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慈善学校的苦涩试验ZT

苏格兰风笛

这是一支没有乐队的剧团。我们自己的声音便是天籁，我们的歌舞来自远方，只为把沉睡的唤醒，让沉默的开口，让悲伤的轻松起来。———摘自志愿者赵志雄日记

一所慈善学校的苦涩试验

有人说：不相信梦，不相信理想，只相信物质和消费，这是1970年代后出生年轻人的最典型的精神特质。

可你相信吗，从2000年1月开始，在安徽利辛县一所破旧的乡村学校，先后有30多位来自大城市的民间志愿者，放弃了安逸的城市生活，来做一名乡村教师，从无到有地办起一所乡村中学。

那是怎样一所学校啊：校舍全都是危房，所有的窗玻璃，只有四分之一是完整的，其余的就用塑料布或木板挡着；志愿者常常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只能靠想象解馋，连学校的两条小狗都被叫成了“火锅”；孩子们拿到篮球，只会紧紧抱在手中，歪着头左看右看：他们根本不知道篮球怎么玩，甚至不会拍球；下雨天，操场上全部成了泥浆；孩子们在雨中打乒乓，用纸与木板做的球拍；没有食堂，一下雨师生们就只能在雨中吃饭，雨水落在碗里，打在鼻尖上……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这些全都是大学毕业生的城市志愿者，每月只拿200元生活补助，一呆就是一年甚至几年。一个叫顾菁的广州女志愿者，原是公司白领，呆了半年后，竟然瘦了20斤，当全身红点的她被送到医院治疗时，医生的诊断是：缺乏营养，臭虫咬的。

没有人逼迫他们，这些大多于1970年代出生、在消费主义逐渐盛行的时代长大的年轻人，绝大多数受过很好的教育，有一份很不错的职业，他们中除了公司白领，还有政府职员、教育专家，甚至海外归国留学生。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为了一个理想：中国要想进步，就必须切实从改革教育做起。

他们的目标很清晰：从改革中国的乡村教育入手，利用城市里大量的慈善资金，募集善款，召集有志青年，从我做起，从复兴学校做起，把青春与才能“空降”到最需要的穷困乡村，逐步推广这种由民间志愿者管理的复兴模式，一步步改变中国乡村教育的困境。

这是一些有着炽热理想主义情怀的年轻人，他们真诚，他们实干，然而3年多下来，他们笑着过来，咬牙度过，含泪离去。今年3月底，最后一个志愿者也选择了离开。

“记下我们的教训，留给后来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几乎所有志愿者都这么说，他们是清醒而自觉的，“这应该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事业，而我们是真诚的失败者。”

村里来了大学生复兴学校的创办，始于2000年的第一天。大专毕业的当地青年杨华，再也忍受不了当地孩子失学厌学严重的状况，未经任何部门批准，就在村里贴了办学告示：自己不拿一分钱，也要为失学的孩子们上课。

尽管这个学校发不了文凭，收的都是其他学校放弃的厌学生，初中二年级还在上本该小学一年级就完成了的汉语拼音课程，还是受到了村民的欢迎。杨华给学校取名复兴，“意为中华民族的复兴”。

学校老师不够。把军用挎包一背，再塞进学生作文本和教师证，杨华去了北京。很幸运，在北大游荡时，他遇到了北大法律系毕业生殷永纯，以及殷永纯的朋友、河北理工大学毕业生赵志雄。殷永纯一直有志于教育事业，赵志雄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但却厌恶广告业的虚伪，两人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来到了利辛。

这一来，他们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了，朴素的崇高感让他们留下来：为欢迎他们的到来，村里人都端出了自己家的好东西，孩子们为他们下河捞虾，这是当地所能吃到的最好美味。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在农村长大，都知道农村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于是，3个老师七八十个学生的民间学校开张了。百废待兴：没有校舍，他们在马路旁租了两间房，旁边就是村里的接生站；没有黑板，就在墙上刷几道黑油漆；没有桌椅，连庙里的香案都派上了用场；甚至没有粉笔，孩子们就到别的学校捡粉笔头来给老师用。

条件实在太过艰苦了，有好几次殷永纯们都想离开学校，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支撑他们的，是他们心中诗意般的深厚情感。

在有月光的夜晚，赵志雄常带孩子们去河边练习英语，背诵语文，他鼓励孩子们“把心中的希望大声说出来，喊出来”。在日记里他写道：“今夜月光如水，我带着几个学生在公路和河边唱歌游荡，仿佛一群昼伏夜出的精灵。我们声音和影子飘在空中，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们几个在活动。这是一支没有乐队的剧团。我们自己的声音便是天籁，我们的歌舞来自远方，只为把沉睡的唤醒，让沉默的开口，让悲伤的轻松起来。”

这是殷永纯给学生作文的评语：“其实，我早就看出了你眼中的忧郁，只是你从来都没有诉说过，别害怕，孩子……因为你已长大，可以解决好多事情了，总之，只要你努力去做。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记住，你有自己的前途！关键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3个孩子王不收学费，家长给一点算一点，没有会计，账目支出全靠自觉。在这种以爱为主导的教育方式下，那些从没有见过不打人的老师，也从没见过和他们吃睡在一起，教他们人格自觉的老师的当地孩子，他们的自尊心被第一次唤起。

一个叫苗翠芳的孩子写道：“在我的心里，有一个高大的身影，他（即殷永纯———记者注）像一颗空灵的蓝水晶一样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他用全身心的爱教育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功的希望。在这个世界上，金钱可以买到山珍海味，可以买到金银珠宝，也可以买到丝绸罗缎，就是买不到一个真真正正为学生、为国家、为民族献出爱的人。”

师生之间，深厚的情意开始生长起来。没有任何体育器械，老师与孩子们只能蹦格子，看谁跳得远。但那场面让人难忘：赵志雄赛完坐下，立刻有几个孩子挤过去，坐在他旁边，小猴子一样，有的扯衣服，有的摸鼻子，一个女孩子竟拉着他的胳膊把脸靠上去。

冬天没有火炉，孩子们手冷，都抢着把手伸到老师衣服里暖手；老师的手冷，学生也拽过来，放到自己怀里……

更多志愿者到来

殷永纯们的奋斗引起了媒体的关注。2001年2月，在北京一家全国性媒体报道了他们的事迹后，鼓励信与捐款过来了，更重要的是，受他们的感召，一批同样充满激情的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赶来。

在田埂上，殷永纯、赵志雄接受了香港与北京志愿者衡理等人的建议：成立董事会，办一所财务公开透明的公益学校；董事会通过网络远程管理学校并公开募集资金，校长对董事会负责；向全国征集从城市来的教学志愿者，每个志愿者至少当一年的乡村教师。“我们要完成一次教育远征，用城市文化和现代管理，来改变农村教育。”

2001年8月，感动于志愿者的热情，利辛县政府予以大力支持：将一所有500名学生的肥东中学，连校舍带学生无偿并入了复兴中学，同时过去的还有志愿者们严格挑选的十多位当地教师。县政府放手让志愿者们按自己的想法办学。

复兴学校成为国内第一所由民间志愿者集资管理的乡村慈善性中学，殷永纯与赵志雄满怀着一个美好的理想：开创完全不同于希望工程的乡村教育模式，如果民间试验成功，他们想把复兴模式推向全国农村。

第一批志愿者过来了，他们背着旅行包，带着天文望远镜，全都来自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每人都至少是大学学历。满地尿水的厕所吓不倒他们，上课钟挂在树上，两个板凳架上门板就是床，泥巴墙上糊上旧报纸，“城市应当回报农村了，农村孩子们也应该有一流的教育。”志愿者们彻夜深谈。

这时，3个创业者间发生了严重分歧，杨华认为，“学校就是我的，你们是给我打工的，只要我杨华在，你们娶媳妇盖房子的钱学校包了。”在激烈的争吵后，杨华离开了学校，用3万元捐款在自己宅基地上盖了新房，重新招生，但却难以为继，最后杨华娶了媳妇，过上了简单的幸福日子。

超出想象的现实

尽管早有思想准备，现实困难还是超出了志愿者们的想象。

更大的问题是学生素质参差不齐：大部分小学毕业生不会乘除法，不会写作文。有志愿者老师出了个作文题———《童年趣事》，结果有一半的学生走题，还有几个学生写的是自己或同学童年“去世”。

一个班英语及格的只有六七个，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县高中。而在当地，只有考上县高中才有可能考上大学。

更糟糕的是，许多孩子厌学，他们的理想是打工。复兴学校所在的村庄离公路并不远，地处平原，家家有人外出到南方或上海打工，40％的学生家庭长年见不到父亲或母亲。家长基本上无力过问孩子的教育，只能放手让老师管，甚至称“只要管好了，老师打也行”。

有志愿者开始掉头发，不少志愿者老师每天改作业要到半夜12时，每一个都消瘦得厉害。

矛盾：难以适应的财务制度

焦虑的志愿者内部，不协调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对多数凭着热情参与这项事业的志愿者来说，严格的财务管理一时半会还难以适应。创办人殷永纯就说，“既然相信我，就应当放手让我干。”而大多由海外学者和职业经理人组成的校筹委会则认为，没有监督的权力肯定会有问题。要殷永纯立即完善财务，交出账目。

从没有记账习惯的殷永纯苦苦学习财务。他第一次感到筹委会是个“巨大的责备机器”。一次喝醉后，殷永纯喊道：“我不要我爸，我不要我妈，我不要衡理先生。”

一笔4800元学费的丢失，成了双方难以化解的心结。逼账半年未果后筹委会失去了耐心，最后决定撤换殷永纯校长职务。而面对筹委会的不信任，更有人贴他的大字报，殷永纯也伤透了心，他甚至天天躲在角落里一人流泪。这又被认为是在故意逃避账目问题。

2002年2月，在被撤掉校长职务一年后，副校长殷永纯在会上突然宣布不承认筹委会，并发起了一场运动：要由学校老师公选校长，但筹委会不承认这一结果。至此，这位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带着部分志愿者愤怒地离开学校。

但一个共识被确立下来：明确的账目，是这项公益事业的生命。继任的校长赵志雄已习惯了将每天的开支打入电脑，精确至元和角。复兴中学第一次有了可以对外公开的清晰账目。

那一天筹委会有人哭了。他们知道，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他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失去了不应失去的同志。

困难重重

账目建立起来了，筹委会却没有筹到钱，原因很简单，由于国家不批准新的基金项目成立，复兴学校无法借此公开募集资金。“我们无法用个人的声誉承担集资风险。”大部分由职业经理人、学者等组成的筹委会解释说，“实际上学校的钱大部分是筹委会人员自己的捐款。”

渐渐，志愿者老师们也失去了对筹委会的信心。

有志愿者认为，筹委会有一个致命伤：由于组成人员多有海外背景，他们处理中国农村教育的方式和做法有时并不适应中国现实。“他们说要建一个厕所，请了专门的工程院设计，而按环保标准，光一个标准的4米深的化粪池就需要上万元。而且迟迟无法落实。其实我们只需要当地泥水匠盖间有水泥地的厕所。”一位志愿者老师称。

筹委会召集人衡理是位在中国大陆生活了十多年的香港职业经理人，他按香港的标准，坚持实行严格的慈善事业制度。他把远程志愿者的任务细分切割成每人每一星期一小时，而小额捐款者最低以每月50元长期捐助。

而实际上，远程志愿者往往会抱着业余献爱心的心态，一旦发现自己要付出远远不止一个小时的时间和精力时，他们就消失了。

“中国的乡村教育往往是投入毕生精力也难以成效。我们低估了这一事业的难度。”一位筹委会人士称。

前方的志愿者老师也有问题。大多数志愿者是出于对民间教育的兴趣和牺牲精神而来到这里，但也有的是想避世。有个人甚至说要卖了全部家产来当常年志愿者，原来是在商场上失败了而看破红尘。

由于不拿工资，也没有约束力，有些志愿者带有很大随意性，对当地老师与农村文化不够尊重，当遇到意想不到的冲突时，有人往往选择一走了之。由于志愿者频繁更换，甚至出现过一个班一个学期换了7名英语老师，对学生感情伤害很大。

在上海的远程志愿者也同样碰到了问题，一谈到大的框架与概念，大家滔滔不绝，可是一到具体做事，却无人去实实在在地完成。至今连募捐班子都没有搭建起来。

冲突：在当地老师和志愿者之间

志愿者们还面临着如何与当地文化和谐相处的难题。

2002年12月26日，记者从上海动身到达复兴学校采访。刚到第二天，志愿者蔡战老师就告诉记者，他要离开复兴学校了。几天前几个人踢破了他的宿舍门，拍着桌子让他滚蛋。而此时这位满怀理想、曾徒步穿越数座雪山的汉子才刚来几个月。

另一件事是：张老师是一位有威信的当地老师兼副校长，但有一天张老师连续两次体罚一个不听话的学生，这引起了反对体罚的志愿者老师们极大的愤怒。

当筹委会没有带来当地老师想象中的大笔资金时，摩擦升级了。最后，筹委会被迫撤消了张的副校长职务。这位能干的老师离开了复兴。

“张是位教学上很不错的老师，他也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做法。”一位志愿者老师沉痛地说。

志愿者同样存在问题。他们中有些人认为当地文化是落后的代表，有人甚至说他们来复兴是“用城市文化殖民的”。还有人说：“未来中国只需要25％的人种田，其余农民将进城成为工厂劳动力。”持类似观点的志愿者，已经失去了赵志雄们对农村孩子的心灵关注，更看不起当地老师的乡土腔调。

当地老师对志愿者也有想法：“他们不睬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傻？有的志愿者，一进门就把门关起来，还写着‘请勿打扰’。”城市志愿者保持私人空间的做法，成为没事爱串门的当地老师最敏感的痛处。

在这样的情绪影响下，志愿者与当地教师之间很难合作，在教学上，双方经常各行一套。

没有当地老师的帮助，志愿者也难以控制班级的秩序。由于优秀生流走，在复兴学校一个班差生往往占了80％。为了学习有所成效，志愿者老师不得不分班。看着被抛弃的差班学生失望的面孔，志愿者老师的心在滴血。

连赵志雄也不得不板起面孔，请调皮的学生走出教室，罚站。沉重的教学使他失去了欢笑，失去了爱心。

艰难的沟通

2002年12月下旬，当地老师与志愿者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为协调双方的矛盾，当地教育主管负责人和筹委会召集人衡理等来到了学校。本报记者也旁听了志愿者与当地老师的座谈。

当地老师：“我们现在4个教室都是危房。慈善学校投资到底能到哪个数？公办学校每个月奖金比我们多，每年还有四五万办公费下来，志愿者少来一点还可以给学校省点钱，你看学校乱糟糟的样子。志愿者能不能管理学校？”

衡理：“你们想没想过：没有现代化管理是集不到资的。没有平衡账，没有年报是集不了资的。没有志愿者过来，也不会有人捐钱的。志愿者每人每个月拿200元，五湖四海的生力军，如果你们不欢迎，对他们挫伤是很大的。”

志愿者：“你们不是想知道蔡战老师为什么要走吗？不是他吃不了苦，是当地老师伤了他的心。”

长时间的沉默，有老师嘀咕：“他总是抬头看人，不睬我们。”

志愿者：“打个比方，有几个年轻的科学家想帮助当地提高亩产，几乎义务下乡做试验田，这对当地农民是好事，而科学家们不会占田，甚至不会带走一块砖头，但是当地老农民看不惯他们穿白衬衫，看不惯他们科学的办法，不仅不帮忙在边上看笑话，还在地里掺石灰，这荒不荒唐？”

当地老师都笑了。

……

座谈会开了一下午，在教育主管领导和衡理等人的沟通下，当地老师与志愿者终于坐在了一起，晚上大家喝了一顿团圆酒。

这样的沟通进行了多次，看起来很有成效。然而没多久，事情又回到了旧的轨道。

“我们愿意教书，我们愿意受苦，但是我们再也不愿做当地老师不欢迎的人。”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对复兴失望了。

纷纷离开，各种借口地离开。

尴尬结局

2003年3月，赵志雄———这位复兴学校创办者和最长时间的参与者———也选择了离开。这成了志愿者们大规模离校的导火索。

他的离开，源于学生周翠的一篇文章。周翠是赵志雄班上的才女，在目睹了学校的风风雨雨后，这个孩子写了一篇作文《假如我有一朵七色花》：

假如我有一朵七色花，当我摘下第一片时，我要让我自己重新活过。因为我不想认识现在给我伤害的人，更不想得到‘朋友们’给我的欺骗，因为我为他（她）们伤透了心。

假如我有一朵七色花，我将永远都不想到赵志雄，因为他已经变了，变得那么不可思议了。他显得很自私，很自私，也很残暴，他不再是那个善良、可爱的人了！

……

假如我有一朵七色花，而它只剩下最后一个花瓣，我将会让它把我带走———我将选择死……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已经不再辉煌灿烂了。

孩子的心是纯净的。

赵志雄把文章贴上了论坛。他和志愿者们终于认识到，太多的矛盾、太多的纷争，让他们偏离了教育的本义。而在不知不觉中，孩子们受到了伤害，“我应当重新去学教育。”他离开了复兴。

已经离开复兴的殷永纯也看到了这篇文章，殷永纯一度痛心疾首地认为自己的行为谁都对得起，但现在“对不起学生”。

在复兴，志愿者有太多的疑惑了。一群抱着美好愿望过来的人，看到了最不美好的东西。

“是我们承担了根本无法承担的责任？还是……”志愿者们在静静地思考，“假如我们多一点耐心，多一点信任，多一点……”

2003年3月底，最后一批志愿者撤离了复兴学校。一场曾鼓舞人心的教育改革实验归于沉寂。

新的希望

沉默。没有了志愿者的复兴学校仍然存在。真的是一切都沉寂了吗？

有人还在坚持。负气出走的殷永纯带着6个志愿者住进一幢未完工的破楼，办起了复新学校，这6位志愿者全是复兴的第一批老师。两年过去了，复新学校已招到了100个学生，殷永纯们决心一辈子留在农村。

而在上海的复兴学校召集人衡理痛定思痛，请教了中欧管理学院，决定改变做法，重组筹委会，建立职业化工作队伍，召集志愿者重返复兴———那个梦开始的地方。

■链接

复兴学校模式

完全由民间志愿者管理的农村慈善学校。实行董事会负责制。目标是架起城市与农村的直接教育的桥梁，集合城市的社会资源直接支援农村义务教育。与希望工程不同，他们除了所有财务上网公开，还直接让城市志愿者主导乡村学校管理。

现场志愿者每人至少花一年时间做乡村教师，每人每月补助200元。（女志愿者250元）。志愿者一般要求有大学学历和城市工作经验，这样不仅可以完成教学工作，还可以透彻了解农村现状。远程志愿者负责筹款与联络以及其他活动。两组志愿者通过网络开会沟通，筹委会通过网络远程管理学校。学校所有账目公开，信息透明，目的是集汇社会的慈善资金改良农村教育。如果成功，复兴模式将成批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