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和下跪，哪一面才是真实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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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乌鸦校尉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各地突然刮起一股“道歉”风潮。
先是5月17日，墨西哥总统就110年前屠杀华人的“拖雷温惨案”向中国以及在墨华人社区道歉。当时那次事件造成了300多名华人被墨西哥暴民屠杀，当时已经奄奄一息的清王朝还曾派遣重建的北洋水师来武装护侨。



几天之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条克市市长就该市历史上的排华与种族歧视行为道歉。1882年，美国两党共同支持签署了美国法典史上唯一专门歧视特定族群的章节——《排华法案》，此后安条克市禁止华人夜间上街，强行驱逐华裔劳工居民，甚至一把火烧毁了当地的唐人街。



几乎同期，捷克总统泽曼突然就该国1999年跟随北约轰炸南联盟（我国大使馆在那次遭遇美军导弹轰炸，三名记者遇难），向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达了“真诚歉意”。
泽曼声称当时是想反对北约轰炸决议的，但无奈孤掌难鸣，但这不能当成借口，自己多年来一直备受“良心”谴责，于是借此表达忏悔。
甭管泽曼这话到底是不是真心，不过也是不容易了，毕竟此前从未有任何北约国家为那次绕开联合国，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78天狂轰滥炸的野蛮行径道歉。



而最该道歉的也排不到捷克，除了罪魁祸首美帝外，还有一个国家才是真正该道歉的，那就是德国！
没错，就是那个拥有无数中国粉丝，快被粉饰成白莲花的德国，也犯下了可能仅次于美国的战争罪责，不是在1939年，是1999年。
其实， 德国官方也在一个月前对轰炸南联盟这件事做了表态——德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托马斯·谢布在4月6日公然宣称：“北约在1999年轰炸南联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为了科索沃的‘人权’以及阻止‘种族屠杀’。”此外，谢布大使竟然还督促塞尔维亚尽快承认科索沃独立，这样对各方都有好处。



德国人这一席话简直就是在塞尔维亚人民淌血的心口上撒盐，自然引发了塞方的强烈抗议，更为可耻的是，谢布大使选择发表如此言论的这天，竟然还是在塞尔维亚人民悼念纳粹德国轰炸贝尔格莱德80周年之际。
我们无法想象，日本驻华大使敢选在中国国家公祭日发表言论称“侵华战争”很有必要，是为了“大东亚共荣”，然后再督促我们承认“台独”，因为再厚颜无耻也得有个度。
可是，德国人竟然就这么做了。



（德军残害塞尔维亚平民）
吊诡的是，就在捷克道歉的前两天，德国方面其实也有个“道歉”的举动。
5月15日，德国对纳米比亚正式道歉，起因是德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在对纳米比亚有过短暂的殖民统治，曾对当地原住民进行过残忍的屠杀，造成了当地8万多赫雷罗原住民死亡。



（德属非洲上被德国奴役的土著）
这波扎堆道歉是否内藏玄机不好说，但是这至少说明：他们真的觉得道歉“有用”。
比如就说这德国，可以说是“道歉”行为的最大受益者。
在中文舆论场上，总爱强调德国对二战历史“深刻反省”、“跪着的德国人比日本人更高尚”等概念，似乎包括纵容藏独、疆独势力在德发展，在国际事务上对中国指手画脚，民间反华势力爆棚这样的事实，都可以忽略不计了，甚至反引发了中国一些人对德国的无脑崇拜。






当然，相比于死不认错的日本，我们当然欢迎德国为战争罪行的道歉。可问题是，跪下道歉真的证明德国对战争罪行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反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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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绝大多数人对德国“认真反思”的印象都来自于1970年，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在访问波兰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时，突然当着众人面在碑前双膝跪地，然后低头默哀，这一幕成了历史上的著名场面“华沙之跪”。



所谓“跪着的德国人比站着的日本人更高大”的老梗也由此而来，这一跪相比于日本极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如果过分拔高这一“忏悔”，认为这就证明德国对法西斯罪行进行了彻底清算，那就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了。



事实上，德国给世人一种对二战罪责“积极反思及清算”的印象不过是最近十几二十年的事。
纳粹德国在1945年5月8日投降后，同盟国立刻根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协议，决定在德国战败后将其一分为四，分别由英、美、法、苏四个战胜国占领，并合组一个最高管理单位“盟国管制委员会”（ACC）来治理德国事务。
同时，位于苏占区腹地的首都柏林也一样被四国分区占领，接受同盟国的军事管制。



1949年5月，美英法占领区合并，并成立了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首都设在波恩；同年10月，苏占区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德国正式分裂成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主权国家。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两德对于战争的罪责反思和清算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西德自成立开始，根上就不干净。首任西德总理阿登纳政府中存在在大量纳粹余孽，在17个部长中，有8人曾在纳粹德国国家机关中担任过领导职务，或者担任过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的负责人。



时任西德内政部长施罗德，从1933年起就是纳粹党员和冲锋队队员，还曾担任纳粹德国财政专家沙赫特的法律顾问，积极为纳粹发动侵略战争的拨款寻找法律依据和形式。
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希特勒时期曾在经济部任职，担任专员，还曾在纳粹国防军任“民族社会主义”训练方面的教官；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艾哈德，自1930-1943年领导过纳粹政权下的行情研究所，并担任过纳粹党大区书记布尔克里的经济顾问......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甚至阿登纳总理本人，在反法西斯立场上也不够坚定，尽管他在纳粹德国时期因为和执政的纳粹党政见不合，一度丢掉公职，甚至受到过政治迫害而被纳粹当局监视居住。
可在战后，阿登纳对于美国著名驻外记者、新闻分析员与世界现代史学家威廉·夏伊勒撰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根据盟军缴获的大量纳粹德国政府权威档案撰写）却始终没有好脸色，他直接称呼其为“一名仇德分子！”



该书一度在西德被猛烈抨击，销量惨淡，威廉不由得感叹德国人在战后不过几年时间，竟然就像忘记了战争存在过一样。
至于在西德政府的基础，纳粹余孽问题更为严重，20世纪50年代末期，西德司法界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前纳粹分子多达9000余人。



据东德争取统一委员会当时的统计，曾在纳粹德国司法部担任过领导职务或曾在各个特别法庭和军事法庭任职的1000多名法官，彼时在西德的司法系统中发挥着领导骨干作用。而在纳粹时代，数十万反法西斯主义战士曾根据上述法官的判决被长期监禁，有6万人被判处死刑。
更夸张的是，西德政府在路德维希堡设立的“追缉纳粹战犯中心”，其总负责人艾尔文·许勒，本身就是一个罪恶多端，隐藏身份的纳粹战犯！
整个六七十年代，此人利用职权将来自苏联、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等战争受害国的大量揭发举报材料扣押甚至销毁，到最后，他干脆蛮横拒绝接受材料，成功让一大批战犯因证据不足，无法立案被释放或者轻判。
最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甲级战犯、原纳粹内政部部长助理和总顾问威廉·弗利克有个得力助手名为汉斯·格罗布克，此人曾残酷迫害被占领国家的无辜百姓，并且参与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种族法》和《国籍法》起草工作，甚至还在东欧协助艾希曼督促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



按照道理，犯下如此罪行至少是个乙级战犯没跑了，而且在战后初期，曾被盟国有关机构列为第101号战犯。
但不知道为何，他没受到任何惩罚，还重返政界，混到了西德国务秘书的职务，并利用职权继续将大批纳粹余孽或极右翼分子吸纳进西德政府里，巅峰时期，西德官员总数三分之二的底子都不干净，直到1963年东德政府将此事对外公布抨击西德“纳粹余孽死灰复燃”后，格罗布克才被免职。



至于在重建后的西德军队中，前纳粹德军成员更是比比皆是，比如西德联邦情报局局长盖伦是前纳粹德国军事情报局东方处处长；纳粹高级将领汉斯·斯派达尔（曾任纳粹德军驻法国部队参谋长，是隆美尔元帅的主要助手）和阿道夫·豪辛格（曾任纳粹武装力量大本营作战处长，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主要策划者之一）在北约总部中担任要职；



西德国防军总司令路德维希·克吕维尔在纳粹德国时期担任过坦克部队中将，纳粹海军上将赫尔穆特·海耶与弗里德里希·卢格在战后继续参与制定北约在北海和波罗地海同苏联、东欧国家作战计划。
至于西德国防军的4个主要军团的司令官全部为纳粹德国的将领，一直到六十年代末，西德军队的高级将领中的前纳粹分子依然高达70%，他们都曾在希特勒的总参谋本部工作过，或者就是纳粹前国防部、最高统帅部的领导成员，至于中下层的军官、基层官兵中的极右翼、前纳粹分子更是多如牛毛。



一个被占领的战败国，能够明目张胆地这么搞，当然是在美国占领军一手包庇下才能达成。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西德民间怀念纳粹的势头也一度高涨，英国著名历史学者托尼.朱特在其著作《战后欧洲史》中详细描述了战后初期，西德民间的状况：



“战后初期的民意调查资料证实了盟军的努力收效甚微。1946年10月，当纽伦堡审判结束时，只有6%的德国人愿意承认，他们认为审判是‘不公平的’，但4年后，1/3的人持这种观点。
他们持这样的观点毫不奇怪，因为从1945年到1949年这整段时间里，大多数德国人始终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很好的理念，只是被操作坏了’。1946年11月，在美军占领区内接受调查的德国人中有37%的人认为对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的调查，对于德国人的安全来说是‘必要的’。”



“在1946年11月这同一次调查中，1/3的德国人同意一种观点，即‘犹太人不应享有属于雅利安人种的同样权利’。这也并不会令人感到特别惊奇，因为做出这种反应的人刚刚从时间长达12年之久持这种观点的极权政府之下走出来。真正令人惊异的是6年后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联邦德国持‘德国土地上最好没有犹太人’观点的人数比例居然还略高于上述的1/3，达到37%。”
“若没有这种集体失忆症，欧洲战后令人惊愕的复苏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很多被抛置脑后的事情将会以各种令人不愉快的方式再度回忆起来。但是随着岁月流逝，要到很晚以后才会清楚，战后欧洲赖以作为基础的各种神话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破坏和变化。”



到了1948年的柏林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空军共出动了26万多架次的运输机，为西柏林每日平均空运的物资最多时达到15000吨。



当时，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亲历了那段历史，他在《国际事务概览》中详细记述了当时西柏林发生的故事。
其中，有这样一个事件：当时，苏军和西柏林的盟军司令部定期会做一定会晤，苏军方面的英语翻译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在会谈间隙，苏军女翻译用羡慕的口吻对英美军官说：“盟军如今救济德国人的物资要是能给当年的列宁格勒就好了。”



谁知话音未落，有一名德国女公务员应该是听懂了这句话，她径直走来，用理直气壮且带有轻蔑的口吻，用英语对苏军女翻译嚷道：“德国人能吃这些是因为我们是优等民族！”
此言一出，汤因比倍感震惊，因为这个德国女士明明看着温文尔雅，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不难看出，西德对纳粹的反思从一开始就是不够的，这一点，中国人曾经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直到1982年底，时任西德的联邦政府司法部长宣布，在西德经过侦查或法庭审理的86463名战犯中，真正受到惩治的只有6432人，不足审理总数的8%，而就在这些战犯中，还不乏大量被轻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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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的情况如何呢？
因为在东德政府执政的德共在意识形态上和纳粹是极端对立，东德的领导人们在纳粹统治时期，都曾以实际行动反对法西斯政权，许多人都是被关入死亡集中营的政治犯和海外流亡者。



因此，新上台后的东德政府对待前纳粹背景的人十分“苛刻”，所有东德公务员在政审方面都很严格，纳粹余孽在东德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许多“人才”因此逃离东德。



那么东德系统中，为纳粹效过力的一个都没有吗？
也不是，但是画风大家感受一下：
海因茨·凯斯勒，德国共青团成员，被国防军征募后，作为机枪副射手在1941年7月15日别列津纳河起义投诚至苏军一侧，并参加“自由德国”，1945年加入德国共产党，日后成为东德国防部长、大将、华约联军副总指挥。



1944年9月，库尔特·克鲁格下士起义投诚至苏军，日后成为东德高级党政干部和外交官。
布鲁诺·比特尔，早年参加德共青少年组织，1936年进入德军服役，1944年投诚至苏军一侧，日后成为东德国家安全部第一副部长，授上将衔。
巴姆勒·鲁道夫中将，担任过装甲军参谋长和师长，1944年6月27日主动率部投降，并且积极参与反法西斯宣传工作，日后成为东德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领导人。



东德在这方面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他们以司法程序和宣传报道揭露当时西德政府内纳粹成堆的肮脏现象，倒逼西德开始反纳粹化进程。
这一时期，东德政府开始系统性地揭露纳粹德国的罪行，并动用史塔西组织在全社会排查漏网的纳粹欲孽，一经发现，毫不留情。
面对西德纳粹分子的嚣张气焰，东德决定要以社会主义铁拳来砸烂这些法西斯的头颅，他们决定对这些在西德继续做官的纳粹欲孽进行缺席审判以及终身追责。
前文提到的汉斯·格鲁布克，1962年东德就对他缺席判处无期徒刑；在1962—1963年期间，东德法庭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对格罗布克缺席判处无期徒刑。



这一判决极大震撼了西德乃至全世界，引起了正义力量和反法西斯人士对纳粹战犯阴谋活动的警觉，促使西德政界对本国惩办纳粹战犯严重滞后状况作出反思，更是直接推动了西德和欧洲国家追缉纳粹战犯的进程。
1966年-1988年，民主德国顶着西方国家“践踏人权”的口诛笔伐，硬是逮捕乃至绑架了一批纳粹逃犯，包括那些被西德与西欧审判认为无罪并释放的纳粹战犯，并判处其死刑（奥斯维辛杀人医生弗里茨·菲舍尔）、无期徒刑（3名集中营女看守）以及有期徒刑。
可是，东德对纳粹的追杀清缴竟然被西德泼脏水，不仅如此，当东欧、苏联、南斯拉夫等国要求追究在西德的法西斯战犯时，还受到西德的阻挠。



西德在阿登纳右翼保守集团掌权的五十年代，全社会都对追责纳粹罪行态度消极，对于国防军则进行彻底的切割洗白，直到六十年代左翼运动风起云涌，西德社会擦开始有些许松动。
当时，《安妮日记》的出版在西德年轻人中引发剧烈反响，左翼学生运动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父辈的罪行让许多西德学生倍感羞愧，清算法西斯余孽的声音不绝于耳。



1968年11月7日，在一个公开场合，一名女子给了时任西德总理库尔特·乔治·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一记耳光，开启了西德的反省进程。
动手的这名妇女，就是贝娅特·克拉斯菲尔德。她和丈夫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把纳粹分子绳之以法，也因此被称为“纳粹捕手”。



以此为标志，西德大规模清算纳粹罪行的浪潮才开始掀起，内部的前纳粹欲孽被陆续开除了公职。之后左翼思想的勃兰特上台，并在1970年访问波兰华沙时进行了那一次“华沙之跪”。
但这完全不是有些人说的德国人“本性高尚”、“善于反思”所致，恰恰是反法西斯进步力量持续努力抗争的结果。



而且所谓反思当时真是西德的“主流民意”吗？
勃兰特的华沙之跪赢得当时全世界赞誉，并且西德境内的纳粹欲孽被大量清缴，但就在这样的“大好局势”下，勃兰特却遭遇国内民众的指责，当时全西德民意调查显示，仅仅41%的人对总理的行为表示赞赏，11%的人表示中立不予评判，另有48%的人明确反对，认为勃兰特的下跪“太出格了，有辱国格”。



相比于西德“忤逆民意”的“道歉，东德就是闷头对法西斯残余势力穷追猛打，这反思不是实在多了吗？况且，东德的政治势力从头就是纳粹的敌人，难道中共还需要替刮民党反动派屠杀工人道歉吗？
然而后来两德统一后，东德的努力完全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世人把一切功劳都归功于西德及其之后统一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账面上。



讽刺的是，虽然德国之后的道歉态度越来越“诚恳”，但完全是有选择性的道歉，只面向犹太人。
纳粹屠杀了600万犹太人是滔天罪行，但2700万苏联人民，170万前南斯拉夫人民的遇难难道没有犹太人“命贵”？甚至是同样被大规模清洗的吉普赛人，从来都没听德国当局谈起过，世人似乎都忘了还有这么一个受害人群体存在。



同样，我们必须客观认识到德国的道歉有极大的政治因素在其中。冷战开始后的美苏争霸格局，美国为首的北约急需一个能够团结在欧洲抵抗红色军团的力量，为此必须将德国重新武装起来，但是怕舆论无法接受，便制作了一系列包装工作，如下跪道歉，纪录片，课本教材等，这些更大因素上是大局观需求。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帝国主义集团反共的需要，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其战争罪行都远未得到彻底清算。法西斯战犯们不但大多逃过了制裁，还在战后新政府中身居要职。



（纽伦堡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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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战争、忏悔罪行，根本上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当代和将来，有没有好好清算历史，看看当事人后来的所作所为即可知晓。
即便是追杀纳粹分子的东德，冷战时期的“布拉格之春”，穿着和二战相似的东德军队再度踏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时，也带给当地人民巨大的心理创伤。
而统一后的德国，更是彻底解禁集体自卫权（如今雅尔塔体系对日本的约束力远大于对德国的约束力）。



1991年6月25日，前南斯拉夫发生动荡，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分裂国家时，德国竟然第一个跳出来干涉前南，不仅率先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更是伙同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向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输送了足够武装十万人的军火。



（如今德军的火炬游行）
后期更是直接派出顾问参与战争，完全是一副急不可耐地意图摧毁欧洲“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堡垒”的架势。
更不要说在2001年，德军跟随美国，向八竿子打不着的阿富汗派遣军队，只为助纣为虐。



（阿富汗的德军宪兵）
所谓的德国彻底反省忏悔了战争罪行，并不存在，更跟什么“德国人高贵的民族性格”没有半毛钱关系。



当了解了50年代阿登纳集团的所作所为，这种鬼话就会被彻底拉下神坛。我们作为法西斯主义受害国的人民，对痛哭流涕的道歉，可以接受，但没必要感动，更无须为此而对“高贵的德意志民族”不惜溢美之词。更何况，直到今天，德国人的认罪依然显得如此扭扭捏捏、言不由衷。
德军随同八国联军侵华（主力之一）屠杀中国人民，野蛮霸占青岛，二战时期被纳粹夷为平地德国唐人街（至今再未重建），被关进纳粹集中营遇害的华人们，你听到过德国人为此有哪怕一声道歉吗？



其实如今德国这次对纳米比亚的“真诚道歉”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次道歉，德国居然纠结了十几年之久；而现在他们“承认屠杀”，“寻求谅解”，“提供援助”，却拉不下脸来认定这笔钱是“赔款”或者“补偿金”，仅仅称为“和解的象征”……
或许，德国大使对塞尔维亚发表的那番言论，才是他们真正的内心所想吧。



参考资料：

冯存诚：《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
贾雷德·戴蒙德《剧变：人类命运的未来在哪里？》
汤因比：《国际事物概览》
环球网《墨西哥总统想中国及华人道歉》
环球网《捷克总统道歉》
WEGZUDE留德圈《德国向这个非洲国家道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