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第二届“一带一路”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大会嘉宾发言摘登 || 栗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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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治文化与法律科技的时代表达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 栗峥
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国家对世界的重要贡献究竟体现于何处？此问题的答案并非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的优势或者单纯的GDP增长，更为关键的是为世界提供独特的现代性。长期以来，西方现代性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自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探索并展现出了独具魅力的东方现代性。这一发展进程不仅彰显了中国国家综合能力的显著提升，也为世界现代性的多元格局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东西方两种现代性并行于世，而中美之间的博弈，其背后实质乃是现代性的竞争。中国所提出的全新问题解决方案，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涵盖各类复杂问题且能够提供最优解决路径。这一创新模式对世界发展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其思维方式与西方传统思维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东方现代性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中国各领域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现代性的独特价值与魅力。



中华法治文化的时代表达

作为法律领域的专业人士，有必要深入探讨中华法治文化在当代的表达形式。中华法治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历经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沉淀，中华法系所遗留的丰富法治思想、文化以及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瑰宝。在当代社会，中国每年高达3000万的案件量构筑起了宏大而复杂的法治实践场景。

大量的案件犹如肥沃的法治土壤，为法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滋养。在众多简单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凭借大量相似案例的积累，中国实现了同案同判的法治目标，并从中提炼出极具价值的法治规律。与此同时，在应对诸多世界其他国家鲜有的复杂疑难案件时，中国的法治能力不断得到强化，积累了深厚的法治底气。通过自身在司法系统挂职的亲身经历，深刻体会到中国法官和检察官在大量案件实践中所锤炼出的过硬专业素质以及卓越的法治方案执行能力，这构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显著优势。

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呈现出四大鲜明特点。其一为“不疑不惑”，往昔中国曾在一定程度上照搬前苏联法制体系，但如今已成功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法制体系，实现了坚定的自信，对自身法治道路不再存有疑虑；其二是“不卑不亢”，过去经历过自卑与过度亢奋等阶段，而当下已步入成熟理性的发展轨道，法治建设稳步推进；其三为“不枉不纵”，随着法制体系的持续完善，众多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切实保障了司法的公平正义；其四是“不离不弃”，始终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定不移地践行法治理念。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国法治文化的当代特色，为法治国家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根基。

法律科技

步入新时代，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法治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尽管中国拥有悠久的法治文化历史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但面对新科技浪潮的冲击，仍需积极主动地应对。从法治层面来看，这种冲击源于对传统法制的根本性变革以及基因层面的突破。

传统法制体系以法条和法律规则为基石，法律规则通过文字进行表述，其在实践中的适用依赖于对文字术语的理解与解释，这种传统的法律适用方式可形象地称之为“文义术”式的法律适用。例如，在处理“故意杀人”等案件时，需要详细阐释“故意”和“杀人”的内涵，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判决，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传统法律应用模式。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法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现代科技意义上的法律演变为“计算术”模式，它借助大数据技术对海量案件数据进行累积和计算，以此来界定各类法律概念。以“故意”和“杀人”的定义为例，其在现代科技语境下的界定与传统文字解释截然不同，仿佛开启了与传统法治世界并行的全新维度。因此，熟悉、掌握并有效运用这一新型法律模式，对于推动法治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计算术”模式的出现对法治产生了四个方面的根本改变，涵盖基础概念框架的拓展、基础架构和基础设施的变革、系统理论的重塑以及新知识系统的分布。鉴于此，构建全新的计算法学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以便从理论层面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实践中引发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人工智能对法治的最深刻影响在于计算已跃升为法治的核心要素，而非仅仅是一种辅助工具，它彻底改变了法治的底层逻辑，依靠数字运算来获取裁判结果。

法的计算术

面对这一深刻变革，理解法的计算术底层基础理论成为关键所在。需深入解答四个根本性命题：计算的对象究竟为何、计算的依据是什么、计算的方法如何确定以及计算的结果具有何种意义。真正有效的人工智能应用并非简单地套用现成软件，而是要基于特定领域和具体场景进行精确的数学公式演算，以得出合理且有解的答案，从而实现深度融合。

在法律领域，事实认定始终是核心环节。传统上，法官主要依据内心判断证据是否足以认定被告有罪，但这种内心确信方式在说服力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同的人可能会持有不同的判断观点。而借助计算方式，运用科学方法得出的答案则具有更强的说理性。

在法律学术界，对于有罪认定标准存在不同的观点，如达到90%或95%以上等不同的概率标准。通过机器计算得出被告有罪的结论，这一结果具有坚实的科学原理作为支撑，与传统的判断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计算依据，需要深入探寻每个法治场景下适用的真正数学公式。计算方法主要包括进行概率赋值、寻找适配的数学公式并启动相应的计算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案件事实的判定存在两种不同路径。一种是基于个人内心对现有证据的主观判断，从而得出有罪或无罪的结论；另一种则是借助计算手段，运用科学的数学公式进行运算，进而得出与之不同的另一种结论。这两种结论均具备存在的可能性。若通过计算得出了某种结论，鉴于其是依据科学的数学公式推导而来，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逻辑性，因此该结论在通常情况下难以被轻易推翻。然而，若计算过程未得出结论，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该案件事实在本质上无解，而极有可能是在当前所运用的数学公式或计算方法中，尚未找到与该案件事实相契合的适当方式。最终计算结果呈现出另一种解，与传统人脑判断的解并行存在，形成了碳基解（人脑判断）和硅基解（人工智能计算）的格局。展望未来，在这两种解中寻求最优解将成为法治进步的重要体现，标志着从单一解向多元解选择，进而实现最优解的法治提升过程。

迈向未来的文化与科技

展望未来，构建文化、科技和法治自主体系具有深远意义。体系构建是一个从概念到话语、从学术到学科的系统工程，也是自主知识体系不断生成与提炼的漫长过程。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底蕴，其文明成果已获得世界的广泛认可与仰慕。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的知识生产与表达系统在世界上的席位与份额，提升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和影响力，特别是在文化、科技、法制标准输出方面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中华法治文明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广大法律人的共同努力，二十多万法官、十几万检察官和四十多万律师的集体奋斗，汇聚成推动中国法治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每个人在法治链条中或许仅如微弱的星光，但正是这些点点星光汇聚成璀璨的火炬，照亮了中国法治发展的前行道路，成为法治蓬勃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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