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玮、刘彦、黄森慰 | 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路径研究

多客科技

作者：微信文章
施   玮





1.施玮，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博士生，阳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林经济管理。福州，350002。

2.刘彦，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农林经济管理。福州，350002。

3.黄森慰（通讯作者），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福州，350002。

内容摘要

境外农业合作园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新样板，既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全球农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以我国境外农业合作园区为例，基于TOE（技术、组织、环境）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境外农业合作园区的建设路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技术运用与东道国政策支持是推动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双重驱动力。第二，技术、组织与环境因素的不同组合能够构成推动合作园区高水平建设的多种路径。其中，以数字技术应用和东道国政策支持为核心要素的技术-环境驱动型、技术-组织-环境因素联动的协同平衡型以及以核心企业能力和财政资源有效利用为基础要素的组织效能型，构成了合作园区建设的多维度驱动机制。

关键词：共建“一带一路” 境外农业合作园区 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052（2024）06-0167-15

基金项目：福建省创新战略研究计划联合项目“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社会机制研究”（2023R0104）、福建农林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院开放课题“基于耦合模型的生态产品多元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协同机制研究”（STWMSX23-03）。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要“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境外农业合作园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的重要实践载体，其建设成效直接关系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新高地，境外农业合作园区不仅承载着农业资源共享、技术交流与市场拓展的重任，还通过引入先进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了区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目标注入了强劲动力。国家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外交部等四部委于2017年联合发布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推动沿线国家企业合作共建农业产业园区”。进入“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部于2022年发布的《“十四五”农业农村国际合作规划》进一步将境外农业合作园区的建设提升到新高度，设定了“建设20个左右效果突出、对国内和东道国经济发展带动能力较强、推动农业走出去平台作用明显的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的目标。鉴于农业合作园区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的示范作用，本研究引入TOE（技术、组织、环境）框架（Tornatzky和Fleischer，1990），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多个境外农业合作园区的建设路径进行分析，以期为境外农业合作园区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方面，拓展了传统仅聚焦于经济利益交换的合作模式，采用多条件分析框架，综合考虑技术、组织、环境等三个条件的联动效用，为解析共建“一带一路”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深层次动因提供新的视角；另一方面，通过引入fsQCA研究方法，不仅在方法论上实现了应用拓展，而且在宏观层面的政策分析与微观层面的行动者之间建立联系，为后续的理论建构开辟了新路径。

二、文献回顾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重塑了农业国际合作格局（詹淼华，2018）。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对外农业合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它不仅丰富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内涵与外延，还促进了农业资源的跨国流动与优化配置，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佟光霁和杨伟，2019；姚毓春等，2024）。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农业国际合作的方式日益丰富，涵盖了绿色产业发展（赵春明，2016）、农业生态合作以及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李书彦和谭晶荣，2021）等。其中，境外农业合作园区的建设尤为引人注目，为促进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深化国际农业合作树立了典范。

学界关于境外农业合作园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条路径从宏观层面探讨农业国际合作的意义和功能，即从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在促进农业国际合作、提升农业竞争力、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詹晓宁和李婧，2021）；同时，深入剖析园区的运作机制，包括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模式、园区内部的治理结构以及园区与当地社区的关系等（刘志高和王涛，2020）。另外，也有学者关注园区的空间布局问题，探讨如何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市场需求，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布局（刘娟，2018）。已有宏观层面的路径研究对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实践具有启发性，但学理阐释仍需进一步深化。

另一条研究路径则致力于从微观层面剖析境外农业合作园区的建设经验，并力求从中抽象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农业国际合作理论。已有的一些国家之间（如中国-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中国-缅甸等）的成功合作案例为个案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研究样本。在深入分析这些案例的过程中，学者们特别关注了影响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多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两国之间的优惠政策（郑会青和庄佩芬，2022）、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的影响、高科技技术在园区建设中的应用，以及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策略。既有研究基于典型个案的微观叙事聚焦了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实践中的独特样本。但当前个案研究相对分散，缺乏系统性的整合。

现有文献对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广泛探讨为本文提供了扎实的学术基础。然而，仍有三方面值得进一步拓展：一是尽管境外农业合作园区研究在宏微观层面均有所建树，但关于建设路径的探讨尚显不足，特别是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从学理层面系统梳理其驱动路径的研究仍需深化；二是已有研究在探讨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影响因素时，多从优惠政策、市场规模、高科技技术等单一维度出发，缺乏系统性的分析；三是在研究方法上，现有文献往往局限于个案的微观描述或政策的宏观分析，缺乏从微观到宏观对个案进行连贯性的探讨。

综上所述，本文聚焦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我国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议题，依托TOE分析框架，从技术条件、组织条件和环境条件三重视角剖析合作园区建设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境外农业合作园区的建设路径进行系统性组态分析。

三、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现状及挑战

（一）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全球多元化布局

根据《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2023）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我国境外合作区已发展至125家，其中近九成（112家）位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广泛分布于亚洲、欧洲和非洲，其中亚洲最为集中，占比40%，欧洲和非洲分别占比30.4%和24%，形成了多元化的全球地理布局。

境外农业合作园区作为境外合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水稻种植、畜牧繁育、棉花育种等多个关键农业领域。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与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超过100份农渔业合作文件，农产品贸易总额达到1394亿美元。同时，中国已向7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超过2000名的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推广了包括菌草、杂交水稻在内的1500多项农业技术，对亚洲、非洲、南太平洋、拉美和加勒比等国的乡村减贫及农业现代化作出了中国贡献。在境外农业合作园区的建设上，我国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基本原则，并根据运营主体的不同，形成了多种组织模式，如“园区出海”模式和“产业链出海”模式（李书彦和谭晶荣，2021）。在实践模式中，境外农业合作主要有农业科技合作、农业示范区建设、农产品贸易与物流等多种模式。

（二）境外农业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挑战

尽管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各合作园区在路径选择和发展成效上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各地区存在特定需求与条件约束。因此，分析并总结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过程中的现实挑战，对于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技术条件：创新与适应的双重考验

一方面，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在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上面临双重需求。由于不同地区特有的气候条件和农业实践，园区需精准甄选并推广适应性强的高品质种子与尖端农业技术，以期实质性提升农业生产效能。另一方面，科技合作的深化也是一个关键挑战。东道国亟须通过国际农业技术资源共享与实用技术快速转化，激发本土农业生产的内在活力，实现农业产量与农民收入的双重增长目标。然而，实践中技术对接不畅、转化效率低等问题依然存在。

2.组织条件：管理与运营的深度挑战

在组织视角下，管理与运营模式的选择及其适应性成为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发展的核心挑战（李雅婷等，2023）。此外，产业链协同机制与配套服务的完善性是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合作紧密度欠佳，存在信息流通不畅、资源共享有限以及境外产业链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同时，园区的抗风险能力较弱，盈利模式不够清晰，这些问题对园区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现实威胁。

3.环境条件：政策与社会的综合影响

环境因素的首要挑战在于政策与制度环境的优化。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多方利益主体的协调与平衡亦构成难题，涉及东道国政府、园区运营商及入驻企业等多方主体。同时，园区还需注重社会责任与社区关系的和谐构建。此外，现实情境中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利益主体的复杂性以及社区关系的多样性等因素，也对园区发展构成了极为严峻的挑战。

针对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多元阻碍，需充分汇聚合作区各利益相关方的智慧，制定多维度应对策略，共同推动境外农业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

四、理论框架：基于TOE框架的影响因素分析

TOE分析框架作为依托于技术应用的分析框架（冯朝睿和李昊泽，2020），并非封闭式的单一理论，而是一种“交互式”的分析架构，旨在整合不同理论以系统地解析某一现象（Oliveira和Martins，2011），此框架综合考量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条件，且不对影响条件的具体变量作固定限定。研究者可依据研究问题的特定性，灵活选择和界定相关变量，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系统性。作为一个“通用性”的理论工具，TOE框架适用于多领域、多情境下的研究应用。

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路径的选择不仅受到各国农业技术水平和产业基础的影响，还依赖于政府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这与TOE框架的核心要素高度契合。TOE框架通过分析技术、组织及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能够系统性地揭示各国示范园区建设路径的差异性，为优化国际农业合作的建设路径提供理论支持。因此，将TOE框架应用于境外农业合作园区研究，能够揭示技术、组织和环境三大要素如何共同塑造园区建设的多样化路径（如图1所示）。本文在广泛梳理相关文献和调研的基础上，从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条件，提炼出影响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路径的7个关键变量。



图1理论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1.技术条件数字技术和农业技术是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中的重要支撑要素。在数字技术运用方面，通过应用改进的谱聚类算法处理农业数据，即提取研究数据并进行数据校正（Wang和Chen，2024），可以显著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产品质量（Sinitsa等，2021）。同时，数字技术还可以帮助解决如资源利用不可持续带来的粮食安全压力等挑战（钟文晶等，2021）。在农业技术方面，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不仅能够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还能促进农业的综合竞争力。

2.组织条件

财政资源禀赋与核心企业能力是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成效的重要决定因素。一方面，财政资源为合作园区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构成合作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核心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规模等是推动合作园区向纵深发展的关键。它们不仅能够促进合作园区的顺利建设，还能增强合作的可持续性。因此，在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过程中，财政资源禀赋与核心企业能力是两个关键因素。

3.环境条件

东道国政策支持、国际合作网络建构、同侪竞争压力是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外部因素。外部环境虽不直接参与农业国际合作的进程，但是会对参与合作的各方以及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予以影响，并对整个合作体系的运行施加控制。

首先，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战略决策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强大驱动力。实践中，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除了依托于顶层设计之外，还需充分考虑国内外市场的高度开放性（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课题组，2013）。其次，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作为一项多维交织的全球性战略举措，政府机构、私营企业、国际组织、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需协同努力。国际合作网络的建构是实现农业国际合作目标的关键变量，它直接影响着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最后，农业国际合作实践中，东道国政府面临的挑战不仅限于邻近国家的直接竞争压力，即同侪竞争，更伴随着一种通过模仿先进实践来缩小竞争差距的强烈倾向。这种现象在国际合作中被称为“临近效应”，当东道国政府面临激烈的竞争时，它们往往会展现出整合资源以实现快速追赶的动力（夏显力等，2019）。

五、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一）研究方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由查尔斯·拉金（Charles C. Ragin）于1987年提出，旨在探索条件与结果的复杂因果关系，尤其适用于多因素导致单一结果的场景。其核心在于其“案例导向性”，即研究流程紧密围绕具体案例展开（Ragin，2006）。通过精心挑选的典型案例进行流程追踪，不仅能验证复杂因果关系的计算结果（Schneider和Wagemann，2010），还能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优化。然而，传统QCA在处理具有模糊性和连续性特征的条件变量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相比之下，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通过引入模糊集理论，允许条件变量在0（完全不隶属）至1（完全隶属）的连续区间内取值，从而能够更准确地刻画现实世界中复杂多变的现象。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选择采用fsQCA方法，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量：首先，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受到技术、组织、环境等多因素影响，fsQCA为解析这一多因素导致单一结果的复杂现象提供了全新路径；其次，考虑到本研究案例数量相对较少，QCA因兼具定量与定性的优势，尤其适用于中小规模样本的深入对比分析；最后，本研究涉及的条件变量适宜采用0至1之间的部分隶属度评分，这与fsQCA的量化要求相契合。

（二）案例选择

本研究案例选择历经以下流程：一是将国家及各省份建设的境外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区）纳入潜在案例集；二是遵循QCA方法的案例筛选标准，以确定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集；三是通过数据搜集整理，并运用三角验证法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从而确立最终案例集合。案例筛选遵循四个关键标准：一是典型性，确保案例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认可度；二是相似性，保证案例在关键条件上可比；三是异质性，案例应涵盖共建“一带一路”多国，包括正反结果，以实现充分比较和结论的普适性；四是资料全面性，通过多渠道收集资料，确保材料丰富可靠。基于这些原则，本文最终选定了29个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如表1所示）。

表1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案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三）变量设定与赋值

在变量赋值环节，本研究结合现有研究成果与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实际情况，完成对变量的赋值。鉴于分析框架中的条件变量特性，除财政资源禀赋和同侪竞争压力外，其余变量分为覆盖型和递进型。覆盖型变量基于案例对定性指标的覆盖广度赋值，覆盖越广，赋值越高；递进型变量则依据案例展现的定性指标的程度等级来进行赋值，程度越高，赋值相应提升。

1.结果变量及赋值

本研究将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水平（Construction Level，CL）设为结果变量，该变量采取递进式赋值策略，以表征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成效的不同级别。具体而言，国际示范区（国际典型）因其全球引领作用，赋值为1；国家示范区以其对国家层面境外农业合作的推动作用，赋值为0.67；省级示范区则因其对区域性农业合作的积极影响，赋值为0.33；未达到这些标准的园区则赋值为0，表明其当前建设水平尚未有显著成效。

2.条件变量及赋值

本研究选定了7个条件变量，分别是数字技术运用（Digital Technology,DT）、农业技术水平（Agricultural Technology,AT）、核心企业能力（Enterprise Competence,EC）、财政资源禀赋（Fiscal Resource,FR）、东道国政策支持（Policy Support,PS）、国际合作网络建构（Cooperation Network,CN）以及同侪竞争压力（Competition Pressure,CP）。具体而言，DT的表征指标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智慧农业管控系统和农业产业链数字化；AT涵盖农业技术专利数、农业技术培训和人才交流情况；EC以企业是否为国家龙头企业、企业注册资金、企业成立年份作为表征指标；FR以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表征指标；PS的表征指标包括顶层设计支持、农业合作文件签署和财政补贴等政策措施；CN综合政府官网、政策文本和媒体信息展现的主体间互动情况以全面衡量国际合作网络建构的水平；CP则通过示范区所在国家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与临近国家的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平均值的比值来衡量。

3.校准

本研究参照已有研究（杜运周等，2020），通过直接校准法，将前因条件和结果样本统计的四分位数（75%、50%、25%）作为校准锚点，分别代表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状态。为了确保案例不会因前因条件或结果集合的隶属度恰好为0.5而被误删，故对所有集合隶属度等于0.5的案例均增加了一个常数0.001的微调（张明和杜运周，2019）。

综上所述，对条件和结果变量的赋值标准及校准如表2所示。

表2条件变量选择及赋值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六、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路径分析

在境外农业合作园区的发展进程中，建设路径的形成与多个关键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密切相关。这些影响因素通过特定的组合及其相互作用，直接塑造了园区的建设路径。因此，本部分将聚焦于技术、组织、环境等7个条件变量，旨在揭示这些因素如何共同影响并引导建设路径的选择，从而为园区建设路径的多样性提供理论解释。

（一）单因素必要条件分析

单因素必要条件检测是组态分析的前提。一致性指标超过0.9的前因条件被视为必要条件。表3显示，数字技术应用和东道国政策支持均超过0.9，表明它们是高水平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关键条件。

表3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单因素必要性分析（N=29）



注：必要条件分析运算结果由fsQCA3.0软件计算所得。其中“～”代表逻辑“非”，即反向情况。

在非高水平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必要条件分析中，低数字技术运用和低东道国政策支持的一致性亦高于临界值0.9。此外，余下的条件变量在一致性检验中均未超过0.9。这表明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并非单一条件所决定，而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水平高低与否，应该综合分析在技术条件、组织条件和环境条件中多变量的协同作用。

（二）农业国际合作路径的组态研究

在设定案例阈值和一致性阈值的过程中，本文依据现有研究的判别标准（张明和杜运周，2019；何涌和孙姣，2024），并结合观测样本的总体特征，将案例阈值确定为1，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同时确保PRI一致性不低于0.8。为进一步区分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本文通过对比简约解与中间解的嵌套关系展开深入探究。在结果呈现方面，参照已有研究（Ragin和Fiss，2008），得出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组态构型（如表4所示）。

表4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组态构型（N=29）



注：由fsQCA3.0软件计算结果的中间解和复杂解整理所得。其中●代表“核心条件”的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边缘条件”缺失；当条件变量前的符号为空时，意味着该条件对于结果而言不具有显著影响。鉴于数字技术运用和东道国政策支持在本文中被认定为必要条件，因此认定这两个前因条件在所有的组态分析中均为核心条件。

表4详细列出了两组驱动路径，分别用以解释高水平与低水平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情况。每一纵列均代表了一种潜在的条件组态。可以看出，无论是解的一致性还是覆盖度，均超过了设定的临界值，这确保了实证分析的可靠性。基于这些条件组态，可进一步探讨技术、组织和环境在推动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中的不同适配模式。

1.高水平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组态分析

（1）技术-环境驱动型

当数字技术运用（技术）和东道国政策支持（环境）为必要条件时，本文将此路径命名为“技术-环境驱动型”，如表4中H1所示（包含H1a和H1b）。H1a表示，以数字技术运用和东道国政策支持为核心条件，即便在缺乏高度建构的国际合作网络、面临较低的同侪竞争压力、农业技术水平一般的情况下，也能实现高水平的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接着，H1b进一步阐明，若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中数字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并得到东道国的政策支持，即便在核心企业实力和财政资源禀赋相对一般、国际合作网络不够紧密、同侪竞争压力较低的情境下，同样能够推动高水平的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

条件组态H1所能解释的案例有中国-哈萨克斯坦农业合作示范区（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的农业国际合作实践可视为典型案例，该公司致力于马铃薯品种的培育以及相关栽培技术的研究，进而构建了完备的创新技术研发生态链。为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该公司在中国-哈萨克斯坦农业合作示范区内，通过合作推广了马铃薯品种的试种、技术输出和应用。其自主研发的“希森6号”等多个品种被成功引入哈萨克斯坦市场。“希森6号”在哈萨克斯坦的推广认证过程中，仅耗时两年便完成了原本预计需要五年的认证流程，最终被纳入了当地的马铃薯种植补贴品种目录。这一案例体现了技术-环境驱动型的合作路径。

（2）协同平衡型

鉴于技术、组织、环境因素的协同作用为必要条件，本文将其命名为“协同平衡型”，以强调这些因素在推动高水平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中的平衡与互补。条件组态H2揭示了高水平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协调平衡路径，其核心条件包括高数字技术运用和东道国政策支持，而农业技术水平、核心企业能力、国际合作网络建构、同侪竞争压力则作为边缘条件参与其中。在这种配置下，尽管财政资源禀赋未达到高水平，但通过技术、组织、环境的综合作用，仍能实现高水平的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

条件组态H2所能解释的案例有塔吉克斯坦-中国农业合作示范园（利华棉业股份有限公司）。利华棉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2020年全国农业产业化的百强龙头企业之一，在中塔两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框架内投资了塔吉克斯坦项目。该公司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如塔吉克斯坦农业大学等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在塔吉克斯坦开展农业技术的研究、培训与交流。塔吉克斯坦政府为支持这一合作，向企业提供了包括给予一定程度税收优惠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得益于这些政策以及公司采用了先进数字智能化农业机械与纺织技术，利华棉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塔吉克斯坦的园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农业纺织产业中产业链最完善的园区之一，这一案例充分体现了“技术-组织-环境”协同平衡型合作路径。

（3）组织效能型

当技术、组织、环境协同作用，且特别强调核心企业能力和财政资源禀赋有效利用，本文将此路径命名为“组织效能型”。条件组态H3揭示了这一实现高水平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路径，其核心条件仍然是高数字技术运用和高东道国政策支持。尽管核心企业能力和财政资源禀赋作为边缘条件，但在该模式中亦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缺乏高度建构的国际合作网络以及面临较低的同侪竞争压力的情况下，这种配置依然能够推动高水平的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

条件组态H3所能解释的案例有江西赣粮实业有限公司在赤道几内亚组织实施的中国-赤道几内亚农业产业园。江西赣粮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其业务涵盖粮食与果蔬的研发、种子加工以及农产品的精深加工。2022年6月20日，中国与赤道几内亚签署了一项农业技术援助项目的换文协议，此协议的签署象征着两国在农业领域合作的进一步加深。在这一合作框架内，江西赣粮实业有限公司积极投身于赤道几内亚示范农场项目的建设与发展，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推动产业链的整合优化，致力于推动赤道几内亚农业的现代化进程，该项目已成为中赤几农业合作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一案例充分体现了“组织效能型”的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路径。

2.非高水平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组态分析

为了检验因果非对称性，本文分析了产生非高水平的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案例，发现2个组态产生非高水平的合作。组态L1显示，若缺乏核心企业能力、高财政资源禀赋、高国际合作网络建构、高同侪竞争压力，即便有高数字技术运用、高农业技术水平，以高东道国政策支持作为条件，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水平也可能受限；组态L2显示，若缺乏农业技术水平，即便有高数字技术运用、高东道国政策支持、高国际合作网络、高同侪竞争压力，以核心企业能力和财政资源禀赋作为边缘条件，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水平也可能是非高水平的。综上所述，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成效并非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而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复杂过程的结果。因此，在推动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实践中，不应单纯追求某一要素的优化，而应重视各要素之间的平衡，以及它们如何共同作用产生协同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参照已有研究（张吉昌等，2022；何涌和孙姣，2024），本文通过调整一致性门槛值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将一致性水平从0.80提升至0.85后，结果显示无论是在高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水平还是非高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水平下，组态路径均未发生显著变化。尽管总体一致性和覆盖度有所波动，但这些变化对解释结果无实质性影响，符合QCA稳健性标准。因此，本研究分析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

七、结论与对策建议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和全球农业合作的不断加强，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正逐渐成为推动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以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境外农业合作园区为案例，利用fsQCA进行条件组态分析，旨在检验并拓展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TOE框架，探讨技术、组织与环境如何影响境外农业合作园区的建设水平。研究发现：第一，在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进程中，数字技术的应用与东道国的政策支持构成了推动合作快速建立的双重驱动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深入运用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加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的步伐。同时，东道国的政策环境可为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第二，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独立条件均不足以成为高水平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充分条件。这三类条件的不同组合才能构成推动高水平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多条路径。技术-环境驱动型路径着重于利用农业信息技术等工具，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并在东道国全面政策的支持下，推动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高水平跃升。协同平衡型路径则侧重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条件的相互适配或协同作用，以达成协同发展的目标。而组织效能型路径则聚焦于核心企业能力和财政资源禀赋的有效整合，强调这些资源在推动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中的关键作用。这三条路径均能有效促进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达到高水平状态。

本研究为境外农业合作园区的建设提供以下启示：首先，数字技术的应用与东道国的政策支持，构成推动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双重引擎。信息技术的采用为精准农业和智慧农业的实施提供了坚实基础，有助于显著提升农业的整体竞争力。与此同时，东道国的政策环境在吸引外来投资、激发技术革新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其次，技术、组织、环境三者的紧密协同，揭示了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的复杂性。各国政府需从“整体视角”出发，深入审视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寻求技术、组织、环境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具体而言，政府应积极推动有实力的企业成为核心驱动力，引领园区建设。通过提升数字农业技术和现代农业科技来突破组织与环境的桎梏，是提升境外农业合作园区建设效能的关键。最后，企业还需持续优化内部管理，构建高效灵活的组织架构，以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和农业生产周期。同时，企业应具备敏锐的环境洞察力，通过战略调整与创新农业发展模式，克服地域差异与资源约束，实现农业境外合作区建设效能的飞跃，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奠定基础。

（责任编辑 张旭华）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亚太经济》

2024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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