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悬疑迷宫：《正说达·芬奇密码》--作者：埃切戈安·勒努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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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桌前的抹大拉的马利亚

    《最后的晚餐》：坐在桌前的抹大拉的马利亚

    《最后的晚餐》是达·芬奇在1495年到1498年间画的。按照《达·芬奇密码》的说法，这是一个“秘密的关键”：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组成了一个家庭，就在这幅为米兰的圣马利亚教堂所绘制的壁画中。

    首先，坐在耶稣右侧的人物可能不是男人，而是一个女人。不是使徒约翰，而是抹大拉的马利亚。请看，丹·布朗写道：“那人长着一头飘逸的红发，两只手纤细白晳，乳房的轮廓隐约可见。”（P?郾226）确实，圣约翰有清秀的年轻人的相貌，一张没有胡须的面庞。但是他的胸部干瘪，手同其他使徒的手没有区别，并且他也不是惟一留长发的人。其实，圣约翰长得很漂亮，他最终有与耶稣相似的风度：这是艺术史上的一个常见手法。这是为了强调基督与他最喜欢的弟子，福音书所说的“耶稣的最爱”的接近。美丽可以不带女人气。但是应该承认，列奥纳多的圣约翰并没有十足的阳刚之气。有一种传言：为了画耶稣的宠儿圣约翰，列奥纳多从他的一个“宠儿”的身上汲取了灵感！或许就是从那个叫什么克利斯托法诺·卡斯蒂那里得来的灵感。列奥纳多在笔记中说，他“长了一个漂亮的头”。我们从列奥纳多的手稿中可以看出，画家为了找到他的那些模特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如果说，米兰的《最后的晚餐》被看做是一幅重要的作品，那是因为这个题材还从未如此真实地被描绘过。每一张脸的表情都经过仔细的研究。达·芬奇跑遍全城，在酒馆、妓院、公共浴室寻找合适的模特。他可以整天地追着一个人研究他的相貌，或者去观察被判处死刑的人的“手势”。犹大的脸让他花去了整整两年的研究时间！（这让等不及壁画完成的僧侣们十分不耐烦。）达·芬奇解释说：“我天天都去犹太区，首都的全部恶棍都住在那儿，但我还是没有找到符合我的想象的一张阴险的面孔。一旦找到这张脸，只用一天我就能完成这幅画。”大师威胁说，如果把他逼急了，他就用不断打扰他的修道院的修士当模特！

    丹·布朗为了论证《最后的晚餐》是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成婚的加密的喻意画，提出了第二个论据：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之间的空间构成了一个V，他说这是“圣餐杯，女性子宫”的象征符号（P?郾227）。还有，两个人物在桌前的位置构成了抹大拉的马利亚的M。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这两个字母。我们使用这类方法，可以在成堆的绘画作品中发现成千上万这样的东西。丹·布朗把绘画的神秘的几何学理论简化到了可笑的地步。在我们看来，这些理论与这类幻想毫无关系。然而，正如许多艺术史学家所指出的，基督与圣约翰之间的空隙是相当“精彩的”。例如达尼埃尔·阿拉斯（Daniel Arasse）提出了与《达·芬奇密码》完全相反的一个说法：这个空隙表现出了无法估量的距离，它区分了人与神的双重本质，区分了基督的本质和他最喜爱的弟子仅具有的人的本质。列奥纳多希望表现基督是上帝之子。

    丹·布朗提出的最后一个论据：在米兰的《最后的晚餐》中，使徒彼得，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嫉妒者——“画上的彼得恶狠狠地斜靠着马利亚，他的手像刀刃一样横在她的脖子上”。而且，“有一只手从那群门徒中间伸了出来——这就是那只握着匕首的手”（P?郾230）。

    但是小说家忘了说，列奥纳多只是照搬了《福音书》中所说的这顿最后的晚餐：彼得就耶稣刚刚说的话向约翰询问（《约翰福音》Ⅷ?郾14）。而耶稣刚说的话是骇人听闻的：他宣布坐在桌前的某个人出卖了他。

    在列奥纳多之前，其他的艺术家都是以静态的手法表现这一场面的。通常是所有使徒有规律地沿着桌子分布，处在同一平面上。在大部分的画中，犹大在一边，与其他人相对，他是惟一没有光环的人。列奥纳多打破了传统。他构筑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戏剧情节，就像在舞台上（依照透视法画的背景就像是一个舞台布景）。壁画毁坏了，经过多次修复（通常是非常拙劣的）。不管怎样，我们似乎看到了众使徒为背叛的消息而活跃起来。一些人悲伤地起身，或是以他们的爱和他们的纯真来表示反对；其他人在严肃地讨论，或者似乎在等待主解释他的话。恰恰只有约翰好像是接受了主的信息且明白了。达·芬奇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画草图。他甚至做了声学方面的研究，以便弄清楚说话声的反射对人类激动情绪的影响！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在《影像的生态学》中说：《最后的晚餐》是“一句话（宣布背叛）对一群人造成的冲击”。达·芬奇的画作涉及各种心理特征：吃惊、怀疑、气氛、恐惧、否认……到底谁要背叛主？

    彼得为了说悄悄话而走近约翰，因为犹大就在旁边（这是丹·布朗忘记指出的主要因素）。所有专家一致认为，正是彼得握着象征性地指向变节者的匕首。这把匕首也影射了稍后在客西马尼园（Gethsémani）里，彼得为了不让卫兵抓走耶稣而抽出的剑。

    还剩下一个《达·芬奇密码》没有提及的重要问题：既然列奥纳多如此确信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基督教中的重要性，为什么他的任何一张画都没有表现她呢？丹·布朗的信徒可能会说：因为教会驱逐、压制了她，因此禁止在宗教艺术中表现她。错了。抹大拉的马利亚是一个经常被表现的人物。艺术家们喜欢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上表现她。艺术家可以描绘她而表达痛苦。散乱的长发、胳膊夸张的动作，她是哀伤和绝望的一个逼真的隐喻。在文艺复兴之前，仅在意大利，她就出现在乔托 ①（Giott）的一幅壁画和一处表现圣母与圣婴的多折画屏中；也出现在西蒙·马尔蒂尼 ②（Simone Martini）的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上；还出现在皮耶特罗·洛伦采蒂 ③（Pietro Lorenzetti）的一幅耶稣降架半卧图中。在文艺复兴时期，多那太罗 ④（Donatello）创作于1455年的非常著名的雕塑作品深刻地影响了佛罗伦萨。几乎就在同时，哭泣的抹大拉的形象出现在马萨乔 ⑤（Masaccio）画于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的一幅耶稣受难壁画里，出现在献给彼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⑥（Piero della Francesca）的阿雷佐（Arezzo）的穹顶画中；波提切利和拉斐尔在他们的耶稣降架半卧图中也描绘了哭泣的抹大拉的马利亚。是的，抹大拉的马利亚，基督的门徒或“妻子”，次次都在哭泣，只有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绘画作品中是个例外。

    看起来很清楚，丹·布朗小说情节的主要区域超出了史实的范围。郇山隐修会出自20世纪的一个阴险人物的想象；列奥纳多·达·芬奇并没有在他的作品中隐藏被教会隐瞒的巨大秘密——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婚姻。我们的调查，读者朋友们，也应该胜利结束了。

    可是，即使布朗的情节纯属虚构，但是他提出来的问题仍然是中肯的：教会为了建立一种典型的男性宗教，真的决定消除存在于古代异教中的神圣女性吗？抹大拉的马利亚到底是谁？这个人物竭尽全力地出现在《约翰福音》中，可她又奇怪地，在新生的基督教社团的早期记载（《使徒行传》或《彼得书》）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会是耶稣的情人或者妻子吗？他们会有后代吗？

    对某些信徒来说，这些问题是异端邪说。自打《达·芬奇密码》出版后，全世界众多的天主教徒已经表示了他们的愤慨。我们怎么能够提及基督的性生活？当这些愤怒是冲着小说的主题本身，而不仅是冲着小说的论据的时候，就表明这个话题是很多人的禁忌。但是，我们弄不清楚，他们，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为什么对有人关心耶稣的性生活问题感到愤慨？性是人类本性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像任何人一样——这里无须知道这是否也是神的本性——耶稣也不可避免。为什么耶稣的性就被抹去了？要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有一种看法，哪怕这种看法是出自对他的信仰。

    我们打算在后面的几章中审视《达·芬奇密码》所引述的论据。我们先从抹大拉的马利亚复杂的人物形象着手，这点在四福音书和口头相传的教义中均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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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书中的抹大拉的马利亚

    抹大拉的马利亚是福音书中多次提及的一个人物：玛大肋纳的马利亚的姓名的誊写。马利亚（米丽亚姆）是当时很常见的名字，在福音书中，除了耶稣的母亲之外，基督的周围还有多个马利亚。“抹大拉”的意思是“塔”，是这个女人家乡的村庄名。

    路加（Luc）说，她是追随耶稣的一群妇女中的一个：“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马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路加福音》Ⅷ，1—2）我们顺便说一句，在与外界如此隔绝的一个团体里，耶稣身边出现这些女人，表明他与人类的交往是非常自由的。马可（Marc）在叙述耶稣的复活时又谈到了七个鬼的细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耶稣从她身上曾赶出七个鬼。”（《马可福音》ⅩⅥ，9）人们常常不怀好意地议论从抹大拉的马利亚身上驱除掉的七个著名的鬼。这肯定不是指中了一个完全出卖了自由的恶魔的邪（就像我们当代人熟知的电影《法师》中的那类中邪）。在福音书中，魔鬼象征身体或心灵的一种疾病。通过驱除这些魔鬼，耶稣解开身体或心灵的一个结。他让人摆脱肉体、精神的痛苦，或罪孽的重负（常常是三种都有）。说到七，这是一个表示数量多的数字，在这里表示这个女人忍受着许多的痛苦。

    四福音书完全一致地在两个揭示圣子耶稣化为肉身的根本含义的关键时刻——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表明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场。十二使徒中惟一一个出现在十字架下的约翰说还有三个马利亚：耶稣的母亲、耶稣的母亲的姐妹（革罗罢Clopas的妻子马利亚）和抹大拉的马利亚（见《约翰福音》ⅩⅨ，25）。马太（Matthieu）和马可没有说约翰在场，但是确认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场。路加只说了耶稣的“朋友们”以及“陪伴他的女人们”“站在远处”。在叙述复活的时候，福音书全都清楚地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名字。但是，当说到天使在空空的坟墓前宣布耶稣复活的时候，对她是单独的（约翰）还是与其他女人在一起（马太、马可和路加）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第一时刻，圣女们（包括抹大拉的马利亚）一大早就发现坟墓是空的，并从天使那里得知耶稣复活的消息。在第二时刻，耶稣只对抹大拉的马利亚一个人显现了他的复活，她将去通报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使徒们。约翰更是坚持说，复活的耶稣只对抹大拉的马利亚一人显现。下面就是让人吃惊的，使人们对这个女人的人格以及她与耶稣的关系产生遐想的那段叙述。

    “马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面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她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她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过这话，就转过身去，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她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马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马利亚！’马利亚就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兄弟那里，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马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她又将主对她说的这话告诉他们。”（《约翰福音》ⅩⅩ，11—18）

    这段经文在许多方面让人吃惊。显然，除了宣布耶稣复活——宗教创始人心中惟一的和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事件——之外，复活的耶稣的样子也很莫名其妙，因为，抹大拉的马利亚没有立即认出他，并把他当成看园子的。释经者就这个误会做了无数的解释：坟墓的昏暗，基督享天福的圣身不同于尘世的身体，尽力要找到基督尸体的马利亚没想到见到活的基督，等等。

    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一段表明了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之间的亲密关系。在马利亚一方，事情再明显不过了：一想到找不到耶稣的尸体，她就绝望。这一幕与《雅歌》中最爱的人的著名祈求是相互呼应的：“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雅歌》，1）当抹大拉的马利亚认出基督时，她用一个家人的称谓称呼基督（我们用“小夫子”表达或许更贴切）并且有可能扑上去要拥吻他，因为耶稣只得坚决地斥责她：“不要摸我！”在基督一方，复活后第一个（甚至先于他的生母）对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这件事就足以看出他对她的爱。

    抹大拉的马利亚的确是使徒中的使徒，她将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宣布从死人中复活的基督的“好消息”（这是“福音”这个词的含义）。对我们来说，这个话题真实与否并无大碍：原始的基督教口传教义就是这么叙述的，这赋予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异常显赫的地位。

    现在，我们可以思索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四福音书给予抹大拉的马利亚这样重要的位置，《新约》的其他经文却不再提她了。在保罗（Paul）那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他也不提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只说基督“生自一个妇女”）。使徒行传叙述了耶稣升天后教会的诞生（只是模糊地提到与使徒们一起祈祷的“几个妇女”），在其他的使徒书中也是只字未提抹大拉的马利亚。与耶稣如此亲近的一个女人，他的复活的第一个目击证人，怎么没有在早期基督教社团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呢？她为什么如此地沉默？或许只是性别歧视：只有男人才配书写历史，这些早期作品的作者或许这样想。丹·布朗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设：抹大拉的马利亚是耶稣的名副其实的伴侣，他俩可能有一个孩子；她在早期的教会中太重要了，以至于盖过了彼得和其他的使徒……所以从最早的文字材料起，就一定要规避她。随后，丹·布朗又写道：天主教教会于4世纪，在尼西亚公会上，决定让这个真正的累赘永远消失，以便教会的权力男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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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神秘女人的诞生

    我们在下面的部分将触及尼西亚公会的问题。在此之前，应该提请读者注意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抹大拉的马利亚在信徒中享有不容置疑的崇高声望。换句话说，教会“掩盖”抹大拉的马利亚的这种“布朗小说”论点已经撞上了一个相当大的异议：对马利亚崇拜的持久性，这也得到最伟大的神学家们的支持，这与福音书之外的其他《新约》中的守口如瓶形成对照。对于耶稣的母亲，我们也能指出同样的问题，她在福音书中地位非常重要，但在使徒书中却几乎被忽略了，然后在时间的长河中成为基督教的一个中心人物。可是，教会不仅不反对，反而支持对这些女人的崇拜，甚至在公元431年的以弗所公会上，宣布拿撒勒的马利亚是Theotokos，即“上帝生母”。

    如果我们不能指责教会想降低耶稣最亲近的这两位女性的重要性，我们可能反过来思索她们被树立为信仰的“典范”的方式。继否认大部分的马利亚教义、马利亚的终身童贞或者她的升天的耶稣教徒之后，在天主教《圣经》诠释者的团体里，要求审视“塑造”普世的圣母马利亚那样的马利亚的原型形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圣母马利亚的目的是处于动荡命运中的巴勒斯坦妇女脱离肉身，按照母亲神（Déessemère）和生孩子的童真女（Vierge）的异教模式，成为神的某种女性形象。

    我们好像要完全推翻丹·布朗的论证。根据他的论证，教会希望抹掉以崇拜伟大女神的形式出现在异教中的女性。相反，教会重新引进了女神！但肯定不是立即——证据是早期文字材料的谨慎——而是随着对转化为基督教的新的“神圣女性”需要的增长而逐步进行。在这次女性的再引进中，抹大拉的马利亚将扮演不同于圣母的角色，她穿上了古代异教中常见的另一个普世的伟大原型——神圣的妓女——的衣服。

    这个“塑造”是通过逐渐混合福音书中出现的多个女性的形象，让抹大拉的马利亚，“悔改的女罪人”这个“神秘”人物诞生而进行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的人物原型是三个女人：四福音书所说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约翰福音》所说的贝大尼（Béthanie）的马利亚、《路加福音》提到的一位无名的女罪人。我们已经说过第一位马利亚，那么后两位马利亚是谁呢？

    约翰告诉我们，贝大尼的马利亚是马大（Marthe）的妹妹，是耶稣救活了的拉撒路（Lazare）的姐姐，这点得到了路加的确认（《路加福音》，Ⅹ）。他在另一段文章中提到两姊妹竞争：马大准备桌子，而马利亚坐在基督脚下，听他说话。约翰说，逾越节前六日，耶稣到贝大尼赴宴（约翰没有详细说谁是主人），在宴会中，马利亚用极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这引起了犹大的愤慨，他说可以把香膏卖了，将钱分给穷人。耶稣说：“由她吧！她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约翰福音》Ⅻ，7—8）这一段与马太和马可的讲述相似得简直会让人搞错，马可说，在贝大尼的某个叫西门的信使家中，席间，一个女人（没有说出名字）用很珍贵的香膏为耶稣抹头（而不是脚），这引起使徒们（不仅是犹大一个人）的愤慨。耶稣提到他的葬礼，制止了使徒们，但他说了一句约翰没有记述的预言：“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作的为纪念。”尽管有一些细节上的出入，但这两段的近似足以让我们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但这是在说抹大拉的马利亚吗？最开始时不是，至少有两个理由。首先，“抹大拉”这个词，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是反映这个女人出生的那个村庄。可是抹香膏的女人是出自贝大尼。第二，最详细地记载了这两个女人的是同一位福音书作者，而我们看不出来他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地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她们。然而，基督的口传教义将逐步地把这两个女人连结到一起，甚至还增加了第三个人进去！

    路加讲述了这段感人的场面：一个叫西门的法利赛人请耶稣到他家吃饭。这时来了一个在城中被认为是“罪人”的女人。这个女人把瓶子里的香膏倒在耶稣脚上，并用自己的头发为他擦脚。邀请耶稣的主人对一位先知竟能如此地任一个不洁净的女人接触他感到惊奇。耶稣就用一条关于宽恕的神的箴言教导他，并以这个女人为例。他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路加福音》Ⅶ，44—47）

    人们对这个女人的种种“罪孽”说了许多恶意的话。对于大部分的《圣经》注释者而言，她可能是一个轻浮的、放肆的女人。有些人说是一个妓女，可是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这一假说的证据。人们显然也要询问这段描述和路加没有记载的那段贝大尼的女人敷圣油的叙述之间的联系。这是不是以另一种观点讲述的同一件事情呢？在这两件事中，主人都叫西门，都有一个女人给耶稣抹香膏。但是，路加是惟一一个确认这是个有罪的女人的人，并且既没有提她的名字，也没有提她的村庄名字，也没有提马大和拉撒路的名字。人们还会问，她不会就是那个被驱走七个鬼的抹大拉的马利亚吧。这七个鬼会不会就是耶稣提到的“许多的罪”呢？这些合情合理的疑问逐渐地变成了假设，然后又变成了信条。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个人物就这样形成了，她最后变成了耶稣的亲密朋友、改悔了的妓女、被选为见证主复活的第一个证人。

    当东方希腊的口传教义从总体上仍把这些女人看作不同的人的时候，拉丁派的口传教义自公元4世纪开始明显地转向了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物的混淆。例如，奥古斯丁①（Augustin）在他的著作《约翰研究》（XLIX?郾3）中认为：“看看拉撒路的姐妹，她摆脱了一个充满罪孽的人的巨大重负。因为她是一个众所周知有罪的女人。可是人家对他说：‘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西方教会的许多教皇和神学家们：德尔图良①、安布罗奇奥②、圣哲罗姆③、格列高利一世④、伯尔纳⑤、托马斯·阿奎那⑥……也持有这样的看法。

    自此，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形象似乎聚成了一个原型：一个妓女转变而成的圣人。其实神圣（或神圣的事物）与Mai-Yin的联系，在几乎所有的宗教传统中都有涉及，而不仅仅只存在于希腊—罗马的异教中。在只有辅音的古希伯来语中，神圣（Qedoushah）和妓女（Qedeshah）的词源都是QDShH。《圣经》中有关于“神圣的娼妓”的艳丽描述，她们完全不像悔罪的女人。想想他玛（Tamar）的美妙的故事（《创世记》ⅩⅩⅩⅧ），这位寡妇为了与她的公公犹大（以色列十二部落之一的始祖）睡觉而决定装扮成一个妓女，她瞒着犹大是为了得到一个孩子。她也出现在马太给出的耶稣先祖的谱系表中（《马太福音》1?郾3）。还有喇合（Rahad）的故事，这个耶利哥城（Jéricho）的妓女把约书亚派去的两个探子藏起来。她后来和她的家人来到了希伯来人中间（《约书亚记》Ⅱ、Ⅵ）。

    基督教逐步地树立了两个妇女的原型，我们在大部分人类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见到的原型：处女和妓女，母亲女神和神的情人。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属于前一种；抹大拉的马利亚——可能是多个人物集一身的形象——则属于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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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旺斯的抹大拉的马利亚

    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法国可不是出自丹·布朗的想象。这个传说已经存在很久，并对增加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声望起到重要作用。梅因茨的主教拉邦·毛尔（RabanMaur，856年去世）写过一篇《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圣马大的生平》，他参照了公元5世纪的记述，这些记述就已经隐含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到了普罗旺斯的圣马克西曼的事实。真正把这段故事——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不管说它是什么，甚至因为它像小说的情节般离奇也好——落在纸上的是雅克·德·沃拉吉内（JacquesdeVoragige）写于13世纪的《圣徒传记集》。他描述了耶稣复活之后，当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开始受到迫害时，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多名信徒被逐出圣地的情景。在兄弟和父母的陪伴下，她登上了一条无舵的单薄小舟，神奇地渡过了地中海，在阿尔勒（Arles）附近上岸，那块地方后来被叫做圣马利亚海。抹大拉的马利亚传播福音的使命从这里开始。她先是到马赛布道，留下了一些圣迹。然后，一心希望隐居的她来到Huveaune，穿过了幽暗的博姆（Baume）森林，住进后来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山洞。她远离人群，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三十二年。就像《雅歌》中最爱的人，“藏进岩缝中的鸽子，在陡峭的隐居地”，她沉浸在对基督的凝视中。传说，每天七次，天使把她抬到天上，在那里为他们举行天堂的圣典礼。（《圣徒传记集》，92章）

    人们为什么对这些荒凉之地进行朝圣，动机一直不清楚。但从公元5世纪开始，据说一些僧侣来到这里，在圣博姆（Sainte-Baume）的森林和岩洞中寻求清静。孤独而人迹罕至的峭壁上的山洞，镶嵌在以它的名字命名的一条长长的山脉中央。山脚是广阔的山毛榉和橡树树林。在中世纪，朝圣的人越来越多，踩出了一条直达山洞的路——国王路。1254年，国王圣路易①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回来后，对这块圣地的朝圣尤其引起轰动。1279年，安茹的查理二世担心撒拉逊人玷污圣物，下令对圣马克西曼进行挖掘，因为他听说那里埋着已有七百一十年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圣骨。结果发现了被土掩埋的一间高卢—罗马时代的地下室和一些石棺。圣骨的真实性立即就被公布，并为这一发现专门举行了隆重的弥撒活动。需要指出的是，1974年，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的地中海考古院对圣骨进行了鉴定。通过分析，骨架属于一位身高为1?郾48米，年龄五十岁左右的纤细的地中海女人。但没有进行任何年代的检测。1295年，安茹的查理二世让人建了一家修道院和圣马克西曼王家教堂，它们后来成为法国东南部最大的哥特式建筑，教皇卜尼法斯八世②委托多明我会的修士进行守护。自此，朝圣者大批拥来，比如国王，教皇，圣男圣女，普通信徒。遗憾的是，山洞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1793年）遭到毁灭性的损坏，多亏多明我会的神父亨利-多米尼克·拉考戴尔在大革命后的1859年进行修复，朝圣活动才恢复到过去的规模。朝圣活动从未间断的这个地方如今成为罗马至孔波斯泰勒（Compostelle）路上的一个停靠站。自2002年夏季岩洞经过岩壁清洗工程后重新开放以来，四名多明我会教士负责接待朝圣者，恢复了卜尼法斯八世定下的传统。目前，新一轮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或许最新的这次挖掘能让我们发现这个美丽的故事是不是只是一个虔诚的传说；或者是不是一位跟随耶稣的马利亚（哪个马利亚？）两千年前来到这里，给普罗旺斯这块美丽的土地带来了“福音”。

    这就是我们根据“正式渠道”——《圣经》和口传教义——可以谈论的有关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基本情况。尽管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和贝大尼的马利亚关系亲密这件事情看来是清楚的，但似乎也就仅此而已，很难像丹·布朗或在他之前的《圣血，圣杯》的作者那样，确认基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成婚。这些作者反驳说，有什么可吃惊的，因为天主教教会正千方百计掩盖这件事。因此，教会毁掉了相关的文献，只保留了与基督的独身相符的文献。这是些什么文件呢？

    伪福音书

    在小说中提彬又说：“让历史学家们庆幸的是，君士坦丁试图销毁的福音书中，有一部分竟流传了下来。《死海古卷》于20世纪50年代，在以色列沙漠库姆兰①附近的一个山洞被发现。当然了，还有1945年在埃及哈马迪②发现的《科普特文③古卷》。这些文献不仅讲述了圣杯的真实故事，还以很人性的词句谈论基督的教诲。”（P.217）为了让他的论点建立在与抹大拉的马利亚（真正的圣杯）这个人和她与耶稣的关系相关的“圣杯的真实历史”的基础上，丹·布朗利用了两次重大的发现。我们将在后面一章讨论死海古卷。这里先关注在纳杰哈马迪发现的科普特古卷和伪福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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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杰哈马迪手书

    1945年，在距上埃及的纳杰哈马迪村几公里处的杰贝埃尔塔里夫（Djebelel-Tarif）悬崖脚下，一位埃及农民偶然地发现了一个埋在地下的坛子，坛子里有古代的手稿。直到1946年古卷出现在开罗的古董市场之前，这些手稿的辗转路线仍不为人知。幸好，开罗科普特博物馆成功地在1949年至1952年间购得这些手稿的主要部分（它们一直可以在博物馆查阅）。这套藏品有十三册，每册包含多篇文献，总计约1200页。这些大部分保存完好的科普特文手稿写在一页页的纸莎草纸上（不像布朗所说写在羊皮纸上，也没有卷成卷，而是经过折叠，装订成册）。

    这是与早期基督教有关的一次重大发现。这些公元4世纪的纸莎草文献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伪经和诺斯替经书图书馆。我们对其中的一些福音书一无所知，或只是部分地有所耳闻。在检视它们的内容之前，我们简单解释一下“伪经”和“诺斯替”的含义。

    伪经和诺斯替

    在基督教中，“伪经”（apocryphe）这个词（源于希腊语apokruphos，意思是“秘密的”，“隐藏的”）是指不在“正典的”，即经过教会批准，收入《圣经》的经文之列。因此有《旧约》（犹太教经书）的伪经和《新约》（基督教经书）的伪经之分。大部分《新约》的伪经产生并流传于公元2世纪和公元6世纪的基督教社团中。

    许多伪经与正典的体裁一样（书、福音书等等）。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彼得的、腓力的、多马的、马利亚的福音书，雅各的、约翰的、彼得的行传，使徒的、巴拿巴的、保罗的书信，还有雅各的、彼得的、保罗的启示录①。这些文献总是被冠以一些著名作者的名字，以使它们具有一种可信度——人们把这一做法称为假托。假托在古代很流行，不仅涉及基督教的经文。换句话说，署名的使徒其实很有可能是编纂者假托的（这在正典经文也一样）。从现代历史批评的观点看，这些伪经的记述并不比正典经文更可信，或者更不可信。作为正典的经文，它们传授的是特定时代的基督教社团的信仰。有一些伪经，如《彼得福音》（属于公元2世纪），证明了在基督教和犹太教最终分道扬镳之前，即公元一、二世纪之交时的犹太基督教社团的信仰。其他的，如《雅各第一福音》（也是公元2世纪的），展示了一种大众的信仰，给奇迹留出很大的空间：它们主要寻求补充正典福音书中有关耶稣童年的缺失，对基督教想像力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比如圣诞的牛或驴棚的故事）。最后，还有一些伪经证明了在基督教早期，在正统的信仰观念尚未产生之前神学上的矛盾和争论。这些经文是与被认为是“异教”的那些信仰的形式一致的，因为它们捍卫了被大多数人抛弃的论点。其中有些被称作“诺斯替派”经文。

    诺斯替这个词的含义是“智慧”（希腊文中是gnosis）。诺斯替是一世纪初在基督教内部，特别是在埃及发展起来的一场广泛的古代哲学和宗教运动。诺斯替教徒主张一种二元说，认为有一个好的上帝——永恒灵魂的创造者，和一个坏的造物者——把心灵囚禁在肉体中的物质世界的创造者。与约定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信仰、爱而得到拯救的“正统”基督教思想相反，诺斯替经文认为，拯救仅属于被授以宗教奥义的人，那些持有真正的智慧钥匙的人。如今，在秘传团体里，这些人仍激起人们的兴趣。某些诺斯替经文因此炫耀“秘密”的特性（因此，其名字本身就带有“伪”的味道），例如，在纳杰哈马迪发现的《多马福音》的原名是《绝对的神耶稣所说的，由迪迪姆·犹德·多马记录的秘密启示》。因为激烈的秘传学运动，诺斯替经文受到教皇们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与基督的普世启示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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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四世纪的诺斯替图书馆

    对纳杰哈马迪藏书的来源问题仍有争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它可能出自4世纪末的一个基督教修道士团体；另一些人因汇集的文献的广泛性而提出异议。然而，毫无疑义的是，它们整体上或多或少带有诺斯替的标记，特别是尘世的心灵、被困在物质中的尘世心灵、心灵可以通过奥义的传授和释放等思想。全部的十三册藏书汇集了直至手卷发现时人们尚不知道的，或者只是通过后人转述而间接知道的五十三部（其中一些有多册）著作。其中有《真理福音》、《伪雅各书》、《伪约翰书》、《耶稣箴言》、《埃及人福音》、《雅各启示录》、《救世主对话录》，或者还有《彼得书》。

    纳杰哈马迪手卷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诺斯替运动的了解。过去对这些经文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他们对手的引文，例如里昂的主教依纳爵的著作《反对异端》（公元2世纪末）。被教会抛弃的这些经文有没有带来有关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关系的信息呢？只此一次，丹·布朗在这儿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支撑点。

抹大拉的马利亚，耶稣的伴侣？

    在纳杰哈马迪发现的各种伪福音书中，有一部清楚地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并两次把她描述为耶稣的伴侣。这就是以十二使徒之一的腓力命名的《腓力福音》。法国的大学教员雅克·梅纳尔（JacquesMénard）把这部科普特文伪福音书完整地译为法语。下面就是他的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两段译文。“三个人一直与主同行。他的母亲马利亚、她的姐妹和抹大拉的米丽亚姆（Myriam），人们称她为他的伴侣，因为米丽亚姆是他的姐妹、他的母亲、他的伴侣”（59）。后面几页，文献明确了“耶稣经常亲吻她，爱她胜过其他门徒。其他的门徒很气恼，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他们问耶稣：‘你为什么爱她胜过爱我们所有人呢？’主回答，并说：‘我怎么会不像爱她那样爱你们呢？’”（63）丹·布朗引用了第二段（P?郾228）。这就是小说中提彬教授的结论吗？这就是抹大拉的马利亚是耶稣的妻子的证据。

    不能排除这一解释，但它有些草率。首先，因为在众多的正典和伪经中，《腓力福音》是惟一一部清楚地把抹大拉的马利亚作为基督的伴侣的经书。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它符合史实。根据《达·芬奇密码》的论点，人家将辩解说教会只保留了不提这个秘密的福音书。当然，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许多其他的没有提及此事的伪福音书也被教会抛弃了呢？另外，完整地阅读《腓力福音》有利于另一种解释。

    与正典福音书相反，这部相当长的经书并不像耶稣生平的记叙，而像是一部格言集，其中一些格言把耶稣称作“主”。作者，或者作者们的意图并不是提供对耶稣的事、行为和言论的认识，而是通过一部言论和神秘隐喻集传播秘术的教育。纳杰哈马迪的专家们已经清楚地论证了这篇文章的诺斯替特征，它是有关上帝与堕落的人类心灵的精神结合的启蒙性论文。这种神秘的结合是通过“道”（与希腊文pneuma相对应的科普特文）而实现的，基督将道传授给他的真传弟子。《腓力福音》中有许多段落使用了“拥抱”、“接吻”这样的比喻表述为被授以奥义的人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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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亚福音

    哲学家、正统宗教学家让-伊夫·勒鲁（Jean-YvesLeloup）依据梅纳尔的译文翻译了一个更具文学性的《腓力福音》译本，他指出，只有当我们考虑诺斯替思想背景的时候，才能够理解耶稣和抹大拉的米丽亚姆接吻的含义。而“接吻”（nashak）一词，在希伯来语中的含义是“共同吸气”。犹太神秘教用接吻的形象隐喻传递神道，正是在接吻者的结合中相互传递把圣人中的真正的圣人引入“洞房”的秘密。《腓力福音》中心论点正是这个：耶稣为了让他的弟子们进入洞房而向他们传道。同样，被授以奥义的人之间的传递也是用接吻表示：“通过接吻，成人成为生殖的人，让他人生殖的人。所以，我们互相拥抱，我们以心中的爱相互使对方新生。”（《腓力福音》，59）

    在这种象征性和神秘的背景下，抹大拉的米丽亚姆更像是完美弟子的典范，而不是基督的情人。这样看要合理得多。正因为如此，弟子们才嫉妒，才问耶稣为什么爱她甚于爱他们。在文章中，完美弟子（与主接吻的弟子）是女性也合乎情理，它用男人和女人的结合隐喻世上的心灵与上帝的结合。但是，同所有的诺斯替经文一样，在这里肉体的结合是受到贬抑的，应该理解为一种纯精神的结合。《腓力福音》的结论是没有二重性的：“分开的人可以重新相互结合和相互受胎。所有参与神圣拥抱的人都将燃起智慧之光。他们将不再像在黑暗中形成的普通的婚姻那样繁殖。”

    丹·布朗还引用了另一段伪经，惟一的以女人——抹大拉的马利亚冠名的伪经。《马利亚福音》是用科普特文写在一页纸莎草纸上的诺斯替派论著，于19世纪末在开罗的一家古董店被发现。自1890年起，它被保存在柏林国家博物馆埃及考古部。虽然经文非常短并且缺了三分之一，但其中诺斯替的痕迹十分清晰。在经文中马利亚被描述为保有弟子们所不知晓的耶稣的回忆的人。《马利亚福音》里没有任何与耶稣有肉体关系的叙述，却清楚地显示出使徒们的嫉妒：“彼得对马利亚说：‘姐妹，我们知道老师爱你不同于爱其他女人。请把你能记起的、我们不知道的老师的话告诉我们。’在马利亚非常难懂的一席话之后，安德烈对这些话产生了怀疑，但彼得立即打断他，说：‘老师和一个女人说了我们不知道的秘密，这可能吗？我们必须改变习惯，全都听这个女人的吗？他真的爱她胜过爱我们吗？’”（让-伊夫·勒鲁：《马利亚福音》）这些段落可以有多种解释。耶稣和马利亚的特殊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爱情关系，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老师和他最喜欢的学生的、剔除了任何终极秘密的关系。

    如果放回到它们的语境中，经文中提到的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特殊关系的含义就与《达·芬奇密码》所影射的含义大相径庭了，尽管没有人能够最终确定他们之间没有肉体关系。再说一遍，必须走出宗教禁区才有可能不带偏见地看待这个问题。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要谈论基督教中女性和性的关键性问题并作出结论。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提彬教授为了证明耶稣和马利亚的结合而提出的另一个论据：库姆兰（Qumran）的羊皮纸文献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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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罐子里的手稿

    现在让我们来审视这些让人想入非非的著名的死海古卷。先是一些贝督因人①在死海附近库姆兰的山洞中发现了几个筒状物。1947年，这些东西出现在当地的古董市场上。这只是这个传奇故事的开始。随后，这些曾经藏在陶罐中的筒状物转到了专家手中。经检查，专家们确认这是一个重大发现。需要确定藏着这些手稿的那些山洞的位置：专家们设想并希望那里还有其他的手稿。联合国的一个比利时籍官员在约旦阿拉伯军队的协助下找到那些贝督因人并询问他们。1949年，这些山洞终于被找到。约旦文物处的领导G.L.哈丁和耶路撒冷圣经学校校长、多明我会教士罗兰·德沃（RolanddeVaux）负责系统的发掘工作，这项工作持续到1956年。这次发掘使藏在其他山洞中的一些新的手稿重见天日。埋藏手稿最多的第四号洞是另外一些贝督因人在1955年发现的。

    到60年代末，专家们发现了一笔无价的、令人震撼的考古“宝藏”：成书时间约为公元前250年到公元68年，写于绵羊皮上的八百篇文献。这些羊皮一部分保存完好，大部分成了碎片。其中四分之一的文献是《旧约》中也有的希伯来《圣经》，但是，它比当时知道的最早的希伯来《圣经》早了一千年！这些经文随后被承认并被确定为正典（这是由流亡到巴勒斯坦的Yaneh的拉比们在公元1世纪确定的）。

    另一部分是正典希伯来圣经未收录的文献。其中有一些后来被天主教的圣经收录（这就是“外典”）。相反，基督教圣经把它们排除在外（基督教徒称它们为“《旧约》的伪经”）。

    库姆兰手卷里还有一部分。这是到那时为止，人们完全不知道的经文（《圣殿卷》、《社团规章》），它们是一个犹太社团，即艾塞尼派的生活和宗教信仰的准则。当时，人们只知道存在这个教派，但有关他们的情况却完全不知道。

    在深入探讨这个教派之前，让我们首先更正一下雷·提彬论点的一个大错：这些手书中没有任何一篇谈论到耶稣或者基督教。这些完全是犹太经书。布朗通过提彬之口，把库姆兰手稿定义为“最早的基督教经文”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完全不要指望这些记述中有与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有关的揭示。

    相反，这些经文对于探讨耶稣时代犹太教的多样化是很重要的。在这些文献被发现之前，人们想象这个时代的犹太教在教规和信仰方面是相对一致的。自此，人们了解到耶稣与法利赛人的激烈的争吵并不是《新约》中的一个特例：在当时的犹太团体之间，各种针对解释法的论战很激烈，有时还携带着暴力。这些文献也让我们理解了希伯来《圣经》，并表明《圣经》的文本史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最后，这也让我们最终了解了艾赛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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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赛尼派信徒

    犹太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简短地提到过这个犹太社团的存在，提到它的还有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斐洛①（Philond′Alexandrie）。老普林尼②（Plinel′Ancien）提到过位于“EinGedi湖畔”——相当于库姆兰的位置——的一个艾赛尼派组织。自1947年起被陆续发现的这些手稿让我们对这个犹太教活动团体有了更完整、更细致的了解，它可能诞生于马加比家族③起义失败后的公元前2世纪中叶。这是一个因信仰世界末日临近而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团体。（这一启示录般的预言在当时多个对现状不）

    库姆兰的艾赛尼教徒把自己视为“阳光之子”，与“地狱之子”相对。他们组成一个可能是独身的男人的社团，选择脱离社会的生活，并且狂热地为世界的末日和最终战胜恶做准备。教规确立了一种超脱而非常苛刻的纯洁理想（里面有众多的洗涤的仪式）以及固定的祈祷和教理研究的时间。同时规定物质财产共有。艾赛尼教徒反对耶路撒冷圣殿，他们认为圣殿已经落入大逆不道的教士之手。他们等待着一位终将完善他们的健康行为的一位弥赛亚①的降临。在手卷中他们还提到一位与大逆不道的教士（圣殿的教士）相对立的“正义大师”。很难给这个人下定义。一些专家把他看作是教派的领袖，另一些则认为是教派的创始人，是被圣殿驱逐的一个宗教改革者。

耶稣是一个艾赛尼派教徒吗？

    等待世界末日，等待以正义大师面貌出现的弥赛亚的预兆，与圣殿对抗——这些艾赛尼信徒的信仰和早期基督教徒的信仰之间立即就有了联系。另外，在死海古卷发现之前的19世纪末，埃内斯特·勒南②（ErnestRenan）就已经肯定地说：“基督教是大获成功的一种艾赛尼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①（FrédéricⅡ）在1790年10月给达朗贝尔②（D′Alembert）的信中也说：“耶稣纯属艾赛尼教徒。”

    1950年，铭文与纯文学科学院的常务秘书安德烈·杜蓬－索梅尔（AndreDupon-Sommer）在他的《死海古卷初览》一书中说：“‘加利利大师’③，就像《新约》为人们描述的，很像正义大师令人吃惊的一次转世……”在艾赛尼信徒和早期基督教徒之间假定的，甚至是可能的联系一直引起争论。它主要围绕着三个基本点展开。

    1.施洗者约翰。他在库姆兰附近地区从事活动，他是独身者并预言天国的即刻降临。因此他很有可能知道这个社团的什么事情，甚至是曾经加入过，后来又脱离了这个社团。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确切地证明这个论点。

    2.耶稣和正义大师。两者相似的地方是明显的，但是在传播教义时也有重大的不同之处。正义大师面对的是脱离社会的一小群人，而耶稣则向所有人，绝大多数是以箴言的形式传教，并意欲“为大众”献出生命。另外，如果我们相信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在他的《犹太史》中的记载，艾赛尼教徒“摒弃女人、罪人和残疾人”，而福音书则向我们表现了一个周围有女人、罪人和残疾人的耶稣——这点对他的诽谤者非常不利。

    3.第一个基督教社团。某些艾赛尼派的教规可能对早期基督教徒产生过影响，例如，集体进餐或者财产共有，还有启示录的经文和对弥赛亚的期待（另外，这种期待是其他的犹太教组织所共有的）。这种接近还表现在一篇库姆兰的经文和《路加福音》(Ⅰ，26—38)上。这篇库姆兰经文对一个神秘的人使用了“上帝之子”的称号。同样，“虚心的人”（《马太福音》，Ⅴ，3）这种表述在“库姆兰经文中虽然没有一对一的表达，但从文字上，或者教义上也有足以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库姆兰文专家让·皮·雷莫农（J.-P.Lémonon）解释说。

    当然，尽管如此，这种相像仍然让人吃惊，并得出结论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影响，至少也是殊途同归。它们体现出一种共同的精神状态，可以更好地让人理解基督教在当时的犹太教背景下的诞生和扎根。卢万（Louvain）大学教授、格罗宁根大学库姆兰学院院长弗洛伦蒂诺·格拉西亚·马丁内兹（FrorentinoGraciaMartinez）说：“我们或许在库姆兰经文中发现了已经得到详尽论述的每一个基本因素，这些基本因素构成了《新约》的救世主（弥赛亚、教士、仆人、上帝之子）的形式多样而复杂的形象。我觉得这是确实的，不容置疑的。但是没有受苦的和救世的仆人的形象，所有这些元素都被堆砌到惟一一个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人物身上，但在我们看过的资料中，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它；这个等待世界末日的正义大师在经文中从来没有被详细地阐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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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与独身

    总之，专家们一致指出了艾赛尼教与基督教的相似，但并没有对两个组织之间的直接联系下结论。然而，对于我们关心的耶稣的独身问题最终只有一个观点。无论耶稣是否经常与艾赛尼教徒交往，根据我们对这一派别的了解，它增大了苦行和单身的可能性，而不利于性和婚姻的说法。死海古卷的发现宣告了《达·芬奇密码》主题的无效。

    同样，这一发现让一个主要论据相对化了，这个主要论据本来可能有利于某些犹太教专家认为的耶稣已婚的论点，即在基督的时代，在犹太教堂中传教的一位拉比不可能是单身的。多亏了库姆兰经文，使我们对艾赛尼教徒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如今我们知道，在基督的时代，存在着一些独身的宗教导师，为天国即将降临而主张禁欲。他们中的某些人在犹太教堂中传教并不令人惊讶，即便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符合主流犹太教。

    如果丹·布朗提到死海古卷，那也不是为了参考其中的内容，因为死海古卷所支持的论点与小说正相反。在引用库姆兰的经文时，他更想让人联想到长期以来伴随着出版死海古卷的论战，这场论战激起了所有的幻想，尤其为教会的阴谋的理论提供了素材。

论战：教会的一个阴谋吗？

    其实，死海古卷自发现之日起就激起了热情和双重的论战。一方面，有人指控天主教会试图掩盖秘密。另一方面，专家们指控他们的同行出自纯粹的野心把持死海古卷，损害了研究工作。这两种争论都因为同一个原因：死海古卷出版工作的不寻常的缓慢，即使已经考虑了拼合羊皮碎片的困难因素。

    让我们来审查教会阴谋掩盖库姆兰发现的“案件”。首先，这一指控是荒谬的。因为天主教会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掩盖。但是，历史背景，第一个研究团队的特点，出版的缓慢引起了许多猜疑。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事情。1953年，德沃神父组建了由多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波兰）的年轻研究人员组成的小组。其中包括六位天主教徒，一位基督教徒（美国的弗兰克·格罗斯），一位不可知论者（英国的约翰·阿利格罗）。由耶路撒冷洛克菲勒博物馆提供资金。但是，预计为十年的修复和翻译期满后，博物馆停止了资助，而修复工作还远没有完成，因为事实证明，修复某些羊皮碎片的工作很复杂。研究人员自此不得不为生计而努力。因为1967年6月的中东六日战争，使情况更加复杂。原来在约旦的库姆兰现场、洛克菲勒博物馆和圣经学校都转由以色列政府管理，而德沃神父公开反对这个政府……此间，团队解散，自1960年起，研究者们全部撤离现场。因为大部分的羊皮（511张）都已修复，他们可以回到各自的国家根据照片进行翻译工作。

    但是，一些研究人员比其他研究人员多用了许多翻译时间，尤其是信奉天主教的研究人员。从这儿，到想象梵蒂冈要求他们隐瞒有碍基督教诞生的官方说法的内容只差一步之遥——这个距离立即被某些论战者跨越了。在发现死海古卷三十年后的1977年，小组的一名研究人员约翰·阿利格罗率先迅速地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然后提出了怀疑，但他因为出版了一本关于基督教的谵妄性的著作也在学术界丧失了自己的声誉。谣传自1984年起被由赫尔谢尔·香克斯（HershelShanks）主编的《圣经考古学杂志》（BiblicalArcheologyReview）接了过去。香克斯利用了丑闻，显然是想得到某些研究者出于嫉妒保存照片的消息，这些研究者除了具备野心家的心理之外，再也没有显示完成他们工作的能力。

    最后，1987年，以斯特拉格尔内（J.Strugnel）为首的一个重组的小组成立了。小组接纳了一些以色列研究人员。希望被重新燃起。但是，在1989年，并不是所有研究人员都可以随时看到死海古卷的照片。《圣经考古学杂志》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库姆兰古卷是受诅咒的吗？1990年，因沮丧而酗酒的斯特拉格尔内对一名以色列记者说了一番话，在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他劝说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他被送进波士顿精神病院。最终小组交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艾玛纽埃尔·托夫（EmmanuelTov）、美国圣母大学的尤金·乌尔里希（EugèneUlrich）和圣经学者的埃米尔·普厄什（EmilePuech）集体领导。索尔邦大学教授、古代犹太教专家米哈依·哈达斯-勒贝尔（MireilleHadas-Lebel）解释说：“论战没有说出一个神学的阴谋，更多揭示的是偏见、不称职和采取的僵硬和没有效率的组织结构。”

    直到1991年，阴谋的臆想才彻底破灭：亨廷顿图书馆，世界上四个存有死海古卷缩微胶片的图书馆之一，决定把这些对外开放。1991年10月27日，以色列文物管理部门解除了对使用未公开发表的残片照片的任何限制。同年11月19日，圣经考古协会（《圣经考古学杂志》的出版人）发表了两大卷包括1785张残片的照片，四十五名研究人员组成国际研究组开始研究这些文件。200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自1947年至1956年发现的死海古卷全集，共三十九卷。如今，教会阴谋禁止出版死海古卷的论点已经没有人再提。（惟一使学者们分成两派的论战涉及在库姆兰发现的《圣经》的经文出自哪里：它们是出自艾赛尼派的图书馆还是出自耶路撒冷圣殿？）

    死海古卷包含了梵蒂冈的一个致命的秘密，揭示有关耶稣和基督教起源的爆炸性内容，丹·布朗是从什么地方找出这些观点的？是在1992年法国出版的《被没收的圣经，隐匿死海古卷的调查》一书中，该书出版的那年，科学界中的论战已经平息。这本书简述了一些有理由的批评，但也搭载了前十五年所有阴谋派的观点和没有根据的谣言。我们对该书的作者并不陌生：麦克尔·贝吉特和理查德·雷，《圣血，圣杯》三名作者中的两位！

    丹·布朗忠实于他的消息人和他们的观点。他的小说的主导主题之一就是阴谋理论：教会自4世纪和尼西亚会议后隐瞒了一个可怕的秘密。让我们继续调查，打开阿里乌教派的教义、君士坦丁大帝和著名的会议的分歧的档案。据说阴谋者们在这个会议上决定抹掉非常惹麻烦的经文。

    教会试图隐瞒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婚姻吗？它试图抹掉揭示了这件事和有利于女人的经文吗？丹·布朗认为，大阴谋于尼西亚公会上形成，这是由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25年召集的。随后，教会就野蛮地迫害所有企图反对官方真理的人。今天仍然是这样，教会为保守这个可怕的秘密，不是准备好要杀人了吗？无论如何，这是《达·芬奇密码》故事情节的核心：天主教会联合了亲教皇的秘密组织天主事工会，与“大秘密”的捍卫者郇山隐修会之间展开无情斗争。这是一场殊死的斗争：丹·布朗安排了一个致人死命的僧侣，多多少少地受到谋杀郇山隐修会所有成员的梵蒂冈的操纵！

    我们对著名的郇山隐修会已经心中有数了。丹·布朗所说的与天主教教会和天主事工会相关的事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从作者所谓的诞生了天主教阴谋的尼西亚公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