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山人像到元中都宫城——河北考古揭示中华文明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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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河北新闻网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1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从红山人像到元中都宫城——河北考古揭示中华文明的深度与广度》的报道。

承德平泉发现红山文化人像，张家口宣化发现红山文化玉猪龙，邯郸战国赵国王城曾被认定为宫殿的台基下发现两座大型墓葬，石家庄发现迄今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汉代诸侯王宫殿遗址，邯郸临漳发现规模宏大的邺城宫殿阙门遗迹，张家口张北元中都宫城布局进一步厘清……地处华北平原，西倚巍巍太行，河北山河壮丽，也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近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石家庄举办2024年度河北考古成果交流汇报会，集中介绍了本年度全省最为重要的考古成果。这片土地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历史与辉煌记忆，而考古学者们则如时间的追寻者，不断揭开深埋于大地之下的秘密，为人们点亮历史的星光。

从红山文化到仰韶文化遗存：河北两大遗址发掘再现文明曙光

东山头遗址位于承德平泉市大营子村北一处黄土小山顶部和南坡，村民在这处曾经貌不惊人的地方栽种了玉米。1990年，河北省文物普查时，这里因为发现了具有红山文化特色的陶器与石器，引起了考古学者们的注意。河北自2022年开始对东山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胡强介绍，2024年度的发掘表明，东山头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兼具埋葬、祭祀和特定居住功能的综合性遗址，距今约5300年。

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分布集中、边界清晰。积石冢是红山文化最为典型的墓葬特征。胡强介绍，2024年东山头遗址积石冢出土了玉镯、玉环、玉璧、玉琮形器、印章形玉器和绿松石耳饰等遗物，出土玉器体现出高超的工艺水平。

其中，一座长2.2米、宽1.5米的墓葬出土了两件男、女陶塑站姿人俑，男俑戴帽穿靴，两人均把双手摆在胸前，面部刻画细腻，造型生动。



东山头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陶塑站姿男俑。组图片均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史前陶、泥塑人像在我国屡有发现。河南郑州莪沟北岗曾出土具有老年妇女特征的人面小像；内蒙古赤峰西水泉曾出土腰身纤细的女性小像，兴隆沟曾出土通高50余厘米的戴冠人像；辽宁朝阳东山嘴曾发现两件孕妇身体小像和大型人像残块，牛河梁女神庙曾出土真人大小的女神人面。这些塑像多在房址、灰坑中发现，被认为是史前中国人原始宗教信仰的重要体现。

胡强介绍，东山头遗址陶俑系通过考古发掘在墓葬内部发现的红山文化人像，对我国雕塑史、服饰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位于邯郸武安市的赵窑遗址，是一处以仰韶时代和商代遗存为主的重要遗址。经过1960年和1975年的两次发掘，初步展现了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自2021年开始的第三次考古发掘进一步揭示了这片土地上蕴藏的丰富历史信息，确认遗址分布总面积达110万平方米，除了商代至汉代的遗存外，还发现了仰韶时代初、早、中、晚各阶段的文化遗存，展示了赵窑遗址仰韶时代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

“此次发掘发现了一处面积约260平方米的仰韶时代大型房址，柱洞围拢范围呈长方形，东西长15.5米，南北宽16.5米，是目前河北考古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史前房址。”赵窑遗址考古队领队魏曙光介绍，此次在赵窑还发现了多处柱洞围拢地面起建的房址，这种类型的房址在海岱地区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却少见于中原地区，在河北也是首次发现，或表明受到同时期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影响。

中山国与燕赵：再现铁血与荣光

战国之世，千乘之国五，万乘之国七，中山国是十二个诸侯强国中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白狄鲜虞部建立的国家。在那个列国争雄的时代，中山国实力仅次于七个“万乘之国”，凭借其勇猛善战和纵横捭阖称雄一时。然而，关于中山国的史料记载简略零散，致使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战国“第八雄”，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成为“神秘王国”。

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勘探了位于石家庄平山县三汲乡一带的战国中山国都灵寿古城，发掘了中山王墓等五座王族墓和百余座贵族、平民墓，共出土文物两万余件。中山雄风再现于世，其精美而富有浪漫色彩的青铜器惊艳了世人。前不久，中山国的守丘刻石更成为网红文物，被认为是2300年前的时光“漂流瓶”。2015年以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石家庄行唐县持续开展考古发掘，发现这里的故郡遗址是鲜虞至中山国早期历史及考古的代表性遗存之一，文化面貌既具有明显的北方戎狄种群特色，又深受华夏系统文化的影响。

其中，故郡遗址M53的主人被认为是这座中山国重镇“首领式”的人物。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汉唐考古研究部主任张春长介绍，M53墓葬中出土的龙虎纹胸甲弥散着铁血气氛，戈和剑是故郡墓主人身边最常见之物，流露枕戈寝甲和渴望功名之情。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汉唐考古研究部副主任齐瑞普介绍，2023年至2024年，对附葬M53的车马坑进行了细致化清理，这座距离M53东部3.3米的车马坑呈东西向，总长26.9米，南北宽3到3.65米，葬车9辆，有五驾马车1辆、四驾马车4辆，马匹共25匹，一些马匹身上还铺设有红色幔帐。

中山王墓的两座车马坑和杂殉坑共有殉马30匹、车10辆；邯郸战国赵王陵单座车马坑出土殉马14匹、彩绘木车4辆。由此对比，可以看出M53的主人地位的高贵。

“目前，暂时还不能认定它的主人是中山国国君还是重要将领。”齐瑞普介绍，这座车马坑是近年河北发现的埋藏车马数量最多的车马坑之一，为先秦时期车马形制和车马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中山国，一个曾经在战国风云中崛起的传奇国家，随着这些考古发现，逐渐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它的故事，仍在被续写。

公元前4世纪，赵侯迁都背靠太行、南临漳河的邯郸，推进了赵国东进战略。邯郸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耀眼的名城之一，“千古一帝”秦始皇，也在这里出生和度过童年时光。

鸟尊、玛瑙杯、医疗器具……2023年9月至2024年11月，为配合基建项目，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邯郸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战国秦汉时期墓葬1042座。

“邯郸是战国时期赵国都城和汉代五大都会之一。彭家寨墓群是现邯郸市墓葬分布最为集中之处，数以千计的墓葬发现，脉络清晰地反映了这里丰厚的文化底蕴，展现了邯郸居民丧葬礼俗的发展演变，为我国战汉墓葬研究提供了新的城市样本。”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商周考古研究部副主任张鹏介绍。

赵邯郸故城遗址由赵王城和大北城组成，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面积超过1800万平方米。作为赵国宫城的赵王城遗址，由西城、东城和北城三座相连的小城组成，呈品字形，总面积约为536万平方米，相当于近7个故宫的规模。

其中，赵王城西城四面城墙保存相对完好，今日仍有3至8米残高，城内有5座夯土台，最大的“龙台”底部东西宽265米，南北长285米，残高16米，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战国时期宫殿基址。“龙台”北侧的二号和三号夯土台基址位于同一中轴线上，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西城内主要的宫殿建筑基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介绍，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2号夯土台基址西南部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该基址现存底部平面近似方形，现存东西长52.4米、南北宽52.3米，高5.4米，呈覆斗形。经考古勘探发现夯土台下存在两座东西向“中”字形墓葬，其中M1长约50米，M2长约53米。同时，在夯土台西北探明东西长13.8米、南北宽7.5米的陪葬坑一座。两座墓葬年代推测为战国晚期。据悉，目前尚不能判定墓主人身份，但推测可能是王侯级别的重要人物。

赵王陵墓群位于邯郸紫山东麓的丘陵地带，在赵王城以北十余公里处，由五个长方形的陵台组成，每个陵台上有一到两座封土。其中，最大的五号陵台南北长约340米，东西宽约216米，高20米；最大的封土位于二号陵台之上，长宽40米，高约8米。长期以来，这里被认为是迁都邯郸后赵国历代君主的长眠之地。

此前，战国七雄都城中，仅在燕国下都城市范围内发现过大型同期高等级墓葬。

经考古发掘，夯土台结构复杂，存在多次营造过程，上部发现柱础石等遗迹。



邯郸赵王城西城二号夯土台基址。

据介绍，目前已确定2号夯土基址是一座以夯土台为基的台榭式建筑基址，是墓上享堂而非宫殿。这一发现为研究赵王城遗址的城市规划布局、营造理念和东周城市演进等提供了重要依据和资料。

战国时期另一强国燕国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位于雄安新区容城县南阳村南的南阳遗址，曾在20世纪50年代出土“燕王职”铜戈、“西宫”铭文蟠螭纹铜壶等文物，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保护面积达42万平方米，是雄安新区内面积最大的古遗址类文物保护单位。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宋元明清考古研究部主任雷建红介绍，2017年至2023年的考古工作基本确定南阳遗址是大小两城南北组成的“凸”字形城址，主体年代为战国中晚期至汉代。2024年的考古发掘解剖露出小城东北内拐角，发现清理各类遗迹109处。

两汉考古：揭开石家庄市区建城的历史源头

石家庄，这座以铁路兴起的现代城市，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积淀？

这里几多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山国都城和召王台位于平山县与灵寿县；汉代的常山郡郡治一度设于元氏县；而拥有1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正定县在北朝建城，是唐宋时期的重镇。然而，许多人对石家庄市区的历史印象往往聚焦于近现代发展。考古研究正在逐渐改变这一认知，位于长安区北部的东垣古城不仅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还是汉代重要王国的都城。

2023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东垣古城遗址启动全面考古调查勘探，在近200万平方米的勘探面积中发现遗迹337处，明确了古城城垣、城壕、城内道路和水网系统的分布情况，以及夯土建筑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生活区的布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伟介绍，2024年，对夯土建筑区进行了重点考古发掘，对位于该区域北部的A区夯土进行了重点揭露，明确了该建筑是一组规模宏大、等级甚高的殿堂基址，第二期建筑台基以外为廊道，以方砖铺地，多为菱形纹的花纹砖。

“第二期建筑毁于火灾，在其地面上有厚达30到70厘米的红烧砖瓦堆积，瓦当均为东汉时常见的云纹瓦当，推测这组建筑毁于东汉时期。目前暂未发现叠压在二期建筑上的其他大型建筑。”陈伟说。

陈伟介绍，这组主殿基址规模宏大，用料考究，规模和形制与西汉长安城的未央宫遗址、汉宣帝杜陵陵园寝殿遗址均有相似之处，其形制应是官署或宫殿区所在。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李鹏为介绍，东垣在战国时期即为中山国重镇，秦代在这里设立恒山郡，东垣为郡治所在。西汉初期，刘邦将东垣易名为真定。因其地处军事要冲，吕后曾在此设立恒山国。汉文帝登基后，废除恒山国，改设常山郡，并将郡治迁至今天的元氏县。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从常山郡中分置真定国，治所在这座古城。公元24年，刘秀为平定河北势力，选择与真定王刘杨结盟，在这里迎娶了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东汉，这里是真定侯的治所。北朝时，真定城移治滹沱河对岸，即今日正定县所在。

千年古城，在历史长河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恢弘篇章。

李鹏为介绍，东垣古城可以被视作“石家庄建城的源头”，为研究这一地区的城市发展轨迹提供了重要线索。

邺城与元中都：两座古城身后的辉煌

邺城遗址位于邯郸临漳县西南，从曹魏到东魏，再到北齐，多次成为都城。它曾是曹操运筹帷幄、书写魏武霸业的舞台，也是北齐兰陵王披坚执锐、纵横沙场的见证者。1983年以来，邺城考古工作持续开展，为邺城遗址平面布局研究积累了重要基础资料，揭示了这里曾经的恢弘气度与都城规划的卓越智慧。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济桥介绍，2024年，邺城考古队对东魏北齐宫城西门遗址进行了全面揭露，发掘显示该门址平面呈“凹”字形，主体由夯土台基、连墙及双阙组成，门址南北面阔约38米，东西进深19.6米，推测有三个门道，门外双阙为平面呈曲尺形的一母二子形式，规模宏大。

“宫墙内侧还发现不少保存完好的带红彩的墙皮。”郭济桥介绍，这个门址虽然不是正门，但与北魏洛阳城宫城正门阊阖门平面极为相似，仅规模略小，但保存更为完好。

从南到北，2024年的河北通过考古揭示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都城建设的灿烂篇章。

“一座元中都，半部元朝史”。元朝11位皇帝中，有5位皇帝曾驻跸元中都。它位于张家口张北县的遗址，承载着元代重要的历史记忆。

1307年，元武宗下令在大都和上都之间的行宫所在地新建宫阙，开启了元中都的建设。1311年，元武宗去世，元仁宗下令停工，但中都城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作为行宫使用。元末，这里毁于战火，随后在历史的尘烟中湮没，甚至一度被误认为是辽代的“北羊城”。1997年，这处遗址经过专家多次论证，被确定为元中都遗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黄信介绍，1998年至2003年，河北文物部门对元中都遗址的宫城、皇城、外城进行了考古调查和重点勘探，首次从考古学角度明确了元中都的规模、布局和营造方式。

黄信参与了2003年的发掘，那时，他刚工作不久。时隔19年，2022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再度开启了元中都遗址考古，计划通过为期五年的工作，进一步明晰元中都的整体布局和功能分区，黄信是这一项目的负责人。

“2024年发掘区位于宫城一号大殿东侧、南北向轴线以东，共清理JZ10和JZ11两处建筑基址。其中JZ10平面呈坐东朝西的‘凸’字形，屋顶推断为单层歇山，琉璃剪边铺瓦。JZ11紧邻一号大殿，主殿坐北朝南，基址地基营造极为讲究，是宫城内仅次于一号大殿的重要礼制性建筑，屋顶规制与JZ10相同。”黄信介绍。

蒙元时期共建有四个都城，哈拉和林位于蒙古国境内，上都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大都则位于北京，绝大部分建筑在1368年徐达攻入后被拆毁，宫城位于今天的紫禁城和景山公园下。黄信介绍，四个都城中，中都考古最为充分，为研究元代都城布局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清代的紫禁城，级别最高的宫殿屋顶有龙、凤、天马、海马、狻猊等9个蹲兽，而康熙年间重修的太和殿更是多出一个猴脸、鸟喙嘴、鹰爪、背后生有翅膀、手持杵形武器的人形脊兽，许多专家推测它是传说中的雷神——雷震子，以此祈求建筑不遭雷火。

“在20多年前和此次的考古发掘中，我们都发现了蹲兽。有龙、凤、天马、海马及一种类似行什的蹲兽。”黄信介绍，类似行什的脊兽尖嘴、鹰爪，背后也生有翅膀，但手中捧着海螺状的器物。

“元中都遗址是蒙元四都中，结构保存最完整、时代最明确、晚期破坏最少的具有纪年意义的元代都城，以其为基石和纽带，可将元代都城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它是蒙元都城考古、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国古代都城研究的理想之城。”黄信说。

“2024年，河北省田野考古聚焦人类起源、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中华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城市考古等方面，取得重要收获。这一年的河北考古，可谓亮点纷呈。”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说，2025年，河北考古将继续围绕上述学术热点问题开展工作，突出河北地域特色，争取在东方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方面取得重要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