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孩相亲的“心计”

weder

2010-06-04 01:55:20  


文/夏天 星辰


说到上海女人的时候，人们总是会和“精明”、“实惠”、“算计”、“气质好”这些词联系到一起。上海女人是目光锐利的族群，身处这个越来越开放的国际大都市，她们可谓“阅人无数”，既明确知道自己的位置，又能分辨出他人的分量，于是乎她们的待人接物，总是那么有分寸，举止也是那么得体，既不失礼节，又见不得势利，但同时心里藏着机锋，不容许轻易地吃了亏。当新上海女孩面对上世纪最老土的男女交友方式——相亲，她们会如何展现自己的小聪明呢？


点一杯饮料暗藏了对对方的态度

“我要一杯橙汁，谢谢。”餐厅里，女孩对服务员说道，然后礼貌地对坐在她对面的男孩笑了笑。男孩子也马上点完了饮料，开心地跟女孩介绍起自己。这是一对第一次见面的相亲对象，当男孩在侃侃而谈的时候，他却不知道女孩已经表明了跟他谈话的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

为什么这样说？何以见得？很简单，女孩点了一杯橙汁。喝一杯橙汁需要多久？一般不会超过半小时，若想喝得快些，几分钟就能解决。饮料喝完了，谈话自然也就结束了。如果女孩对对方有意思的话，那么她会点一杯可以续杯的饮料，这样他们相处的时间才能久一些。这点你想到了吗？这就是上海女孩的微妙心思。

“相亲”这个一度跟老土联系在一起的词，如今在上海，几乎跟每个23岁以上的单身女性都会扯上点关系。不论是自愿或是被家人逼的，单身的女孩大都有过相亲的经历。她们缺的不是男人，而是认识男人的机会……她们清楚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现在的相亲跟十几二十年前的相亲真是大不相同了。以前，介绍人要把男女双方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跟双方介绍得明明白白，等安排他们见面后还要询问双方的“观后感”，再负责传递信息，是继续还是结束。相比之下，现在的介绍人任务轻多了，只要将男女双方的年龄、姓名、联系电话报给双方就行了，至于其他信息，好比工作、工资、住房情况等等都由得男女双方见面时，自行去了解了。

其实很多相信缘分，追求一份浪漫爱情的女孩子在骨子里是抗拒相亲的，因为相亲目的太直接，是直奔恋爱甚至是婚姻而去的，所以就会少了那份由朋友慢慢品味出爱情滋味的欣喜；也会少了一见钟情、偷偷观察心仪男孩的暗自甜蜜。

相亲的第一面，几乎就决定了继续或结束的命运。男女双方心里都有把秤，男人可能更直接些，第一面只看这个女孩够不够漂亮，而女孩子心里就会掂量得更多。如果这个男人，是在工作或是生活中的其他场合相识的，总之不是通过相亲，那么女孩会慢慢去了解、熟悉这个男人，很可能爱情就这么不知不觉得来了，这时，女孩对于其他附属的条件可能就没那么苛刻了，可以适当放宽要求了，毕竟感情是第一位的。可是，同样是这个男人，因为是相亲认识的，所以第一面就会考虑他的各方面条件是否适合做男朋友、甚至是老公，如果条件不适合，那就直接删除，免得浪费时间。

其实，谁都明白男女双方同时一见钟情的可能微乎其微，在相识的第一秒，谁也不敢保证爱情会不会在两人之间，在未来的某一秒迸出火花。相亲本就是浪里淘沙，让自己肯花时间去慢慢培养感情或是尝试着寻找爱情感觉的那个人，必须是符合自己要求的，上海女孩尤其明白这点。

很多上海女孩各方面都很优秀，但却没有男朋友，她们缺的就是认识异性的机会。虽然相亲可能并不那么合上海女孩的心意，但却是认识更多异性的唯一可行的方法。现在的长辈们也领行情了，知道年轻人喜欢自在些，不要太多压力，所以做介绍人时，通常把男女双方的联系方式互相传递一下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他们见面后，各自感觉如何，是否能继续发展，也就过问得少了。这点是让上海女孩塌实地接受相亲的很重要的因素。家长、介绍人会强调不要有心里负担，合适就谈，不合适就当多认识个朋友随便聊聊，并不是见了面就非要跟人家发展下去的，所以女孩子抱着见见也无所谓的想法，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相亲。

除去对方的外表，其他条件都是需要慢慢去了解的。而直观地从外表就否决对方，这种情况不是没有，但一般只在少数。毕竟，现在的上海女孩不会肤浅地只看男人的外在，但对于男人的外在条件还是有底线要求的。比如身高165厘米的文文就坚决要求对方在170厘米以上，这个要求是从过去的178厘米降下来的，降下来的理由很简单，文文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清楚地认识到8厘米的差距中包括了太多的好男人，仅仅因为身高就扼杀掉对方，实在可惜。可是当和相亲对像一见面，目测到对方身高还不如自己穿双平底鞋的高度，那这次相亲对文文而言实际上就直接宣告结束了。但是不可能一见面就说再见啊，这是上海小姑娘做不出来的，即使是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人，也是要给对方留点面子的，这算是上海小姑娘乖巧而讨人喜欢的地方。于是，就出现了只点一杯橙汁的局面。


问停车费打探的是楼盘小区

“你回去晚了，小区里车好停吗？”女孩问身边的男孩。“我们小区就是车位少，停车费倒是很便宜的，才5块钱一天。不过现在也不算晚，应该还可以。”“那就好，谢谢你送我回来，再见。”女孩和男孩刚才的对话看似只是无关紧要的闲聊，但是却从中了解到了自己想知道的东西。这是她探听相亲对象经济状况的一条小策略。按天计算停车费，而且是5块钱一天。很显然，这个男孩居住的肯定不会是什么高档商品房，估计就是几十年前的老公房……

上海女孩给人的感觉是温婉的、贤淑的，她们不会把自己的欲望直白地表露在脸上，可是这不代表她们心里不清楚自己要什么。每个女孩对未来男朋友都有自己的要求，尤其是在相亲时，她们清楚这时的选择无异是对未来老公的选择，有要求是必然的。如果对方不符合做老公的条件，那么也没有多大的必要继续交往，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上海从当年的十里洋场，到现在的繁华都市，一直隐隐透着一股物质的气息，也正因为这样，上海才显得格外迷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大都市的上海女孩，见多识广，自然要求的也更多。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女孩在选择未来老公时，总是慎重又慎重，因为这是关系到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关于对方的学历、家境、收入等等都要了解得一清二楚。否则，等到彼此有了感情了，等到要谈婚论嫁，才知道对方一穷二白，那岂不是太晚了？难道要跟着他在繁华的上海过苦日子吗？

有物质要求并没有错，这并不是以金钱来衡量爱情，而是在爱情还没发生前，先进行筛选，选择可以产生爱情的人，以免将来因为面包而影响了感情，这就是相亲。但是，直截了当地问对方收入，家境，有房没房，有车没车似乎太过现实，即使上海女孩的确很看中这些现实的条件，但大都在表面上还是不会表露得那么明显。于是问问对方是怎么来的，坐什么车来的，坐地铁的话是几号线？一个问题就能十之八九地了解对方有没有车，家住在什么区域，地段好不好。

一系列的对话之后，女孩子对对方的各方面基本条件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虽然是靠揣测，但也八九不离十了。这也决定了下次有没有再约会的可能。如果发觉对方条件已经低过了自己设下的最低要求线，那么今天的约会也可以找个借口早点结束了。

偶尔也会遇到不知道怎么跟对方说到此为止的时候，对方滔滔不绝地在说，女孩子总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说，我不想谈了，我想走了，这又是关系到对方的面子问题。上海小姑娘就会发挥自己的小聪明，悄悄拿出手机，发个空短信给好朋友。不过几十秒后，小姑娘的手机响了，朋友找她了。于是，小姑娘有了正大光明的理由跟这个男人说拜拜了，至于分手的时候说再电话联系，那只是客气的寒暄而已了。当然，打电话来的朋友，是小姑娘去相亲前就关照好的，收到短信就来电话“救人”的。

喜欢他就约他看电影

女孩拿着手机，捉摸着该如何给自己心仪的相亲对象发消息。相亲以后他们保持着网上聊天，女孩对他的感觉非常好，但不知道为什么男孩总是不提出再次的约会。“难道要我主动吗？”女孩子是应该矜持的，但为了自己的终身幸福，还是要争取一下。女孩发了一条短信：我有两张电影票，本来约了同学一起去，她临时说没空，你有空吗？不知道这样的短信能否起到效果。

“相亲是一种概率的问题，它的最终排列无外乎就是4种。“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他喜欢他，你不喜欢他”，“两人都没有感觉”，“两人都有感觉”。对于后两种没什么可为难的。至于前两种，就要好好动番脑筋了。

钱钟书在《围城》里有一段精彩的评论：“男人肯买糖、衣料、化妆品，送给女人，而对于书只肯借给她，不买了送她。女人也不要他送。这是什么道理呢？借了要还的，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男女交往充满了智慧，彼此猜测，试探，互相推翻，自我推翻，最终才有突破，才有融合。上海女孩在这方面是很有特长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那条短信的内容。首先发短消息这种方式就是比较“拎得清”的，一来不是很直接，可以保持两人之间的距离；二来可以给对方考虑一下的时间，不打扰到对方的当下工作。看电影是一件比较情侣化的事情，如果对方答应了，就表示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同学没空来，用这样的借口可以显示自己的不经意，保持女生的矜持和羞涩。这样的一个短信就能试探出一个男人的心意。

对于好男人，努力争取是应该的，但又不能显得太主动。男女追求之间有条法则，“你越真实地表达你的感情，他就越会感到为难。”上海小姑娘深谙此道。女孩最终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那个男人的回复是：我那天正好要上班，没有时间。女孩当然不会去考虑男人回复的真假，她只是淡淡地说：很遗憾，改天有机会再叫你吧。很简单的短信来回，既了解了对方的心意，人家暂时对自己还没有兴趣；同时又给对方一个暗示，“我对你是有好感的，否则也不会叫你去看电影了”。所谓“女追男隔层纱”，“幸福要靠自己来争取”，适当的进攻也是需要的……

再说相亲遇到那种完全没有感觉的男人，上海小姑娘不会再给他们第二次机会。或许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上海女人的势力，但从上海女人的理解上来说，这其实是为了大家好，“年纪不小了，何必浪费彼此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呢。”不过就算是拒绝，她们也是拿捏得很有分寸的。

据很多和上海小姑娘相亲过的男人反映，上海小姑娘用的最经典的一句拒绝的话就是：“你很好，可惜我们不合适。”这句话听上去很客气，同时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她们也保留了自己的后路，“我们不合适”只是在发展为“恋人”的关系上不合适，并没有说发展为“朋友”的关系上也不可以。这样的短信对付一般的，比较有自知之明的男人是绰绰有余了。他们在接收到这样的信息后，通常就会对女孩子保有一段距离，因为已经很明白小姑娘的态度了，他们没有发展的可能。

但有时候也会遇上比较“拎不清”又难缠的男人。28岁的小云也是相亲专业户了。她说自己以前就遇到过一个相亲对象，她对那个男人完全没有感觉，但是那个男人还总是不停地发短消息、打电话给她。她起初还礼貌地回答：在加班，有事情……她以为对方会明白她的意思，因为她每次的回复都是简短到不能再简短的几个字。但到最后她发觉，其实自己的每个回复都激发了这个人的再一次邀请。因此，她改变了策略，不再做任何的反应，打电话就挂机，短消息一概不回复。一段时间下来，那个男人也就死心了。温婉是在处理事情的方式上，但是内心的决定是不容改变的。

上海女孩子独立有主见，这是毋庸置疑的。没有感觉的绝对不会要，喜欢的要主动争取。上海女孩子又是矜持务实的，无论拒绝别人，还是去追求别人，她们都保有自己的分寸。如何来把握这两者的平衡，在两人的交往中占据上风，她们在这方面动足了小脑筋。


心计就是上海小女人的务实

相亲是上世纪流行的，可现在又流行回来了，说起来其实还蛮让人伤心的，在资讯如此发达的现在，竟然还要靠婆婆妈妈们的介绍，去认识一个异性。但现在的社会情势又摆在面前，大龄女人难嫁，这几乎已经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普遍现象。无论是在哪个征婚现场，都是女多男少，而且是优秀的女人多，优秀的男人少。无奈之下，很多女孩子不得不走上了相亲的道路。

有人说，现在的相亲就好像面试，问工作经历，问收入，问职位……有个调查还说，上海白领女性在各类相亲活动中最常问的前3个问题就是：“你买房了吗？”“你买房贷款了吗？”“你的房贷还剩多少？”这或许让很多男人有点受不了，上海女人太务实，太贪图物质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上海女人的聪明，知道相什么？亲什么？

有位哲学家说，爱情与现实无关，但婚姻却与社会相连。所以当我们的社会物质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时候，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弱势群体－女性同胞们就举起了“有房有车”的大旗。“既然选择了相亲，就要把门槛都设好，否则和误打误撞有什么区别呢？”上海白领女人的问题有些直接，但也实际。感情是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的，何况白领的女人要找白领的男人，门当户对也不为过。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女孩子的相亲标准有她们一贯的风格，无论是30年前还是现在，其实透露的正是一种独特的上海市井文化。就像马尚龙先生在《上海女人》一书中叙述的那样：比如30年前，“身份是党员，身体像运动员，卖相像演员，工资像海员，头子像驾驶员。”这个顺口溜是当时上海女人的择偶标准。

我们可以在“五大员”中，发现上海女孩子的择偶标准是实惠的，可操作性，不好高骛远，定位准确的；它很物质化，却又不是唯“物”主义者。它体现的是上海女人做一个小女人、做一个好女人、做一个乖女人、做一个巧女人的道德潜准则。“身份是党员”，其实并不是当年上海小女人政治觉悟高，而是当时社会有一个基本印象，“党员”应该是个好人，有上进心。

“运动员”和“演员”，看似有点荒唐，但是如果从上海小女人精神追求的层面去分析，都会觉得值得推崇——即使在“性别美”被彻底扼杀的时候，上海女孩子仍旧以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心目中男人的理想。

“工资像海员”，还最好是国际海员，因为海员有津贴，虽然也知道嫁给一个海员，就将常年分居，被称为守活寡，但是上海女人这一份要钞票的精神坚韧性是不可动摇的。“头子像驾驶员”，那是觉得丈夫应该路路通，丈夫头子活络，是一个家庭的活力，也是一个家庭的核心竞争力。

总结下来看，上海女人择偶标准的精神内核：妻为小，夫为大，男人是一个家庭的脊椎，女人就应该嫁给一个托得住的男人。上海一直充满了悖论，最智性的女人，在最先进的城市里，却又最自愿扮演一个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的角色。


今天，在上海这么一个最开化的、文明程度最高、女性平均学历最高的城市里，女人的大多数认同仍然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这其实也是她们小女人意识的反映。要想嫁得好，就要“功于心计”，在相识相亲的最初就把对方做一个全方面的探测，包括经济实力，身体健康，性格爱好，七大姑八大姨的家庭背景，都要了如指掌才行。

转自《现代家庭杂志》

weder

*上海女人最“小气”，最“精怪” 2010-04-19 17:38:42  


马尚龙(2007)


说上海女人爱虚荣出手阔绰的很多，事实上上海女人常常就是最小气的女人。当然这一个“小气”是需要加引号的，因为它包含的是另外一个意思，请你千万不要误会了哦，可以这么说，这“小气”也是上海女人的优点。  

上海女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将有限的人民币，投入到无限的爱好和虚荣中去。上海女人是最能体现“多快好省”的女人：多是身上翻花样多，快是行头换得快，好是穿在身上用在身上一定是效果好，省当然就是省钱了。多快好省四个字中间会一个字并不难，难的是把互相抵触的四个字拿捏在手里。如今上海女人有办法将一件没面子的事情上升到有面子，将一件原本属于小家子气的事情上升到时尚的生活理念。
某日在酒家用餐，买单时问能不能打折，服务生当然不肯。偏偏座中一位上海女人眼尖，看到远处报架上插着杂志，当即拿了过来，熟稔地翻到其中一页，当着服务生的面撕下一角给服务生，服务生没反应过来，女人已经问了：“这下可以打折了吧？”服务生不情愿地点头。上海女人撕下的杂志一角就是这个酒家的打折券，害得酒家服务生立刻从报架上撤下消费杂志。

这么一种方式，有人觉得是当下女性白领的生活之道。其实她们是在传承她们的母亲甚至是祖母的精髓。

淮海路上原来有一家很有名的“大方布店”，感觉上“大方”这个店名，就是特意为多快好省的上海女人取的。布店和服装店有两大根本不同：第一不同，服装店里只要把衣服试穿一下，就知道是否合身，颜色款式是否喜欢，而布店考验的是一个女人“胸有成竹”的能力和审美眼光；第二大不同还用说？当然是价钱。

那时候社会上有多少台缝纫机，就会有多少个心灵手巧的女人。她们量体，买布，知道一件衬衫要买多少布，一条裙子要多少布，然后裁剪，踏缝纫机，把一块布做成衣服穿在自己或家人身上；买什么料作做什么式样，就是各人的眼光了。

不少女人只是在香港电影中看到一件时髦衣服，就可以拷贝不走样。上一代的上海女人，是现在时尚流行的DIY的源头，她们一切都是自己动手。还会套裁，于是就可以省下三四寸布料，连营业员都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女人有那么点得意扬扬，对营业员说：“我晓得格，侬剪好了。”

女人还会和营业切磋如何套裁，营业员也算得有经验算得精怪了，但是被女人套裁的方案一说，还真服了她；营业员哗哗哗地抖开布匹，尺一量，裁缝剪刀顺势滑过去。女人看得很清爽，自己到底是面熟的老客人，营业员量好尺寸，还放了一码，大约是拇指的宽。

当然更让女人沾沾自喜的是打折的零头布，考验的就是女人眼明手快脑子灵，眼珠一转就算到了用处；几天之后穿在身上，逢人便炫耀自己的巧夺天工。

上海女人向来被认为是最要面子的。上海女人的面子是动脑子动出来的，是动手动出来的。动脑是心灵，动手是手巧，和在一起就是心灵手巧。套用当今阿迪达斯的一句广告词：没有什么不可能。

有一些小女人总结出了许多购物经验，在网上向死党传播。有一个很高层面的上海丽人说，死党会告诉她百盛的哪个店在季节性促销，血拼有哪六大步骤，第一步骤坐电梯到哪里，第二步骤去换什么……就好比一边看战斗攻略一边打电脑游戏。

三十年前，生的切面是2角1分1斤，有一些精怪女人只买4两，按照四舍五入的计算法4两就是8分，然后再跑一家粮店买4两，再跑一家买2两，那么1斤切面就省下1分钱。

三十年后，她们的小辈1分钱是不在乎了，但是10元钱还是会在乎的。有5个小女人一起去一家饭店，大概也就是1公里远的距离；先是三个人坐出租车去饭店，到达后留一人在车上开回原地，将另两个人再带过来，这样比她们原来需要坐两辆出租车便宜了一半的车钱。

做这样精打细算的事情，历代上海女人心情都好得不得了。不论买什么东西，只要是打折，蹋到了便宜货，上海女人不仅不会遮遮掩掩，反而还要到处宣扬。

看电影，一般的电影院她们是不去看的，要看电影就去最好的港汇、梅龙镇，但是她们只看星期二的，没有别的理由，因为星期二是半价，如果谁不是初恋却大手大脚看80元100元一张的，会被人家讥笑为“巴子”（掼派头掼得不到位）。

鲜花当然是上海女人特别喜欢的，凡是觉得自己有点品位的，家里花是少不了的，既要食有肉，也要居有花。在2005年文化广场的花市撤销前，上海女人要买花就去文化广场，不仅品种多，更是因为便宜，要比小花店便宜得不知多少。有节假日来临，文化广场外面的陕西路一定都是捧了一大摞鲜花的女人和男人，然后或者上了私家车，或者打的，或者坐公交车，或者把自行车当花车。

以为上海女人真没有钱，真吝啬？看错她们了，上海女人在骨子里会认定，只有经济实力弱的人才会示强，而敢于示弱的人恰恰就是经济实力不弱的人。对于上海女人来说，冤枉钱付一元也是多。在2007年情人节，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的38万元情人节套餐无人问津，上一年香格里拉8万余元的情人节套餐，最后也是零订单，还有波特曼丽嘉酒店定价18万元的套餐，同样没有买家上门。

随着精怪和多快好省日益成为上海女人的生活理念，商家也越来越投其所好，不仅是上海本地迎合着上海女人，在上海周边，简直就是上海女人的卫星购物城。买皮夹克当然是去海宁，除了真正进口的，上海所有的皮夹克都可以在海宁买到，价格比上海便宜，开车过去，当天来回。结婚的婚纱，上海新娘一定是去苏州买的，二三百元就全部搞定了；要是结婚穿的是500元的婚纱，那就是自己没本事，说也不敢跟人家说。还有沪青平公路的轻纺城、灯具城，东阳的木器，杭州的茶叶，宜兴的陶瓷，阳澄湖的大闸蟹……


马尚龙，1980年起在上海作协资料室、《文学角》编辑部工作，1991年至2002年任《海上文坛》编辑、副主编，2002年起先后在《东方体育日报》、《现代家庭》杂志社供职，现任《现代家庭》总编助理兼上半月版执行主编。上世纪90年代始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先后结集出版《上海女人》、《反调男女》、《幽默应笑我》、《明星的甜食》、《与名人同窗》、《男人眼中男人的缺点》、《男人眼中女人的缺点》等。

weder

*上海女人的“好男人”标准 2010-05-23 22:16:32  


程乃珊


但凡女人，对“好男人”的标准大多八九不离十，但上海女人有一点，如同上海男人一样，都有“宁做牛尾，不做鸡头”的观念。上海女人宁可选一个在大机构大企业做个普通职员的丈夫，平稳安定细水长流有保障，也好过做牛头或鸡头。

牛头有势有腔调，成日在外面牛气冲天。都讲上海先生怕老婆，但作为牛头，花花世界的引诱太大了，保不定外面有好几个“海藻”；鸡头又太小家气，成只鸡才有多大的能量？还不如牛屁股后那根尾巴，扎实有靠。

女人都有爱虚荣的毛病，“牛尾巴”某种程度满足了女人的虚荣，“牛尾巴”不用经常应酬客户，冷落了家人，可以晚上准时回家吃饭。一直以来，从五十年代初至“文革”到今天的改革开放，“知识分子”始终是上海女人选丈夫的关键词。上海女人是聪明的，相信官位是人家给的，知识是自己给的。

上海女人对丈夫事业上的期望远不如在生活中的期望高。上海女人不强烈指望丈夫升官发财，但能炒点股票，抓住时机买楼卖楼赚点差价，或有那么一二套房子可以定时收租，或可在外面兼职赚点外快，不必有豪宅名车，做太太的已十分庆慰自己嫁得个能干会赚钱的丈夫了。

上海女人可以不在乎先生是否大款高官，但她一定容不得先生邋邋遢遢，顶着一头油腻腻的布满头屑的头发，脚蹬鞋跟都踩歪了的灰蒙蒙的皮鞋，在面前晃，这令她人前人后都没面子。上海太太有打扮先生的传统，所以先生外表不光鲜就是她做太太的过错！

上海从来生活指数高，空间珍贵，这令“精致”成为上海人审美的很重要尺度。上海人一般不太喜欢奢华而更欣赏精致，对男人也一样。一位精致的男人往往不会是大款，但一定是举止斯文有礼，善解人意，知诗达理且有相当幽默感。上海女人心目中男人的性感不是魁梧健美，而是懂得体恤家人，并经常出其不意做一些会令家人感怀的小动作。

西谚“骆驼闯进瓷器店”其后果当然不堪设想。上海地少人多，空间拮据，就像一家瓷器店，男人要在上海闯天下，不能像闯关东走西口那样，光凭着一股勇猛刚毅之气，这就是骆驼闯进瓷器店了。在上海生存要像小白鼠进瓷器店一样，灵活得还能在其间跳华尔兹，因而上海先生天生比较细心谨慎，面面俱到顾及周全，有人因此称上海男人“娘娘腔”，其实是误解了。

英文似是作为上海男人一个很重要的附加要求，如果一个上海男人能讲一口流利标准的英文，如果他本身就是从事与外文有关的专业，再加上如若在朋友的私人聚会上，他还能绘声绘色唱上几曲英文歌。这样的男人，肯定一下子就能成为女孩子的目光焦点！

上海本身是个中西文化汇集有百多年历史的大都会，英语在上海民众间有着很浓厚的传统积淀，上海人推崇世界视野，能讲一口正宗流利英语，正如老上海谚语“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会ABC，走遍天下不受骗”所说，至少是说明有相当教育程度的，同时，也具备在上海竞争的最基本条件的。归根结蒂，大部分上海女人都不做嫁入豪门的美梦，只求嫁个体贴斯文，有稳定收入顾家的老公，过上小康温馨的日子，乐乐惠惠一辈子，就知恩感恩了。

琼瑶说过，女人是一架钢琴，男人就是一位钢琴演奏者。一位演技高超的钢琴手，再次再旧的钢琴，都可以在他手下成曲成调，更成天籁之音。相反，一位技劣的钢琴手，只会玩钢琴不会弹钢琴的，再好再名牌的钢琴在他手下，都成为乱弹琴者的牺牲品。

又说，有什么样的男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女人，有什么样的女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城市文化。

上海开埠百五十多年，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城市之一，也是全国女校最多最集中的城市，全国最早诞生职业女性的城市。这形成上海女人的相对经济独立、自信和自强。

中国第一批公费留美的女生之一、声学家周淑安女士，是1913年赴哈佛攻读文学学士，她就是上海中西女中毕业的。1913年，中国男人刚刚剪掉辫子不久，她就负笈海外了。她远离家园，先后在哈佛和康奈尔大学专修音乐。回上海后，她与享有“远东第一团”盛誉的上海工部局乐队（今上海交响乐团）同台演出，开独唱音乐会。当时追求者无数，其中不乏达官贵人，财主大款不知有多少，但她嫁给同是美国留学的两袖清风却是才学高超的中国第一位公共卫生创办人胡宣明博士。回国后，她陪伴丈夫出入穷乡僻壤，造福穷苦大众……看来现今上海女人择偶以才及人品为第一，早有传统及历史根源的。

上海丈夫也是十分称职的父亲和一家顶梁之柱。记得一个小插曲，七十年代末，大学开始恢复高考，不少上海人都想抓住这个机会进高校深造，不少此时已是有家室的。友人A君就是一例。太太揽下一切家务，全心全意支持他高考准备。他心疼太太太过辛苦，总是见缝插针帮太太做些家务。实在插不上手，就将儿子的尿布缠在腰间，以免冷尿布冻坏了儿子娇嫩的小屁股——当时上海住房条件差，没有暖气。

一次赶时间去夜大上课，他忘记将裤腰上的尿布解下来。到校后惹得同学哈哈大笑。但无不为这位爸爸感动。大约也只有上海爸爸才会这么细心周到。后来，他终于如愿考生大学，有一份安慰的工作，仍没有发财做官，现在已经退休，快要做祖父了。当然如今他已不用为第三代焐尿布了。A君的太太每每提及自己丈夫，总是幸福地说：“我这是中了六合彩了，挑到了他！”

weder

*浦东张江男,寂寞精英的上海生活 2010-05-28 18:59:24  


何菲



日本有电车男,上海有张江男。都是某个族群某种状态的代名词。

张江,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镇,因张江高科技园区而闻名。张江高科技园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有发展潜力的高科技园区之一,尤其在软件产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早已超过中关村。
　　
这个看似平静的园区里,每时每刻都迸发着年轻而旺盛的思想力,这里有着著名的“药谷”,有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园,任意一个毫无特色的下午,没准就会有高科技新药或是改变世界的新型仪器、软件的诞生。

张江有6万青年才俊,他们多数拥有理工科硕士及以上学历,有才华,不浮躁,很低调,让人误以为他们要在这个远离市区、远离烟火的清净之地,闭关清修,不问世事,献身科学事业。他们就是“张江男”。

“张江男”的称号还意味着薪水不错、工作忙碌、性格朴实,与外界尤其是外界女性接触少,情趣欠缺……他们大部分未婚,相亲失败的概率较高,因为与他们客观条件相当的女孩通常会有更高的精神领域的追求。其实“张江男”们这种不花头花脑、很少起伏的性情,是适合结婚过日子的好选择,只要你把对婚姻的憧憬放低,再放低。
　　
当地铁二号线开到张江站时,车上剩下的大多数都是男性。

他们基本上头发都有点长、眼镜有点厚,几乎无一例外地提个电脑包,他们在人们的惯常概念里是Geek。Geek的中文叫法为“奇客”,港台地区有叫宅男(女),按照更通俗或更泛的一些说法,就是理科男、工科男、书呆子……如果描述他们的穿着,其实就像每所理工科大学校园都一定有这种男生,穿着不知名品牌的素色夹克或美特斯邦威的圆领衫,满嘴的专业名词。

这些“张江男”若出现在陆家嘴,混迹在衣冠楚楚的“金融男”中,估计是不大会引起回头率的,但也不会遭人侧目,因为他们的五官很端正,衣服虽然不太搭配,但也干净朴素,眉宇之间多少会有一些科学而准确的气质。

曾因缺乏应有的生活气息和配套服务,张江地广人稀,颇有荒凉之感,尤其在夜晚。除了为数有限的几家食堂,整个张江几乎很少有喝一杯的地方。偶然有一间小面馆,红烧排骨面要价25元。

张江的简约,简直太适合做学问了。如今,张江提出了建设科技社区的概念。这里已经有了肯德基和中餐馆,使得尴尬的恋人们终于可以不用在寒风中说话。有了肯德基和中餐馆垫底,于是张江每天都飘扬着两个大大的气球,悬着两条长长的标语:“共建张江美好家园”。“家园”这个词很奇怪,我觉得可能因为越是没有的感觉越是追求,你很难会听到“共建虹桥美好家园”这一类的话。

一个城市的路名就好像这个城市的日记本,因地而生,应时而立。如果你是第一次开车驶入张江,除了感觉转得晕头转向之外,也一定会被这些奇奇怪怪的站名所吸引:牛顿路、居里路、李时珍路、华佗路……南北走向的是外国科学家,东西走向的是中国科学家,几乎都来自于物理数学及医药领域。这样命名,便于记忆,又具有理科男概念里的暖暖人情味。与市区按外省市地名命名的方式迥然不同,张江地区路名策划是建国以来上海第一次大规模地用人名来为道路命名。

如果城市也有小气候的话,张江大部分时候是万里无云,天高地远的,没有重重高楼阻隔,晴天是满地阳光,阴天是满目阴霾,自然界的一切均一览无遗。

“地广人稀”这个词出现在上海的概率极小,无一例外地用来形容张江。

张江的马路宽阔整齐,车来车往,只是没有行人,因为方圆几十里地除了办公楼,几乎无处可去。树木和草坪也都修剪成统一规格的造型,还有一些零星的雕塑,像大学城的校园。园区里的建筑,就像一个现代派建筑艺术的博览会,设计师们有足够的空间和物质支撑来构筑他们的设想。各色建筑反映了不同的企业文化,有着铺张的气势。唯一的缺憾是人气不旺,相互之间又隔得太远,有种疏离感,就像张江的生活。那些楼,在我看来,壮观却冰冷,很软件,很微电,很理工,很张江。

只有在中午,整个张江才显得略有人气。软件园的大食堂,一个号称可以容得下千人的大食堂,聚集着从各栋不高的楼里出来的“张江男”。那些吃饱了的年轻男人,三三两两地散步到小河边、草地旁,短暂地憧憬一下不知在何方的爱情。而贝尔湖,是他们自觉留给为数不多的“成对之人”的。

在“张江男”中,新上海人至少占了七成。脖子里五颜六色的绳子上面,偶尔也能看见几张俊秀的脸,可日常表情在我看来,几乎都是不太有趣味的,所以不能用知性来形容他们。但在工作时,他们专注的神情会不经意流露出自信与性感,那是科技的力量。他们的绳子下面栓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字,还有照片、部门和地址。有了牌子就有了ID,有了ID就有了身份。身份是什么?是骄傲地宣称自己属于某公司某部门的脑力劳动者,意味着兢兢业业,意味着奉献才智,意味着服从指挥。

不少寂寞的“张江男”们平时都被安排住在公司的宿舍里,每天孤独地徘徊在悠长清冷的街区小道上。附近有不少漂亮的别墅,但与他们并没有多大关系。“张江男”薪水不低,但都近于冷酷的现实,如果他们还没法买得起万元一平米的房子,他们宁愿放弃与女性的交往。他们情商不高,智商却极高,知道若无实力支撑,时刻会有男女之间那种不可避免的危机。

虽然工作在张江,有些“张江男”还是坚持住在浦西,他们或多或少想跟这个繁华的城市保持一点联系。工作日的早晨八点半,即使在中山公园站,二号线也别想坐到位子,到处都是背个电脑包,眼睛有点肿,头发有点乱,带个面包在地铁里吃的年轻男人。

可能是学理工科的缘故,在感性思维上“张江男”们并不复杂,他们通常很爱张江,爱这里整洁的环境、新鲜的空气,简单的生活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稍微有点遗憾的是,这里没有多少可人的女子,能提供他们“搭话”的借口和动力。他们渴望邂逅,但多数只会用“搭话”来表达。“邂逅”这个文艺腔的动词,他们也不太会用,否则就不是张江男了。

如今张江的公司越来越多,一些大公司的办事处也渐渐迁了过来,张江的女孩子也越来越多了,再也不是从前比例悬殊的“张江难”的时代。但这些“白骨精”大都一副巾帼不让须眉之势,气质上多少有点逼人,可能张江的水土过于刚性,所以她们形象上也会有点抱歉。

但仔细观察,只要性情不是太坏,张江应该是女生的乐园。如果是“疑似美女”,在张江,绝对能成为是众人目光的焦点,久旱逢甘露的感觉你可以想象。如果只是一般女生,在张江,就是美女,可以体会在别处体会不到的炽热目光。如果不好看,也不要紧,只要温柔贤良,张江也绝对会有男人疯狂地追求你。如果不幸属于女“恐龙”,也不要气馁,因为在张江,不用担心找不到比你更远古的“恐龙”……张江绝对是能够修复女人自信的地方。

当然,做张江男的女朋友也是要有点心力和胸怀的。因为“张江男”的约会程式通常是:周一至周四一个电话没有,周五晚上8、9点给女朋友电话,约周六上午见面,每周一次,以此类推。“张江男”普遍的约会内容是:上午逛徐家汇数码广场,中午吃批萨,下午逛徐家汇服装店,星巴克喝下午茶,晚上送女朋友回家,然后自己回家睡觉。周而复始,于是这样慢慢形成了一个名称——“张江难”。
　　
其实“张江男”并不难弄,只是在他们的世界里,通常只有是和非,不存在“暧昧”这种中间地带。人文的东西在张江男身上的确比较匮乏。当然这不是谁的错,也不是做技术工作的必然结果。

其实在张江,有一些北美来的老工程师,他们的魅力,幽默和睿智常常让人折服和心动,你会发现“硅谷男”也是很可爱的。因此“张江男”没有理由永远是“张江男”,多涵养深藏在体内的知性、智性,多一点人文精神,多一点沉淀,多一点嬉皮士的随意,“张江男”会成为真正的钻石王老五。


《上海采风月刊》2008年第03期

jevais

随着精怪和多快好省日益成为上海女人的生活理念，商家也越来越投其所好，不仅是上海本地迎合着上海女人，在上海周边，简直就是上海女人的卫星购物城。买皮夹克当然是去海宁，除了真正进口的，上海所有的皮夹克都可以在海宁买到，价格比上海便宜，开车过去，当天来回。结婚的婚纱，上海新娘一定是去苏州买的，二三百元就全部搞定了；要是结婚穿的是500元的婚纱，那就是自己没本事，说也不敢跟人家说。还有沪青平公路的轻纺城、灯具城，东阳的木器，杭州的茶叶，宜兴的陶瓷，阳澄湖的大闸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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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件皮夹克，开车去海宁？算上油费过路费要多少？来回少说要500吧。。。还有一天的人工。
去苏州买两三百的婚纱，也是开车去？


p.s. 地域特征越来越明显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失败。什么时候中国城乡差距开始缩小了，什么时候中国才是真正强大了。

weder

*上海女人与外来女人 2010-05-23 22:45:52  


程乃珊


可能因为长期的殖民政府,香港女人对传统文化认识较浅,与她们闲聊,可以聊得很热闹,但聊不深。她们英文太好了,好得留给朋友的香港地址,都情愿写英文。在香港人与中国人两种身份之间,她们最近才习惯是相等的,但上海人和台湾人,似更习惯将自己的地方性身份放入中国人的大概念里面。

台湾女人和香港女人,似都比上海女人在修养礼仪上更胜一筹。她们大多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大约因为在港台请个保姆花费不菲。我以前在香港时,不少女同事都会十分留意报纸上每日一汤的栏目,小心将它们剪下来并一起商讨如何煲好汤。现今上海女人多为独养女儿,十指不沾阳春水,所以大都入不了厨房。

韩国女人日本女人都很静。我家楼上就住着一家日本人,那位日本太太讲话声音像吹气,进出电梯与你打个照面都反反复复不知要弯几次腰。有礼貌得反而总令人觉得与她们之间隔着一睹透明的墙,要穿越似很困难。日韩女人很具东方女性的委婉娴静气质,这本是中国女性的优点,可惜我们都没能守住这份美好的传统。很羡慕她们可以如此气定神闲地插花,做泡菜做大酱,尽心尽意地呵护自己的家,全然不与别人攀比,从前认为这种女人没出息,现在都觉得这才叫家庭的基石,有这样一个太太守驻在家里的男人是幸福的,可惜现今上海女人已修炼不到这个境界了。

当着越来越多的外籍女子入住上海,我们觉得上海城市色彩更多元了,她们的存在令上海女人有更多的营养来完善自己,而对上海女人来说,近年从外省市进入上海的新上海女性,却很有威胁力。然而,这是另一种营养,有如臭豆腐其实还是香的。

上海女人自恃见识广又处处受宠,上海男人天生又都有“怜香惜玉”“女性第一”的绅士气度,这令上海女人很有优越感因而特别会“作”;“作”得单位里男同事都以“女同事总要照顾一点”而退让三分,男朋友或老公更是被“作”得唯唯诺诺。

外地女性可不一样,她们缺乏“作”的经验和天赋;再讲,敢于来闯荡上海滩的女人,多半是肯吃苦的,有明确坚定的奋斗目标和方向的,她们无暇也无精力来作天作地。所以讲,笔者认为,这一簇新上海女性,特别是那些有海外深造和工作经验的外省市来的新上海女性,是上海女人的威胁。

外籍女性不少是随着家人一起来,她们也不打算在上海定居落户,大多抱一种过客心理,因此对上海女性威胁不大。而这些外省市来的女人,她们的目的就是要在上海扎下根,因此无论在战场还是情场,她们都是本着小卒子过江能吃车马炮那股犟劲,步步为营逼将过来。

上海女孩子嫁老公,要求多多,无房无车无好的职务休想娶回家。外地女孩子在上海举目无亲,一旦找到一份感情依托,她会很珍惜,她只想要在上海有个家,其他都可以慢慢来。上海男人在上海女人的“作”威“作”福下,很可能另辟战场去攻那些善解人意,要价不太高的外地女孩子。

男人,通常都是喜欢被女人仰望,让女人有所依傍的。在职场上同样如此,外省女子在上海无依靠,房租饭钱一应开支都是从这份工里做出来,手停口停,在上海人脉关系又少,故而她们更懂得珍惜,跳槽的较少;

再则,因为急于融入上海,她们更主动学习讲上海话和阅读与上海历史有关的书籍,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错位:上海土生土长的年轻男女讲不好上海话,新上海人,特别新上海女人,热心报读沪语班,因为她们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出生在上海,而讲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就是上海人的标志,为了可以与未来的孩子对话,她们热衷学上海话。

从上海过往历史看,红星阮玲玉、陈云裳都是外地人,孙科的如夫人蓝妮是广西人……但她们最后都作为上海一代名女人而定格在上海近代史上。

她们的确抢走了不少上海女人的机会,但她们解除了因户口长期封闭而形成的城市人文近亲繁殖的弊病。我们常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外来女性不断入住上海,是完善上海女人的气质风韵的最好的营养,生活中有点紧迫感,更能令女人永葆青春活力。


《上海采风月刊》2009年第3期

weder

上海女人的“作”──颠覆男人原则的快感 2010-05-23 22:05:31  


程乃珊


女人都爱“作”，上海女人更会“作”。其原因是，男人在女人前一一列明自己的原则时，女人便想着要颠覆他这些原则，因为女人爱见到男人因她而显为难，女人最想看到男人为她放弃一切，看到自己是最终的胜出者。那才能显出她是男人生命中最重要最无可比拟的对女人来说，“作”，有如我们测试血糖的试纸，可正确无误又清晰地测试出男人对女人的感情程度。

正所谓哪壶不开提那壶，男人觉得情人节送花无聊，他从来不肯送花给女人，她就是要千方百计“作”得他破坏自定原则；男人最怕陪女人逛街他无这个耐心，女人就像牛皮糖样扭得他就范……男人越忙她越“作”，宁可时候向他道歉，但当时当下，他一定要听她“调配”。

女人爱“作”是天性，但“作”得太过分且刁尖促剋的，就是心理病态。一般讲，青春可爱，纯洁的如青涩苹果一样的校园爱情，女孩子或也会“作”，但作得娇嗔可爱。初恋的女孩大多善解人意，她们还不会“作”，只是发嗲！

当女孩渐渐变成女人，当她们在情场上经验老道时，她们就“作”得越来越厉害了。在她们“作”的成份中，发嗲的元素越来越稀薄，刁蛮的指数越来越多。幸福的女人喜“发嗲”型的“作”，怨妇型的女人就喜欢成日作天作地。

发嗲型的“作”是男人的饭后甜品，男人十分受用；刁尖型的“作”是餐前的祝酒辞，偶一为之可增添气氛，但隔三差五来一次，就会败了胃口。

晴雯撕扇也是“作”，却作得风雅有个性，泼辣又娇嗔可爱；如果换了是林黛玉，宝玉就不会潇洒到在一边拍手称好，还搬出一大堆扇子让她尽情发泄磕头赔不是都来不及呢！

一般讲不会“作”的女人都是比较独立自信的，如张爱玲“半生缘”中的曼桢。她似从来不向世钧“作”，但是翠芝作得结棍，那是因为她不自信，患得患失，“不作”的曼桢倒失去了世均，“作”的石翠芝却赢得了世钧。不过也不能说“赢”，也很难讲。感情这种事不能掺和任何小手段，一旦掺入，就有点不情不愿与无奈的味道了。只能说翠芝“赢”得了机会。婚后她的“作”有增无减，世钧如多数上海先生一样，被生活、社会和老婆的“作”，磨去了棱角，磨成一个听话的丈夫和宠疼孩子的爸爸！上海先生大同小异，与屋里厢都有一个“作天作地”的太太有关。

陆小曼属特别会“作”的，她“作”掉了自己第一次婚姻，又将徐志摩“作”死了。她一定为此十分后悔。虽然后来有了翁端午，想来她已不大向他“作”了，毕竟，她与翁端午无名无份，再说，或者也只有恩情没有爱情！她所有的“作”都与徐志摩“作”完了，留下的，或许是漫漫长夜般的悔恨！

女人的“作”，有如一把雕刻刀，她想一刀一凿地将男人雕刻成自己理想的形象，她以“作”这把软刀子让男人就范。女人知道这样做很愚蠢很多余，但往往无法控制自己。

女人就是这样矛盾。身为男人，总有许多自己的原则，尤其那些有性格有大志的。没有性格的男人女人多不喜欢称之黏黏糊糊。

挑战男人的个性和原则，让女人觉得自己有魅力。她并不认为破坏男人的原则有啥不妥，因为全世界他只为她一人破格！不过往往，当男人完全被她“作”得合她心意，她就很容易对他厌烦就像登山远动员一样，征服了一个高峰后，又有一种寻找新高峰的欲望！

女人可能原谅男人难得的一次“出轨”，但如果得知有另一个女人如她一样可以令他放弃原则，那足以令她离开他！“作”是有绝对专利的，只有她享有这个专利。

不过女人这一世至少有两个女人是她无法“作”胜的。一个是男人的母亲，一个是男人的女儿！

weder

*咖啡馆的文化春药 2010-05-25 23:05:59  


朱大可


在文革期间，咖啡、奶油和面包的三位一体，构成了西方腐败意识形态的象征。它隐含着腐化、奢靡、纵欲和背叛的语义。它是清教主义政治的反面记号，标识着有罪的生活方式。

但革命旗手江青本人却是“资产阶级咖啡”的最大拥趸，她在中南海垄断了饮用咖啡的权力。越过书桌上等待批阅的红色简报，中国第一夫人的口唇，与色泽细腻的瓷杯秘密碰撞，发出低低的赞叹。这是实施咖啡独裁的历史性时刻。咖啡背弃大众，跟最高权力发生了苟合。

数年之后，还是小资少年的我，从一种叫做“烟纸店”的小商铺里买回了“咖啡茶”――一种劣质咖啡和白糖混合成的块状物。我把糖块放在医用消毒锅里煎煮，然后与同学一起傻笑着，用玻璃杯品啜它的滋味。这是文革后期生活管制逐步放宽的结果。由于马克思和列宁都是咖啡的顾客，这种饮品在严打之后获得了解放。但它其说是咖啡，不如说是某种可笑的工业代用品，散发出恶劣的甜腻气味。尽管如此，被禁忌的“咖啡”还是卷土重来了。

咖啡是西方符号的索引，或是庞大西方文本的一个柔软碎片。饮者指望从那里感知到外部文明的气息。喝咖啡是一次文化背叛，但同时也是一种身体欲望的表达。在整个青春期里，我都被这种饮品所迷惑。那些被碾碎了的植物果实的粉末，融解在水里，成为一种深褐色的液体，散发出难以言喻的香气。它是流质的香烟，用咖啡因去滋润神经，在身体内部唤起无名的激情。它是意识形态春药，养育着一代文化囚徒的反叛信念。

一部跟咖啡有关的电视纪录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位上海“老克腊”(一种对殖民地文化具有宗教式崇拜的群体），为了守望着家族的房产，终身没有结婚。他是那种献身型守望者，自愿被囚禁在海外家族赋予的使命里。大规模城市改造运动掀起时，他的小洋房被判处了死刑。就在遭拆除的前夕，“老克腊”为自己冲了杯速溶咖啡，在小楼里熬过最后一夜。咖啡是他用以自我劝慰的唯一事物。固执的摄影机始终跟随着他。当黎明的光线在屋里缓缓升起时，他的眼里满含着泪水。这是混合着咖啡溶液的眼泪，也是他留给观众的最后的台词。

进口速溶咖啡曾经统治了整个八十年代。由于掺入了部分代用品，“雀巢”的香气在冲泡过程中转瞬即逝，只剩下一种发酸的不良滋味。它是劣质化的西方意象，却成为新经济的支柱，也是人们展开殖民主义怀旧和西方想象的镜像。与此同时，咖啡馆开始大规模繁殖，向顾客兜售价格昂贵的速溶咖啡和西方情调。茶叶遭到冷遇，喝咖啡则成为一种现代化仪式，暗示着与旧生活方式的诀别。

只有在西方，咖啡的劝慰性才能还原到质朴的状态。在悉尼的八年里，咖啡几乎成了我的主要日常伴侣。午休时分，我喜欢到办公楼下的咖啡馆，花两块钱要一杯咖啡，坐在街边的露台上慢饮，四周是穿梭不息的美女和蔚蓝如云的兰花楹。夏季的黄昏，我会驱车去海滩游泳，然后在附近的咖啡馆里小坐，孤寂地眺望逐渐发黑的南太平洋夜空。被海水洗涤过的肌肤变得凉滑细腻。咖啡的暖流缓缓穿越我的身体。咖啡因像一种变异的酒精，点燃了血液，令它在路灯下燃烧起来，并在身体内留下了隐秘的记号。而我洞察了发生在我里面的事变。

这种咖啡话语的语义是在不断转换的。盛夏以来，学校放假无事，我常跟几位住得近的朋友去南方商城的“星巴克”闲坐，喝上一杯“摩卡”或“卡布基诺”，用吸管抽取奶沫、咖啡液和沉淀杯底的糖粒，一边谈论符号学、解构主义和能指的危机。这种清谈里混合着咖啡的感官愉悦和形而上的快感。

咖啡是顾客自己从料理台上端走的，小圆桌和木椅可以任意组合，这些自由因素改变了消费者与咖啡馆的关系，令整个空间洋溢着舒适自如的气息。小室里坐满了成对的情侣、沙龙群聚者和单身的读书人。他们的表情和姿态都很松弛，周身沐浴着咖啡的光辉。一个侍应生向我们的邻桌走来，拾掇着那些用过的杯子。他举止娴熟，但眼神漠然。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他是唯一的外人。（作者：朱大可，原载《南方周末》）

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

weder

上海精神和老克腊主义 2007-10-10 18:33:01  


朱大可


上海媒体最近一直在大肆谈论 “上海精神”。上海开埠虽已有600多年历史，但真正有点精神的，大约也就一百来年的光景，而这个精神能够放点光彩的，大约也就数十年世间。“老克腊”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成了“上海精神”的核心。

老克腊是这样一种人，即使在最贫困的时候，也要留意自己的打扮，保持整洁油亮的发型、熨得笔挺的条纹西服和腿管很细的裤子、领子洁白的衬衫、纤毫不染的锃亮的尖头皮鞋，一把永不离手的阳伞(它的柄部拥有一个弯头，可以替代西式手杖的功能)，说一点洋泾浜的英语(考究的老克腊还讲究发音是典雅的牛津腔还是下三滥的美国水手腔，并为此分出不同等级的圈子)，姿态优雅，举止造作，如此等等。49年后，老克腊用劣质的咖啡茶代替南美咖啡，从无产阶级化的平庸中创造着生活的无尽情趣。老克腊就是殖民地上海的中产阶级幽灵。

老克腊的对打扮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对生活情趣的执著追求，是一种非常古怪的信念，它既非国家信仰，也不是宗教情操，甚至不是对金钱的渴望。它只是一种对西方(主要是英国近代绅士的)品位、格调、情趣和体面生活方式的极度膜拜而已。他们是自己的生活教义的信徒，被幽禁在日常美学的牢笼里，并且为之奉献出了全部生命。

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物资严重匮乏的红色年代，老克腊甚至能够从困境中创造出情趣的奇迹。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们也顽强地保持体面和尊严。北京红卫兵是率先对老克腊发难的群体。他们在上海街头看见了这些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怪物，勃然大怒起来，决计要从工人阶级的上海消灭掉这些资产阶级异己份子。老克腊们受到了罕见的羞辱，他们的装束被剥夺，头发被剃成阴阳式，接受了群众的暴力批斗。但在经历了短暂的苦难之后，老克腊又死灰复燃，重新焕发出反革命的青春。

唯一能够打败老克腊的是岁月。当年的老克腊如今已经死去或者严重地老去。新生的小资和中产虽然掌握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却尚未掌握老克腊的信念。他们在老克腊的外围打转，为殖民地的历史陈迹而激动不已，指望在未来成为接棒人。 “ 上海精神 ” 就这样在对 “ 老克腊主义 ” 的缅怀中获得了永生。

原载《东方早报》2004年

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朱大可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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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老克腊”指的是某一类风流人物，尤以五十和六十年代盛行。在那全新的社会风貌中，他们保持着上海的旧时尚，以固守为激进。“克腊”这词其实来自英语“colour” 或者是“classic” ，表示着那个殖民地文化的时代特征。

英语这种外来语后来打散在这城市的民间口语中，内中的含义也是打散了重来，随着时间的演进，意思也越来越远。像 “ 老克腊 ” 这种人，到八十年代，几乎绝迹，有那么三个五个的，也都上了年纪，面目有些蜕变，人们也渐渐把这个名字给忘了似的。

但很奇怪的，到了八十年代中叶，于无声处的，又悄悄地生长起一代年轻的老克腊，他们要比旧时代的老克腊更甘于寂寞，面目上也比较随和，不作哗众取宠之势。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人们甚至难以辨别他们的身影，到哪里才能找到他们呢？...

详细请见王安忆【长恨歌】第三部10
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72316637_changhenge/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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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er

*张爱玲的华袍及其虱子(朱大可) 2010-05-26 00:56:00  


朱大可


张爱玲的小说叙事制造了文学史的奇迹——她比其它同时代作家拥有更大数量的粉丝。这是作家和读者共同造魅的后果。在这场文化造魅运动中，张爱玲既是被造魅的对象，也是最重要的造魅者。这种双重身份塑造了她的暧昧面目。

几乎所有的大陆读者，都把张爱玲当作中国小资的祖师奶奶。张所表述的1940年代的上海趣味，是张粉最痴迷的气息。她的自恋、敏感、时尚、优雅、纤细、尖刻、算计、世故和练达，成了殖民地女人的象征，进而演变为小资美学的最高典范。那些“兀自燃燒的句子”，诸如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等等，令张粉们心旌摇荡。诡丽的“张语”如天籁之雨，降临在她们头上，仿佛是一场盛大的文学洗礼。

张爱玲遗留的摩登影像，加剧了张爱玲作为小资偶像的命运。她生前的口红、眼影、粉盒、假发，被精心拍摄并四下流传；而她早期的旗袍和发型，风姿绰约，更符合小资的历史想象。“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老眼昏花的作家柯灵，对此发出语义暧昧的赞叹。更多的青年小资，也汇入高声赞美的队列。在娱乐资本主义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女作家比张爱玲更符合视觉优雅的尺度。

张爱玲的自恋，是遭到小资热爱的第三原因。一个孤芳自赏的女人，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那尔客索斯，狂热地爱上自己的水中倒影，并且因得不到这倒影而憔悴至死。她的早期小说就是这样一种照镜叙事，其间每个人物都含有她自身的代码。而这正是她备受宠爱的原因。张爱玲是照亮一切小资的镜子，她们在她的面容里窥见了自身的影子。而她与胡兰成的爱情，则更是浪漫派小资的样板，让她们从一个被拒绝的失意女人身上获得慰藉。

正如其小说《流言》所暗示的那样，张爱玲就是市井流言的轴心，受困于世人对隐私的狂热爱好。她甚至就是所有都市流言的总体性象征。她的早期小说，仿佛是一种经过美学包装的流言，叙说着那些微妙琐碎的人情世故。不仅如此，她本人的身世和履历，更是流言飞旋的焦点。在其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问世之后，她的私生活再度被各种流言和猜测所环绕，迅速演化为21世纪的人肉盛宴。张爱玲本人的“裸体”出演，满足了市民的窥私渴望。她是自我献身的文化烈士。

这就是“张爱玲魅力”的四种根源，大致可以成为读者热恋张爱玲的逻辑依据。张谢世之后，她的读者变得更加狂热，在每一场与张爱玲有关的狂欢（如电影《色戒》的公映）中粉墨登场，扮演她的守望者，继续为她的身体和文字造魅。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拥有如此坚贞的粉丝群众。张的拥戴者，早已跟张的骨肉融为一体。

但殖民地的张爱玲，并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征，而只是其人生多面体的某个侧影而已。张的一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殖民地小资期、反乌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却遭到粉丝团的严重误解，以为她们所触摸到的单一的殖民地肢体，就是张爱玲的全部躯体。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文化误读中最荒谬的部分。小资张迷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难。

美国时期的张爱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严重状态。她的《红楼梦魇》毫无才情，写得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暴露出她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极度淡漠；而与此同时，她依然在奋笔书写《小团圆》，被青春期的创伤记忆所纠缠。这正是张爱玲晚期的精神特点。但这破裂始于她的童年，并在孤岛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于世故，一方面不谙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转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却被恋父情结所困而难以自拔。

异乡人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在晚年变得日益严重。那个“沿墙疾走的苍白女子”，成为典型的幽闭症患者。她畏惧跟所有陌生人对视、交谈和来往。《小团圆》是其接通记忆家园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时光，在旧岁月里跟自己告别，并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张爱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开了自己的玉照，成为一次充满隐喻的宣示：她容颜衰老，毫无表情地瞪着镜头，手里拿着刊登某国领袖去世消息的中文报纸。这死亡象征着政治造魅运动的历史性终结；而在试图传递流亡者仍然健在的信息之际，张爱玲没有笑意，却露出苍老冷漠的容颜。这超出常规的举止，就是自我祛魅的信号。这帧意味深长的照片，同时揭出政治祛魅和自我祛魅的两种事实。

《小团圆》跟此照片有密切的呼应。它是超越常识的写作，也是《秧歌》祛魅叙事的延续：华袍捉虱运动，从国族的层面转向了自我。面对造魅运动的强大潮流，张爱玲向自身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她成了一个冷眼捉虱的“他者”，以自我解剖的方式，把依附在灵魂和肉身上的各种暗昧虱子，逐一展示给那些热爱窥私的观众。张爱玲讲述美国堕胎的故事，回忆自己用抽水马桶冲走四个月婴尸，笔触节制，语气超然，仿佛在转述一个跟本人毫不相干的事件，显示出惊世骇俗的一面。她藉此嘲笑自身，也嘲笑那些造魅群众，但这不是所谓“自虐”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内省的勇气。她从这审判中获得了自我解构的尊严。

张爱玲卒于1995年，又在2009年版的《小团圆》里第二次死去。那些被其文字所滋养的群虱，继续在造魅并吸取她的遗血。这正是张爱玲所痛恨的场景。缄默的亡灵是不幸的，在两度谢世之后，她还要被迫面对这喧闹可笑的众生。

（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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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中产”★如今的“中产” 2010-05-29 08:57:16  


程乃珊(2006.10)


在一次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轶玮采访中，大家谈到了中国当代社会中产阶层的定义和形成，如中国是否可以说已经有了自己的中产阶级，其定义是否拿收入和生活品牌来衡量，包括当今的中产阶级与解放前上海中产阶级的差异在哪些方面等。对这些问题，我谈了谈自己一些简单的看法。

先谈谈新老中产阶级的比较。老上海“中产”和如今的“中产”，在很多方面相同点还是比较多的。比如，同样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大企业或国际公司，追求高品质的个人生活，对孩子的教育期待很高，等等。但我比较关注他们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个不同是文化道德层面上的，而且包括了价值观。

老“中产”虽然是当时最能接受西方信息的人，但同样很注重自身的传统文化，比如听戏或收集字画。这固然跟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有关，可问题的关键还在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儒学基础有关，他们对生活是求精不求阔,也不刻意追求一种身份和标志，而是自然自发的生活习惯。

我认为现在所谓的“中产”很大部分只是“高收入者”，是不是就等同于“中产”，我质疑。进入“中产”的关键不是有多少钱，而是消费、生活方式和文化。这里就涉及到消费内容包括消费观念或者价值观等。

要谈这个问题，我想拿暴发户来作为参照。当年老上海的“中产”与暴发户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比如说那时候的玻璃丝袜二两黄金一双，暴发户一买两双。老“中产”不是买不起这种时髦玩意，而是通常把钱花在一些耐用品上，像汽车、冰箱、烤箱这类进口甚至走私进来的产品，还有钢琴一类的乐器。对他们来说，不是买得起买不起东西的问题，而是观念跟不跟得上的问题，像中国有传统不食冷食，冰箱这样的东西，不是有钱就能接受得了的。

由此可见，当时的老中产阶级和暴发户是有相当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对生活的理念、文化和价值的差异。

反过来看看当今的所谓中产阶级。现在“中产”和当代的暴发户都属于“高收入者”，就目前来看他们对财富的心理承受力和消费习惯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可能跟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有关，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倡导的就是消费主义，有钱是地位和成功的标志，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这样的。

像GUCCI这类的顶级品牌都会有针对中国市场的营销策略，其中有一条就是把商标要做在明显的地方，要大，最好整个包上满眼都是，但同样的商品在西方市场就会把商标做在几乎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现在的“中产”就比较乐于消费这样的产品，生怕人家不知道自己所穿所用的是名牌，不知道自己富有,而暴发户也喜欢消费类似的产品。更何况，现在社会对暴发户的看法已经不像以前是一种鄙夷的态度，因为他们也算是某种成功人士。由此可见，如今的中产阶级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价值观和文化。

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后，一共才20多年的时间，而且市场经济的到来提供了很多一夜致富的机遇，不少新“中产”在没有准备的前提下就以为成了“中产”，然后只能靠对时尚媒体学习和模仿来标榜堆砌自己的身份地位。在我看来，目前的状况就是“中产”文化还没形成，因此也就谈不上中产阶层。

中国“中产”需要什么条件才能真正形成？我认为这是急不来的，关键在于文化的积累，要知道，老“中产”的形成是在上海开埠以后经过60年到70年的文化积累才形成的，那些30年代经典的“中产”都是从小被以一个“中产”的要求教育起来的，他们从小就在心理上准备好了做一名出色的“中产”，然后通过自己的奋斗，比如说从一个银行的小职员做起，最后成为一名主管，一切都是很自然而然的。

中产的数量决定了社会的稳定程度，这没错。所以政府鼓励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中产”是可以理解的。但“中产”阶层是否成熟稳定事实是由社会发展成熟度所决定的。因为社会形态成熟后，社会的各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发展都会相对稳定，才有基础完成“中产”所需的积累。

但我们现在的社会，还处在一个尚未完全稳定的阶段，很浮躁，所以“中产”难以真正成形，而只流于一些表象概念，这是很现实的。但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中国一代新“中产”会作为社会中坚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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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维基百科)

中产阶级（英文：middle class）是一种社会阶层，在现代社会中，指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例如有安定、较高薪酬的工作，在现代社会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很大的作用。此词常用于专业人士、学者、知识份子，或大企业、公营机构、政府部门的中级管理层，或中小型企业东主，中学、小学、幼稚园校长、教师、社工和护士等。马克思主义将这一阶层称为“小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有时也被戏称“夹心阶层”，意即他们既不如上层社会人士般享有巨大财富，又不像低收入人士般能享受社会福利保障，夹在中间。

中产阶级的界定因素随各国有所分别，但基本上多以收入及拥有资产作界定，其他因素则包括教育、专业地位、拥有住屋或文化等。例如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多数可跻身中产阶级的行列。而拥有自置物业及私家车，亦是中产阶级的象征。

在中国，2005年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均GDP和购买力平价给出中产阶级的家庭年收入在6万至50万人民币之间的结论。由于GDP和购买力平价这两个数据都只反映国家经济总量而不反映分布收入分配，这个中产阶级的标准很快遭到了包括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北京晨报》在内的质疑。

在香港，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的界定，收入并不能够成为被强调的起点。吕大乐说“这（收入）不是一个太有用的分类”。“就香港而言，月薪2万到5万港币完全可以排到中等收入群体了，但是，这并不是等同于你就成了中产阶级，还要看你住的房子的房价，你的消费方式，是否住在体面的楼盘，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吕大乐界定中的香港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按职业群体划分，同时强调“他们是成功透过教育渠道和凭着学历文凭而晋身。”按照这样标准，香港的中产阶级最多占到人口比例的20%到30%。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定义，每个月收入1万至4万港元的住户列为中产住户，这类住户占了整体住户数目的55%。 同时，这也在平民之间分作“中下”、“中上”和“中中”三个类别。“中下”的中产阶级一般是指家庭人数众多，收入总和每月约10000至20000元的公屋住户；“中中”的住户正常来说会有一个自置物业，但平均收入一般来说不算多，以及没有多余的金钱购买逾300万元的私人单位，一般是指居屋和早前的租者置其屋的住户；至于“中上”，这些住户或者家庭都必定有自置物业的能力，而且还可以有买汽车，甚至买店铺和另购私人物业的能力，这些中产阶级人士，一般可以在单位较大的私人住宅中看得到。

就收入而言，美国的通产家庭年收入在3至20万美元的即可认为属于中产阶级，据估计大约80%的美国人属于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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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生的切面是2角1分1斤，有一些精怪女人只买4两，按照四舍五入的计算法4两就是8分，然后再跑一家粮店买4两，再跑一家买2两，那么1斤切面就省下1分钱。

“半斤八两” 是 半斤 = 8 两

一斤 =  2角1分 = 21分 ;
一斤 =16两
==> 4两 = 4(1两) =4x(21/16)  = 5.25 分

首先
4两 + 4两 +2两  != 一斤
其次
4两 + 4两 +2两 =  13.125 分
再来
一斤 =4两 + 4两 +4两 + 4两  ； 算每个4两都省0.25分
==> 一斤 = 2角


一斤 省 1分 是 对的。 但是计算过程是错误的。应该是起码是上海的省钱二代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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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话──说“嗲” 2010-01-28 22:04:05

说“嗲” 程乃珊 沪语中的“ 嗲” 解释多多，做形容词可解释美好的、俏丽的、上品的、漂亮的…… 上海话表示好的词汇其实很多：赞、灵、噱、嗲……但个中有很多微妙的区别，如“赞”，就是精巧考究的意思，比如这套房子装修得蛮赞的(蛮灵、蛮嗲)，如用“蛮噱的”或“噱头蛮好”，就好像不太妥当，不够诚意。 但反过来，赞美某个创意，如“这套餐具设计得蛮噱头的”、“这室内的灯光设计蛮噱的”就很恰当，这里除了赞美事物本身的美好外，更有赞美制作者的智慧在其中。 老上海话正宗的赞美，就是用一个“赞”字，如“他一口英文老赞的”。倘若用“他一口英文老噱的”，那就有点好像他的英文基本程度不过一般，但他可以扬长避短，将人蒙得很巧妙，觉得他一口英文还是很好的。 如果说“他一口英文蛮灵的”，比“赞”程度略差一筹，同样属很好的表示；如若“他一口英文蛮嗲的”，在旧时就有点给人觉得态度不沉稳，决不能对长辈师长作些措词，只好年轻人同辈之间如此说，如若用“老嗲”甚至“嗐嗲”这样的形容词是极其不恭的。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时，有人替我表妹介绍朋友，谈到男家经济状态时，媒人讲得兴起，一个不留神说漏了嘴：“他屋里条件嗐嗲——三个人住一大一小五十平方米呢！”我姑妈当即脸一沉，“这个媒人讲话哪能介触气，条件好就好了，啥嗐嗲嗐嗲的。媒人这种腔调，像小弄堂里出来的。”老上海保守人家，讲话十分注意措词，同英文一样，上海话也有街坊俚语与上层社交之分。 以“嗲”形容某物某人之好，好之外，还有一层精致、情调、氛围等软件附加在里面。 比如“某某长相倒一般，但嗲悠悠的，男孩子都很吃（欣赏）她呢！”比如，“他家住的是二室老房，但布置得老嗲的……”“嗲”形容事物有别于华丽奢侈，很有现今“小资”这种味道，代表情趣审美的不俗。 如果说，英语中的“好”有三级表示：好、较好、最好，即good、better、best的话，上海话中的“嗲”，肯定属于“好”的最高级。街坊俚语虽然入耳粗俗点，却是生动形象，历经时月却依然生机勃勃，如“嗲”。 “嗲”多数为女性专用，意为娇俏、娇柔、柔弱。“嗲”比撒娇更可爱，撒娇还有点使小性子的感觉，嗲，是一种欲迎还拒的风情，娇怯得令人生怜。 发嗲的火候需掌握得很好：发嗲首先要找对对象，要拿得稳此招定能生效的，否则，就不是发嗲而成作嗲。发嗲与作嗲，可是差很远了。 原汁原味能令人接受并怦然心动的发嗲，一定是发嗲者在对的时间、场合和对象一种娇憨之态的流露，就像花儿迎着朝阳徐徐绽开一样自然舒缓。作嗲就不同了，往往是场合、时间、对象哪个环节有点不大对头，令人不禁冷冷一句：“作啥的嗲！”所谓强扭的瓜不甜，难得一次倒也挺让人受用，经常如此就容易令人生厌。 当然，如同表演艺术需要心领神会角色代入一样，“作嗲”之术一旦炉火纯青完全可以乱真，这几乎是一门专业了，很少女人有这分用心和“恒心”修读此科，这往往可能要修读一辈子呢！一样花这分心思，不如正正规规学一门专业防身，但女人适可而止、偶然一展的娇嗲或许是沉闷办公室生态的一抹和风、商战中的一贴润滑剂，许多职场上锱铢必较的死结，经女人甜甜的一句俏皮话就得到化解。 嗲，只要不做作、不过分，确是女人很美好的一道风景。难怪协调、公关、客户服务等都是女性的强项。但女人的嗲，要有相当修养仪态文化作内涵，否则，就令人肉麻起鸡皮疙瘩，变成“发俄罗斯嗲”。 上海有句新谚语为：发啥俄罗斯嗲！它不讲“发啥意大利嗲”、 “美利坚嗲”真的可圈可点，说明，发嗲，也要有点实力的。 一个女人到老，都可以有对象发嗲，有人欣赏她发嗲，这就叫幸福的女人。 此文转载自《齐鲁晚报》2009年12月28日“名人有约”栏目 ---------------------------------------- 上海女人的“嗲”文化 转自搜狐，作者不详 “嗲”是女人的特权 这里的“嗲”也是“好”的同义语，充分而恰当地表现了上海美女的让人魂牵梦绕的神情。而北方的姑娘们大多不知“嗲”为何物，她们为这种嗲找了另一个名词，称之为“犯酸”。但是在上海，“嗲”作为人们所认同的文化形态，正在悄然对女性进行塑造。 这种嗲文化其实是源自苏杭。也许早在宋代从开封迁都到杭州时，嗲文化就已经发端，这可能是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江南女儿柔美温婉的佳人风范，正如越剧所表现的那样。因为当时杭州的女性文化是来自开封或是更远的地方。 如今上海女人的“嗲”早已闻名大江南北，她们的“嗲”是一个被上海文化所熏陶的女孩近于天然的举止表现。一般来说姑娘谈吐和举止比较委婉可人，还不能说是嗲；一个漂亮但带苏北口音的女孩，人们不会说她“嗲”；一个出身高贵但说话很冲的女人，人们不会说她“嗲”。 “发嗲”，包括了一个女人的娇媚、温柔、情趣、谈吐、姿态、出身、学历、技巧等等，其中既有小姑娘的撒娇弄俏，也有大姑娘的忸作态等一系列显示女性柔弱娇媚的魅力的举止，包含有很多不可触摸的因素在其中，从而成为上海女性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 嗲与撒娇的区别 上海女人的“嗲”与北方女人的“撒娇”有点相似。女人发嗲，也许是因为知道自己的性别优势。一般来说粗壮坚强，豪情侠骨，从来与吴越美女无缘。这种嗲文化熏陶下的美女，大都表现得含蓄委婉、缠绵悱恻。不过有时候“嗲”也是外露的，尤其是在有外人在场的时候，上海女人尤其“嗲”，也不知道是为了让外人知道她多么爱自己的男人，还是为了让别人知道她自己多么风情万种。 “嗲”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是上海人对女性魅力的一种综合形容。如今的涉外婚姻统计证明，上海的女性，最受西方男性的欢迎。中国的嗲同欧洲比如法国女人相比，有点小家子气。法国女性有一种要力夺“最有魅力女性”的领导地位的倾向，不管长相如何，似乎总认为自己最有魅力，也就是说，法国女性的 “嗲”是一种强势嗲，而上海女性的“嗲”，是一种惹人怜爱的弱者之嗲。 除了“嗲”，上海美女的另一特点是毫无原因的骄傲，骄傲的理由大约是因为——阿拉是上海人。我曾听说现在的上海女孩子一般不会离开上海，除非出国。如果你遇到结伴外出的上海女人，也会领略到她们的骄傲。 她们喜欢在异乡的街头或公共场合大声地说着上海话，她们会感觉到所有的人都在注意自己，听自己说话。别人要是问上一句：你们是上海人吗？她们就会莞尔一笑说：是啊，心中却暗说：老土，这还用问嘛。但她们说话的声音却依然甜美与温柔。 她们中有人经常骄傲地称自己为纯粹的上海人,因为随着到上海打工者的增加，非纯粹的上海人也越来越多,外地年轻女性用不了多久,就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阿拉语,你根本分不出到底谁是纯粹的上海人。上海女人的眼里除了上海,其他地方统统是乡下。 从交谈中就可以看出她们很骄傲自己是上海人。现在她们已不那么的排他,起码在表面上看,本地的上海女人会和外地人相处得很融洽，至于心里到底怎么想,只有天知道。她们对于洋人的一举一动都很是关心,眼下流行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她们就会很小心地模仿起来,但对内地却所知甚少，比外国人也多不了多少。 上海美女不只崇洋而且喜欢怀旧，所以她们非常挑剔。走在街头上的女人，你从发型上就一眼能找到老上海的影子，那种特有的打着卷的发型，无论是年轻的或是年长的，都保留着上个世纪30年代的遗韵。 走在人民广场地下仿20世纪30年代一条街上，迎面就是一部20世纪30年代的老电车停在街口，引得游人争相拍照，还有老虎灶、上海旗袍店、哈德门烟店、擦皮鞋童匠的雕像以及那悠悠回响的上海钟楼的咚咚声，不由将人们拉回了旧日上海的情境中去。幸好现在的上海突飞猛进，令这个城市再次成为东方明珠。上海的进步不仅改变了城市，同时也改变了上海的女人。 其实你从上海的女性文学中，就可以看出上海女人的大致。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是丰富的，依稀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中产阶级女性。她们的目标，便是成为一种“优雅的女人”，这种女人，其表现就是“出得厅堂，下得厨房”，旗袍麻将，宴会舞会。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风格，甚至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不同格调，就好像每一个女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一整箱衣服，任何一款都会有一则美丽动人的故事。

weder

*从“上海闲话”，看上海女人 2010-05-09 18:22:14  


钱乃荣


再说上海女人的风采。

过去上海女人的形象有几类，多少与家庭出身有关。一类是富实家庭的“大家闺秀”，她们的榜样是“出得厅堂，下得厨房”。她们都很崇尚礼仪，懂得传统，懂得夫妻相敬如宾，懂得与到厅堂来的各类人物怎样交际，是丈夫的贤内助，言语温和，举止淡雅，着装得体，常带微笑，彬彬有礼，那是上等教育和世代家风熏陶出来的。

另一类住石库门房的、父亲一般是职员阶层的“小家小户”出身，谙熟和珍惜都市时尚的生活，崇尚“小资生活”，然清纯如玉，安分守己，聪明乖巧，与邻舍“姐妹道里”融洽“兜得转”。上海话称她们为“小家碧玉”，当遇到这样的好女人了，上海人就会说：“一看就是好人家出来！”“规矩人家！”而与钱财多少无关。她们温柔体贴，小鸟依人。

上海女人又被自由的西风吹醒，求学心切，敢于追求爱情，甚至搞得惊天动地。他们与男人处世赞成平等，“我又勿依靠男人”，主张经济上独立，感情上互不干涉。当丈夫或儿子遇到困难，会挺身而出，出场力挽狂澜。这又是一类“摩登小姐”。低档一点的赶潮者，被称为“时髦阿姐”。

现今上海的姑娘就是上面三种女人的遗传素质的融合，既要摩登新潮前卫，又讲温和淡雅得体。她们讲究个性气质，又倾向心灵层面和格调，把眼光投向纽约、巴黎、东京，追赶“拉风”的流行东东，出入“酷炫”的精品路店。RAP听听，茶坊孵孵，善享受又尚情趣，轻松自若，休闲与工作并举。

如果说上海的男人的特色是“精明”，那么上海女人的品位是“精致”。上海不乏“秀色可餐”的美女。上海女人的美，是清爽的，优雅的，是得体的，讲究韵味。豆蔻少女，穿一袭黑衣，可以是沉静；花甲老妪，着鲜艳的裙裾，可以是端庄。上海女人追求时尚，是世界公认的。头巾的花样，帽子的戴法，裙子的形形色色，在衣领的“花边”上翻花头，还有在上海发明并精致化的旗袍，月牙边的绣花绢头，就是在揩眼泪水的时候，都不失洒丽和高贵之气。

即使在非常的“文革”岁月，她们也会做衣服上的“小手脚”，她们把“做头发”、“梳只头”看得较重，头上不时绽出几色小花，在“玻璃丝”、“蝴蝶结”上变花样，藏逸着个性的爱好。

上海女人十分明白，气质比外貌要紧得多，所以最忌的是“鲜格格”、“十三点兮兮”，或者打扮得给人感觉“乡里乡气”、“洋勿洋腔勿腔”，总之“贼腔来死”的话，便把她的学历、专业、身材、外貌一笔勾销啦。  

上海女人崇尚“家政”，在“买汏烧”方面做得十分精致，反复讨论研究实验，当一门学问来处理，“邻舍隔壁”、“姊妹道里”互相切磋示范推介。许多叫“某家姆妈”的，都是“全职太太”，在内是“玉皇大帝”，对外是“公关部长”，是里外的“一把手”。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副食品和消费品供应很紧张，样样需要排长队的日子里，为了全家，为了“阿拉老头子”，为了“两个小出老”，她们人人是起早摸黑打冲锋的勇士。遇到“文革”患难时，连一向养尊处优的资本家太太，也会“独当一面”，挺身排除万难，不慌不忙度难关。

上海最令人心动和愉悦的，就是“嗲妹妹”的形象。

“嗲”这个词，在上海至少已经流行一个甲子了。它原来的意思，有人说是“故作忸怩之态，娇滴滴”；也有人说是“形容撒娇时的声音或姿态”。如：“伊讲起言话来嗲声嗲气。”有的妹妹不撒娇也有天生的“嗲劲”的。是褒是贬，随你看了，而且不同的时代看出来也会不一样。60年代不少人对之嗤之以鼻，认为这至少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须批判的；到80年代以后虽坚持上述看法不变的人也有，然却有不少青年女子是欲求嗲而不得了。

据说它是天生的，它像明朝李渔在《闲情偶寄》里描写的女人的“态”。更有人说“嗲”是上海人对女性魅力的一种综合形容和评价，它包含了女性的娇媚、温柔、姿色、情趣、谈吐、出身、学历、技艺等复杂的内容，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先天的大概就是李渔所说的“态”了，“服天地生人之巧，鬼神体物之工”，学也学不来的；后天的据说出生在淮海路陕西路的与生在“下只角”的，是否重点中学出来的，气质就是不一样。

“嗲”反映了上海一些女子的追求目标和男子的兴趣指向。上海姑娘的“嗲”包含着“可爱、俏丽、伶俐、素养、台型、时髦、摩登、浪漫、迷人、小资”种种元素，从说话的声音、站立的姿态、交际的灵动都会散发出来，令人感动。后来，“嗲”字从相貌性情娇媚引申到做事漂亮、上佳精彩，表示“好、精彩、够味”，如：“伊两个字写得嗲是嗲得来！”

“嗲”这个词到底从何而来呢？它是从上海上岸登陆的，有人认为“嗲”来自洋泾浜英语“dear”，后经过了上海人的改造，已经成为“的的刮刮”的上海话。“嗲”这个音节在老上海话以至普通话中原都是没有音韵地位的。它产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伴随市民社会形成市民意识情趣兴起而娩出。

上海人说食物的味道有个“鲜”字，这也是市民阶层中追求享乐细腻化而在吴语中产生作常用词流行的，原来在普通话里也没有相应的词。上海人惯于安富尊荣，不喜欢大打大杀，主张和谐乐惠，于是喜欢“发嗲”的人也就多了，进而把“嗲”字的“娇”引申到赞扬引申到“好”字上去，这是“嗲”字的民间立场。

遇到男孩子开玩笑的“过火”言行，淑女们会反弹地说一句温柔的话：“侬好好较！”再轻一点就说“好好较好伐”如果男孩继续与她“打朋”，或者说一句“侬今朝穿得老性感个末”的话，从前的女孩会轻轻回敬他一句“十三点！”这虽仅是说明她对他印象不错，但多少有点点反感；

现在的女孩是进一步了，回应一句：“侬去死——”“侬好去死了——”虽然是说得比“十三点”严重，然听到她这么说，语调一定是很好听的很宽容的，别以为她要与你绝交了，而是说明你与她的恋爱或交情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这也是上海女孩的一种“嗲”法。

“嗲文化”是江南灵山秀水养成的，故与“土”和“巴”完全相对。“发嗲”又是一种柔美娇媚的阴性风景，所以一旦男性也来“发嗲”起来，便成了贬义，成了“搭臭架子”、故意摆姿态，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的意思。如当他要推脱某件事时，便对他说：“侬勿要发嗲了好伐！”。对自我感觉太好的人挖苦一下，说：“‘嗲勿煞’唻！侬买根线粉吊杀算了！”“发嗲”又有多种发法，如“发糯米嗲”，“发洋葱嗲”，但没有“发狮子嗲”的。

“嗲”和“作”是上海女人的两大特色。“嗲妹妹”的“反面”（？）就是“作女”。“作”是女子折腾男人使男人颇为难的武器，看惯“发嗲”的上海男人又怎样来看上海女人“发作”呢？

“作”，也是一个典型的上海方言特征词。它的写法是代用的，并没有早期北方话书面语上的出典。哪个孩子不“乖”，整天要这要那，这也不称心，那也不称心，老是对你吵啊闹的，不能满足便是哭，难以对付，就摇摇头叹一声说：“迭个小囡真会作！”由此可见，“作”也是一种性格，有会作的人，也有不会作的。有的“老人”像小孩一样会“作”。

当今有不少前卫女士，却已以会“作”为荣，因为“作”不是每位女性都“作”得像的，所以“作”也是一种特别的内质。她可以自豪地问：“侬看我会作伐？”对面的男士便应声说：“我就是欢喜作的女孩！”“作”竟会成为择偶时接到的一张靓牌。一次在上海的东方电视台“相约星期六”节目中，主持人出题问到“你会作不会作？”时，六个女嘉宾即征婚姑娘有五个都说自己会“作”，只有一个说不会；而对方男嘉宾竟个个说喜欢“作”的姑娘。爱“作”，这也可谓沪上的一道风景线了。

“作”，大概可分它几类。一种是内向的，自己觉得老是万事不称心，这样做也不好，那样做也不好，今天去付定金买了房子，明天又去退掉，常常自作自受，可谓“作茧自缚”型；还有一种是十分外向的“吵闹折腾”型，人来即疯，有回音了她就来劲，缠着别人没完没了论理；最常见的当然是那种“和风细雨”型，毛毛雨下个不停，以时间来算，长作三六九，短作日日有。未知那些男孩子喜欢哪种类型？

但是，有一点已很明显，对于“作”的感受在今天的上海，大势已从“令人讨厌”发展到“为人接受”、“讨人欢喜”了，这真是180度的转变。

年轻人对“横不对竖不对”的“作”的观念为何有如此大的变化呢？笔者想来，“作”这个词词义的中心义素并没有变，有认识上的差异的是它的附项意义，或者说对那些表示色彩意义的义素看法上有了差异。与另外一些词语一样，在现代社会里不再是一边倒，在理解上一元的非好即坏，而是可以从原来的贬义深处窥见它的褒义，真正的一分为二了。

上海人在生活上也变得更宽容了，上海人同时也变得更有活力了，他们细细体察到了“作”的可爱之处。过去的男子喜欢平平静静，生活不求波澜起伏，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所以他们需要的妻子是听话的，像个小绵羊，把家看成是一个避风港。

而“作”的姑娘有想法有内容，跃跃欲试，想个不停，做个没完；“作”的姑娘有个性，有挑战性，也有嗲劲，带有童心的任性。男孩们或许也在跃跃欲试上得到默契，喜欢生活充满张力，对“小绵羊”反而“茄闷相”，，他们或许认为女孩越是会作，越是可以展现出大丈夫的驾驭两人生活的能力，家庭生活就越有味道，在爱情中加点作料，生活过得更浪漫一些，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追求，这样他们的GF或wife就不能是百依百顺的“白开水”，而是“有个性”。

“作”的对面就是“哄”，没有挑逗性，就不能“哄”出滋味，就享受不到“哄”的乐趣，也看不到对方得到满足后的嗲劲以及安抚过程中的曲折多致的情节，也得不到“摆平”或“烫平”以后的欣慰和满足感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也是BF或man们“宠”出来的。当然，这些都是感情深处很微妙的秘诀，也许不是语言能表达清楚的。

于是，对于“作”的心理承受的变化，也带来了“作”这个词语的含义的微妙变异和扩展，“作”从带有浓浓的可憎味进化为带有朦胧的可爱味。由此也可见上海现代社会的兼容性和宽容度在语词上表现之一斑。

不过，社会取得这些宽容度，是有一些前提的。首先是知识女性阵营强大了，文明素质普遍提高。一个女子有了一定的修养和内涵，不是一不称心，便消地光，掼家生，甩鼻涕，一般不会到“作天作地”、“作死作活”的地步。

现代社会形成了现代意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充满挑战性的竞争的世界，造就了青年男子的平等意识和争强征服心理，迎接挑战是现代男子汉的一种心理满足，推及小家庭生活，也要有点花头，不会撒娇不行，没有“摆平”的能耐也不行，你有你“作”的魅力，我有我的“依”的魄力，从满足“一潭静水”到享受“波澜不惊”，这或许是家庭质量的一种进步吧。

“作天作地”也不可畏吗？上海有一家吃粥连锁店，取名“粥天粥地”，与“作天作地”谐音，这倒也不乏是一种散发性思维，但从中也可见他们也不把“作天作地”视作贬义。胸有浩气天地宽，作天作地也平常，那一定是遇上爱撑顶风船的人了！

现今的“嗲”与现今的“作”，都是上海女人的独特风情了。

“发糯米嗲”啊，“粥天粥地”啊，还有“老克拉”啊，“老法师”啊，“有腔调”啊，“拗造型”啊，此景只应上海有，人间哪得几处闻。

weder

*从“上海闲话”，看上海男人 2010-05-09 18:15:35  


钱乃荣


留在上海话语词中的各种上海人的特点已经成为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优良传统，同时也构成了以商业为基础的、与农业文化不同的海派文化的底蕴。

上海话中有些词语也记下了上海男人的形象。上海男人在繁忙的处世办事中除了上面说到的养成了“精明活络”的内质外，从外表来看还有“落落大方”的绅士风度的一面，讲究“派头”和“气质”，“坐得正，立得稳”，心胸开阔，襟怀坦白，不在小事上斤斤计较。

遇到一些朋友或同事为难的事，常常一句很轻松的话：“小开司（case，小事一桩）”“噢，小开司，交拨我办好了。”帮忙解决问题，看成是“毛毛雨，小意思”，“小菜一碟（小意思，很容易）”，不足挂齿。

上海的白领先生，过去有两种出身，一是从“学徒”磨起的“苦出身”，另一种是留洋回来的富家子弟，他们讲究“裤缝笔挺，皮鞋锃亮”，还有“头子活络，卖相登样”，过“风风光光”的“写字间”生涯。有许多的城市，也有工厂老板，也有的是劳苦大众，但是它们不能发展成为一度是世界商业金融中心的大都会，就是缺乏这样的一大群上海男人。

上海的大男人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重要的“白领”阶层，为上海商业化经济的支柱。他们讲究仪态，举止温文，一副“知书达理”的样子，多有个人业余爱好，充满好奇和憧憬，具有创造力和能耐力，过着明快炽热的生活，“有台型”，往往是一种细腻而富有风情的形象。尤其是那些见多识广倾情西方文化、有国际视野的人，给人的感觉温馨而又“洋派”，“交关克拉”。更有资深甚者，被称为“老克拉”。

上海话“老克拉”一词，与海派经济和文化直接有关，探索其源，“克拉”来自英语“carat”，是宝石的重量单位，一克拉等于200毫克。在过去的珠宝店里，司务们遇到三克拉以上成色的钻石宝戒，常常会把大拇指一翘，称一声“老克拉”。

后来用它主要喻指那些从国外归来见过世面的、有现代意识的、有西方文化学识背景有绅士风范的“老白领”。再接着从他们的文化追求和生活方式着眼，又延伸了从英语“colour”（彩色）和“classics”（经典）来的特色含义。这个阶层收入高，消费也较前卫，讲究服饰和休闲的摩登，在休闲方式上也领潮流之先，精通上海中西融合的时尚和社会，追潮恰如其分。

今又扩指到遇事在行、处世老练、有生活经验、有绅士风度的年长者，他们信口说来，都是典故。如：“我想告㑚介绍，搿两位上海滩浪个老克拉，上海三四十年代个事体，可以问问伊拉。”在全民都穿中山装的年代，“老克拉”却穿出西装，在大家普唱革命歌时候，他解不掉老习惯去“打落弹（桌球）”和“跳蓬拆拆（交谊舞）”，搞“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因为逆潮而动，一时“老克拉”便成为贬义词。

不过“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上海又走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前哨了，如今“老克拉”又开始“吃香”了，上海精通中外时尚的白领又在壮大起来。他们和有些“老板（这也是原产于上海的词）”一样是成功男士，被有些人誉作是“积优股”和“潜力股”。

即使在外是个“大户”，在家还是交关“做人家（节俭）”，“一块洋钿掰两半用。”这恰恰是上海男人理性理财的优点。他们主张“自靠自”的自力更生，“爷有娘有勿如自有，家主婆有还要房门口守”，他们不啃老，不仰人鼻息，也不盲目“掼派头”，装大自吹地“摆奎劲”，同时处事也实事求是，“勿摆丹老”使人上当。

那时上海在每个大型的工厂车间里，都有一些技艺精致、老练一流、会解决各种生产上疑难杂症的老工人老技师，他们的工作作风十分严谨踏实，上海话里称他们为“老法师”、“老家生”，他们是上海工厂的“宝贵财富”，有力地支撑着上海的工业产品的高质品牌。上海的“老板”在解放前也是敢于与外国老板平起平坐“别苗头”苦“打世界”的一群。

上海更多的男人属于普通市民阶层。他们有个特点是十分“顾家”，大多人可以临时或长期担任“马大嫂（买汏烧，家务活）”，屋内小修小补，是样样“来三”的“三脚猫”，被戏称为“家庭妇男”。对老婆也是“一帖药（完全顺从）”，甚至怕老婆，把老婆供为“玉皇大帝”，言听计从。

上海话中的“花头经透”、“花露水足”往往不用在“资深美女”“熟女”上，而是“资深男人”的法宝，他们对老婆“有花功”，所谓“软硬功夫”都会，温柔体贴，乐于做“居家好男人”。有的人虽胸襟不够开阔，但多数不“拆烂污”，不夸夸其谈“牛屄吹来野豁豁”，“侃”这个词在上海话词典中没有同义词。但他们要面子，要“扎台型”，与别人“别苗头”，不能“退招势”，就是“吃泡饭”也要“着西装”，要“卖相”，“上台面”，注意自己的“身价”不能丢，过去有一个词叫“洋装瘪三”，说的就是即使“穷得溚溚渧”，外出一套“洋装”还是必备的。不管是谁，对“上只角”社区的情调和氛围是普遍认同的。

上海大男人的特点是心胸开阔，目光前卫，工作勤奋，守信用讲规则，这是与这个海派都市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上海速度”相和谐的。与“上海大男人”相对的观念是“上海小男人”，往往指那些缺乏气概的、精于小事、目光短浅的那些上海男人。

由于有段时期长期经济收入偏低，居住和伸展空间狭小，使一些上海男人变成了缺少气慨的、精于小事、又斤斤计较的“上海小男人”，过去乘公共汽车“吊车”、“逃票”，做做“黄牛生意”，到现在请女朋友坐“差头”眼睛还在盯着计价器上上升中的数字的。上海话贬之为 “小儿科”、“小气”、“小手小脚”、“小家败气”（吝啬，没气派）、“勒杀吊死（吝啬、气派很小，拖拉不爽气）”，严重的叫他“一毛勿拔”的“铁公鸡”，为些小事争得“面红赤颈”。

譬如在电车上某甲一不小心踩到了某乙，有的上海人很少说对不起，乙会说:“啊唷滑，出门不带眼乌珠的吗?”甲说：“你脚上生了眼睛，怎么看见我的脚踏上来不避开呢?”乙说：“踏痛了人的脚，还讲横浜理，真真碰得着!”（言下藏着“侬个出老!”）甲说:“碰得着那能?碰得着那能?我同侬碰碰看末哉!”（等待着对方“吃瘪”）这段对话选自汪仲贤的《上海俗语图说》（277页），这种景象直到80年代初期还觉得如在目前，读来依然典型不乏韵味。不过上海男人一般有自制力和一定的文明素养，“动嘴勿动手”，以使人“吃瘪”为界，这种边吵架边调侃的詈语在一些外地人看来，不知是相骂还是相趣。

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大致现今在35岁以下的上海男青年，生存面貌则焕然一新。这一代从小学到大学多数从小受到系统的文明教育。他们之中有许多聪明的读书成功者，比较具有都市文明教养和中西素养的生活习惯，守规则，懂得斯文和风度。他们生活讲究优化细节，自感“活络灵光”，讲究“有品有型有派”，潇洒“有腔调”。

说到“腔调”，其实也是有其深刻背景的。上海城原是个“腔调”十分发达的地方。有沪剧、滑稽、上海说唱、浦东说书、评弹、越剧、甬剧、锡剧、淮剧等10多种江南江北的地方戏曲，从19世纪末开始在上海草创、汇聚、改造到20世纪40年代成熟直到60年代初达到成熟顶峰，所以上海人耳濡目染的演戏腔调和演出姿态层出不穷，留在上海人的记忆中。所以30年代就有一个惯用说法，把“看你这种鬼样（包括姿势）！”、“看你这种态度！”称作“侬啥个腔调！”含有“模样真难看”的意思，有时直说“侬个腔调真难看！”含说话的样子，身体的姿势。从中也可见上海人说的腔调和姿态总是在一起的。

现今说的“有腔调”，指的是人的行为举止时髦、潇洒、有个性，风度翩翩，有型，有内涵有气质。如：“跟有腔调个男小囡辣辣一道，真是一种享受！（跟有内涵有气质的个男孩子在一起，真是一种享受！）”又指事情做得有章法，像样，样子好。如“侬做个事体老有腔调。（你做的事情样子真好。）”

说这个人“腔调老足”，就是说此人很有个性，很有“风度”，于是各种人都有自己的“腔调”，记者有记者腔调，教授有教授腔调，英雄腔调、大佬腔调、学者腔调、情圣腔调、小人物腔调，各有腔调！其腔调之丰富多彩，也一直与姿态造型结合一气。

腔调之不足，就需要“拗”出来，于是十年来从青年中流行一个新词叫“拗造型”，它是“扎台型”和“摆POSE（做出特别的姿态或造型）”的升级板。有意塑造自己的形象，这是新派做事的“做派”，与不吸烟、不乱穿马路有关，也与世博会、建成三个中心等大事有关，塑造上海人在全世界面前的良好形象。

“拗”是要使出十足的力气“校路子”的，让人想起杂技演员抬头挺胸、向后弯腰将身体拉伸出一个“C”字来，需要能量与毅力，更需要激情。为的还是要“卖相”，提高生活质量。越来越多的人深谙“眼球经济”的重要，要使自己“秀”得“有feeling”，“有sense”,“有派”、“有face（有面子）”，“有档次”，“有个性”，“有情调”，“有魄力”，“有立升”，“有力把”。

“拗”得最有“腔调”的，“姚明、刘翔”是也。80后新人类的长大和崛起，推进了“拗造型”主义大行其道，从网络到现实，无处不是“拗造型”的舞台。它与上海的地表也是大张旗鼓地“拗造型”一脉相承，从外貌到素质大踏步向发达国家的先进性看齐，当然必有上海自己的特色。

上海新男人大多数气量比较大了，胸襟比较开阔。以“前卫”和“洋派”为荣，从身体到思想追赶时尚，要in，忌讳out。他们不会打人、不会骂人、不会抽烟，在公交车上不会发声更不会喧哗。听到逆言，最多说一声“侬勿要白相我噢！”遇到不开心或很恨的事，温和地不失身份地回敬一句：“侬脑子进水了！”“侬死机啦？”。

他们更强调个性自由，主张私人空间和保护隐私，他们都是“独养儿子”，在生活中更有空间，做到新娘老娘都“摆平”。上海高而帅的男孩特多，他们中有的人文质彬彬，好像没有“火气”的，着意穿着，打扮中性化，温文尔雅，讨人欢喜，被女孩们爱称或戏称为“小白脸”、“奶油小生”、“淑男”、“少女系男生”。

也有的七八十年代后，以拥有“常住户口”自居为“老上海人”，条件好了娇生惯养，缺乏拼搏精神，厌恶体力劳动，贪图安逸和“小资波波”生活，满足于“操操机”，“孵孵网吧”，搞搞“同室蜜友”、“同学会”等。再聪明再会读书也不愿（在国内）读博士，不想承担风险的创业如去做老板，只想做个守纪安分的公务员，或坐坐办公室，吃吃信息饭，有的人目光短浅，缺乏理想抱负和追求，只想眼前赶快多点money。

相反那些“新上海人”，是历尽艰辛闯入上海淘金的幸运者，他们有自豪感，有追求气概，有刻苦精神和智慧，同时也有孤独感不被认同感和带有异乡的生活习惯。上海重新成为“移民”“客居”的都市，上海又属于一个开拓人的天堂。

weder

上海话：千姿百态的海派词汇 2010-05-08 06:53:51  


钱乃荣


上海话语汇的丰富经历了一个相当完善的过程。老上海话是松江方言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松江地区有6000年人类居住的历史，语言的流传也历史悠久。上海话中系统的生活语汇最早是从历史悠久的松江方言传承而来的，丰富细致，为人们基本生活用词打下了基础。

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后，很快成为一个移民大都市，占80％以上的外来人口带来了各地方言和外国语言，五方杂处，中外交融，使上海话在老上海话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快的变化。客居者和移民中江浙来沪的人最多，他们的方言使上海话发展了吴语公约数的词语，比如“日头”为“太阳”取代，“户荡、场化”为“地方”取代，“安（放）”为“摆”取代，“净（洗）”为“汏”取代，放弃了一些强地域性的词语，所以近代在融会各地方言的杂交优势中上海话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优化。许多打底的最基本的单音节词随着语音的简化变成了双音节词，双音节化的同时使词语的分工精细化，大大扩充了词语的信息含量。

上海话的快速发达主要不是外来方言的影响，而是自身的创新和繁衍，它得益于商业社会繁荣后滋生的巨大活力，得益于社会的多元和文化民俗的多样化。首先是对大量新生的事物和行为的命名，晚清以来文人在上海的集聚，随着大上海的文化水准迅速飙升，一跃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上海话产生了大量的文化词，并实现了与书面语的交融，书面语词汇往往用字面意义明白标示事物行为的特征，如“周报、名片、洋房、自来水、电灯泡、博览会、的笃板、书报亭、露脐装”等，这类词语在上海话新词增长中所占比率大幅度提高，它们大都通过上海发达的报刊和文学传入国语普通话。

更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上海这个社会的大都市化，海纳百川，拿来主义，兼收并蓄，社会实现了多元文化造成的多样化生态，形成了强大的海派文化。折射海派奇思遐想的语词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出来，都市市民各阶层、各职业的人群都参与了新词语的创造。大量的包含着更多的语义蕴含量的更生动概括的市井流行语、习惯用语在市民口头产生传播开来，这种通过比喻、借代、比拟、通感、拈连、移就、双关、仿拟、夸张等语用修辞方法，和通过实义空心化扩用或文字缩略后定型的习惯用语大量涌现，用概括的形式表达了丰富和复杂的典型行为，富于表现力，这是词语构成的更高一个层次。

海派的奇思遐想、领异标新使上海话中用此种手法构成的词语比比皆是，比起其他方言来，突显优势。这类词语产生越多，也标志着这个城市的思想越活跃，多元文化越发达，都市化程度越高。

民间用语的赶时髦，崇尚新发挥，就是一种海派特色，它使生活用语不断吐故纳新且幽默化。如上海在世界上很早使用“电车”，当时的电车都是有轨的，接着上海人又把额上的皱纹喻称为“电车路”，后又把步行称作“十一路电车”，可见其造词之快和思想之活泼，这两个词语沿用至今。

上海商业发展有了交易所,每天要“开盘”和“收盘”,这个“盘”字，原出于算帐的“算盘”，（汪仲贤，1935，6页）[1]旧式小商店开了排门后店主摇摇算盘以示“开盘”,商店清点货物也常说“盘点”货色,于是定价格就成了定“盘子”,大减价就说“大放盘”,一下子“盘”的词族很快形成了。暗里高抬物价,就说“暗盘”。听到口音不同的“客边人（外地人）”，就放“客盘”。对付外国人，便开出“洋人加倍”的“洋盘”来了。有的人不知其诈，便有“洋盘末切勿要去买个。”( Bourgeois，1941，91页)[2]之类的忠告，上当买了“洋盘”的人，不仅是外国人，便也就冠之以“洋盘”的雅称，“洋盘”就成了“外行不识货”（形容词）和“遇事上当又不察觉的人”（名词）的代称，与乡下来的“阿木林”、“阿土生”义近。

由“算盘”到“洋盘”的词义发展，可以看出上海人思路的开阔，造词的灵活性，他们常常不拘一格组词，随其新意比喻引申，约定俗成得快，传播也快。这种建筑在海派的“草根性”基础上的、不避俚俗的上海话惯用语独树一帜，轻松幽默，表现国际大都会的生活状态可为深刻。对于这些时髦的流行语出现，上海人一般不采取保守的抵制态度，而是由年轻人带头，以创造和附新为荣，跟着用新弃旧，不管他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渐渐都成了上海话中的惯用语。

所谓惯用语，是指一种结构比较固定、意义有所引申的固定短语，以三字组合最为典型。这些十分形象的惯用语使得有上海人一些有特色的思想和行为取得了语言形式上的习用性和定型性，人们通过这些语词可以窥见当时快速成长中的上海的社会风貌和雅俗并举的风土人情。

如出风头（显耀自己；有光彩）、牵头皮（提起或数落人家一个旧过失或把柄）、收骨头（对人严加管束,不得松松垮垮）、避风头（避过人为灾祸或其最激烈的阶段）、起花头（耍花招，另出新点子）、软脚蟹（喻胆小、意志薄弱的人）、空心汤团（不能兑现的允诺）、卖野人头（哄骗）、勒杀吊死（吝啬）、牵丝扳藤（拖拖拉拉）、烧夹生饭（事情做得不上不下，搞糟了）、悬空八只脚（离得很远）、开年礼拜九（遥遥无期）、版版六十四（死板不知变通）等。

到21世纪初这类语词产生依然十分活跃，如“调频道（换话题）”、“拗造型（摆姿态，塑造形象）”、“有腔调（潇洒有型有个性，样子好）”、“跌停板（运气差到极点，不受异性青睐）”。

这种形式产生的固定短语具有很大的灵动性，含义宽泛，语义信息量大，一个词语往往表达了一个生动概括的含义，而且有的语义可以继续引申扩展，如“淘浆糊”在20世纪30年代的书上就已见到，1935年汪仲贤写《上海俗语图说》时，在第108篇“一塌糊涂”中就提到了那个年代也有“浆糊”在“淘”。他说：“我们的一塌糊涂太多了，就是请了会计师公会里的全体会员来清理，也算不清这千万票的糊涂帐，那时只得想个变通办法，把盈千累万淘过的‘浆糊竹罐’，一齐埋藏在坟墓里，这也有一句俗语，就叫做‘烂屙’。”

方言口语词见于书面也不等于就是它的民间流传开头。此词在50-70年代消沉了一时，如今又广泛流行，把它比喻和形容那种不认真的态度，形象而传神。“我今朝淘了一日个浆糊！”是指做事马马虎虎、敷衍塞责，混了一天；“侬认真来死做啥？我看侬只要淘淘浆糊就可以对付过去了。” 这是指遇事只求蒙混过关；“回答勿出，淘浆糊会嘛”这是叫人不分青红皂白、不懂装懂、搅和一气应付正事；“伊末，只会淘浆糊，侬可以相信伊个闲话个啊？”这是指有的人只会胡说一气、插科打诨，靠不住的；“大家侪辣排练，我也轧辣当中淘浆糊。”这是指凑热闹、滥竽充数。

“淘浆糊”有时像北方话的“和稀泥”，有人说如南方话的“拆烂污”，不但用于贬义，有时还可用作褒义和中性义，如沟通关系、调和矛盾也是一种“淘浆糊”，可以说：“我辣伊拉两家头当中淘浆糊”；客气的时候表示谦虚、出力不多，也可说：“我是弄勿来个，只不过淘淘浆糊呀。”问人在何处高就，也可说“侬辣啥地方淘浆糊啊？”大家在很高兴要去做某事时，就说：“淘浆糊去！”似乎很潇洒从容。如要表示宽容随意，对人说：“侬就去做好了，淘淘浆糊也可以个，勿必太认真。”“伊浆糊淘得好，路路通！”则是对善于处事处理人际关系人的褒词。

更有一种“淘浆糊”是在双方中求同存异，说“今朝订货会上，要看侬淘得来浆糊了！”“淘浆糊”居然还是一种本事，现代社会需要一种妥协合作，协调关系，才能前进。

从淘浆糊一词如今又派生出一些新的词语来，如“浆糊桶”，指那些处世圆滑、能说会道的人：“老张是只浆糊桶，侬帮伊讲啥伊侪讲对个对个有道理。”又指稀里糊涂的人，做事过日子惯于混混的人：“碰着搿只浆糊桶，侬倒一百辈子霉了！”还指会把气氛搞得热闹又混乱的人：“还勿是来了搿只浆糊桶，瞎讲一通，拿大家个心侪搞乱了。”

还有“浆糊兄”，戏称糊里糊涂、只会混的老兄，糊涂虫：“喔哟，我托着个王伯伯，侬原来是个浆糊兄啊？” 更有“尊称”为“浆糊师”，既指遇事善于搅和蒙混的人：“搿种事体，要啥争勿清爽个，请浆糊师来撸撸平算了！”又指有协调各种关系能力的人：“人家摆勿平个事体，只有伊去淘浆糊，大家侪叫伊浆糊师了！“浆糊”一词又可代称糊涂和糊涂虫：“张老师绝对一个浆糊哦，居然自家也搞勿清爽啥辰光考试个。”

又如“帮帮忙”，表义也很宽泛，正说反说都可以。它从“帮一下忙”为起点，后来引申到“请人让一让”意思，如：“帮帮忙，开水来了！”再引申到“帮我个忙吧，别为难我了，别添麻烦了”和“多关照，给我点面子”的意思，如：“朋友帮帮忙，勿要拆我台脚了！”这就是叫你别帮倒忙，省点力气不要去帮忙、添乱。后来连“不要瞎说”和“对别人表示不满或提出异议”都可用“帮帮忙”说，如“帮帮忙噢，侬勿要当仔我钞票交关！”“帮帮忙，侬再去学伊几年！”讥“对方不领行情，搞错了”也说：“帮帮忙，侬搿眼都无懂，还要趣轧啥个闹猛！”再虚化到表示不相信“算了吧”，如：“有侬讲得介好唻，帮帮忙噢！”下面还会提到的“套牢”也是。

由于上海商业化的程度之高，那些产生于商务活动中的惯用语还会蔓延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如用“卖相”称人的外表，用“卖样”指炫耀出示给人看，用“吃价”称赞人的有能耐、与众不同，用“一票里货色”称一丘之貉，把“不懂”、“搞不清”或“没眼光”称作“勿识货”，对十分差劲不守信用的人，称作“垃圾货”；

把过去的事情抖搂出来，说“翻老账”，不管，称“勿关账”，对人与事不服或不给面子，常说“勿买侬个账!”把事情做糟了，理不清头绪，称“一笔糊涂账”；上海人把看不入眼不像话的行为都斥责为“勿是生意经”，表达坚决不答应或不妙了的意思，也叫“勿是生意经”；抢事干，现在叫“抢跑道”，过去叫“抢生意”，推介，也叫“兜生意”；

“掂斤两”指试探估计对方人或事的力量或重要作用，“讲斤头”即一斤一斤死扣，现移用作日常生活中的各不相让地谈条件；“有还价”原指可以还价钱，现指有商量余地或有条件需议；以交易票据作引申的，如“打回票”，现用于一般的人或东西退回的意思，“打包票”原是写下保证成功的单据，现就指保证，包在自己身上的意思，“空头支票”、“远期支票”都可指不能兑现的虚空允诺，谈判中互相扯皮，叫“讨价还价”；把某人思想不合时尚，就说他是“勿领市面”；用“放伊一码”表示饶他这一遭，用“肮三（on sale）”称令人不快、失望或不正派，用“耳朵打八折”怪罪对方没听清自己的话，用“闷声勿响大发财”说因沉默而得利。

这种用词方法一直传流到现今。上海人创造性思维如今又活跃起来，如许多股市上的专用词语很快都扩用到生活中来，如“垃圾股”、“积优股”、“原始股”原来都指各种不同股票，现在已分别引申到不理想、拙劣的恋爱对象或爱人，成功男士、发展有潜力的恋爱对象或爱人，从未谈过恋爱的纯情男孩。

“托盘”引申为“危急关头朋友相助”：“侬笃定去闯好唻，有我跟侬托盘！”“套牢”原用于股价下跌资金被困，现可活用作结婚后想离婚不成，或指感情陷入爱河，以至引申作被某事情牵绊，或用作“打住”的意思。“抛脱”原指股票抛掉，现进而用作甩掉男友或女友。“解套”扩指解除婚姻关系，再扩指摆脱困境。“踏空”原用于投资失败，现又用作婚后感情不合。

we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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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年的婚恋状况(上)

2009-07-23 01: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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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恋观与择偶标准 建国前，上海青年择偶比较注重对方的家庭门第、籍贯和经济条件等，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八字相合”，对人品、性格、文化水平等个体品质没有明确的要求，男女青年大都注重外表，女方一般要求男方五官端正、相貌英武，男青年则要求女方漂亮。 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传统的忌讳和偏见，例如，居住“上只角”者(繁华发达地段)与居住“下只角”（冷僻地区)互不通婚；年龄上的“六冲”(即男女双方年龄相差6岁不能结婚)；职业上对搬运、殡葬、理发等行业的轻视；对苏北人的歧视；生肖上的羊虎、鸡狗相克以及同姓不婚等。在上海农村，还有抢亲、叔接嫂、换亲等陋俗。 20世纪20、30年代，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一些年轻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择偶时，注重男女双方的情投意合、志趣相投，对对方的知识、气质、修养等非物质因素有了一定的要求。 建国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政治因素极大地左右着上海青年的婚恋观念，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乃至于社会关系被认为是青年择偶时需要考虑的首要条件。5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包括志愿军)官兵、山东等地的南下干部是上海女青年颇为青睐的婚恋对象，同时，由于工人阶级翻身成为新社会的主人，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根红苗正”的工人子弟颇易找到对象，工会方面还有意组织纺织部门与冶金等行业的青年工人联姻，而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后代在择偶上则有强烈的自卑感。 进入60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青年婚姻恋爱讲究的第一条件是出身(家庭的阶级成份)，三代贫农、工人出身者成为择偶的首选目标，干部、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家庭出身的青年，如果能找到“红五类”的后代，则被视为“高攀”。 70年代初期，一些女青年选择对象的理想标准是“三员”，即技术员、党团员、工资100元。 改革开放后，择偶中的政治主导因素逐渐被个人品质所取代，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在男女青年择偶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上海青年择偶出现了所谓的“海陆空热”。“海”即有海外关系者；“陆(落)”即可落实政策、补发巨款者；“空”即家有富余空关房屋者。 恢复高考后， 80年代初，社会开始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得到极大提高，上海青年择偶掀起“高文凭”热。有文凭、有学历者成为众多男女青年追求的对象，文化程度低者大多避而不谈，青年人选择对象一般希望对方在科研、学校、医院、文化、机关等部门工作，对在基层工作的，则要求是技术工种，有一技之长。 70年代末至80年代，随着上海对外交流的日益活跃，与外国公民联姻成为一些女青年追求的时髦，涉外婚姻增多。黄浦区1977年登记7对，1978年增加到45对，1979年1月即有9对；虹口区1977年登记9对，1978年增加到27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婚姻登记处的统计，1977-1979 年上海市涉外婚姻共计446对，平均每年148对。1986-1990年共计5502对，平均每年917对。 90年代以来，上海青年中的涉外婚姻更为普遍，婚姻对象的涉及面也更广，人数最多的是香港，其他的主要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进入80年代中后期，择偶中的“高文凭热”逐渐消退，上海青年的婚恋观念更为理智，更注重对方实际的品质与才能。共青团上海市委研究室1991年的抽样调查表明，大多数上海青年把爱情看作是男女之间互相仰慕、纯洁与高尚的情感，把结婚看成是双方承担更多的权利和义务。男女双方都更加注重对方的个体品质，而家庭背景、籍贯和居住地等则退居其后。 择偶标准方面，通过对职业、性格、仪表、身高、居住地、家庭背景、籍贯、生活能力、学识水平等10个指标的调查，结果显示：男青年择偶首位标准选择中，选性格的占42.28%，选生活能力的占14.85% ，选职业的占11.43% 。女青年择偶首位选择中，选性格的占29.60% ，选职业的占14.47% ，选学识水平的占12.5% 。 上海男青年心目中的理想配偶的典型特征有温柔贤惠、通情达理、有主见、有个性等，而女青年心目中的配偶形象主要有温和敦厚、关怀体贴、工作出色、事业心强等特征。调查还发现，随着上海社会文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青年人的情感世界也呈现日益多样化的趋向，有15.9% 的人认为爱情不等于婚姻，有16.31% 的人把结婚看成是完成人生的一项任务，4.83% 的人认为结婚是使人走向坟墓，失去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更有部分青年认为婚姻是改变自己前途的一种途径。 80年代中后期，上海青年择偶中开始出现拜金主义的倾向，一些青年将择偶目标转向了富有的暴发户，出现了女大学生嫁个体户的现象。进入90年代后，女青年择偶中“傍大款”现象更为普遍。此外，早恋、校园恋爱、第三者插足、婚外恋、未婚同居、试婚、独身主义、同性恋等婚恋现象也日益增多。 这一时期，上海农村男女青年的婚恋观念与市区相比仍有着一定的差异。农村男青年择偶时，首先强调的是相貌，其次为个人品质和才能。农村姑娘则将对方的家庭条件列为择偶的首要标准，其次是收入、相貌和品质。上海农村青年选择对象的择偶空间较小，绝大多数都是同村、同乡、同县，婚嫁距离一般局限在方圆数里至二、三十里左右，但近些年来，随着人口流动的日趋频繁，农村青年男女与外地青年婚恋的现象也日见增多。 二、择偶方式 上海青年择偶主要有“父母包办”、“经人介绍”和“自由恋爱”等几种基本方式，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媒体征婚等新的择偶方式。 1.父母包办 20 世纪初期，上海青年择偶的基本方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媒人在男女双方之间奔走说合，并请算命先生“合八字”。这种择偶方式完全由父母（或其他长辈）作主，除了媒人提供的有关对方的一点信息外，男女双方相互没有什么了解，甚至结婚之前未见过一面，当事的男青年有时还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女青年则几乎没有半点自主权。 另外，在一些贫困人家里还盛行“童养媳”，一般在儿子10多岁时化钱买一个三四岁或七八岁的童养媳，到结婚年龄时即拜堂成亲。只有一个女儿的人家一般招一个单身男青年做“养老女婿”。 20世纪20年代开始，上海城市青年中包办婚姻逐步减少，青年婚恋大都先由父母做主，然后征得当事人同意，或是首先由当事人自己选择配偶，再征得父母同意。建国后，特别是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后，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遭到严厉批判和明令禁止，上海青年婚姻中完全由父母家长一手包办的迅速减少，至50年代末几近绝迹。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婚姻法》的命令 杨浦区平凉路居民收听贯彻《婚姻法》广播 2.经人介绍 20年代开始，由亲友介绍的择偶方式日益增加，充当介绍人的以亲戚为主，其次为朋友、同学、同事。介绍人在作媒时，一般先向当事人父母提出，而后征求当事人意见，当事人同意后，青年男女约定地点，双方见见面，说几句话，然后再订婚。 建国后，经人介绍相识、恋爱、结婚逐渐成为上海青年主要的择偶方式。充当介绍人的有亲戚、同学、同事、朋友等，其中亲戚在介绍婚姻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而由朋友充当介绍人的择偶方式逐渐流行，成为上海青年择偶的主要途径。 同时，为解决青年的婚姻问题，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如各级共青团组织、居委会、工会、妇联等也开始部分地起到婚姻媒介的作用，他们经常组织各种各样的联欢、交友活动，增加男女青年彼此之间接触和了解的机会。 婚姻介绍组在研究青年男女来信 海运局团委组织女青年参观轮船，为男青年海员牵桥搭线。 进入80年代后，上海市区绝大部分男女青年的择偶方式仍是自己结识与经人介绍，其中经人介绍所占比例略高，成为上海青年最主要的择偶方式。经人介绍中，充当介绍人的仍多为同学、好友、师傅、老师、亲戚等，介绍人的作用仅仅是向求偶者介绍对方的情况，安排一、二次见面而已，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媒人”。与此同时，上海市各级共青团组织和工会、妇联等继续为男女青年创造条件，“引线搭桥”。 从1981年6月开始，上海市青年宫每周举办一次“青春晚会”，通过舞会、音乐会、联欢会、游戏、旅游、参观等多种形式增加未婚男女青年相互之间的接触与了解，各系统、区团委也积极引导基层团组织为青年人择偶提供各种社交场所和创造便利条件。1983年5月，青年宫和《解放日报》群工部联合举办“青春晚会”，为大龄男女青年提供交往的机会。1988年7月，《青年社交》杂志社举办第一期“觅知音”社交联谊活动。1988年8月，市青年宫、市图书馆联合举办“夏季风”青春联谊活动。 3. 自由恋爱 从20年代起，一些受过新式教育、有自主意识的上海青年即开始追求恋爱自由、择偶自由，他们自己结识对象，自主择偶，但完全自主择偶的比例极小，很多青年还难以完全冲破旧式婚恋观的束缚，有的虽是自由恋爱，仍要特意找上一个介绍人。 建国后的50-70年代，完全自主择偶的自由恋爱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许多青年男女在学习、生产和生活中朝夕相处，频繁交往和沟通，逐步建立起恋爱关系。进入80年代，同窗恋、同行恋的比例日益增高，特别是在基建、服务、运输、搬运等艰苦的行业与条件较差单位的未婚青年中，同行恋所占的比例更大些。 在人民公园、淮海公园、长风公园、闸北公园、天山公园等处，出现了由青年人自发组织的“恋爱角”。因上海公共空间小，可游玩之处不多，每逢周末、节假日，在恋爱青年最喜欢光顾的外滩还形成了颇为壮观的“情人墙”。 外滩曾是七八十年代青年人“轧朋友”的最佳去处， 防汛墙也留下了“情人墙”的别称。 90年代后，青年择偶中自由恋爱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被称为“新人类”或“新新人类”的新一代上海青年男女感情更加外露，相互之间的交往也更为频繁、直接，在自己的恋爱婚姻问题上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和更多的自主权。随着90年代中期以来电脑、网络的日益普及，在上海青年中还出现了通过电脑网络自由恋爱的“网恋”现象。 4.专业婚介 通过专业性婚介机构寻找伴侣是上海青年择偶的方式之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出现一大批因政治运动、上山下乡等各种原因而耽误了恋爱、结婚的大龄青年。为解决大龄青年婚配难的问题，1980年起，上海市海运局、纺织局等单位的团委开办了为本系统内部未婚青年男女服务的婚姻介绍所。 1982年2月3日，徐汇区宛平路婚姻介绍所成立，这是上海出现的第一家面向社会的婚姻介绍所。从创办到1984年5月，前往该所登记的青年总数达13234人，其中男青年7965人，女青年 5269 人。到1984年初，婚姻介绍所发展到高峰，全市共有20 多家，前来登记者多达五、六万人，但由于成功率低，婚姻介绍所渐渐冷落，到1986年，仅存宛平路婚姻介绍所还在继续经营业务。 进入90年代，一大批营业性的婚姻介绍所又开始大量出现，其主要服务对象是大龄青年和一些特殊婚姻群体。除了婚姻介绍所这种比较明确的择偶场所外，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青年联谊会、未婚青年俱乐部等为未婚青年、特别是大龄青年“牵线搭桥”，其成功率虽略高于婚姻介绍所，但也未超过10% 。 5.传媒征婚 改革开放后，上海青年通过大众传媒择偶者日益增多。 80年代以在报刊上刊登征婚广告为主。随着电子传媒的普及， 80年代末出现电视征婚、电话“红娘”、电脑“红娘”等电子传媒征婚。1989年12月，上海电视台举办首届“让我们同行”电视征婚活动，让征婚者走上荧屏。因电视征婚过于直白，最终登记参与者不多。 1991年3月，中国第一条电话征婚专线“红娘热线”在上海开通，这条征婚专线除节假日外，每天上午10时到下午6时准时开通，“红娘热线”除了免费接受征婚登记，建立信息交流档案外，还为各种婚恋失意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申报》、《生活周刊》、《申江服务导报》以及《青年一代》等报刊相继开办了专版的征婚启事，上海电视台也推出了以青年婚恋为主题的“相约星期六”节目。 2000年9月28日，由上海市民政局主办的上海婚姻网(marry.88547.com)）正式开通，它分为会员专区、热门话题、玫瑰之约、情感方舟、红娘热线等板块，上海市民政局推荐、审核的十家正规婚姻介绍所任“网上红娘”，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将征婚对象的个人信息资料上网，应征者可从中寻找意中人，并通过“网上红娘”为自己牵线搭桥。其他一些网站也都向青年人提供这种网上婚恋服务。 1949-1993 年上海青年择偶途径情况表（占青年总人口的： % ） 结识途径 1949 年 1950-1957年 1958-1965年 1966-1976年 1976-1983年 1984-1993年 自己认识 14.6 33.3 37.7 41.1 41.2 38.3 朋友介绍 15.5 25.7 29.9 36.4 37.9 45.5 亲戚介绍 30.1 23.8 23.4 22.4 20.3 15.6 组织介绍 0 1.9 6.5 0 0 0 媒婆介绍 13.8 4.8 1.3 0 0 0 父母包办 26.0 10.5 1.3 0 0.5 0 说明：材料来源于“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课题组 三、结婚年龄 清末，法定的婚龄是女14岁，男16岁，而上海青年的实际结婚年龄比法定稍大，女子一般在20岁以前结婚，其中只有小部分青年在15岁以前结婚。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提高了婚龄起线，民国20年(1931年)婚姻法规定的初婚年龄为男18岁，女16岁，到40年代，上海男女青年的平均初婚年龄为19.93岁。 建国后，1950年公布的新婚姻法规定，法定的初婚年龄为男20岁，女18岁，这一规定比民国20年婚姻法规定的初婚年龄推迟了两年，其间，上海青年的结婚年龄上升为20.29岁。1957年，共青团中央发出晚婚的号召，越来越多的上海青年自觉地推迟婚期，早婚现象逐渐减少。据上海市民政局的统计，1962年，男方20-25岁结婚的占结婚总数的33.3% ；女方18-22岁结婚的，1964年占结婚总数的40.4% 。整个60年代上海男女青年平均婚龄为22.86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提倡“结婚越晚越革命、越高尚”，青年男女的婚龄进一步上升。70年代，出于计划生育的需要，提倡晚婚开始带有强制性，70年代上海青年平均婚龄为24.4岁，1980年上升到25.60岁。 1980 年新公布的婚姻法中，法定婚龄为：男22岁，女20岁，比1950年婚姻法又提高两年。此后，上海青年的晚婚率呈下降趋势，1985年为93%，1990年为80.55%。1980年上海青年平均初婚年龄为25.6岁，此后开始下降，1981年为25.38岁，1987年为24.37岁，1990年为23.75岁。 1949-1993年上海女青年初婚年龄变化表（占初婚总人口的： % ） 初婚年龄 1949年以前 1950-1957年 1958-1965年 1966-1976年 1977-1983年 1984-1993年 19岁以下 53.1 26.6 14.8 26 0.6 20-24岁 39.2 505 44.4 41.2 16.8 21.4 25岁以上 7.7 22.9 40.7 56.1 83.2 78.0 说明：材料来源于“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课题组 文字转自[上海青年志]，照片来自上海档案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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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cheer

我爱上海~~

we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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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年的婚恋状况(下)

2009-07-23 01: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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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姻礼仪 20世纪初，上海青年结婚一般采用传统的结婚仪式，如结婚时要查黄历、对八字、选吉日作婚期。接新娘时，有钱人家多化钱雇花轿，请军乐队和吹鼓手大吹大擂，程序繁复；普通人家则雇请一辆轿车，程序略减；贫穷人家直接用黄包车接新娘。一些经济困难的青年结婚，仪式更为简单，多在门口悬一红布，烧香点烛，拜天地公婆，请几个亲戚朋友及媒人来家里吃一桌酒席即告完婚。 20世纪20、30年代，受西式婚礼仪式的影响，上海青年的婚礼仪式开始融进西方婚姻礼俗，出现了中西结合式的“文明结婚”仪式，既吸收了西式婚礼当中的一些形式，又保留了许多传统的婚礼仪式。另外，少数青年结婚时采用完全西化的宗教婚礼，照搬西式婚礼的全套仪式。30、40年代，上海青年中又出现了集团结婚的结婚形式。 男女傧相、散花的童男童女原来早已有之。 建国后，在政府大力倡导下，上海青年的婚礼仪式趋于朴素化、简单化，婚期大多选择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如元旦、春节、五一、十一，尤以十一为多。60、70年代，“革命化”婚礼盛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海青年的婚礼仪式逐步趋向多样化。80年代初，各级团委和各级单位大力提倡婚事新办，组织了各种形式的集体婚礼，因为形式活泼多样、富有情趣，而且花费很小，因此各种样式的集体婚礼深受青年人欢迎。在此期间，旅行结婚也极为盛行，大操大办等婚礼仪式奢侈化倾向也开始抬头。 90年代以来，集体婚礼开始受到上海青年人的冷落，他们追求一种个性化的婚礼形式，讲究出彩、出新，更多地将婚礼看作两个人的事情。上海市团市委 1991年的调查显示，60.8%的上海青年认为，举办婚礼应该是轻松的，不要超能力办事；17.74%的人认为结婚纯属两个人的私事，办不办婚事无所谓；15.29%的人要求把婚礼仪式办得体现个性，别出心裁。在各种婚礼形式中，53%的人把旅游结婚列入首位，想办酒席的占17% ，而想参加集体婚礼的不到1% 。 此外，宗教婚礼、音乐婚礼、舞会婚礼、派对婚礼、自助式婚礼等形式也同样受到青年人的欢迎。90年代末的一项网上调查表明，“不举办任何仪式，悄无声息”地结婚已成为不少青年的新时尚。 上海青年用于婚姻礼仪的费用，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20世纪50、60年代，社会物质供应缺乏，上海青年结婚时主要购置一些耐用消费品，如“三机一转”（缝纫机、收音机、手表、自行车）。70年代的“三大件”为冰箱、彩电、洗衣机。80年代以来，上海青年结婚费用上涨幅度较快，市区青年的婚礼费用从80年代初平均2000元上升到1984年的5000元，1986年突破6600元，1987年一般平均消费在8000元左右，1988年突破1万元。农村青年的婚礼费用1985年平均为3290元(不计建房费用)，1987年突破1万元大关。 又据团市委1989年对200对结婚青年消费情况的抽样调查，1989年平均每对青年结婚费用为1.08万元，其中结婚费用1.2万元的占45%，费用在1.5万元以上的占20%。《新民晚报》在2000年末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除购买、装修婚房外，上海青年新婚消费一般在5-8万的占 25% ，8- 10万的占10% ，10-15万的占18%，15万以上的占10%。 1. 传统婚礼 20世纪初，上海青年结婚基本上仍沿袭着古老的传统礼仪，男女青年互相满意，即请媒人正式说合，女方表示同意后，即由男方行“小礼”，俗称“裁红”。再隔一段时间，行“盘礼”，并宴请亲友，俗称“正日”。 盘礼中最贵重的是首饰，中等人家多用金质，贫困人家则用银质，比较富裕的用珠、翠等。行盘至女方家后，女方将首饰、花草全部收下，其他的东西收一半，回一半，并另外准备衣料、鞋帽作为回礼。迎娶前一天或两天，由女方送“大盘礼”，俗称“拿衣裳”。“大盘礼”是女方家为新娘做的衣服。这一天男方设筵宴请亲友，称“看装酒”或“请装酒”，同时新郎要到女方家谒见岳父母，并预备“谒岳酒”。 迎娶日，花轿从男方家出发，男方备“发行酒”。在婚礼中，新郎一般着长袍、马褂，新娘则戴凤冠，着红衫裙，头遮红方巾。新娘下轿后，拜天地，拜祖先，拜翁姑长亲。是日，男方设筵宴客，俗称“花筵酒”。次日，再备酒席，称“团圆酒”。第三天，女方家接新娘回门，也备酒席，称“回门酒”。 接新娘的花轿 传统的婚礼仪式中，还存在着一些习俗： (1) 出门换鞋。男方在迎亲的轿车上放一双新鞋，女方上车后要换去“旧鞋”，男方的理由是新娘的鞋子把女家的土带到男家会冲喜破财，女方换鞋的理由是嫁出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娘家今后不认了。 (2) 男女傧相。即新郎新娘要由一对健康漂亮的童男童女陪伴，直至结婚仪式结束，据说童男童女象征贞洁吉祥，可以保佑新婚夫妇“辟邪”。 (3) 放吉庆果。女方送嫁妆时要在被褥、茶杯、痰盂、马桶里放入红蛋、花生果、大红枣等，送到男家后再由一批小男孩在新房里翻找，还要小男孩在新痰盂里撒尿，据说这样才能吉祥、长生、早得子。 (4) 压床求子。嫁妆送到男家铺陈好后，要由女方请两位未婚男青年在新床上滚一滚，曰“压床”。 (5) 讲究盖被。新婚之夜的被子必须是头胎生儿子的舅妈或年愈花甲、未丧偶、头胎得子、儿孙满堂的老太太亲手缝制。 2. 文明结婚 20-30年代，开始倡导婚姻自由，上海青年婚姻仪式中出现了新式的文明结婚，婚礼大为简化。男女青年订婚时，多互赠戒指为信物，登报或告亲朋好友订婚之期。婚礼一般在大菜馆、旅馆里举行。这些地方都设有结婚礼堂，专门对外出租。婚礼时，迎亲不再用轿子，而代之以系上红绸的轿车，新郎新娘都穿西装。 文明结婚的具体仪程是：(1)司仪员入席，北面立；(2)男宾入席，西面坐(奏琴)；(3)女宾入席，东面坐(奏琴)；(4)新郎新娘入席，北面并立(奏琴)；(5)主婚人展读证书；(6)新郎新娘用印；(7)主婚人用印；(8)介绍人用印；(9)主婚人为新郎新娘交换饰物；(10)新娘新郎对立，行鞠躬礼；(11)主婚人致颂词，新郎新娘谢主婚人及介绍人；(12)主婚人、介绍人退(奏琴)；(13)贺客拍手。婚礼结束后，以茶点招待客人。有些男女青年在举行文明婚礼时，还要在报纸上刊登结婚启事，以示公开和文明。 上海外侨的婚礼场面 这样的婚礼也算是中西合璧 3. 集团结婚 民国24年(1935年)2月7日，上海市社会局公布了以简单、经济、庄严为宗旨的集团结婚办法，规定凡属成年男女，经过订婚手续，由双方同意，家长允许，均可以参加集团结婚。集团结婚每月第一个星期三在市政府大礼堂举行，由市长、社会局长证婚，婚礼时新郎新娘均需穿礼服，新郎着蓝袍黑褂，新娘着旗袍、披轻纱，手持鲜花，婚礼不用傧相，但可以带两个男女儿童，以资照料。 上海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集体结婚" 为革除旧式婚礼奢靡浪费的旧俗，规定参加集团结婚的人回家可酌备茶点，不得在家另设待客喜筵；亲友送礼以日常生活用品为限，最多不能超过1元。集团结婚礼堂的设计以简朴为主，门前搭彩坊，上标第×届集团结婚字样，堂置喜案，壁悬喜幛，案设花烛，并雇请丝竹乐队或军乐队分立两旁。 集团结婚的仪程有：(1)奏乐鸣炮；(2)来宾入席；(3)证婚人入席；(4)主婚人入席；(5)介绍人入席；(6)结婚人依次入席；(7)结婚人对证婚人、主婚人行三鞠躬礼，夫妇相对互行三鞠躬；(8)证婚人发给结婚证书，结婚人依次领取；(9)证婚人发给纪念品；(10)证婚人致谢词；(11)主婚人代表致谢；(12) 结婚人向证婚人、主婚人、介绍人、来宾行一鞠躬礼；(13) 奏乐(奏唱婚礼歌)；(14)礼毕。新郎新娘在音乐中步出礼堂，在广场摄影留念。(《婚礼歌》：“佳偶天成，今日恰是良辰！夫妻好合，如鼓瑟琴，以爱为本，敬为经，家齐国治良基定，祝白头偕老，双幸福，如朝日初升，华筵转眼，开汤饼，大家欢庆，大家欢庆”。) 民国24年4月3日，上海市首届集团结婚典礼在江湾的市政府大礼堂举行，参加婚礼的夫妇有57对，由市长吴铁城任证婚人。 民国24年，上海共举行5届集团结婚典礼，参加的青年达300对。此后，其他一些社团，如宁波同乡会、浦东同乡会等组织也开始竞相举办集团结婚，另外，一种专门以办理结婚为业的集团结婚社也随之出现，这些集团结婚社备有新郎新娘礼服，出租给参加集团结婚的男女青年。 上海市社会局颁发的《上海市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 上海市新生活"集团结婚"申请书 30、40年代的集团结婚社主要有：浙江路的大来社、南京路471号的良缘社和761号的宁社、山东路128弄的亲爱社、同孚路的人人社、南京西路重华新村内的龙凤社等。抗战胜利后，民国34年12月25日上海市社会局举办了战后第一届集团结婚，定名为“胜利纪念集团结婚”，接着又于民国35年3月3日、10月10日、12月12日、民国36年4月4日举办了第二至第五届集团结婚典礼。 4. 结婚发证大会 1956年，上海市民政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结婚登记工作，提倡举行结婚仪式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级工人俱乐部配合各区人民委员会举办“结婚发证大会”。这种崭新的结婚仪式一般在元旦、春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等时间举办，婚仪内容主要包括：开会；奏乐；结婚人入席；首长或代表讲话，邀请市、区机关干部或人民代表担任；家长代表发言；来宾发言；新婚人答词；奏乐发证。参加结婚发证大会的结婚人每对收取一定费用，一般在2-4元。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西式结婚证书 存放婚书的圆桶 5. 朴素婚礼 20世纪50年代，政府提倡勤俭节约，婚礼上的铺张浪费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而受到谴责，再加上经济条件的限制，一般上海青年的婚礼都相当简单，婚事简办成为风尚。双方自愿结合，即可向政府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证书。 1952年结婚证 婚礼一般在单位或家里举办，1张床，2床被，几只凳桌，新郎着制服，新娘穿卡叽布列宁装，拍张半身黑白结婚照，向亲友散发几颗糖果，也有的简单办酒席，宴请亲友，共同庆贺。 6. 革命婚礼 20世纪50、60年代盛行由战争年代解放军部队婚礼沿袭发展而来的革命婚礼。婚礼仪式简单，新婚夫妇在单位的会议室、办公室或在新房里，置备些瓜子、花生、糖果，请单位领导、双方家长出席、祝贺即可。 “文化大革命”中提倡“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火线结婚”、“结婚不忘世界上还有五分之三的人未解放”，上海青年的婚礼更趋简单，一对新人互相鞠躬便成夫妻。集体婚礼时新人共同参观“一大”会址或共同瞻仰烈士陵园等。 结婚纪念照大多是男女一色绿军装，胸前戴毛泽东主席大像章。亲友送礼也很简单，可用一张红纸，上款写某某与某某同志结婚之喜，中间写上“革命伴侣”，下款写某某敬贺即可；送《毛泽东选集》、笔记本或金星钢笔已算是重礼。 70年代初，此类婚礼渐被摒弃。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场在"向阳院"中举行的婚礼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后，结婚照中已经找不到婚纱西装的影子。 七十年代毛主席语录结婚证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户上海人家的新房。 7. 集体婚礼 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一些社会团体大力提倡举办集体婚礼。1981年9月28日，由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妇联和一些新闻单位联合在上海万人体育馆举办“1981年上海青年国庆集体婚礼”，参加集体婚礼的新郎新娘共有200对，来宾总数达6000多人。团市委还初步决定，今后每年春节、“五四”青年节和国庆节都将举办集体婚礼。 1981年的集体婚礼在上海体育馆举行 走进婚礼现场的青年男女 上海市青年宫与《青年报》社及妇联、工会等组织也积极倡导并多次举办集体婚礼，青年宫青年旅行团还多次举行旅行结婚仪式，各级团委和一些企事业单位也纷纷在春节、五四青年节、国庆节等时间举办本单位内部的集体婚礼，大力倡导婚事新办新风尚，受到新婚青年的欢迎。 1981年12月，共青团上海市委推出以“文明、节俭、热闹”为特征的7种新式婚礼：集体婚礼；新式家庭婚礼；短途旅行婚礼；茶点婚礼；厂或社际联欢式婚礼；便宴式婚礼；电影招待会式婚礼。这些婚礼新办形式都不大办酒席、不广发喜糖、不收受彩礼、不搞封建迷信活动、不动用公家车辆，因此受到青年人的欢迎。 8. 各种个性化婚礼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青年人的婚礼仪式出现许多极富个性化的形式： (1)宴席婚礼。80年代中期开始，在宾馆、饭店摆酒宴请宾客成为上海青年结婚最普通的形式，新郎身着西装，新娘手捧鲜花，站在酒店门口欢迎参加婚礼的各方亲朋。婚后，新婚夫妇大多旅游度蜜月，地点大都是北京、广州、桂林或珠海、厦门、深圳等旅游或沿海开放城市。 与此同时，婚纱摄影开始在上海结婚青年中流行，除拍全套彩色结婚照，也有拍摄结婚录像以做纪念的。 (2)舞会婚礼。举行结婚仪式时不设酒席，在新房或它处敬备茶点饮料，邀请亲朋好友，欣赏音乐，尽情起舞。新郎新娘介绍自己的职业、兴趣爱好和恋爱经过，在欢笑声和乐曲声中愉快和谐地完婚。 (3)电视婚礼。婚前新郎新娘先请人把自己的恋爱经过拍成录像，并由亲朋好友充当配角。举行仪式时，敬备茶点，放映录像，既让客人了解新婚人的恋爱史，又能目睹各自形象，别具特色。 (4)智力婚礼。婚前新郎新娘准备小礼品，亲笔写下美好的祝辞，并备谜语。婚礼时，主宾进行猜谜活动，穿插表演节目，气氛热闹、融洽，别有情趣。 (5)无伴奏婚礼。婚礼不办酒席，不请客，新婚夫妇录下新婚之夜最美好的语言，长期保存以做纪念。之后外出旅行，摄影留念。 (6)水下婚礼。1999年11月13日，上海首次水下婚礼在上海长风公园内的大洋海底世界举行，共有两对新婚夫妇参加，他们身穿潜水服，在水下完成互换婚戒等结婚仪式。专业的潜水员分别担任了伴娘和伴郎，陪伴他们在水下完成整个婚礼仪式。 (7)网上婚礼。世纪之交，“网上婚礼”为青年人所喜爱。一些专门的结婚网站，如中国婚礼网(http：//www.wedding china.com)、我要结婚网(http：//www.51marry.com)、完全结婚网(http：//www.emart.com.hk)、罗曼史婚讯(http：//www.webtree.net，tw/romance)等为结婚青年提供免费的网上空间，新婚夫妇可以输入结婚日期、结婚地点、新人姓名、婚纱照片等，并可利用此项服务通知亲友出席婚礼，还可以上载音乐，甚至加入小段婚礼录像片段，有的青年人还自己动手制作结婚网页，使自己的婚礼更加个性化。 9. 玫瑰婚典 1998年以来，团市委等单位筹办了多次玫瑰婚典，为新人提供婚礼、购物和旅游的一条龙服务，玫瑰婚典的举办地一般选择在上海和国内外著名的旅游胜地。2000年元旦前后，举办了名为“上海——新加坡玫瑰婚典”活动，由飞机将50对新人“空投”到新加坡，新旧世纪之交，新人们参加了在新加坡乌节路由新加坡政府组织的焰火狂欢舞会，并欣赏马来族婚礼，体验马来族风俗文化。 2000年10月16日，上海举办第三届“玫瑰婚典”，主会场设在复兴公园大草坪，有100对新人参加了婚典，其中来自新疆、河南、甘肃、宁夏和陕西等地区的新人有38对。2000年10月底，上海卢湾区旅委、上海中旅、香港旅协上海办事处等共同举办了“玫瑰婚典，情约香港”活动，16对“玫瑰新人”在香港金紫荆广场前举行婚典。 玫瑰婚典 文字转自[上海青年志]，照片来自上海档案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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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m阿芬

太长，懒得看。

LZ上海人？

weder

上海女人和旗袍 2007-11-08 16:01:35  







“ 束身旗袍，流苏披肩，阴暗的花纹里透着阴霾 ” 。这是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女人。旗袍是上海女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作为服装，旗袍第一次将女人的心情、自己的故事同整个城市、整个时代自然地连在一起，伴随着上海女性走过了几十年的风华，成了那个时代、这个城市的标志之一。如今年轻时尚的女性，在服饰上亦有怀旧复古之意，却对旗袍的渊源，旗袍的文化以及旗袍的故事知多少？ ”

旗袍的起源

旗袍旗袍，最初即 “ 旗人之袍 ” 。说起它的来历，有这么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传说 : 清朝入关，满人一统天下，旗人的服饰传入中原。一个叫黑妞的满族渔女，皮肤虽黑但很有光泽，人长得很俊俏，身材又好，被誉为 “ 黑里俏 ” 。她为了方便打鱼，就把原本的大套 “ 一统江山 ” 裙，剪裁成窄小的扣裙便装。后来，这个黑妞被选入皇宫，封为 “ 黑娘娘 ” 。旗袍就是由此流传开来的。

最早清朝满族女子的旗袍，有单、夹、衬绒和丝棉袍之分。其特点是腰身宽松、平直，袖口宽大，衣长至脚踝。到了清朝后期， “ 元宝领 ” 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脸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裾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慈禧太后有一张照片 : 扮成观世音菩萨的样子，旁边李莲英太监扮成童子。这张照片里面慈禧太后穿了一件旗袍，镶滚嵌烫绣贴盘钉样样俱全，可以说是集旗袍工艺之大成。

1911 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梏。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加上西洋文化的影响。旗袍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

三十年代旗袍受西方短裙的影响，衣长缩短，袖口相应缩小，比以前更合身了。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旗袍盛行，衣长加长，两边叉开升高，腰身紧绷，显示女性的曲线美。四十年代，旗袍式样趋向于缩短衣长，减低领高，袖长短至肩下 2 － 3 寸，甚至没有袖子，外形如流线型。上海女人将旗袍演绎得千姿百态，楚楚动人。

旗袍的鼎盛

茅盾先生的著作《子夜》里，有这么一个和旗袍有关的故事：封建保守的高老太爷从乡下到上海。他乘坐的小汽车从外滩经过，看到窗外一辆和汽车齐驶的黄包车，车上坐着一位十分时髦的上海小姐，穿着颜色鲜艳的旗袍，衩开得很高。外滩的风撩起旗袍，露出小姐雪白的大腿。高老太爷为之一惊，立刻闭上羞涩的眼晴，口中不断念道 “ 万恶淫为首 ” 。到了屋里，高老太爷就一病不起，最后一命呜呼。看来旗袍的杀伤力够强劲的。

二十年代末，宋庆龄穿着碎花型的旗袍出现在阅兵观礼台上，而上海广告画上的女子，也开始了连身旗袍的妙曼风姿。于是，名媛名太纷纷效仿，开始穿着旗袍出入社交场合。这座中西合璧的城市，又将西式服装的贴身裁剪方式用在了宽松旗袍上，于是旗袍有了曲线，开始细沿主人的身材，细抚主人的芳心了。


电影《花样年华》张曼玉身着旗袍出境


影星阮玲玉

到了三十年代，旗袍有了衣缘上的细细花边，也有了开叉。也盛行过开叉开到几近臀下，那已有微含挑逗之意了。想想，如果你看见了阮玲玉、周璇那一干三十年代的女子，从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里袅袅走来，沧桑而风情，会让你看到什么？那必是如柳的体态，旗袍的细致，还带着十里洋场特有的奢糜繁荣和高傲不可亲近的气息。

将旗袍穿出这样风韵无限的，莫过于上海女人了。那一抹江南的雅致，那一缕上海的精巧，那一丝繁荣下的世故聪慧，将女人的风姿和旗袍的剔透完全融于一体。张曼玉主演的《花样年华》，其时代背景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一名冷香端凝的女子，从头到尾被 23 件花团锦簇的旗袍密密实实地包裹着，在美艳之下紧箍着情感，耐人寻味。这部电影一放之后，骤然兴起了一阵旗袍热，很多很多女子为此重新想穿旗袍了。

但上海的名媛名太毕竟是有身份的，是需要端庄的，于是开叉又回归到膝盖处，袍身长及地面，行步间微露皮鞋的尖头和细高跟，于是那种妖娆那种微含的性感尽现其中。再后来，由于时局的不稳，再没了那种如风扶细柳的心情心境，于是旗袍的摆线又上提。而宽袍大袖，也不再适合要做事的女人，于是衣袖也变得纤细合体。旗袍变得贴身精炼，而女人们，成熟的体态和优雅而不失干练的风度，也写在了旗袍上。

旗袍的艺术

近代中国的两位第一夫人 —— 宋庆龄和宋美龄，她们在一些重要场合，都是身穿旗袍，不仅体现出东方女性的美丽，更将旗袍升华成了中国的国服。旗袍宋庆龄不仅自己爱穿，抗战时期，她曾将旗袍作为国粹送给了斯诺夫人海伦 · 斯诺。海伦 · 斯诺的好友玻莉穿着这件旗袍，在美国为中国抗战到处演讲募捐筹款。海伦 · 斯诺临终前有个心愿，要把这件中国旗袍完璧归赵。 1998 年这件漂泊了六十年的旗袍终于回到 “ 宋庆龄故居 ” 。

沪剧当中好的旗袍，一般都是演员的私产。因为好的旗袍必须是度身定做，才能完美地将女性的东方美表现出来。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里的舞女，无论是她穿旗袍的样子还是走路的姿势，都会让人眼前一亮。正是许多老艺术家的悉心辅导，将穿旗袍的规矩传授给了年轻的后辈们，演员才能将舞女的这个角色演绎得如此生动而逼真。

旗袍的产生同时也孕育了艺术。有了旗袍，才有了那世界上独具特色、独具魅力的东方气质与东方美。而上海女人白皙细腻的皮肤，相对高头大马的洋妇要娇小玲珑。凹凸有致的身形，天生就是应该穿旗袍的！旗袍看似密实，其实最是性感。含蓄之中，流闪着几丝只有在线装小说、绣像插图中的仕女才有的清幽，因而连带旗袍的性感，都是一种恬淡的靓丽！只有东方人穿上才有那数不清道不尽的东方气韵，才能恰如其分地衬托出东方人典雅、灵秀之美。

weder

*上海70年代──弄堂婚礼 2008-09-16 00:46:28  




70年代刚开始的那些年，因为中国大陆才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没多久，再加上计划经济，物质供应依然贫乏，上海虽说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依然也必须节衣束食。吃的穿的包括很多日常生活用品都必须按每户家庭的人口数目凭票供应。那时的票证印刷的很精美，在我小小年纪的眼睛里看上去就如同工艺品一般。

因为一般的普通家庭没有财力到饭店举办婚宴，为了节约开销，于是弄堂婚礼在当时的上海  
普遍流行。虽说是举办一场弄堂婚礼，在当时却也耗费巨大，单靠主人家是无法筹集所有的鸡鸭鱼肉等物资的，于是邻里间大家齐心协力相互接济便成了一大特色，有送香烟票的，有送油票的，还有送鸡鸭鱼肉票的，总之大家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促成喜事，如此婚礼才能完成。那么弄堂婚礼到底是如何的一番景象呢?

在我的记忆中，通常在举行婚礼前的某个向晚时分，你会看见有某户人家在弄堂的一角搭起了很大的防雨毡布篷，布篷下面是人工搭成的很大的一个临时桌子，那个位置一般在靠近有外接的水龙头的地方便于屠宰鸡鸭和洗刷食物。这里一般被称作是作料台，搭台完毕后，有人会拉上40瓦以上的电灯泡把整个布篷下的空间照个透亮。于是你便知道，婚礼明天就要登场了。

这时候，围在篷下的最兴奋的便是弄堂里那群如麻雀一样飞翔的小孩了，因为他们意识到接下来将是一场盛宴。对孩子们来说，如此的婚宴在连鸡蛋都凭票供应的年代将是如何的一次视觉上和心理上的刺激。对成年人来说也一样，就好像当年每每到了春节，家家户户挑灯夜战的场景，充满了诱惑，充满了吸引力!

弄堂婚礼其间最忙碌最紧张的就是这段准备工作。气氛当然是最和谐的，在和左邻右舍打完招呼做完请示后，主人家一般将所有的食物都提前准备好放在一起，把原本就狭小拥挤的公用厨房间堆得无处下脚。各种可以用来装鸡鸭鱼肉的盛器都被拿了出来，比如脸盆，木桶，甚至有夏天洗澡用的大木盆。大家在忙碌中分享着即将来临的喜悦，欢声笑语点缀了艰苦的时光。

主人家的宾客中如果有从乡下或从外地省市赶来的一般在婚礼举办前就到了，如果主人家床位不够，会和邻居商量是否可以安排借宿一下。每天，这些宾客与主人家里所有的丁壮年一起忙着准备婚礼上的用品。一般男人主要负责烟酒食品的供应和组织，女人负责厨房和清点包装的工作，更多的人包括邻居是帮着做些清洗和料理工作，一般的弄堂婚礼在当时讲究的是备满鸡鸭鱼肉和猪蹄，这在当时是每桌的必备菜肴，至于蔬菜类更是不计其数。准备工作如此之多，单单那些杀鸡拔毛和去除猪蹄上的毛髭的工作就够那些女人们忙活了。为此通宵备战是常有的事。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装喜糖袋的工作。女人们围着一张桌子，把买来的各色糖果按不同的品种分成一堆堆，当时普遍的做法是每袋喜糖里装上八颗不同的糖果，这些糖果有用塑料纸包装的，有用糖衣纸包装的，还有一种用棉纸包装的，女人们细心地手脚麻利的把这些不同的糖果按规定的数量装入喜糖袋，然后最后有一个人拿着一个订书机将装完糖果的喜糖袋订上钉子装箱，整个过程是流水线作业，彼此分工明确配合熟练。那些用塑料纸包装的五颜六色漂亮的糖果在完成所有的这些工序后便静静的躺成一堆象一个待嫁的闺女一样散发着神秘。

对孩子来说，那是最吸引人的所在。因为糖果在那个年代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是奢侈品！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得吃。女孩子最喜爱的除了这些糖果，更是红着眼睛收集那些漂亮的塑料糖衣，她们喜欢把它们一张张在水里浸湿后阴干然后夹在书本里收藏起来。童年时的这些色彩斑斓的糖衣里有无数女孩幼时的梦想一如她们日后的情窦初开。

弄堂婚礼仪式通常是在晚上举行的。在新娘新郎的婚礼正式举办之前，其实婚礼就已经拉开序幕了。在新娘带着所有的嫁妆坐车来到新郎家之前，一般在中午的时候，主人家的人就和婚礼举办过程中的核心成员开吃了。这个时候，一般左邻右舍和领导同事是不参与的，大家最多也就帮忙做些拾遗补缺的工作。

在下午三点钟左右，在无数人翘首等待甚至有点疲倦的时候，人群里有人忽然在喊“来了来了”，霎那间无数的爆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硝烟升腾而起，迎来了新娘和新郎夫妇。新郎家的人在把新婚夫妇迎进新房后，便开始了漫长的搬运工作。整套整套的用真丝被面做成的被子被搬进新房堆成一座小山，家具，小电器，缝纫机，一一被送进新房，围观的人群在羡慕中细数着从新娘家运来的这些嫁妆以此来判断新娘家的背景和经济实力。

其实当时很多嫁妆都是新郎先准备好送到新娘家再运回来的。但上海人讲究的是面子，因此这样的嫁妆越多，越显示新娘家的富裕和地位。而现在这些习俗早已从上海人的生活中褪去。鸟枪换炮后，如今的新娘需要的是最大颗的婚礼钻戒和市中心一套宽敞的住房！

等所有这些嫁妆忙完之后稍事歇息便是正式的婚宴登场了，由于主人家房屋的面积受到限制，因此这个时候就轮到弄堂里的左邻右舍发挥作用了，通常每户邻居家都会摆上一桌或两桌，桌上放的是酒水和香烟，一般就是上海本地产的啤酒和牡丹牌，大前门牌的香烟，每桌都有一个主人家的客人陪着，直到新郎新娘和宾客都落座。整个过程都会有专人在旁监督和司仪的，宾客都落了座之后，便可以收到新郎新娘的主桌上发出的讯号通知大家可以痛饮了。于是，一道一道的菜肴轮流上桌，迅即把大家的桌面占满。

可别小看那些菜肴，这些菜通常是主人家请一些大厨来做的，绝对是一流的上海家常菜，如今就算在大饭店都难以觅到。大家边吃边聊，顺便评点着厨师的手艺和功夫，等待着新郎新娘来敬酒，漫长的等待中有些酒量过人的慢慢就会喝得兴起逐渐语无伦次了，半醉不醉中穿插着各种关于新郎童年时的趣事，等新郎新娘驾到更是宾主尽欢，小孩子通常吃了一半便化作蝴蝶到处四散开。

与现在的婚宴相比，那时的弄堂婚礼是在完全开放的氛围中展开的，没有时间限制，不像现在的酒店婚礼像安上了计时器一般叫人揪心。开怀痛饮之下，弄堂婚礼中一定有不止一个或两个豪饮的壮汉醉倒在地。通常这样的酩酊大醉也给大家带来了欢乐。那个时代的人，浑身都透着一股子豪情和纯朴！而弄堂婚礼要的就是这个气氛。直到夜半来客逐渐散去，新郎新娘也是幸福中透着疲惫，但酒醉饭饱之余的好事者开始借着气氛闹起洞房。这是新郎新娘最为人取笑耍闹的时刻，也可以说是整个婚礼的高潮！

弄堂婚礼中最辛苦的便是做菜的大厨了，一般整个过程他是无法享受的，而且从婚礼开始到结束，所有的菜基本上都是大厨在掌勺，也因此，婚礼之后，通常在第二天，主人家还会招呼最好的邻居朋友和大厨一起补上一顿。由于勤俭持家的理念在当时深入每家每户，有些食物准备的太多不想浪费，因此往往在婚礼之后这样的补餐会延续几顿，直到弄堂里的油毡布被拆除的那天，才算整个婚礼告一段落。其间，依然是每天宾客送往迎来，弄堂里每天可以听到欢声笑语和嬉笑打闹，孩子们依然每天伸手要着喜糖，新娘新郎每天都青春焕发如同开了屏的孔雀一样骄傲和幸福！

这样的婚礼在70年代的上海是很普遍和受欢迎的，一来主要是省去了很多开销，二来大家每天在生活中就像过节，热闹祥和，三来最大限度的融合了邻里间彼此的气氛，就像天下一家一样彼此帮助和友善。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参与其中的人都希望这样的日子可以尽可能的延长，把欢乐延长，把美梦延长。因为那是一个属于物质匮乏的贫困时代！但在那里，你会发现，无论豪阔还是低调，人与人之间没有冷漠，没有歧视，有的只是大家的和睦相处。与今天的豪华婚礼相比，弄堂婚礼散发出的更多的是平凡，温馨和祝福。

此后一直到进入80年代初，这样的弄堂婚礼才因为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而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虽然如此，上海弄堂里那些互相帮助的习惯依然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今天的老一辈依然如此。

每每回忆起那时的弄堂婚礼，他们的眼里依然透出对往事的眷恋和赞叹，仿佛又看见了当年那弄堂里喧哗热闹的场景。走过童年时代经历过那些时代特征的我们，留在脑海中的同样也是那些快乐的奔跑和无忧无虑的飞翔！就像看见那些漂亮的塑料糖衣忽然在天空中撒开，如一场五彩缤纷的雨慢慢飘落到我们的头顶，阳光透过那层薄薄的塑料纸，依然晃得我们的眼睛无法睁开！那是属于我们的曾经的年代！往事已成追忆，仅以此纪念过去的那个年代。

weder

八十年代的婚礼 2007-10-16 18:14:45  



八十年代是一个洁净的年代，人们都还带着在恐怖中长大的孤儿般的谨慎和幻想，还有小心翼翼中暗藏的反骨，悄悄地过自己的日子。那时候的婚礼，是人生中真正的大日子，离婚和婚外恋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婚礼上关于 " 百年好合 " 的祝愿，就是铁打的规矩。


八十年代的新人大都不满意家具店暗淡的日光灯下粗糙而土气的棕红色家具，大家都愿意按照自己的心愿，请木匠到家里来做家具，那时候时兴的，是捷克式家具的颜色，清水蜡克，或者极淡的黄色，那是对国营家具店里红棕色的反动。式样却是组合式家具，若干个方方的箱子，可以放在一起，也可以随便搬动组合更新，变成另外的样子。


从那时候开始，一个上海的新家庭与装修队之间的斗争就已经硝烟四起了，所以八十年代结婚的人，要是在九十年代买房子装修，是最有经验对付离开田野变得毫无道德约束的农民专修队的。经验就是两种，一是事必躬亲，不让他们有空子可钻；二是高高挂起，早就做好了受骗的准备，所以不生气。

那时候的结婚序曲又长又艰苦，新人们蓬头垢面，新娘大多数总是和新郎同甘共苦，见钱眼开的新娘自己知道有罪，人们不把这样的女孩子称为聪明，而是称为好吃懒做。新人们最先了解的，就是木头的品种和零件的价钱。那时候的人心没有现在狡猾，商店里开出来的发票总归是真的。


然后，女孩子要准备自己的嫁妆，八条新棉被，从一斤半的到八斤的，可以盖上二十年。还有各种颜色的缎子被面，大红大绿，喜气洋洋。那些被面子，是真正的好缎子，手工绣的龙凤，一洗就皱，丝线就褪色的那种娇气手工。还要准备两条鸭绒被，两条羊毛毯，洋红的羊毛床罩。


好像织物都应该是女孩子准备的，包括窗帘和桌布，电视机套子。为了找到好看的布料，花的时间不计其数。女孩子总要准备一对樟木箱，那是重要的陪嫁。女孩子用的新被子，会由妈妈请一个全福的女人来缝，为了祝福女孩子日后的幸福，父母不全的，家庭不全的，都不能动新人的嫁妆。常常自己的母亲不肯动针线，因为自己觉得自己还不够幸福吧。而在八十年代，刚刚长期的动乱甫定，有全福的女人还真的不好找。被找上的人，一脸都是自豪和感恩的样子。


男孩子要准备房子和家具，还有电器，那时候不过是冰箱、电视、录像机和录音机而已，但那时候男孩子的工资，大学毕业生也不过五十八块八角。那时候结婚，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不过有自己的一间房间，房间通常都是小小的，一整套家具放进去，转不开身。结婚买商品房，那是万恶的旧社会的事情。所以，家里没有一间可以结婚的房间，就是许多男孩子成为老光棍的原因之一。


规矩的人家也得给媳妇一个见面礼，通常是金戒指和金项链，九九金的。式样老土，克数殷实，女孩子家出面为女婿做一套婚礼上穿的全毛呢中山装，是很多人一辈子的最好的出客衣服，直到九十年代以后。到 95 年以后，给云南灾区捐赠的衣物里面，就能看到压在樟木箱底的呢中山装了，它们散发着经久不息的樟脑丸味道。金项链和戒指，还有上好的呢中山装，还有一件全呢的长大衣，都是婚礼上的主力。


然后就到了婚礼。所谓婚礼，就是喜酒，就是定下一个饭店，请亲朋好友大吃一顿，那时候并没有来喝喜酒一定得送礼的规定，所以被通知喝喜酒的人，都是真正的高兴，八十年代吃到一顿好吃的，还是令人鼓舞的大事。当然，看喜酒的排场也很要紧。家属会带着家里的大锅去饭店，把吃剩下来的东西带回家。

那时的喜酒，真的是货真价实的传统盛宴，清炒虾仁，红烧蹄膀，白斩鸡，香酥鸭，蚝油牛肉，松鼠黄鱼，狮子头，一道一道，热气腾腾，重油赤酱地端上来，被重重地顿在圆桌的中心，一时间，筷子头如雨而下，风卷残云一般，青花大盘子里就空了。那时候喝的酒，都是烈酒，茅台也不那么贵，男人们很快就脸红了，也有人白了，喝醉了的人开始失态，想起了伤心事就哭了。大动乱以后的年代，每个人都有伤心事，整个社会都是多愁善感的，容易见到眼泪，即使是在婚礼上。而女人们的嘴唇因为油，而显得厚而馋相。


发的喜糖，是用窄长如手掌的小塑料袋装的，要是里面八粒都是奶糖，就表示是有钱人家结婚了，通常总要在里面搭两颗便宜点的硬糖，一粒奶油话梅糖，一粒上海产的水果糖，用透明玻璃纸包的。


接下去的节目就是闹洞房了。开始总算是文雅的，说说恋爱经过而已，后来就要新人一起吃苹果，不过借着由子可以让他们不小心亲到一起，大家可以起哄。那时候这种被社会允许的亲昵，是最好的 13 频道节目，可以让人看到自己都脸红心跳。


这是中国在八十年代短暂的宁静中，拘谨而单纯的婚礼过程。多少那时的婚礼，没有应了 " 百年好合 " 的话，消失在经济的腾飞里面。



作者陈丹燕

weder

太长，懒得看。

LZ上海人？
dumm阿芬 发表于 2010-6-10 12:00

不是，贴了n多横眉冷对上海的帖子，
今次换换口味，改溜须吹捧了，

weder

八卦一下──“做人家”的老上海 2008-11-11 17:37:51  




节约二字在上海人口中又呼作“做人家”，如：“张家阿嫂真做人家，一块红腐乳笃笃，要过两顿饭呢。”

“做人家”作为特定时期特定情景下的常用词，真切地传递出上海人勤俭持家的秉性和对生活质量精心策划的追求，它是城市文明进程中，一个族群生活智慧的高度概括。

“做人家”的上海人集体性格，或许可以从张爱玲、苏青的作品中窥破端倪，在今天呼拉拉奔向小康的E时代，这种性格特征依然存在于琐屑的生活细节之中，既是外省人讥讽上海人的把柄，也是上海人卓然而立的主要风格——并不会刻意掩饰或以此为耻。在打造节约型社会的今天，若能心平气和地重新审视，或许能会心一笑。其中应该包含“做人家”的谦逊。

节约领(俗称假领头)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人对中国服装史的杰出贡献。在凭布票买衣服的那个年代，发明者真是用了置死地而后生的灵感来剪裁这只领子。

节约领的妙处在于用最少的布料维持了上海人的体面，而且洗换起来也相当方便。有些节约领做得非常精致，领子是百折不挠的硬扎，系领带也不会露拙，所需布票只有几寸。

与节约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绒线领头，那是贴在女性大衣领子上面的，由自己用毛线编结，既保暖又时尚，还能使大衣领子免遭污损。
　　
上海是一个产业城市，于是工厂的劳防用品也被上海人开发出来。比如纱手套，一年可以省几副下来，拆开来染成红的绿的，再结成一件纱衫，让孩子穿。保暖性稍差，但聊胜于无。

同样，劳动布的工作服也能省下来，改一下让正长身体的孩子穿。那时候上海的服装店里还有一种两面穿的双用衫，一面是咖啡色的灯芯绒，一面是宝蓝色的咔叽布，以一当二，温柔地抚慰了一颗枯萎的虚荣心。

今天的年轻人可以指责上一代人揩公家的油，拿劳防用品做生活资料，但从那个时候熬过来的人只会泛起一层心酸。


那时候，有一个口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据说也是大国总理周恩来倡导的。即使缝缝补补之后，那件破衣服也舍不得扔掉。按线缝拆碎，刷了浆糊褙硬衬，可以做鞋面。

那年头男的穿松紧鞋，女的穿搭攀鞋，冬天则有蚌壳棉鞋。黑面白塑料底，3元多钱一双，对多子女家庭而言，也是不小的开销，自己做就省多了。硬衬是鞋面的内衬，然后再配黑色直贡呢鞋面和黑色滚条，内衬白布。

鞋底有两种，一是布的，自己纳，穿起来很轻巧，很适宜坐办公室的人穿。为了防潮，还可以到皮鞋摊钉一副前后掌。二是塑料底，店里也有买。鞋面鞋底配齐后，送皮鞋摊请老师傅绱一绱。如果遇到聋人师傅，手艺更精，盖因不受外界干扰耳。
　　
破布的另一种出路是扎拖畚。上海人一向是爱清洁的，家中虽仅能容膝，但地板始终干干净净。
　　
那时候的上海布店，还常出售零头布，所需布票很少，价钱也便宜，是家庭主妇的最爱。零头布若买得巧，可以做外套、短裤、马甲等。还有一种边角料论斤买，比如三角形的彩色织锦缎零料，难不倒聪明的上海女人，照样能拼出被面子、窗帘及沙发套来。


转载自上海热线

we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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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不善于出位

2010-04-19 2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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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尚龙(2007) 最近几年在文坛、娱乐圈和网络上成就了一批出位的女人，她们知名度都是以极其迅猛的速度覆盖全中国；如果细细地将她们做一个地域的归类，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这并不是地域的歧视或者地域的崇拜，而仅仅是客观的归类，很少上海女人。 靠身体写作的性爱专栏作家木子美是广东人；高举“下半身”旗帜的尹丽川是重庆人；在博客上实时更新自己的裸照的网络写手竹影青瞳是福建人；同样把自己清晰的裸照张贴在了网络论坛上流氓燕是湖北人；芙蓉姐姐是陕西人；在天涯真我版清一色上传敞胸照的自我秀照片的二月丫头是浙江人；“想把我的玉照给大家欣赏”的欲望女神是湖南人；“曾被强奸，所以有人体捍卫”的海容天天是湖北人；“我暴奶露臀是为了卖思想”的黛秦是陕西人；要打碎娱乐圈潜规则的张珏是湖北人；把自己和赵忠祥的事情自我曝光的饶颖是北京人……可能还会有这一个那一个的女人。 有一个粗略的印象，大红大紫的网络女郎里，没有上海女人的名字。当然上海有以《上海宝贝》出名的卫慧；2007年王家卫准备开拍《上海宝贝》，宝贝的出演者也是一个大胆出位的性感演员白灵；不过卫慧是浙江人，只是读大学到了上海，算不上是真正的上海人；白灵是四川人。 上海唯一一个以出位成名的是宫雪花。1995年，她以47岁的年龄参加亚姐选美引起了轰动，而后便经常可以看到她在电视上的挤眉弄眼和丰乳肥臀的造型，也经常听到她说话很大胆，无所顾忌。宫雪花原来就是上海人，后来才去了香港。 宫雪花确实不是特别上海女人腔的。但是回过头去看宫雪花十一年来的出位，主要都是宫雪花说出来的，而不是她做出来的，她也没有在网络上公布自己的出位照片，她也没有写性爱日记或者性爱宣言。她曾经说她很爱国内的一个部长，她曾经把与作家张贤亮的关系渲染过一阵，她曾经说赵薇的外公与她谈过恋爱，她还说过《满城尽带黄金甲》里巩俐的乳房如何如何，这一些与当今的出位美女相比，也算不得出位了，也就是享受一下口头的快感而已。而且再仔细分析宫雪花，似乎她一天到晚在谈自己的过去未来、男人女人，其实她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她的两个儿子的父亲，她一直避而不谈的，出位出到什么分寸上，她心里是有数的。 旁观者可以怀疑她所说的过去是否是真实的过去，可以怀疑她所宣称的被她掩盖着的内幕是否有内幕，但是没有人会觉得宫雪花的下一个惊人之举是要做一个视频得出位演出。比起大部分的上海籍女明星的矜持和内敛来说，宫雪花是出位的，奔放的，但是比起其他地域的出位女郎，宫雪花无疑又算不上出位的。 这不是在刻意讨论道德和地域的关系。撇开道德与是非的判断，在这么一个号称是“色女时代”里，在这么一个“色女郎”群舞的时代，真是很少上海女人。上海女人是不善于出位的，其原因会有她们自身的道德基准，会有她们的文化基准。但与其说她们不善于出位是因为过不了公共道德门槛，还不如说她们过不了的是自己小环境门槛。她们的父母、她们的同学、她们的同事、她们的朋友、他们的邻居，这一个小环境对于一个上海女人来说，远比大环境大道德要紧得多。 上海这座城市的女人，向来就不是以“豁出去”作为生活理念。上海女人的大胆在于什么衣服都敢穿，而不是什么衣服都敢不穿。上海女人喜欢跟人家比穿衣服，却很少和人家比脱衣服。上海女人也有很强的服装表演欲，而且还比别人强。上海女人也有很强的表现欲，有一个流行词“拗造型”的原意就是上海女人拍照时喜欢做各种各样的造型动作。 但是上海女人的表演表现平台，显然就是在马路上，在单位里，在派对，在酒吧，在同性和异性朋友中间，是一种很直接地被人家发现，是一种很直接地在被别人发现中获得的快感和交流；还有什么心中的窃喜比得上来自陌生人的回头率和来自朋友的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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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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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百姓的弄堂生活9:争夺家产

2008-12-17 18: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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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雨文 弄堂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忙著找女婿，选媳妇，弄堂的纷纷扰扰又在一代一代的延续著。张家讨媳妇啦，李家嫁女儿啦，只要鞭炮声一响，于是乎整条弄堂都沸腾了起来。 80年代人的婚姻己经渐渐的开始意识到私有化了，不光是要有房子，还要大房子，好房子，家产等等。不像我父母当年的“三转一响七十二只脚”就能了事的。而且我记得每当女子嫁入男家还会抱一个首饰盒，以示陪嫁的东西。不管是装门面也好，充楞也好，面子工程在弄堂里泛滥开来。 但是殊不知为了这“面子工程”父母花光积蓄是小，抽筋剥皮是大。每一户平常人家也于帝王之家一样，大有大的难，小有小的难。帝王家抢王位，平常百姓抢家产。这并不只是电视剧里演的，《新老娘舅》里秀的，而是真真实实的在上海的弄堂里发生过的事。 夺产之争 等我快上小学时，二个舅舅也到了婚配的年龄。大舅舅因为当年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所以再要看上别的姑娘不甚容易，几经周折娶了一位元单位同事介绍的大三岁的姑娘，这姑娘就是我的大舅妈。 记得大舅妈刚来的时候，我妈妈就明显减少了带我回外婆家的频率，于是小时候的玩伴也慢慢地疏远了。起先大舅妈也会教我背背唐诗，帮我打打毛衣，倒是很不错。 后来小舅舅也带女朋友回来了，这下子家中就开始暗流汹涌了。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不太清楚，现在我也是从长辈的戚戚私语中有所了解。 外婆家有二间房子，一前一后南北走向，大舅舅先结婚，于是就把里屋大房间给了他们。小舅舅也要结婚了，于是这房子就成了问题。外婆外公商量著，把外间也让出来。那这样一来他俩住哪儿呢？正逢二姨妈二姨父从小三线回城，外婆做主在大间搭了一只搁楼。 以前的石库门房子层高甚高，所以建一层搁楼不难，只是在搁楼里生活，人是直不起腰的。小舅妈是顶替她父亲的工作来上海的，经厂长介绍认识我小舅舅，厂里有4个平方的住宿在新闸路。于是外婆外公商量著他俩暂住4个平方去。 大姨妈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本来从崇明回来住在娘家，现在只得匆匆找个人出嫁，以腾地方。 眼看着小舅舅的婚房就要有着落了，大房却为了一只红木衣架无端生事了。只因当时没有分财产，外公将一套红木家俱的大橱和衣架放在了大舅舅结婚的房里，于是他们顺理成章的认为这就是他们的了。现在小舅舅要结婚，外公看看这半套红木家俱嫌有点寒酸，于是说把红木衣架从里屋搬出来，这下大舅妈可不答应了。 于是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什么出嫁的女儿还回娘家呀！什么男家没房子还住搁楼呀！等等，把母亲姐妹仨统统骂进了，于是妈妈让我住到小姐妹的家里去了。他们则开始分财产，并主张把房子换开，以免兄弟俩人日后生事。可还没等房子换开，二兄弟却为了二妯娌的一句口角打起架来。大舅舅是从小不打人的，这次却动手打了小舅舅。于是大家都认为这日子没法过了，只得要求换房。 走出弄堂 在当年搬进这条弄堂时，可能不曾想过有一天会为了子女之间的财产纠纷而搬出弄堂吧。现在弄堂己经不再是上海的代表建筑，我心中现在上海的代表建筑则是火柴盒式的工房。但是像我们家这样没等到折迁的浩大工程就匆匆搬出弄堂的不多。 为了平息二兄弟的矛盾，二姨妈向公司申请了分房，幸好她大小是个领导很快的给解决了这房子的事，并且带著外公外婆一起搬走了。妈妈天天在静安区房调所门口走来走去，东家看看西家凑凑，终于和一家住虹桥路的人换成了，外公单位又将天山路的一间公用的房子分给了他，以解决了小舅舅的房子。从此之后二兄弟老死不相往来，几十年了，除了有特大事情发生，他俩是不会在一个场所出现的。这就是当年不少上海人的宿命。 我小小年纪便看到了这个世道尽是如此的残酷与现实，原来好好的一家人，为了几张钞票，竟然可以恶言向相，滑天下之大稽，平日里的素质，修养，文化统统不见了。解下全副的面具，真实地、本质地、暴露无遗地大吵特吵。而中国千年的传男不传女传统使母亲姐妹仨只分得了二只樟木箱。解放后我们无锡的田地都不要了，外婆当年则为了和外公在一起放弃了萧山所有的财产继承只身来上海，所以二老临老又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幸好三个女儿很孝顺，使外公外婆有了一个温馨的晚年。 我无奈地离开了弄堂，更不能怨天怨地，谁叫我们家的男人竟是如此的无用？不知道去外面谋发展。事情过去二十几年了，现在当我问起这段往事时，二个舅舅都会用“小孩子懂什么呀？”来搪塞于我。 人生是无情的，时代是无情的，生活是无情的，而我们的心是有情的，我们的爱是有情的，于是生活还在继续著，我们如同坐在命运的过山车上，滑到那是那儿。 今天是我母亲的生日，在今天我结束了“我记忆深处的弄堂生活”还是很有意思的。那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且重重的一笔。 20/09/2008 --------------------------------------- 慧慧读后记: 我是从小到大一直生长在新村工房里，关起门来和左邻右舍从不搭讪的。我从小就对弄堂这种生煤球炉子倒马桶的地方不屑一顾，那里是小市民风气极浓的地方。来到网上，才发觉有很多上海人怀念他们生活过的老弄堂老房子。我的很多同龄人是在此文所描述的类似弄堂里长大的，弄堂提供给他们一个从小磨练人际关系的平台，所以弄堂出来的孩子比较会交朋友，长大比较善于察言观色和左右逢源。弄堂里72家房客狭小的生活空间，大人之间去争去维护去算计一丁点的蝇头小利(请见水头龙和拉线开关，晒台故事)，潜移默化培养弄堂孩子从小就现实和势力，称作精明也好。多年后的今天，我读了一些有关弄堂的帖子后，茅塞顿开 。(此部分为慧慧原创，谢绝转帖) 相关文章： 弄堂生活1: 72家房客 弄堂生活2: 水龙头 弄堂生活3: 压岁钿 弄堂生活4: 晒台风波 弄堂生活5: 生煎馒头 弄堂生活6: 戆亚芬 弄堂生活7: 看电视风波 弄堂生活8：弄堂式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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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er

上海弄堂风情与习俗 New 2009-03-20 01:37:38  


蔡丰明


所谓“弄堂”，是上海人对于里弄的俗称，它是由连排的石库门建筑所造成的，并与石库门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的石库门建筑是一种多单元组成的联立式结构：早期的石库门一般由20～30个单元组成，后来的石库门则更是扩大到一百至数百个单元。


这些石库门一排排地联体而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房屋网络。石库门建筑的间隙之间，形成了一条条的通道，这种通道便是上海人所谓的“弄堂”。由于地面紧张，房屋排列行距很紧，因此上海的弄堂也大都显得十分狭窄。较宽的为4米左右，较狭的连3米都不到。


这些弄堂虽然行距狭窄，阴暗潮湿，然而却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这一百多年来上海都市人生存栖息的一块重要的天地，多少年来，成千上万的上海人就是在这些狭窄的弄堂里度过了他们日久天长的生活，并且创造了形形色色风情独具的弄堂文化。


长期以来，上海人的吃饭、洗衣、拣菜、倒马桶等日常生活之事都是在弄堂中进行的。夏天季节，走进上海人的弄堂中，便经常可以看到一家家门口都摆放着餐桌：餐桌上放着几碗荤素菜肴，或者几碟酱菜咸货，一家老小围聚在餐桌旁边，男的打着赤膊，女的则扇着笆蕉扇，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饭。


许多家庭的洗衣、晾衣之事，也大都是在弄堂中进行的。上午与傍晚，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家庭主妇们在弄堂里一字排开大大小小的几个木盆，将盆中的衣服泡上一些肥皂水并揉搓一阵，然后放到弄堂墙壁上的水笼头上去冲洗。衣服洗净后，便在弄堂的两端绑上一根长绳，把衣服晾于绳上。一件件滴着水的衣服在弄堂内随风飘动，左右摆甩，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万国旗”景观。


上海的弄堂也经常是家庭主妇们拣菜洗菜，淘米烧饭的地方。每至准备餐饭的时辰，上海弄堂内便到处可以看到妇女们坐在弄堂里拣菜淘米的情景，她们不时地掰下鸡毛菜上的黄叶，或者拣出淘米箩中的烂米，将其扔到弄堂的地上，然后再将菜和米放到弄堂的水笼头上去冲洗。一些燃着红红煤球的炉子，也被拿到弄堂中去透风、出灰，等煤炉中冒过一阵烟后，再拿回到屋内烧水煮饭。


旧时上海都市中卫生条件普遍较差，大量的石库门居民都是以马桶来作为如厕的工具，于是倒马桶便成了上海都市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种原始、落后的倒马桶活动，也大都是在上海的弄堂中进行的。每天清晨，随着弄堂内倒马桶人的一声大吼：“马桶拎出来喽！”各家的后门便纷纷地打开了。一个个马桶被拎到弄堂里，由倒马桶人倒掉后再用笏帚刷净，然后放到弄堂的墙角下晾晒着。


民国时期的一些文人在写到上海都市中这种倒马桶景象时经常带有几分揶揄的口气：“从后门望去，家家都有一个或两个红漆的马桶，在后门口陈列着。那种罗列成行的样子，又令人想起象是一种大阅兵式。”


上海的弄堂也是许多上海人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每逢夏季来临，弄堂中便时时可见一支支乘凉的大军。那些家中住房条件困难，通风设备较差的人家，早早地便将草席、长凳、躺椅、竹榻搬到自己家门口的弄堂之中，在那里占得一席之地。


夜幕降临时，人们用凉水在弄堂里冲洗一阵，然后便怡然自得地坐在那里乘起凉来。许多在弄堂里开小商店的，则将自己店门前的排门板卸下，搁上两条长凳，充当乘凉的用具。此时的弄堂内，成了一个热闹、嘈杂，充满各种人情世态的世界。老人们大多是静静地躺在竹榻、睡椅上，睡眼朦胧地摇着扇子，小伙们则大多是斗棋打牌，读书看报，或者与一些朋友们聊着一些有趣的故事。妇女们大多是在草席上嗑着瓜子，做着针线，一边哄着孩子睡觉，而那些顽皮的小学生们，则大多是在弄堂里东窜西跑，奔逐嬉闹，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一篇反映30年代上海都市弄堂乘凉风俗的作品中这样写道：“（上海）弄堂是四四方方一座城，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房子。一层楼的，二层楼的，三层楼的，还有四层楼的单间或双间房子，构成了好多好多的小胡同房子……。到了夏天，到处摆着椅凳，人们团团地聚坐着，尤其是晚上，到处可以看出人浪来。女人们的黑裤（黑香云纱裤子），排列起来，如果您不小心，她们的突出的臀部的双曲线就会碰到您的身上……。在习习的晚风里，产生了浪漫史和悲喜剧的连环图画。”


这种情景，在旧时上海都市中随处可见。现今，虽然许多上海居民的家庭住房条件已经大为改善，夏日里到弄堂中乘凉的人数已远不如过去那样多，但是仍有不少现代上海人喜欢到弄堂中去乘凉消夏，因为那里有着一种自己家庭中无法得到的群体气氛，那里可以寻找到一种自己家庭中无法寻找到的人生乐趣。



弄堂更是上海的小孩子们嬉戏玩耍，从事各种游戏活动的主要场所。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末的上海人在童年时代几乎都有与弄堂中的小朋友一起玩游戏的经历。男孩子们玩的大多是一些较为粗犷的游戏，如打弹子、盗将寨、钉橄榄丸、飞香烟牌子、滚铁环、扯响铃、溜冰等等；而女孩子们玩的则大多是一些较为细腻文雅的游戏，如跳橡皮筋、造房子、踢踺子、挑绷绷、拾子等等。


但是，随着家庭住房条件的改善和家庭娱乐的发展，现在弄堂中做游戏，玩耍娱乐的孩子已经越来越少，延续百年以上的上海弄堂游戏习俗也正在逐渐走向衰落，这是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不断走向都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必然结果。


上海人的弄堂生活中除了吃饭、洗衣、休闲、娱乐等多方面的内容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交易买卖。对于许多上海人来说，弄堂不仅是一块栖息生存的独特天地，而且也是一个买卖物品，灵通市面的主要场所。许多小商品的买卖活动，都是在弄堂中进行的，许多打探行情，了解市面的行为，也都是在弄堂中出现的，它们构成了上海滩上又一种充满市井风情的弄堂习俗形式。


在旧时，上海弄堂中最为常见，同时也是最为热闹的，是那些卖小吃点心的生意。从清晨开始一直到晚上，各种小吃点心摊子便不断地涌向上海的各条大街小巷之中，各种小吃点心的叫卖声也始终在上海的各条弄堂中响彻回荡，它们构造了一种浓浓的上海弄堂生活的情韵。


鲁迅在《弄堂生意古今谈》一文中云：“这是四五年前，闸北一带弄堂内外叫卖零食的声音，假使当时记录下来，从早到夜，恐怕总可以有二三十样，而且那些口号也真漂亮，不知道他是从‘晚明文选’或‘晚明小品’里找过词汇呢，还是怎么，实在使我似的初到上海的乡下人，一听就有馋涎欲滴之慨。‘薏米杏仁’而又‘莲心粥’，这是新鲜到连先前梦里也没有想到的。”


除了小吃点心以外，到弄堂中来卖菜、卖香烟火柴，卖针头线脑，卖竹木器具的小生意人也极其之多，他们来到上海的弄堂里后，家庭中的主妇、佣人、孩子们便会急急地从屋子内奔出来，围到摊子旁，一边看着货色，一边与摊主们讨价还价。一些勤俭持家的主妇们，有时为了要想少出一个铜元，也会向那些摊主们卖弄一番风情，投送几下秋波，以求得一个讨价还价上的便宜。


种种弄堂风情与弄堂习俗，是上海都市人对于局促的居住环境所作出的一种补偿行为，是上海都市人迫切的居住需求与强烈的扩张心理作用下的产物。长期生活在狭小的石库门天地中的上海都市民众，对于生存空间的需求常常要比其它地方的人强烈、迫切得多。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扩大生存空间的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为扩张自己的生活区域寻找着机会和条件。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弄堂便成了他们籍以达到扩张生活区域的一种重要对象。


与普通的，较为封闭式的居家生活和居家习俗不同，上海人的弄堂生活和弄堂习俗所具有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那种开放性。在居家环境中，一幢幢的房屋将各个家庭，各个群体分割成互相独立的单位，在这些单位中，人们的生活大都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各家之间不可能有较多的沟通和联系。


但是在弄堂中，各家之间的生活却成了一个完全开放的体系，那里没有隔阂，没有隐秘，个人的家庭生活，几乎完全与弄堂的社会生活混成了一体。本来，许多个人的生活问题，如吃饭、睡觉、如厕等等，都具有一定的隐私性，它们大都是在各自的居室中进行的，而不大可能出现于公众场合。


但是在上海人的弄堂生活中，这些事情却大都成了一种公开化的活动，完全没有任何的秘密可言。在弄堂中，这一家吃的饭菜，另一家一目了然；在弄堂中，这一家有几件衣服，有几张桌椅，另一家也了如指掌。即使是象小便、倒马桶这样较隐秘的事，在上海的弄堂中也常常是以堂而皇之，毫无遮掩的方式进行的，完全不避任何人的耳目。


弄堂生活与弄堂习俗的开放性，不但使许多个人的隐私变成了公开的活动，而且也使许多个人的生活内容与社会混成了一体。在居家环境中，许多个人的生活活动，诸如吃饭、洗菜、娱乐等等都是在家庭的范围内进行的，不可能有众多家庭以外人员的参与。


但是在上海弄堂中，这些原本属于个人的生活活动却经常会出现诸多邻居共同参与；不分彼此的情形，完全打破了那种封闭、独立的居家生活方式的限制。例如在弄堂中，这一家的孩子经常会跑到另一家的饭桌上去吃饭，而另一家的阿婆、嫂嫂，也经常会帮着这一家的阿婆、嫂嫂拣青菜、剥毛豆，或者照看煤炉。


弄堂中的一些文娱活动，更是经常会在许多家庭的共同参与下进行。例如成人们玩的“大怪路子”，孩子们玩的“盗将寨”、“捉迷藏”之类的游戏，大都是由弄堂中的几户人家共同组合参与，而旁观之人更是来自弄堂里的各门各户。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弄堂娱乐群体，使原本属于各个家庭中的活动，变成了一种有众多非家庭人员参与的社会性活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都市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开拓进取、思路活跃、善于交际等等的性格，也是在开放的上海弄堂生活的熏陶下所形成的，正是开放的上海弄堂生活，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上海人。有人说：“上海的里弄是开放的，上海的石库门房子也是开放的……。上海人不怕开放，而是希望开放，渴望与市场联成一片。”这种将上海里弄的开放性与上海人的开放性联系起来考察、认识的见解，是颇有见地的。



“弄堂是上海的特产，是属于上海人的，它记载了上海的故事，反映了上海人的文化、生活方式与心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住房条件的改善，上海的弄堂面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上海人的弄堂生活和弄堂习俗，也正在日益向着文明、进步、科学的方向发展。在人类历史的步伐即将跨入21世纪之时，上海的弄堂必将会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并且充分地展现出自己那种凝聚着现代上海都市人积极进取、勇于开拓、文明科学等等精神力量的美好形象。

资料来自上海地方志

weder

*上海女人为什么穿睡衣满街跑? 2010-04-19 17:28:40  


马尚龙(2007)


如果说上海女人有一百个优雅值得称颂，如果说上海女人有一百个妩媚值得嫉妒，那么上海女人至少有一个缺点，至少有一个不能忍受的低俗，足以减去九十九个优雅，减去九十九个妩媚，那就是上海女人穿了睡衣满街跑，

或者是去菜场，或者是去酱油店，或者是去学校接孩子，或者去邻居家打麻将，或者是在家里招待客人，只要是在夏天，甚至也包括晚春和初秋，那一身上下的睡衣就是上海女人的标准服装了：白底子，绛红或者宝蓝或者土黄的小花，袖口和下摆镶了一圈深色的滚边，上衣有袋，裤子也有插袋，考究的做工示意着，决不是自己缝纫机踏出来的。

有一位北方女士来上海旅游，当她看到穿着睡衣的上海女人时，竟然怀疑自己是不是在上海；张爱玲的故乡，新天地的邻居，时尚之都，天哪！怎么会冒出来穿了睡衣的女人？

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上海女人都穿着睡衣上街，而且也可以说，很多上海女人就极其看不惯穿了睡衣上街的上海女人，但是这一笔账就算在上海女人头上了，成为关于上海女人的一个话题。

穿了睡衣上街当然不雅观，同时也应该这么看，正因为是上海女人穿了睡衣上街，所以值得口诛笔伐，所以很出名；如果是某个小城镇的女人穿了肥大的短裤坐在街口，是不会有人非议的，如同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考了99分还是被老师批评一样。

张爱玲式的上海女人是不会穿着睡衣上街的，也是看不起穿了睡衣上街的上海女人的。但是小弄堂女人，或者还有石库门女人，是会穿睡衣上街的，而且她们从来就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穿了睡衣上街的主流女人，大约也就是来自于小弄堂和石库门。如果问她们，她们会眼睛一瞪说：问得怪伐？这衣裳有什么不好？是不是叫我穿三点式，还是叫我穿西装？说话的时候，说不定还带出了一些“叱那叱那”的市井切口。

市井文化有市井文化的肤浅，市井文化也有市井文化的理由；越往弄堂深处走，市井文化越肤浅，也越有理由。睡衣也是如此。其实所有对睡衣女人的抨击，都没有弄明白小弄堂女人和石库门女人为什么穿睡衣上街，更不知道她们是从来不会穿了睡衣睡觉的。

她们晚上睡觉时候穿的是困衣，是极其简单的汗衫短裤，考究的睡衣她们可是舍不得睡觉穿的。在她们眼里，上街的睡衣不是睡衣。她们白天穿睡衣的时候，里面是戴胸罩穿内裤的，晚上睡觉时候穿的困衣短裤里面是真空的。按照某一位爱穿睡衣上街的女人的说法，衣裳里面戴胸罩穿内裤的，就不是睡衣。好像也有道理？

她们居住空间极其狭小，必定是公用的厨房公用的卫生，在夏日里她们从房间到厨房到卫生间不知要走多少趟，不像独门独户的主妇，甚至可以裸体做家务。她们没有这个福气，每天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七十二家房客邻居，当然要有一套可以走来走去的衣服，但是又要可以做家务的。她们觉得睡衣还真是蛮大方的，该遮住的部位全部遮住了，而且还很宽松很风凉，在充斥着男男女女邻居的公用场所，也很自然。

睡衣的设计者恐怕也是深谙她们的尴尬，才会有设计上的灵动：睡衣居然有袋，上衣有袋，裤子也有袋。要知道夏天女人上街最烦的是什么？是一身上下没有一个衣袋，而睡衣的衣袋恰恰又助长了女人穿了它上街，一边袋袋里放点小钞票瘌头分，一边袋袋里塞只马甲袋，去菜场就方便了。

就是在家里，睡衣的衣袋也有实际的用场，比如放一只一次性打火机到厨房间点煤气用，比如放一串钥匙回房间时用，比如放几张手纸去公用卫生间就急。没住过公用住房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一些鸡零狗碎的重要性。

还有另外一个用处，是连睡衣的设计者都没有想到的，证券营业所里做股票的男男女女，就有穿睡衣的。对于她们来说，睡衣就是她们白天居家生活做家务的工作服，两套睡衣调上调下，每天洗一把，用衣架晾得服服帖帖；穿在身上还真蛮好看的，还真不便宜的。

如果有人会跟她们说睡衣不文明，她们会反唇相讥：“侬帮帮忙，我穿了嘎许多衣裳还不文明啊？难道还是穿吊带衫文明？”只有等到她们搬到独门独户的新居后，才会对睡衣有新的想法。存在决定意识，在什么时候都是一定的。

当睡衣有袋的时候，不是画蛇添足，反而可以联想到它的许多妙用，可以联想到它不仅仅对于小弄堂女人和石库门女人，而且也是对于整体的上海女人来说，是一种务实的需要和精神的象征。务实的需要是很实际的。这精神象征里包括的东西，是虚的也是实的。它会有上海女人的精打细算，会有上海女人的小聪明，会有上海女人的多快好省；对了，还有上海女人的私房钱。上海女人衣袋里收藏着各种各样的私房钱藏匿秘笈，上海女人的衣袋里收藏着上海女人的女人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