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女性主义批评的来龙去脉--zt

苏格兰风笛

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指女性的社会平等与个性解放；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五四”时期，经日本中介传到中国，最初定名为“女权主义”，显示出着眼于男女社会权力平等的时代特征。“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认识层次的加深。女性主义涵盖并超越了两性的权力关系，更加关注性别冲突的多层次内涵，这是国内目前多用女性主义一词的原因。女性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产物，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旨在反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一切形式的不平等。
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思潮一开始便具有多元色彩，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因而也一直呈现出多样性特征。然而，无论是何种理论派别，他们都承认女性受压迫与被歧视的历史事实，并以此作为探讨性别问题的立足点。
女性主义思潮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人文主义者针对封建等级制和宗教神权至上，提出的“人权”观念已经潜在地包涵了“女性人权”的不安定因素在内。当“人人平等”的口号日益深入人心之时，“男女平等”问题的提出已经不可避免。
最初的“男女平等”思潮主要是由男性先行者们策动和领导的，文艺复兴时期，彼特拉克`薄迦丘`蒙田`乔叟等人文主义者已经在婚姻家庭领域有“男女平等”的呼吁，其后也出现了个别先觉醒的女性的声音。如早在1729年，英国的克雷弗特（Mary Wollstone Craft）就发表了题为《女性权力》的论著。有组织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萌芽也在19世纪开始出现，1848年，第一届女权大会在美国纽约州召开。20世纪初期，“男女平等”的主张得到了包括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某种程度的响应，例如，1920年，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1928年，英国妇女获得选举权。但是，“二战”期间和战后，欧美主要国家政府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激怒和刺激了知识女性阶层。在战争年代，大批男人走上战场，国内劳动力奇缺，国家以爱国和“男女平等”的名义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战后，从战场上回来的男人需要工作，国家又以做“贤妻良母”为由，要求女性为男人让出她们已经在社会占有的工作岗位。而且以往以女性战友面目出现的男性同路人也大都如是说。这迫使女性重新思考女性与男性的权力关系和性别角色内涵。
由此，独立的有别于男女合作方式的女性主义运动在欧美各国先后出现。英国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 Virginia Woolf）早在1929年就写出了题为《自己的一间屋子》的文章，作者抨击了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并分析了女性若要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社会前提条件。法国的女哲学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1949年出版了《第二性》。将女性主义思想大大深化了一步。她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观点至今仍有十分广泛的影响。这两位女性的思想对以后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进入第二阶段，也被称为“新女性主义”。这场波及欧美许多国家的女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与黑人民权运动相结合，后来又与反战和平运动遥相呼应，其声势与影响均非上一阶段女性主义运动所能比拟。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运动非常注重理论建设，并与20世纪以来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和众多学术流派密切相关。其主要的特征是对于男权中心主义的全面清理批判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以往的女性解放运动不同，这次声势浩大的女性主义运动，已不再局限于为女性争取某一方面的平等权利，而是试图全面消解父权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观念和社会体制，彻底铲除滋生性别歧视现象的社会文化土壤。由此，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对所有父权社会的文化遗产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批判和清理，它与风行欧美的各种“后现代”思潮一起，催生了诸如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史学、女性主义社会学、女性主义心理学、女性主义神学、女性主义哲学、女性主义经济学、女性主义法学、女性主义人类学、女性主义教育学、女性主义伦理学等诸多分支学科。女性主义思想逐步开始由思想与学术边缘进入主流话语区，并在空间上迅速扩展到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欧美各个综合性大学也纷纷建立各种和教学学科与科研机构。
从地域上来说，西方女性主义批评逐渐衍生出美国、法国和英国三个主要流派。它们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逐渐扩散到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其中尤以美国和法国学派影响为大。
第一阶段西方女性运动以追求妇女的社会权利为目标，及至本世纪初，这场运动以西方社会关于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等法案的通过而胜利告终。但令女性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系列法案并不能保证妇女的独立，原因是被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ian）称之为“女性奥秘论”的西方男权社会意识通过对“女性气质”的规定和宣扬，使妇女自动选择回到家庭中去，甘心于受支配的附庸地位。　
    这种“女性奥秘论”的大体意思是：女性有其与男性不同的本性，她们适合的社会角色是妻子和母亲，“女子的本性只有通过性被动，受男性支配，培育母爱才能实现”，家庭是实现女性价值的最佳场所，教育、工作等都是实现女性本性的障碍。弗里丹便是二次大战以后大量回归家庭的美国妇女中的一个，她在做家务如给厨房地板打蜡时，并没有产生社会所宣扬的女性价值自我实现的喜悦，相反只是感到烦琐和悲哀。开始她怀疑是自己出了毛病，但在调查的过程中，她逐渐发现多数美国妇女都有她这种难以启齿的烦恼，她终于觉悟到并不是她们错了，而是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规定错了。她把自己对两性关系的思索写进了一本名为《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的书，在书中她披露了自己调查的结果，用事实批判了这种“女性奥秘论”。这本书在1963年出版后，在社会上特别是知识女性阶层引起了共鸣，反响强烈，它启发了美国中产阶级妇女对于男权社会意识的怀疑和质疑，成为了第二阶段女性主义运动的开端。最近，弗里丹在其自传中透露，她曾多年遭受丈夫的毒打，是男权家庭暴力的一个直接受害者。
这一阶段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论标志，是1970年出版的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 Sexual Politics，又译“性权术”）一书。在这本书中，米利特从政治的角度看待两性关系，认为历史上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一直是一种权力支配的关系，它是我们文化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压迫关系。她从意识形态、阶级关系、教育体系以及文学艺术`生物学、社会学、史学`经济学、人类学、性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对男权中心主义意识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清理，并对亨利•米勒、劳伦斯、诺曼•梅勒、让•热内等著名作家小说中的男权意识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无情的批判。她认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该书的第三部分重点阐述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基本主张。她指出男性作家对于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男性批评家对于女作家的作品，都自觉不自觉地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说话。并且这种男性对于女性的话语霸权也被很多女性习惯性地加以忍受。这本书被视为第二阶段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的标志。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波伏娃的《第二性》，这些书在它们自己的时代里尚不能被女性充分理解，这时却被重新“发现”了。它们与大量的新的论著一起，构成了第二阶段女性主义运动的主流话语。
“社会性别”（gender,或译文化性别）是西方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思潮的核心概念。它将传统被视为自然天成的男女性别角色，解析为“生理性别”（sex，或称“基因性别”）与“社会性别”两部分，由此将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意义从其所依托的生物性载体中分离出来。迈拉.杰伦(Myra Jehlen),美国文学批评家，她和安妮特.特劳德尼最早提出了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性。她极力扩大女性主义的思考范围，研究文化深层的社会性别问题，即文化传统中对于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不同的假定。她在代表作《阿基米得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自相矛盾》(1981)(Archimedes and the Parados Of Faminist Criticism)一文中以女性主义视角对文学批评进行了再认识。她认为，当代女性主义的思考实质上应该是针对传统意义上关于妇女和女性特征的假定的再思考。因此，女性主义批评不能局限于研究女性或作品中的女性，而应对整个社会性别问题和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再思考。在杰伦看来，这种激进的比较式的批评以对立的方法观察社会性别和文学的关系，可以使人们看到主流文学的全部。她将多元化的批评方式推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模式。
“生理性别”是由人的生命体中的生物性因素构成的；“社会性别”则是在不同社会阶段以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约束训导而成。“生理性别”因其一直受生命要素制约而呈现出稳定对称的基本特征，例如，远古女性的“生理性别”与当代女性的“生理性别”，在生物学意义上完全可以视为无差别的同一体。“社会性别”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有非常显著的变化。例如，母系氏族的女性，与封建时代的女性和当代社会女性的行为及心理特征差异十分明显；而西方女性与东方女性的行为及心理特征差异也显而易见。由此可见，“社会性别”的演变主要受制外在于人生命体的社会文化因素。
女性主义批评是在女性主义思潮背景影响下，于上世纪60-70年代出现在西方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领域的一种崭新的批评方法。严格的说，女性主义批评并非是一个旗帜鲜明，步调一致的阵营。女性主义批评在在其发生发展的各个时期，不仅各有其不同的侧重和主张，而且在批判与建构两方面也都呈现出多元态势。
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等等。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妇女形象批评”(Women’s image Criticism)、“妇女中心批评”(Women-centered Criticism)、“身份批评”(Identity Criticism)。
“妇女形象批评”剖析传统男性作家作品对女性形象的失真刻划，以及男评论家对女性作品的批评方式。妇女形象在男作家那里，往往表现出两极分化的倾向。要么是天真、美丽、可爱、善良、无物 “仙女”；要么是恶毒、刁钻、淫荡、自私、蛮横的“恶魔”。爱莲娜•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学实践的厌女症”和“对妇女的文学虐待或文本骚扰”。
关于女性角色如何在历史进程里产生微妙变化，女性生活经验如何在创作中转化呈现，女性的审美特质如何在创作过程中运作等等，男性中心论的批评者自然无法掌握，他们悉以「男性中心意识」作为评价原则，精采处便说「不让须眉」，黯淡处则径斥为「女人的狭隘和偏执」，致使许多女性作品或描写女性生活的作品难以受到公正的待遇。因此，朱迪思．费特里（Judith Fetterleey ）便提出女性读者接受男性宰制的铨释，误读本文，竟使自己成为「待罪羔羊」（scapegoat）而不自觉。她以欧文（Washington Irving）有名的短篇小说《睡谷的传说》（Rip Van Winkle）为例，村子里的老好人李伯孤身跑到山里睡觉，是因为受不了太太的唠叨，这就是一个男性导向的阅读观点；从女性的阅读言，李伯的「好」建立在他的不负责任上面，他只做他喜欢做的（what he likes to do），不喜欢做他应该做的（what he ought to do），因而李伯入山是必然的结果，只有如此，他才能够逃离在「家」的责任。
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作品，除了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之外，影响比较大的还有玛丽•艾尔曼(Mary Ellmann)的《思考妇女》(1968年)，苏珊•考普曼•科尼隆(Susan Koppelman Cornillon)主编的《小说中的妇女形象：女性主义的角度》(1972年)收集了21位批评家的论著，着重剖析了19和20世纪主流文学作品中失真的女性形象.

苏格兰风笛

“妇女中心批评”着重挑战父权（Patriarchalorder）传统下的经典文学书目(canon)标准。父权文化权威对经典文学书目价值尺度的垄断，使绝大多数女性作家作品遭受被放逐的厄运。为使长期蒙尘的女作家作品得以重见天日，女性主义者应该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将女性作品与男性作品分离开来加以系统的评说，旨在创建“她们自己的文学”。必须夺回重建经典文学书目的权力并付诸实践。“妇女中心批评”重新挖掘了大批被传统文学批评标准遗弃的女作家及其作品。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批评家是爱莲娜•肖沃尔特。在她的一系列著作中，如《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论女性主义诗学》、《美国妇女批评学》(1990)，仔细区分建构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主义批评策略。一种侧重于女性读者；一种侧重于女性作家。
女性主义批评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第一种指向作为读者的女性——即作为男性塑造的文学消费者，它还指向女性读者的假定从而改变我们对某一文本的理解，使我们领悟到它的性代码的意义生成方式（或途径）。我把这种分析称为女性主义批评，和其它类型的批评一样，这种批评也是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致力于发掘文学现象的意识形态假定（或前提），也针对文学批评中对女性的忽略和误解，以及由男性建构的文学史缺陷。这种批评还要探讨通俗文化和电影中的女性观众，分析在符号系统中作为符号的女性。女性主义批评的第二种类型指向作为作家的女性，即作为文本意义的创造者的考察。涉及出自女性之手的文学作品的历史`主题`类型和结构。它的课题包括女性创造力的心理动力学`语言学以及女性语言问题；涉及女性个体或群体文学生涯的发展轨迹和文学史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在英语中还没有一个现成的词可以确指这个特别的类型，所以我采用了一个法语词la gynocritique,即“妇女批评”(gynocritics)。
在父权的阴影下，话语权掌握在男性手上，文学史（History of Literature）与选集（Antholory）的编纂由男性主导，女性有限的作品，多半由男性评论者品鉴，他们在表面上「约定了一条中性的社会批评准则，貌似公允，实质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然而男性对于女性特质原本就缺乏了解，有时还充满偏见，苏珊．格巴与西蒙．德．波伏娃都指出，以菲勒斯（phallus）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传统向来视女人为客体、艺术品和偶像，而不是主体、雕塑家和作家，相对于真理的普遍性（universal），女性代表了特殊性（particular）。
　　女性主义批评的意图，便是改写文学史、文学批评史，重新去发现在男性社会及父权中心下被埋没的女性作家和作品，建立女性阅读与论述的视角。它要求女人以“女性”的角色意识来解读作品（因为女人也往往以男人的角度来解读文本），也就是带着“性别意识去解读”（Gendred Reading），“性别解读”的概念涉及三种性别的比较和转换，一个女人阅读同时涉及了（一）作为女人的生理经验。（二）对女性角色的认同（对母亲及其他女性角色的认同）。（三）女性的社会角色（意识到社会如何去塑造建构女人）。换言之，女人和男人是不同的读者，自然也就是不同的评论家，因为这种“性别解读”不仅在本质上有区分，而且它产生于我们对男女差异的更深刻理解，而这正是重建两性文化的重要前提与范式。
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作品有肖沃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苏珊•格巴(Susan Gubar)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1979)，埃伦•莫娥斯(Ellen Moers)《文学妇女》(1976)。
在“身份批评”阶段，许多女性主义者对以往不证自明的“女性身份”展开反思。在她们看来，任何读者、作者和批评家无不带着特定的社会“身份标记”，他(她)们都是从特定的文化、种族、社会性别、阶级、时代以及各种个人因素所铸成的立场出发，从事各式各样的文学活动。
上世纪80年代，在西方理论界，一些由常住西方的、非白人的、第三世界的、或其它少数民族的学者和批评家发起了对西方理论中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倾向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霸权(western-hegemony)的挑战。其中包括了对风头正劲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质疑。他们的批评观点后来被称为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discourse)。在他们看来，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一个部分的女性解放，是西方白人在自已的历史背景下，以现代工业经济的性别经验为基础的性别建构。它以一种普世性的真理姿态出现，成为拯救第三世界女性的福音。
芭芭拉•史密斯(Barbar Smith)可以说是美国少数民族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先声者。她在《论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77)一文中提出应当建立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以抗衡实际上是由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价值观念形成的所谓“女性主义”。阿普菲尔—马格林（Frederique Apffel-Marglin）认为，西方女性解放的概念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产物，不能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西方女性解放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女性停留在对于自然和家族、族群的依赖共存中，而不能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成为经济上具有生产能力的独立个体，这是愚昧落后的表现。阿普菲尔—马格林认为这一已成为共识的看法其实似是而非，她认为第三世界的女性体现了个体与人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西方工业社会将自然作为掠夺的资源，将妇女造就为工业社会中与他人隔离的理性的机器和现代社会的商品，这才是妇女真正的灾难。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性解放话语与殖民主义话语一样，建立在以西方为主体的文明/解放，自主的西方女性/落后、受压迫的非西方女性这样一种二元对立之上。阿普菲尔—马格林的分析表明，女性发展话语与维多利亚时代式的女性主义和殖民主义者有关受殖民女性的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历史连续性。诸如此类的对于西方女性解放现代性话语的批判，已经获得了西方社会的承认。80年代的“发展中的妇女”（Women in Development）话语到了90年代已经转变为“妇女、环境与发展”（Women,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3]。 1990年6月，在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布召开的全美女性学者联合会(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简称NWSA)第13次年会上，一批参加会议的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集体离开了会场，以示她们对联合会总部种族歧视行为的抗议。她们发表声明，抨击联合会是一个由白人女性把持的，只为白人女性说话的团体；她们要建立一个真正能代表全体女性的，特别是第三世界女性的组织。盛极一时的全美女性学者联合会由此瓦解。美国黑人女作家沃克尔(Alice Walker)甚至提出抛弃“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代之以“妇女主义”(Womanism)理由是“女性主义”一词过多地浸透了欧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价值观念。
后现代女性主义首先否定了传统女性主义的“男女平等”概念。男性经验与女性经验一样，受到阶级、种族和地域观念的制约。女性应该同哪个阶层、哪个种族或哪个国家的男人“平等”呢？女性主义由平等向差异的转变，不仅是女性主义自身演变的结果，也是西方当代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产物。如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拉康的心理分析、德达的解构主义，以及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等。
这一阶段较有影响的论著还有艾米•林(Amy Ling)《我在这儿：美国亚裔妇女的反应》(1987)、伊冯•雅布罗-本加里诺(Yvonne Yarbro-Bejarano)《从南美裔女性主义的角度看美国南美裔文学》(1987)、特伦•T•明-哈(Trinh T.Minh-Ha)、波拉•冈恩•爱伦(Paula Gunn Allen)《学术界的黄女人》(1986)等。
法国女性主义学派更注重理论建设，她们吸收了当代西方各种哲学和社会思潮，对女性身体与语言和写作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形而上的思考。影响较大的是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朱莉亚•克里斯多娃（ Julia Kristeva）和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
“女性写作”(L’Ecriture Feminine)这一概念，1970年由埃莱娜•西苏提出，这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女性写作”这一概念看起来有将女性意识本质化之嫌，其实不然，它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与“男性写作”相对立的概念，为此西苏曾多次强调“女性写作”的不可定义性。“女性写作”不受逻各斯(logos)和任何“中心主义思想”的制约。西苏一直致力于消解“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s)的思维模式。西方的哲学与文学批评经常受困于等级性的二元对立之中：将哲学与逻各斯、真理联系在一起；文学与修辞、情感联系在一起，前者主宰者支配后者。这种模式其实是以男性\女性的二元基本对立为出发点推导出来的。比如：父亲与母亲，丈夫与妻子、文化与自然、白日与黑夜、阳刚与阴柔、理智与感情，主动性与被动性等二元对立的标题下，总是赋予女性负面及缺乏力量的一方，以至于推到最后，女性往往被推向了危机与死亡的境地(death in binary thought)，男性则永远身为胜利者。故西苏的整个理论计划主要放在“解放这种语言中心的意识形态：确立女性为生命之源、权力以及力量的地位，及呼唤新女性话语出现，颠覆父权语言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的压迫及令女性失声的父权制二元系统。”德里达的解构概念仅在于将二元对立的思维松动，并没有将女性反转为主体的用意，而西苏与伊利格瑞采取德里达“解构”的策略，将西方以父权为中心的哲学、心理学和文学加以去中心(de-centring)之多元化处理。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在给西苏的《新诞生的妇女》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曾对此予以了辨析，她说：“一些美国及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反对对于生物本质主义的任何程度的强化，而西苏的‘女性’或‘女性写作’的概念有时看起来正是如此，但作为《新诞生的妇女》一书的读者，我们将会发现，作者本人是批判持续不变的性别本质这一概念的。”西苏认为想测量性别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能的，因为“男性和女性都处于复杂得难分辩的古老文化规定的网络之中，孤立地谈论女性，正如谈论男性一样，无法不陷入意识形态的场所中，在这场所中，表现、表像、映象等的泛化与增殖预先消解了任何使其概念化的企图。”
伊莉格瑞在《当我们的双(阴)唇一起说话》(When Our Lips Speak Together)说道：“假使我们继续说同一的语言，我们只能再造同一性的历史。”她认为西方形上学的“同一性”逻辑将女性视为“他者”(the other)，女性被挤出哲学、心理及社会、文化、历史之外，其非常男性的理体中心(logocentrism)或阳具中心(Phallocentrism)将原本可能具有的多样性、异质性统统整合在“同一性”与“同构型”的父权文化历史中。因此，“女性写作”创作的是“另类两性化”(other bisexuality)，即是多元化、可变动及永远转变的。意即说明“写作是双性的，因而是中性的”  。进而寻求真正的双性(bisexuality)起点，写出隐匿在男性历史深处的“他者”的历史(herstory)。
　　     写作对西苏而言是双性的，虽然她企图消灭“男性化”与“女性化”之截然对立，然而她亦争论女性(生理化的女性)相对男性而言更有可能是双性的，双性作品因此有可能是女性写作。值得注意的是西苏定义女性的角色特征时，非常看重女性的身体。她认为女性的生殖系统是由多种不同原素(阴唇、阴道、阴蒂、子宫颈、子宫、乳房)所组成，于是她的快乐来源便是多样化的、非统一的、无尽头的。这是“女性写作”不同于“男性写作”的关键所在。女性生理与精神特质的多样化就形成“女性写作”的不可被定义。“女性写作”固然具备许多特质：流动、多元、边缘、扩散、爆发、穿透、飞翔等，但最显明的是“以女性身体为据点，使文本脉络紧叩身体律动，发展出铭刻女性特质的‘身体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body)”，在以女性身体与特质为其写作的根源之下，成为“身体即主体即文本”三位一体的概念.

      法国女性主义学派的代表作品除上述论著外，还有克里斯多娃《诗学语言的革命》(1974)、《妇女的时间》(1979)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现，为西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它不但将性别、社会性别、身体、欲望等以往被遮蔽的领域引入文学批评的范畴，更重要的是打破了陈旧的文学批评模式，给处于困境中的西方当代思潮和文学批评提供了巨大的思考空间。女性主义及其文学批评已成为世纪之交世界范围内当代哲学、社会思潮与文学批评的主流话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