十五日从灵丘方面开出的，不是敌人主力。四是从有关资料来看，九月二十五日，“第一一五师向蔡家山谷、小寨村攻击之部队，于十二时左右于小寨村将敌兵站守备队约一个大队兵力全部歼灭”。五是日本方面记叙，“第一一五师在通往灵丘 —— 平型关的小路上伏击日本补给部队，使日军遭受极大损失”。“中国军在平型关阵前进行反攻，同时，共军的一部，伏击第五师团非战斗部队的补给部队，使该部受到极大损失”。14
　　其三、中共党史专家们指出，“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型关战斗意义很大，但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至于党中央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前文已经道尽，此处无需赘述。

二、百团大战的真相
　　其一、百团大战显然不是一场大型的战役或大型的会战。台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称：潜入敌后的共军，常分股破坏敌人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号称“百团大战”，广事宣传。15
　　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没有超过敌后防御阶段的限度”，它基本是“游击战中的运动战，防御战中的进攻战。”16
　　八十年代的另一些中共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违背了党中央规定的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超过了战略防御的限度。”17
　　中共统计的百团大战战果称：在三个月又十五天的战斗中，毙伤日军
　　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伪军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据点二千九百三十三个，缴获步马枪五千四百余支，轻重机枪二百余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九百四十八里，公路三千余里和桥梁、车站、隧道二百六十余处，破坏煤矿五所……。18
　　上述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共自报的战果，以及它的战线之长、战场之阔大，均足以说明，百团大战决不可能是一场大型战役或大型会战。如果是，那它就一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范围的大型战役或会战”了。另外，它虽然“战果辉煌”，但至今没有伤亡数字的事实，和它在如此之大的战役中，竟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伤亡的事实，都只能说明它的真实性是需要考虑的。与国民党军队在二十二次大型会战和一千多次大型战斗中所牺牲的二百余位将官相比，诚属不能想象。下文将提到的，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所指出的，“中共军队夸大战果、以掩盖准备内战”的话，值得深思。
　　其二、盖因毛泽东坚决不准对日寇打大仗、硬仗、运动战，连平型关战斗那样的“大战”毛泽东都不准八路军参战，彭德怀才不敢擅自组织一场真正的战役。因而，彭德怀只能怀着军人的荣誉心以组织一系列对日寇的小规模袭击，也就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它却遭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一些领导人物以及中共某些党史学家的一再批评甚至批判。彭为此而具有了历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过一再地批判和斗争，直至含冤而死。因为，至今仍有一些中共党史专家在指责说：“这样大的战役行动，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是背着中央擅自发动的。”19 也有一些党史专家们说：“这样重大的战役，还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就进行，从组织上讲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说根本没有请示，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20 彭德怀本人在《自述》中说：“总部决定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大概比预定时间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开始的。故未得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21 显然，在连彭德怀也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即便是他的《自述》所叙述的“事实”是否是事实，也仍然需要甄别，就不用说中共的那些党史学们家了。然而，毛泽东，中共，以及他们的党史学家们、红卫兵们批判甚至斗争彭德怀的根本原因，虽是“反对毛主席”，理由却如中共某些党史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百团大战给我敌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22 说穿了，无非是因为它暴露了中共已经得以扩张的军事实力，从而给中共带来了继续实行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困难。
　　其三、彭德怀虽然为他的百团大战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漫长痛苦，但是中共却对外将百团大战宣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共中央曾在它一九三九年的文件中趾高气昂地宣称“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大战’，则给了日寇以沉重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23 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或致电祝贺，或纂文热情鼓吹‘百团大战’的胜利。《新中华报》、《新华日报》（中共在重庆办的机关报）等大量刊登欢庆“百团大战”胜利的报导和各界群众的贺电，都指出“这一胜利振奋了士气人心，提高了全国人民致力于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举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的大会”。24 然而，中共党史专家们却一语露尽天机：“国民党蒋介石攻击我军是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百团大战粉碎了这些谣言和攻击，从而提高了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地位。”25 也许，这才是中共虽要批判彭德怀、却又要鼓吹百团大战“伟大功绩”的真正原因。此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在中国人民长期的艰苦抗战中，非但再没有打过一场象样的战斗，并且从不曾出现过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抗日英雄（如果有，那就不知道要吹到如何的地步了）。毛泽东在他的《选集》里记载的所有作战指示和作战方针就全是打内战，而不是打外战，都是打国民党，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没有一个高级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一九三九年就自称已经在敌后发展到五十万大军的中共，其只意在借抗日以招兵买马，只求“打”影响以争取群众，只为保存实力便游而不击，只为给自己抢粮、抢物资、抢武器而小规模地袭击日伪、主要是伪军，只因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战，虽然拥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却从不曾包围过日寇所占领之任何城市的等等“抗日”表现，实在将他们假抗日真扩张的本相暴露无遗。至于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除掉参加平型关战斗和组织百团“大战”以外，因再也没有打过一场象样的抗战，便只能用电影、小说来表示他们是如何地用“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打败日本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了。在中共御制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那一句“鬼子来扫荡了，八路军进山了”的著名道白，早已将八路军养在深山不抗日的“真景与真情”，由他们自己作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对此，彼德·富拉基米若夫亦在他的《延安日记》中写道：“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占领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出击和反击。……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我们下来和战士一起抽起烟来，他们承认说，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来碰我们。”26
　　彼得·富拉基米若夫还写道：“当然，中共对侵略者也消极应付，并不排除有一些战斗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还击而已，显然同八路军的实战能力是不相称的。提供给外界的有关八路军和新四军战绩的资料，蓄意夸大了战果，这样，就把准备内战的事实掩盖起来了。”27
　　这便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历史真相。在整个抗战中，如若仅仅将中共与那些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曾借口抗日以阴谋自保、扩张、甚至反叛的地方军阀相比，则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民族大敌当前之时，这些地方军阀们不顾一己的私利，而全身心投入浴血抗战的史诗般英雄行为，无疑只能使得中国共产党罔顾民族大义，一心只想扩张夺权的阴谋抗战“策略”，为中华民族的永世子孙所不齿。

01、《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2、同上。
03、《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九四页。
04、05、同03，第一二九五页。
06、07、08、同03，第一二九六至一二九七页。
09、同上，第一二九七至一二九九页。
10、〔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11、《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二八七页。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上述电文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集。
13、同11，第三三六页。
14、“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二十一旅团主力之辨析”。《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六页。
1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二一页。
16、17、18、19、20，《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一页至三三五页。
21、《彭德怀自述》和《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四页。
22、23，同11。
24、《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二页。
25、同上。
26、〔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27、同上。

山中翁 · 发表于 2009-12-6 00:38

本帖最后由山中翁于 2009-12-5 23:43 编辑

　中共认宗苏俄、分裂祖国并制造两个中国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这个长达十年的时期内，苏俄命令并指挥下的中共叛乱叛国有三个阶段：即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武装叛乱阶段，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 ...
schwarzmagier 发表于 2009-12-5 23:35

你什么时候能学会
用你自己的观点来回答问题呢
你除了会把一些来源不明
出处未知的所谓信息
搬来搬去的引用
你还会干嘛呢

还有
我上次问你的关于
中德财富的那些问题
你还没回答呢
你也是转了2个网址给搪塞过去了
你是因为根本就不知道没那个见识
所以没办法回答呢
还是你觉得心虚
觉得就你那点儿理论总是破绽百出
回答了也会被人立刻驳倒呢？

我刚才佩服那个人简单实在
那我不得不佩服你的
避实就虚避重就轻的本领了

stommel · 发表于 2009-12-6 00:39

本帖最后由 stommel 于 2009-12-5 23:44 编辑

schwarzmagier很有老狼的风采：
1，文盲
2，copy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0:39

一个当时绝大部分时间
主要在农村和山区
打游击和在城市中
隐蔽的组织地下活动为主的政权
居然能成为祸害中国的一个罪魁
你可真会高抬人呢
那么请问在台面上的当时
代表所谓受国际承认的
中国合法政府的
...
山中翁发表于 2009-12-5 23:21

中共“独立自主原则”下的“三个坚持”阴谋

　　如前所说，中共在八年抗战伊始，就决定不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目的即在保存中共的“革命”力量，以为将来打内战、夺天下做准备。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当全中国的军队，包括昔日的地方军阀都在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下浴血奋战之时，毛泽东如果仍然要坚持这样一个借抗日以营一党之私的目的，不仅是对外，即便是对内，特别是对那些尚有一定抗日荣誉心的中共将领们而言，他都必需拿出一套言之成理的“抗日理论”，以解决内部歧见，以实现对外欺骗。

第一、毛泽东提出了打内战须用运动战、打外战却须用游击战的理论

　　一、毛泽东首先承认抗日战争的命运取决于运动战。他说：“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来说，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28

　　二、毛泽东承认中共在抗战前的内战中打的就是运动战，并承认中共在抗战中只能打游击战是“倒退”。毛泽东说：“国内战争（按：即中共十年武装叛乱和叛国）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战争时期。在前期主要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是正规战争。但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与计划性方面……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用正规性（某种程度）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他认为这是中共军队在抗战中的第一个重要转变。“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芦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成长期的敌人后方）。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与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以上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前途，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29
　　由是可知，既然毛泽东明知只有运动战才能决定抗日战争的命运，那么，中共从武装叛乱中的运动战倒退为抗日时期的游击战，也就关系不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命运了。但是，正因为它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所以，毛泽东才一定要在抗日时期坚持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

　　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须”。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明确指出将内战中的运动战转变成抗日时期的“游击战”，有“十八条好处”。其中第二条：扩大了我军根据地。第四条：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有利于正面整军（按：即为未来打内战训练正规军）。第六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第七条：能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第八条：能最普遍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第九条：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按：即建立中共敌后独裁分裂政权）。第十七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按：是领导革命而非领导抗日的中共干部）。第十八条：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按：即以抗日的名义来取之于民，用之于共）。显然，这许多“好处”，对于不打日本、却要借抗日而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来说，实在是好得“不同凡响”，但也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伎俩暴露得一乾二净。

　　四、毛泽东指出游击战是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和最好的斗争形式。一九三九年，当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走向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却在《共产党员》发刊词上将中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接着，他在分析中共武装斗争的历史对于抗日阶段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作用时又说道：“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按：是破坏和叛变北伐的战争）……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按：是在苏俄命令下的武装叛乱和叛国）……第三阶段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这个阶段中，我们能够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装斗争的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它必要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由是，毛泽东对中共武装斗争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及关系，作出了如是的分析：“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毛泽东终于把利用抗日而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底牌”亮出来了：“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在这里，我们听不到任何抗日的意愿，听不到中共的武装斗争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有什么关系。我们所听到的，只是震响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时期的，彻头彻尾的革命阴谋、斗争阴谋和武装斗争的阴谋。而这一切的阴谋，都不是针对日寇，都是针对着他们的内敌，即正在艰苦地领导着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也就是说，他们要在抗日这个国难当头的历史时期内，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只能抗日、不能围剿他们的“大好条件”下，继续他们的十年叛乱和叛国的“革命业绩”，并且要把这个“业绩”发展和壮大起来。
　　难怪中共一位党史专家曾这样“略含羞答”地总结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游击战争。他说：“抗战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做出的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制定抗日游击战略’。这一战略从军事上适应了抗战形势的发展，但最重要的是找到了争取群众、武装群众的战争战略，使党得以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坚持人民战争，‘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单引号为引者所加）。”30
　　中共的另一位党史学家则“名正言顺”地指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揭示了抗日游击战争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具体体现这一本质，解决了在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如何加强领导，发展革命力量，争取人民胜利的重大课题。”31
　　这无疑是一个赤裸裸的不打自招。在此，只需要将“人民胜利”一类的大话和假话改正为“中共胜利”的实话，则中共利用所谓的游击战战略以假抗日、真扩张的本相，也就再清楚不过了。由此再反过来理解洛川会议以后，当某些中共领袖为抗日所“诱惑”之时，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的指示信中所说的话，“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32 我们也就能够对毛泽东决意要坚持游击战战略的根本动机深刻领会了。

　　五、中共从运动战向游击战倒退的三阶段。中共从运动战向游击战倒退的三阶段，即是中共借抗战而迅速形成其革命的武装斗争策略 —— 游击战的三阶段。对此，中共的党史学家们已经有了明确和“正确”的认识：“第一阶段，从八路军出师到太原失陷……我军的分散作战还属于正规军按战役需要所进行的分散，还不是具有很大独立性的游击战。第二阶段，太原失陷后日寇深入，战线拉长，在其占领区内留下很多‘空隙’，为我军进一步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提拱了有利条件（按：即是在没有敌寇的空隙里‘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为扩张而非为抗日）。第三阶段，一九三八年六月，由于日寇在台儿庄败仗后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暂时抽不出兵力加强山西，而且整个冀鲁豫平原敌人兵力薄弱，而我军已建立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几块根据地，具备了向外发展的支点。我党及时抓住这个机会（按：这个机会仍是在无敌可打的敌人薄弱地方‘坚持游击战’），各主力部队遂分兵向整个华北平原发展，并打破原有的正规编制和指挥系统，按作战需要实行新的编组，把原来较集中使用的正规军变成了若干分散独立活动的游击支队。至此，我军才完成了从正规军向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33

　　六、毛泽东声称对日寇坚决不打运动战，对蒋介石却要打运动战。一个奇异的历史事实是，毛泽东虽然在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卫国战争中，坚决地和一再地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战，而绝不容许打运动战，但是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刚刚开始，毛泽东就在他“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文章中，明确地指示中共军队说：“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所记录的，毛泽东本人指挥运动战以打内战的一道道命令和指示，便是明证。其“谜底”，便是毛泽东在绝不准许他的军队对日寇打运动战的同时，曾一再地命令他的军队，要“为了抗日的胜利”，而必须在敌后进行正规战争即打运动战的长期训练。毛泽东那个“十八条好处”里的第四条，就曾明确地指出，坚持游击战将“有利于整军”，即有利于训练不打日寇的中共正规军。否则我们就不能懂得，在抗战时期从来只谈游击战，而且从未准许中共军队打过一场抗日运动战的毛泽东，以及他那个从来不曾用运动战打过日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何竟能在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刚刚发动之际，就能够用熟练的运动战来发动内战打天下的原因。
　　总之，中共的“抗日”游击战争并不是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借抗日战争而进行的，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和最好形式”，是中共在抗战爆发前十年叛乱和叛国的继续，是中共假抗日的名义以志在准备内战和夺权打天下的阴谋手段。这，才是中共“抗日”游击战争和战略的历史真相和政治本质。

第二、中共于抗战中坚持游击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篡立敌后分裂政权

　　毛泽东之所以要如此地坚持不抗日的游击战争，其目的就是要趁抗日之机，运用游击战争这个“总概念和最好的形式”，深入敌后，即在日寇武力达不到的地方，或日寇占领区的无数空隙地带，去占地盘、抢地盘，发展中共武装力量，建立中共农村独裁政权。显然，不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了解中共“抗大 ”校歌“到敌人后方去”的真谛；不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清楚为何八年抗战结束时，中共竟拥有了如是之大的“解放区”，而打败了日寇、赢得了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中华民国政府，反而会落到山河破碎、政权分裂的凄凉境地。当然，不认清这个事实，也就不能认识到，中共只需在抗战中坚持游击战争的谋略，就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丰富的经验、打下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运用敌后游击“战”以篡立敌后分裂政权的主要策略是：
　　一、借口以共产党的游击战来配合国民党的正规战，以达到在抗日名义下深入敌后的目的。对此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来说，国民党担任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34
　　二、在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名义之下，将中共主力部队分散开来，深入敌后，以发动群众建立分裂政权。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即在他“关于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根据地的指示”中称：“由于各种顺利条件与你们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根据地的建立已经大体成功，但在各方面都是不巩固的。目前你们的任务中心是在各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的基础上去继续发展。”彼时，《共产国际通讯》亦从“正面”为中共深入敌后抢地盘以建立根据地作了证明。这条《通讯》说：“八路军是北方游击战争的核心和组织者。山西、河北、河南、察哈尔、绥远所有的山脉边界，八路军应用这些山岭作为集结处，遍布游击小组。日本军队主要在山西，可是这个省的一百零五个县只有十二个县是在日本的占领之下。”35 共产国际显然是在天真地认为，这便是中共八路军“用游击战打日本”所得来的巨大战果。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终于高兴地说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36 ；几乎是在同时，毛泽东已经公然地说道：“目前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政权，并已经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37 毛泽东甚至公开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敌后政权，就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相分裂的政权。他说：“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38 毛泽东甚至还要指明这一敌后分裂政权具有革命专政的性质，他说：“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和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39 同时，毛泽东为使这个分裂政权既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样子，又要保证这个分裂政权乃是中共一党的独裁政权，并且能够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所以，他才既要求这个政权必须“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人员的分配上，应规定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又要指明这个政权“必须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至于对中间派，他还特别加以了说明：“给中间派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主要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40
　　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在总结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和成就时，竟说了如下的大实话：“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党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再发展和再创造。土地革命战争保存下来的革命理论，通过它才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壮大”，“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党在十年内战时的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实的基础”41
　　没有比中共党史学家们的话说得再明白的了。中共深入敌后篡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手段、目的、性质和成就，实在已经被它的党史专家们概括得准确、深刻和淋漓尽致。否则，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何中共的抗日根据地竟在长达数年的残酷战争中，对日寇针对我西南半壁江山的十数度大规模进攻，毫未阻止和毫无牵制力量；否则，我们同样不能明白，虽然中共既拥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经验，又在抗战中决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策略，却为何在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竟没有包围过日寇所占领的任何一座城市，更没有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以解放一座被日寇占领的城市。因为，在中共，这个通过篡立敌后农村分裂政权而建立起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战时，既是为了抢劫中华民国的的农村，在战后，就自然是为了夺取中华民国的天下。因为，中共早已经在八年抗战之中就将它们“包围”好了。所以，本书上卷指“中共的江山非得自于中华民国，而是得自于日本的侵略”，也就言之不差。
28、《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一五至五一七页。
29、同上。
30、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
31、同11，第二八八页。
32、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的信。
33、同11。
3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一七页。
35、《共产国际通讯》第十八卷第六期。
36、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略问题”。一九四零年三月十一日。
37、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九四零年三月六日。
38、39、40，同上。
41、同11。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0:41

本帖最后由 schwarzmagier 于 2009-12-5 23:42 编辑

一个当时绝大部分时间
主要在农村和山区
打游击和在城市中
隐蔽的组织地下活动为主的政权
居然能成为祸害中国的一个罪魁
你可真会高抬人呢
那么请问在台面上的当时
代表所谓受国际承认的
中国合法政府的
...
山中翁发表于 2009-12-5 23:21

中共持续分裂和破坏抗战阵营的阴谋理论和行径
—— 兼述新四军的“抗日”行径和皖南事变的由来及真相

　　中共的借抗日以扩张，是不择手段的。而所谓借抗日以扩张，并不是说，中共乃是一边抗日一边扩张，倘若真是如此，倒也罢了。问题的关键是，中共为了扩张，非但不打敌军，而且专打友军，非但不向敌人占领地区进攻，甚至向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的己方进攻。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写出的指示信中，即要求“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托，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东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工农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武装至十万人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间，将来就更困难了。”42
　　对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43
　　中共借抗日以扩张，不仅不择手段，而且，如前所说，当全面抗战尚未开始，西安事变尚未策动成功，中共就已经藉口宣传抗日来重建地下组织，再造共产革命。及至西安事发，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就更加迫不及待地拾起它昔日的旧战术，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国革命军重新大加渗透和“挖心”。等到中共的扩张已经颇有成就，其实力已经大大增强，已经很有一副“你奈我何”的神气时，中共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上对大后方的扩张，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在同一封指示信里就曾指示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允许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进步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保密，东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到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密的审查，决不允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黑体为引者所加，上下同）44
　　在对所谓国统区的渗透和“挖心”中，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不仅因利用了三十年代就已经培养和组织成功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们”，而卓有建树，并阴谋通过发展“抗战文艺”的方式，以进行渗透和“挖心”，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中共在其它“战场”上所达不到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巨大成效。一九三九年以后，在大后方，中共利用文艺对国民政府、国民党的渗透、“挖心”和进攻，已愈来愈走向了成功。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当时，“周恩来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使第三厅成为党（按：指共产党，下同）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45
　　一九三八年夏，中共中央甚至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他主持的第三厅、文工会成为党在文化方面公开工作的司令部”。46 “自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抗战文艺转入了一个新的方向，即暴露与讽刺国统区的黑暗……”47 “从一九四四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其特点是文艺汇入了‘民主运动’。其一，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其二，对国民党文艺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抨击；其三，创作了一批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区的作品；其四，毛泽东文艺思想得以传播……”。48
　　中共种种志在扩张的阴谋制造了中国抗战阵营的严重分裂。如果战前的地方军事势力和各派军事力量都起来纷纷效法中共假抗日、真扩张，互相大加渗透，大搞挖心，中国的抗战将完全可能失败在自身的分裂和内讧之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由是才被迫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企图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虽是亡羊补牢，却为时已晚。因为已经谋夺了巨大扩张成果的毛泽东和中共，已经不再害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虽然，为了以防万一，以不使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的“悲剧”重演，毛泽东乃穷思竭虑地设计了一整套继续扩张和公然扩张的办法 —— 包括理论、策略和种种手段，并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下，采取明暗两手，以反击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对他们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卖国路线的揭露、反对和限制。

第一、毛泽东指骂揭露他们假抗日真扩张者为投降派和顽固派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必须制裁反动派”一文中，指责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并指责在《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中所指出的“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张、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等，均为假消息，假报导，假文件、假决议。”更指骂说，“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裂……”，毛甚至还要反问一句“这种行为对不对呢？”49
　　虽然毛泽东利用“在野党”的优势对国民党进行了反诬，但由于毛泽东深感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阴谋卖国路线，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警觉，为防止在群情愤怒之下，国民党当真会暂时置抗日于不顾，重复“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兵力再来一次围剿，于是，他才迫不及待地警告他的党人说：“我党各级领导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按：不是抗日）的突然风波，使党和群众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到意外的损失……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会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50

第二、毛泽东制造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革命理论”

　　为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在全国造成“国民党反共、共产党无辜”的舆论，为了拉拢一切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心怀异志者，为了能够以进为退地将中共的假抗日、真扩张合法化和合理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保住共产党已有的扩张势力和继续扩张共产党的势力，毛泽东认为必须设计和制造出一整套理论、策略和军事行动，以反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他们的揭露、批评和限制。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的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能够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能够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51

一、毛泽东制造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
　　这个“革命理论”的制造，不过是二十年代中国国民党有联俄容共做法之时，苏联顾问鲍罗廷所使用过的伎俩，即再一次将国民党直至其它社会成份划为左、中、右三派，却又将名称改变为“进步派、中间派和顽固派”，并决策“发展进步派、团结中间派和打击顽固派”。由是，毛泽东说：“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目前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将来准备投降的步骤。”52
　　在此，毛泽东提出了顽固派的阶级概念（按：他早已“忘记”中共在“四项保证”里所提出的“停止阶级斗争的保证”了），又指出了顽固派的两种不同类型，一是投降派，二是抗日派，并且“即便是抗日派，将来也要去投降，现在他们反共就是为了将来的投降”。实际上是要将正在抗日的国民党也定性成为投降派。
　　毛泽东在得出了这样一个与事实悖反的阴谋结论之后，又说道：“现在的国民党中，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政策的地位。”53 也就是说，正在领导着艰苦抗战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领袖们，就是他所指明的顽固派，即投降派，也就是“即使今天没有投降，将来也会投降者”。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非但在当时不曾投降，而且在后来更没有投降。同时，他们不仅领导全民族抗战有功，而且因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卓越贡献，而使我们的祖国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和领袖国。所以，毛泽东指骂他们是正在投降和必将投降的顽固派，便是彻底的栽赃。

二、毛泽东炮制了“打击顽固派、团结中间派和发展进步势力”的理论
　　毛泽东虽指国民党顽固派“现在还具有支配国民党政策的地位”，但又说他们在“数量上只占少数，他的大多数党员（很多是挂名党员）并不是顽固派。”他还说“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54 此与当年鲍罗廷对国民党实行挖心的政策如出一彻。此其一。
　　其二、毛泽东说：“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中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须同顽固派做残酷的斗争……”在此，毛泽东已经指明要和正在艰难领导抗日的“顽固派”做残酷的斗争了。55
　　其三、对于中间势力，毛泽东则明确指出：“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士绅，争取地方势力派……地方势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势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还说：“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56 这个“极严重”的任务，说穿了，就是如同一九二七年前后那样，要再一次制造国民党的内部分裂，以瓦解正在坚持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
　　时值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时值日本侵略者正在对我大后方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进攻，时值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以及除中共以外的中国军队，正浴血拼搏在西北、华东、华中和华南战场上，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非但无一言一语一行以倡抗日，而且为达到他们假抗日、不抗日和真扩张的目的，竟将对国民党抗战政策“具有支配地位”的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当作他们的死敌，处心积虑地建立制造抗战阵营分裂的理论。如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和各派军事力量，也和他们一样，则中国的抗战非但不存，中国的灭亡也只能成为定数了。

第三、毛泽东制定了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阴谋原则和手段

一、毛泽东提出了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三个阴谋原则
　　由于中共军队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零年二月共袭击国民党抗日军队九次，先后消灭了山东的秦启荣部和河北的张荫梧部，积累了“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的经验，一九四零年春天，毛泽东在他后来题名为“目前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指示中，竟提出了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残酷斗争的三原则。他说：“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无故进攻人家，也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这就是斗争的暂时性。”57
　　毛泽东的所谓三原则，第二条是真、第一条是假。因为既然是“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并且要“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应择其最反动者打击之”，那就决不可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恰恰相反，而是“人不犯我，我也犯人，人若犯我，我更犯人”。再者，就是毛泽东所谓“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和“对顽固派的进攻，必须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这样一些“指示”，它不仅表现了毛泽东在打内战上的“狠劲”，而且证明了毛泽东不抗日和假抗日的“真情”。因为在整个抗战的历史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要亡我中华的日寇说过一句这样的“狠话”，更没有要求中共军队打过一场这样的“狠仗”。至于毛泽东所言“绝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的斗下去，绝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指示，无非是因为时候未到罢了。

二、毛泽东拟定了与“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斗争的三个阴谋手段
　　其一、毛泽东强调要在各方面对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明确指出：“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北上，我们则以请准征调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破坏之……”58
　　其二、毛泽东强调要以军事进攻及军事发展来压迫和打击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在中共中央给东南局的同一封指示信里，毛泽东还命令道：“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愈好做。”59
　　其三、毛泽东强调要以阴阳两谋的惯技对外“高喊团结抗战”以欺骗舆论。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当国民党、国民政府和一些抗日军队揭露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和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的卖国行为之后，毛泽东就在对外发表的“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文中，开始高喊“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口号了。一九四零年五月，虽然毛泽东向东南局和全党发出了阴谋重重的指示信，命令中共如何专门与“国民党顽固派”作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但同年七月，毛又对外发表了“团结到底”一文，慷慨激昂地宣称：“抗日战争的三周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责任。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我党中央已经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中心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面对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对外战争，毛泽东竟能如此地虚伪作态，言不由衷，大约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仅有的。

第四、新四军的“抗日”行径与皖南事变的由来和真相

一、新四军的“抗日”行径和皖南事变的历史背景及政治背景
　　前文已述，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即芦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该指示曾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改编革命武装以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中共南方各地残余武装和零散武装人员，正是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下，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在它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地消灭之；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 —— 由是，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从来只打友军和不打敌军。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即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他们打赢了，便是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胜利；打输了，便是国民党“ 顽固派”打击了“抗日”的新四军。连嗣后由中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所编纂演出的新四军“英雄业绩”，诸如名噪一时的“东进序曲”等，都歌颂的是新四军打内战。然而，近年来解放军的一些军史专家们，却在他们对新四军军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说八路军还勉强配合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场平型关战斗的话，还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勉强打过一场所谓的百团大战的话，那末，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主力与祸水，甚至是中共通敌卖国的主要执行者（详见下文和中国大陆有关研究新四军军史的著作）。不了解这个症结，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何以竟会发生的政治根由。

二、皖南事变发生的政治、军事动因
　　其一、政治动因。在了解了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便是新四军一贯地不抗日和打内战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诱发皖南事变的直接政治动因厘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在毛泽东所掀起的“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 之中，发生在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理论、策略和阴谋之后，是毛泽东及其中共一系列“反顽”指示和决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其次，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还因为毛泽东曾于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代表中共中央给东南局写了一封指示信，并且这封指示信曾具体指示新四军应该如何“打顽”。显然，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不仅为属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新四军绝对地不听从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而且还要坚决地反对这一领导，直至造成皖南事变的发生，制造了它的政治动因。
　　其二、军事原因。由于毛泽东已经明确地向新四军下达了绝对不许服从最高统帅部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军才会绝对不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关于新四军调动的命令。岂但不服从，甚至还借调动擅自改变行军路线，以屡屡大规模袭击国民党抗日军队。由是，新四军才在对国民党抗日军队的屡屡袭击中，招致了它自己的杀身之祸。也就是说，国民党的抗日军队终于反击了他们。中共党史研究家们已经承认了新四军绝对不服从最高统帅部命令的事实。他们说：“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三日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蒋介石曾两次致电叶挺，提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江，在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然而，“皖南新四军最后选定的行军路线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因为“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项英在收到批评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开了会议，决定北移路线为：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显然，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提出的”。60
　　这显然是对最高军事委员会命令的彻底违背。

三、皖南事变的真相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曾有一定亲共倾向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军委会通令：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但是，《大公报》记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着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报》记者并不知道，从中共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出“四项保证”的第一天起，中共就开始借口抗日以扩张了，就开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制造两个中国了。并且，谁要是妨碍了它的扩张和分裂行为，谁就成了它的死敌，谁就要被毛泽东“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皖南事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逼迫出来的一场军事事变和政治事变。只不过打够了抗日军队、一再地不听从抗日命令的新四军，在这一场事变中吃了亏。所以，中共才借此大叫冤枉，才借重国民党在阳面，共产党在阴面，一般民众、包括国际间难以了解共产党所作所为这一先天优势，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天大谎言洒遍全国，并流毒至今。中共更借此一事变，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动推向了高潮，将分裂、扩张和卖国的罪行愈演愈烈。
　　一九六八年冬，当作者的一批中学同窗被毛泽东下放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 泾县茂林地区“接受再教育”时，他们所听到的话无疑曾叫他们、也叫作者大吃一惊。因为当地的老辈们在谈到当年的皖南事变时，竟在私下里对他们说：“哪里是国民党打共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的打。”
　　历史的真相是隐瞒不住的。

42、“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一一至七一二页。
43、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三四页。
44、同42。
45、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五一页。
46、47、48，《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一二至三一三页。北师大《中国现代史》。
49、毛泽东：“必须制裁反动派”。《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三九至五四零页。
50、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51、“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零七页。
52、同上，第七零八页。
53、54、55，56、57，同上。
58、59，同4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一二至七一三页。
60、同11，第三四一页。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0:44

一个当时绝大部分时间
主要在农村和山区
打游击和在城市中
隐蔽的组织地下活动为主的政权
居然能成为祸害中国的一个罪魁
你可真会高抬人呢
那么请问在台面上的当时
代表所谓受国际承认的
中国合法政府的
...
山中翁发表于 2009-12-5 23:21

中共坚持扩张、内斗、种鸦片和通敌卖国的“持久战”

第一、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本书上卷虽然论述了蒋介石持久战思想形成的过程、决策、贯彻和它对于坚持对日抗战直至胜利的意义，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非但没有人知道蒋介石有所谓持久战的思想，而且，凡知道有持久战者，皆以为这一杰出的战略思想，乃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部分”。或曰，正是毛泽东“光辉的持久战思想”，才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这又是一个天大的“历史性谎言”。

一、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的时间和背景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的延安。其时，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不仅早已形成，中华民国的持久战大战略不仅早已决策并得以贯彻，而且，国民党将士的鲜血早已撒遍了华北战场、淞沪战场、南京战场和徐淮战场。其时，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不仅已经破产，我国持久抗战的局面已经初成定局，而且全国人民对于抗战必至最后胜利的信心已经形成，国际上对我政府领导全民抗战的观感亦早已为之一新（参见上卷第六章）。

二、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要害
　　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这篇“论持久战”的要害，不在抗战，更不在积极抗战，而是在论述中共应该如何利用持久的卫国战争，以达到扩张和夺权的根本目的。虽然它是在抗日的包装下、即在抗日这顶“大帽子”下进行论述的。中共的党史研究家们，早已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针见血地作了这样的歌颂和吹捧：“毛泽东……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具体体现这一本质。解决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如何加强领导，发展革命，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重大课题。”61
　　这才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本质。这个本质，无非是要把一场激烈持久的反侵略战争，在民族战争的伪装下，变为一场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隐形内战和残酷内战而已。所以，一九三八年七月，当中共中央要求在武汉的王明等人于《新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身为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的王明、博古、项英、凯丰等，曾一致反对发表这篇文章，认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共的国际主义相矛盾”。62 当然，王明们并没有说透他们为何不登载该文的原因。因为他们了解，毛泽东要借日本侵略的“良机”，以达到他发展农民战争打天下的目的。

第二、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坚持“持久战”的

一、坚持四年整风内斗
　　应该说，在漫长的八年艰苦抗战中，在蒋介石先生亲赴抗日前线甚至屡死屡生之际，毛泽东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苦心竭虑地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 革命理论”，主要是不抗日，却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二是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地改变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而将这两件大事联系起来的，就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
　　其一、中共党史学家为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于延安发动的那一场整风运动，从“正面”作了如下的描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基本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训练干部，毛泽东以极大的努力从事理论工作……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又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著作……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未来政权的性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武装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同年九月党中央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一九四二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党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为了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实际需要而提出来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春转入了审查干部阶段，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也先后于一九四三年夏季基本结束了整风运动，这些地方的整风运动多半是和审查干部结合进行的。
　　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党的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又展开了党史学习。这次党史学习主要是路线问题学习，批评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党内“左”右倾错误。
　　一九四四年毛泽东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党史上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了结论，全党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这一次伟大的整风运动才算是胜利结束。63
　　在这个简单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建设”，是在何时开始与何时形成的，毛泽东所发动的长期整风运动，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发动、进行和结束的。中国抗战的长期、残酷和艰苦，世所尽知，然而，毛泽东却有功夫来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并解决了未来政权的性质以及等等方面的问题，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其二、八九年以后，中共的另一些党史学家们则从“反面”揭露了中共延安整风的真相：
　　一九四二年十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几许寒意，但是，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被抢救……历史稍微复杂、社会关系又不甚清晰的怀疑对象，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来，被送到反审机关审查……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特务一批一批地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地人人自危了……有的单位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号召：“无论青年人、老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伦是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 ”（按：康生在这里所指的敌人和第五纵队，是指国民党而不是指日寇）他还告诫说：“不要放松一秒锺的时间，失掉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康生的这个报告曾被称为恐怖的信号。这个报告把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从党政军民学团体到市民群众，从城镇到农村，直至到监狱内，由此开始了全线进攻，大搞坦白检举……监狱的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党员朱子彤回忆说：“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地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的，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代问题……有时还押着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有时组织被关押的顽固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关押的二十九人。……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十九岁），由于她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三天三夜不给她睡觉，并且威胁她说，如果再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两条大蛇到她的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胡编了一套假口供……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致死……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仅青年知识分子受到抢救，一些老干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铸同志……，一些娃娃也被坦白为特务分子。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导，绥师已有一百六十余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说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绥师的控诉会一直开了九天，在这些十几岁的小孩中，最后竟挖出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经过抢救，延属各县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个特务，中央秘书处六十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没有被抢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务……
　　抢救运动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创伤………64
　　在中共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异己者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还有象作家王实味那样的冤假错案，以及那些如王实味一样被迫害、杀害致死者，中国大陆的许多刊物都已经有了揭露，这里不再赘述。
　　显然，凡是经过中共文革者，大约对抗战时期在延安和各中共“解放区”早已发生过的“文革”，无疑能够感同身受。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风整人、制造冤假错案和极端残暴残忍；不同的却是，文革是处在毫无外患内忧的和平时期，而延安的整风则是处在全民抗战、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如果国民党、蒋介石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也来了这样一场整风运动，也大搞一场深挖共产党特务或其他种种特务的运动，也制造了如是之多的冤假错案，则中华民族大约只有亡国这一条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胆敢如此整风整人，大兴冤狱，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因为它不抗战，假抗战所致。

二、坚持六年大种鸦片
　　有一首歌颂中共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 —— “花篮里花儿香”，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唱彻中国大陆。然而，善良的人民却根本不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的香味。因为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大生产运动不是种的粮食，而是种的罂粟，即鸦片。这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说，不啻有石破天惊之感。作者于一九九五年初访问台湾时，曾查证了这一说法。65 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它予以了彻底的揭露。彼得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 ——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66 此外，彼得还愤怒地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67
　　这就是中共大生产运动的真正内容，就是那一曲“花篮里花儿香”的创作源泉。
　　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以准备抗战，在抗战之前，蒋介石曾提倡并推广了新生活运动，中华民国政府则开始了严格的禁烟运动，此举曾深招日本的忌恨。在抗战中，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华的另一番战略，便是在敌占区大肆出售鸦片，以麻醉和断送我们民族自立与自强的精神。然而，中共却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买武器来收拾国民党和准备内战，竟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竟将鸦片源源地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坑害他们的同胞，事后又将鸦片生产美化为“为了抗日而进行的大生产运动”，这在道德上和行为上都只能堪称是“绝唱”。

三、坚持长期通敌卖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长期通敌卖国。而这个惊人的事实，亦在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书中，得到了证明。首先，彼得这样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68
　　其次，“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则被封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丑闻。中共当年竟然背着国民政府，背着四万万浴血抗战的同胞，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这篇史料一见光，史学界为之哗然。该书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信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六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69
　　难怪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说：“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70

第四、中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段标题上的引文，是中共党史学家们为中共的“抗日”所作的最为科学的总结71。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六年底，当毛泽东率领红军将领致蒋介石书，请求不要再攻打红军时，中共红军仅存不足二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开始后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三万五千平方公里，挟人口一百五十万。至一九四三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十六个根据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权，八个有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既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其军队也已达一百二十万之数，所挟人口已达一亿以上。与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之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1、何世芬：“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初期军事战略转变中的杰出贡献”。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62、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三一四页。
63、参见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二四二至二四七页等。
64、参见文聿：《中国左祸》第一七六至二一九页等。
65、担任过蒋介石先生侍卫长的孔令晟将军，曾于笔者访问台湾时告诉过作者，他当时就在陕西担任堵截共产党向抗战后方偷运鸦片的任务。
66、〔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四三页。
67、同上。
68、同上，第五三三页。
69、郑义：《红色纪念碑》第四一七至四一八页。
70、同67，第六八页。
71、参见王桧林、李隆基：“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王首道：“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历史意义与我党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Menghu · 发表于 2009-12-6 00:45

围观吗，重在参与，要不围什么。

这个文史前沿的高见真是高啊，是哪个地方引来的？谁的大作？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0:45

一个当时绝大部分时间
主要在农村和山区
打游击和在城市中
隐蔽的组织地下活动为主的政权
居然能成为祸害中国的一个罪魁
你可真会高抬人呢
那么请问在台面上的当时
代表所谓受国际承认的
中国合法政府的
...
山中翁发表于 2009-12-5 23:21

中共在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内战打江山

一　　中共借抢夺受降权发动内战

第一、唯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拥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

　　毫无疑问的是，唯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因为﹕一是依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所划受降地区的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中华民国、中国台湾和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中国东北由苏俄受降。二是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而只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拥有对日受降权。凡属于中华民国之任何地方政府和军队，均只能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统一指挥下才拥有对日受降的权力。三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了全中国人民的对日持久抗战，是中华民国所领导的军队及其国民（不包括假抗日、真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才为抗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及其所隶属的抗日军队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拥有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受降权。四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即已宣布其政权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府”，并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接受。其军队亦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因此，中共虽然拥有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国家军事委员会领导与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却绝不应该拥有非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就不说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坚持失败主义和卖国主义的路线，坚持假抗战和真扩张的阴谋抗战策略，早已使他们在道义上和在实际上，完全丧失了自己原来所具有的，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了。
　　正因为如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一宣布投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因立即考虑到中共势将乘机谋乱，甚至乘机叛乱，故特别在他有关对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中国）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同时向全国各部队发出了“应就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八月十一日，蒋介石委员长还就此项命令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称﹕“在今作战地区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
　　显然，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战胜国，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一个领导人民坚持了八年全面抗战，并获得了最终胜利的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其对敌受降的权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挥对敌受降的权力，亦同样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第二、中共借抢夺受降权首开内战端绪

　　然而，中共及其“养在深山、长在敌后”的百万农民军队，却将“对日受降”视作他们走出深山、蓆卷敌后、直至打江山和夺政权的“非常历史机遇”。八年来，他们宁愿不抗日、假抗日、阴谋扩张直至阴谋卖国，亦就是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八月九日夜，当延安意外获悉日本投降和苏俄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在延安立即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对日本“实行广泛进军”的命令。这个自八年抗战开始以来，由毛泽东对自己军队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命令，其重心，乃是命令他的军队“扩大解放区和缩小沦陷区”。01 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时内，毛泽东向他的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为此，毛泽东命令各地中共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同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共军队投降”。02 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接到毛泽东命令的当晚，连夜召开会议宣布，决定派遣张执一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新四军代表名义，首先化装潜入上海，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接应新四军解放上海。后因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为全力抢进东北而电令停止进攻，保存力量，以便将来发动“民主运动”才作罢。03
　　八月十一日，朱德在接到蒋介石关于由政府统一筹划受降的命令后，竟公然回电反驳，称蒋的命令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威胁说﹕“如果你不公开承认你犯的错误，并公开撤回你这个错误的命令，我便彻底反对你的命令。”其嚣张气焰可见一斑。与中共及他本人在抗战初期对蒋的歌颂相比，实为天差地别。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又在为新华社所写的社论中颠倒黑白地说﹕“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解放军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理日本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正是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八年来养在深山、长在敌后、养精蓄锐、旨在打内战夺江山的中共军队，遂如猛虎出山般地开始了对受降权的疯狂争夺。同时，又因争夺受降权而开始了它的“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中共除于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强行对日受降以外，还曾对三万拒绝向中共投降的日军实行进攻、包围和缴械，对日寇打了一场八年来从来没有打过的“大战和运动仗”，获得了八年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抗日战果”。同时，华北绥远的集宁、清水二县为政府军受降不过五日，即被八月十二日自河北、山西一带急行军而来的三万中共军队所攻陷。九月十一日，抗日名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时，竟被中共军队围歼三千余人。十月十七日，中共又开始调动军队，对归绥的傅作义部展开包围……。
　　日本投降之际，中共开始“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的成果是惊人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即日本投降仅两个星期，毛泽东就在他起草的对党内通知中得意地和赤裸裸地说﹕“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城等处，我军威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04
　　两天以后，毛泽东就带着这一“开始全面抗战和立即发动内战”的巨大成果，赴重庆谈判“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去了。然而，他交下的“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 的发动内战的命令，却没有因为他的赴重庆谈判而终止，甚至是变本而加厉。有统计显示，从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到十月五日的两个月间，包括毛泽东在重庆“谈判” 的四十天，中共军队一共抢占了三百座县城。另一个统计显示，从九月十一日到十月十一日的一个月内，即至毛泽东回到延安的那一天止，各地共军所占据的城市已达二百座。在胶济、津浦、陇海一带，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各铁路沿线，中共军队均控制了一些据点，以蓄意阻挠华北和华中的铁路交通要道，并威胁自山海关到杭州湾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涉的黄河沿岸，以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05
　　遵照毛泽东临赴重庆谈判前所发出的指示，为切断铁路干线，抢夺要道，夺取“府城县城小市镇”，阻止政府军受降，中共甚至还成立了“交通控制队”，在华北与华中破坏铁路与公路。据统计，仅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个月内，平汉铁路即被中共破坏十七次，津浦路被破坏十八次，胶济路被破坏十次。一九四六年一至八月份，津浦、平汉、胶济、北宁、正太、陇海、同蒲、平绥等铁路均遭严重破坏，各线被撤毁车站一百四十余处，被炸毁的桥梁达二百零八座，被撤除的铁轨五万七千余节，被毁掉的枕木达二十三万余根，被剪掉的电线十三万余公尺，被毁掉的车辆八十余辆。一九四五年十月间，中共军队甚至于河南决黄河，于江苏、山东决运河，在河北决永定河、子牙河，同时破坏工厂和矿山。06 由是，中共借争夺受降权所发动的叛乱实已首开内战的端绪。
　
01、毛泽东此时提出的所谓扩大解放区即扩大中共的占领区，所谓缩小沦陷区是指要缩小中华民国政府统治的区域。
02、毛泽东七道命令的部分内容。
03、中共党人张执一回忆文章：“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传记文学》第五五卷第四期转载。
04、《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版合订本第一零五零页。
0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八三页。
06、同上。

stommel · 发表于 2009-12-6 00:46

孩子，你copy完了说一声啊。连个绥靖政策都不知道的人，也来谈历史，正如人所说：文盲能上网，真让人绝望。

山中翁 · 发表于 2009-12-6 00:47

中共持续分裂和破坏抗战阵营的阴谋理论和行径
—— 兼述新四军的“抗日”行径和皖南事变的由来及真相

　　中共的借抗日以扩张，是不择手段的。而所谓借抗日以扩张，并不是说，中共乃是一边抗日一边扩张，倘若 ...
schwarzmagier 发表于 2009-12-5 23:41

还有以后拜托你就是转贴
也转的短一点儿
不是所有的人
都有和你一样
非常孩子气
为了发泄对某样东西的憎恨
而拼命不顾一切的一厢情愿的给自己
寻找憎恨的依据的时间和闲心的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0:47

一个当时绝大部分时间
主要在农村和山区
打游击和在城市中
隐蔽的组织地下活动为主的政权
居然能成为祸害中国的一个罪魁
你可真会高抬人呢
那么请问在台面上的当时
代表所谓受国际承认的
中国合法政府的
...
山中翁发表于 2009-12-5 23:21

中共蓄意阻挠与破坏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

第一、中华民国于战后积极推行民主宪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避免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破坏是空前的。尤其是战后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几乎已成废墟。处处是断壁残垣，处处是穷困与饥饿，童无所养、叟无所归和啼饥号寒的凄惨景象，随时随处可见。虽然我们是一个大国，而未陷入“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长达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华战争所带来的极大破坏，亦同样使她满脸是泪，浑身是血，遍体鳞伤。当是之时，任何一个爱国者，爱民者，或曰任何一个有着起码的良知者，都不会、也不愿意在这一场人类浩劫刚刚结束之时，为了一己的私欲而立即开启一场内战，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惨境地。
　　如前所说，当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由于在抗战前期就已经在实际上开放了党禁，在抗战期间又开始了对战后民主宪政的准备，并宣布要在战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由于在战时即已徵求意见，并曾组织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力量以数度修改“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由于上述一切“民主进步”的景象，在二次大战期间的各国中实为绝无而仅有；因此，如无其它特殊的原因，战后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非但应该能够顺利进行，而且中华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成功，即军政、训政的结束，和还政于民的实现，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对中共持续八年假抗日、真扩张的卖国行径知之甚深，又对中共在日本宣布投降期间就已经立即表现出来的内战欲望和内战行径有所了然，因此，倘使说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竟丝毫没有一举解决中共叛逆的愿望，非但不符合事实，而且也不尽乎情理。其在不得不打的情势之下，也只好打打谈谈，甚至在忍无可忍之时，亦想一举歼灭中共以“绝我民族大患”的事实，恰是这种心态的说明。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基于国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为了避免内战和利于战后恢复，曾对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让步。之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中共和谈、协商，主动地和一再地吁请国际社会调停和帮助，甚至数度对中共虚位以待，直至做出种种过分的让步，虽已表明了她的真诚，但是，最能说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之真诚希望避免内战的，却是战后立即开始的民主宪政建设。其根本目的，固然是在结束训政，走向宪政，还政于民，以完成民主建国的历史性目标，同时，亦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她期待中共参预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愿望，更希望借此来避免内战的发生和扩大。

第二、中共为发动内战和打赢内战而竭力破坏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

　　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力图中共能够参加战后中华民国宪政建设的愿望，实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因为，一是由苏俄扶植的中共，其意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和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的目的，从来就不曾改变。二是中共在苏俄指使下一心要颠覆中华民国的目的，从来没有变更。三是由于毛泽东曾一再地告诉他的党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所以，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意在中国发动一场农民战争以打天下的欲望，早已是根深蒂固。四是中共决策日蒋火并和一心一意借抗日以扩张的阴谋，其根本目的就是在为内战作准备。五是在抗战结束时中共已经拥有了打一场内战的本钱。六是毛泽东借抢夺受降权而已经开打的内战，和它在苏军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的行径，都已经证明了中共要抢天下的决心。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也曾在抗战胜利后高喊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口号；也许还有人会说，中共曾经反对过内战，要求过和平，甚至于有过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望和设想。或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它们不过是中共所惯用的“革命的两手策略”罢了。因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与反内战，是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话，那它就非但不会反对和破坏战后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建设，而且只会积极投身这一建设。因为，倘若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得以顺利推进和实现，则毛泽东旨在“打江山”的目的，也就只能是付诸东流了。后来，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专制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自然已经证明了它对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进行阻挠和破坏的目的。

一、中共破坏双十会谈和双十协定
　　中共在用武力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之后，曾一再地向人民宣称，中共是要和平的，是国民党才要打内战。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毛泽东曾“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地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毛泽东主动是假，被动是真；和谈是假，内战是真。
　　首先，双十会谈的起因来自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因蒋曾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内，就连续向毛泽东发出了三次和谈的邀请。二是蒋介石因毛泽东“ 顾虑安全问题”，而亲自敦请美国大使赫尔利亲赴延安陪同毛泽东同机往返渝、延。三是斯大林亦因蒋介石的请求，而于八月二十日致电毛泽东，要他赴重庆谈判。如果说上述三条原因使毛泽东没有了不赴重庆谈判的理由，那么，最根本的理由是，如果毛泽东仍然拒绝赴重庆谈判，则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就在全国人民面前完全丧失了他们“要和平”的欺骗性。再加上彼时的毛泽东，一因没有得到斯大林对中共发动内战的明确支持，二因企图抢占东北尚未得手，三因发动内战尚不能稳操胜券，因此，为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亦为大打内战作准备，更为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他与中共对和平的“诚意”，毛泽东才在向他的军队和党人发出了“继续发动攻势 ”的指示之后（前文），“不顾个人安危地和大义凛然地”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去了。诚如毛泽东自己后来所说，“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13
　　其次，如前所说，毛泽东曾于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午后，为争夺受降权和为“配合”苏军进军东北，而向养在深山的中共军队发出了七道命令，要求他的军队一要夺取中原，二要探询苏军可否同意他们配合进军东北，并在赴重庆谈判前两天又向党内发出了“继续发动攻势” 的指示。因此，毛泽东是否有“和平谈判与谈判和平的愿望”，也就可想而知。同时，正因为在和谈期间，毛泽东已得知苏军决定阴谋支持中共抢占东北，所以，在决策“改变抢夺中原而为抢夺东北”之后，和谈中的毛泽东才会“大度”地同意从江南八个“解放区”撤兵，以表现他“希望和平”的诚意。这个阴谋，在当时，非但世人不知，而且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亦同样不知。因此，所谓毛泽东在和谈中的诚意表现，亦无非是毛泽东在和谈时所耍的的阴谋手段罢了。
　　再者，从表面上来看，双十和谈既是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共在战后的第一次谈判，又是一次在表面上产生了积极效果的谈判。因为，从和谈的结果“双十协定 ”所达成的十二方面协议来看，起码，关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协定条文，在事实上乃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因为上述条文于嗣后被写进了政协会议的决议、特别是“中华民国宪法”之中，无疑是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具体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个民主国家所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然而，在协定签订仅仅三天之后，刚刚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即下达了对“蒋管区”进行全面进攻的命令。就不用说，当上述政治协议、政治原则和宪法条文在今天的台湾已经全部得以实现之后，在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又有何人敢再言上述协议、原则和条文。如有，便有杀头和坐牢的危险。由是可知，中共对于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阻挠和破坏，实是从破坏《双十协定》始。

二、中共破坏政治协商会议
　　由于毛泽东“打天下”的决心不可能改变，由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仅仅是为了证明“中共是要和平、要团结的”，由于重庆和谈成功之日就是毛泽东再一次命令 “发动攻势”之时，所以，由双十会谈所决定下来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定”，在中共，就无非是一场“政治作秀”罢了。其目的除掉仍然要攻击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只要内战是“谣言”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协商会议前后，正值中共抢占东北和必须巩固东北之时，毛泽东和中共需要时间来稳定他们刚刚抢夺到手的东北根据地。因为，也只有稳定和巩固了刚刚抢夺到手的东北根据地，他们才不仅拥有了打内战的本钱，而且拥有了进可以打江山，退可以继续实行武装割据，败了也可以逃往苏联境内寻求庇护的保证。显然，只有明白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症结，我们才能够了解毛泽东与中共之所以同意召开、并参加政协会议的根本原因，才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何要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东北局的指示信。该信指示说﹕“我党现时在东北的根本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该指示信甚至一再地强调说﹕“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毛泽东为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还向他的党人和军队发出了七条具体的指示，并将它们规定为中共在一九四六年的根本任务。由是可知，中共参加政协会议是假，而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才是真。也就是说，中共有心参预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是假，而积极地和坚定不移地破坏宪政和发动内战为真。
　　历史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因为政治协商会议不仅达成了诸项完全有利于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协议（参见上卷第七章），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和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里有公开或秘密党团活动” 的条款，议定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马歇尔为主、和以张群及周恩来为辅的“军事调停小组”，拿出了整军方案，达成了停火协定。显然，这对于解决战后各派政治力量间，特别是政府和中共之间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消弥内战和推进民主宪政的进程，实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上述一切不可能适应中共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以发动内战打天下的需要，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尚未结束，中共就为了建立和巩固它的东北军事根据地，而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单方面提出了四条要求。其中关键的两条，一是第三条﹕要求政府承认并整编刚刚伪装抢占东北的十数万中共军队——即改名换姓的“东北民主联军”。二是第四条，要求政府承认刚刚由他们抢占东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据地“自治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
　　这关键的两条虽然是中共的真要求，因为对他们建立和巩固东北内战根据地有利，但也不过是他们要存心设计一个发动内战的借口罢了。因为承认与不承认，对已经抢占东北成功，并在东北拥有了十数万军队的中共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在他们的要求不能达成之时，并在马歇尔回国述职之后，中共就立即将刚刚召开的政协会议和它的“和平建国纲领”扔到了一边，为建立和巩固他们的东北根据地而立即发动攻势，大打出手，并于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长春，夺取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由是，一场真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只能以中共在东北所发动的大规模内战，作为它痛苦的归结。

三、中共破坏制宪国民大会
　　虽然中共在双十会谈和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均按照既定方针立即将上述民主成果焚于内战的战火之中，但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对中共采取了一条“和平未到最后绝望时期，仍不放弃和平”的抗日式决策，所以，按照政协会议的决议，中华民国政府仍决定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首先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
　　然而，在本阶段，由于中共在东北的内战中打得“顺手”，所以，它便要求于国民大会召开前就按照它的意愿先改组政府，后召开“国大”，并且没有达到满足就拒不交出代表名单。由是，国民政府只好将制宪国民大会延期半年。
　　嗣后，为打破僵局，顺利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蒋介石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日发表文告，提出六项主张，既表示对于“扩大政府基础、邀请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府”的要求，“务求迅速实现”；又再次提议“关于政治纷争，采取政治解决办法”；并接受马歇尔建议，于三人小组之外再成立五人小组，商谈政府改组及国民大会问题。此时，中共虽然要求在会前改组政府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但为了进一步刁难政府和破坏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又提出必须在四十名政府委员中，由中共占十席，民盟占四席，然后再将一名无党无派者的席位拨给中共推荐，以求稳获三分之一票以夺取否决权，借以阻碍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同时，中共还在张家口集结重兵，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所提出的“政治问题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不屑一顾，企图将东北的内战烽火烧向华北，以威胁召开在即的制宪国民大会。
　　由于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中共的无理要求，政府军又在张家口挫败了中共的军事攻势，中共才在战况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参加制宪国民大会的名单，以行缓兵之计。但是，当政府为召开国民大会而单方面宣布张家口停战十日，中共于张家口的不利战况已得以解除时，中共又为夺取否决权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员中占十四名不可”，并要求政府军于关内恢复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战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时要求马歇尔转告美国政府，不要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并从中国撤兵。
　　最后，当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已达开会期限，中华民国政府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参加会议，不仅于十一月八日再次颁布全国性的停战命令，而且再次将会议延后三天，专门以待中共，甚至于大会五十四名主席团成员席位中留下九名，对中共虚位以待。然而，直至三天后会议已经开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参加会议，并且于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总部名义正式发表声明，一是要求政府停止“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二是要求将“侵入解放区”的政府军撤走，三是于十二月三日由周恩来致电马歇尔，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四是以“国民大会既已经召开，政协会议已被破坏”为借口，宣布要筹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十二月十六日，即在制宪国民大会召开之时，中共在南京的发言人已经宣称﹕“我军已于各地先发制人，并准备奋斗到底！”14
　　历史的嘲弄在于，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后所召开的历次“人民代表大会”和历次“政协会议”，又有哪一次会议不是由中共一党绝对包办？又有哪一次会议的代表和委员——不论属于“何党何派”，都必须由中共的各级组织部所“选定”呢？由是，只要稍加比较，我们就能够十二万分地清楚，究竟谁才是“包办”，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独裁了。
　　历史的悲剧是，中共虽然没有成功地破坏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但由于它的蓄意阻挠和破坏，而使得中共及其军队成为中华民国制宪国民大会之外的政治反对力量和军事破坏力量。所以，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也就必不可免地陷入了随时都可能因为内战而灰飞烟灭的境地。历史的结局正是如此。

四、中共与中华民国宪法的关系
　　如果说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制宪国民大会上三读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艰难奋斗才获得的巨大民主成果，并成为现代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历史性丰碑，那么，这一部说明了中华民国国家性质和标志了中国民主宪政进程的“宪法”，这一部曾于卫国战争的战火中由包括中共在内的中国各党各派共同修改和制定的“宪法”，这一部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明确地写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和各级监察、考试委员必须超越党派” 等条文的真正民主宪法，却遭遇了中共的鄙视、否定和彻底推倒。首先，中共不顾自己曾派遣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陆定一等重要领袖，于战时和战后曾两度参加“中华民国宪法”修改及制定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而无视“中华民国宪法”的通过和颁布；并且，正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是自辛亥以来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巨大成果和真正结晶，具有真正民主宪法的性质，所以，中共才会在最后一次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虚假的停战谈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谈判时，由毛泽东提出了“必须废除‘中华民国宪法’”的蛮横要求。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建设和进程，终于毁灭在中共所发动的内战战火之中。
1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零五七页。
14、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七零零页。

山中翁 · 发表于 2009-12-6 00:49

孩子，你copy完了说一声啊。连个绥靖政策都不知道的人，也来谈历史，正如人所说：文盲能上网，真让人绝望。
stommel 发表于 2009-12-5 23:46

所以说他很孩子气
有幼儿园倔强小孩儿的
自己和自己较劲儿的特质

stommel · 发表于 2009-12-6 00:50

所以说他很孩子气
有幼儿园倔强小孩儿的
自己和自己较劲儿的特质
山中翁发表于 2009-12-5 23:49

人家是用行为艺术来点题的，有助群众围观嘛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0:55

中国共产党全面复辟专制制度

一　　中共专制复辟政权在形式上的复杂化和性质上的极权化

　　由于毛泽东一再宣称，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那一场农民战争，又打的是欧洲共产革命的旗号，并以马列主义的思想作为这一场农民革命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为中共打天下成功后所建立的专制复辟政权，带来了双重的复辟性质和双重的复辟内容。即﹕它不仅与俄国的共产专制复辟具有共同性，而且具有中国传统农民革命只能“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的特殊性。再加上它一是处于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鼎盛时期，二是正值二战结束后的东西方冷战时代，三是以革命的名义推倒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政权，四是它自知有一个靠阴谋起家和卖国发家的肮脏历史，所以，它才既要实行极权统治，又要挂起“多党民主”的招牌，以“三权分立”为样式，将集中与专政作内容，藉以达到它全面重建专制制度的目的。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复杂化”，即装模作样，非但无以掩盖它专制复辟的本质，相反，却更加地表现了它在本质上的极权化。
　　第一、就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而论，由于其它各党派均必须接受中共一党的领导，所以，中共的党纲便是它们的党纲；中共的所有政治主张，便是它们所必须遵循的主张。在组织上，这些民主党派还必须接受中共各级党委统战部的具体领导，并必须由有共产党身份者担任其各级领导机构的第一把手和秘书长等职务，直至在该党各级党部中建立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亦即真正的领导机构。在经济上，这些民主党派则全部由中共各级统战部提供活动经费，其中的专职人员由中共统战部参考中共自身的官本位，规定其薪金级别和工资待遇。如是，它们就在实际上成为共产党的一个个特别支部。从一九四九年前传承下来，并曾为中共夺权卖力的这八个“民主党派”，它们虽是中共在中国大陆胜利夺权中所接收的八个历史包袱，却在初期起到了为中共装潢门面的作用。由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不够听话者，便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有了种种的遭遇；他们当中的一些十分听话者，则在一九四九年后拥有了种种的荣耀。同时，由于一九四九年之后，直至今天，中共仍绝对禁止任何一个新党派、新社团的建立，凡有暗自成立者，均被视为反革命组织，或授以“颠覆国家”罪，绝无宽容姑息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在实际上，也就是中共这个“老子党”和这八个“儿子党”之间的“永久性和唯一性合作”。中国大陆人民对它们的嘲弄与不齿，自不待言。
　　第二、就中共利用三权分立形式而建立健全的极权专制制度而论。中共在表面上确乎有一个三权分立的“政体”，但是，这个“三权分立”的政体，却是假的。因为在三权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中共党权。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三权”机关，必须由自中共中央以及各地方党委派出的
　　党组进行实际领导。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百分之八十以上，必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在退休的中共正部级干部中选任；全国政协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百分之七十以上必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现职、主要是在退休的中共副部级干部中选任；各省、市、县，包括各级自治区的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均遵照这一原则依次在各级中共干部中予以选任。各级人大代表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各级政协委员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各级各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中，共产党员身份者必须保证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还要设立中共临时党组以具体领导和指挥会议。其各级常任机关不仅接受同级党委领导，而且同级党委还要派出党组具体领导之。在任何一次会议的任何一次表决前，均必须召开人大机关和政协机关的中共党组会议，并在决定投票结果后，再召开本次会议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中的党员会议，声明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定，按照党的会议决定进行投票。俟上述一切均得到落实后，再进行代表与委员的投票活动。事后若发现有不听话者，轻者警告，重者解除代表或委员资格，或在换届时将其剔除。至于各级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的产生及名额的分配，则全部由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组织部、统战部分别或共同把持、操办即“选拔”。以至名单公布前不仅代表委员本身均不知内情，甚至连推荐代表和委员单位的中共党组织亦不能预知。诚如中共一位前省委书记所言﹕“这是组织上的事情，没有必要让你知道。”01 至于各级公检法机关，除掉各级均要设立党组以实行党的领导外，更由中共中央及中共各级党委设立各级政法委员会以实行统一指挥。各级公安、检察和法院系统中绝大多数领导者和工作人员，包括各级判案人员，迄今基本上为中共复员转业军人。
　　这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多党合作”、“三权分立”和“人民代表大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政治本相。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的每一次错误政策，每一种倒行逆施，每一度内讧内斗，每一回无法无天，不仅均能够得到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一致拥护”，而且均能够在“法律”上获得“一致通过”的根本缘由所在。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这样一些根本的政治制度，靠这些在宣言上、宪法上和各种法律、法规上所根本看不到的专制极权化“操作”，才保证了它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绝对权力，和对于这个政权之“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一厢情愿。

01、一九八八年二月，某省一位名作家突然在报纸上看到自己成了某县人民代表，紧接着又成了本省的人民代表，并被“选”为“省人大常委”。后来这位作家便在常委会上提出：“我既不知道自己被选，也没有选过别人，怎么就被‘选’成了代表和常委？”该省人大主任、前省委书记王光宇乃当场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没有必要让你知道。”这位作家遂长期不去开会。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0:56

二　　中共为复辟专制制度而施行教政合一、强化思想统治

　　如导论第一章所述，近现代任何专制复辟政权无不将强化思想统治作为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中国，民元之后，由于袁世凯、张勳的帝制复辟瞬间败亡，北洋军阀又不得不在“共和”的名义下以推动复辟，一九二七年之后重建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本质上又是一个正在实行训政的民主政权，因而，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家的基本性质，便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延续和保证。由是，中国人民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地保有思想、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相当自由。所以，不论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亦都只能提倡“尊孔读经”，而不敢强迫“尊孔读经”。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即便为了接受袁、张和北洋军阀复辟的教训，而要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间内实行“训政”，直至围剿持枪反叛的新旧军阀和中共，然而，共产书刊报纸，共产作家联盟，以及在种种名义掩护下的共产社团，仍在相当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拥有存在和发展的自由。王若望等许多共产党人，曾一再声言他们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着作才崇信共产主义的事实，便是明证。02

第一、取缔一切思想文化自由，强化马列毛绝对思想统治

　　由于教政合一之极端专制政体的特质乃是教权至上，政权次之，而教权统治又以宗教思想的统治至上，所以，维护正宗教义，反对宗教异于，排斥甚至是绝灭其它一切思想，包括思想和思考行为本身，就成了实行教政合一式专制统治的至上法权。所谓“你思考，你就不是一个忠实信徒”的宗教名言，所谓“共产党员必须做党的驯服工具” 的“党员修养”，都是中世纪欧洲教主们和当代共产教主们，实行教政合一式专制极权统治的不二法宝。因此，由取缔一切思想自由，包括取缔对共产教义作出任何不同解释的自由，而导致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组党自由的全面取缔，便成为“教政合一”之极权专制政体，维护其绝对思想统治的不二法门。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此为最高统治原则，才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全面地、并且是彻底地取缔了人民的上述种种权利，将民元以来中国人民已经享有了三十八年之久的基本人权，剥夺得一乾二净。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教育、文化、学术、新闻、出版以及各个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全面的党治，而且还要在上述一切领域，将任何一种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均纳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将一切的思想文化学术研究工作，均要变成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作为绝对真理的证明，说明和解释。即便是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切研究工作，包括体育比赛和文艺表演，也都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之，其成果都必须贴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标签，以证明这个主义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性”。中国共产党以此来否定人类历史上除马列毛以外的任何思想和思潮，不论其进步还是反动；中国共产党更以此来排斥和反对当代世界在人文科学领域所获得的一切成就，亦不论其反动还是进步。由是，不论是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稍有离经叛道，或仅仅是对马列毛思想的解释、证明或歌颂，与中共、甚至是与毛本人稍有背离或偏差，就立即要遭遇批判、斗争、政治处理、判刑劳改、直至处以极刑。即便是与中共一起发家，或为中共及毛的发家有过重大“理论贡献”的共产党人亦不能免。前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遭遇，就是千千万万的例证之一。此与中世纪教权统治下的欧洲相比，其教权的至高无上和教权的无孔不入，及其血腥和残酷，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取缔宗教自由，毁灭宗教文化，压制宗教发展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以后，虽然在宪法上明文规定人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实际上，却毫无余地地剥夺了人民的这一自由。如果说文革开始前，和尚、尼姑尚允许存在以装点江山的话，文革中，除马教之外，所有宗教在“破四旧”革命口号下均被取缔和打击，所有宗教建筑、宗教古迹均被捣毁和破坏，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斗或还俗，中共所谓宗教文化政策的底牌遂暴露罊尽。文革以后，中共虽然开始修复寺庙，
　　重建宗教“队伍”，但是，也正因是重建，所以，才又趁机输入了自己的“新鲜血液”，在宗教界建立了党政级别，即按照中共的官本位为寺庙划等级，为和尚尼姑定待遇，所谓“处级寺庙、科级尼姑”每遇而皆是，屡见而不鲜。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人民虽然因对马教、毛教的普遍抛弃和彻底厌弃，而开始自己选择宗教信仰，并促使了宗教活动的迅速发展，却又因为立即造成了中共的“大不安”，而立即遭遇和正在遭遇中共的广泛镇压与坚决“法办”。显然，要想在中国大陆回归中华民族五千年宗教自由的文明历史，无疑尚需要一番极其艰难的奋斗历程才能实现。

第三、设定反革命罪、反毛泽东思想罪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罪

　　中共在夺取政权后，为厉行镇压设定了反革命罪。所谓反革命，一是历史反革命，即历史上曾作为共产党敌人者，或曾寄身在敌人阵营里面的人，并且不论这个敌人是否真的反对过共产党，是否帮助过共产党，或为起义者和投诚者，或在实际上竟是抗日的民族战士。二是现行反革命，即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有反对共产党言行者，或仅仅在思想上表现过不满或表示过不同意见的人，或仅仅是被共产党“认为”有不满者。由于对大量的思想上的反革命，无以设定硬性的界限，因而，思想上的反革命罪，就成为一种“欲加之罪”，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此为中国大陆“最为普遍的政治罪行”。一句话，一个字，有时不过是对一个党员或一名干部的一点不满或意见，甚至仅是个人在日记上写下的一两句有情绪的话，或被认为是有情绪的话，有时竟是在党的动员下向共产党表的忠诚、提的意见，有时却完全是因为笔误，诸如将十月一日写成了十月十日等等，均能构成反革命罪，或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一九五零年中共因发动土改而随意将地主视为反革命并将之枪杀者，即达二百万人以上。一九五一年因中共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而成批枪杀的反革命分子，总数达四百万之多。一九五七年因中共“引蛇出洞”而被打成右派者，竟占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五分之一强。其中更有一些人在被打成右派之后，又被判为历史反革命或现行反革命罪而被逮捕或判刑。03 从一九六六年中共文革伊始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罪而被判刑、枪决者，和被逼自杀身亡者，难计其数。一九七八年之前，在成批枪毙死刑犯的刑场上，在人满为患的中国大陆各地监狱中，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均为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犯。一九七九年前后中共为维护统治，收拾人心，曾“与民让步”而平反冤假错案，其被平反者，基本上是反革命犯。曾容纳过数十万反革命犯的青海柴达木盆地诸劳改农场瞬间为之一空。时至一九八零年，仍然有人仅因一句“政治民主化”便被判刑十数年。殊不知“政治民主化”之一语，早在一九四五年便被写在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上，一九四六年更被公布在中共也参预修改和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上。一九八九年中共的天安门大屠杀，无非是一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公开大屠杀罢了。
　　然而，正是这种对反革命罪的大量罗织，才绝对有效地维护了中共在思想上的极端专制统治，使神州大地“人皆不敢言其想言，人皆不敢想其愿想”。诚如蒋介石所言﹕“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听从，还有什么办法？”（参见本卷第二章）中共教政合一的极端反动政治体制，正由是而得以建构、巩固和维系。

第四、中共为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补上了最为血腥的一课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构“教政合一”的极端专制统治，委实为它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绝对专制制度”，带来了专制权力在结构上的根本保证。它既是中共在专制复辟统治的手段上，对“苏化”后中世欧洲教政合一政体的照搬和发展，又是对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在统治方式上的一次血腥大补课。因为中国历代王朝和历代帝王，只借助宗教，利用宗教，却从来没有“为独尊一家宗教或思想而灭绝一切宗教或思想”。即便是董仲舒要在统治哲学上提倡“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 ”，也既未扫荡得了百家，更未在中国真正建立起一个至高无上、即高过皇权的儒教教权统治。儒家思想仍然只能作为一种被皇家利用的统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而非必须顶礼膜拜的宗教统治权仗，更不能高高地悬挂在皇冠之上。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虽然常常独尊儒术，但从来都能允许“儒、释、道”三家并存、并尊，甚至是并用，以使互补和互约。即便是某个统治者要独尊某家，他也绝不会为了此家而杀尽彼家。独尊佛门的梁武帝竟能与反佛者“开台辩论”，虽失败而绝不加害，足见其没有为佛而杀人。由是可知，漫长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正因为允许数教并存，互相牵制，在政治上既没有将专制统治推向教政合一、即在思想上实行全面专制的极端境界，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予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以“思想思考的自由和文化创造的自由”，因而，才不致因罗织种种思想罪而为教杀人，也才有可能造成“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思想文化局面，并在数千年之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产生了不朽的思想成就，为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条件。甚至为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绵延难绝，造就了思想文化的基础。即便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几度“文字狱”，也只是几个君王所制造的几个个案而已。这就较之由教政合一血腥统治所导致的、中世欧洲封建专制统治的“短命”历程，，既显示了它在文明发展上的历史进步性，又带来了它绵延难绝的历史落后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殚精竭虑地要探讨中国君主专制历史为何如此绵延而难衰的研究中，有些成果虽然对如何造成中国专制历史之所以如此漫长的诸种原因，都有切实的论证和睿智的发现，但是，却又都因为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宗教的关系鲜有探讨，而不能揭示出它的根本原因何在。更何况就全世界范围来说，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究否太长，亦大有值得讨论的余地。再者，世界历史的发展，虽是大同小异，但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却不可能完全步调一致。因此，仅仅因为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进步中，我们中华民族稍慢了一步，或曰稍稍落后了一点，我们便只想从讨伐自身的历史弱点出发，甚至走向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直至对自己民族的完全否定，即将中共的复辟专制之罪完全归咎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劣根性”，这固然是中共在思想文化上绝不允许任何自由、更不允许否定现实的一个恶果，说得直率一点，怕也是某些人，因怀有不敢、甚至是不愿否定现实的心态，才使他们硬要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拉来为中共的犯罪现实作替罪羊罢了。这在实质上，无非是为中共在大陆的极权专制统治，作了一种“软性的辩护”。其实“祖宗何罪，罪在中共”。这大约也是一句应该提出来共勉的“实话”吧。

02、参见《王若望文集》，中华民国团结自强协会出版。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0:58

三　　中共为实行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而建立严密的权力结构

第一、“两会制度”是中共表演共和的舞台与厉行专制的框架

　　如前所说，中共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假以三权分立的样式，建立了它所谓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却在实际的权力结构和实际的政治操作上，又为中共中央及其各级党委所一统。因此，这个根本制度就成为表演共和的舞台，而非实行共和的机关。它非但没有成为组成共和国体的根本权力结构，相反，倒成了厉行专制极圈统治的如意框架。

第二、中共教政合一的极权政治体制是以军事独裁作为其统治基础的

　　如果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只是在表面上装潢与表演共和的舞台，那么，撑持着这个大舞台和作为整个专制统治权力之根本支柱的，却是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共党军。自中共一九四九年建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就只有中共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党军，而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军事委员会和国家军队。八十年代初，为了做样子，才由邓小平同意“多挂一块牌子”，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多做了一套“国家牌的制服”而已。加之中共的党章又规定党的主席，或曰第一把手，必须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因此，毛泽东便任此职至死而不放，邓小平亦在不担任任何党和国家职务之后仍继续担任该职，直至由他来指定接班人担任这一关键职务。因毛、邓既是中共造反军人出身，又是中共军队的最高统帅，是故得意时均着军装以显威。毛泽东则更是在十数年中常常穿着军装，以逼迫人民对他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在他所独有的四个伟大称号上，有一个便是“伟大的统帅”。他们与希特勒一样，既是党的元首，国家的元首，又是军队的元首，因而，也就使政权本身具有了军事独裁政权的性质。如是，中共党指挥枪才是假，相反，枪指挥党才是真。文革开始，全党内讧，全民遭殃。有人亦数度想在军队烧一把火，玩一回造反的把戏，甚至想夺军权，毛泽东便立即指责这是要“毁我长城”。当文革之乱已经乱到了无以收拾之时，毛泽东便派出军人“支左”，实际就是武装镇压，并因此而稳定了局面，也巩固了他重新到手的独裁权力。而当党的会议上出现反对他的意见和倾向，其地位与权力受到挑战时，他则乾脆用军队包围会场，迫使他的党人在他以军队作底的淫威之下就范。可以说，毛泽东的数十年横行无忌，胆量便是来自他军权在手。毛死后，胡耀邦的被迫辞职，赵紫阳的被逼下台，邓小平用的也是同样的把戏。
　　“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在前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以公然背叛北伐和叛变中国国民革命为“奠基”的农民造反军队，在它于一九四九年为中共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之后，亦与历代农民造反军人一样，人人都必须弄一个官做做。是故，其军事人员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便被转业到地方担任各级党政领导，并且形成了传统。这既在无形中使中共各级政权仍为军人所掌握，使军队的专制作风得以在地方政权中传承和发扬，同时，亦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在构成上出现文化素质极底的特质。尤其是公、检、法系统，至今仍几乎为转业复员军人所把持。其文化素质之低，军人作风之强，骄悍脾气之盛，足以使各级本来就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公、检、法机关，“蛮横无知和无法无天”。所以，如果说中共实行的是教政合一，倒不如说中共实行的乃是“教、政、军合一”。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际上乃是一党一姓的军队，岂但与国无涉，而且与民作对。一九四九年后，中共曾无数次调动人民解放军以大规模镇压人民的血案，固然为外界所难知；一九八九年中共公然调动人民解放军进北京屠城，终于使世界震惊不已。中国共产党正是靠着这样一支由它绝对掌握的私家军队，为其打天下，又为其保天下，更为其杀天下，才有力地巩固和维系了它的专制复辟政权。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的这堵“长城”和这根“柱石”，却在中共数十年权力斗争和政治风雨的剥蚀之下，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开始了分化和裂变。近十余年来，解放军里的知识分子军官和作家们，特别是新一代解放军军史研究家们，他们在对解放军历史的反思中，所得出的大量“反认识”，和他们对国民党军队英勇抗战的“痛苦认知”，无疑为推动中国大陆的现代历史反思运动，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至于新一代有文化的中青年军官，他们而今对“党指挥枪”的巨大怀疑和不满，以及他们渴望自己能够成为国家军队的迅速民主觉醒，实已使得中共面临着军权的最大挑战。诚如海外一位报人所言，而今，“解放军还要解放何人” 呢？他们剩下的唯一任务，就是解放自己了。中国共产党想依靠这一支党军来维系它摇摇欲坠的政权，来达成它“千秋万代掌权”的愿望，最终怕也只能落得个“天上人间”式的悲哀罢了。

第三、全方位实行党政合一是中共将全社会纳入教政合一体制的具体形式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不仅实行教政合一，而且实行党政合一，即将党政合一当作教政合一的具体形式，无处不以党权指挥政权，使中央及各级政权机关，包括政权机关中的各个部门，均置身于同级和同部门党权的控制之下，以党凌政和以党控政。同时，中共还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即教权对于各级政权的控制权，和教权对于各级政权的结合权，发展到了政权以外的全社会。即在全社会的各行各业各单位中，皆视其级别和规模，设立党的权力机构，将其领导权力政权化、级别化，同时还要建立行业、系统、或跨行归口的党委领导机构，以求党权至上，统领一切，重在控制思想和掌管人权。其中工会、妇女、体委、文联（包括所属各协会、特别是作家协会）、共青团等被中共宣布的“五大群众团体”，均归中共中央即各级党委的宣传部直接领导和控制，如同八个“民主党派”权归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统战部直接掌控一样。由是，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全社会，都建立起了一个个蛛网式的和等级化的“封建庄园”，并且还要视其在蛛网结构中的地位和大小，或成纵向归属，或作横向牵制。其每个庄园的庄园主便是这个庄园的党的最高负责人。这个负责人由是而获得了其领属范围内的一切生杀予夺大权。这样一个严密的权力结构，不仅使得全社会政权化，而且使得全社会党权化；不仅使得整个国家专制化，而且使得整个国家封建化。因此而成为中央集权与封建专权的高度结合，即全方位极权化。
　　由是，全社会所有行业和所有单位，其内部自上而下均层层设立包管一切的政权式机关，又同时设立控制一切行政权力的党权机关，并设置党委书记，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等职。其作为同级行政领导的领导，便理所当然地掌控了指挥行政的全部权力。由是，人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读书做工，包括休养生息，便全部被置于党权指挥下的“行政权”之下。中国大陆全体人民，在实际上便成了奴隶制度下的，无任何人权与民权的奴隶而已。
　　八十年代中共为自救而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上述统治开始出现了软化迹象，但是，其基本的党政体制既未改变，党政亦根本没有分开，由党管人的人事制度虽然高喊改革已达二十年之久，却至今没有任何具有实际内容的改革。全社会各行各业中的党权，虽在少数领域有所削弱，如工厂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一再较量，个体经营中党权问题的亟望解决和尚未解决，以及由“人心不党”而产生的对党权的抵抗和排斥等，但其中绝大多数领域，党权基本上没有被触动。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的教育、新闻、出版、学术、科研、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中，反而有进一步强化的明显趋势。一度在高等学校实行的校长负责制，终于又退回到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是，中国共产党为复辟专制制度而苦心建立起来的这个严密的权力结构，毕竟因为时代的进步和中国大陆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复归，以及它为自救而推行专制经济改良所产生的巨大“负面”作用，不仅开始出现全面的松动和松散，锈蚀和腐蚀，而且其最高权力所面临的权力危机，亦在人心思变的基础上，使得它的整部统治机器已经在根本上发生了衰朽。由是，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这一部严密的和高精度的专制权力结构，也就势必要面临着“一朝崩溃”的危险。苏联及其它共产国家的瞬间自垮，及其权力结构的转瞬即崩，已经为中共昭示了它同样的下场和结局。只是中共将垮得更惨而已。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0:59

四　　中共为强化专制复辟统治而重新建立严酷的等级制度

　　中共重新划分等级的手段，一是软划分，二是硬划分。所谓软划分，即由中共从其复辟专制的需要出发，使整个社会在观念上形成崭新的等级观念。文革前，其第一等级是中共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第二等级为非党员干部。第三等级是号称领导阶级的工人。第四等级为农民中的贫下中农。第五等级为知识分子。第六等级为小生意人。第七等级为无业游民。第八等级为阶级敌人。八十年代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后，因邓小平曾一度鼓吹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故知识分子曾一度荣列第三等级。但随着“八六学运”和“八九动乱”的爆发，其等级又有明显下降的趋势。相反，因小生意人即个体户，在改革开放中的日渐“财大气粗 ”，地位乃有明显的跃升。特别是在出现了“官倒、权倒”为代表的大生意人以后，因其中一些官倒、官商和权商本人就是中共的高干、老干及其子弟，故他们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今日中共权钱并拥的第一等级。原第八等级，盖因右派平反摘帽，阶级斗争已经抓而不灵，所以只剩下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反革命罪一九九七年后改名为颠覆政府罪）。因反革命和所谓颠覆政府者在人民心中已经“变味”，甚至得人尊敬，如“六四”通缉犯等，所以中共对这一等级的制造，也就徒劳而无功。另外，因为犯罪分子获释后，按照中共不成文的制度，乃成为“劳改、劳教释放犯”，已永入另册，终生不再享有被录用权，只能成为小生意人，做个体户，因此，在八十年代以后，他们的等级也就要根据他们经商规模的大小，以及他们与中共当权人物的关系来确定。八九年后传遍中国大陆的“十等人”歌谣，应该说是十分形象和十分准确地道出了当前中国大陆社会等级观念的本相。04
　　所谓硬划分，是指中共通过建立严酷和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所进行的社会等级和社会待遇划分。其具体手段如下﹕

第一、重新划定封建官僚等级，确立官本位

一、封建官本位的建立和健全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权，即开始实行所谓供给制。按照初步划分的“革命等级”予以不同的供给。由于此路不通，遂实行工薪制，开始明确划分干部的级别，逐渐地建立了以官僚级别为准绳的“官本位”工薪制。工薪级别分为二十八级，十三级以上谓党政高级干部；十三级至十七级谓党政中级干部；十七级以下者谓普通干部。高级干部取工薪与供给相结合制，即除掉按级领薪外，其秘书、住房、汽车、电话等一切“革命消费”，均由国家供给，并有详细的规定。工薪只作为其职务收入的象徵而已。五、六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基本上已经能够予取予求。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成员，则能随心所欲。文革初期被揭发出来的许多中央和地方高级干部的豪华腐朽生活，曾叫普通干部和民众目瞪口獃。由毛泽东专职医生李志绥所揭露出来的毛的腐化事实，较之在中共高层和大陆民间所流传的“故事”，尚相去甚远。
　　官僚级别一经划定，即“全国通用，终生享用”。不仅退休之后仍享受原有的政治、经济待遇，即特权，而且死后的追悼会与骨灰盒的安放，亦有明确的等级规定，讣告上则要明确指明生前所享有的官僚级别，哪怕是一个科级或股级干部。如此常令无级无别的普通民众笑恨难抑。与中国封建专制时代和君主专制时代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党政以外的各行各业，也普遍分行业划定了工薪级别。但只作工薪级别，而不含有其它任何政治级别和其它任何特殊待遇的意义，更无特殊的享受和需要。
　　新的等级制度，一方面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问题愈来愈多，一方面则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被“革”乱了套。文革中被打破的官僚等级，虽然在改革开放后立即得以恢复，并将十三级以上才作为高干的规定，放宽到了十四级。然而，由于中共老干部相继“向马克思报到”，新提拔的干部日益增多，职别和级别的不统一已经愈来愈明显，中共遂于八十年代中期以机构改革为名，一是将官僚等级（含工资级别）划定为办事员级，正副科长级，正副处长级，正副局（厅）长级，正副部长级，正副总理级和正副国家元首级。其中正副局级以上者为党的高级干部，明文规定享有不同等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仍然取工资与供给相结合的制度；处级为中级干部，视其实际权限的大小，而予以一定的供给；科以下为一般干部，其中有实权者，一样敢多占，也一样敢多吃。改革期的中共各级领导干部争级别、闹待遇的种种丑恶表演可谓无奇不有，实为古典小说《官场现形记》所揭露的晚清官场腐烂之风所不堪比，也不能比。
　　八十年代中期的“级别改革”，终于使“官本位”的严酷等级制度得以完善化，即将上述各级官僚级别作为“本位”，将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就没有升过级、加过薪的教授、医生、工程师，以及一切有社会公职者的工资级别，包括和尚与尼姑，均靠拢到官僚级别上，并由此划定为﹕知识分子的最高工资级别，即正教授的最高工资待遇可以比照副厅级，以下按级类推。而今，随着党权更加膨胀，改革开放又为不受制约的权力大开了绿灯，因此，稍有职权者，不论科、处，厅、部级等，均能够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甚至“吃喝嫖赌都报销”。而无职无权的知识分子，非属于中共上层知识分子的教授专家，尤为一般工人农民，即一切仅靠工资吃饭和劳动吃饭的社会主要构成，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起高楼，宴宾客，楼却塌不了”。其所造成的人心愤懑自不待言。中国大陆正在流行着的一首首生动深刻的民谣，已经成为历史最有力和最生动的见证。

二、官本位成为在全社会划分封建等级的严酷标准
　　中共为了让官本位成为全社会唯一丈量森严等级的准绳，由是，企业始分为国营、集体、乡镇与个体四大类。其中国营分为一级二级三级等；集体分为大集体、小集体；乡镇企业有公营和公私联营之分；个体则予以规模与范围的限制。在改革开放之前，他们常常是被打击的“投机倒把对象”，非但生计难保，有时连命也难保。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虽因“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而时起时落，却在终于和腐败官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后，才熬到了可以作成大款和大个体户，而今已经被称做民营企业家的的非常岁月。
　　企业的级别虽如是划分，但除掉八十年代以后的大小个体户外，不论是各级国营，大小集体，还是乡镇企业，其领导者，均按国家的统一官本位按级拿钱，享受同级待遇。如地、市、县级的书记、厂长，均能够享受地、市、县级待遇。至于级别外的占有，则随着中共改革的逐步“深化”而当然要“愈来愈往高处走”了。虽然工厂亏本，工人发不出工资，厂长书记非但工资分文不少，而且吃喝玩乐、出国考察照旧。即便是这一家工厂被他们搞垮了，他们仍会被调到另一家工厂去当厂长、做书记，照样吃喝玩乐。
　　官本位的确立同样给事业单位带来了森严的等级标准。教育、卫生、科研、新闻、出版、文化、“群众团体”，亦被全部按照官本位纳入了官僚级别的体系之中。因此，中共事业单位的官僚们为升级和争待遇，可谓机关算尽。中国大陆的许多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的书记及校长，为将自己从副厅级升上正厅级，乃使用各种办法，包括用教育经费向上级主管行贿等，务使本院校改名为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为了能够“复辟”到文革前的准部级单位，以与全国文联平起平坐，竟指使它下属各省的分会纷纷要求“升级”，终于在八十年代末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为“副部级单位”。事成之后，其书记、副书记们与主席、副主席们，便纷纷庆贺自己的官僚级别随之升了半级。“少数对文化不重视”的省委，因没有为本省的作协升级，而使作家协会的官员们怨气冲天。

第二、户籍制与户籍等级制

一、中共实行严密的户籍制度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政后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使中国大陆人民从此失去了迁徙与居住的自由。可以说，这是中共北京政权为强化专制极权统治之最为险辣的一着。因为户口制加上粮票制度（粮票分为地市、省市和全国范围内通用不等），再加上任何人外出，不论公、私，都必须持本单位或本地区党政机构的介绍信（在农村，直至八十年代末期发放身份证之前，都必须由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以及后来的乡政府开出介绍信），以说明自己的政治身份。否则，就会随时有遭遇扣留或逮捕的危险。这就使得任何一个公民都失去了最起码的人身自由。

二、中共实行严酷的户籍等级制度
　　中共不仅实行户籍制，而且实行严酷的户籍等级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内，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类。在城市户口中，尤以大城市户口为最贵重，中小城市次之，县镇又次之。在农村户口中，又分为吃商品粮者，如城郊菜农；和不吃商品粮者，如粮棉生产者。县以下的城镇里，又分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为城镇户口；和不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为农村户口。然而，由于每年又要给予一定比例的“农转非”指标，可以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于是，这些指标便成为县以下各级官员的“专利”，直至成为县市公安局的“钱袋”。时至今日，不仅亿万流民早已横决大江南北，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正在此起彼落，而且呼唤陈胜、吴广的喊声，早已震动“天听”，深入人心。

第三、中共对国民进行分类等级划分以实行层层“裂民”而治

　　中共建政后，即将中国大陆人民划为两大范畴。一是人民内部，二是人民外部、即阶级敌人。在人民内部，中共又将工人划为第一等，是为领导阶级；农民划为第二等，是为同盟者。农民中又分为贫农、下中农和中农，属人民内部。地主和富农划为阶级敌人，是为专政对象。小生意人为第三等，是常常要进行改造的对象，其中改造不好者或在运动中成为打击对象者，亦能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第四等为无业游民。在人民外部，即在敌人中，中共又将其划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其中反革命分子为最，现行反革命分子为最中之最。其余为地、富、坏、右。在地、富、坏、右和历史反革命中，又有改造好的和未改造好的之分。自然未改造好的又次之。但在地、富、反、坏、右和历史反革命中，在押者，自不待说，劳改劳教释放后，即为“劳改释放犯”和“劳教释放分子”。因此，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即便是改造好的，也永远不能改变身份，仍然是最底层，属于永久性的专政对象。他们的配偶自然也要低人一等。他们的子女在一九七七年之前，绝大多数被剥夺了升学、招工、晋级的权力。至于参军、入党和“提干”，就不用说了。在政治松动期，他们当中极少数人尚能考取大学或被招工；在政治收紧期，则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成绩和政治表现再好，也没有可能考取大学或被招工，甚至连中学也“考”不取。在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的历次全国高考中，某省考区的前三名学生，俱因出身不好而概不录取。农村地主、富农子女的处境就更为凄惨，女性尚有出嫁的可能，男性常常无人愿嫁。中国大陆农村中，终身不能成家的地主、富农之子，比比皆是。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人民内部的等级无大的变动，但人民外部的阶级敌人猛增，故五种人，又变成了九种人，即增加了叛徒、特务、内奸和走资派。他们的子女亦分为“可以教育好的”，和“不可以教育好的”两种。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邓小平为收拾人心，曾先为党内叛徒、内奸、特务、走资派平反，后为“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们”摘帽、改正。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之人民外部等级，才逐渐消失。
　　总之，中共为实行专制复辟统治，而建立了中国数千年历史所从未有过的严酷等级制度，又藉划分等级为手段，制造人民之间的隔阂与仇恨，以进行“裂民而治 ”，或曰“分而治之”。中共虽然藉此而维系了它的极权专制统治，但是，由这一森严等级所逼迫出来的人心觉醒与人民反叛，最终必将成为它覆亡的重大社会原因之一。

04、盛传中国大陆的“十等人”民谣，版本甚多，此处仅录出其中一种，歌词为：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三代都享福。二等公民是官倒，国内国外挣美钞。三等公民是大款，买房买车买马票。四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五等公民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六等公民是记者，隔三差五吃油了。七等公民手术刀，打开肚皮要红包。八等公民方向盘，上班下班都能捞。九等公民是教育，鱿鱼海参认不全。十等公民老百姓，学习雷锋干革命。此外还有大量形容中共腐烂干部的歌谣，如：“吃饭基本靠请，喝酒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花，老婆基本不用”和“喝茅台三杯五杯不醉，打麻将三夜五夜不睡，收红包三万五万不退，玩女人三个五个不累”等等。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1:00

五　　中共为维护专制复辟统治而厉行残酷的镇压手段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一手段，便是建立镇压的理论根据。即在宪法上和其它重大立法上，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绝对合法性和永久合法性。由此而将一切不信和诋毁共产主义信仰，批评和动摇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和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均定为“反革命罪”，且为重罪。同时又以此为根据，视需要而罗织种种属于反革命罪的“欲加之罪”。于是，这些根本“大法”就为中共所有“无法无天”的镇压手段，打开了广阔的门路。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二手段，便是要造就一个有权无法的社会观念和社会结构。其做法为﹕
　　第一、厉行党大于法。中共中央及各级地方党委不仅要向同级政府的公安、检察与法院三大机关派出“党组”，以在内部领导公检法以外，而且在同级地方党委内部设有“政法委员会”，以统管同级的公检法机关。当对案件的处理，包括审讯，在公检法机关内部发生重大分歧时，由该委员会拍板定案；或由该委员会直接上报同级地方党委决处。公安、检察、法院也就因此而由权力机关变为中共一党的职能机关和办事机关，其作为司法、权力及执行机关的应有独立功能，便被一笔勾销。
　　第二、厉行政策大于法。自人类有法制以来，法总是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政策却常常具有灵活性和时间性。法既是制定政策的基本根据，政策的制定则必须受到法的制约。但是，中共在其五十年的专制复辟统治中，却造成了政策大于法的悖反现象。中共一党的政策不仅必须是国家立法的依据，而且其政策由权力的更迭，或由最高权力者及各级掌权人的随心所欲所造成的多变和剧变，更造成了法的无所适从，或“有法难依和有法不依”，直至造成法在实际上的消亡。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审订“宪法草案”时就曾说过“宪法还不是我定的”的话，无非说明了他对法的轻蔑。至于他的名言“我就是秃子打伞 —— 无法无天”，就更是证明了他的目中无法。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民间歌谣所唱的，“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等“绝响”，实是形象地表述了中共政策多变和法制无归的真相。多变的政策既使法制归于虚无，更使得法制观念在全社会荡然无存。由是而造成了中共无法无天和人民无法可据的畸形社会局面。
　　第三、厉行权力、地位、人情大于法。由于党大于法和政策高于法，因而，权力、地位、人情之大于法，便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一般来说，任何案件，只要拥有党权的干涉，便既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也可以小事变大，无事生非。任何案件，只要能够找到有地位的人向掌权者打通关节，亦都可以网开一面，反之冤网难逃。至于中共党人一旦违法乱纪，则党纪既可以代替国法，地位亦可以免除国法的制裁，除掉党内斗争的需要。前者使同罪者因具有党员身份，而仅受党纪处分或免于刑事处罚；后者即使罪大恶极，亦只会重罪轻责，直至寻机开脱。难怪中国大陆人民常说“在中国，没有一件好办的事，也没有一件事办不好。”而由大陆人民悲愤填膺地唱出来的“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等民谣，实已彻底揭穿了中共法制的本相。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三手段是敢于公然地和肆无忌惮地滥杀无辜。其具体手段 —— 第一便是革命即法。自一九五零年六月始，继所谓清匪反霸已经屠杀了数百万人之后，中共又在保卫革命政权的名义下，厉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时不足一年，仅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等所公开承认的就有七十一万（参见前文及注释）。其执刑场面之大，一次枪杀者之众和每每陪斩者之多，史无前例。毛泽东的名言“秦始皇算什么！他只杀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一次就杀了四十六万”，实在将一个流氓暴君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其时，毛泽东不仅屡屡叫嚣“要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而且一再地亲自决定杀人的数字和比例。为彭真所主持制定的“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竟能规定对传谣者也要“斩立决”。其目的，就是要杀得所有人都不敢说甚至不敢想为止。05 据近年来中国大陆各方面的不完全统计，直至毛泽东死，中国大陆人民被中共公然杀害和迫害致死者，不包括被中共“人祸”饿死者在内，决不下四千万之数。是日本帝国侵略我国十四年所杀害者数倍以上。这只是一个最保守的数字。完全的数字，只有等到中共档案完全解密和人民能够真正申冤的那一天。
　　第二便是运动即法。即在中共所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中，根据运动的要求和目的，竟可以随时随地地“杀人无罪”，逼死人和害死人更无罪。自一九四九年前后直至毛泽东死，中共曾连续地和不间断地发动过 —— 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肃清反革命、城乡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人民公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四清、批判合二而一、批判文化界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等二十余次大型政治运动。其间，为发动、深化和证明历次运动胜利的需要，被关、被判刑、被处决和被迫害致死者，难计其数。文革中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罪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而被杀害、迫害致死者，和造反派中为中共制造派性恶斗、武斗、直至被中共武装镇压而死亡者，不下二千万人。06
　　中共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不仅是对于人民生命的残害，而且是对人民精神和心理的无限摧残。于政治运动中被逼疯者固然是次次都有、处处都有，文化革命中因被迫害而罹患精神病者，至今于国中比比皆是。文革中，全国各地均有未成年孩子因喊错口号，或不懂事孩子胡乱涂鸦而被打成反革命者，或连累父母被打成反革命者。其中绝大多数孩子被逼成了疯颠和痴獃。至于中共利用历次政治运动在广大人民中间所播下的互相仇恨、相互猜忌、互相防范的情结，及其对人民心理所造成的压抑和扭曲，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伟大民族好侠尚义和乐天达命的美好性格。中共五十年来的残暴统治，对中国大陆人民和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史无前例戕害，及其所留下来的“严重民族伤痕”，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抚平。
　　第三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就是法。毛泽东在其当政的二十六年中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虽然都打着革命的旗号，但在实际上，他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对外迫害人民以巩固共产党极权统治，二是对内清除异己以巩固个人最高权力。为了这两个目的，他对外讲阶级斗争，并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内讲路线斗争，并倡言“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由是，什么革命元勳，开国功臣，党中元老，国家主席，均可以在他的铁腕下被他打成血人，直至惨遭迫害致死。不论是高、饶反党集团，彭、黄反党集团，还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林、江反党集团等等，都既无需党纪来处理，更无需国法来制裁，全都在毛泽东一句“最高指示”之下，就可以成为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

　　中共厉行镇压的第四手段，就是建立黑暗的多重监狱制度。
　　第一、正宗监狱制度。中国大陆的犯人之多，大约为世界历史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所不能想象。因此，中国大陆的监狱星罗棋布。一九七八年前主要是“冤狱”。因为人犯的基本成份，是各种名目的历史反革命犯和现行反革命犯，大都是历次政治运动被整肃的对象，即便是按照中共的“反革命”罪来衡定，其中绝大多数也都是冤假错案。故有史家称，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陆，乃是“冤狱遍中华”。07 因此，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施用酷刑，或进行种种迫害，直至随意处决和折磨致死，对监狱的管理者来说，便具有一种“神圣”的意味。加上中共农民造反在本质上所具有的嗜杀特征，遂使“酷刑毒吏遍中国”。八十年代中期，某省一个水库抽水重修时，竟发现库底白骨累累，原来是在五十年代万余修建水库的犯人中，仅有一人抢枪造反，便招致中共调动解放军赶赴水库将全体犯人剿尽杀绝。至于象张志新那样在监狱中被狱吏指使刑事犯人轮奸，死刑犯人在行刑前被割断喉管或活剥器官等惨无人道的情形，则事所不鲜。文革后期和八十年代，由于社会动乱益生，刑事犯罪指数剧升，因而，由于平反冤假错案而一时成空的监狱，复又人满为患。08 自八十年代伊始直至九十年代末，中国大陆的刑事犯罪可谓从无缓解的时候。监狱人满为患，犯人生活条件之恶劣，和在狱中遭受迫害摧残之惨毒，为外界所难以想象。此其一。
　　其二、中共监狱实行劳动改造制度。犯人一旦被判刑之后，即须赴劳改工厂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单就改造刑事犯而言，劳改制度并非没有积极意义。但是，中共的劳改制度，一属强迫性无偿劳动，二属折磨人犯的一种手段。遍及国中的劳改工厂、农场为中共所创造的无本产值，虽为可观，然其劳改工厂、农场在犯人的生活待遇和对待犯人的折磨及迫害上，却与在押的监狱犯人大同小异。动辄便是殴打、禁闭、酷刑或加刑。这在一九七八年前，固因“革命”对于反革命的巨大压力，和因受刑者大都为知识分子而难有反抗和暴动的可能，但一九七八年以后，刑事犯的猛增却造成了监狱暴动和暴乱的叠起，劫狱叛乱的情形已经时有发生。中共政法界有人估计，在中国大陆发生巨大政治变动时，历年来积累而成的数千万“劳改释放犯”，尤其是其中的被冤枉者和曾惨遭虐待者，其必图报复的行为，完全可能造成变革期的社会灾难，并成为中共致命的灾星 —— 尤其是对那些手中有血债的中共基层官僚而言。
　　第二、狱外之狱，即群众专政。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后，还创造了所谓群众专政的办法，用一部分“人民”来专另一部分人民的政，遂使中国大陆形同一个自监监人的大监狱。所谓群众专政，其手段，就是既要将一切够不上判刑镇压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内控”分子交由“群众”监督看管；又要将刑满释放的劳改、劳教人员重新戴上一顶“劳改、劳教释放分子”的帽子，置于所谓群众的监控之下。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凡事必须向本地的派出所、街道、乡村治安人员或有关的积极分子报告，定期写思想检查和汇报。此其一。其二，为了保证群众专政的威力，一再确立“诬告保护法”，即诬告者受保护，甚至受表扬和提拔。中国大陆社会由是而冤假错案迭生，阴谋权术遍出，到处弥漫着互相猜忌和相互陷害的阴险风气，善良民众只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其三，群众专政一词虽因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而消失，但自八十年代下半期开始，在中国大陆农村，由于农民不堪盘剥，遂有自发反抗的出现。各地的镇、乡一级政权，复收买流氓地痞成立“乡镇小分队”以镇压之。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让这些“流氓小分队”帮助共产党向他们“要钱、要粮和要命”。09 遇有违抗者，便拆屋（现已经发展到烧屋）、抄家、夺牛、甚至课以私刑直至害命。广大农民虽然对之痛恨已极，但无赖他们有中共乡镇政权支持及上面各级政权的支撑，而徒唤奈何。近年来中国大陆农民叠呈反叛和广大农村一再呼唤陈胜、吴广的状况，亦无非表明，中国就要迎来又一个“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时代。一句“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唱词（电视剧《水浒传》插曲），由是而能够唱彻人心，响彻全国。
　　第三、过渡监狱 —— 劳动教养制度。中共除掉以监狱看押犯人，以劳改农场、工厂强迫犯人做无偿劳动，实行所谓群众专政之外，还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过渡监狱、即劳动教养制度。被中共决定劳动教养者，乃是一些交给群众监督专政既不放心，交给监狱关押或劳改又不够格的一大批“非犯之犯”。一九七八年前，被逮捕或被押送强迫劳动教养者，大都为有思想问题却又不够“反革命”罪的知识分子，或是有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却不够判刑劳改者，直至形形色色被中共各界各层领导“看不顺眼”者。如五七年不够资格判刑劳改的右派分子，特别是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他们有的虽要通过“逮捕法办”这样一个所谓的“司法过程”，并且由法院判处劳动教养年限，然而，他们当中亦有相当一部分人，则仅需要本单位党的领导的一句话，或一张纸条，便可以被押送劳动教养。他们的身份似乎介于敌我之间，甚至被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他们又极容易因为“种种欲加之罪，而于莫名其妙之中便被送进了真正的监狱”。他们在劳动教养期间与被判刑劳改者一样没有自由，一样被强迫进行无偿劳动，或仅给极少的生活费；他们在劳动教养结束后，一样要戴上一顶“劳动教养犯”的帽子，而永远被注入另册。这一“非刑之刑”，一方面为中共随意刑处不放心者和看不惯者大开了方便之门，一方面则为压迫人民内部不满和强化专制统治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就曾亲自指示，要将那些在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反革命运动中被杀者的家属，包括杀错的，送去劳动教养，以防止他们的“阶级报复”。10
　　一九七九年后，中共的劳动教养制度虽然没有废除，但因为人民已经有了强烈的抗争意识，中共各级领导的权威已经扫地，再加上平反冤假错案又给中共某些官僚以教训，是故，随意押送劳动教养的情形也就有所收敛。但八六年之后，特别是八九年以后，随着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升级，中共的镇压手段又开始了升级，一些所谓的民运人士被中共判处劳动教养的事实，乃使中共劳动教养制度又获得了一次“中兴”的机会。
05、辛灏年：“以血腥手段建立极权专制政权 —— 中共土改和镇反的回顾”。一九九九年第三期香港《开放》杂志。
06、七十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文件曾有“毛泽东与汪东兴有关在文革中死了多少人的对话”。
07、参见文聿著《中国左祸》一书。
08、一九八三年八月，作者应邀赴青海访问讲学，曾参观位于柴达木盆地八百里瀚海中的诸劳改农场。是时，劳改农场十场九空，连军警亦不易见，问及当地住民，却被告知，几乎所有政治犯都被平反，所以，连军警也回家了。然而，不过数月之后，因中共严打，遂复人满为患。
09、“要命”即指中共强迫农民计划生育。
10、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共中央转批的“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1:01

六　　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下的用人制度、即组织路线

　　中共之所以敢于在中国大陆倒行逆施，但看上去又似固若金汤，亦得力于它的一整套用人制度，或曰无制度的官吏选拔制度。而所谓无制度，是指中共向未建立起一套“官吏选拔制度”。它既不像成熟期的中国君主专制王朝，尚有科举等一整套开科取士的标准和办法，更不像西方现代国家和中华民国，已逐步地成熟了公务员和文官考试制度。中共虽然是一个独尊马列的教政合一式专制政体，但它却不以“马列取士”。八十年代，因民众对中共选官拔士物议汹汹，中共才开始表示“要实行公务员制度，规定公务员考试办法”。但是，时至今日，时间已经过去了若干年，文件发了数十起，试点试了几多回，没有学历、文凭的未来公务员们，也早已将“学历、文凭”准备好了，但是，公务员制度和公务员考试仍邈不知其踪影。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它行不通。而之所以行不通，还是因为官场中尽是不可雕的朽木，一旦当真实行公务员制度，其整个的统治基础就会面临全面变色、甚至全面崩塌的危险。当然，形式上的公务员考试与公务员制度，不得已时也同样会实行，但无非是“走过场”，做做样子而已。现任各级官员更难有“落第”者。在上有政策和下有对策的今日中国大陆，什么事情都会走向它反面的成功。
　　但是，指中共没有用人制度，却并不等于说它没有用人办法，其官吏选拔的根本办法是﹕
　　第一、用人权归党权和党权归书记。中共党政两方面所有的官吏选拔，均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中共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直接管辖。各单位在本行业和本系统，亦全部归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分管组织的书记——常常是第一把手主管，并逐级受管于党委的组织部门。各级党的组织部，一般由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即书记掌控。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除文革初的短暂混乱以外，所有中共官吏，包括各行各业的官吏选拔，均由党权处之。这就造成了党对官吏选拔的绝对权力。
　　第二、任人唯党和任人唯亲。所谓任人唯党，即非中共党员，不得提拔与任用。除掉人大、政协与各级政权需要极个别作为配相的“统战花瓶和民主花瓶”以外。如前所说，即便是八个民主党派的各级负责人，也必须由中共的“地下党员”担任。所谓任人唯亲，即既然人权归党，党权归党的组织部，组织部权归书记，因此，中共中央及各级地方党委，以及各行各业党的主要负责人，便由此获得了管辖范围内的用人权。中共自中央至地方，直至各行各业党政两套领导班子中永无休止的互斗即内讧，盖因人权而起。因为人权才是党权的根本权力。一位市委秘书长曾感慨万端地说﹕“书记、副书记、常委们，他们所有的精力，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用在为自己安插亲信上面。因为这才是他们真有权和假有权的分水岭。”至于“党政机关亲连亲、公检法父子兵”的“亲亲风范”，亦早已形成为一朝“国风”了。
　　第三、时期不同而选拔各异。基于上述用人原则，即组织路线，中共亦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官吏选拔手段。
　　一、建国之初，根据农民造反打天下就必须坐天下的需要，中共遂于建立政权后进行党内分封，使参加过中共革命者，人人大小有个官做。一是建立官位、权力和“爵位”的终身制度，二是形成了“天下是我打的，天下就该我坐”这样一个普遍的党人心理。这就使任何对中共的不满或反对，都会被视作“要抢它的江山”，从而被中共深恶痛绝之，更要严刑击杀之，直至屠城亦在所不惜。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叫嚣“江山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要抢，也要拿血来换”和“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即是上述中共党人心理的突出表现。
　　二、建国之后直至一九七八年，中共在组织路线上一是任用所谓出身好者，二是任用无文化和低文化者，三是强调所谓“外行领导内行”，四是采取将工农兵送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掺沙子”，五是大量提拔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说穿了，就是提拔曾积极向共产党告密者和帮助共产党整人害人者。今天，充塞在中国大陆党政各级权力岗位上的老共产官员，基本上都有一段整人或助党整人的历史，其中有大多数人欠有血债，甚至是大笔血债。文革十年，上述种种被提拔者中的大多数，曾上打走资派、即打过提拔他们的恩人，下打过知识分子和一般群众。其中有不少人因摸透党脉而能随机应变，故文革后仍能据高位，善始终。
　　三、一九七八年以后，因邓小平表示要重用知识分子“奔四化”，中共的组织路线亦开始有了改变。在一九八三年的“机构改革”和“调整领导班子”中，中共各级党委组织部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开始不计出身地提拔并重用了一批知识分子。但是，这一任用和提拔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名额上既有限制，其比例由中共各级组织部门控制；在使用上亦有区别，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居多，行政、党政和要害部门居少；在目的上亦有明确划分，有的纯为对外统战的需要，诸如特别提拔在海外和在台湾有影响的华人国内亲属。在被提拔和重用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成为对党感恩戴德者，有一些原就属于品学不够高者，还有一些是野心、权力和欲望较强者。用普通人的话来说，即“混混”多而贤者少。当这样一些“内行”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其对于真正内行的“控制与压迫”，常常并不稍减，有的已经完全堕落为中共的帮凶。
　　四、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的组织路线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这个转变是基于对知识分子的不能信任与重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中共各级党的组织部对被提拔起来的知识分子干部进行了一次考查。对其中一些参加了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者，进行了坚决的清洗，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其中态度暧昧、立场不稳、有同情学生运动言行者，则采取调职的办法，使其脱离重要岗位，或加派信得过的干部去进行领导和制约。例如，在历来由共产党员作家和艺术家担任主席和书记的文学艺术界，中共自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的宣传部门，就派出了大批党棍和政客去“加强领导”，使文艺界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突出局面。一九八九年后，中共一方面修正了提拔知识分子的组织路线，一方面执行了一条“唯坏人和小人是举”的政治路线，即凡是人民痛恨者，人心厌恶者，便会成为它要提拔与依靠的对象。民间所谓“鸡鱼肉鸭不再用，乌龟王八爬上台”的比喻，便是因此而发。目前中国大陆的各级党政机关和各行各业各单位都提拔了这样一批“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终于走到了“只能赤裸裸地依靠流氓恶棍以治国制民”的绝路之上。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不仅促成了中国大陆人民的彻底觉醒，而且使其党人中的大部分开始走向了醒悟。这种醒悟，一方面表现在“及时行乐和搞钱留后路”的消极作为上，一方面则表现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策略上。特别是对“六四 ”之后，按中共中央“层层清查”的要求应予以处罚、处分和清洗的对象，各级党政机关与各行各业的大部分党政领导，除掉对其中突出者不办不足以交差外，其余都是能将就者则尽量将就，能帮其隐瞒者便尽量帮其隐瞒“过关”。虽然其中也不缺少效忠者。
　　五、特别要指出的是，如果说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曾认为自身的“革命江山势将千秋万代永不变色”，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邓和他的中共则已日渐丧失了这样的自信。因此，由最高权力和层层权力的交接，所带来的对“接班人”的选择，就成为中共江山如何传宗接代的大问题。由是，自八十年代上半期第一次机构改革始，中共中央就开始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弟中物色接班人，以李鹏、李铁映为代表的一大批“太子党”遂开始接班掌权。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由他们的后代来接班，他们最放心的理论，亦在党内公开出笼。八十年代，中共中央组织部已在每一位部长以上干部去向“马克思报到”以前，向其询问由他的哪一位子女“接班”为最好。从此，中共各级党委纷纷仿傚。一九八九年前太子党谱系既已绘成全图，新一代大官、高官和官倒也都已登台亮相。一九八九年后，由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共的未来江山忧心忡忡，从而加速了其子女在权、商两个方面的全面接班。甚至连所谓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也一样要其子弟来接班，他们才能放心。被杀的李济深之子即是一例。11 由是，而使五十年代对于“老革命”的革命分封，变成了八十年代对其子女的全面加封。中国共产党由是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和君主专制的历史上，开创了层层级级和方方面面均由儿子女儿、侄儿侄女、女婿媳妇全面接班的“崭新历史景象”，不仅全面复辟了秦以后在中国君主专制的历史上早已没落了的封建制和分封制，而且将这一封建制和分封制推向了史所未有和世所没有的荒诞地步。因为中国自秦以后的历朝历代，除掉皇位由皇子传承以外，对皇室也只是封王位，晋爵位，而不授实权和官职。至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即便因其功大，皇帝要加封晋爵，一般情形下亦同样不能不经过考试而“子继父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坏当权宰相秦桧，其子就因为在殿试中落第，状元即被安徽一个贫民知识分子张孝祥所得。
　　中国共产党虽因他的一整套组织路线，而帮助它巩固了党权和政权，并得以苟延残喘，然而，这一整套组织路线，作为其专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开始随着其权力结构自身的锈蚀，而就要濒临彻底崩解的境地。

11、国民党叛将李济深之子李沛瑶为中共人大副委员长，为其武装警卫所杀。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1:02

七　　中共全方位专制极权统治下的经济形态、即权力经济

　　由于中共将党权至上的教政合一式极端专制体制扩张到了全社会，在各行各业各生产经营单位均建立了完全教政合一式的“权力结构”，使之全面党政化，因此，作为“国计民生”的经济，也就同样地被置身在中共一党的专制权力之下。其专制经济形态，也就由是而迅速形成。
　　第一、中共建国之后不久，即以杀害二百万地主为手段，实现了土地改革。从表面上看，这是对支持了它造反的农民“重然诺”，实际是要借土改而在广大农村建立残暴的专制统治。因为中共自知发家的根本缘由，乃是煽动农民造反。一俟目的达到，中共即迅速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并迅速地由互助组而合作社，由低级社而高级社，于转瞬之间便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土地的生产权，及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拥有权和使用权，使土地改革顿成一场血腥的“闹剧”。
　　第二、在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土地的生产权和对自身生产资料的拥有权和使用权之后，中共又极端地发展了历代专制王朝“积谷”与“和籴”的办法，迅速实行粮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即一方面只有国家才有权力征购粮农产品和用权力强行征购，另一方面则只有国家才有权力销售粮农产品和掌控全部销售渠道。由是而使得全体农民、即粮农产品的生产者，又被剥夺了对自身粮农产品的占有权和经营权。广大农民，由是而成为既无粮农产品生产权又无粮农产品经营权，因而在实际上只能成为空有土地的真正“雇农”。但他们又不是原有意义上的农村雇农。因为，原有意义上的雇农，其雇主是地主或富农，而地主和富农既有自由的生产经营权，雇农亦同样有受雇佣和不受雇佣的自由，雇佣双方不受任何一级政权、以及对方的辖治与指挥，也不受政权的保护与支撑。但合作社却必须受到中共农村基层政权的指挥和管理，高级社甚至已经有政社合一的趋向。因而，已经成为合作社雇农的农民，也就成了同级农村政权的雇工。而这个雇农和雇工又是没有任何选择自由的，甚至完全没有不受雇佣的自由。
　　第三、因为中共领袖及其主体构成来自农村，发自农村，又依靠农民打的天下，所以，它对于农民了解的深度，也就决定了它对农民统治的程度。由是，已经剥夺了农民粮农产品生产权和经营权的中共，紧接着又强制进行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方面使土地“国有化”，一方面则使教政合一的专制极权政治体制，在农村变成了“教政合一、政社合一和政经合一”以及“工农商学兵一体”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从此成为包揽一切权力的中共农村基层政权，不仅设立党委，领导一切和掌管一切，而且划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形同农村的三级封建庄园，其庄园主就是公社党委和大队总支，或乾脆是公社书记、大队书记两人。生产队对内代表一级领导，对外尚不代表一级政权。从此，政治、经济、生产、教育、文化、参军、经商包括婚姻等一切权力，统归这个三级所有。至此农民的一切权力，包括自身的全部人权乃全部被中共所剥夺。中国农民在度过了几千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帝力于我奈何”的自由耕作历史，即做了几千年的自由农民之后，终于由中国共产党将他们全部变成了一切权力归中共的共产农奴。从此，他们唯一的权力，便是对于中共的人身依附权。这个权力，遂使中共对他们实现了史所未有的压迫和剥削。自合作化开始就已经饿死人的农村，终于在人民公社化的当年岁尾，就开始大面积饿死人。然而，即便是 “万户千村人已死”，中共仍然坚决地拒绝开仓放粮以救民命，有敢违抗命令者，唯“法”是问。以产稻米着称的安徽省无为县，当其全县一百四十余万农民已经饿死半数时，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张凯帆，曾被迫开仓放粮以救命，却被毛泽东指名称作“坏人”，被捕下狱，重刑拷打，二十年后才被平反。自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农民中有不甘饿毙而抢粮者，重则处以极刑，轻则判刑劳改。其“风调雨顺三年间”，12 竟能完全因人祸而饿死四千三百万人，农民易子而食、己子自食之惨毒之状比比皆是，为亘古所未有。毛泽东的行为更为中国数千年间任何一个帝王所不敢，也不会。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中共搞农村改革时，许多地方的农民都不约而同地说道﹕“三十年了，共产党一不让我们吃饱，二不让我们说话。”据中共官方统计，一九四九年后的数十年间，甚至包括现时的某些地区，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和平均收入尚远不及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和整个国民政府时代。“素称鱼米之乡的安徽巢湖地区，一九四九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合人民币三百六十圆，但一九七九年其人均收入竟只有人民币八十圆。”八十年代以后直至现在，中共对中国农民的税收种类，竟是一九四五年之后内战时期“国统区”税收种类的数倍以上。13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获得了对农村政权、农业经济和广大农民人身的全部控制权之后，便发起了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个运动一是建立在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和肃反等政治镇压运动的背景之下，即在许多民族资本家早已于三反五反等运动中被镇压或被逼自裁，幸存者已经心惊肉跳之时；二是进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成功，统购统销政策已经全面实现，自由主义工商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产资料来源，特别是轻工业生产资料的来源已经完全被断绝，市场经济的空间已经化为乌有，民族资本家已经无以经营之时。由是，自晚清经济改革而得以发生与奠于基础，并由中华民国的自由经济制度保护、推动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及其体制，终于一朝而覆亡。中国大陆的所有民间企业，自此不仅在中共的严酷等级制度之下化级、排名、合纵、连横，而且迅疾于各生产单位建立起党政两套班底，以党凌政，以政治企，形同封建工业庄园，使一切管理人员、技术干部乃至广大工人，均必须将自身的一切权力都依附于作为党权和政权化身的企业党委书记们、党委常委们和厂长主任们。从而，在继全体农民成为中共的农奴之后，全体工人又成了中共的工奴。此后，中共一方面欺骗工奴们乃是“领导阶级”，以激发他们“主人公”的劳动热情；一方面则持续地对工人阶级进行疯狂的剥削和剥夺。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时，工人宣传队曾广泛带领中学生去工厂“学工”，开展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活动。某市一所中学的学生曾在工人师傅的带领下，对该地一家大型企业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一个工人一天劳动的个人所得，仅占其一天所创造的劳动价值的二十七分之一。一九八零年的统计表明，该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五一七八亿圆人民币，其中职工工资总额为七七三亿圆，其余作为剩余价值被国家拿走，剩余价值为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一。14 比马克思所认为的最坏资本家，即榨取工人剩余价值高达百分之五十者，大有过之。然而这不过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因为如果再将职工工资总额中要以种种名义予以剥夺的成份除掉，则工人所获就更是不可以言喻了。最富于革命性的上海工人阶级在谈到钱时，可谓无人不怀念旧社会资本家对他们剥削的“有情和有意”。
　　第五、中共既全面地掌控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即整个社会经济，更将整个社会经济运作、即生产经营置于其党权之下，因而，才迅速地造成了其经济形态的专制极权化。但是，正因为“党内路线斗争”的此起彼伏，和党内各级掌权者的不断更迭，又必然要造成被世所称为“中央计划经济”的中共经济，会不断地出现一种自上而下全无计划，即计划因权力的更迭而被一再推翻或改变的混乱状态。京九铁路虽在六十年代就拍板建造，但其后二十余年间，只因中央政策的改变和国务院分管铁道部的副总理数易其人，竟一会儿上马，一会儿下马，一会儿敲锣打鼓开工，一会儿又悄无声息地停工。几十根巨大的桥墩数十年间只能无望地伫立在江心，“遥望”长江天际流。这自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罢了。至于中共一会儿大跃进，一会儿“大跃退”；一会儿要扶“钢铁元帅”上马，一会儿又要强迫“钢铁元帅”下马；一会儿要“以粮为纲”，一会儿又要“以钢为纲”；一会儿要分田到户、恢复单干、大搞“资本主义”；一会儿又要对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者痛加鞑罚，甚至逮捕“法办”，杀鸡儆猴；此无非使它的“中央计划经济”，只能更加没有计划罢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政府仅能凭权力调动全国财力的百分之三，而中共却能够任其所欲，几乎百分之百地调动全国的财力，连卖公债、卖国库券都能够使用强制执行的办法，其专制权力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淫威，实为所有非共产专制国家不能想象。由是可知，所谓中央计划经济，在实际上和本质上，乃是随权所欲的一种既无计划更无秩序的专制权力经济。这才是中共经济制度的本质，也是中共为巩固其专制权力与极权统治，而不得不采用的超级专制型经济形态。中国大陆在中共统治的近半个世纪岁月里，其经济发展竟远远地落后在亚洲四小龙的后面，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竟能从三十年代的世界前十数名倒退至世界倒数前几名，在人民平均生活水准和农民普遍收入上，竟能够远逊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国民政府时期，其根由尽在此中。难怪中共的忆苦思甜教育，竟常常因工人、贫下中农忆的是“新社会饿死人、害死人和穷死人”的苦，而下不来台。自然，这也是中共今天绝对不准人民“向后看”，而要强迫人民“向前看”的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正因为中共的经济制度本质是专制权力经济，因此，邓小平才在夺取权力后，以其一人之权力，而推动了中共专制政体下的经济改革运动。十年改革中，邓小平的专制权力，固因屡屡受到党中顽固派的挑衅和干扰，而使经济改革不断出现“或前或后、或左或右”的景象，然而，也正因为邓小平毕竟占据了主要的和主导的专制统治权力，因而，十年改革尚能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景状下颠踬而行。并由着他自己对权力的使用，而使整个经济改革不断呈现混乱状态。一九八九年，当邓小平的专制权力受到来自人民和党中顽固派两个方面的强烈压迫时，邓小平又终于象毛泽东一样地大开杀戒，自毁改革了。一九八九年后，当邓小平在党中顽固派的逼迫下退无可退，并决心夺回权力时，他又只好重新祭起代表了他一生事业与成就的“改革开放”大旗，以再一次在他的专制权力推动下，重新反击顽固派和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以自救。因为，他说得相当明白的，“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15 的话，实已将由他所推动的两度经济改革，画龙点睛般地说得明明白白。
　　一言以蔽之，正是专制权力经济的本质和本性，才既造成了中国大陆前三十年经济的长期停滞与巨大倒退，又造成了十年经济改革的极端不稳定性，二度经济改革开场后的极端混乱性，和两度经济改革所造就的彻底腐败和腐烂。由此可知，中共全方位专制极权统治下的专制权力经济，既非中央计划经济，更非自由市场经济。而这个专制权力经济究竟是否能够在中共的经济改革推动下转变成为“市场经济”，关键就是要看那个制约着整个经济形态和经济运转的专制权力，是否能够走向最后的瓦解了。
12、中共一直将它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因制造人祸饿死数千万农民的罪恶，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后有学者查阅中央气象局资料，才发现“五九、六零及六一”三年间竟风调雨顺，根本没有所谓自然灾害。大陆农村老一辈农民亦对此记忆犹新。
13、上述引文均引自陈一咨著《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发展》一书。
14、转引自郑义《红色纪念碑》第四七九页。
15、一九九二年春邓小平南巡后的对内讲话，曾发至省军级。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1:04

第一、文革是中共十七年持续内讧内斗的大爆发和总爆发

　　历史的事实是，中共自一九二七年开始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起，便开始了以嗜杀为特征的无休止内讧。特别是江西肃反、富田事件、川康分裂和延安整风，曾屡造翻船之险。及至造反成功，建立政权，新的内讧遂激烈开张。从毛泽东对各路“开国元勳”削藩夺兵权，到整倒高岗、饶漱石集团始，历经数次党内斗争，直至一九五九年彭黄“反党”集团罪名成立，毛泽东固然因此而维护了自己在党中的领袖地位，刘、周、邓等人亦于合纵连横之中，或助毛以灭高、饶、彭、黄，或为己而与毛暗中对抗，或拳脚相连以共同迫害人民与知识分子。一九五九年后，盖因毛的三面红旗造成旷古奇冤，饿死人民数千万，刘、邓遂趁收拾大跃进残局，逼毛退居二线，夺权之心益盛。至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委员及各省党魁已逐渐为刘、邓所安插，“毛主席三天不学习就会赶不上刘少奇”的中央指示，也已口头传达到基层党支部。中共党内遂有“毛家天下刘家党”之论，从而造成了毛的大权旁落，亦导致了更大内讧与全面内讧的必然爆发。此尤不论，十七年间，特别是中共一旦兴内讧于内，便必然要张外斗于外，从而交相呼应，叠呈“中共领袖内讧、普通党人遭殃、无辜人民横尸”的凄惨局面。就内讧而言，毛、刘、周、邓等斗倒了高、饶、彭、黄，便以所谓“高、饶、彭、黄分子”为罪名，施以大清洗。就外斗而论，自合作化至文革前，凡党内起风，便民间有难。一九五七年，中国大陆知识界因此而招致百万知识分子的劳改、劳教和家破人亡。一九五九年，毛在刘、周、邓等支持下，为斗倒彭德怀，尤不惜饿死人民数千万，虽饿殍遍野却不愿与闻。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刘、邓为自保，而两度转移“四清”和文革的大方向，变斗当权派而为斗群众，瞬间便使人民冤命连城、血肉横飞。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唯一贫下中农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因革命成功而兴胡、蓝之狱，不过诛杀其党人二万有余；与毛泽东同为乡村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洪秀全，为兴内讧而尽杀杨、韦二党，亦同样不过三万之众，则中共十七年内讧、外斗之株杀、迫害、连坐其党人，再加上被枉送掉性命的无辜民众，矗不知有几百万几千万之多。
　　应该说，正因为十七年内讧外斗不止，才会有文革的全国奉旨恶斗。前者为后者的准备，后者为前者的必然。文革中，毛泽东就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斯诺说，他五九年就已经想搞掉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他又因刘趁其退居二线攫取党权，而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以便将不抓阶级斗争的罪名祸于刘少奇一身。一九六四年，毛一边指使江青在上海建立势力，借批判“文艺界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以暗示“党内有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一边发动“四清”运动，首度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六五年一月，毛在最后作出搞掉刘少奇的决定之后，又立即指使江青及其上海帮拉开了对刘、邓进行反攻倒算的序幕。一九六六年盖因阴谋就绪，毛乃迫使政治局发出“五一六通知”，斩却了刘少奇的四员大将 ——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文革遂轰然而起。
　　但是，文革与十七年持续内讧的不尽相同之处，一是十七年的内讧虽与外斗交相呼应，但外斗毕竟只是内讧的曲折外化，并非中共将内讧公开化所使然。二是十七年中共的每一次内讧，因能自讧自消，固只需要公布内讧结果，而不公开内讧经过，对外仍讲“团结一致”。三是十七年内讧毛泽东皆因权、威具在，或尚在，稳操胜券，而不必非求助于“民力”不可。但是，一九五九年之后，其权力与权威的迅速弱化，尤其是刘少奇党中势力的日渐崛起，已使他颇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之感。因而，他既不能够稳操胜券，尤不敢掉以轻心，遂决意“利用自己在党内国中的神秘领袖地位”，决策“发于外而攻于内”，实际上已经是“拼死一搏，以求奇效”。同时亦因刘、邓党中势力，特别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势力过大，从而又使毛决心于文革爆发后，诱使对方犯错误，即“权付刘、邓”，自己却抽身事外。待到刘、邓果如其料，依十七年内讧外斗的老例，更为转移运动的大方向而大派工作组，大兴外斗，大整群众，并已造成全国血泪交迸之时，他才突然回到北京，公开抛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开声明“此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指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由是刘、邓因整群众而获罪于群众，毛泽东则因“解救”群众而获得群众拥护。这样，一场“由内谋内和由外攻内、以上诱下和以下攻上、以党杀民和以民攻党”的更大内讧和内乱，才算是真正爆发。毛因此而旗开得胜，文革由是而显示了它与中共十七年内讧外斗的巨大不同之处，便是“中共内讧的全盘公开化”和“借民之力以助党讧”局面的形成，以及“全党奉旨恶斗和全国奉旨内乱”的发生。

第二、文革使中共从一党专制复辟走向了毛氏君主专制复辟

　　诚然，要想解开文革大乱，只乱了刘邓党人，只害了黎民百姓，却非但乱不了中共于十七年所复辟成功的专制制度，甚至还强化了这个专制制度，并将这个专制制度完全彻底地复辟到了君主专制制度的“谜底”，就必须认清，正是“十七年”才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各个方面为文革的爆发奠于了全面的历史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中共全面复辟专制制度和架构教政合一极权制度的成功，和它对人民实行绝对专制和残暴统治的成功。由是，任何人一旦于中共党内权力斗争中获胜，尤其是获得了他个人对党的专制权力，他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由一党专制走向一人专制，从而造成君主专制的复归。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文革和文革后数年中成为千万党人和亿万人民的最高主宰和绝对主宰，20 毛泽东之所以敢于“捧后宫、兴阉党”，姬妾成群、荒淫无耻，非但造成“其之不死，江乱不已”的局面，而且形成了“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毛要民亡，民不得不亡”的“帝王气派”，其专制的淫威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敢望其项背，就是因为他将中共一党专制变成了毛式君主专制，从而在实际上走上了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和超级复辟。

第三、文革使中共从坚持“马教”治国走向了坚持“毛”教治国

　　文革前十七年，毛泽东虽然深感独尊“马教”对于巩固一党专制权力卓有奇效，却又感到对于巩固他个人的绝对专制权力依然大有问题。因为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已经使毛意识到，是独尊马列，还是独尊毛思想、毛政策和毛权力，实已成为中共党内斗争的焦点。毛甚至意识到，有人已经企图利用马列思想来排斥毛思想，诸如中共“八大”借反对个人崇拜而张党徒对他的对抗，实使他痛恨在心。此时，林彪因怀有个人野心，又深谙个中道理，遂于六十年代初即开始在军队 “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甚至把毛泽东思想推崇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直至以编选《毛主席语录》的方式，将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神圣化和经典化 ”，所谓“一句顶一万句”，企图使之完全取代马列主义在党内和党外、甚至是在国内和国外的独尊地位。而文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动的重要思想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毛泽东思想已经比天高皇帝远的马列主义愈来愈具有实际上的权威性。由是，“毛泽东思想万岁”既成为文革时期最嘹亮的革命口号，“毛泽东思想 ”更从此成为统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最高统治思想。而反对毛主席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亦从此成为最高罪行，而必须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讨之。从而把十七年间的两个最高统治原则，发展成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个人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数年间的绝对专制，由是而得到了全面保证和绝对保证。从而将中共教政合一之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推向了毛泽东兼“教主”和“君主”于一身的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的极端。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和君主专制历史上，就中国历代帝王从未实行过宗教统治和教政合一统治的事实而言，毛式宗教专制统治，即被“苏化和毛化”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统治，实在是对中国专制历史和专制政治的最高发展和极端发展。

第四、文革使中共从专制的等级森严走向了反动的血统至上

　　在中国大陆，举凡亲身经历者，无不对文革前期血统论者的横行与暴行，以及整个文革期间血统论对于每一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虽然记忆犹新，却又不堪回首。但是，文革期间产生的血统论，自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十七年间中国大陆社会严酷等级划分和出身论猖行的罪恶结果和恶性膨胀。在它的前期，中共新贵族子弟因高喊血统论而私刑虐民和酷刑杀民，固已留下了血迹斑斑的罪证；其“老子革命儿革命、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疯狂叫嚣，就更是表现了这一伙掌权土贵族的无知、野蛮和颠狂。在它的中后期，血统论又始终作为一种残酷的政治原动力，而时刻压迫着整个的世道和人心。十七年间，因出身不好而薄冰难履者，至此已冰河难渡。而由出身不好、血统“低贱”所酿成的种种个人悲剧、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更是生生不已。“革命”派固因权力斗争的风云变幻，而造成了自身等级的暴起和暴落；“反革命”派则因文革无穷尽地扩大了它的“阵营”，连刘少奇也成了反革命，而使它的等级划分，由黑五类扩大到了黑九类。至于在文革造反风云中，因跳上窜下竟一时富贵、而终身作囚者，以及曾短暂掌权的“军宣队、工宣队”等时髦政治集团，亦在社会等级的巨大迭变中，嚐足了上下翻滚的喜乐和哀怨。文革之后，即便是邓小平要借改革以救党，中共的出身论、血统论看似寿终正寝，但仅仅是在数年之后，中共“龙子龙孙”们又迅速展现出来的全面接班、掌权和抓钱的“革命风貌”，特别是那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来接班，我们最放心”的理论在现实中的猖行，不仅为中共的出身论和血统论另辟通途，大获成功，而且将秦以后早已没落和绝迹的封建贵族政治，重新予以复辟和发展，直至造成了一派倒退和腐烂的社会政治景象。

第五、文革使中共的残酷镇压走向了镇压的“无法无天”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曾不止一次地狂言过“我就是秃子打伞 —— 无法无天”。但就事实而论，自文革前至文革后数年，无非是毛泽东无法，国家人民无天。诚然，毛泽东无法，乃是从中共十七年法守虚陈而来。国家人民无天，亦是从十七年中共对大陆人民叠行残酷镇压所致。换言之，若没有十七年中共残酷镇压人民的 “丰富”历史经验和“宝贵”政治手段，文革绝不会一开场便腥风贯日，血雨连天。其种种荼毒人民直至其党人的手段，更是纷至沓来、交相并作，直至“展陈而出新”。因为，对于“法守虚陈、革命即法”的十七年而言，文革所扫荡掉的，不过是中共一整套完全虚假的法制而已；对于十七年“运动即法”这个中共最根本的法制要害而言，文革恰是中共“运动即法”的最高体现；对于中共于十七年间所创制的种种残酷镇压人民的手段而言，文革不过是各种残酷手段的公开大亮相和公开大表演；对于中共于十七年间叠造冤狱以无端整肃人民及其少数党人而言，文革无非是将“冤狱遍中华”扩张成了“中华即冤狱”和“冤狱遍中共”罢了；对于中共于十七年间为残酷镇压人民而创建的多重监狱制度而言，文革无非是将它的狱外之狱 —— 群众专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更何况中共十七年专制残暴统治，早已使得中华大地到处都有为划清界限而拒不为“反动父母”裹尸送葬的不肖子孙，却再也没有所谓“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的中华壮夫”，由是而将我们古老民族重情、重仁、重孝、重节和尚侠好义的种种优秀民族性格破坏罄尽。此无疑为毛氏“运动群众 ”，发动文革，造就了先决的“人性恶化”条件。而毛泽东和中共在文革中无法无天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既连“法”的任何虚假形式都不再顾忌，又空前地发展了他的“裂民而治”手段，无限地扩张了“群众专政”的范围，史无前例地迫害人民，草菅人命，从而在实际上将整个中国大陆完全变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大监狱”。如前所述，仅在文革数年之中，被毛泽东诱以造反，挑以武斗，衅以互斗和大规模镇压而致死者，就达两千万之多，是日本十四年侵华战争期间被害中国军民的一倍以上。

第六、文革使中共从架构权力经济走向了毁灭国民经济

　　文革和文革后数年，毛泽东和中共亦在经济上将中国大陆推向了国空民绝的境地。这虽是毛泽东以革命破坏经济，以政治压迫经济，直至为了权力而不惜毁灭经济的一个恶果，又是十七年所架构的专制经济形态所必然要造成的结果。文革前，相对于毛泽东重权力、轻经济和不懂经济、却又好大喜功而言，刘、邓一路似因权力斗争的启示，而心存发展经济的要求。文革开始后数年，相对于毛泽东唯权是问的心态而言，周恩来似乎因“当家之难”而不敢歧视经济为无物。是故，毛、周两大政治集团间的长期斗争，便使得整个文革和文革后数年的经济，处于无休止的“毁灭性震荡状态”。周恩来既要紧跟毛泽东干革命，又不得不抓生产；江青为了革命夺权，乾脆连生产也不给抓。及至一九七四年邓小平上台，虽痛言“积重难返”，却又因权力到手，而要整顿经济。然而，事不过一载，江青四人帮已唆使造反派喊出了“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的口号。邓小平的二度政治前途，遂在毛所点燃的“批林批孔”烽烟中，再度毁于一旦。专制经济，由是而在中共一党之长期内讧内斗中走向了死地。由十七年所建成的专制经济形态，不仅成为文革和文革后数年中毁灭经济的薮渊，而且成为邓氏经济改革的强大反制力量，至今难逃其臼。
　　总而言之，上述种种无非证明了一条真理，即﹕没有中共十七年在中国大陆的专制复辟统治，便没有文革的爆发。换言之，十七年固是文革发动的历史准备，文革则不过是十七年专制复辟统治的大曝光。进而言之，就对中共数十年专制复辟统治的认识而言，在中国大陆，早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文革前十七年的专制复辟统治较之文革开始后十年的更加黑暗性，和文革开始后十年较之前十七年的更加疯狂性。而也正是十七年专制复辟统治的迅速建立及强化，和文革开始后十年的疯狂倒行逆施，以及其后近二十年为自救而推行的两度专制改良，才真正地凸现了中共整个专制复辟统治迅速由兴而衰的历史三阶段。
　　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来论证毛泽东时代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了。因为，当太阳过于灿烂的时候，你的眼前常常会一片漆黑。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不曾存在过这样一个“太阳最红”、但“人间最黑”的时代。因为这个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时代，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黑暗，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血醒，确实是史无前例地好话说尽和坏事做绝。

兼问 “左”祸还是“俄”祸？

　　一个很普遍也很奇怪的现象是，不论是在中共党内，还是在海内外，许多人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错误”时，常常都是用一个“左”字便把它轻轻一提就算完了。此就中共党人的心态而言，尚可以理解，但对普通人，特别是对某些学者来说，就是咄咄怪事了。
　　因为，如果说中共持续数十年“造冤狱，虐民众，践踏文明文化，迫害知识分子，公开杀人屠城，持续祸国殃民”的种种行径，都只能称做是“左”的“错误 ”，那么，只杀了四百六十个反动儒生的秦始皇，和中国数千年历史上那些杀人远没有共产党多，害人远没有共产党广，破坏文明文化远没有共产党烈，戕害民心民智更远不及共产党深的历朝历代统治者们所犯下的错误，又该叫做什么样的错误呢？是不是连“左”的错误都根本“不够资格”呢？如果是，那他们为什么偏偏要被我们后人称为封建统治者，专制统治者，祸国殃民者，国民党反动派，并且还一定要推翻，要打倒，要永远批判、绝不轻饶呢？
　　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不是错误，而是史无前例的罪恶；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更不是“左”的错误，而是专制的疯狂复辟与超级复辟。在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上，既不存在这样一种可怕的“左”祸，在中国现代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上，这个“左祸”的实质，便是“俄祸”。因为，正是这个由苏俄蓄意在现代中国所制造的“俄祸”，才阻断了我们应有的民主进程，才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疯狂地复辟和发展了中国旧有的专制制度，并且将它推向了极端。从而将我们的现代中国强阻在反动倒退的死港之内。
　　由是，要研究共产党，就要跳出共产党；要认清共产党的祸患，就要将历史上的所有祸患都拿来跟共产党所制造的祸患比上一比。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共产党，才能真正地对我们祖国的过去有一个公道，对祖国的未来有一个信心。

20、文革史研究家刘国凯先生，在他于一九七一年就秘密纂写、并于一九八二年在海外用英文出版的“中共文革史”一书中，曾提出文革是三年而非十年的观点。其理由是：自毛于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至一九六八年红卫兵、造反派被镇压，毛所发动的文革就已经结束。作者初步接受刘的观点，并明确地认为，除掉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终于被毛所镇压以外，文革应为三年的主要理由，乃是三年之后“毛氏君主式独裁极权统治业已全面建立”，即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目的已经达成。其后直至毛死，由毛泽东和四人帮所发动的种种运动，均为文革余波。参见刘国凯、王相先生等新编写出版的《封杀不了的历史》一书。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1:05

本帖最后由 schwarzmagier 于 2009-12-6 00:11 编辑

　　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革命做一个结论了。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这个境外颠覆势力的直接策划、操纵、命令和指挥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是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部分。
　　第二、中国共产革命的前期，曾以俄式共产革命为榜样，后期则是打着共产革命旗号的，具有鲜明暴民运动特征的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
　　第三、中国共产革命的对象，非但不是专制统治和君主王朝，却是推倒了专制王朝、结束了君主制度，正在与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进行着殊死较量，并艰难地推进着民主进步的新中国——中华民国。
　　第四、中共建党以来做了如下几件大事﹕一是受俄命“参加”、诱逼和破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二是受俄命反对北伐、破坏北伐和背叛北伐。三是受俄命发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四是在国难当头和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历史岁月里，假抗日和不抗日，真扩张和真卖国。五是在中国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后，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处心积虑地反对民主化进程，并在苏俄的支持下，打赢了那一场意在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六是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全方位的教政合一式专制复辟政权，为中华民族制造了空前的灾难。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并不存在一个我们“要彻底否定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共产党用它自己七十余年“名为革命实为反动和血腥的历史”，彻底地否定了它自己。虽然，有一些人对共产党总是保留着一丝温情，甚至是在某些搞民主的朋友身上，我们都不难看到这一丝温情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因为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和利害关系；有的是因为对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中华民国的历史缺少最起码的了解；有的虽然对专权时代的共产党充满否定之情，却对共产党这个胜利者所编造的辉煌历史早已深信不疑，轻易难以动摇；有的仅仅因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是一九四九年的失败者，因而总想在失败者那里找到共产党多少有些正确的证据……诚然，中国共产党曾经最能够蒙蔽人的，还是他们高举过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因为这一面旗帜太美好，也太能够欺骗人。但是，我们只需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检测和衡量一下共产党及其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贡献”，我们就不能不彻底地否定它和批判它。因为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发展和特殊发展中，我们只能以进步还是反动的标准，爱国还是卖国的标准，来对它作出究竟是应该肯定或是应该否定的结论。因为我们无法用不同的标准来臧否中国共产党。因为所有的政党，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任何个人，在历史发展的法则面前，都只能被一视同仁。虽然这对于那些对中共情有独钟者，乃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巨大痛苦。
　　同样有必要指出的是，对共产党的彻底否定，并不等于对共产党人的全部否定。因为，如导论所述，一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或曰仅仅作为一个空想，并没有错，错的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一整套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手段；二是传统农民革命虽然只能导致“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这样一个政治结果，但农民革命本身却应该是被同情的，只要它不是对新生民主政权的造反和反动。许多人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而参加共产党，甚至参加了那一场旨在打江山的共产革命和农民战争，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所以，将共产革命和农民造反的一般参加者，与听命苏俄、阴谋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甚至叛卖祖国利益的中共领袖们加以区别；将决策假抗战、不抗战和日蒋火并之卖国路线的中共领袖，和为中共所骗，以为中共才是真抗战而积极参加共产党者加以区别；将在这场专制复辟的血腥历程中已经和正在觉悟者，与为了维护到手的专制权力而继续甘当刽子手的冥顽不化者加以区别；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对于进一步认清中共的历史罪行和避免变革期的混乱与流血局面，非但极为重要，并且有益而无害。

stommel · 发表于 2009-12-6 01:12

结论了？终于完了？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1:28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 (1)，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关于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人持质疑态度，认为是政府故意推卸责任的托辞），非正常死亡在5755 万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至5000万不等），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总的损失，是中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没有共产党的统治，没有1949-1979 三十年的瞎折腾，中国只会比现在更好！

(1)

http://news.163.com/09/1001/13/5KHUGMC800013DAC.html
1966年夏天，随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如火山爆发般，席卷全中国。十年浩劫，是国家悲剧，更是具体的个人的悲剧。按照叶剑英的说法，“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那是人斗人、斗死人的时代，“阶级斗争”撕裂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在集体狂热躁动下，造反、串联、武斗，非常态地成了当时中国人的生活主流。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1:30

“站起来”的标准

对中国人民来说，“站起来”有对内对外两个标准。对外，是否在1840年以来屡屡欺负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帝国主义列强面前站起来了？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将废除不平等条约看做是一件大事，做了努力，最后完成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签订平等新约的历史功绩的，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1943年1月12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宣布中国自此完全独立自主。当日，重庆7万余人举行庆祝游行。

1945年10月，中国作为四大发起国之一，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至此，中国已经洗净晚清以来的耻辱，成为国际社会受尊敬的重要成员，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过，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无关系。

“ 站起来了”还有对内的标准，那就是要看人民能否在政府面前像个“主人”一样，享有政府不能干预的人权。将1949年10月前后的两个中国政府做全面比较，不是这篇短文能做的，用个数字来看一下：据中共当局的数据，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死亡3500万人。那么，1949年以后的和平年代里，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呢？保守计算也有5000万人以上，光是1959年至1962年的人造饥荒，就饿死了三千多万人。国民党政府在“耕者有其田”方面做得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做，共产党政府呢，先是把土地分给农民，转眼间又剥夺干净，后来顺手将城市居民的土地也一并收归国有了。

打压言论自由和官员腐败也是国民党政府饱受诟病的方面，那么“新中国”又做得怎么样呢？60年过去了，言论自由仍是一纸空文。中共建政后有民主人士问过毛泽东，“如果鲁迅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不假思索地回答，“要么一声不吭，要么坐牢。”他果然说到做到，1957年以言论罪消灭了55万知识精英（右派）。

官员腐败程度更是惊人，如今大陆有哪个省部级官员腐败事发根本就不是新闻了，真有哪个官不贪倒可能成为新闻。国民党官员与共产党官员的腐败程度相比，二者相差百倍不是危言耸听。

有心人还可以将1949年前后人民生存状态的所有方面加以比较，看看“新中国”在历史进步的光谱中，究竟是新了，还是更旧了。在中共建政60周年之际，想想这些，想想为什么，对中国的未来不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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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部分租界收回的时间表：

* 1917年，中国参加欧战协约国，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收回了汉口德租界、天津德租界和天津奥租界。
* 1924年苏联宣布放弃原俄国在华租界
* 1927年1月3日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
* 1927年1月10日国民政府收回九江英租界
* 1929年11月11日国民政府收回镇江英租界
* 1930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收回厦门英租界
* 1931年1月15日国民政府收回天津比利时租界
*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收回所有的在华租界和租借地。自此租界的历史在中国宣告结束。

schwarzmagier · 发表于 2009-12-6 01:33

今日之中国，环境无处不污染，官僚腐败到极点，黑社会横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司法完全不独立，新闻不自由，社会保障系统至今没有普及。

中共建政前30年浪费了发展的最好时期，后30年来还想方设法地剥夺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等公民权力。
岂不知中国由于缺少公众监督和民主参与，89后的经济改革沦为权势者对普通民众的公开掠夺, 目前整个经济秩序是建立在极大的不公正之上?

因此有人戏称：目前中国是历代来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代！

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那些为数几千的，三千多人的所谓的亿万富翁中间，共产党高官他们的家庭占90%以上。你原来以革命的名义，用及其残暴的手段消灭了整整一代的有产者，把所有的资产包括农民的被分的那点土地全部收回来变成所谓全民的公产，然后你发现这种社会主义搞不通，搞不好，要进行改革，然后又以改革的名义，把所有全民的公产首先变成你中共官员自己的私产。那么这种做法完全就是伤天害理，完全是前后矛盾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党委书记，厂长一步到位自己就成资本家。又由于共产党自己就成为资本家了，那当然就可以按照资本主义的那种行为去行事。再加上他的高压，造成了在中国劳工没有任何方式能够捍卫自己的基本权益，造成中国极度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在全球化的形式之下呢，中国反而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造成经济比较迅速的发展。但是整个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一种极度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之上的。这首先就是对人们公正概念的一种公然的践踏。所以以这种方式发展下去，他是给中国人民持续的带来灾难.

虽然，中国现在的经济的发展有赖市场化和私有化，但中国式的市场，不是法治市场化而是的权力市场化，权力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按资本分配的背后是按权力分配。中国式的私有，不是合法合德的私有化，而是强盗式私有化。房地产市场逐步开放变成权贵圈地运动，政府操控的金融市场变成权贵们一夜暴富的东方乐园，新经济的异军突起为权贵们开拓新的暴富机会，也造就了依附于权力的年轻富翁。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掌勺者私分大锅饭"，让太多的国有资产流入极少数权贵的口袋；那些高利润的垄断性行业，也大都掌握在几个权贵家族的手中。

stommel · 发表于 2009-12-6 01:34

“站起来”的标准

对中国人民来说，“站起来”有对内对外两个标准。对外，是否在1840年以来屡屡欺负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帝国主义列强面前站起来了？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 ...
schwarzmagier 发表于 2009-12-6 00:30

文盲又显摆了，49年解放军渡江的时候，长江里还有英国的军舰呢。日寇都走了三年了，国统区给老蒋也统了这么多年，还有英军军舰在长江里开，那还叫站起来？扯屁虽然不能这样扯，但对你这个大文盲我们还是能够体谅的。

bangding · 发表于 2009-12-6 01:37

哥们你是那个非要说德国跟游牧文化没关系的吧?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

其实你自己心里也清楚,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但是你不敢承认他,所以外在的表现就是你会竭尽全力的去证实自己当初的想法,所以你才会歇斯底里的同别人争辩德国人是不是和游牧有关,其实是不是有关又那么重要么?别人只是提出了一种解释文化差异的可能,何必这么当真呢?

现在呢,你又列出这么多长篇大论来,你觉得真的会有人看么?你知道没几个人会闲的蛋疼到这种程度的,那你什么还要贴出来呢?你是给自己看得,为了反复的告诉自己,自己没有错.所以当别人于你意见相左的时候,你会拼命争论.

84# schwarzmag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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