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念集:《树上的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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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5月16日的那天晚上，赵氏兄弟的告别宴会绝对称得上丰盛──下酒菜有月盛斋的牛肉，天福号的肘子，六必居的咸黄瓜，天源酱园的八宝菜等等；主食也相当可口，是来自老家的速冻狗不理包子。

　　 兄弟俩开怀畅饮。喝干了摆在房门口那只鞋柜子上的半箱啤酒，赵湘又返身去了阳台，从一摞整箱的啤酒中搬回一箱来。如果你为他俩的酒量担心，唯恐谁会给灌躺下，就实在有点儿多虑了。

　　 据说，有史以来，无论是赵鄂还是赵湘，都还没有过醉酒的纪录。不光如此，不管喝多少，也不管喝的是啤酒白酒葡萄酒，还是把这几种东西搅和在一起一块儿喝下去，赵氏兄弟也丝毫不会红头涨脸，只不过当每个人的啤酒超过15瓶或者白酒超过1斤时，他们原本就很苍白的脸会显得愈发苍白而已。

　　 虽然刚一拿起筷子，赵鄂便跟赵湘说了他将要去美国某州某美术学院去作为期3年的客座教授，并且暗示不拿到绿卡决不会回来，还向赵湘出示了自己的签证，但赵湘却没有马上接赵鄂的话茬儿，更没有像常人那般大发感慨，诸如“你小子──真幸运，知道这事儿让我多着急吗？”这样一类我们理所应当听见的话。他好半天都没说什么，直到两个人把那一整箱啤酒全都变成空瓶后，才平静地问起自己的兄弟。

　　 “打算……什么时候走？”

　　 “很快，”赵鄂回答，“如果……和张文英的事儿能迅速了断的话。”赵鄂回答。

　　 “张文英？”听到一个陌生女人的名字，赵湘一时有些诧异， “你交女朋友啦？”

　　 “女朋友？”赵鄂纳闷儿地反问，不过很快就明白了过来，“哦，你误会啦，这是位男士，是我的经纪人……”

　　 “你的经纪人？可我记得那个人姓吴呀？”

　　 “那都是什么年月的老皇历啦，早都换了好几个了，这一位是三姨夫的一个朋友介绍的……”赵鄂解释道，“这家伙是上海人，两年来委实从我身上挣了不少钱，就这样还不满足──前些日子，居然不经我的同意，就把我放在他那儿的一幅画儿，拿到杭州给卖了……”说话间，他拿起一只紫红色的美国苹果问赵湘，“……哦，有刀吗？”

　　 “有。”赵湘回答，随即去了卧室，从自己的枕头底下抽出了一把匕首，将刀鞘塞了回去，他握着刀回到了餐桌，把镶着三颗红宝石的刀柄递到了赵鄂的手里。

　　 “喔！”赵鄂一时有些惊诧。

　　 “不错吧，正宗的克什米尔货，”赵湘说，“一个朋友从喀喇昆仑山口捎来的。”他跟着叮嘱，“非常快，小心别拉了手……”

　　 “知道了。”赵鄂看了看锋利的刀刃，便一边削着苹果，一边继续和赵湘说着话。

　　 从刀尖上取下半个苹果后，赵湘渐渐得知了自己兄弟的议事日程不是明天就是后天，赵鄂将和他的那个经纪人见面（来北京之前赵鄂已经给他打了电话），听他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一旦他们之间的问题解决，赵鄂便一天都不等，尽快确定航班，直接从天津奔赴北京首都机场。

　　 感叹了一声，赵湘点了点头：“好吧，到时候我去送你。”

　　 “别！”赵鄂当即反对，“千万别，我可不想咱俩在那儿伤心……” 片刻，赵鄂接着又说道：

　　 “还有一件事，实际上……我已经决定不回来了……哦，别误会了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回来看你，是说我打算留在那儿。这么一来……咱家的房子我就不要了，你全权处理吧，虽然是祖上留下的产业，可以后你一个人住，实在是不实用，况且年头儿太长了，电线水管都已经老化，全都得换；屋顶也不行了，阁楼去年漏雨漏得厉害，这么多问题，那要是动起来工程就大了，既费事儿又费钱，照我看你现在的状况……”

　　 似乎意识到不该过多地评判自己的兄弟，赵鄂忽然打住了话头，他从兜里掏出一只精致的钱包，用两根纤细的手指从一叠各样花色的信用卡的下面拈出一张同样大小的名片：

　　 “这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他们打算把整个儿楼买下来，房子已经看过了。背面上的那个数儿是人家出的价儿，不算很高，但也可以了。大沽路利华饭店和市政府中间儿新起了一座塔楼，我去看过，还在26层给你选了套三居室，挺不错，把在东南角儿，站在阳台上一直可以看到西南楼……我建议你买下来，剩下的钱足够你……算了，你自己考虑吧……”

　　 当赵鄂说话时，赵湘一直显得心不在焉，似乎根本没在听，呆滞的双眼透过厨房的那扇窗，始终朝着天边西落的红日凝望。兄弟二人沉默了好一阵，当最后一缕血一般的晚霞消失在市区重叠着的三座塔楼背后，他忽然开了口：

　　 “你真的不能在我这儿住一宿吗？”

　　 T25次是从北京开往青岛的特快列车，发车时间是每晚的10点10分；如果运行正常，会在次日早上的7点57分到达终点。中途将在五个城市停靠，第一站便是天津。

　　 如果你是个来北京办事儿的天津人，一旦错过了晚上7点46分的直达天津的T553，要想当天赶回家，你最好乘坐这一趟，否则就只剩下一个小时后的K101，那样一来，你到天津的时候，就已经是半夜了。正因为如此，除了那些前往德州、济南、淄博、潍坊、青岛的旅客，这趟车上总会搭上不少脸色疲惫的天津人。

　　 对于站在6号车厢门前的女乘务员W小姐来说，5月16日的那天晚上无疑是异乎寻常的。这并不是指当时正在下雨，常年奔波在旅途上的她，早已对各种天气司空见惯，要说的是那一刻她在登车的旅客中，看见了一个让她颇为动心的男人。

　　 照说这位W小姐并不是我故事中的主要角色，理应略去不谈，可因为她在无意中成为了发生在当晚的那起谋杀案里的一个重要证人，我必须为这个仅仅露了一面的过场人物罗嗦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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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小姐时年28岁，虽然模样谈不上好看，但也称得上是端端正正，可即便如此，火车19点54分到达北京站时，这把年纪的W小姐却依然待字闺中。究其原委，问题只有一个她长得太高，1.76米的她要想找到能与自己身高相匹配的如意郎君着实不那么简单。

　　 因此，你肯定能够理解，当W小姐看到一个1.84米的漂亮男人正朝自己匆匆走来时，那颗老处女的心将跳动得何等剧烈，而她对他的关注，自然也就可想而知。当他不小心地在湿滑的月台上，一个趔趄摔倒在W小姐面前时，她立刻毫不犹豫地俯下身将他搀扶起来。

　　 如果我的故事拍成了电影，你就会直截了当地在银幕上看见W小姐那一刻对待完全符合自己臆想的意中人有多亲切，而且还能听见她那只有遇到她渴望得到的男人时，才会发出的甜蜜嗓音。

　　 “怎么样，没摔着吧？”

　　 W小姐关心地问，同时抓住与这位美男子距离最近的一刹那，贪婪地朝他望去。于是，顺着W小姐的目光，你会看到那位你已经十分熟悉的赵氏兄弟──一张比女人还白皙的脸，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鼻梁，性感的嘴唇，眼窝深深、具有极强的诱惑力的一双迷人的大眼，以及头上松软飘逸的乌黑长发。

　　 某分局刑警队的三级警督陈耳东，是在5月17日的上午接到由市局110报警中心打来的电话。这一天是星期六，当时他正在市公安医院一间阳光灿烂的病房里探视自己一位生病的老上级。趁他匆匆走出医院大门，三步两步地跳上汽车，呼啸着警笛赶往案发现场的这会儿工夫，我大致和你谈谈我的这位警察朋友吧。

　　 他是个40岁上下的中年人，中等个头儿，不胖不瘦，不方不圆的一张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既没有一双炯炯有神的慧眼，也没有天庭饱满的宽阔额头。至于嘴和鼻子，更是平平常常──怎么跟你讲呢，他的相貌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提一提的地方。照我的估计，如果某天你在大街上与这位身着便装的警察擦肩而过，陈耳东非但不会引起你的任何注意，你甚至会对他毫无印象。

　　 说起来，陈耳东也算得上出身于书香门第，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母亲和祖父祖母都是小学教师。在长辈们的影响下他自幼喜欢读书，兴趣十分广泛，那间狭小的书房里堆满了门类庞杂的各种书籍。在我的印象中，有《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圣经》、《古兰经》和《佛教知识宝典》，还有一些介绍中国各地的庙宇和世界各地的教堂的画册。在一个角落里，我还看见了一本马寅初的《人口论》和梁思成的一本关于城市规划的著作。当然了，绝大部分还是些文学名著，中国的《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外国的《简爱》、《红与黑》、《悲惨世界》，诸如此类，可以说应有尽有。

　　 当我搬来他的对门，一旦他百忙之中有了闲暇，便常常会把我邀了去，一起喝个茶，谈谈李白、杜甫、贺知章；或者越过大洋聊聊海明威、欧·亨利、杰克·伦敦。

　　 陈耳东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某次阅读我推荐的一个16岁女孩儿写的一篇散文，竟当着我的面儿流下激动的眼泪。平日里他也是温文尔雅，说话不紧不慢，脸上总是一团和气，一点儿也没有你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警察的那种威严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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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
陈耳东却是个很厉害的警察，破过不少疑难案件，其中包括十年前那起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某著名演员的前妻被杀案。听说他从小就立志将来要当一名侦探，上学的时候十分喜欢看日本的推理小说，到现在仍然能把初中一年级读的横沟正史的《令人恐惧的四月》、《本阵杀人事件》按原章节完完整整地给你讲一遍。他不但记得住里边每一个人物的名字，而且还能记得住所有的重要情节，甚至可以把一些精彩的对话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

　　 除了记忆力好以外，他还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据他自己介绍，他从小就喜欢那些检验观察力的智力测验，比如在看上去完全相同的两张画里，找出其中的7个或者8个不易察觉的不同之处的那种，一般对此他都无一遗漏。这个优势在他的警察生涯中着实帮了他不少忙，而在我将要谈及的这起谋杀案里，这一点同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是一座6层红楼。要说起来，它多少有些不同寻常。首先，楼房的地基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就打了下去，但由于种种令人费解的原因，直到进入了21世纪，整座楼房才竣工。交付使用后，楼房的三家产权单位又不知因为什么扯上了皮，使得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只入住了十几户，绝大部分房子至今仍然空置。这种情况，莫说在居民住房紧张到人人皆知的北京实属罕见，即便是在全中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还有，这座楼不属于哪一个小区，只是像一个光棍儿似的孤零零地站在那条胡同里。它一共5个单元，全部对着马路，之间有一道不高的栅栏，里边一条狭长的走道便是院子。入口在尽西头儿，是两扇自打安上就从来没关过的大门。

　　 这便是本故事中所发生的第一起谋杀案的地点。

　　 陈耳东的那辆悬挂警用车牌的蓝色切诺基开到门口时，先期到达的110警察已经封锁了现场，在赵湘居住的3单元门前拉起了一条黄色的警戒线。

　　 见他来了，停在一旁的另外一辆警车打开了车门，从里边出来的是陈耳东的两个部下梁子和小胡。背着一只不大的铝合金箱子的是梁子，他约摸三十岁，也是中等身材；小胡高一些，很魁梧，二十五岁上下，刚从警校出来没多久，手里提了一台最新款的数码照相机。两个人跟自己的头儿打了招呼，便一起进了单元。

　　 “怎么个情况？”陈耳东一边上楼一边问。

　　 “是个租房子住的天津人。”110警察回答。

　　 “天津人？”

　　 “嗯，挺大的个子，小伙子白白净净，长得挺帅，昨晚有人闯进他的屋子，给了他一刀。”

　　 “弄清身份了吗？”

　　 “据房东说，死者叫赵湘，看样子是个在公司上班的白领。”

　　 “谁报的案？”陈耳东又问。

　　 “房东本人。”警察说，“他上午跑来收房钱，见门没有关严就进去了，结果在厕所里发现了尸体。”

　　 就如你经常在一些电影里看见的情形一样，一走入502室，陈耳东几个马上就对这起谋杀案开始侦查。当刑警小胡从各种角度对着趴在地上的赵湘拍照了一通后，梁子将他的尸体翻了个身，于是你便看到插在他胸膛上的那把尖刀。

　　 随后赶来的现场法医初步推断，赵湘的死亡时间大致在昨晚10点以后至12点之前。陈耳东从一个细心的老人那里了解到，昨天晚上定安庄西大街的雨是10点半才下起来的，而室内一些泥泞的脚印表明，下雨之后一共有4个人到达过现场。显然，凶手就在这4个人中间。

　　 根据被打碎的厨房窗户判断，其中有一人是从阳台上进来的。得知6层没有人住，刑警梁子判断这个人是从楼顶下来，先到了6层的阳台，再到死者的阳台。但他同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此人攀着雨水管，从楼下一直爬上来。鉴于门锁完好，没有被撬的痕迹，梁子认为很有可能是这个人先进了屋，随即接应了等在门外的另外3个同伙。

　　 赵湘租住的这套一室一厅的房里东西并不多，但却是一片狼藉，卧室立柜的两扇门开着，里边所有的衣物都给扔在了地上，旁边的几只纸箱也全被翻了个底朝天。据此，当陈耳东问及两个部下的看法时，梁子和小胡都觉得入户盗窃杀人的可能性很大。

　　 按照这个思路，梁子把当时的情景作了复原──当第一个人爬上阳台，打碎窗户进入厨房的那一刻，死者正在卫生间里洗澡。他听见了屋里的异常响动，于是关上水龙头准备看个究竟。而此时，这个人已经到了门厅，准备去给同伙开门，发觉卫生间里边有人，顺手拿起餐桌上的一把尖刀，就在赵湘推开卫生间的门的一刹那，他一下子扑了过去，一刀刺死了赵湘。随后，他开门放进来他的3个同伙，在屋里翻腾了一通，拿走了赵湘所有的现金（或许也包括存折）和一些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便迅速逃离了现场。

　　 尽管刑警梁子说得有根有据，听起来不失逻辑严谨，但陈耳东却不同意自己这位属下的结论，他的怀疑主要有三：

　　 其一，虽说梁子根据门厅桌子上的那些削下来的苹果皮，推测出那把匕首曾经摆在那里这一点没有错，可刀鞘却是在死者的枕头底下发现的，这说明那把刀曾经放在那儿，意味着死者正在防范着什么人；

　　 其二，根据常理，一般不会有4个窃贼一起进入一个普通住宅行窃。这么多的人在案发现场进进出出，很容易被人发现。也就是说，这4个人要么不是一伙儿，只不过在那个时间先后到来。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4个人的到访就不是为了偷窃；

　　 其三，既然是盗窃，肯定是有备而来，怎么会连屋子有没有人都没有弄清楚，便冒着危险，或从楼顶下来，或从雨水管一层一层地爬上去呢？

　　 这个问题尤其让陈耳东感到困惑。

　　 不过有一点陈耳东非常肯定：尸体解剖表明，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为5月16日晚上的10点半至11点半之间。而那场雨是当晚10点半才下起来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无论这4个人是否是同伙，显然都是不速之客。那么，他们究竟是为何而来，到底谁是凶手，杀害死者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一切陈耳东都还不得而知。

　　 尽管这些谜团尚且需要解开，但他断定这决不是一起在入室盗窃之中偶然发生的命案，陈耳东深信──这位叫赵湘的天津人，一定是死于蓄意的谋杀。

　　 在现场的勘查中，陈耳东等人分别找到了死者赵湘的身份证和驾驶证，一份于4个月前办理的结婚登记证书和他妻子习亚兰的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一把带有德国大众标志的汽车钥匙等物品。在卧室里，陈耳东在床下发现了那个赵湘曾经凝视过的银质小像框，于是他惊奇地得知死者还有一位孪生兄弟，朝上面两张完全一样的面孔看了片刻，他随后与出租房屋的房东张某谈了话。

　　 哆嗦了好一阵，接过梁子递过来的一支烟，张某才勉强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叹息不该把房子租给陌生人。据张某说，一个月前，他在网上发了一条出租信息，第二天这个赵湘就打来电话。听说他是单身一人，张某就同他见了面。

　　 “我看他一表人才，绝不像那种惹是生非的主儿，又是个单身，就把房子租给了他。当时还觉着自己挺幸运，谁能想到会出这种事儿……”

　　 他告诉陈耳东，刨去看见尸体这一回，他与赵湘不过是在看房子的时候见了一次，关于自己的这位房客，只是听说他在一家公司上班，其他情况一概不知。

　　 与房东张某谈完了以后，陈耳东便开始对这座楼上的邻居逐一访问。他先从赵湘租住的三单元开始，但却一无所获。算上赵湘，3单元只有3户人家，5层只住了他自己，另外两户分别在2层和3层。其中，2层是一个在附近一家酒店上班的服务员，案发时间正在当班，今天早上才回来。据她说，三层是一对退休工人，最近一直住在女儿家照看外孙。

　　 随即，陈耳东和梁子小胡分头去了1、2、4、5几个单元。因为是周六，这座楼上的住户基本都在家。可梁子和小胡几乎是空手而归，既没有找到一个目击者，也没有听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只有陈耳东有所收获，一个专门从事二手车买卖的人向陈耳东提供了一条线索：昨晚他11点50分返回家时，曾看见一个男人行色匆匆地从院子的大门里走出来，上了一辆黑色骄车急急驶离。

　　 出于职业的习惯，当这位旧车经纪人的车灯照亮那辆停在附近的汽车时，他不但注意到它的厂牌、款式和年份，而且注意到了所悬挂的“冀”字头车牌。因为曾经买进了一辆牌号近似的车，他还知道这辆1993年生产的黑色皇冠属于仅距北京70公里的河北省涿州市。不过他同时又让陈耳东十分扫兴，就在那个人走出大门的一瞬间，他刚好关掉了车灯，除了告诉他那个人是个中等个头的男的，别的什么也说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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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陈耳东忙碌着对赵湘的邻居们进行访问时，
他的同事们也在紧张地工作着。

　　 虽然凶器上没有留下指纹，不过技术队一个年轻警察却根据梁子从案发现场取回的两只杯子上一共找到了三枚指纹。第一枚是死者本人留下的；第二枚后来被确定为属于死者的孪生兄弟；第三枚虽然模糊不清，但经过电脑分析，并且和全国范围的犯罪分子指纹库进行了认真比对后，与一个叫祝强的刑满释放人员的指纹基本一致。这一位，便是我在上文提过的曾经对赵湘施以老拳，替人向他讨债的家伙。

　　 通过公安系统的局域网陈耳东了解到，这个叫祝强的人家住吉林省某县某村，31岁，身高1.82米，体重95公斤，已婚，有一女，曾因打架斗殴被判刑。接到梁子打去的协查电话，当地警局立刻派了两名警察前往该村了解情况。据知情的村民说，祝强的确在北京，因为跟媳妇的关系不好，已经一年多没跟家里联系了，连他父母都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在这种情况下，陈耳东探长向局里申请了对祝强的通缉令。

　　 根据在赵湘房里的一张停车场发票，梁子在那座停车场找到了赵湘的汽车。在后备箱里的一个文件夹中，他发现了死者的一本护照和一些申请出国的个人文件资料，因而陈耳东得知赵湘曾经欲前往美国，并且被拒签了。同时，他还发现了赵湘前不久刚刚买下的一份人寿保险合同。上面的“受益人”一栏里有两个名字，与被保险人的关系分别为“兄弟”和“朋友”，都是我们已经认识的人，一个是他的孪生手足青年画家赵鄂；另一个是住别墅的女人何芊。

　　 看到前者时，陈耳东立刻便想起了那个银质的小像框，而对于后者，他不免有些诧异，在惊奇他买了这份保险之后没多长时间就惨遭厄运的同时，更对他把妻子以外的另一个女人写在上面而困惑。当梁子给天津市公安局打了电话，告诉他死者的妻子习亚兰已经于3个月前去美国探亲后，陈耳东一时若有所思。

　　 随即，他让梁子设法联系死者的那位孪生兄弟前来北京办理后事，同时叫小胡继续追查那个叫祝强的人，自己前往距东北四环路大约5公里的一座名曰“芙蓉花园”的别墅小区，探访那位被赵湘写在保险单上的女人何芊。

　　 抵达小区大门后，他顶着栏杆停了车。落下车窗，拿起保险单向一个保安念着上面的门牌号码。看见他戳在风挡前的金色盾牌，那个穿制服的小伙子立刻放下手中的登记簿，恭敬地俯下身详细地指点了一番，随即扬起了栏杆。

　　 进了小区，在两边都是一座座漂亮别墅的小路上连续拐了两个弯儿，陈耳东来到了何芊的院子前。他微微诧异地看了看里边的那座3层小楼，便按下栅栏门上的门铃。来的路上他已经打过电话，刚一报上姓名，门锁就自动打开了，对讲机跟着传来女主人一声温柔动听的邀请：

　　 “请进吧，陈先生。”

　　 沿着一条不长的鹅卵石小路，陈耳东上了廊子，当他推开半掩的白色宅门，刚一走进何小姐的别墅，便在大厅的墙上看见一幅巨大的婚纱照，于是发现这个女人是一个有夫之妇。尽管这种照片大都经过精心地美化和修饰，但上面那位身穿雪白西服的新郎官还是未能掩饰自己年过半百的事实。

　　 即便知道时下有不少年轻的女孩儿嫁给了有钱的老头儿，可身着一身粉色丝绸衣裤、窈窕秀丽的何芊从楼上下来的一刻，陈耳东还是感到如鲠在喉，同时，也对她和死者的关系猜出了几分。

　　 虽然在电话里陈耳东告知了自己的警察身份，并声明是为公事而来，但何芊并没有马上站在那儿询问他造访的来由，依旧礼貌地点了点头，转去厨房端来一杯加冰的饮料。在一扇足有六米高的巨大落地窗前，她招呼陈耳东在一把精致的欧式扶手椅上就了座，自己也挺着她那总是让男人们分神的高耸胸脯，忐忑地端坐在这位身穿便衣的警察对面。

　　 进入正题之前，陈耳东先和她夸了一通儿这座房子，并询问了一些诸如物业费和供暖的问题。何芊一一做了回答。她告诉陈耳东，这座带有前后花园、两间车库的房子有360平米，上上下下一共有三间客厅、四个卫生间、两间书房、六间卧室，可老公在外地，绝大多数时间，她都是一个人住在这里。

　　 陈耳东还得知，她的丈夫是一个出色的民营企业家，干的是乳制品行当，所生产的某某品牌的加钙纯牛奶在北京的很多超市里都可以买到。就到底是该喝纯牛奶还是该喝鲜牛奶这个问题一番讨论后，陈耳东终于说起赵湘的事。

　　 得知赵湘的死讯，何芊先是大吃一惊，随即便嘤嘤地哭了起来。

　　 陈耳东后来告诉我，凭着直觉和多年办案的经验，他相信这个女人的伤心是真的。谈到自己与死者的关系，何芊倒是十分坦诚，当下便承认自己是赵湘的情人。她告诉陈耳东，她是在两年前的春天，在地坛的庙会上遇到赵湘的。当时她刚刚新婚一个月，可一见到赵湘，立刻便被他所倾倒。

　　 “如果我能早一点儿认识他……”她哽咽着说，“我绝不会嫁给任何人……”

　　 听她这么说，陈耳东不由再次环顾装修豪华的别墅大厅，看了看那座可以从左右两侧上楼的楼梯，和天花板上那盏耀眼的水晶吊灯后，他朝婚纱照上的新郎官努了努嘴：

　　 “他知道你们的事吗？”

　　 何芊摇了摇头，用一张纸巾揩拭着泪水。

　　 “你能肯定？”

　　 “肯定。”何芊回答，“我们的事儿……谁也不知道。”

　　 “这么说……”陈耳东问，“也包括那个习亚兰啦？”

　　 “习亚兰？”何芊纳闷儿地抬起头，“谁是习亚兰？”

　　 “怎么？”看见何芊一脸困惑，陈耳东不由感到诧异，“怎么？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她是……？”

　　 迟疑了一下，陈耳东说：“赵湘公司里的一个同事，也是天津人，四个月前，他们领了结婚证。”

　　 听他这么说，何芊顿时涨红了脸。

　　 “他没有告诉你？”陈耳东问。

　　 “一点儿也没有……”她难过地摇摇头。

　　 发现何芊对习亚兰一无所知，陈耳东不由若有所思。片刻，他问道：

　　 “能不能告诉我，你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就是昨天呀。”何芊回答。

　　 “昨天？在哪儿？”

　　 “在我这儿，”她回答，“他一早就来了。原本说好要在这儿呆一整天……可十点钟左右，他的兄弟打来电话，说是从天津来了，两人说好下午见面，所以吃了中午饭，没一会儿他就走了。

　　 “什么？”陈耳东顿时意外，“昨天他兄弟来啦？”

　　 “是呀。”

　　 “是那个叫赵鄂的吗？”他想起保险单上的名字，眼前浮现出那个小像框里的两张完全一样的面孔。

　　 “是的，”何芊回答，跟着补充道，“赵湘只有一个兄弟，和他是双胞胎。”

　　 “你见过他？”

　　 “从来没有，只是听赵湘说过。”

　　 “唔……”陈耳东点了点头，“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吗？”

　　 “不知道。”

　　 “那么，赵湘走了之后，你没有跟他再联系？”

　　 “昨天没有，我怕打扰他；可今天，直到刚才，我还在给他打电话……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他可能要出什么事儿……”

　　 说到这儿，何芊再次潸然落泪。

　　 “噢？”陈耳东一时感到意外，“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我一直觉着他有些不对头……”

　　 “为什么这么讲？”

　　 “他好长时间没去上班了……而且……”说到这儿，何芊有些犹豫。

　　 “说下去。”陈耳东鼓励着她。

　　 “他似乎……做了什么亏心的事儿……”她吞吞吐吐地说。

　　 “是吗？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儿？”

　　 “这个……我没有把握，只是一种感觉，如果说错了……”

　　 “没关系，随便说说而已。”

　　 “好像……与钱有关。”

　　 “与钱有关？”陈耳东一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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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因为……他是会计。”

　　 “……这样呀！”陈耳东忽然有所悟彻，赞同地点点头。

　　 随后，他想起了死者那本被拒签了的护照，于是问：

　　 “你知道……赵湘要去美国吗？”

　　 “去美国？”何芊又一次红了脸，“他去那儿干什么？”

　　 “这么说，这件事儿他也没跟你提过？”

　　 “从来没有！”

　　 “嗯……”不解地摇了摇头，陈耳东又问，“那你总该知道，赵湘在什么单位工作吧？”

　　 “他说是一家‘投资顾问公司’。”

　　 “具体的名称呢？”

　　 “这个我不知道，只知道挺大的……不过听赵湘说，公司在亚运村……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汇源公寓……”

　　 “汇源公寓？”

　　 “哦……他曾经提起他的老板，我记得那人姓左。”

　　 “姓左？”

　　 “对。”何芊肯定地回答。

　　 关于死者赵湘的情况，陈耳东在何芊那里基本就了解了这么多。随后他谈起赵湘的那份人寿保险。何芊表示，她对此毫无知晓，听说自己将得到一笔数目不菲的保险金时，更显得大为惊异。

　　 说话间，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于是连忙表白，很明确地暗示自己是个百万富婆，银行户头上的钱，足够她下半辈子花的，连这座房子也在她名下，言下之意她绝不会为这点儿钱铤而走险。她主动地告诉陈耳东──昨天晚上，从下午六点起，她就一直在小区的另一座别墅与另外三个女人打麻将，直到夜里两点。

　　 “如果你需要核实，可以给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打电话。”说着，何芊在一张便签上写下了那三个女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有件事，”不置可否地接过了那张便签，陈耳东对何芊说，“我还得再问问你……”

　　 “什么事？”何芊有些诧异。

　　 “你确信你丈夫不知道你和赵湘的事吗？”

　　 “当然！”何芊毫不迟疑地回答，随即又补充，“不过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儿肯定跟我老公无关！”

　　 “你怎么这么肯定？”陈耳东反问，面无表情地说，“要知道，他可是有动机的。”

　　 “这个我明白……”何芊一时有些焦躁，“所以我才……可从上个星期五到现在，我老公一直在珠海和一个马来西亚外商谈合资的事儿。我估计，最少可以有七八个人能为他证明，其中有他的秘书、司机、两个副总经理、还有……”

　　 “这些我相信，”陈耳东挥手打断了她，“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像你丈夫这种身份、这种地位的人，如果想做某些事儿──尤其是一些需要冒风险的事儿，完全不必亲自出马，也许跟谁说一声儿，或者打个电话就成了……”

　　 “这么说……”呆呆地愣了好一阵，何芊问陈耳东，“你真的怀疑他？”

　　 “倒不能这么讲，”陈耳东回答，“只是想告诉你，一旦有必要，我可能要和他见见面……”

　　 “什么？”何芊吃了一惊，“你要见我老公？”

　　 “恐怕是。”陈耳东点点头。

　　 “那样一来，岂不是意味着……”话还没有说完，一缕愁云便倏然掠上何芊的眉头。

　　 自然，陈耳东非常明白眼前这个女人的为难和苦衷。不过，因为职责所在，他对此实在是无可奈何，类似这种因涉案而意外揭出的让人难堪甚至无法收场的尴尬之事，在他多年的警察生涯中所碰到的也不是一两次。

　　 按下心头的一阵惜香怜玉，他望着窗外草坪上的一簇盛开的月季花说，“能不能告诉我，你丈夫的尊姓大名？”

　　 “黄玉忠。”何芊神色黯然地说，“如果你真的想见他，可以去他的公司，昨天晚上他打来电话，说他明天一早就回去……”

　　 “噢？”陈耳东跟着问，“他的公司在什么地方？”

　　 深深地叹了口气，何芊软软地回答：

　　 “河北，可离北京并不远……我经常开车去看他──从这儿一出门就上东四环，到了南四环上京开高速公路，也就开个70公里就到了。”

　　 “70公里？”陈耳东一怔，猛然想起赵湘楼上那个旧车商提起过的那辆黑色皇冠车，“你说的该不是……涿州吧？”

　　 “就是那儿。……怎么，这也有什么问题吗？”何芊纳闷儿地问。

　　 以上便是陈耳东与何芊见面的全部过程。据他说，他只跟这位住在别墅里的女人谈过这一次话。

　　 姑且，你容我先把陈耳东和他的同事们办案的那些枯燥繁杂的过程放一放，说说这起谋杀案发生之后，本故事中的另一位赵氏兄弟的一些情况吧。

　　 天津市和平区有一条街叫马场道。如果你去过那里，就一定知道马路两旁有不少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或许你还记得在离一个十字路口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具有拜占庭风格的灰白色三层小楼，带有四根石柱的门拱上镌刻着“1899”字样，那便是我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赵氏兄弟的府上。

　　 据马场道派出所的一个退休警察说，这座宅第颇有来历，原为贵州路上的老西开教堂一名法国神职人员所建，上一世纪三十年代被赵鄂赵湘的曾祖父购得。小楼占地面积不大，算上门前的院子约有200平米。由于家境的破败，赵氏家族先后卖掉了一层和二层。到了赵氏兄弟的父亲那一辈儿，只拥有三层上的6间房屋和屋顶上的一间阁楼。

　　 唔，就让我带着你进入小楼黑暗的门厅，沿着一磴磴早已被踩秃了棱角的木头楼梯攀上三楼，来参观一下那一间间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吧。

　　 虽然赵氏兄弟的父母已经故去多年，但他们各自的屋子仍然被兄弟俩保持着他们在世时的原样──你会看到他们床上平平展展的卧具，父亲那间里，一张配有欧式转椅的旧式硬木写字台上，摆放着已故赵先生曾经用过的烟斗和仍然闪闪发光的水晶烟灰缸，旁边是他多年收集来的一些小件儿古玩；而母亲房里窗台上的一盆盆鲜花依旧开放，那台老钢琴的琴盖还打开着，上面搁着一本纸页发黄的李斯特或者肖邦的琴谱，如果赶上整点，还会听见赵夫人生前最为喜爱的那只德国座钟叮叮咚咚地演奏一首不知名的古典乐曲。

　　 我的警察朋友陈耳东告诉我，为了调查所负责的那两起接连发生的谋杀案，他曾经两次赴天津去马场道的赵氏寓所，并且有幸被邀请参观赵氏兄弟父母的这两间屋子。当时，他真有种进了什么名人故居的感觉，同时对两兄弟对父母的孝顺充满敬意。

　　 除了已故赵先生夫妇的两间房子，剩下的四间便为兄弟二人所有，其中两间是他俩的卧室，另外两间分别是赵鄂的画室及赵湘的音乐屋。只不过，下决心不吹小号了之后，赵湘拆掉了屋内的隔音板，改作了书房。

　　 如果我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并且由我来当导演，我一定会充分利用一种被称之为“蒙太奇”的玩意儿，向你展现在同一时间里，身处不同地域的赵氏两兄弟的各自境遇：你刚刚看见那一位的尸体在北京被警察装上了汽车；我就给你一个带着解放桥的海河全景──告诉你已经到了天津；大约三五秒钟，你会很意外地看到一只马桶的特写；就在你莫名其妙的一瞬间，镜头开始上移，跟着你就看到了从本故事一开始就认识了的那张熟悉的脸。

　　 于是，你很快便知道这是在赵家寓所。到了这会儿，你已经不再像当初那样迷茫，清楚地知道此赵君非彼赵君，是悲惨遇害的赵湘的孪生兄弟，即将奔赴美国讲学的画家赵鄂。

　　 不过，此一刻这位画家相当痛苦，一张原本便非常白皙的脸愈发苍白，两只迷人的大眼显得黯然失色。他张大着嘴局促地喘息着，一缕难看的口水正沿着他漂亮的下巴缓缓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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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我一般不喜欢直接表现那种让人恶心的场面，
当他即将继续呕吐时，我会立刻把镜头甩到他摆放在寓所某处的一些药品，只是让你听听从卫生间里传来的一两声难听的画外音罢了。

　　 当然，你知道我的警察朋友陈耳东刚刚接手那起谋杀案，此时正在案发现场忙着寻找罪犯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不可能这会儿就通知被害人家属，所以你断定赵鄂还不知道自己的孪生手足赵湘已经魂归西天，自然也不会认为他的呕吐和赵湘的死有什么关联，多半会认为他的肠胃有些不适──不是昨天的啤酒喝得太多，就是他兄弟冰柜里的那些速冻食品出了问题。

　　 我估计你会这样觉着。换了我也会这么想。而作为知情人，我应该告诉你──自打从北京回来，这一位一宿没睡，一直呕吐不止。

　　 接下来你会看到，当他无力地从卫生间走回房间，抬起沉重的手臂正准备把七八片儿药送进嘴里的一刻，忽然被一阵倏地响起的电话铃声惊得浑身一颤。犹豫了一下，赵鄂还是放下了那些药，走过去伸手拿起听筒。

　　 “赵鄂吗？”有人问。

　　 “我是。”他强打着精神回答，瘫坐在一把椅子上。

　　 “噢，听出阿拉是谁了吧？”

　　 虽说他此时十分虚弱，且精神萎靡，可出于种种原因，听见那位一口的上海话，他还是笑了。不过他马上想起了什么，于是冷冷地问：

　　 “张文英吧？”

　　 “是的是的，”对方回答，又问，“从北京回来啦？”

　　 “嗯。”

　　 “怎么样？事情……办得还顺利吗？”

　　 “顺利。”他依旧冷冷地回答。

　　 “噢？签证拿下来啦？”

　　 “嗯。”

　　 “恭喜恭喜！”对方没有理会他的冷淡，笑嘻嘻地问，“这么说──就要远走高飞啦？”

　　 “如果……”再一次抓起那些药吞了下去，他说，“那件事……能尽快了结的话。”

　　 “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然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呀。怎么样，我们见一面？”

　　 “什么时候？”他问。

　　 “你看中午好不好？”张文英热情地说，“凯悦对面新开了家馆子，‘生吃牛肉’做得蛮不错，一起去那里吃个饭吧？”

　　 “不必……了，”努力地止住再次袭来的一阵恶心，赵鄂说，“很抱歉我这会儿有点儿……要是方便，下午三点半，我在利顺德大堂酒吧等你。”

　　 “好的!”张文英爽快回答，“就这么说定了。”

　　 那个叫张文英的上海画商是准时到达利顺德大饭店的。他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身材瘦小，一张典型的南方人的面孔，皮肤细腻的脸颊上泛着一股近似心脏病患者的红润，闪闪发光的秃顶周围，是一圈儿精心梳理的稀疏软发。走进酒吧时，他看见自己熟悉的青年画家已经坐在了那里，就连忙奔了过去。

　　 刚一落座，他便上下打量他的老朋友。顺着他的目光，你会看到那个硕高的漂亮年轻人此刻的装束与在本故事出场时完全不同，彻底是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上身穿了件带有一幅表情怪异的毕加索大头像的黑色短袖圆领T恤，下身是一条鲜艳夺目的黄绿相间方格裤子，赤裸的双脚上套着两只一看就知道是意大利生产的棕红色皮凉鞋，纤细得如女人般的两只手腕上，一边是一只白中透绿的翡翠手镯，另一边是三四串颜色、质地、大小各不相同的珠子。

　　 “唔，这身打扮……才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微微诧异之后，那位画商点点头，用一种近乎长辈的口吻赞许道。

　　 要是我没说错的话，无论是看电影还是读小说，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情形──因为一些你已经知道但故事里的人尚且不晓的事儿，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为他（或者她）着急。譬如说一个孩子在放学途中被一辆大卡车撞飞了，像一摊棉花似的躺在几十米开外的便道上，而那孩子不知情的父母却还在农贸市场里为1斤茄子或2斤扁豆一毛两毛地与一个卖菜的摊贩讨价还价……

　　 所以我认为──当你看到那天下午这位赵老兄在他的孪生手足悲惨地蒙难之后，依旧这般模样儿，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家五星饭店里安然地与那个画商喝着朗姆酒时，少不了会有那种感觉。

　　 一番寒暄后，二人进入了正题。

　　 “这是……那件大作的款子……”说话间，画商把一张现金支票递给对面奇装异服的年轻画家，满意地在他那双大眼睛里看到一丝惊诧。“怎么样，现在不生气了吧？”

　　 “就算是吧。”年轻画家微笑着回答，跟着反问自己的经纪人，“不过我想，你一定没有忘记留下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吧？”

　　 “那是当然。”看着赵鄂把支票收进一只款式新潮的黑色皮包，画商得意地说，“……之所以阿拉先斩后奏，实在是这种机会千载难逢，你这辈子很难再碰到这么赏识你的人啦！”

　　 “这位……是干什么的？”呷了一口洋酒，压了压肠胃里的不适，赵鄂漫不经心地问，随即在椅子里转过身，抬手抚摸着旁边一只巨大的花瓶。

　　 “大企业家！”张文英认真地回答。拿起烟灰缸里的一只印有酒店招牌的一次性打火机，他用那种声调高低落差很大的上海腔接着说，“是──生产这个东西的！这位大企业家是温州人，是阿拉妈妈的一个远房亲戚……别看这个东西小小的，值不了几个钱，却行销全世界，可是不得了！据阿拉妈妈这位远房亲戚讲──他曾经在一个美国电影里看到一个蓝眼睛的女孩子点香烟的时候，手里拿着的竟然是他开发的一款产品！”

　　 觉出眼前的这位画家并没有认真听自己说话，上海画商一时感到扫兴，但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噢！差一点忘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凝视着花瓶上的一个古代仕女，画家心不在焉地问。

　　 “这位企业家──就是阿拉妈妈的这个远房亲戚讲，他打算买下你的全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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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一下，
画家吃惊不小。

　　 “而且，”上海人得意地说，“他还把价钱的事情全权交给了阿拉……你看，这不就好办了嘛！”

　　 “噢？……这是真的？”

　　 “只是……”掏出一张照片递给他后，画商继续说，“这位热爱艺术的大企业家还有一个小小要求，但却是先决条件，当然对你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他希望你能给他画一幅肖像。他说了，酬金由你定，只要画得好，让他满意，花多少钱他不在乎；他还说———如果这张照片不行，他可以派人来专门接你飞去温州，住豪华酒店，往返乘坐一等舱，我想这样的好事情，你一定不会拒绝吧？”

　　 就在上海画商信心十足地朝青年画家望去之时，却忽然在他所熟悉的那张脸上看到一种陌生的神情，跟着就听见这位赵老兄断然的拒绝。

　　 “不！”画家坚决地说。

　　 “不？”这回轮到上海画商吃惊了。

　　 “绝不可能！”他执拗地补充着。

　　 “这……这实在……不可思议……我简直……”

　　 对于画家的这种态度，画商张文英显然没有料到。意识到大把的佣金将要泡汤，不禁一时语无伦次：

　　 “我真的难以理解，这到底……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我是个艺术家，”赵氏兄弟冷冷回答，“不是谁给钱就为谁提供服务的婊子。”

　　 因为第一次听见自己的雇主说脏话，画商有些反应不过来，惊诧之态不可言状，他瞪着眼睛说：

　　 “怎么能这么讲呢？你不是……也需要模特儿嘛，而且还要给人家付钱……”

　　 “那是两回事儿。”画家清高地说。

　　 “可我觉不出有什么不同，况且……算了，我看你面色不好，是不是生病啦？要不我们改日再谈吧。”

　　 “没什么可谈的。”

　　 “那可是一笔巨款呀！”张文英满脸通红地说，“我已经为你算过了，即便不包括……”

　　 “别说了，”画家摆了摆手，“我的钱已经够用了。”

　　 “够用了？可你不是……要去美国吗？”

　　 “是呀，怎么啦？”

　　 “要知道……到了那儿，你的花费会很大的──”画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买汽车，买房子，购置新家具，装修画室，造游泳池；请人辅导英语，支付女佣、厨师、律师、牙医、代理人的开销；因为身体不够强壮，你还要定期去健美学校接受训练，经常打打高尔夫球；你甚至还要……”

　　 “对不起……”赵氏兄弟打断了自己的经纪人，看了看表，站起身说，“我真的非常感谢你，可时间不早了，我要在下班前去银行办点儿事儿，今天就到这儿吧……”

　　 掏出几张百元钞票放在桌上后，画家就站起了身，潦草地和那个一脸困惑的上海画商握了握手，便径自离开了酒吧。

　　 走出利顺德的大门，衣着惹眼的赵鄂匆匆地走向停车场。钻进一辆银灰色的奥迪“TT”型跑车后，他打开点火开关，挂上挡，轰轰地驶离了饭店，朝位于小白楼的一家中国银行奔去。

　　 在一个十字路口，赵鄂停下车，等待放行信号。此刻，刺眼的夕阳刚好迎面照到他，于是他便放下了遮阳板。当他习惯地对着上面的镜子梳理自己的长发时，忽然看见仍留在自己脸上的一股愠怒，显然，他还在为那位上海画商而恼火。

　　 虽然这位脚下的油门连接着一台动力强悍的大功率发动机，但因为遇上意外的交通事故，原本两三分钟的路，他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赶到那里。而走进那间小小的储蓄所，看见惟一一个开着的窗口排着一条长队，赵鄂不禁为所剩无几的时间而担心。正在焦虑之时，忽然觉出有人在自己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一回头，他看见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女人正在身后冲他微笑。

　　 “这么巧？”那个女人说，用一种只有关系十分密切，才会有的特殊眼神注视着这位赵老兄。

　　 “呃，呃……是你呀……”他支支吾吾地说。

　　 “哼，没想到吧！”女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是是……”赵鄂搪塞着，“不过我……”

　　 尚在他一脸窘迫，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的时候，女人继续说道：“不用解释，什么也别说，甭想轻易地甩掉我，我就知道──早晚会逮到你……”

　　 赵鄂几次欲开口，但都被这位意外相遇的女人所制止，他只好耐着性子听她絮絮叨叨地说着些二人上次分手后自己生活的种种变故。

　　 终于，他排到了窗口。

　　 “是赵先生呀！”冲他熟识地点了一下头，柜台里边的一个脸色苍白的银行职员接过他递上去的身份证。“一接到您的电话，我就给您办了挂失，现在的小偷实在太多了，幸亏您有密码……”

　　 “怎么？”那位穿红裙子的女人在赵氏兄弟身后惊奇地问，“让人给掏包儿啦？”

　　 “唔，可能是在……，他心不在焉地应承着，从皮包里拿出护照，展示给窗口里的男孩儿。“我要出国，急用这笔钱，能不能通融一下，现在就让我取走？”

　　 “对不起赵先生，”把一张单据递给了他，银行职员起身离开座椅，趴在柜台里面对他说，“尽管我认识您，但这个我可没办法，您知道，银行的制度……”

　　 “非得要等一个星期吗，我可是你们的老客户啦……不能提前几天？”赵氏兄弟不甘心地问。

　　 “真的是不行。”银行职员无奈地回答。

　　 沮丧地走出那间不大的储蓄所后，赵氏兄弟一再声明自己的肠胃多有不适，但听说自己的老相识即将飞往外国，那个忽然冒出来的女人却坚持要为他送行，推卸不掉的他只好皱着眉头走入附近的起士林西餐厅。

　　 当他们吃罢了饭，正慢慢啜饮着香浓的咖啡时，女人起身从对面坐到了他的旁边，随即把手放在了他的大腿上。

　　 “怎么样，”摩挲了片刻，她将自己热切的嘴唇贴在他的耳边悄声问，“今天晚上……是去我家，还是上你那儿？”

　　 就在受到了诱惑的这位赵老兄还在犹豫之时，一个年轻警察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马场道上那座于19世纪最后一年建造的小楼门口。他看了看门廊一根石柱上的地址牌，便走了进去。

　　 在三楼，年轻警察挨个敲了走廊上同属于赵氏家族的几扇房门，确认主人不在家，旋即掏出一张印有自己姓名和电话的“警民联系卡”，简单地在背面写了几个字，随意选了其中的一扇，塞进了门缝。

　　 与此同时，在一百四十多公里之外的北京北部，位于亚运村汇源公寓的一座写字楼里，一个身材微胖西服笔挺的中年人，正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苦着脸点燃两个钟头里的第十八支香烟。他身后的一排柜子上，有一尊身披哈达，看上去像是来自西藏的佛像。他的面前是一张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的大写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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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何芊谈了话之后，
得到两条怀疑线索的陈耳东决定首先调查赵湘曾经工作过的那家公司，而后再讯问她的丈夫。

　　 回到刑警队，他立刻派小胡去了北京市工商局登记科。根据何芊所提供的“投资顾问公司”、办公地址在亚运村汇源公寓、负责人姓“左”这三个条件，一个工作人员很快便在电脑上找到了赵湘生前供职的那家公司。随即，陈耳东便带了梁子驱车前来，并且见到了该公司的左总经理。

　　 “啪”地一声合上了手中的高级打火机，瞥了一眼正在一旁作着记录的刑警梁子，那位左总经理沙哑着嗓子对坐在对面为赵湘谋杀案而来的陈耳东说：

　　 “……总而言之，我讲的都是实话，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别的就不说了，起码有一点你应该明白──虽然我对这个赵湘恨之入骨，但绝对不希望他这会儿就死，更不会去雇人杀他。况且我也不是黑社会，所作的不过是为了追回那40万美元，一切仅此而已。

　　 “其实这件事也赖我，一开始就应该报案，可不怕你不爱听，我真的是不愿意和你们这帮人打交道。上一次……算了，那件事就不提了……再者来说，你知道，那家报社的记者站就在这座大楼里，那些家伙一天到晚像苍蝇一样四处乱转搜寻着新闻，一旦此事张扬出去上了媒体，公司的信誉肯定会受到影响，说不定我现在正在谈着的一个800万美元的项目也会因此而泡汤。就是为了这个，我才没有报案。

　　 “万般无奈之中，我让秘书找了那家讨债公司。她对他们也不了解，只是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他们“清欠债务”、“行踪调查”的广告，便打电话把那两个人约了来。实际上，看见那两位的尊容，我并没有什么信心，根本没抱多大希望，至于他们干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大约与陈耳东谈了两个小时左右，左总经理说：

　　 “要知道……他这么一死，损失最大的就是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了你，据那家讨债公司说，他们查到习亚兰的确已经逃去了美国，他们对她没有任何办法，但那位牛经理──就是你拿来的照片上的那个叫什么‘强’的人认为，既然赵湘和她是两口子，那个女人就不可能扔下他不管，只要对他不停地施加压力，就可以把钱追回来……”

　　 “照这么说，”陈耳东问，“他们拿走的那40万美元，你相信是在那个习亚兰手上喽？”

　　 “以我对习亚兰的了解……”左总经理回答，“凭她的精明，应该是这样。如果钱不在她那儿，她绝不会一个人先跑……”

　　 “有一点我真的是挺困惑，”陈耳东说，“不管是赵湘还是习亚兰，他们都是你的手下，一个是会计，另一个是财务部经理。而且，要是我没有把先前你说的话理解错，那位习小姐和你还是……那种关系，那么，这两个人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又是登记结婚，又是办理出国探亲手续，这一切，你真的一无所知吗？”

　　 “这的确让人难以置信，可这却是事实……”

　　 “那么，据你所知，在你的公司里，这个赵湘和谁有什么过节吗？”

　　 “应该没有，”左总经理摇了摇头，“那个混蛋人缘儿很好，跟各个部门关系都不错，而且，公司上下男女老幼几十口子，都和他挺说的来，谁也想不到……噢，对不起，请稍等……”

　　 对敲门而入的女秘书说了取消今晚与某外商的约见，这位姓左的总经理继续向陈耳东诉说自己的懊丧。

　　 “唉──！”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左总经理继续说，“我实在太自信了，不相信那个花了我那么多钱的小女人会背叛我。其实早已经有人旁敲侧击地提醒我她和赵湘的关系不正常，可我还是被她的花言巧语给蒙了……真没想到我在女人身上栽这么大的跟头──我现在可是惨到了家──习亚兰溜之大吉，赵湘这个王八蛋又死了，显然追回那笔钱的希望成了泡影，这个窟窿太大了，即便是像我这样规模的公司，短时间也不可能堵上……”

　　 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这位左总经理还请陈耳东见了他公司里的四五名知情的员工，他们均都提供了相同的证词。尽管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但陈耳东当时还是相信了他。

　　 按照左某秘书提供的一张名片，陈耳东随后去了知春北路的那座塔楼。看了看梁子手上祝强的照片，门房告知，八层的确有这么一个人，不久前才租的房子，不知怎的，今天早上忽然匆匆搬了家。

　　 陈耳东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十分困惑，怎么也搞不清这个祝强跟这起谋杀案有什么关系，如果说为了胁迫赵湘吐出那笔钱，他把赵湘打得折胳膊断腿倒还能让人理解，但很难设想这个只是被雇来讨债的流氓会杀人。倘若按照那位左总经理的说法，这笔钱多半是在那位抛他而去的习亚兰手里，这一点就更是讲不通。

　　 然而，不管怎么说，毕竟这个祝强在案发之时到达过现场，所以陈耳东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人的追踪。

　　 在另一条线索上，陈耳东一时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5月18日，也就是和那个倒霉的投资公司总经理见面后的第二天，陈耳东决定与何芊那位企业家丈夫黄某见见面，于是一早去了河北省的涿州市。

　　 为了躲过高峰时间的拥堵，陈耳东嘱咐梁子早点儿来接他。可他自己却起晚了，得知梁子已经到了楼下，赶忙草草盥洗一番，叼了片妻子刚刚炸好的馒头匆匆下了楼。

　　 8点整，在当地警局的某位副局长的办公室里，一个准时上班、说话带有浓重的白洋淀口音的矮胖警察，在自己插有两面国旗的桌子后面神情严肃地接待了他俩。

　　 听说是来调查何芊的丈夫黄玉忠，那位副局长显得相当谨慎，告诉陈耳东这位黄某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旗下的黄氏乳品集团是该市的支柱产业，其经济效益在全省亦是名列前茅，而且是个民主人士，身为该市某民主党派的副主委。尽管如此，平日此人却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商务和一些推辞不掉的官方活动，几乎不与外界接触，很少有人了解他的私生活。况且他所用之人大都是与自己血缘很近的亲戚，很难在短时间里从他的周围弄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出来。

　　 因此，那位副局长建议陈耳东暂不要与之或者身边的人正面接触，先从那辆可疑的皇冠车下手。于是他派了手下刑警队一位副队长，和一名交通队的警察，以调查一起交通事故逃逸案为名去了那家乳品公司的车队。

　　 在一间车库里，陈耳东找到一辆与涉案车辆款式、年份十分相近的皇冠，但颜色却是浅灰色，而且因为故障，已经三个月没有行驶。于是，几个人又去了车管所查阅该市所有那一款式、年份的黑色皇冠车。他们一共找出35辆，随即，那位刑警队副队长和另外几名当地警察便与他俩一起，一一核实案发之时该车辆的所在。

　　 由于这种皇冠是使用了十多年的老款车，其中不少已经几易车主，排查起来相当困难，那位副队长让陈耳东先回去，把这项艰巨的工作交给了自己的两名部下。但一连几天，陈耳东都没有得到什么真正有价值的线索。

　　 如果你问我，在刑事警察陈耳东忙于侦破赵湘被杀案的时候，他的那位画家兄弟究竟在干些什么，我就必须把时间回到一天之前，也就是5月17日的晚上。

　　 当陈耳东结束了对某投资公司总经理左某的询问的那一刻，赵湘的兄弟赵鄂刚好也和那位从天上掉下来的女人走出了天津最著名的西餐馆起士林的大门。鉴于被问及当晚二人的去处时，画家在饭桌上显得有些暧昧，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请他前往自己的住所。

　　 随后，当他那辆豪华跑车闪着灯拐入一条胡同，犹豫地停在一座杂院门前时，你会听到那个女人的一阵不满的抱怨。

　　 “你这人怎么这样儿？”她嗔怪地说，“都已经来过两次了，却连路也不记得，看起来你根本就没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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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
”赵鄂连忙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那样？那又是哪样呢？”女人追问，同时吃吃地笑着，似乎并不真的愠恼。

　　 对此，这位风流的年轻人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直到下了车，跟着她走进院子，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女人从小包儿里拿出钥匙开门时，他看见天井里的三五个老太太正抻着脖子朝他张望着。就在他打算扭过头的一刻，其中的较为年轻的冲他说：

　　 “有日子没来了。”

　　 “是吗……哦。”他含混地回答。

　　 在女人的家里睡了一晚，这位赵老兄于第二天早上返回了马场道。因为那个警察选择错了房间，中午时分，他才在他兄弟的房门上发现那张“警民联系卡”。看了看背面上写的几个字，他给警察打了个电话。

　　 “是……刘警察吗？”赵鄂说，“我姓赵，您在我的门上留了张名片……”

　　 “噢，赵先生？”警察说，“您来一趟派出所吧。”

　　 “有什么事儿吗？”他问。

　　 “嗯……还是见了面儿再说的好。”

　　 在派出所后院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那个前日去往他家的警察接待了他。警察翻了翻桌上的两份户籍档案，看了看上面的两张一模一样的照片后诧异地抬起了头：

　　 “这么说……你叫赵鄂？”

　　 “是。”他回答，一脸困惑地等待下文。

　　 “这个赵湘……”警察把一根手指放在了赵湘的照片上，“是你的孪生兄弟？”

　　 “对。”他回答。

　　 “他目前在北京？”

　　 “对。”

　　 “具体住址是……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对吧？”

　　 “没错儿。怎么了？”看到警察凝重的神情，赵鄂的脸上终于也笼上了一层阴云，“你到底要说什么，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

　　 “噢……恐怕，我得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得知了自己兄弟的噩耗，赵鄂一分钟也没有耽误，连那身显然不合时宜的奇装异服都没有更换，便驾车去了北京。出了收费站，他按照马场道派出所给他的号码，与负责办案的警察陈耳东通了电话。由于陈耳东的准确指点，赵鄂沿着东四环径直向北，在20分钟后到达了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的大门口。

　　 看见那辆悬挂“津”字头车牌的跑车，已经等在那里的年轻刑警小胡随即迎上前去。

　　 “赵先生吧？”

　　 当他下了车，正在锁门时，小胡上下打量着他问。

　　 “是我。你是姓陈吗？”赵先生反问，“刚才我们通过电话……”

　　 “噢，不是，”小胡摇了摇头，“对不起，请稍等一下……”

　　 片刻，刚刚向分局领导汇报完工作的陈耳东便和梁子匆匆从分局大楼里走了出来。

　　 我在本文开始时曾经提过，第一次见到这位赵氏兄弟时，陈耳东非常诧异，虽然在此之前已经看过两兄弟的一张合影，但这会儿，还是为他们的相像大为吃惊。当然，他并没有流露这一点，与这位打扮鲜艳，长相跟他一天前所见过的那具尸体完全相同的人握了握手，便叫赵鄂上了梁子的警车，去了三公里之外的刑警队。

　　 某分局刑警队在一条僻静的小街，是一座带院子的二层白色楼房。楼房建造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四四方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任何装饰。虽然门前没挂牌子，但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鉴于某分局法医处在刑警队大楼的后院，不少像陈耳东这样的刑事警察要在这儿让手头儿案子里的被害人家属辨认尸体。所以，除了经常在自家的窗户里看见一些里头塞了形形色色的各类罪犯的警车进进出出，住在对面的那座楼房里的居民，时不时还会看见一些在警察的陪同之下，嘤嘤抽泣或者号啕大哭的男女老幼走出大门。而当赵鄂下了梁子的警车，跟着3个警察往里边走时，则刚好遇到一个死了丈夫的妇人晕倒在院子当中。

　　 进了楼内，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穿过一截连接另一座小楼的甬道，几个人来到太平间。在一间值班室的窗口，法医处的一个警察让梁子在一张登记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即从旁边的一扇门里出来，吩咐他们跟他走。

　　 进了阴森冰冷的停尸房，看了看手中的登记簿，警察在一大排不锈钢柜子上找到了一个号码，随即哗啦一声拽开一只抽屉。

　　 应该说，直到这会儿，赵湘一直表现得相当镇定。不过，当梁子揭开覆盖在尸体上的白布，让他看了一张与他的长相完全相同，但却面色土灰的另一张脸时，他一下子就惊恐到了极点，浑身颤抖地朝自己的孪生手足望了约10秒钟，便突然大叫一声冲了出去。

　　 赵鄂在停尸房外间的一个水池上呕吐了足足半个钟头（这一次显然不是因为食物的问题），直到把他回到天津后惟一在起士林所吃的一顿饭连同苦胆全都吐了个干净，陈耳东才与梁子好歹搀扶起他来，连拉带拽地拖进门外的一间办公室。

　　 他像一摊烂泥似的趴在一张桌子上哭着。陈耳东和梁子在两边劝慰着，说了些诸如人死不能复生一类的话，见没有效果，索性由他而去，两个人到一旁的水池清理被他分别溅在衣襟和裤脚上的呕吐物。而后，陈耳东来到走廊，打电话给涿州警局的那位刑警队副队长，询问他那里是否取得某些进展。

　　 当陈耳东失望地收起手机，再次回到屋里时，那位痛失兄弟的画家已经停止了哭泣，正独自坐在桌边，呆呆地朝窗外一堵爬满青藤的墙凝望。听见有人走了进来，他慢慢地扭过了脸，看到陈耳东湿漉漉的衣角，顿时充满了歉意。

　　 “真是对不起，”他愧疚地说，“我实在……”

　　 “没关系。”陈耳东不在意地说，随即坐在了桌子的对面。

　　 见梁子已经做好了记录准备，他打开手中的一些材料问道：

　　 “你叫赵鄂，对吧？”

　　 “对。”他回答。

　　 “死者……的确是你的孪生兄弟赵湘？”虽然已经十分肯定，可陈耳东还是这样问道。看到他木讷地点了点头，他接着问，“能不能和我说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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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可以，
”赵鄂犹豫着回答，“……你想知道些什么？”

　　 “无所谓，”陈耳东说，“只是随便聊聊，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吧。”

　　 陈耳东后来告诉我，自打接手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的案子，这是他和死者的孪生兄弟的第一次见面。他们大约谈了两个半小时。关于赵氏两兄弟的许多事，都是在这会儿了解到的。其中包括两兄弟的家庭背景，他们的成长过程，各自的艺术特长；二人目前不同的职业，以及他时下正要前往美国，去一所美术学院做客座教授这些情况。

　　 这位赵氏兄弟还告诉陈耳东，如果不是遇到一些意外（指的是他的存折被盗一事），此刻他应该正坐在了飞往纽约或者波士顿的航班上。

　　 在谈话中，陈耳东着实感到这两位双胞胎兄弟实在是与众不同，在很多方面都令人匪夷所思。别的暂且不提，光是哥儿俩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就让他无法理解。

　　 按照赵鄂的说法，虽然他们是孪生兄弟，但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两个人便越来越疏远。尤其是这两年，几乎已经没有来往，以至于相互之间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了解。

　　 看起来赵鄂的这种说法倒也的确是真的。陈耳东发现，赵鄂不但不知道赵湘拿了自己老板大把的美元这件事，甚至不知道赵湘现在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上班，至于赵湘与习亚兰的一切，赵鄂还是从他这儿听说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赵鄂懊恼地说，“赵湘怎么跟习亚兰搅在了一起，居然两个人还结婚了？我前天在他那儿呆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晚上走……这么多的事儿，他连一个字儿都没提……”

　　 赵鄂还告诉陈耳东，似乎习亚兰的家里也不知道他俩的事，“这实在有点儿奇怪，”赵鄂说，“昨天早起我还看见了亚兰她奶奶，那老太太也没对我说呀？”

　　 听说赵湘也曾经打算去美国，并且被拒签了，赵鄂更是非常吃惊，而得知赵湘有可能是因钱财上的问题招致这场飞来横祸，更是长吁短叹，他表示──如果数目不是太大，依照他的能力，多半可以为自己的兄弟解决难题，那样一来，或许赵湘就可以摆脱困境，而不至于……

　　 为了弄清案发当晚是否还有其他人和赵湘见过面，陈耳东让赵鄂留下了指纹，以便与现场杯子上的指纹相对比。随后，尽管知道问题提得不是时候，陈耳东还是问了赵鄂前天是何时离开的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

　　 对此，虽然有些吃惊，可赵鄂还是配合了陈耳东的工作，告诉他自己是5月16日的晚上九点一刻离开的，而后乘坐10点10分发车的T25次火车返回了天津。

　　 就像他的很多同事一样，在侦破一起起重大杀人案之中──在锁定侦查对象之前，刑事警察陈耳东总是怀疑一切。他不相信任何人，即便是死者的妻子、丈夫、子女、父母也不会轻易放过。理所当然──也包括他的孪生兄弟。因此他当时竟板着脸，毫无人情味儿地要求赵鄂为自己的话提供证据。

　　 与大多数因私乘坐火车的旅客相同，赵鄂也没有保存一张没人报销的车票。不过，生气地皱了一番眉头后，他忽然想起了一个重要的情节，告诉陈耳东说──临上车之前，他曾经因为月台上的湿滑而跌倒，或许那趟车的6号车厢的那个高个儿女列车员能为他作证。

　　 要说起来，我的朋友陈耳东的确是一个办事认真的警察。为了排除赵鄂的嫌疑，他还真的让梁子于当晚前往北京站的月台，去找我在前节所提到的那位W小姐了解情况。鉴于我曾经告诉过你的那些原因，虽然梁子出示的是一张照片复印件，但W小姐一眼便认出了那个让自己颇为心跳的意中人。

　　 总之──那天的谈话，陈耳东并没有从死者的这位孪生兄弟口中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关于赵湘那份人寿保险，他同样也是第一次听说。虽然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那只是对常人来说，而富有的画家却并不打算接受。

　　 “就……全给那个叫……什么‘芊’的女人吧。”赵鄂说，“既然赵湘把她的名字写在了上面，显然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况且，即便是没有她，这笔钱我也不想要，我怎么可以通过我兄弟的死而从中获利呢？”

　　 一阵感动之后，陈耳东与赵鄂提及他兄弟的遗物处理。被害人留下的东西并不多，除了盥洗用具，被褥，几件衣服，一些书籍和一台电脑，还有一辆汽车。赵鄂叹息着告诉陈耳东，那辆汽车是自己送给兄弟的，他打算雇个人开回天津去。除此以外，别的东西都不要了，他不想再看见它们，免得再一次伤心。

　　 谈到赵湘的身后之事，赵鄂愈发黯然，说他简直受不了那种刺激，因而他正在考虑是否委托一家丧葬公司替他为自己的兄弟送行。

　　 见到这种情形，像以往遇到某些情况适合的被害人家属一样，受了一所警察学校之托的陈耳东随即小心地谈起他兄弟的遗体事宜。一阵痛苦后，赵鄂表示，他愿意将遗体献给国家。

　　 一听此言，陈耳东立刻代表那所警察学校法医系的全体师生对他表示感谢，随即让梁子拿来一份相关文件，看着他在上面签了字之后，便用力地与赵鄂握了握手。

　　 后来陈耳东和我讲述赵湘的案子时，曾坦诚地说自己那些天的确是一筹莫展。虽然很快便找到两条可疑的线索，却都没有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首先，尽管在现场发现了刑满释放人员祝强的指纹，但在找不到犯罪动机的情况下，他再三分析，还是不能确定此人是凶手。而另一方面，从表面上看似乎何芊的丈夫有充分的理由雇凶杀人，却没有证据。虽说有人在案发之时于现场附近发现了那辆车，可他的涿州同行协查了该市所有与那位旧车商看见的年份、款式相近的35辆黑色皇冠，除去其中已经过户到外地的3辆和另外下落不明的2辆，剩下的30辆均被一一排除了嫌疑。

　　 陈耳东说，他当时的思维真的是有些混乱，既不能从现有的线索中得到进展，也不能按照那种“从犯罪的受益人那里寻找罪犯”这一常用的法则。他的意思是：那位猝然殂谢的赵湘生前买了一份高额保险，但理应得到这笔巨款的两个人却都拒绝接受这笔意外钱财。被害人的孪生兄弟所陈述的一番话我已经向你交待过了，要说的是，这份保险的另一个受益人何芊同样也不愿意接受。虽然陈耳东让小胡把保险单给何芊送了去，可她随即就给陈耳东打了电话，说她要亲自前往天津，将其还给另一位赵先生。

　　 谈及何芊的天津之行，陈耳东告诉我，在心理研究这方面，他一直认为自己多多少少有些过人之处，可是到现在，他也没有弄懂当时何芊去天津的真实目的──是仅仅为了把这笔钱归还给他的惟一亲属，还是出于某种想法，想要见见这位未曾谋面，但却与自己情人长得完全一样的另一个赵氏兄弟……

　　 何芊是在赵湘被杀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19日的上午出发去天津的。别看这位钱口袋殷实时间富裕的年轻女人曾经到处旅游，大凡中国好玩儿的地方全都去了，但却从未到过这座距离北京最近的大城市。而且据说，除了时常赴涿州探望自己繁忙的企业家丈夫，那是她惟一一次驾车去外地，也是她生平跑过的最远路程。

　　 头一回下天津卫，刚一从宜兴阜出口离开高速公路，何芊就晕了头，她边走边停边打听，好歹在下午时分抵达了位于马场道的赵氏寓所。

　　 泊好车，她穿过马路，上了那座小楼。像两日前到此的那个天津警察一样，何芊也依次敲了油漆斑驳的一扇扇紧闭的房门，均未得到回音，她从小皮包里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选了同一扇门塞了进去。

　　 在街上，何芊拿出了一本《天津旅游指南》，踌躇了片刻，伸手拦了一辆在北京早已绝迹的黄色面的，告诉司机她要去“狗不理”。因为过了用餐时间，那座全国闻名的饭馆里冷冷清清。失望地咽下了两个小包子，她在一个服务员的指点下去了附近的劝业场。

　　 在那里，何芊漫无目的逛了几个小时，给自己买了条杭州产的真丝围巾，还给自己的准小叔子或者说准大伯买了一只漂亮的领带夹。疲惫到走不动了，便在一家书店里买了一册介绍天津风貌的摄影集，拐进附近一间冷饮店消磨时间。直到晚上9点，见赵鄂仍然没有打来电话，于是便打包带了杯桔子汁，返回赵氏兄弟的住所。

　　 一个小时后，何芊在楼梯上见到了自己所等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