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泡泡玛特王宁的故事,还为考不上985、211焦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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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博雅小学堂

给孩子受益终生的人文底色

文 | 彭晓芸

哲学博士

曾任多家媒体评论部主编

近期，泡泡玛特旗下Labubu爆火，一娃难求，一些联名或限量款的Labubu更是卖出了几千上万元的天价。6月8日，根据福布斯实时富豪榜，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目前身家达到203亿美元，成为河南新首富。

和人们传统印象中的精英不同，王宁出身于不知名的三本院校，曾经在摆地摊、开演唱会、做广告代理等各种不同的赛道摸爬滚打。

在高考刚刚结束的当下，他的经历，或许正是“一考定终身”的有力反驳。

转载自公众号：好生活的哲学课（ID: Philosophy4GoodLife）

又是一年估分填志愿的季节，陆续收到一些妈妈短信：

“孩子考得不理想，连个211都勉强。”

“是不是只能先读个普通一本，再考虑考研翻盘？”

“会不会一辈子都比不过985出身的人？”

看到这些问题，脑中突然浮现出一个人：王宁，泡泡玛特创始人。

他不是北大清华，也不是复交浙大，甚至不是“双非一本”。王宁本科就读于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这校名，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是一所由民营资本创办的本科学院，俗称“三本”，在高考志愿表里，处于“鄙视链”的底部，仅高于大专。

这一出身，在传统意义上并不具备“精英含量”，在高考序列里，可以说属于失意者。

但王宁用十几年时间，从一线市场摸爬滚打，做出了一个千亿市值的潮玩帝国。这个年轻的85后，最近刷屏了，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新生代企业家代表。

有了王宁，是不是就可以跟咨询的妈妈们说“考不上985没关系”这类空洞宽慰的话呢？我知道，还是不可以，因为它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补偿性自我安慰。

不过，不可否认，王宁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更实在的观察角度：

与其说他“输在了高考”，不如说他恰恰因为没被应试教育彻底规训过，反而保留了一种更原生的生命活力。

01民办本科是如何逆袭的？



我曾在上海一所民办本科院校教过书，就是王宁所学的广告学——一个反复被提醒可能要取缔的专业，全国已有多所院校停办广告系。

每一届学生的第一节课，我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你们之所以来到这里，不是你不够聪明，而是你在应试这件事情上，没有all in。”

在高考这件事上，你可能不曾全力以赴，也可能并不擅长那种单一维度的竞争。但这恰恰说明，你的思维边界还没被封死，你的生活感知力还在，你的能量，还未被完全耗尽。

这样的话，我说了很多遍，在每个班级。后来的经历证明，老师的确不是客套话，而是真心认为，这些孩子可能更有闯劲。我们的学生，也有不少在学期间就创业的，他们天然地比985、211学生更少思想包袱，更低试错成本。

王宁走的，就是一条从混沌中开路的路径。他试过摆地摊、开演唱会、做广告代理，失败了再来，换赛道再试。他不是按规划走，而是靠直觉、靠行动、靠一点点踩出来的机会。

在很多人还在校园内等待“安排”时，他已开始在边缘市场中探索消费者的反应机制。这种边干边学的试验路径，未能带来“优等生”的社会评价，却显然成为后来商业判断力的重要雏形。

从广告学专业毕业后，他并未进入大公司，也没有立即出国深造，而是转入创业路径，从中关村开店起步，逐步接触潮流文化与用户心理的结合带来的商业机会。十年之后，泡泡玛特完成上市，公司估值一度超过千亿港元，盲盒消费成为一种横跨心理经济与文化符号的新型现象。

整个创业过程，王宁的学历背景不是他的护身符。他所依赖的，更多是从试错中复盘的能力，对市场脉搏的直觉理解，以及一种不依附于标准路径的职业想象力。

02标准路径之外的另一种成长系统



2008年，王宁在西亚斯“创业路”留影

当然，王宁的故事，也不必直接推演出“学历无用”的结论。事实上，他在公司发展中期曾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攻读MBA，用以系统性补足管理知识。这一阶段的“深造”说明，即使在非标准路径中，系统学习与正规训练依然具有其必要性。

但从成长机制看，王宁的前半程并未依赖于学历带来的结构便利。他所倚重的，是另一种与“好学生模型”平行却常被忽视的成长资源：

·时间自由度较高的边缘教育环境，使其得以较早进行社会性试验；

·未被严格规训的学业路径，保留了较多对失败与混乱的承受能力；

·对消费文化和亚文化群体的高度敏感，使其在大众心理趋势中嗅觉更快；

·在资源稀薄阶段积累的一线执行经验，转化为后期组织设计的现实基础。

这些要素不必然出现在非名校学生身上，但在标准化考试体系中极难培养。换言之，那部分未能在高考中胜出的年轻人，如果没有因此进入“放弃成长”的自我叙事，有时反而可能保存着另一种珍贵的生命势能。

应试路径的最大代价，是把人训练得极其善于服从、极其擅长找“标准答案”。但生活并没有标准答案，它更像是一个开放命题。

有意思的是，2023年，受邀参加毕业典礼发言的王宁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不应该被困在标准答案的笼子里。”

可以说，王宁本人非常清楚不要被困在标准答案里，对个人的成长究竟有多重要。

03都是卖玩具的，凭什么是泡泡玛特

中国是玩具生产的大国，我们在亚马逊，随便买个玩具，到货一看，产地就是中国。都是卖玩具的，为什么那么多玩具大厂，没有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凭什么是泡泡玛特？

泡泡玛特上市后，一句“毛娃娃卖到3000亿”的调侃迅速占领舆论高地，“泡泡玛特是年轻人的茅台”，“割的是年轻人的韭菜”，“这个泡沫迟早要破灭”，这些声音，似乎在揭露商业的暴利真相，但可能因情绪化表达而消解了对一个新兴文化消费形态的理解空间。

在潮玩的价值构成中，原材料的成本恐怕已经无关紧要。真正决定价格的，是IP背后的世界观设定，是盲盒所制造的不确定性机制，是那种可被收集、交换与共鸣的符号体系。盲盒不是在贩卖玩具，而是在建构一个微型宇宙，一个令年轻人可以短暂悬置现实判断、进入轻度沉浸的日常场域。

如果说是“收割”，往往隐含着一种非理性的消费假设：年轻人面对营销手段不设防，全然被动。但如果仔细观察泡泡玛特的主要用户画像，就会发现他们并非全然“被动者”。他们知道自己在付费的，是期待感，是文化参与，是可以在朋友圈分享并获得反馈的身份标签。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泡泡玛特是否靠营销获利，而在于它为什么能成为一个长期有效的消费场。

在一个格式化逻辑充斥的现实世界里，年轻人的主动体验感正在变得稀缺。他们被要求答出标准答案、跨过高门槛、适应不确定的未来，却极少被允许表达自己的欲望、焦虑与身份位置。当现实结构不再提供足够的参与感和确定感时，一个小小的盲盒，就可能成为最可触的“命运之门”。

在这一点上，泡泡玛特的高溢价，仅仅归结为暴利，不免低估了商业的文化意涵的定价能力。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一个毛娃娃为何值108万”，而是这个社会是否在教育、职场与文化系统中，为年轻人保留了足够的精神出口。

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被收割”的恐怕并非消费能力，而是每一个个体构建意义感的权利。

04社会流动：标准路径之外的行动者



社会学者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一书中曾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男孩如何在教育制度中自我边缘化，并主动放弃“上升通道”的可能。这种现象并非英国特有，在中国当前的高考文化中也有所体现。

一部分未能进入名校系统的学生，可能不是因为能力的缺失，而是由于对“标准化路径”的不适应——不适应长时间单向灌输、不适应题海模型、或对单一维度成功指标产生反感。而正是这部分“不适应”，在另一些场景中，可能演变为创造力、冒险精神或边界意识。

王宁的出身一时间成为坊间好奇的要点，这个小商小贩家庭出来的小镇子弟，究竟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商业洞察力和执行力？

稍微梳理一下公开资料所呈现的王宁创业史，不难发现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王宁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各种大大小小的创业实践的。这有点像是在应试教育赛道之外，给自己开设了项目式学习的自学课程。

王宁是2005年参加的高考。高考后，他的安排，跟其他考生的考后人生很不一样。没有大睡特睡，没有撕烂课本发泄，不愿浪费等待成绩的时间，王宁居然用自己的足球特长，面向小学生开设了一个足球训练班，小赚一笔零花钱。

后来，上了“三本”学校的王宁，更是放开手脚开干了，在大学，他摸索过各种小生意，成立了社团，带领不少同学一起创业。这些小伙伴，后来有成为他的妻子和联合创始人的，也有成为他创业团队里高管的同学。

王宁的经历，对我这个潮汕人是不陌生的。在广东特别是潮汕地区，很多家庭并不在乎子女读书读多高，是否读名校，很多家长甚至连“省城”也不愿意让孩子出。有句民间流传的送考名言，潮汕父母对孩子说：“会做就做，不会做早点回家看店。”

王宁的闯劲和学习精神，不输以“会做生意”名声在外的潮汕人。他毕业后就闯荡北京，短暂打工后，开启了创业之路。在整个创业过程中，他展现了超强的学习能力，他去香港、去日本，就为了学习最新最前沿的潮流文化。

从王宁身上可以看到，高考在他的生命中，份量并不重。而将高考视为“唯一一次可选命运”的通道设置的人，却容易放大制度筛选的功能，忽略了路径分化之后的再建构能力。尤其在社会结构分化日益显著的当下，诸如直播、电商、科技初创、泛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型行业，正对这类“标准路径之外的行动者”释放更高的吸纳力。

当然，并非所有“非名校出身者”都能逆袭成为王宁，但王宁的故事提醒的是——不必将学历等级，直接等同于个人成长可能性，更不能由一次考试结果，来提前定义人生成败。

05写给考生：高考之后，你的人生谁来定义

高考制度在当前仍是公平选拔的关键工具。但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看，它所筛选的只是结构意义上的“资源分配起点”。它从不具备决定性，而只具有阶段性。

对985、211体系之外的学生而言，真正重要的，并非如何“翻盘”，而是能否建立起一套适配于自身经验结构的成长逻辑。这种逻辑可能更倚赖行动实践、多元信息获取、跨文化理解与自我驱动机制，而非原有的分数导向系统。

教育的意义，并不在于为所有人设计一条相同的最优通道，而是能否在主路径之外，为另一些人，提供另一种合理可能。

王宁并未“打败”985体系，他只是证明了一件事：在通道意识（tunnel-oriented logic）极强的社会里，依然存在着路径意识（path-oriented logic）——它更缓慢，更孤独，也更难，但也可能更深远。

作者简介：彭晓芸，哲学博士，曾在广州北京多家媒体担任评论部主编，在上海当了三年大学老师，因对基础教育兴趣日增，创办一寸教育，现旅居伦敦，致力于中外教育的社会学观察和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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