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辞世享年88岁，他推动教会改革的事业未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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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济各教宗开启了许多改革，触及了许多未愈的创伤，他希望让教会重新动起来。但并非所有努力都取得成功。



他确实推动了改变——逐步改变方向，冒着种种阻力，一步步让教会走向开放。尽其所能。

阿根廷籍教宗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母语是来自北意大利移民父母所说的皮埃蒙特方言，在继任以维护传统为主的本笃十六世后，他打开了这个全球最大信仰团体的门窗。

他时常不得不退让，努力稳住各方分裂的倾向，甚至仅仅是维系教会运转。他的重要改革之一是2021年至2024年为期三年的世界主教会议。在这365位拥有投票权的成员中，包括了54位女性，均为方济各亲自任命，这是一大步。但他并未继续前进。尽管有诸多讨论，女性神父和允许神职人员结婚的问题仍被搁置在门外。

真正迈出实质一步的是2023年12月，他在声明《信賴祈求》（Fiducia Supplicans）中允许同性伴侣接受教会祝福。虽然他补充，这一祝福不是同性婚礼的替代仪式，而是一种怜悯的行动，不应拒绝任何人。

尽管如此，保守派仍强烈抗议：在他们看来，同性恋依旧是严重罪行，婚姻不可分离，神父必须独身，“性别意识”一词令他们窒息。但阿根廷教宗仍然创造了新的事实，即便激进保守派强烈反对，改革派则批评他不够激进，但这已是他所能为止。

“方济各”——一个充满意味的名字

方济各是个“局外人”，并非罗马教会核心圈的人选。他说“我来自世界的另一端”，那是他在2013年3月13日晚登上圣彼得大教堂阳台后的第一句话，只用一句“晚上好，兄弟姐妹们”问候了广场上聚集的信众。

他拒绝佩戴金十字架：“我佩戴的是我主教选举时的银十字架，已经二十年了。”他也不愿穿上红鞋：“红鞋？不，我必须穿矫正鞋，我有点扁平足。”这些细节和幽默语调在他的自传《希望》中都有记载。

他的亲民出场唤起了极大的期待。支持者希望他改革教会的方方面面，而另一些人则对此感到担忧。他整个教宗任期始终处在这两种力量的张力之间。

沉重的“本笃”阴影

方济各是第一位非欧洲籍、来自美洲的教宗，自公元731年出生于叙利亚的教宗格列高利三世之后，历任教宗皆为欧洲人。早在2005年，他就曾是教宗候选人，但当时多数红衣主教选择了约翰·保罗二世的亲密助手、德国籍的本笃十六世，以求维持延续性。

本笃的突然辞职才为贝尔格里奥登上圣彼得宝座打开了道路。他成为教宗方济各。此前从未有哪位红衣主教敢以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为名，这是一种象征：贫者的朋友、被剥夺者的代言人、反对战争、维护受造世界的代言人。他希望创建一个为穷人服务的教会。

他不像教义的守门人，也不是“叛徒的惩罚者”，而是“良善的牧人”。但他在罗马并未能自由改革，因为他必须忍受他的前任——“荣休教宗”本笃的长期存在。

本笃虽隐退至梵蒂冈Mater Ecclesiae修道院，但始终如影随形。教宗方济各一直努力将他描绘为年长的朋友与顾问，但事实上，本笃始终是教宗的噩梦——沉默的提醒者、减速器、以及所有教会内对方济各不满者的精神象征。直到本笃2022年去世，方济各才得以摆脱其私人秘书格奥尔格·根斯魏因，将其免除所有梵蒂冈职务。

满箱的问题

本笃留下的问题沉重。首当其冲是梵蒂冈财政的混乱，长期被怀疑涉嫌洗钱与滥用。方济各成立了一个八人调查小组，但其中两名成员偷走了机密文件，使得调查不了了之。教宗曾在自传中写道，本笃曾将一箱机密文件交给他，但内容至今未公布。

尽管如此，方济各在金融改革上确有成效。他整顿了宗座资产管理局和梵蒂冈银行IOR，任命了意大利知名的反黑检察官皮尼亚托内（Giuseppe Pignatone）担任教廷法院院长。2023年底，前枢机主教、国务秘书副手贝丘因涉及金融丑闻被判五年半监禁，其中包括利用“圣伯多禄献金”参与伦敦房地产投机，造成约2.17亿欧元的损失，严重违背了贫穷教会的理念。

他的前任还遗留下全球范围的儿童性侵案件，案件的处理多数集中在当年担任教义部部长的拉辛格（本笃）办公室。但真正揭开这场教会危机的并非梵蒂冈，而是2002年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调查记者团队。他们首次揭示了教会内部掩盖丑闻的机制，梵蒂冈只能被动应对。更甚者，教廷甚至接纳了波士顿枢机主教伯纳德·劳——一位掩盖丑行者。这一方面，方济各仍然维持了教会的自保传统，尽管他在公众面前对受害者表达了诚意十足的悼念。

沉痛的回忆

1973年，贝尔格里奥成为阿根廷耶稣会的“省级负责人”。任内，他屡遭指控与军政府合作。他在《希望》一书中回忆了独裁时期的恐怖场景：3万人失踪，被军方杀害。包括他的化学老师——那时他还是一名化学技术员，尚未成为神父。

他竭力营救被捕的两位耶稣会士奥兰多·约里奥与弗朗茨·亚利克斯，为此甚至在独裁者维德拉面前做弥撒，才得以保住他们性命。

方济各是一位直面邪恶的教宗，与恶魔博弈，只为挽救无辜性命。这段经历也深刻影响了他对美国的态度——当年的阿根廷军政府及其他拉美血腥政权，都是美国在背后扶持、资助和操控的傀儡。

教会内部的民主困局

教廷高层的不友好态度，方济各最初试图以设立“C8委员会”来化解——由来自全球八位红衣主教组成，协助他治理教会。但他治理世界教会时，并未过度依赖红衣主教，而是更倾向于“motu proprio”——即教会拉丁文中所称的“教宗特令”。

虽然教宗在教会法上拥有绝对权威，但连自由派改革者也认同保守派的批评：方济各常常绕过梵蒂冈委员会，甚至先向跟随他出行的记者通报教会重大决定，连新闻办公室也感到意外。

他的晚期教宗任期中，教会内部的路线之争愈发激烈。摆脱“影子教宗”之后，方济各敢于发出更勇敢的声音。2023年世界主教会议上，他允许讨论女性权利、废除神父独身制，以及教会平信徒在地方教会中的角色，这激怒了保守派，他们指责他背离信仰、犯下“异端”。

这是他最初的改革议程的回归：考虑女性执事、已婚男子在教区中的作用，以及赋予女性领导教会的权力。但最终，他缺乏勇气，没有完成改革：没有女性圣职，没有神父婚姻。

他把“和平”作为终极议题。他希望走亚西西圣方济各的道路——1219年，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该圣人与埃及苏丹马立克·卡米勒会面，试图促成圣地和平。

方济各在任内两场战争中都拒绝站队：俄乌战争和加沙战争。他谴责战争，称之为罪行，呼吁谈判，甚至敦促乌克兰“升起白旗”。他从未点名普京为侵略者，反而将部分责任归咎于北约“在俄罗斯门口吠叫”。

他的绝对和平主义在乌克兰和以色列遭到猛烈批评。许多人认为，他的反美立场使他在战争中保持过度中立。

但他始终坚持：没有“正义战争”，所有战争都是对人类的犯罪。批评者反驳说，1939年至1945年对抗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天皇的战争就是正义之战。纳粹德国只有靠炸弹才能投降，而非白旗。对此，方济各置若罔闻，他始终坚持和平主义，视其为教宗任期的核心价值，或许也寄希望能效法圣方济各为和平斡旋。

教宗的未来：谁来继任？

现在要选出方济各继任者的枢机主教团——即教宗选举秘密会议（Konklave）——共有136位未满80岁的红衣主教，其中108位由方济各亲自任命，堪称“贝尔格里奥会议”。

其中仅53位来自欧洲，意大利籍最多（17位），德国仅3位，北美16位，拉美22位，亚洲24位，非洲18位，大洋洲4位。这些枢机主教大多数彼此并不熟识。批评者指出，虽然方济各任命了他们，却未真正将他们纳入教会治理核心。

目前尚无明确热门人选。按罗马俗语：“谁带着教宗之志进入选举会议，就会以红衣主教之身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