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座西汉墓的发掘，首次使文献中流传千年的神秘葬制显露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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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晚新视觉网
汉代，一个历时四百余年、汉族因其而得名的王朝。

说起汉朝的辉煌，几乎人人都略知一二。或许是“长乐未央”的汉代长安城，或许是连通东西的丝绸古道，或许是“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更可能是一连串熠熠生辉的名字：开疆拓土的雄才大略汉武帝，“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飞将军李广，“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自请出塞、和亲安边的“落雁”王昭君……

可若说起汉代的北京，很多人都觉得陌生。汉代，北京地区拥有汉王朝在东北部区域的最大城市——蓟城。这里曾长期是诸侯国的封地，最早是“燕国”，后改为“广阳国”，有时又被除国，降级为“广阳郡”。

在北京地铁每天穿行的房山线大葆台站附近，有一位西汉诸侯王于此沉睡了两千年。直到近半个世纪前，他的地下宫殿重见天日。



大葆台一号墓发掘现场

这座西汉墓的发掘，第一次使文献中流传千年的神秘葬制——属于汉代“天子之制”的“黄肠题凑”显露真容，第一次以实物资料呈现了北京地区汉代诸侯王的若干生活细节。而在考古原址建立的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汉代墓葬博物馆，至今仍是北京地区汉代遗存的重要代表。

又一个马王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几乎家喻户晓。1974年，北京市丰台区郭公庄大队大葆台村的两个大土堆，引起了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的注意，他们想利用这里高凸的地形，深埋几个大型储油罐。开工前，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先来钻探，可巧，一个探眼打下去，带出了木头、木炭和白膏泥。更巧的是，地质勘测处有个业余考古爱好者叫孙秀萍，她马上联想到了长沙的马王堆汉墓。

1972年至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先后发现了3座西汉时期的墓葬，其中一号汉墓出土的“千年女尸”，距今2000多年依然形体完整，肌肤润泽，部分关节甚至可以活动。“千年女尸”之所以不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王堆汉墓采用了木炭、白膏泥密封法保护墓室。

孙秀萍立刻打电话报告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以下简称“文管处”），接电话的是文管处三队的马希桂。“我正在办公室写东西，接了一个电话。”2013年，在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的口述史访谈中，马希桂这样回忆，“他们（地质勘测处）也听说过马王堆有木炭、白膏泥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想到，有木炭这些东西，别是墓什么的。挺负责任的。”



大葆台西汉墓发掘人员合影，后排站立者左四为马希桂。

马希桂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参与过琉璃河商周遗址、元大都遗址的发掘。为了摸清情况，文管处请地质勘测处补打了十几个孔，这次除了木头、木炭和白膏泥，还探出了一枚五铢钱、一块带漆皮的圆木头。

五铢钱是汉代的铜钱，莫非像马王堆一样，这里也是一座大型汉墓？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1977年考古所改属社科院，以下简称“考古所”）、第三研究室主任苏秉琦，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宿白等，纷纷被请到了现场。最终，考古大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座西汉大型木椁墓无疑。



夏鼐先生在现场指导发掘工作。

参加发掘大葆台汉墓的考古队员、文管处三队工作人员黄秀纯向记者直言：“当时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一个尸体不烂的‘老太太’，老实说北京也想抱个‘金娃娃’，想发现一个不腐烂的尸体。”事实上，即便抛开时代背景，这次发现也是极其重要的，毕竟，规模如此巨大的西汉墓在北京还是首次发现。

众所周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北京城——蓟城就已成为燕国的都城，并与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楚国的宛（今河南南阳）等齐名，被誉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分天下为 36郡（也有说40郡、42郡或48郡）。从此，燕地成了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县，蓟城从先秦时期的一个方国都城转变成了统一国家的北方军事重镇。统一后第二年，秦始皇即下令以国都咸阳为中心，修筑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其中有一条就直达蓟城。后来，秦始皇巡游各地时还曾到达过燕蓟地区。

然而秦朝短暂，随着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下，平民出身的刘邦最终得了天下，建立西汉王朝。刘邦施行郡国并行的制度，燕地从秦时的郡再次变回了国，只不过，此燕国已非彼燕国。

尽管如此，燕地的中心城市蓟城仍颇有盛名，西汉司马迁、东汉班固在谈到这座帝国北方的城市时，均称之为“勃、碣之间一都会”，有“鱼盐枣栗之饶”。西汉初年，燕国的地域也相当辽阔。“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燕国的疆域最大时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中北部、辽宁和吉林西部、山西东北角、内蒙古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靳宝告诉记者。

靳宝专门研究过大葆台西汉墓和两汉时期的北京，他发现了一个趋势：西汉时期燕王（广阳王）的封地范围越来越小，所辖的县越来越少。“西汉一朝，在燕蓟地区共分封了3位异姓王和9位同姓王。汉初，燕国辖地至少达87县、51乡邑之多，到了第九位燕王（广阳王）刘建时，所辖县仅剩4个，即蓟城、方城、广阳和阴乡，大概涵盖今天的北京城区、大兴、房山以及河北固安等地。”

封地范围的缩小，当然离不开汉景帝的削藩和汉武帝颁布的推恩令，另一方面，与几代燕王的谋反也直接相关。第一代燕王臧荼最初乃项羽所封，刘邦灭项羽之后，仍封臧荼为燕王。臧荼大概也知自己非刘邦亲信，不久便举兵反汉，结果被刘邦亲率精兵强将征伐，不到两个月即被俘，燕地平定。

臧荼被灭后，刘邦立了卢绾为第二位燕王。卢绾没有显赫家世，但与刘邦的亲近程度却非同一般。靳宝告诉记者，据《史记》记载，“卢绾与刘邦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同乡，几乎是从小玩大的小伙伴。并且，卢绾从年少直至封王，常与刘邦相随，可谓患难与共，交情深厚。”刘邦没想到，如此亲信最后竟也选择了联合匈奴背叛汉朝，愤而派出大将樊哙等人攻入燕地，卢绾不得不逃入匈奴，一年后身亡。

两代燕王的反叛，使得汉代统治者决定收回燕地部分边郡的力量，削弱诸侯王国在防御匈奴战争中的地位。然而，燕地的反叛并未就此终结，到第八位燕王、也就是汉武帝第三子刘旦时，谋反又发生了。这一次的结局是刘旦自杀，燕国直接被汉王朝除名，降级为广阳郡。七年后，当燕地再次被封国时，就成了仅辖4个县的广阳国。

无论燕国、广阳国，还是广阳郡，其治所始终在蓟城。时隔两千年左右发现的大葆台西汉墓，其主人是否有可能就是这些燕王（广阳王）中的一位？

发现盗洞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考古工作者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么大的汉墓。1974年8月3日，一个涵盖各方力量的高规格发掘领导小组成立了。黄秀纯记得，有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黄作珍，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陈滋德，考古所所长夏鼐，还有市公安局的同志负责安全，物资局的同志负责设备，考虑到可能发现尸体，还特意请了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的黄家驷。

发掘小组更是“大兵团作战”的配置。文管处几乎全员出动，考古所派出了不少干将，北京卫戍区4561部队工兵连协助发掘，还从外地请了专业“援兵”，河南的贾峨参加过信阳楚墓的发掘，广州的麦英豪后来主持了西汉南越王墓的发掘。

8月中下旬，发掘工地一派热火朝天，推土机、铲运车、大卡车轰鸣着清运封土。“按理说这是违反操作规程的，像我们搞考古的，通常是拿手铲一点点刮，挑担子或用小车运土。”黄秀纯说，当时考古工作人员就有意见，推土机一铲子下去，有些东西也许就被破坏了。但特殊的年代对考古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要快”，“那么大的封土堆，领导等不了。”

封土，是指在帝王墓室上方堆出的高出地面的土丘，土丘越高大气派，就表示帝王的身份越尊贵。大葆台发现的封土范围大约东西长100米，南北宽80米，最上层是后世积淀的黄沙，约0.5到1.5米厚，黄沙下面还有7米高的汉代封土。这么大的封土堆，如果靠人工，一天估计只能清理一二十厘米厚。

马希桂回忆，“我们这些考古的人就是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转，挖出什么东西了，赶快抢救，有些现象赶快就得记录。”据说，考古所有位老同志叫钟少林，坚决不认同这种办法，中途干脆退出了发掘。

机械清运确实快，不到一个月时间，共运走封土13130立方米。这边考古人员正紧张地盯着推土机，那边三位探工师傅吴钦殿、吴有福、商文同着了急。封土清运后就要正式发掘墓室，但墓口具体在什么地方、墓室范围到底有多大，还是个谜团，为此，发掘小组特意从安阳殷墟请来了这三位老探工，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现在，三位师傅已经探了一个星期，还没找到墓边。

并非他们钻探经验不丰富，黄秀纯向记者讲述了老探工吴有福的传奇故事，著名的后母戊鼎最早就是吴有福和当地人发现的。上世纪30年代，吴有福在安阳小屯盗墓时，用洛阳铲探出了大鼎的底部，他先是自己盗挖，因个头太大，只好找人合挖，最终村子里很多人都参与了这次盗掘。好不容易将大鼎弄出来，又因个头太大，古董商买不起。后来，兜兜转转，在村里人的保护下，这件国宝躲过了日本人的觊觎，于1959年被收藏进了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博）。

从河南安阳到北京大葆台，三位师傅大概是对土质不熟悉，一开始迟迟没有进展，吴有福“因为着急上火，眼睛都红肿了。”所幸，一个星期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墓口，也大致摸清了墓室四周的范围。

这是一座篮球场大小的墓，墓室南北各有一条墓道。据《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北侧墓道系造墓时为出入而设，用毕封固。就在这条北侧墓道中，关键的文物出现了。一件兽面造型的鎏金铜铺首，铺首已残缺环，但造型威猛，鎏金灿烂，铺首旁边还有一枚五铢钱。几天后，又在铺首附近发掘出一件漆器，长58厘米、宽37厘米、厚2厘米，似为漆案，髹红漆，色泽艳丽。铺首即俗称的门环，漆案通常是古人盛放食物的家具，却出现在墓道里，显然是由别处移来的。考古人员不由怀疑：难道此墓已被盗过？

探工师傅在器物周围再次钻探，果然发现了一个直径2.5米的盗洞。随后，考古人员又在盗洞内清理出一件鎏金小铜铺首、绳纹筒瓦和20枚五铢钱。事实已经很清楚，这些器物都是盗墓者遗撒下来的。最可惜的是，大葆台墓里还有焚烧过的痕迹，盗墓贼不仅盗墓，还放了一把火。幸好，因墓室缺氧火自然熄灭，这座纯木结构的大墓才没有付之一炬。

几十年后，马希桂真实地记录了当年的心情：“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当然希望自己所发掘的墓葬没有被盗，而且能够有丰富、珍贵和重要文物出土。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顿时感到有些扫兴和失望。但是我们相信，这么大的墓，即使被盗也不可能盗得那么干净，总会留下一些随葬器的。”

实际上，早在机械清运封土前，考古人员就在封土横剖图上发现，中间部位的封土已经下沉，像锅底一样。当时就怀疑墓室顶部已经坍塌，担心墓室是否还完整地保存着。



由南向北拍摄的大葆台汉墓封土远景

让考古人员始料未及的是，就在这座被盗的汉墓里，一个巨大的惊喜正在等着他们。

“黄肠题凑”露真容

大葆台西汉墓的发掘人员专家云集，这次墓室的情景却让他们有些茫然。

一根又一根90厘米×10厘米×10厘米的条木，整整齐齐地层层垒起，堆成了墓室的四壁。其中三面墙壁倒塌严重，唯有西面靠近西北角的一段保存最为完好，木条足有27层，堆成的木墙残高2.67米。直到今天，已经从考古所退休多年的考古队员蒋忠义对木条散发的香味记忆犹新：“人还没下去，松柏味儿就出来了，味道特别重。”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每根条木都很光滑，平整划一，不少木材尚坚硬如新，有的表面还有一层黄色树脂油，各条木之间无榫卯固定,却堆垒得十分坚固。据考古推测，条木堆成的四壁木墙高3米，厚0.9米，总长42米，所用的条木总数14000多根，相当于122立方米木材，用材之多，简直不亚于一片森林，着实壮观。

这壮观的木墙究竟是何物？纵观全国，过去的考古发掘中从未发现过，大家一时弄不明白。就在这时，一张纸条的出现解了燃眉之急，写纸条的人是文管处工作人员于杰。于杰1955年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后就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文管处前身）工作，他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可惜大葆台汉墓发掘时正值“文革”，公认的高材生只能在食堂帮厨。“不让他搞业务，他不敢公开去发掘现场，就戴着草帽，在工地拉起的铁丝网外面偷偷看。”于杰的北大师妹、文管处同事吴梦麟也参加了大葆台的发掘，她向记者回忆，“回来后他就翻阅文献，从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受到启发，第一个明确提出，条木即是‘黄肠’，木墙即是‘黄肠题凑’。”于杰把考证结果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在食堂悄悄交给吴梦麟，几经周转，最后交到了马希桂手里。

黄肠题凑，过去虽有文献记载，但其真面目究竟如何，长期以来一直迷雾重重，一些历史学家常常把“题凑”混同于椁室。于杰先生的纸条，让大家茅塞顿开，急切地翻阅文献资料。这才发现，《汉书·霍光传》记载，霍光死后，皇帝赐给他“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这是文献中最早所见的“黄肠题凑”一词。三国时魏人苏林曾对黄肠题凑进行注释：“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

再看大葆台发现的遗迹，不管哪个方向的木墙，每根条木的端头都是向内的，也就是对着棺椁的一面排列整齐，另一面即外侧则略微参差不齐，这不就是注释中的“题凑”吗？至于条木是否为注释所说的柏木，发掘人员立即请江西省木材工业研究所予以鉴定，得到的答复令人喜出望外，正是柏木的树心，与古人描述的黄肠题凑完全吻合。

大葆台西汉墓成了我国发现的第一座大型黄肠题凑墓葬，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当即轰动了全国。



1983年12月，游客在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参观复原的一号墓墓室，图中可以看到整整齐齐层层垒起的“黄肠题凑”。 叶用才 摄

黄肠题凑是西汉帝陵葬制的一项重要内容，诸侯王或重要的功臣经皇帝赏赐也可享受。既然出现了黄肠题凑，大葆台的墓主人身份必定相当高贵。

随着进一步的发掘与考古，墓主人宏大的地下宫殿逐渐露出了原本的面貌。如今，当我们来到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可以看到复原的墓室。这是一座深4.7米的地下宫殿，宫殿坐北朝南，墓底南北长23.2米，东西宽18米，墓口比墓底更大一些。墓室中心的后半部分是放置棺椁的后室，相当于主人生前的寝殿。墓室中心的前半部分是前室，象征主人生前宴请宾客、会见臣僚、处理公务的前堂，这里陈设着一组宽大的黑漆朱彩坐榻，因为汉代尚未出现桌椅，人们都是席地而坐。前室、后室之外，是几重高大的“宫墙”，“宫墙”之间形成了内回廊和外回廊，其中最内一层“宫墙”即黄肠题凑。

这座宏大的地下宫殿，究竟是为谁而建？棺椁内能否发现千年前的尸骨，大葆台会成为又一个马王堆吗？

墓主人是谁？

开棺那天，工地的气氛有点不一样。蒋忠义回忆说：“北京市委、国家文物局、包括丰台区的那些领导全跑来了，我们就在北边搭了一个看台，方便他们从上往下看发掘情况，看看到底有没有尸体，有没有特别珍贵的文物，他们都很期盼，恨不得马上就能看到结果。”

大葆台的棺椁是三棺两椁，共五重，考古人员一层一层地揭开棺盖，看台上的人遥遥一看，空空如也，“呼啦”一下，人都走了。黄秀纯对此印象深刻：“大葆台汉墓的发掘过程，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李汉军拍摄成纪录片……（开棺时）当升降机把摄影机降到棺顶侧面，大吊车把棺盖吊起来后，发现木棺已经坍塌了，棺内没有任何遗物。摄影升降机还没有归位，各级领导就离开了礼宾席位。由于墓室被盗，出土器物不多，李汉军拍的新闻电影因此被打入‘冷宫’，未能公开放映。”

匆匆离去的人群没有注意到，其实墓主人的尸骨就在棺椁内。1979年发表的《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写道，“在内棺与第四层外棺（应为内椁）之间北部的底板上，留有人骨架，骨骼虽已不全，但部位未乱，头东脚西放置。”黄秀纯是最早看到墓主人尸骨的人之一，他至今还记得现场的情况，“尸骨的一半在棺外，一半在里面，脖子上还套着一段麻绳，大概40厘米，我们推测应该是盗墓的用绳子套在墓主人脖子上往外拉，发现没什么东西就走了。”马希桂则据此分析，发掘时尸骨已经没有肌肉，骨骼排得很成形，说明盗墓的时候还有肌肉，因此盗墓的时间与下葬时间不会相距太远，可能就发生在西汉末期赤眉起义天下大乱时。

尽管被先盗后焚，大葆台西汉墓还是出土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物。此前，清理封土时发现西侧还有另一墓葬，从封土叠压关系可知西侧墓的时代稍晚，于是将东侧的定为一号墓，西侧的定为二号墓。经过发掘，一号墓共出土器物850件，二号墓因被盗后烧得更惨，仅出土240件器物。



二号墓出土的玉舞人轻舒广袖，微折柳腰，长裙拂地，展现了汉代舞人佩“长袖”和“细腰”的特点。

1000余件铜器、陶器、铁器、玉器、漆器、丝织品中，有一件铁斧乍看平淡无奇，仔细端详会发现斧面隐约铸有凸起的“渔”字，这个字可谓汉代渔阳铁官作坊的“商标”。《汉书·地理志下》有载，渔阳郡中名列第一的渔阳县（治所在今北京怀柔区梨园庄东）“有铁官”。铁官，即秦汉时期管理铁器冶铸事业的官方机构，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政策，禁止私营，渔阳就设有一个铁官作坊，而这件渔阳铁斧是首次发现的渔阳铁官作坊的产品。



鎏金铜铺首

除此之外，一号墓南侧墓道中的车马坑也特别引人注目。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三辆马车和十一匹马（一说十三匹马）的残骸，难得的是，这些殉葬车马均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真车马，而非很多墓葬中常见的明器车。



一号墓墓道内的车马坑，这里发现的殉葬车马均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真车马。

1975年3月，蒋忠义带领十几名细心的解放军官兵开始清理车马坑。蒋忠义并非科班出身，而是1956年考古所面向各中学招人时，以初中毕业生的身份考进了考古所。刚进考古所时只能打下手，但跟的老师却了不得，都是夏鼐、苏秉琦这样的知名考古学家。就这样，日积月累的田野实践中，蒋忠义也成了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

清理车马坑后，蒋忠义凭借经验和现场考古发现，画出了三辆马车的复原图。他向记者介绍，三辆车由南向北，最南面的一号车车厢狭窄，很可能是出行时的前导车；中间的二号车有宽大的车厢，车厢上有华丽的平顶盖，周围有似窗棂的高栏杆，很可能是墓主人乘坐的安车；三号车则是带篷的大型车，推测是送葬时运送墓主人灵柩的丧车。三辆车均为木制彩漆双轮单辕车，车周身涂黑漆，车轮加饰红漆绘彩，车上饰件均为鎏金，外形华丽，应该就是史书记载的只有皇太子和诸侯才能享用的“朱斑轮青盖车”。蒋忠义还向记者展示了马车残骸刚出土时拍摄的一张照片，已经散落的车毂上彩绘锯齿纹清晰可见，相当漂亮。可惜，由于技术所限，如今在博物馆看到的马车残骸早已没有了华丽的色彩。

黄肠题凑、诸侯享用的五重棺椁以及车马坑中发现的“朱斑轮青盖车”，都指向了一个结论：一号墓的主人应是诸侯王一级的显贵。但此时，墓主人的具体身份仍然是一个谜，直到一片毫不起眼的漆片被偶然发现。

刘旦与刘建

1975年春天，大葆台发掘工地上冷清了许多。一号墓的主体发掘工作基本完成，大部队在前一年的寒冬来临前已经撤离，现在，工地上只有少数工作人员负责发掘二号墓，同时清理一号墓外回廊、车马坑等。

张先得就是留下的少数人之一。他原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美术设计工作，因喜欢考古，业余自修了考古学和北京史，机缘巧合参加了大葆台西汉墓的发掘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器物，没想到，无意中发现了墓中唯一一件带有纪年的器物。据张先得回忆，“在小便的途中，我发现外回廊的红枕木上有一块圆的东西。由于踩来踩去，物件中间被磨掉了，一半已经翘起来了。我当时想看看是否有花纹图案，也没有按照考古的办法，就拽出了半边，发现上面有字……”同样在发掘现场的文管处工作人员刘精义也提到了这件关键证据的发现，“在一个漆器残底，发现‘廿四年’针刻年代文字，是一日早晨，我与张先得下墓坑，从地上拾起发现的。”

两人的回忆略有出入，可惜两位老先生都已离世，后人无从探寻。不论细节如何，这件刻有汉隶“廿四年五月丙辰丞”字样的漆盒残底，成了考古学者们考证墓主人身份的最关键器物。

靳宝告诉记者，西汉时期，在燕地共分封了12位燕王（广阳王）。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从墓中出土的五铢钱，首先可以排除公元前118年之前在位的王，即燕王刘旦之前的7位。而张先得和刘精义提到的唯一带有明确纪年的漆片，可以帮我们进一步推断。

靳宝认为，“廿四年五月丙辰丞”有两种可能的含义，一种为这件漆器的制作年代，另一种为记录下葬的年代。12位燕王（广阳王）中，只有燕王刘定国（公元前151年-公元前128年）在位年数为24年，但五铢钱的出现已经排除了刘定国。因此，“廿四年”只能是漆器制作年代。那么，就要考虑在位24年以上的王，包括燕康王刘嘉（公元前177年-公元前152年）、燕剌王刘旦（公元前117年-公元前80年）和广阳顷王刘建（公元前73年-公元前44年），同理，燕康王刘嘉时尚没有五铢钱，已经排除。如此一来，墓主人只能是燕剌王刘旦和广阳顷王刘建中的一位。有人可能会问，有没有可能这件漆器是刘旦或刘建在位24年时制作，又传给后人的？对此，靳宝分析说，汉代讲究“厚葬”，“视死如视生”，纪年附属物仅为一件漆盒，专门传给后人入葬的可能性非常小。

那么，墓主人到底是刘旦还是刘建？黄秀纯告诉记者，大葆台刚刚发掘时，的确有人倾向于认为墓主人是刘旦，但现在主流观点是广阳顷王刘建。他一边画图一边向记者解释，大葆台出土的五铢钱中有磨郭五铢，磨郭，就是把五铢钱的边上一圈磨窄甚至剪掉，“因为汉代后期经济衰败，没有那么多铜铸钱了。”这种钱币一般认为盛行于西汉晚期，而刘旦属于西汉中期。

靳宝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不仅是钱币，铜镜、陶器等出土器物都提供了断代信息，综合来看，一号墓应属西汉晚期，二号墓稍晚，但不会晚过一号墓10年。实际上，关于刘旦的墓，文献早有记载，燕剌王刘旦戾陵在梁山，即今石景山一带。因此，现在考古学界主流的观点是，大葆台西汉墓属西汉晚期，一号墓和二号墓的主人分别为广阳顷王刘建及其王后。

刘建是谁？他因何被封王在燕地？在位29年，他在这个北方重镇做了些什么？查阅文献，会发现刘建仿佛一个“小透明”：他在《汉书》中没有专门的传记，其简而又简的情况仅附于燕剌王刘旦的传记中。

要勾勒刘建的人生，就要从他的父亲刘旦说起。与存在感不强的刘建相比，刘旦的名气就大得多了。这也是最初发掘大葆台时，考古人员推断墓主人是刘旦的原因之一。

前文已说过，刘旦是赫赫有名的汉武帝刘彻第三子，最后的结局是谋反自杀，燕国被除。其实，早在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武帝册封刘旦为燕王时，就已经在封策中大有深意地讲匈奴与燕国的历史，告诫刘旦，“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废备”，实际意思就是不要作怨，不要重演燕王臧荼、卢绾“媾和”匈奴、背弃汉皇朝的历史。可惜，武帝的希望落空了，刘旦不仅企图谋反，还先后谋划了三次。

靳宝说，刘旦原本是没有谋反之心的，后来他的两个哥哥——武帝次子齐王刘闳和太子刘据相继去世，刘旦认为自己是诸子中最年长的，皇太子之位非他莫属。于是，公元前88年，武帝年迈病重时，刘旦就派使者来到长安，主动请求入京守卫京城。武帝一看就明白他想什么，当即大怒，将使者下狱，又削去燕国封地的三个县邑，以示惩戒。随后，便立了最小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

武帝死后，太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刘旦又以问礼为名，派人前往长安刺探情况，并请求各郡国立武帝祠庙，这种行为已经是僭越。当时大将军霍光辅佐昭帝，为稳定刘旦，下诏增加刘旦的封户一万三千，并赐钱三千万，但不许其立庙。刘旦大怒，开始拉拢同伙，制造兵甲，还造谣说昭帝并非武帝的儿子，准备第二次造反。不料事情败露，刘旦叩头认错，终被赦免。

几年后，刘旦又与朝廷左将军上官桀等勾结，再次谋反，欲杀霍光，废昭帝。事情再次泄密，上官桀等被诛。所谓事不过三，这一次，朝廷没有打算赦免刘旦，刘旦听闻后只好自杀，燕国也因此被废除，成了广阳郡，而燕太子刘建等子女，则被废为庶人。

直到昭帝死后，汉宣帝刘询即位，才又册封刘建为广阳王，封地为广阳国。或许是遭遇过燕国之变，经历大起大落的人生后，刘建在广阳王的位子上稳稳坐了29年，包括他的儿子刘舜、孙子刘璜均在位20年以上，直至寿终正寝。

在位时间如此之长，史书上却几乎没有刘建祖孙三代的记载，可以推测，三代广阳王或许没有做出可供载入史册的功绩。既然如此，身为叛王之子的刘建为何得以享受“黄肠题凑”的天子之制？对此，靳宝认为，没有史料记载，也可以推测刘建比较安分守己，相当谨慎，没有做过出格的政治大事，黄肠题凑或许出于安抚之意，或许是另有深意。

汉代蓟城位置探索

如今，乘坐地铁房山线在大葆台附近穿行的乘客们，很多都不知道，这里有个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殊不知，博物馆初建时，却是我国最早的一座汉代墓葬博物馆，也是北京首次建立的一座遗址性墓葬博物馆。

早在大葆台汉墓的发掘尚未结束时，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就提出：“黄肠题凑”是个新发现，应该保留，搞个陈列室，作为历史教材，既能反映我们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又可作为外宾参观游览的地方。1974年12月12日，北京市汉墓发掘领导小组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保护一号墓的意见。

为了在原址保护车马坑，蒋忠义颇费了一番心思。当时，大葆台地下水很浅，车马坑刚清理时还看不出来，时间久了地下就冒出水来。蒋忠义一看不行，这样下去车马肯定要长霉斑、腐烂甚至倒塌。他想了一个办法，请解放军采用挖地道的办法，把车马坑地下的土全都掏空，一边掏一边拿砖将地道顶部券起来，这样就把车马坑和地下水隔开了。

1979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建立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外景，其外形是仿照汉墓封土的覆斗状造型设计建造的。

1983年12月1日，一个新颖、独特、科学的遗址性博物馆——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终于正式对外开放。博物馆的主体是一座灰白色建筑，外形是仿照汉墓封土的覆斗状造型设计建造的。12月20日，马希桂在《北京日报》撰写了《古老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大葆台西汉墓“这里原来是一个沙土丘，上面长满了茂密的杂草和酸枣树，当地农民叫它‘南大坡子’”，而今，这里是一个陵园式的庭院，“常青的松柏、冬青和白杨树，使灰白色水刷石的博物馆建筑，显得格外古朴、庄严和肃穆。”

作为北京首次建立的一座遗址性墓葬博物馆，大葆台一度游客如织。如今，由于马上要开始改扩建，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不过，为了方便游客参观，大葆台汉墓遗址3D展厅已经正式上线。

在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人们可以直观地了解汉代北京地区诸侯王死后的地下宫殿，但是，他们生前所居的宫殿和蓟城呢？靳宝告诉记者，《汉书·武五子传》曾记载燕王刘旦居住的王宫，其主体建筑由万载宫、明光殿、端门、城楼、城门构成，还有台水、葭水等溪流，环境优美，结构恢弘，规模颇丰。

如此奢华的王宫，到底建于何处？换言之，汉代蓟城在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的探索，始终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目光聚集的焦点所在。1959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在《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中，最早对蓟城的具体位置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春秋战国直至隋唐，蓟城的位置基本没有变化，就在今北京城区的西南部，大概是现在的广安门、陶然亭一带。他还指出，蓟城因蓟丘得名，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过蓟丘，结合地理环境等分析，可推测今北京广安门附近、白云观西墙外原有的一处高丘，很可能就是古代蓟丘的遗址，位于蓟城西北角。

侯仁之有理有据的分析，很快成了关于古代蓟城位置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学家赵其昌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1974年，赵其昌主持发掘了白云观以西的“蓟丘”。发掘中果真发现了古代夯土城墙，然而城墙下方却叠压着三座东汉时期的砖室墓葬，也就是说，城墙的年代要晚于东汉。

赵其昌认为此次发现的城墙应为西晋蓟城的城墙，并根据发掘情况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蓟城的探索应以东汉末年为断，东汉之前称为“前期蓟城”，东汉以后称为“后期蓟城”。后期蓟城即《水经注》所载蓟城，为西晋至北魏相沿使用，直至唐代，位置未曾变迁。而关于前期蓟城，即战国、秦、汉蓟城的位置，赵其昌提出了三种可供考虑的推测，分别为京西八宝山以西略北地区，京西南、外城以西地区，后期蓟城南。

不论侯仁之，还是赵其昌，他们所推测的蓟城位置都位于今天北京城区最繁华的地带。或许正是因地理位置优越，后人在同一地点反复修筑城市，所以其遗址一直寻觅无着。时至今日，关于战国、秦、汉时期蓟城准确位置的探索仍在继续。

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始终作为燕国、广阳国或广阳郡治所所在的蓟城，是汉王朝在东北部区域的最大城市。并且，正如侯仁之先生所说，自秦汉直至唐朝末年的一千年间，蓟城在帝国版图的东北方，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华北平原北方的门户，在部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固然是汉族和东北游牧部族必攻必守之地，但在和平相处的日子里，它又成为部族融合、文化交流以及贸易来往的中心。”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提供。

感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原所长齐心对本文采写给予的帮助。

（原标题：葆台汉迹）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杨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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