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的生育率和1009万失独家庭 —— 余生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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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理论上一对夫妇只需要生2个孩子。但由于部分小孩会在生育之前夭折，并且正常的出生男女性别比（以女孩为100）为102到107，因此发达国家需要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为2.1，才能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05至2010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为22‰，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6.4‰。尤其是中国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人口性别比分别高达111、120、119。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左右，由于有不生育人群的存在，主流家庭需生三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有几十年的滞后性，比如日本在1974年生育率就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在1990年代才出现经济危机。发达国家生育率是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是2010年劳动力才开始负增长；也如日本一样，在劳动力负增长稍前几年就开始出现经济危机。香港、台湾、韩国虽然目前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但由于其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时间比发达国家或地区晚几年，劳动力还将继续惯性增长几年，经济暂时还不会出现较大危机，但前景非常不乐观。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会自发下降，并且不孕率也会增高。根据临床统计，中国的不孕不育发生率从1970年代的1%到3%，快速上升到现在的12.5%，接近发达国家15%到20%的水平。用国际上的不孕率标准口径对2001年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7%。

人口统计最权威的数据是人口普查，其他数据都应参照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了更替水平，在2000年只有1.22。但人口学家们不敢相信，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生育率是1.22。2000年发达国家是1.39，比人家低那么多显然不对。学术界不承认，政界也不承认，数据拿上来就是这个，怎么办呢?这次全国普查漏报率是1.81%，漏报在什么地方呢?2000年普查的时候零到九岁人口漏报，于是应用一些数学方法，进行了调整，得出来2000年全国城镇生育率是1.35，农村是2.06，全国是1.73，国家一公布是1.8左右。”

于是将生育率修改为1.8。他们根据修改的生育率在2000年、2005年分别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10年达到14亿、13.7亿。

修改生育率的理由站得住吗

人口学家修改生育率的重要理由是小学入学人数远远比人口普查多，说明人口普查存在漏报。国家统计局的张为民（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崔红艳等人也是持这种观点，他们将人口普查各年龄人数与小学入学人数对比，推断2000年普查0至9岁漏报了15.9%（3014万）。

但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小学毛入学率＝小学在校学生总数÷小学校内外学龄人口×100%。“毛入学率”并不是粗略计算的意思，而是指公式中计算分子（在校人数）时，不考虑学生的年龄大小。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1》，小学毛入学率大于100%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比如印尼在1981-2009年平均为118%；印度在2003-2008年平均为113%；柬埔寨在2001-2009年平均为121%；缅甸在2003-2009年平均为113%；1977-2008年巴西、墨西哥分别平均为134%、113%。比较1982年的人口普查和历年小学入学人数，发现中国在1980-1987年的毛入学率也在126%。因此，中国的小学入学人数比普查人数多16%是完全正常的。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流动人口比较多，多次入学的现象更加普遍，比如由于存在户籍制度，一些进城的农民工子女还在家乡保留学籍，有些小学通过虚报人数以“保校”（防止被撤并）。因此，不能用小学在校人数来推测同年龄组实际人口。

2010年中国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六普”），显示2010年中国人口只有13.4亿（而不是以前预测的14亿、13.7亿），生育率只有1.181（其中城市为0.882，农村为1.438）。如果继续1.18的生育率，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8年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六普”没有“找回”张为民所说的“2000年普查0-9岁共漏报了3014万”，证实了2000年全国的生育率确实只有1.3，说明部分人口学家过去的预测全部是错误的。但部分人口学家们仍然不敢相信如此之低的生育率，他们认为2010年的生育率还有1.6。

超生的家庭很多吗

很多民众也支持人口学家们的判断，因为他们从微观角度感觉生育率并不低，来自“超生”家庭的孩子很多，比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很多中国运动员就来自超生家庭。

其实一方面伦敦奥运会的运动员大都是1987年前后出生（中国体育代表团平均年龄为24.68岁），而整个1980年代的生育率还在2.4左右（主流家庭还生三个孩子）。也就是说，伦敦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有兄弟姐妹很正常。

另一方面，大众的感性认识有时候并不准确。比如一个人群共100个孩子，有21个来自三孩家庭，32个来自两孩家庭，47个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很多人会觉得超生严重，生育率很高，因为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不到一半。但是计算一下，会发现这100个孩子是70个妇女生的（7个生三孩，16个生两孩，47个生一孩），外加10个不生育的妇女（1/8的家庭不孕不育），共80个妇女，平均每人只生了1.25个孩子。

香港生育率只有1.0，香港科技大学人口学教授涂肇庆说由于香港医院出生的孩子有一半是内地孕妇的，香港户籍人口生育率只有0.5。但是香港相当大比例孩子也来自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比如伏明霞就生了三个，而另外很多家庭一个都不生。

美国40岁以上妇女有1/5没有生育过孩子。但是美国从1989年以来生育率一直维持在2.1附近，虽然有不生育的，但是也有生育十几个的（比如阿肯色州州议员吉姆夫妇婚后生了19个孩子）。

根据“六普”，2010年全国出生孩子中，第一孩的占62.2%，第二孩的占31.3%，第三孩的占5.3%，第四孩的占0.97%，第五孩或以上的占0.28%。北京出生孩子中，第一孩的占85.2%，第二孩的占13.6%，第三孩的占1.1%。就是说，即便生育率只有0.7的北京，出生人口中仍然有相当部分来自多子女家庭（有农民和流动人口，还有杨支柱这样的超生者）。

要达到人口学家所认同的1.6的生育率，那么80个妇女、128个孩子大致是这样分布：10个妇女不生育，2个生四孩，13个生三孩，26个生两孩，29个生一孩；128个孩子中8个（6.3%）来自四孩家庭，39个（30.5%）来自三孩家庭，52个（40.6%）来自二孩家庭，29个（22.7%）来自独生子女家庭。2010年城市化已经超过50%（户籍人口城市化也接近40%）了，新生孩子中只有22.7%来自独生子女家庭？

社会越发达，生育率越低。中国大陆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与韩国、台湾1990年代初相当，当时两地的生育率只有1.6、1.7；现在的泰国、伊朗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两国的生育率也只有1.6、1.7。就是说，即便中国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能在1.6、1.7。在独生子女政策下，2010年实际生育率怎么可能有1.6？

农村的生育率很高吗

有人说城市生育率低是可信的，但农村生育率仍然很高。其实农村的生育意愿（实际生育率往往远低于生育意愿）已经很低了，比如《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3个、1.78个和1.60个。进城的农民工的生存压力、抚养的相对成本远远高于城市户籍人口，他们的生育意愿并不高。农村的养育成本也增加非常快，以前可以就地入学，现在由于生源减少，五六所小学撤并为一所，需要坐车或走很远的路上学，有些边远山区的孩子，甚至需要父母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相对成本远远高于城市。并且农村人口比例在不断下降，中国城市化率由1982年的20.6%增加到2000年的36.09%、2010年的50.32%（其中20-39岁育龄人口中城市化率为56.31%）。

因此，中国应该尊重人口普查的权威性，及时调整人口政策。

如果继续1.18的生育率，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8年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应该尊重人口普查的权威性，果断调整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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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qq.com/zt2012/living/only_child.htm

丧女之痛将笛妈击垮。她和老公搬离了原来居住的城市，断绝了和从前生活圈子的所有来往，开始与世隔绝的生活。笛妈说，中国的老百姓活的就是孩子，他们这个年纪的人，共同的话题也是孩子，没有孩子，什么都没有了。“埋葬我的孩子时，也埋葬了我自己。作为笛儿的妈妈，我已经死了

计划生育政策不能无视失独家庭的壮大

易富贤

中国在1973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在不断增加。北京大学人口所穆光宗教授一直坚持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

2012年5月9日《广州日报》刊发的有关失去独生子女家庭的报道，图文并茂，失独家庭的悲惨遭遇，极大地震撼着城市读者的心灵，因为他们也只有一个孩子。

其实2004年杨晓升的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就引起非常大的轰动，但由于国家计生委的干预，该书未能广为传播。

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1975年到1979年出生人口中独生子女就已经占了15.6%；1980年到1989年由于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还稳定在2.4，独生子女比例也稳定在19.3%左右。1990年之后生育率急剧下降，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1996年到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独生子女比例也不断提高到1995年的35.1%、2000年的49.5%、2005年的64%。假设2006年到2010年独生子女比例也是64%，那么1975年到2010年共产生了2.18亿个独生子女家庭，其中70%是产生于1991年之后，50%产生于1998年之后，也就是说独生子女家庭在加速增加。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别死亡率（最近10年变化不大）计算，每出生1万人，有360人在10岁之前夭折，有463人在25岁之前死亡，760人在44岁之前死亡。假设母亲平均在26岁生孩子的话，那么这2.18亿独生子女家庭的母亲到51岁的时候有一千万已经失去了独生子女，到70岁的时候有1656万已经没有了孩子。现在正常人群就有1/8家庭不孕不育了；妇女生育能力在27岁就开始下降，而人们普遍晚育，孩子10岁以后夭折，母亲补生的机会非常渺茫。

新陈代谢是生命现象的最基本特征，哈耶克认为“生命只有在能够维持自身的延续时才存在”。对人类来说，后代不仅仅是血脉的延续，也是精神的寄托、价值观和文明的延续。在古代，“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但是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中国却将有上千万个“断子绝孙”的家庭，世代相传的生命链在他们身上嘎然而止，不但传统的“养儿防老，养子送终”变得不可能了，甚至连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都变得是奢求了，有些甚至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当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宣传说是“舍小家，为大家”，失独家庭小家是舍了，大家也完了！

《广州日报》的文章也揭示了另外一个现象， 生育对女人尤为重要。很多失独家庭的妇女在失去了孩子之后，丈夫也离她们而去。妇女平均比男人长寿几岁，而妻子通常又比丈夫年轻几岁。丈夫去世后，失独的妇女还将行尸走肉般地生活十多年，面临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困境，更有精神上的孤独。

儒家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是建立在健全的家庭结构基础上的，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有利于国家的持续发展。对部分失独家庭来说，既然无法“慎终”，也就无从“追远”，他们可能破罐子破摔，甚至威胁社会稳定。

目前还只有上百万失独家庭，比例还非常低，如果能够妥善处理，给这些家庭以物质上的帮助、精神上的慰藉，还是能够让他们安度晚年的。

但是今后却有上千万失独家庭的存在，即便由于成功补生，上述失独家庭数量减少一半，但相对于目前上百万的失独家庭来说，仍然是数量级的差别，对社会的震撼力将是非常巨大。而其他家庭也大多只有独生子女，这些独生子女照顾自己的父母都已经是自顾不暇，更是无力照顾失独家庭。

因此，失独家庭的加速增长，不仅仅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更是对人口政策提出了重大挑战。当务之急是果断停止计划生育，一方面可以遏制独生子女家庭增长的势头，减少今后失独家庭的数量；一方面可以增强社会应对失独危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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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者家庭 50岁以上失独群体日益庞大

　　“与死亡俱来的一切，往往比死亡更骇人：呻吟与痉挛，变色的面目，亲友的哭泣，丧服与葬仪……”（弗兰西斯·培根《论死亡》）

　　世上有一群父母，或许比谁都明白英国哲人培根的话。他们的年龄大都五十开外，20多年来，和自己唯一的子女快乐地生活，正当他们幸福地为孩子购置新房、准备嫁妆的时候，一场意外却夺走了孩子年轻的生命。他们由此陷入常人无法想象的痛楚当中：年龄太大，他们再次生育几无可能，每到合家团圆的节日，为免触景生情，他们只好躲亲避友；但儿女的音容几乎每时每刻都历历在目，这让他们总是眼含泪珠。他们自称为“失独者”，垂暮之年的他们，余生该如何度过？他们对记者说：他们想要在一起抱团取暖，建立一个只属于他们这个群体的养老院。    文/图 本报特派记者武威

　　2012年1月22日，除夕。北风正劲。南昌当地的天空灰蒙蒙的，一场飞雪就在眼前。这时，在南昌市郊的莲塘公墓里，传来了一对夫妇的哭声。

　　除夕风雪夜
　　——别样的团圆

　　在墓园哭泣的，是杨维国、蔡丽夫妇，当时，风雪无情地拍打着他俩，但他们似乎忘了严寒，蔡丽抱着女儿的坟头，哭泣地对着地下的孩子说：“今天过年了，我们吃年夜饭你吃一点啊。”去年3月5日，一场发生在校园外的车祸，让夫妇俩永远失去了当时正在江西财经大学读研的23岁女儿杨菲。回家后，蔡丽写了下面的一篇日志——《别样的团圆》。

　　晚上6时多，菲菲的妈妈爸爸却来到莲塘公墓，爸妈孩子是要团圆的，对不？是老天都不能阻挡的，对不？过年了，来吧，孩子让妈妈抱起你，孩子你也吃点吧。今天过年了，我们一家团圆，妈再也忍不住……在这里，一家人就这样吃上了大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在这里，白雪做伴，让我们实现了儿女情长。

　　团圆桌上的圆满，变成了永远的缺席。爸妈站在雪地里，看着你，爸妈在看着你呀！
　　“天空飘着雪花，温度冰点……”
　　白发爬满了这对夫妻的双鬓。丈夫曾两次试图自杀，都被妻子拦了下来，“他每天都喊着女儿的名字，有时激动地敞开衣领大叫，一次想从楼上跳下去，一次又把菜刀架在了脖子上，我撕心裂肺地劝他，‘你死了，我可怎么活’？”
　　生活也变了。原本三口之家一起逛的商场，夫妇俩再未踏足；原本合家团圆的节日，夫妻俩却逃避亲友，“一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和父母快快乐乐地在一起，情绪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饺子、汤圆，原来都是我们喜欢吃的，但现在从来不吃了”；妻子有时穿起杨菲生前的衣服，也惹来一场无明的口角，“为什么不让我穿，我穿上衣服后，就感觉女儿在我身边一样！”

　　老年丧子，人生之大不幸。这样的大不幸总是无情地在人世传递。江西九江的廖先生也有一位漂亮聪明的独生女儿“小丫”。小丫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在福建一家外企工作，只一年就晋升为公司的中层。过年的时候，廖先生和妻子为女儿购置了一套新房，为的是等着以后女儿带男朋友回来时住。

　　可造化弄人，廖先生和妻子等来的却是噩耗。那一年清明放假，小丫早上还打电话和母亲问好，但晚上却传来单位的电话，女儿出车祸了，生命垂危。

　　死神最终不期而至，随后是妻子的寻死觅活，两个月的粒米不进，只靠在医院输液维持生命，丈夫将一家三口住的房屋出售，精神极度痛苦，却依然要在妻子面前假装坚强，有时候控制不住，就跑到屋外去流泪、狂吼……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经历了丧子之痛后，一对对年逾半百的夫妇们开始在网络上寻找和自己一样的同命人，以求心灵的慰藉。他们在网上的昵称带着失子的悲伤，同样的命运也让他们愿意尽情地袒露心扉。趁着刚刚过去的五一节，网名为“倩影”、“往事回忆”、“小丫留住”、“坎坷”等的40多位暮年丧独子的父母通过网络联系，相聚在了湖北。“在别人面前，我们是两面人，总会显得坚强，但回到家后，深夜合上眼后，却默默哭泣。但面对这群兄弟姐妹，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倾吐。”

　　孩子的孝服
　　——心底永恒的痛
　　这绝对是一场不同寻常的“网友见面”。记者在现场记录了他们的话，或许这世上，再没有比这几位母亲的对话，更让人感到万箭穿心的了。

　　“小丫留住”抽泣地告诉身旁同伴那一段令人悲伤的时刻：“你知道吗？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不孝啊，按照我们那里的老人说，孩子火葬前，身上是一定要披麻戴孝的；孩子没有给父母送终就过世，本来就是一种罪过。”

　　活像一场梦魇，话到伤心处，引来了蔡丽和其他几位在场妇女的抱头痛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来自太仓的“老怪”，是失独群体网络中的活跃分子，他常常言辞幽默，但谈到自己的儿子时，有时也会激动：“儿子生病的时候，我答应过我儿子的，一辈子就只有他一个儿子。儿子去世后，民政局的人拿来几张孩子的照片，说是孤儿，让我挑选领养，我一口回绝了，我年龄大了，孩子还这么小，他稍大一点的时候，我已经七老八十了，还怎么有能力去抚养他？”

　　“倩影”是这次网友聚会的组织者，这些年来，她在武汉接触到很多失独者，其中有一个是湖北的高官，令她印象深刻：“白天的时候，他总是西装革履，体面地工作；可是晚上回到家里，他又成了另外一个人，整夜抱着孩子的骨灰盒哭泣入睡，口中呢喃着‘孩子，让爸爸抱抱你’，他就这样睡在地板上将近8年。”

　　精神折磨
　　——压抑、自闭和尊严

　　事实上，除了失子之痛，其他精神上的折磨也让失独者痛苦不堪，普通人的一句不经意的话语或许立刻引来这些父母的怒目相视或者失声痛哭，他们的精神极度敏感和脆弱，睹物思人，极力躲避世俗人伦。

　　来自珠海的“金蛇狂舞”和“万里马”夫妇，是这个群体中比较年长的，“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事情，我每天都会跑去社区的老年人活动室，唱歌、跳舞、扭秧歌……日子过得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每当别人问起我的儿子时，我却不得不撒谎了。人家问‘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你儿子’？我就说‘他在部队，工作忙，不能常回来’，人家又问‘那怎么没见到你的孙子呢’？我就回答说‘他们丁克，没有孩子’。”

　　失独者在节日里恐惧一切聚会，每年到了春节，这些父母都如临大敌，他们或躲到人迹罕至的清冷山庄度过漫漫假期，或在洗浴中心一待七八天，无论亲朋好友如何请他们，他们都不愿意出来。碰到亲友结婚、做寿、给小孩摆满月酒时更是如此，他们往往会将礼金奉上，但从来都不会去参加婚礼。睹物思人、触景伤情。他们自称是精神残疾者，今生不可治愈。

　　孤苦伶仃
　　——丈夫离他们而去

　　他们也曾想过用人工的手段再次进行辅助生育，但这样的方式却常常被他们自我否定，“有这么多钱去生小孩吗？即使能生下来，我们还有精力去抚养他吗？他的身体发育可能和正常孩子一样健康吗？”他们时常这样扪心自问。而前不久发生在广州的一出悲剧再次让有这样想法的失独父母踟蹰不已——在失去长子后，50岁的文姨与刘叔耗费12万元通过试管技术再次当上爸妈，在生下一对龙凤胎、含辛茹苦地抚养了10载后，夫妇俩却因长期精神压抑选择了轻生。

　　精神的痛苦往往带来生理的疾病。在这次有40多人参加的失独者父母聚会中，只有1/4是男性，“老怪”说：“这年头，丈夫能带着妻子一起出来聚会，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回家还能和老婆倾诉，但她们回家，就真正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啊！”

　　在经历了失子之痛之后，很多妇女都失去了丈夫。她们的丈夫或承受不了巨大的痛苦，不久就身患重病，离妻子而去；或者是离家出走，自此杳无音讯。一位来自湖北的女士哭泣着说：“我的儿子毕业于武汉大学，来到深圳工作，2006年，他在自己创业时因劳累过度去世；2009年，老伴又查出身患癌症，我在家独自照顾了他两年后，他还是离我而去。现在连亲戚也不愿照顾我，我的精神是绝望的，身体是衰弱的，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来自甘肃天水的女士“坎坷”说：“我的网名叫坎坷，我的一生也是如此坎坷，我今年48岁，我的儿子在21岁的时候，在大学宿舍里突然晕倒，永远地离开了我，我当时还可以生育，但我的爱人却得了尿毒症，我爱人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够看到儿子大学毕业，但他的心愿却没能完成，如今，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有尊严地活着，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不要在医院做手术时，没有人来给我签字……”

　　失独者
　　的心语

　　“梦在天堂”：我来自福建三明，2002年，我的丈夫因为重症肝炎去世，当时儿子才11岁，没想到当我把儿子养到21岁时，我的儿子遇到车祸。与别人一起摔落到了河里，我的儿子救了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从河里上来。每年春晚，节目都很关心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我们这些没有儿女的空巢老人，谁来关心啊？（泪如雨下）

　　“荆棘鸟”：我来自四川德阳，儿子刚走了1年，真实的心情其实很不好。但是在外人看来，我似乎什么都不缺，是那样成功，那样风光。我前年被评为四川省的三八红旗手，去年又被评为“巾帼英雄”，我又是高级工程师，但是，孩子没了，什么都没有了。（痛哭不已）我想着，根本没有谁来为我们送终啊，我们希望晚年应该有一个保障。

　　“杨菲的父母”：我感叹我们都已不再年轻，感叹我们都没有小孩了，每当我们强作笑颜，其实内心都在滴血。我们现在或许还年轻，还能动，但是一二十年以后，我们都不能动的时候，该怎么办？我想要有尊严地活下去。涉及杨菲的案件，一审已经过去大半年了，但二审却至今没有开庭，我希望法律早点给出公正的答复。

　　“历历在目”：我儿子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并且找了一个空姐做女朋友，他才25岁，离开我时，也是因为车祸。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哽咽失语）……我还要补充一句，我以后尽量不哭了，以后和儿子团聚时，要让儿子看到漂亮的妈妈，让儿子说妈妈变漂亮了，变好看了，再也没有眼袋了。

　　全国失去独生子女家庭超百万个

　　在这40多名“失独者”的聚会中，有丧子七八年甚至十年之久的“倩影”夫妇、“金蛇狂舞”夫妇，也有独子去世才1年左右的来自四川的“荆棘鸟”和杨维国夫妇。他们有的贫穷、有的富有，有的远在甘肃、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到达武汉。但他们却并不在乎这些，毅然决定相聚在一起。他们说，在这里，不用像在外面那样假装坚强，他们可以“抱团取暖”、纵情哭笑。

　　不少人告诉记者，在失去独子之后，对于世俗的名利和金钱，他们早已置之度外，但他们却总是无比担心，他们无法想象，在他们临终之时，陪在他们身边的会是谁？能有谁？就像“坎坷”说得那样：“我们要有尊严地死去。”

　　“倩影”三年前就开始建立全国失独群体的QQ群，三年下来，QQ群由一个变成了三个，群员的规模也超过1000人，“倩影”说，现在群员的共同愿望，就是建立一个属于失独群体自己的养老院，因为只有这些失独父母待在一起，他们的心理才没有芥蒂，并且能够互相帮助，“其他养老院的老人都有儿女，入院时，儿女要签字成为老人的监护人，儿女们也会时常来看望老人。我们一方面进养老院时，手续上会遇到问题；另一方面，看到别人的儿女来看望自己的父母，我们情绪上受不了。”

　　唯一愿望：建独立养老院

　　“老怪”说，他希望建立这个养老院，就是希望这个养老院成为他们这些暮年丧子者养老送终的所在，“我们不可能同时生病，总能够有健康的人来照顾那些生病的人，我们这群人，所有人都是病人，所有人也都是医生，我们痛苦时，只有跟我们一样的同命人，才能劝住我们，我希望政府能够考虑到我们群体的特殊性，我们自己也愿意出一部分钱，来建这个养老院。”

　　但是，全国暮年失独的家庭到底有多少？目前我国还没有进行过详细的数据统计，记者只能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卫生部此前发布的一系列统计数据进行推算。

　　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总人口约为134735万人，此前抽样调查则显示，2009年我国15~19岁年轻人约占总人口的7.17%，20~24岁的年轻人约占总人口的7.52%，25岁~29岁的年轻人约占总人口的6.48%，此前，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曾估计，目前军队中独生子女率已经不低于70%，作战部队则超过80%。如果按照军队的样本来估计，我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至少也有1.9亿人。另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所显示的该年龄段人口疾病死亡率来推算，15岁至30岁年龄段的死亡率至少为40人/10万人，由此估计，目前我国每年15~30岁独生子女死亡人数至少7.6万人，由此带来的是每年约7.6万个家庭的分崩离析，难以补救。

　　“老怪”所在的太仓县总人口71.72万，经过“老怪”了解，他们县共有115家和他境况相同的家庭，如果以太仓县作为全国的样本，那么，全国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肯定超过百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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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而到寺院养老也成了这些失独家庭的选择之一

　失独者笛妈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北京报道

　　“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雨不停，没太阳，裸露而无助。”

　　57岁的笛妈，说自己四年前就“死”了。

　　2008年5月，她唯一的孩子，女儿笛尔，在公派美国读博期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停在了25岁。

　　笛妈和丈夫随女儿一起“死”了：“埋葬了女儿，也埋葬了自己。”

　　他们成为了失独者。

　　失独者，一般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中老年父母。他们的年龄大多为50岁以上，几乎失去生育能力，人到中年，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据专家推算，1975—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母，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老无所依的失独老人。

　　笛妈和丈夫的命运，是这2000万失独者命运的缩影。

　　“永远在一起”

　　没有女儿的消息，足足有三天了。

　　自从女儿去美国读博，每一天，不管多晚，母女俩都要聊上几句。听到女儿的声音，笛妈觉得安心。

　　2008年5月初，女儿的第一个学期刚结束，改好的论文传回了国内，就相约和几个同学去大峡谷玩，放松一下。

　　电话里，女儿的声音透着一股高兴劲儿：“妈，你也来吧，我带你去，大峡谷可是自然奇观哦。”

　　笛妈拒绝了。丈夫身体不太好，女儿很快就回国，去一趟美国得费不少钱，笛妈心里这样打算着。

　　这个决定让她至今追悔莫及。

　　第二天，女儿没打电话来。笛妈给女儿老师打电话。老师宽慰她，别想那么多，兴许年轻人玩高兴了，忘了呢。

　　“心慌。”笛妈不知道干什么好。

　　她记起在首都机场告别时，女儿抱着她，说，妈妈，别担心，以后家里有我呢。

　　压住打转儿的泪珠儿，笛妈抱着女儿，说，妈等你。

　　想起这些，笛妈的心，稍稍安稳了些。

　　电话终于等来了。

　　美国警方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家里。笛妈不敢接电话，丈夫也不敢接。丈夫的表妹接了电话——笛尔遭遇车祸，去世了，需父母来处理后事。

　　笛妈一下子“掉到了十八层地狱”：“完了。”

　　丈夫身体不好，笛妈一人去了美国。

　　大约两周后，笛妈从美国回到了沈阳的家。她“抱回”了女儿：一盒骨灰。

　　起初，笛妈想把女儿“留”在家里。她怕女儿孤单，怕自己孤单。入土为安的传统，最终让笛妈放弃了这个念头。

　　北京八达岭陵园，笛妈要把女儿埋在这里。

　　女儿出国前，笛妈陪女儿来北京，正是来八达岭陵园看姥爷。女儿打小儿跟姥爷亲，在姥爷碑前，女儿轻轻地说，姥爷啊，我要出国了，去美国读博士，您外孙女争气吧，等我回来再来看您。

　　从女儿的墓，走到姥爷的墓，只需要十多分钟。

　　“八达岭，寓意四通八达，不管从哪个方向回家，都方便，她会喜欢。”笛妈抽泣起来。女儿离姥爷近了，可是离家远了。

　　这个位于北京延庆的公墓，距离沈阳约有700公里，开车需要约8个小时，坐火车需要4小时44分，最快的是坐飞机，也需要1小时25分钟。

　　笛妈没有车，坐不起飞机，每次来看女儿，选择的都是火车。

　　第一次来看女儿，她拼命记住一路的地名、站名和公交路线。到墓前，她把这些一个不落地说给女儿，生怕落了一点儿。

　　“女儿聪明，回家的路肯定记住了。”她望着墓碑说。

　　这是一块没有照片的墓碑。

　　黑色大理石泛着冷光，从左到右，并排着丈夫、女儿和笛妈三个人的名字，右上角有一行小字：“永远在一起。”

　　丈夫和自己的名字，是笛妈要执意刻上去的。她甚至坚持要把三个人的名字，都描上金字——在北方风俗里，这意味着一个人真正地告别世界。

　　她没能如愿。

　　“那就一定得在碑上刻上‘永远在一起’。”她如愿了。

　　两年前，她和丈夫卖掉房子，搬离了居住了几十年的沈阳，去到一个陌生的辽东半岛西北部小城。

　　搬家两三天后，笛妈就坐火车赶到北京，奔到女儿墓碑前。

　　她说，女儿，我和你爸搬家了，我来告诉你一声啊……你别找不到回家的路啊，我们把咱们家里的家具什么的，都搬过去了，你的床也搬过去了，怕你不习惯，就是位置朝向改了，因为房子格局变了，你别怪妈啊……

　　“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是笛妈和丈夫唯一的人生寄托。

　　笛妈和丈夫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历是小学四年级，只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他们希望孩子能多读点书。

　　198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三年前，国家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生完女儿十个月后，笛妈必须向工厂交一份已经在体内装上节育环的医院证明，否则就不能上班。一旦发现怀孕，会有人陪着去医院，强制堕胎。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最严格的时候，一旦违规即被开除公职，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家的。

　　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的笛妈看来“不可能出现”。准生证、出生证明、户口……违规的孩子，什么证也办不下，“没有证就不许你生。”

　　“就是偷摸生了，你这么长时间不工作，你去哪里了？不给你发工资，不给你涨工资，你怎么活？”笛妈自问自答，“不能活！”

　　厂里的书记，有一个女儿，女儿被开水烫了胳膊，并不严重，书记去开了一张伤残证明，得以再生一胎，男孩。笛妈当时不理解：书记怎么能这样呢？不响应计划生育政策，怎么不求上进呢？

　　“人家就是高，要不然怎么当书记呢！”现在，笛妈懂了。

　　笛妈从年轻时，就一直尽量理解国家。她还记得，当时有专家说计划生育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计划生育，对国家有害，对民族有害；计划生育，对一部分家庭有害，”笛妈抬起了双手，像一个天秤的两端，上下浮动，“它是有风险的，一个千分之五点四的风险，说不定就落在谁的身上，可这个概率是存在的。”

　　笛妈的双手陡然垂下，“我就是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上高中之前，笛妈和丈夫都在本溪工作，为了让女儿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他们就把女儿放到沈阳，让爷爷奶奶照顾。这样一来，他们只能两个星期见一次女儿。

　　女儿问他们，为什么别的小孩都住在父母家，我要住在爷爷奶奶家？笛妈说，跟着爸爸妈妈只能上职工子弟学校，学习就会落后。

　　笛妈和丈夫回沈阳，女儿就特别高兴，走的时候，女儿特别难受，可从来不说。后来，笛妈在女儿的日记里，看到女儿这样写：“爸爸妈妈每次走的时候，越走越远，最后成了一个小黑点，看不到了。我特别想他们。”

　　2001年，女儿考入了大连理工大学，数学专业。

　　女儿和笛妈聊自己的专业，说，妈，数学是严谨的学科，是基础也是尖端，前人留下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学好不容易。

　　“嗯，得好好学。”笛妈有一搭没一搭地回话。

　　“本科四年就是一入门，根本不能算学数学，妈，我要读博士。”

　　笛妈的声调提高了一些：“这才是我女儿！”

　　小学、中学、高中、每一次升学考试，女儿都是想考哪个就考哪个。可是笛妈的脸上几乎不会流露出任何的兴奋，“压着，哪怕是孩子考上大连理工，怕孩子骄傲。”

　　她想等女儿学成博士归来，把这么多年攒着的表扬一下倒出来。

　　她再也没有机会了。

　　“没了脊梁骨”

　　笛妈和丈夫的生活，被完全摧毁了。

　　笛妈不敢跟邻居说话。下楼前，先悄悄打开房门，竖起耳朵仔细听楼道里有没有人，没动静时，飞一样跑到楼下，买完菜，再赶紧跑回来，像做贼一样。

　　大街上，遇到一个年轻时同一工厂的工友，对方热切地和她拉家常。聊到孩子，笛妈一下子就蒙了，胡乱嘟囔了几声，甩开工友，掉头就走。

　　超市里，遇到一熟人带着女儿，人家远远地冲她打招呼。笛妈看到了熟人扬起的手，没等手放下，笛妈转过身去，逃开了。

　　“没了孩子，就没了脊梁骨，”笛妈惧怕接触原来生活里的一切人，“我现在看人不敢看别人脸，只看别人下半截。”

　　她换了家里电话号码，换了手机号码，几乎切断了之前所有认识人的联系。

　　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跟孩子一起死了，没有了灵魂，“现在是一个行尸走肉。生活是孤立无援的，心态是苟且偷生。”

　　2010年，笛妈和丈夫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过去告别——卖掉房子，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她感觉别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笛妈说不出。

　　有时，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健康”，可她确信这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保护”。上海一个失独者的团队相约一起吃年夜饭，去酒店订桌，老板知道了他们的情况，拒绝了这群抱团取暖的人，“触霉头，断子绝孙的人，影响生意。”

　　断－子－绝－孙，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扎进笛妈的心里，血流出来，生疼，她却不能喊出一字一句。

　　“死了算了。”笛妈不止一次地想要死。

　　坐在屋子里，看着熟悉的家具，她想起女儿。到女儿睡过的床上，躺一会儿，她想起女儿。偶尔看电视，不小心碰上一个娱乐节目，她在心里骂自己：你怎么能看娱乐节目呢？怎么能看招笑的节目呢？你应该去死！

　　“说死就死。”她站起来，冲到阳台，推开窗户，头探了出去。六层楼高，并不能给她多大的恐惧感，可她还是缩回了头。

　　“懦弱！贪生！”她骂自己。

　　一次，她去银行存钱。柜台姑娘扔出一单子，笛妈抓过来就填，有一栏是个人工作，最后一个选项是“其他”。笛妈直接在上面划了勾。

　　“不行。”柜台姑娘说。“怎么不行了？我就是没有工作啊。”笛妈解释。

　　“不行就是不行。”姑娘继续说。笛妈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近乎歇斯底里：“怎么不行了？我没工作就是没工作！”

　　姑娘被吓傻了。保安冲了过来。

　　笛妈的脑袋里涌出了奇怪的念头：“这是银行，保安有枪，使劲闹，保安一枪崩了我？恩，一枪崩了我得了！”

　　她更加“疯了”。

　　枪没响。

　　弟弟冲了进来，和保安一起把笛妈架了出去。

　　“我才出去三分钟，怎么就闹成这样！”弟弟恼了。

　　“哇”的一声，笛妈哭出来。

　　“一水缸都装不下”

　　“我差点死了。”电话里，丈夫哭出声来。

　　笛妈去美国处理女儿后事时，接到了丈夫从沈阳家里打来的电话。

　　一天，独自在家的丈夫突然就晕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全身都是汗。他挪到沙发上，躺下，又昏过去了。醒过来，丈夫发觉浑身上下水拉拉的，“不知道是尿了还是怎么了。”丈夫去卫生间，想擦洗一下，再次昏倒了。丈夫这次昏过去的时间更长，再醒来，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笛妈一下子觉得特别恐惧：“无助，一个是老无所依，精神上的，还有一个是生活上的，人得活啊。”

　　丈夫以前很少做家务。现在，笛妈有意地让丈夫买菜、做饭、洗衣服。她得预备着那一天，防着那一天冷不丁地到来。

　　“你在今天，不知来的是明天，还是无常，”她往后捋了一下滑下来的头发，露出一额头的白色发根。

　　自从女儿去世，笛妈的头发有四分之三已经变白了。丈夫的头发，已经全白。

　　她放不下丈夫。丈夫的身子弱一些，笛妈生怕自己走得早，留下丈夫一人。

　　每次说到这儿，丈夫就梗起头来：“你死了，一分钟之内，我也死！”

　　她觉得自己比丈夫坚强，有责任照顾好丈夫。丈夫曾经对她说：“这几年，我们俩的眼泪，能用缸装了，一水缸都装不下。”

　　她听说过，有些失独者家庭，母亲丧失了生育能力，丈夫不想无后，就撇下了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

　　“我们永远在一起。”笛妈说。

　　自女儿走后，过年时，笛妈和丈夫从不吃饺子，炒个大头菜或者大白菜就过去了。

　　第一个春节，笛妈在美国处理女儿的后事，丈夫一个人在沈阳，两人忘了还有过年这回事儿。第二个春节，临近年关，鞭炮声渐渐多起来，笛妈听着鞭炮声，“像炸自己的心一样”，看着别人家欢天喜地，“真的要疯了”。

　　仿佛是被鞭炮惊着了的动物，她和丈夫需要一个地方躲起来。

　　他们去了城郊一个小山沟，山沟里只剩下两家营业的温泉农户，顾不得主人疑惑的目光，他们一呆就是几乎一个正月。

　　“鞭炮少，”她一边感谢农户的“收留”，一边忍不住咒骂，“我们恨这个年啊，节啊，怎么现在节越来越多了？”

　　没有希望的愿望

　　经别人介绍，笛妈知道了有这样一个QQ群，都是和自己遭遇一样的家长。

　　死亡，是这个群里并不避讳的话题。

　　“不怕死，”一个75岁的失独者，怕的是死不痛快，“生病让人伺候，没人啊！我祈求和儿子得一样的病，一下没了。”40岁的儿子在他70岁那年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响应国家晚婚晚育政策的潘教授，35岁才有了唯一的儿子。

　　笛妈则想把自己饿死在床上。

　　“失独家庭的问题，就像身体长的瘤子，越掩盖，越腐烂，你要给它治疗，开刀手术，”笛妈担心自杀对国家形象影响不好，“它落一个疤，但是它不会侵害到你别的健康肌体。”

　　在《计划生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七条里，写着：“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这条法律，自2002年9月1日正式施行。

　　笛妈几乎脱口而出二十七条的具体内容。“‘帮助’不是责任和义务，可以帮也可以不帮，帮你是人情，不帮你是道理。”

　　她又提高了声调：“政府不帮我们，谁帮我们？”

　　包括笛妈在内的失独者，最怕的是老无所养。

　　笛妈每个月有2000多的养老金，丈夫还没退休，一个月有四五百块钱的收入，钱加起来，能够维持两个人在那个辽北小城的基本生活。

　　不过，笛妈说，失去了一个孩子，就等于失去了一群孩子，他们的养老成本要比普通人高。“女儿在，她就会有工作单位的同事，有同学，以后她还会找对象，结婚，她给我们带来的人脉资源，会给我们带来帮助，”笛妈说，“看个病，只有钱不认识人也不行啊！”

　　在失独者QQ群里，有家长说，全国的独生子女家庭都在走钢丝，就看谁掉下来，我们就是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

　　此话一出，活络的群聊，顿时静下来。

　　他们通过网络商议，希望得到来自国家的帮助。

　　最近一次寻求帮助是在6月5日，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从各省市联合来京，向国家计生委申请补偿。

　　两天一夜的等待，换来包括笛妈在内的五名父母代表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的一次不公开座谈。计生委承诺，三四个月内，研究出一个“制度框架”。

　　笛妈从来没有得到过实质性的答复，他们的愿望，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丝真切的希望。

　　“希望国家为我们建一个统一的养老院，我们拿出工资和退休金的80%作为经费，剩下20%零花。”

　　“国家要把‘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可是对于失独老人来说，‘谁回家看看’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被当做空气一样。”

　　“作为公民，我们对国家问心无愧，做到了国家要求做的一切，我们建议建廉租房，也是替政府着想，住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不给政府添麻烦。”

　　“最主要的，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我们没了孩子，不能让我们再成为没有妈妈的孩子……”

　　在跟计生委领导座谈时，一个年纪最大的失独者父亲说：“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现在我又来谈，我不想三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到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张相片了……”

　　一些人显然等不到那天了。哈尔滨一对夫妻，妻子住在医院普通病房，丈夫住在传染病医院；重庆一名失独母亲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生病的老公自顾不暇……

　　“要是女儿在，该有多好啊！”每次听到这些消息，她总忍不住这样想。

　　她很少梦到女儿，四年多时间里，“梦到过三四次”。

　　一次是2010年5月22日，第二天，她就要和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代表去国家计生委。梦里，女儿还是高中时的模样，参加体操比赛拿了冠军。女儿一手举着奖牌，一手握拳，冲她喊“妈妈，加油！”

　　她一下子就醒了，黑暗里，瞪着眼睛，泪淌下来。

　　7月10日这天傍晚，北京的天，泼下了大雨，砸在地上，激起一阵水烟儿。赶去和失独者朋友聚会的笛妈，撑一把白底蓝花的伞，一个人立在马路边上。

　　一辆、两辆、三辆、四辆……一个多小时里，二十多辆出租车呼啸而过，笛妈的手，抬起，又落下。雨水几乎打湿了整条裤子。她一手举着雨伞，半蹲着，挽起裤腿，一阵风带着雨，直接浇到了她的半边身子上。

　　她不放弃这次聚会，继续在雨里等车：“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会感到快乐。”

　　一辆出租车再次呼啸而过。“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车不停，雨不停，没太阳，”笛妈的话，盖过了雨声，“裸露又无助。”

　　(文中笛妈、笛尔为化名。实习生曹珊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蝴蝶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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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_李岩 北京报道

　　尊与卑在相遇之前就有了天然的划定。

　　位于北京海淀区知春路的国家人口计生委人民来访接待室，入口被树丛巧妙遮蔽。在这个路人一不留神就会错过的院落，100多个失去了家中唯一孩子的父母，几乎是以俯叩之姿，从树丫的缝隙间低眉顺眼钻入。

　　6月5日一早，他们通过网络商议，从各省市联合来京，向国家计生委申请补偿。

　　“在人生步入中老年的时候，孩子却不幸离开了我们……我们一天天地老去，谁为我们养老送终？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同时也失去了生命的传承，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失去了精神的寄托，失去了最基本的赡养保障。”申请书后，有一千多个失独者的签名。

　　“失独者”是外界对因各种原因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较多采用的统称。但在这个群体内部，他们多互称“同命人”。

　　接待室的金色牌匾清楚告知：接待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周六、周日休息。在这个周二上午，计生委没有回音。而可以想见的是，从下午到次日凌晨，上访行动也不会得到任何答复。

　　父母们在没看到结果前不打算离去。但他们入住的宾馆和所属各地方计生委已经得到通知：前者不得继续接待，后者火速来京领人。

　　深夜1点，接待室没有关灯，也没有关门。外面多了几辆警车值班。呜咽之声断断续续，飘入北京初夏的夜空。

　　过不去的坎

　　生不逢地，死不逢时。

　　在这个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特国度，已经有上亿的新生儿降临，他们从来没有兄弟姐妹，其中一部分又因天灾人祸，未尝尽人生百味，便先于父母离世。

　　在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灭顶之灾前，这些父母大多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的经济困难、60年代的“文革”浩劫、70年代的上山下乡、80年代的一胎限制、90年代的分流下岗。在遵照国家政策多年之后，唯一的孩子突然离开，他们发现自己的人生已然从主流中掉队，亦被国家政策所遗弃。

　　“我们对得起这个国家，你让我们做什么我就做了，结果最后还成了维稳对象。”在上访现场，一位失独妈妈对本刊记者说。

　　表面上看，没有孩子是失独家庭和普通家庭的唯一不同，但实际却是，没有孩子，两种家庭在任何生活细节上都迥然不同。一个三口之家，失去年纪最小的人口，从此不啻灭门。

　　独生子女意外伤亡导致计划生育无后家庭的产生。学者王广州等根据计划生育政策历史将无后家庭定义为：“年龄在49岁以上﹑只生育过一个子女﹑现无存活子女”的家庭。

　　由于没有孩子，计划生育无后家庭也可以称之为计划生育“空巢家庭”。

　　“孩子是中国父母的希望和保障，所以中国人把儿女看得比天还大。”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一旦独生子女家庭失去唯一的孩子，父母的养老送终便是无解之题。“失独甚至引发一种连锁反应，物质不能弥补。夫妻之间会互相埋怨，感情可能就破裂；悲恸摧毁父母身体，家庭可能就瓦解。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因为总有一个风险比例，让他们中的一部分将来成为失独家庭。”

　　2008年的汶川地震使中国集中出现了一批失独家庭。因为每年都去灾区慰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和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成了老朋友。那场地震让后者成了当地抗震救灾的模范典型，但也让他成了一个失去妻子的丈夫和失去儿子的父亲。

　　不管何时，于丹去办公室找刘亚春，都是看到他脸上嘻嘻哈哈，但却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次，于丹无意中瞥见，报纸下搁着一本名叫《父爱》的书。她才发现，几年过去，刘亚春的内心一直没走出来。

　　“失去父母的孩子可以长大，但失去孩子的父母是怎么都过不去的。”于丹说。

　　穆光宗曾对辽宁省辽阳市自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的死亡人口数据进行过统计分析。在0-30岁的295名死亡人口中，0-10岁的死亡人口比重为16.27%，0-15岁的为26.44%，18-30岁的高达66.44%。当最后一种情形不幸发生，孩子的母亲通常也过了生育年龄，情非得已，多数人只能放弃再生育。

　　无论什么原因，一旦再生育失败，失独便成为中年父母们不可逆转的伤痛。他们要么不愿意出门，要么不愿意回家。

　　“你能想象么，我们除夕一起去洗浴中心过的年。”一位上访的妈妈说，“人家过节，我们躲劫，劫难的劫。哪里没有鞭炮声，我们就去哪里。”

　　“正常人永远理解不了我们。”不止一个父母表达了这个观点。听起来像是对计生委的无动于衷给出解释，也像是对素昧平生的来访者礼貌地告以非充分信任。

　　为了逃避有关孩子的一切邻里家常，一些失独父母成为流动人口，他们切断与亲朋的联络，找到一个陌生地方苟活。进养老院、上手术台，他们都找不到儿女为自己签字。部分失独的爸爸抛下失独的妈妈，另辟一段婚姻，只为不让自己无后。

　　生活没有按下停止键，但按下了静音键。不带商量，不带迂回，孩子就这样走了。所有的喧闹、忙碌、紧张、困顿、压抑、隐忍，连同它们所换回的那种叫天伦之乐的美好，一并消失了。

　　无果的诉求

　　上访人员呈秉国家计生委的这份《关于要求给予失独父母国家补偿的申请》共4000字。

　　他们的诉求是：希望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由政府给失独者提供集中的廉租社区；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失独者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

　　对于补偿金额，父母们给出了一个供决策部门考虑的计算公式：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年)×(全国平均寿命－孩子成活年龄)÷2。

　　“这就等于如果孩子还在的话，可以给这个家带来的收入。”一个妈妈对此作了解释。后面除以2，是因为父母要分开计算。因各地收入情况和孩子死亡时间的不同，这个算式的结果，少则30万，多则50万。

　　他们悉心记下新闻中的数据，在《申请》中进行了自己的演绎。2011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表示，全国无户籍人员大约13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大部分是因超生未上户口的人员。

　　“根据这一数据推算，”《申请》中写道，“即使按保守水平每名超生儿须缴2万元计，根据相关法规收取的超生罚款总数就高达2600亿元。将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用于补偿失独家庭……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但对这一设想，穆光宗直言可笑。向二胎以上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他首先就反对。“现在还征收社会抚养费本身是错的，有的家庭甚至被征收100多万。用错的事情弥补另一件错的事情，就错上加错。”

　　一切始于新华社在1980年发表的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百年预报。按照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2000年中国的人口要过14亿，2050年将达到40亿。

　　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达成“争取在20世纪末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国家发展风险的降低，由家庭发展风险的提高作为代价。

　　计划生育32年，除了近年刚开始实施的每月100元“特别扶助金”项目，失独家庭得到的政策保护为零。尽管失独问题由来已久，理论上从实行计划生育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伴生，但对计生委而言，它似乎还过于崭新。

　　一名来自宜昌的母亲向记者出示了当地计生委在2009年《致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家庭朋友的一封信》，对信中措辞，她极为愤慨—您有幸成为首批享受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奖励政策的朋友，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她在“有幸”两个字下画了两条波浪线，在“衷心的祝贺”下打了五个圆点。“难道我只生一个孩子，是为了享受你这份奖励？”

　　她回忆说，发放扶助金当日，所有失独父母被安排在仪式现场披红挂彩，任人拍照。

　　多年接触国家计生委，穆光宗感觉官方对失独问题的态度仍“不太明朗”。“他们当下的工作重点还是生育控制，而不是生命关怀。”

　　两天一夜的等待，最终换来5名父母代表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的一次不公开座谈。计生委承诺，三四个月内，研究出一个“制度框架”。随后，全部上访人员在6月6日夜晚被其户口所在地政府人员成功领返。

　　没有人从这里带走任何实质性政策答复，更没有人有机会递交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对国家计生委行政不作为事实进行处罚”的诉状。

　　父母们唯一能做的，是又一次弯着脊背，从院门外的树丫间钻出。

　　自救之困

　　眼下，媒体报道中广为流传的数据是“我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者家庭，全国超过百万”。但在学界，从未有过一次对这一群体数量的科学计算。而国家计生委，在本文截稿前，亦未对我们包含这一问题在内的采访提纲给予答复。

　　“数据很难获得，大致的计算有上百万。”穆光宗说，“但这个数字很保守很保守，而且还在累加的过程中。除非老人去世，家庭解体，不然失独者会越来越多。”

　　23岁的白露是北京房山人，去年12月，她的母亲因病离世。为排解哀思，白露用自己的QQ专门建了个群，让素未谋面但都失去了一位或两位双亲的孩子互相慰藉。当看了失独者的相关报道，把自己加进了一个失独QQ群后，她的脑中出现了一个闪念：若把这两个群结合，按照地域就近重组新的家庭，让孩子有新的父母，父母有新的孩子，岂不善莫大焉？

　　设想很快在两个群中同时发出，但不料在失独者的群里，她遭遇了排斥。“小孩子的梦话。”有人回复说。

　　“可能还是怕受伤，怕被骗。”白露分析，“失独家庭已经再经不起任何波折。”

　　在发现白露不是失独者后，群里的父母要求她立即退群。

　　现任《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的杨晓升在10年前采访了多个失独家庭，写出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里面第一个案例，便有类似的情节出现。

　　因为一场车祸，北京的张立军夫妇在1999年失去了17岁的独生女儿。两年后，他们在一家饭馆发现了一名和女儿外形酷似的女服务员。听二老含泪讲出悲伤，女孩说，要不，我给您俩当孩子？

　　像一切出现重大转机的故事那样，张家再尝人间甘霖。夫妇俩对女孩百般呵护，衣食住行的规格与女儿生前等量齐观。女孩也感受到了来京之后从未有过的温暖，爹前妈后叫得亲切。

　　不过，张立军的妻子完全将这个女孩看成了女儿的再生，其一举一动都要被她拿来与女儿对比。女孩毕竟生长在农村，书也只读到初中，妻子越比，越觉得女孩哪方面都不如女儿。

　　夫妻为此矛盾频生，女孩都看在眼里。终于有天，她出门前给夫妇俩留下一封信，然后再也没回到这个家。

　　11年前的这场真实的民间失独自救，最终以失败收场。对传统的、遭遇了精神重创的中国父母而言，通过领养等方法重组家庭时所面对的困境，可能并不亚于消极的固步自封。

　　至今，杨晓升这部报告文学的单行本也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发行。在国家计生委的干预下，已经印刷完毕的新书被迫封存。“计生委提出，这跟他们的宣传口径相左，但中宣部把这本书调来看过，没觉得有任何问题。”杨晓升说。

　　他在这本书的采访札记中感慨：“从力学原理上讲，三线三点所构成的几何结构由于三点的互相支撑成为一种最稳固最稳定的结构。但在我看来，这也是最脆弱最不牢固的结构，因为一旦失去其中一点，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便不复存在。”

　　如这场无疾而终的发行一样，两天的北京上访，就像一场被迅速抹平的意外。回到各自家乡，父母们又开始了空洞、失真、缺乏时间感的生活。

　　有父母坚持把孩子的骨灰放在家中，但同时，他们又须小心翼翼，避免睹物思人，让情绪被某个机关再次触动。

　　“残疾人、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有政策照顾，就是不照顾我们。其实我们才是真正的空巢老人啊。”一个父亲说完，脸上出现稍纵即逝的微笑。他们普遍不愿意公开姓名，微笑就如临场抓来的掩体，好盖住漫过他们心头的愤恨和尴尬。

　　穆光宗从这样的故事里看到了国家安全危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不是一个人口强国。”他说，“因为我们的人口结构非常脆弱，独生子女兵比例很高，国防人力资源后继无人。想一想，到2050年中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老年人口的话，那谁都敢欺负你。”

　　(应采访对象要求，白露为化名。

费沙的白狐

顶一下

LynnH

di8du 发表于 2012-10-6 21:09
失独家庭可以选择领养和过继

50多岁在国内都能当爷爷奶奶了，再让他们领养孩子，有点不合适吧？更别说国内领养孩子无比苛刻的条件。

zhx44

杨支柱

    2012年5月9日广州日报《暮年丧独子，他们的余生该何去何从？》一文在互联网上引起巨大反响，网络转载的时候多把题目改成了《全国失去独生子女家庭超百万……但是这个数据显然是错误的。

    穆光宗先生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一文中说，“到2000年，全国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数量已达到5578万，比1995年增加672万。如果再将没有领证但实际为独生子女的人数考虑进去，那么1999年全国独生子女数量估计在9000万左右。如果按每年增加500万计算，那么现在肯定超过了1个亿。”如今离1999年又过了12年多，以每年增加500万计算，目前独生子女总人数应该在1.5亿以上。由于农村城市化和生育意愿下降，实际上每年新增独生子女家庭远不止500万个。人口学者易富贤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所作的推算表明，到2010年底我国独生子女人数可能已达到2.18亿。

    但即使以1.5亿计算，我国曾经失去独生子女（以下简称“失独”）的家庭有多少呢？《独生子女夭亡家庭生存状况调查》（《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2009年6月1日）一文告诉我们，我国大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我问过人口学者易富贤，这个数据是靠谱的。仅仅以1.5亿独生子女计算，这意味着我们已有或将有1500万个左右家庭已经或将要蒙受失去独生子女的痛苦。当然痛苦的程度不一样，失独较早的大多数很快就补生了孩子，失独较晚的其独生子女已经给他们生了孙子女或外孙子女。广州日报所称每年增加7.6万、总数超过百万的失独，应该是指最痛苦的一类失独，就是父母已丧失生育能力而独生子女死亡前又没有孩子的。

    彻底丧失独生子女的中国人特别可怜，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信神，是靠代际传承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的，孩子身上寄托着他们生命的全部意义。

    有人说，独生子女夭折的父母如果年龄大了生不出来，可以领养一个孩子呀！说这话的人不是**就是无知！年过半百之人，领养一个残疾孩子那等于领养一块心病：自己百年之后这残疾孩子怎么办？如今生育率这么低，健康的孩子你能在中国领养到？即使有，也被福利院有偿送养给外国人了，“赞助费”比人贩子的要价还高得多。何况对于不信神的中国人来说，即使成功领养到陌生孩子，也很难满足其心理需要。过去没儿子的中国人用两种方法延续香火，一是过继自己兄弟的孩子，一是招上门女婿，那可都是有血缘关系的。

    这类最痛苦的失独有多少？《独生子女夭亡家庭生存状况调查》告诉我们，“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村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现在无后的家庭有57万之多。”考虑到1991年以前我国农村极少有独生子女，和2000年以后每年出生人口的进一步下降，那么现在我国农村这类失独家庭应该在120万以上。城市人口基数三十年前虽然只占全国人口20％，但现在已经接近一半，而且城市独生子女占城市全部出生人口的比例高得多，所以城市失独家庭只会比农村多而不会比农村少。最保守的估计，我国这类最痛苦的失独家庭也在250万个以上。

    这还没算间接的彻底失独，就是独生子女本人没有在父母去世前夭折，但是他（她）因育龄期未婚、生理不育或丁克生活方式而没有自己的子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生育率已降低到0.7，意味着这种间接失独高达独生子女总人数的30％。全国平均恐怕也要超过20％。随着性别比失衡问题越来越突出，全国间接失独达到25％不会太遥远。这意味着1.5亿独生子女将导致3750万对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没有孙子女或外孙子女。这些老人虽无直接失独的剧痛，但同样生活在自己即将死绝的恐惧中，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

    多数独生子女家庭虽然不会直接或间接失独，但也生活在失独的恐惧中，一天到晚担心孩子出意外，孩子全天候地被家里的成人盯着，不许从事任何有风险的活动。同时由于独生子女家庭总体上经济地位较高并且得到政府的奖励，那些非独生子女家庭只要经济条件许可的，也都以独生子女培养模式为学习的样板。对一个民族来说，这是一件较为可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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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凌晨，著名公益人邓飞在自己的微博里发问：“如何解决两百万失独老人养老问题？”

　　这与邓飞听到的一个故事有关。湖南卫视《完美释放》录制现场，75岁的清华大学教授潘妙良讲了自己的故事：为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潘教授和爱人34岁结婚，35岁才有孩子。他70岁高龄时，需要孩子照顾的时候，孩子却因为心脏病离开了人世。

　　潘妙良老人至今还保留着儿子去世那天早上吃剩下的馒头。他把那块馒头放在盘子里，用保鲜膜封装着，上面贴着一张黄色正方形即时贴，上面写着：这是小宏2007年2月13日早晨吃剩下的最后一块馒头。

　　和现场所有观众一起，邓飞被击中了。

　　面对75岁的潘妙良和站在潘背后的两百万中国失独者，邓飞说：“我愿意做完‘免费午餐’接下来就做‘失独老人专门养老院’。”

　　“中国的养老问题，是必须要关注的，失独者是一种特殊的情况。”邓飞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其实，就在今年4月，邓飞曾专程跑去福州沙县考察寺院养老情况。“精神上的力量是强大的，心灵上必须有一个舒缓，这都需要人的真情，而不是单纯的物质帮助。”他说。正是基于“人的真情”的思路，邓飞在发问后写出了自己的答案：“建立一网站收集老人数据，在各城组织志愿者团队，多人编队照顾一个家庭，请志愿者留言集合。”这条微博被转发评论了超过4000次。

　　网友“上海翻译公司”留言说：民间老跟在后面擦屁股，来得及吗？擦得过来吗？

　　邓飞回答：问题是这两百万失独老人，怎么办？我的建议是：骂政府的、跳脚捶胸的、陷入沉思的、抓脸绝望沮丧的、写内参上书的、动手照顾老人的等都可以继续，分兵并进。

　　“兵”来了。

　　伍星，在开心网工作的技术男，看到微博的第二天就联系了邓飞，表示自己志愿承担网站建立的工作。之后，陆续有媒体人、网络开发、公益人士加入其中，推进“失独老人”项目的工作。

　　在邓飞看来，“信息的流通”是这个项目的前提和关键。所以，志愿者信息和失独老人信息的搜集整理工作，是邓飞和伍星他们要首要解决的。

　　“益暖冰心”，是失独养老公益项目官方站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志愿者们共同投票，从近10个名字中投票选出来的。

　　“意在以公益的力量，爱的力量，去温暖一颗颗受伤冰冷的心，让失独者老有所依。”伍星说。

　　截止到8月中旬，已经有300多人成为项目志愿者，覆盖超过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除了照顾家庭外，在项目初期，志愿者还担负着搜集周围失独者信息的工作。

　　一位志愿者说：“我的一个邻居失去儿子，那种悲痛是很容易引爆为眼泪的，我很容易理解，尤其是中国这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地方。我愿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帮助社会承担。”据伍星介绍，在网站进行的失独老人现实需求详细调查里，失独老人最担心的三条是：年老生病没人照顾；精神状况无法恢复；因失独而没有担保人、监护人，进入养老机构和就医手术受阻。

　　“他们希望被认可，说国家给失独者树立纪念碑，就像越战纪念碑一样。”伍星说。

　　“益暖冰心”失独者养老公益项目的一大工作是将失独老人集中起来，从原来的生活环境中脱离出来，“他们在一起，才最懂彼此。”

　　在邓飞的计划里，便捷、迅速和高性价比的养老产品，才是解决失独者养老问题的根本方法。“让养老产品成为淘宝网上的一个商品，产业化的解决方式，老人可以在网上自主选择。”对此，邓飞与互联网界人士进行过探讨，“实现的可能性很大。”

　　而对于经济条件差、生活困窘的失独者来说，在邓飞看来，则必须将其筛选出来，由政府或基金会出资，购买相关专业人员的时间，为老人提供各种服务。

　　失独老人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益暖冰心”开展过程中要面对普通公益项目不曾遇到的问题。

　　“不要把自己当志愿者，更不是救世主，要用真情感化，同时，又不能让各方反感，”伍星解释说，“你去调查，社区是不是会谨慎地看待你？”

　　不过，伍星他们暂时不会去寻求政府的帮助，“我们先把自己能做的先做了。”

　　尽管失独者信息搜集整理的工作庞大繁杂，可邓飞和伍星他们还是将“益暖冰心”项目的筹备期卡在了今年。“年底前，必须将前期工作完成，必须早日进入项目实质实施阶段，”邓飞说，“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我们希望这个项目更加社会化，更加民主透明。”

　　邓飞难以忘记离开《完美释放》录制现场时，潘妙良看着他的眼睛，一再对他说：“你一定要快点啊，我等着进你们的养老院，还有我老伴，都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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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人送黑发人，世间最惨痛的遭遇莫过于此。而若黑发人是独生子女，白发人的惨痛就更是无以复加了。当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越来越多，当养老成为逼近眼前的社会问题，失独者的养老路更为艰涩难行。

有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超过百万个失独家庭。步入老年的失独者无处可去，他们中，有的躲进清净的寺庙，像隐士一样终日吃斋念佛，还有的，则是在网络论坛、网络聊天群中，相互倾诉，抱团取暖。但这些方式终究只是得到了表面上的暂时慰藉。
老话说，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在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不能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时，数量庞大的失独者人群，急迫而茫然地苦苦寻找着养老路。这似乎是一条没有路的路。

寺庙安养院

安详的最后一站

年逾七旬的何老太独自坐在一把木椅上，干枯的双手搭在面前的辅助行走架上，神情落寞。
她就这样几乎一动不动地坐了半个时辰，呆滞的眼神间或一轮，然后吃力地撑着行走架，缓缓站了起来，一步一挪地蹒跚着进到屋子里去了，留下一个无力的背影。

何老太是一名孤寡老人。这是她如今惯常的生活：吃不下多少饭，睡不了多长时间，大多数时候呆坐着，心中默念佛号。
多年前，她尚未成年的独子被病魔夺去生命，寡居多年的她最终进了养老院。

这座位于京杭大运河西岸的养老院，由当地一座寺庙建起，平均年龄80多岁的百余名老年人在此安养，有的是鳏寡孤独者，有的有儿有女，也在这里度过余生。

不久前，一组名为《活着》的图片在网络上传播甚广，这座建在寺庙里的安养院，一时间广为人知。
有口热饭有人照看老人就很知足了

大学生义工说，这些老人年纪大了，每到饭点，能吃上一口热饭，一旦有个小病，身旁有人照看，老人们就很知足了。

7月下旬，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辛丰镇古大圣寺。华商报记者前往探访这座独特的安养院。
古大圣寺在乡村的一片民居边上，周围是有些荒芜的田地，简陋的“山门”不过是两个铁栅栏门。进了院子，第一眼看到的并非重重殿堂，而是一栋黄墙红柱褐色琉璃瓦的三层小楼，这便是安养院。
正午时分，院子很清静，有轻微的念佛声传来。见到有客人来访，戴着眼镜的护工小芳双手合十施礼，说，老人们刚刚吃过斋饭，都去休息了。

小芳是江苏大学大三的学生，暑期来安养院做义工。十几个义工的职责是照顾老人们吃饭。每到饭点，厨师做好素斋，小芳等人就在擦拭干净的条桌上一一摆上碗筷，打饭，盛汤，等老人们静静吃了，再收碗，清理。

小芳说，年纪大了，每到饭点，能吃上一口热饭，有个小病，身旁有人照看，老人们就很知足了。
目前安养院有170余位老人常住，大多来自周边地区，也有从其他地方慕名而来的。

穿过一楼的侧门走向后院，紧邻大雄宝殿左侧还有几栋楼房，从窗外望去，只见每间屋子里都摆着两三张小床，有老人在午休。
年轻的隆禅法师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只说前不久出现在网络图片故事中的主人公在安养院里住了多年的两对失独者老庞夫妇和老刘夫妇，时隔多年本已相对平静，却因接受采访又一次被勾起伤痛往事，如今“双双卧病在床”。

一位出家人的宏愿

百万富翁陈德顺赶回家中，见到的只是母亲的骨灰。他放弃家庭财产，回归佛门，发愿建起供养老年居士的安养院。接到寺庙里安养的第一位老人，是南京大屠杀的一名幸存者。隆禅口中的师父，是古大圣寺住持昌法法师。

55岁的昌法俗名陈德顺，幼年丧父，因家中贫困，全家人都寄居在庙里，从此种下佛根。

十几岁时，陈德顺去普陀山出家。没几年，在家服侍母亲的哥哥在一次翻船事故中遇难，母亲遭受打击，精神恍惚。
无奈之下，已出家多年的昌法只得依照佛律僧戒还俗，后来又在家中办厂，渐渐积聚起百万资产。正在母亲衣食无忧之际，1995年8月的一天，陈德顺出差洽谈生意，83岁的老母亲突发疾病去世。“那个时候通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等找到我时，已经过去几天了。妈妈去世那天是农历七月初二，正是最热的时候……”

跪在母亲遗像前，陈德顺心中发愿：将善待天下老人！料理完母亲后事，陈德顺放弃财产，重新回归佛门。1998年，昌法到古大圣寺担任监院。

镇江古大圣寺始建于1500年前的南朝时期，屡有兴废。昌法初来时，到处是陋室空堂，一边重建殿堂，一边开始着手兑现诺言。

但创办具有宗教性质的慈善机构安养院，国内无先例，也与政府民政部门开办的社会福利养老院不尽相同，申办手续困难重重。有一年，外出跑手续，昌法遭遇车祸，同车人1死4伤，昌法虽说保住了性命，但右腿肌肉萎缩，至今留有13根钢钉，走路一高一低。2000年春节前，昌法到南京去看望一位老居士，推门进屋，却见室内污浊不堪，85岁的傅永庆老太太独居，其情可怜。

再一探问，傅永庆老人竟然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原本照顾傅永庆的街坊邻里，逐渐因城市改造拆迁各奔东西，留下吃斋念佛的老太太孤苦伶仃。

除夕那天，傅老太太被昌法接到了古大圣寺，成为安养院接待的第一位老人。

赵朴初的未竟事业在这里实现

庙都还没盖完，紧邻殿堂的安养院却早已竣工入住十余年。住持法师呵呵笑着，说，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第一位要做的，是把钱花到安养老人的衣食起居上，“佛祖不会怪罪的”。

也就在这一年5月，古大圣寺正式创办起全国佛教界首家老年居士安养院。消息一经传开，引起周边地区南京、扬州、常州、无锡、上海等地的众多老年居士的反响，尤其是一些空巢老人，纷纷要求住到庙里。

这是耐人寻味的事情：一般情况下，老人入住养老院必须由子女签字，如无子女，需要单位担保。现实生活中，很多老年人因此想住都住不进去。

虽然古大圣寺安养院“安养守则”中也有“家人眷属同意”的规定，但如果是失独者或孤寡老人，并不会将其拒之门外。
昌法法师告诉记者，至今，古大圣寺已累计收养近500名鳏寡老人或有子女但独居的老人，还有千余名老年人，也已与安养院签订了安养协议，准备入住。

只是，安养院一时还没有那么大的接待能力。昌法说，2002年年底，投资近70万元的第一栋安养楼建成，其后4年，又建成3栋，总计70多个房间，有浴室、食堂、锅炉房和医务室，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而古大圣寺的殿堂还未修缮完毕，后墙边上，还有一大片长满荒草的空地，一些建筑材料零乱地堆放着，看来是要继续盖庙。
庙都还没盖完，紧邻殿堂的安养楼却一栋栋竣工接来老人入住。昌法呵呵笑着，说，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第一位要做的，是把钱花到安养老人的衣食起居上，“佛祖不会怪罪的”。

对于孤寡老人，安养院分文不收，衣食住行全由安养院承担。有退休金的老人，实行“半公益”，“一人一天10块，一个月300元”。

这点钱用来吃饭，还有水、电以及一般的药费肯定不够，昌法坦承“寺里一年要‘倒贴’20万元”。这笔钱就全靠化缘了。有时，眼看没了米面，寺里就给某些有钱的居士打电话“倒倒苦水”，然后，那些居士就在某个粮店买好了米面，再通知寺里去取。
安养院也不只是让老人吃饱穿暖，还注重他们的心理健康，以念经说法寻求解脱世俗困苦。安养院现有的170多位老人，平均年龄82岁，其中90岁以上的30多人，最年长者98岁。

首位入住安养院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傅永庆老人于2004年6月往生。截至目前，130多名老人在安养院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站。安养院专门设立了往生纪念室，供奉已故者的遗像。

2006年春，昌法前往北京，看望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的遗孀陈邦织女士。昌法报告了安养院的有关情况。陈邦织感慨，老伴未竟的事业，在镇江一个小庙完成了。原来赵朴初生前曾设想兴建一所老年居士安养院，收养孤寡老人，可惜没能实现。
如今，南京、苏州等地一些寺院也建起了安养院。佛教提倡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在建立安养院等公益慈善事业中得以实践。古大圣寺安养院一层的楼门玻璃上贴着一副四字联语：爱洒人间，慈遍天下，横批是知恩报恩。昌法说，慈悲为怀，关爱弱者，这本是佛教的教义，其实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小事情。

网络聊天群抱团
温暖只是暂时的

能够住进安养院，实在是一件让其他失独者羡慕的事情。大多数养老院的规定都是，没有子女的不收。
面对庞大的失独者或老弱孤寡人群，有专家提出“社区化养老”等概念，但要将其变成现实远远不是纸面上谈说那么容易。
今年6月，来自全国各地的80多名失独者，通过网聊群聚集在一起，到国家计生委信访办反映问题，要求出台政策解决这一人群的养老问题。

经过一整夜的坚守，他们得到了承诺：国家计生委会在3至4个月内研究出一个制度框架上报国务院，并答应与失独者建立沟通机制。

在网络论坛或聊天群里抱团取暖，是失独者在无助中自我寻求的另一种与养老有关的生活方式试图取得精神层面的暂时慰藉。古大圣寺安养院的失独者“叶儿黄了”有时也上聊天工具，在群里聊上几句。

“网络聊天群里是温暖的，又是能力有限的”

可惜，群里的贴心话使人感到的温暖只是一时的。河北的“丑小鸭”说，群里是温暖的，又是能力有限的，我们该怎么办？
网友“残缺de完美？离愁”是四川自贡的一名26岁的建筑农民工，他从事公益事业已经快5年了。今年4月，他创建了失独者聊天交流群，号称全国最大的失独者在线交流平台“圆梦温馨失独者交流群”，群号151842701，很快有全国各地170余名失独者加入。

8月上旬，“离愁”对华商报记者说，最初他关注的是民间收养公益事业，因此接触到失独者群体。“离愁”很清楚，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旁人其实永远无法体会那种失子之痛，建群的目的，就是把失独者凝聚起来，让他们在网上抱团取暖。“同病相怜的人互相倾诉，比其他人怜悯式的劝慰，效果要好一些。”

但聊天群里的这些倾诉看上去令人心酸。只是看看网名就知道他们心已碎了：“广东？老来谁养”、“陕西？断线灵魂”……陕西的失独者“老蚂蚁”的网络签名是“365个暗无天日的苦和痛！”

说到失子之后常常失眠，重庆的“永川”说，白天别睡太久了，不然我们这样的人晚上真的很难入睡，睡不着就容易想到……
有人说起孩子在世时“对他不好”的种种悔恨，“永川”劝说，别去想为孩子做什么了，越想越伤心，还是想想怎么忘记吧。“永川”叹道，今后只有为自己活了，不管怎么说，以前我们什么都为他们着想，可是他们还是一走了之……
广东的“取暖”说，在寺庙功德堂买个牌位给爱子，每天都有僧人为他们念经，我心里就好受点，孩子受的苦太多啦！云南的“苦荞人”情绪低落，说，苦酒满杯只有自己喝啊……

北京的“笛儿妈妈”说起最近天太热了。群主“离愁”说，那就打开空调，把温度降低一点。沈阳的“洪”接过话头，心里的温度，空调不好解决的……

世上没有救世主，要快乐只有靠我们自己。重庆的“碾作尘”在群里这样劝慰相同命运的人们。湖北的“沧海”赞同说，我们只能在思想上慢慢调节自己，别人说得再多也是枉然，不如相约出去走走吧，没钱我给你寄路费……
可惜，这样的贴心话使人感到的温暖只是一时的。河北的“丑小鸭”说，群里是温暖的，又是能力有限的，我们该怎么办？

“离愁”的想法是先把他们聚集起来，然后借鉴国外的经验，成立失独者协会，通过互助的方式共同养老。这是在政府相关制度之外的一种民间探索。他准备在自贡老家退耕还林的小旅游区，先召集一次自助游，“管吃管住，食宿我来承担，先让他们散散心。”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自助养老的规则，如何聚集、出资，“看有没有可能实现”。

“离愁”是个建筑技术工人，做楼宇综合布线，最多一个月能挣几万元，平均月薪8000元。“家里人知道我做这个事，不反对，也不过问。我能一次接待30人，免费住上10天半个月没问题！”

这个想法在失独者中引起响应，“有人建议到过年时再搞，那个时候，人心最寂寞……”
失独者的明天

作为一名母亲，我已经死了，在埋葬孩子的同时，我也死了，可是作为一个失独者，我还活着，无可奈何地活着，绝望地活着……

不管“离愁”的想法一时能不能实现，作为志愿者，他和一群失独者还是想闯出一片天地来。因为“总是在网上聊，不是个办法有时越聊越灰暗”。

57岁的陕西蒲城人老杨也在这个聊天群里，其实他并不太懂网络，只是加入了3个类似的失独者群，“只看，很少发言。”有时看着看着，就想起自己的心酸事。

老杨唯一的儿子在24岁时得急病去世，“过几天，到8月17号就满三年了……”那一年，小伙子准备结婚，“结婚证都领了，病了，到死都没查出是啥病……”

老杨和老伴都是农民，这把年纪的农村人，很少有只生一个娃的。“国家提倡的政策有它的道理，咱小老百姓也理解不了，也就不埋怨。我早想开了，想那么多也没啥用。国家看见你了，给你一些，看不见，也就没办法了。”
有一年春节前，老杨接到村干部电话，“说是让到乡上去领钱”。农村独生子女或双女户，男的60岁之后、女的55岁之后，每月50元。老杨家的情况特殊，一个月再给几十，“现在给到一月130。”老杨很知足了。

老杨家有5亩地，年纪大种不了了，租给别人，全家一年的收入不过3000元。现在年纪大了，也打不了工了，将来咋办？老杨说，“难畅”(陕西方言，困难，不容易办)也没办法。“住养老院？哪来的钱呢？走一步看一步吧，现在只能是混天天。”
茫然无措地“混着”，这几乎是失独者人群面临的共同困境。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目前中国15岁-30岁独生子女总人数至少1.9亿人，这一年龄段死亡率每10万人中至少40人。由此推算，我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而且每年还新增7.6万个。

从2007年开始，国家计生委在全国开展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工作。首批试点地区有贵州、甘肃、上海、江苏等9个省市，陕西的宝鸡、渭南、商洛三市也是试点地区。制度规定，女方年满49周岁时夫妻双方才能同时纳入扶助范围，每人每月一两百元不等。

这群失独者，当年响应国家号召“只生一个好”，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等到老了，孩子没了，跑养老院，不收，生病做手术就连签个字的人都没有。

“我们希望早点去和儿女‘团聚’。”在古大圣寺安养院度过余生的一名老人说。北京的失独者“笛儿妈妈”在聊天群里说，作为笛儿的妈妈，我已经死了，在埋葬孩子的同时，我也死了。可是作为一个失独者，我还活着，无可奈何地活着，绝望地活着……

璎珞

这个世上还有一群人，一出生就被生父母抛弃或虐待。

以薰

建议政府对独生子女家庭保留精子卵子.万一有事起码还能有个"保险"

以薰

Aquaspirit 发表于 2012-10-7 12:27
完全不现实。

从婴儿开始养没那个精力和体力了；养大点的孩子根本不可能贴心，很有可能最后出个白眼狼 ...

我觉得倒是不妨考虑一下亲友之间的过继.

catwyc

感覺起來失獨者主要的問題在養老跟心靈上的打擊
養老的話  應該是政府的責任(本來就不應該指望讓國民自己負責)
心靈上的打擊比較麻煩
第一頁有例子  有對夫婦認了位跟自己女兒很像的女孩當乾女兒
但是母親還是心理上不能接受

這個只能慢慢輔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