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悬疑迷宫：《正说达·芬奇密码》--作者：埃切戈安·勒努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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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圣殿骑士标签

    丹·布朗毫不犹豫地说，罗斯林礼拜堂是“圣殿骑士团于1446年建造的”（P?郾410）。无论是威廉·圣克莱尔从未参加过圣殿骑士团，还是在建造罗斯林礼拜堂的时候骑士团已经灭亡了两个世纪，对丹·布朗而言都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知道，随着他们的领导人雅克·德·莫莱在巴黎被处以火刑，圣殿骑士团于1314年就灭亡了。骑士团的所有财产——土地、房产、农田——都被没收。美男子腓力指望插上一手，而教皇克雷芒五世答应将这些财物给圣殿骑士团的对手医院骑士团。

    对历史学家们来说，“圣殿骑士团宝藏”是一个神话（甚至法国国王都对它抱有幻想）。历史学家们还确信，骑士团没有人幸存下来。当然，法国镇压得最厉害。但是在西班牙、葡萄牙，骑士团的财产也被没收并转给了两个新的骑士团：西班牙的蒙特萨骑士团和葡萄牙的基督骑士团。不同意圣殿骑士团已经消失的人说，这些团体是“乔装打扮的”圣殿骑士团！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外，这些“骑士迷们”还将目光转向苏格兰，因为“骑士们在那儿建了一个他们主要的避难处”，林恩·皮克内特和克莱夫·普林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写道。在有关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两位作者。关于骑士团后代问题的争论并不是新鲜事。自18世纪以来，它就让人们大费笔墨，当时，古代骑士热被重新燃起，对共济会而言更是如此。一部分共济会成员，自该组织成立起——准确说是从1723年，当它的创立章程《安德森宪章》公布的时候——就打着骑士传统，打着应用在骑士团，或者建造教堂、骑士府邸的手工业行会中的一些价值观或原则的招牌（行会、共济）。可是，大部分共济会会员自己都认为，这种演变关系并不是历史，只是纯粹的传说。

    所有这些与罗斯林礼拜堂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圣克莱尔家族与苏格兰共济会的历史紧密相连！事实上，在1736年，威廉·圣克莱尔，罗斯林伯爵（是建造礼拜堂的那个威廉的后代，但同名同姓）当选为苏格兰共济会总会的大师。这是苏格兰现代共济会正式诞生的一幕（与欧洲的其他共济会差不了几年）。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各个共济会分部都在规范礼仪制度。它们经常相互竞争，每家都声称自己比别人资格更老。因此，一些象征性的符号（例如希兰的传统永存的象征符合，所罗门圣殿的建筑）就直接被搬过来了。苏格兰共济会希望有别于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兄弟，让人家把自己看作是耶路撒冷骑士的后代。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就明白了，18世纪的圣克莱尔家族，苏格兰共济会分部的负责人认为，让别人相信他们的祖先威廉伯爵——罗斯林礼拜堂的建造者，是一位圣殿骑士，肯定是大有好处的！另外，1736年，圣克莱尔家族开始修复礼拜堂。1861年，礼拜堂经爱丁堡主教的再次祝圣，恢复了做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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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林礼拜堂的果酱和共济会成员袖口的扣子

    如今，礼拜堂一直在翻修。工程耗资数百万。罗斯林礼拜堂的传奇有助于它获得资金：进门要买票，纪念品商店出售罗斯林礼拜堂果酱、圣殿骑士团的装备等等。还有共济会的饰物：大师的银质证章（99英镑）、袖口的三角形扣子（36英镑）、带三个点的戒指（200英镑）……望族的一位后人尼文·辛克莱尔（他的姓随着岁月的流逝似乎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忙于向世人普及礼拜堂的神秘事件。例如，他对《圣殿骑士团的显形》的两位作者解释说：“要了解圣彼得大教堂的秘密，仅仅去一两次是不够的。相反，我去了无数次罗斯林礼拜堂，次次都有新发现。这地方的东西实在太丰富了。”两位“调查者”就在他们的书中热情地解释说：“尼文为我们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圣克莱尔家族不但是圣殿骑士，而且也是异教徒（原文如此）。他宣称，有关他们的知识以密码的形式被写入礼拜堂里，以便传给后人。”尼文还说，罗斯林礼拜堂是圣殿骑士和共济会会员镌刻的一部“石头书”。它那非常漂亮的拱顶，精细地装饰了星形、玫瑰、花朵、鸽子和橄榄枝，丹·布朗对我们说的异教的象征性符号。兰登教授在走进礼拜堂时还高声地说：“它们是玫瑰，是女神子宫的象征！”（P?郾412）也许是吧。但所有这些象征性符号十分常见啊！在中世纪建造的教堂中，常常见到这样的东西。它们是永恒的，全球性的，在耶稣之前很久，犹太人、希腊人、埃及人中就有。后来被基督教吸纳了。

鸽子和五瓣玫瑰

    例如：在希腊，鸽子是阿佛洛狄忒的鸟。在犹太基督教的象征符号中，它是“纯洁、朴素的象征，而当鸽子给挪亚方舟送去橄榄枝的时候，它还是和平的象征”（让·舍瓦利耶、阿兰·吉尔布朗《象征符号辞典》）。后来，随着《新约》的出现，它最终成为圣灵的象征。无论如何，在各种传统中，它都与心灵有关。至于说玫瑰（丹·布朗在他的书中经常提到的玫瑰），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再生或者神秘复活的象征（人们当时把玫瑰摆在坟墓上）。在基督教的符号体系中，它表示基督的伤口，或者接盛基督鲜血的杯子（圣杯）。百合花，在作为法国王朝的象征之前，在中世纪的教会中，象征童贞（或许因为是白色的），因此也象征圣母。至于五角星，我们已经知道了，在教堂的装饰中经常使用……

    总之，《达·芬奇密码》在象征性符号中看到了“加密的启示”，这些符号，在它们被雕刻的时代，应该被所有人理解为简单的装饰性元素，或者某种图形化的教理。尽管其中一些象征符号只能被一位精英读解，但它们也被纳入到它们与异端毫无关系的一个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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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匠和共济会

    另外，丹·布朗把瓦匠师傅和共济会会员搞混了。瓦匠师傅们建造了中世纪的教堂。他们是建筑工人。共济会的出现则晚得多，是在18世纪。这是一个传授奥义的宗教组织。共济会多多少少与瓦匠有直接的关系，确切地说是与他们的行会有关（尽管几乎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证明这种传承），它们是从11世纪起，围绕着大型王家的建筑，因此也围绕着圣殿骑士兴建的骑士封地、教堂而创立的（这可能是我们在骑士和共济会之间可以建立的惟一的联系）。这些建造者们（瓦匠们）形成行会，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它们有自己的规章，自己的道德观念，自己的宗教理解和自己的知识体系。当他们来到一个工地时，他们就建起自己的“工棚”①，即生活和聚会的地方。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操作型共济会”②，拥有非常复杂的知识的行业团体（例如建筑业）。

    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工棚逐渐落伍了。于是，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时候，一些瓦匠就想出个主意，让教士、有产者、学者、“知识分子”进入他们的工棚。大家把这些新入棚的人称为“被接纳的瓦匠”。工棚变成了某种俱乐部，行业中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此聚会，交流思想。在英格兰，萌发这种演变主要与皇家协会（类似于科学院）有关，而艾萨克·牛顿就是皇家协会的成员。共济会保留了等级（伙计、师傅），也保留了行业协会的工具，但只是以象征符号的形式出现。因此木槌和凿子（用来对石头做粗加工）表示自己要从事的工作，角尺是公平的图形，圆规表示真实（如今在共济会中仍然使用）。这就是“纯理性”的共济会的起源。其第一个地区总会于1717年在英格兰建立，相应的总会也在爱尔兰、苏格兰、法国建立。但是，从“操作型共济会”到“现代的纯理性共济会”的演变仍是一个棘手的历史问题，专家们对此还在争论。

    多说这些话是为了解释罗斯林礼拜堂出现的“瓦匠们的印鉴”并不让人吃惊（也是因为丹·布朗没有明确说）。这并不表明我们是在一个异教的宗教场所里。一些土木工程的符号（角尺、圆规）过去有时也被“施工的瓦匠”刻在石头上。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这些标记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宗教的象征符号，还是仅作为一个行会或者个人的签名，这些泥瓦匠的符号后来被纯理性的泥瓦匠们搬了过去，有时被安放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某些建筑物上。例如，在巴黎的国民议会大厦内，我们就能看见嵌在天平上的“上帝的眼睛”。在三角楣上，两个女人环绕在寓意宪法的图案边上，一个拿着三角尺，另一个拿着圆规，就像弗朗克·马松在《巴黎共济会之旅》一书中所记载的。为了得到七十七个包含“可能是”共济会的符号的建筑立面，他在四年中考察了四万个建筑立面！其实，就像他本人也在思考的那样，这真是共济会的符号呢，还仅仅是一些19世纪常用的科学与艺术的符号——特别是建筑艺术的符号（参见《金字塔的诅咒》一章）。

    共济会会员还收回了他们的瓦匠“兄弟”建造的教堂里的一些象征符号，但这次是为了用在他们自己的殿堂和总会的仪式中。我们如今已经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常常把共济会和反教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法国。这里包含着带偏见的历史观点。我们就拿里昂做个例子，因为它被看作“共济会的大本营”。在如今仍被遵从的七个宗教仪式里，就有两个被加密。如1778年，由让-巴蒂斯特·维莱尔默兹（Jean-BaptisteWillermoz）传播的改良的苏格兰教规（在这儿，不但有苏格兰的影响，而且还有“苏格兰主义”的影响，受圣殿骑士团影响的宗教仪式）。还有埃及的共济会，这是1784年由著名的占星家卡廖斯特罗①（Cagliostro）提议创立的。让-雅克·伽布在《术士的和神圣的里昂》一书中写道：“在18世纪的里昂，共济会和教会之间几乎没有区别，许多的神职人员都进了共济会的俱乐部。”

    法国大革命之后，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在19世纪，特别是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教会与共济会的关系变得糟透了。教会反对共和派的价值取向，而许多共济会会员却要求成为自由派思想家。（在里昂也一样，属于社会主义-共济会的市长打算关闭Fourvière教堂！）后来，两者关系有所改善。在历史上，教会和共济会冲突最激烈的国家就是法国。

    总之，在一段时期，教会与共济会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原则上的激烈对抗，原来教堂中瓦匠们的象征性符号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后来成为共济会的符号。

    我们在《达·芬奇密码》中读到兰登教授的解释，在罗斯林礼拜堂祭坛的背部，“这两根柱子，就是所罗门圣殿前两根柱子的翻版……（左边）那根柱子被称作波阿斯——又叫石匠之柱。另外一根柱子，被称作亚钦——或称作学徒之柱。实际上，世界各地所有由共济会建造的神殿都有两根这样的柱子”（P?郾414）。这就是兰登教授想证明罗斯林礼拜堂是一座“共济会的殿堂”的证据。事实上，这是一钱不值的证据！也是弄错了年代的典型的例子。兰登教授所说的两根柱子是《列王记》中提到的（那里有对所罗门圣殿的惟一描述）。波阿斯真正的含义是“力量”，而亚钦的意思是“他将建立”（从两个词生发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就是“雅赫维将建立他的永久的统治”）。

    中世纪的瓦匠和建筑工人们非常了解经文。他们受神学家的指挥，神学家一丝不苟地监督他的工程，他们同时也受自己信仰的指引。对他们来说，建筑是一门神圣的手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略知一些几何学、毕达哥拉斯定理，以及后来的炼金术的学说。因此，在中世纪的，包括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教堂里，人们都看到了所罗门圣殿的这两根柱子。如今在共济会的殿堂里，在一个柱子前安置学徒们（刚刚入会的那些人），在另一根柱子前则是伙计①（不是兰登所说的师傅）。

    总之，罗斯林礼拜堂并非《达·芬奇密码》所描述是象征符号的大集市，或者其他的什么“历史轮回”的建筑物。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自《达·芬奇密码》出版后，成群的游客到这里寻找丹·布朗所说的大卫之星。它是一条想象的线，据说以看不见的形式（只能如此！）穿行在礼拜堂的六根柱子之间。没关系。但是一些游客坚信这颗星的存在，并且不厌其烦地到罗斯林礼拜堂的各个角落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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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索菲

    离开苏格兰前往巴黎之前，让我们到迷人的维莱特城堡歇一下脚，它坐落在巴黎以西三十五公里处，与凡尔赛宫相邻。在《达·芬奇密码》中，他属于那位不遗余力寻找圣杯的英国人雷·提彬。丹·布朗为什么选择维莱特作为他那位博学的英国爵爷的府邸呢？因为不断造访丹·布朗的世界，我们也各处寻找加了密的符号，隐藏着的答案。总之，转换！

    我们朝着建筑走，其设计出自弗朗索瓦·芒萨尔（Fran?觭oisMansart）（维莱特不是像丹·布朗写的那样建于1668年，因为这位著名建筑师死于1666年）之手。城堡坐落在一个小丘上，是15世纪的一个城堡主塔的位置，两边是缓缓的小山。右侧有一幢建筑，那里有一个压榨场（在法国，如此古老的压榨厂如今只剩下两座）。《达·芬奇密码》中凶神恶煞的雷·提彬就把他的电脑和间谍器材藏在那儿。园子非常漂亮，有层叠的水池，排水口，两个喷泉，周围有两座雕像——斯芬克斯。看啊！在山顶上，人们发现一座方尖碑。看啊！看啊！狮身人面的神秘怪兽和法老时代的埃及遗存在《达·芬奇密码》中有其重要性，我们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丹·布朗是因为这个原因把他的故事情节放在这里吗？这种解释实在微不足道。

    这个地方和它的主人的历史或许将给我们一个关键答案。住在这里的是玛丽·路易丝·索菲·德·格鲁希，城堡主人侯爵的女儿，帝国元帅埃玛纽埃尔·格鲁希——也就是拿破仑在滑铁卢没有等到的那位元帅——的妹妹。1786年，在维莱特城堡，索菲嫁给了科学院终身秘书孔多塞①（Condorcet）侯爵。一位并不那么著名的拉斐德侯爵②，美国军队的总参谋长，是这场基于利害关系的婚礼的见证人之一。索菲·德·格鲁希当年二十二岁。她是伏尔泰、卢梭迷恋和爱慕的女人。拉斐德也暗恋着她。据说，他去美国参加独立战争是为了忘掉这段伤心的爱情。后来，漂亮的索菲在当时的报纸上绯闻不断。

    法国大革命后，她和伽拉议员有段不清不白的关系。她留下了一些激情四射的色情书信。但是，您或许已经注意到，在《达·芬奇密码》中爱情和命运的游戏并没有占很重的位置。我们的两位主人公，女警察和男教授，时不时地在书中对“神圣婚姻”发一番议论，但是，仅仅在结尾的几页里交换了一个贞节的吻。这是一条假线索。

革命的侯爵

    我们知道，经常出入传授奥义的组织是小说的线索之一。或许应该顺着拉斐德的共济会的确凿线索，或者顺着争论很多的孔多塞的线索寻找。孔多塞是一位学者，大量科学和哲学著作的作者，参与了《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这套由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辑的启蒙时代的丛书受到宗教界和贵族的反对，但得到了共济会的支持。“百科全书”派在法国共济会的发展中扮演着类似于英国的皇家协会的角色（参见前一章）。总之，孔多塞有许多“兄弟”朋友，经常在维莱特聚会。索菲·德·格鲁希的妹夫皮埃尔·卡巴尼（PierreBabanis）是穷人的医生，也是米拉波①（Mirabeau）的医生，在这里写下了当时引起轰动的《身体与精神的关系》。夏尔·迪帕蒂（CharlesDupaty）因为曾挽救了三位无辜被判车轮刑的人而成为著名的律师。还有伽拉，他们都经常来城堡。所有人都拥护1789年的革命理想。城堡后来的一个业主杰拉尔，在他编辑的小册子中说：“在大革命期间，维莱特经常作为孔多塞和他的朋友的开会场所。”

    总之，这位百科全书派的贵族，他的理想是把知识还给大家（他超前提出实施“公民教育”的主张），其后命运悲惨。为躲过大革命的极端保王党的断头台，身为吉伦特派议员的他躲在Bourg-la-Reine。他在乡间游荡，躲藏，尽管化了装，但是还是被人认出来。他于1794年被捕，最后服毒自杀。

    但是很显然，吸引丹·布朗到城堡的并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往事，雷·提彬并不完全是一个左派煽动者的形象：他咒骂说“你们的（法国）政府偷走了我的钱”（P?郾211）。我们将继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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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亿万女富豪

    在距城堡橙园不远处，有一幢车库。我们可以看见里面一辆海蓝色的豪华本特利小汽车。是雷·提彬的吗？不是，这是德克尔·徐女士的车，一位优雅的五十多岁的美国女人的车，她出生在上海，二十五年来一直生活在旧金山。她的经历就像白雪公主一样充满戏剧色彩。作为空姐的她在飞行中认识了她那有钱的丈夫。1975年移居美国后，她专门从事豪华房产的买卖。她的客户包括莎朗·斯通、雪儿、艾迪·墨菲、阿兰·帕克，还有其他许多明星。由于酷爱文艺，必然地，她说“喜欢法国”。她1999年从杰拉尔手中买下了城堡。杰拉尔在30年代把弃置不用的城堡收了回来（用土豆田替换了勒·诺特①的园林）。

    1818年，格鲁什家族被迫卖掉了城堡。此后，这处房产几经转手。杰拉尔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使它恢复了原状。为了支付工程费用，他出租城堡拍电影（妮娜·冈帕奈兹的《国王小径》、若瑟·达扬的《朝气蓬勃的卡萨诺瓦》、《蒙特克里斯托伯爵》，还有《丁丁》，因为城堡具有穆兰萨尔那样的虚幻氛围）。他毫不怀疑有一天好莱坞会来这里拍摄《达·芬奇密码》！最终，杰拉尔以五百万美元的价格将城堡出让给美国女富豪。

    在普罗旺斯拥有另一座城堡的德克尔·徐把维莱特改成一家豪华旅馆以供企业进修之用。这里有二十多间客房，她还特别说，配有“美式”浴室。为了试着让她的投资有回报，德克尔·徐女士在孔多塞与他的朋友们改造世界的地方已经举办了烹饪培训班。而在索菲·德·格鲁什与拉斐德调情的地方则提供让人放松的小驻。自2004年9月以来，城堡肯定是《达·芬奇密码》实地考察之旅不可缺少的一站。

    总之，不是斯芬克斯，也不是方尖碑，不是索菲·德·格鲁希的丑闻，也不是1789年的共济会革命者，这些都与小说选定维莱特没有关系。谜底远没有具备这么多的诗意。丹·布朗的妻子、“艺术史学家、画家，最初提纲的编者，举世无双的聪明过人的女人”（小说家在书的结尾的致谢中所说的）布莱思用了“近两年时间”为《达·芬奇密码》寻找资料。她的丈夫在巴黎到布尔热之间找到一处。她却找到了维莱特，一位女同胞的产业。徐寄去了许多照片。丹·布朗喜欢这座城堡。这个过程没有秘密。

    相反，我们的下一站，圣叙尔皮斯教堂则充满了秘密。不是丹·布朗发现了这个场所。它很久以来就有秘术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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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的剧作

    塞拉斯（Silas），《达·芬奇密码》中的狂热的僧侣，以为在圣叙尔皮斯教堂找到了“谜的关键”。狮头、龙尾、羊身的吐火怪物。塞拉斯在这里丢掉了良心，杀死了一名修女。这座教堂的正立面以其列柱廊，那些柱子和双塔而像是一座剧场。这里一切都是虚假的。教堂是让·雅克·塞尔旺多尼的作品，一位18世纪初的建筑师、舞台布景师、剧团经理、杜伊勒利宫的成功的导演、声光表演——这可不是臆造——和“斜向透视法”的创始人。

    总之，这是一位幻象大师。这就是圣叙尔皮斯能够让人发疯的理由吗？传说它还隐藏着尚无人涉足的顶楼、巫术、魅影。丹·布朗把它当作郇山隐修会的象征性场所之一。教堂从某种意义上是这个修会的一个“隐蔽所”，由隐修会的桑德琳·比耶尔修女值守。丹·布朗确认说，教堂建在一幢“原先是为埃及女神伊希斯而修建（的古庙）”遗址上（P?郾79）。

    圣叙尔皮斯，令人生畏的教堂，长久以来就令寻找“大秘密”的人们浮想联翩。或许是因为在其正儿八经的外表下，隐藏着一段不仅是秘密的，而且还充斥着流言蜚语和恐怖的历史。弃教的主教、撒旦式的作家、共济会的天文学家、崇拜最高主宰①（êtresuprême）的革命者都曾在这里出入。萨德侯爵本人也不例外。居然有那么多的事件，以至天主事工会的僧人塞拉斯想都不敢想……

    让我们跟着这位患了白化病的僧侣。在夜里，他正准备敲厚重的教堂大门。他把车停在广场上，“惟一能见到的是圣叙尔皮斯教堂广场远处的一两个向夜游客们展示本钱的十几岁的妓女”（P?郾66）。这是没有肉体之欢的上帝战士的幻觉吗？在2000年，我们或许在圣叙尔皮斯广场的旅馆，或者有产者的家里见得到应召女郎，但是根本没有在马路上拉客的“生活腐败的女人”！在3个世纪前，当教堂正在建设中时，这地方属于“最腐朽的巴黎”。被教民们吓得目瞪口呆的神父说过他要与“邪恶的魔鬼”作斗争。塞拉斯会喜欢这些话的！这不是，他来到令人肃然起敬的教堂前。暮色降临，它甚至有些令人毛骨悚然。一般来说，巴黎人不喜欢圣叙尔皮斯这座“法国古典主义的杰作”。他们认为这种“虚伪的”①建筑风格过于冷冰冰的。塞拉斯现在打量着“教堂的两个钟楼像两个哨兵矗立在教堂长长的躯体上”，北边的那座搭着脚手架。多年来，圣叙尔皮斯教堂内部一直忍受着一种病痛：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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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于天下的秘密”

    在大殿的科林斯式柱子的脚下，身材魁梧的塞拉斯显得十分渺小。圣叙尔皮斯是法国首都的第二大教堂（长119米，宽57米，高33米），与巴黎圣母院不相上下。当然，塞拉斯欣赏不到从大殿白色的天窗透过来的阳光，他是夜里来的。他不会知道，圣叙尔皮斯的建造者希望让教堂充满光明。他从来没有听说过17世纪下半叶诞生在法国的“唯灵论学派”。当时，他们的代表人物圣味增爵或者圣弗朗索瓦·德·塞拉斯不同意用中世纪样式的玻璃把教堂搞得昏昏暗暗，不愿意用图解的教义启发教徒。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教育上。这在当时是巨大的预言。博绪埃②（Bossuet）曾经在圣叙尔皮斯壮观的讲坛上布道。当时的神职人员希望把“神秘大白于天下”。把圣叙尔皮斯搞成了一块晦暗的宗教场所的丹·布朗知道这点吗？

    要是没有找到丹·布朗描写的昔日异教崇拜的遗迹，塞拉斯就会在教堂里度过几个夜晚。“即便教堂建在一座供奉伊希斯的神殿遗址上，也不会对我有任何影臁！北Ｂ蕖ぢ陈砟冢≒aulRoumanet）——现在的堂区神父说。把教堂建在异教的圣所上是19世纪的神秘学转回来的主题之一——有种观点硬说Paris（巴黎）源于BarIsis（伊希斯）——但有时也是历史的实情（例如在墨西哥，一些教堂就使用了阿兹台克的奠基石）。至于说圣叙尔皮斯，历来“没有任何考古证据表明在教堂下面有一个异教的神殿”，鲁马内神父确信地说。

    针对《达·芬奇密码》出版后成千上万的读者拥到圣叙尔皮斯来这种情况，鲁马内神父最终在圣器室附近的墙上张贴了一张告示，把“畅销小说的所有想象的影射”列了一张表。他也一直在有礼貌地回答各种各样的提问。他对一个游客说：“请看，塞拉斯打死修女的那个主祭坛上的蜡烛台非要三个男人才抬得起来！”另外，那可不像布朗所说的是“锻铁的”，而是金光闪闪的铜器，是法国最著名的金银匠（路易·伊兹台尔·舒瓦瑟拉）了不起的雕刻品。神父知道他无法说服“皈依者”，例如，这个游客就对他说：“反正，您是他们一伙的，您在保守大秘密！”游客也不同意神父的说法——玻璃上的字母P和S不是郇山隐修会的缩写，而是圣人彼得和叙尔皮斯，教堂的两位保护者。神父叹了一口气。他对此已经习惯了。早在这部畅销书出版之前，他就见到大量的“信徒”根据在圣叙尔皮斯教堂找到的“迹象”提出的最不可思议的问题。有的时候，保罗·鲁马内宁愿带着顽皮的微笑：“您瞧，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个布朗没有说的新迹象：您想想，谁是圣叙尔皮斯。”

墨洛温时代的总主教叙尔皮斯

    叙尔皮斯，公元570年生于贝里地区瓦当（Vatan）的一个高卢-罗马人家庭。很小的时候，他就想进修道院，但是，他的父母希望他做一个侍从。他经过许多挫折，直到四十八岁的时候才被授以教职。因此，他是受挫折而大器晚成的圣徒的楷模！他还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随军教士，曾在法兰克国王的军队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担任过达戈贝尔特一世和二世时代的布尔热地区的总主教。公元679年达戈贝尔特二世被谋杀。这又回到墨洛温王朝了！另外，您绝对想不到，圣叙尔皮斯死于1月17日，与索尼埃神父是同一天。

    不管怎样，建造于12世纪的第一座圣叙尔皮斯教堂是以布尔热的总主教（他死后，变得非常有名）的名字命名的。现在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地下室保存着这栋建筑的结实的柱子和基石，当时它被称作农田中的圣叙尔皮斯，因为，在中世纪，圣日耳曼德普勒还是一个小镇，在巴黎城外的塞纳河畔，周围是草场和菜地。大约五个世纪后，巴黎的发展突破了老城墙，与相邻新建的卢森堡宫相比，教堂就显得太小，太破旧了。堂区神父让-雅克·奥利耶（Jean-JacquesOlier），圣味增爵的同代人，也是他的朋友，自1646年开始了巨大的扩建工程。

    工程持续了大约一个半世纪，前后用了八名建筑师。公元1678年，工程在进行了约四十年后中断，因为堂区神父没有钱了。只能把新教堂的祭坛（惟一完成的部分）和老教堂（高和宽都比新教堂小二分之一）的大殿凑合着连到一起。1719年，新任神父让-巴蒂斯特·朗盖·德·塞尔吉（Jean-BaptisteLanguetdeCergy）为筹集资金组织了抽奖和收集银器活动。朗盖·德·塞尔吉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也是个对什么都充满好奇的人。正是因为他，我们才拥有了这个著名的圣叙尔皮斯天文日晷（在希腊语中是“指示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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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天上应该找什么……”

    我们回到塞拉斯这里，他正在昏暗中审视这个日晷。他看着“一根光滑而又细长的铜条嵌在灰色的花岗岩地面中闪闪发光——这条金线斜穿教堂地板。这条线上标有刻度，就像一把尺”。直到“在那个角落，树立着一座碑，这让人感到意外。一个巨大的埃及方尖碑”（P?郾96）。铜条在方尖碑上垂直地向上。一个标准的日晷。这件东西放在一个教堂里，乍一看，的确很不适当。丹·布朗认为，这是“过去这里矗立着一座异教殿堂”（P?郾79）的补充证据。错了。或许是教堂里太暗了，以至于塞拉斯看不到方尖碑下面镌刻的铭文，它是以一句谜语开始的：“我在天上应该找什么，我在地上能够渴望什么，您是我心中的上帝，我永远希冀的天国。”然后，它很清楚地（尽管其中一些国王和大臣的名字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挖掉了）记述了日晷的来源和用处。

    日晷是自上古以来最早用于天文学的器具，特别是在埃及（在埃及，使用方尖碑纪念早期的学者）。多亏这件仪器，托勒密（Ptolémée）才能够在2世纪确定地球是球形的。他手工制作的日晷可能只是用一根垂直的棍子放置在一个水平面上，影子的长度可以让人测量正午时太阳的高度以及它在不同季节的变化。圣叙尔皮斯的日晷则显得更精巧，更具戏剧性。它的构成正像丹·布朗所说，一根近四十米长的铜条从南面的耳堂开始，从祭坛的中心穿过，在北面的耳堂结束，以便爬上大理石的方尖碑。它还包括在南耳堂的一扇窗户右边高于地面二十五米处钻的一个孔。每天正午（巴黎时间）日光钻进这个孔，在铜条反应为一个点，在一年之中移动。这样，每年6月21日夏至的时候，太阳达到地平线的最高点，光点照到南耳堂地面上的一块大理石牌子上。12月21日冬至，当太阳最低的时候，光点就照到方尖碑上的铜条。在春分和秋分的时候，光点照到祭坛栏杆后面镶嵌在地面上的两块椭圆形铜牌上。

    在天主教中，我们可以说，日晷可以用来确切确定复活节的时间，它应该是在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另外，也正是这个理由，朗盖·德·塞尔吉神父向天文学家亨利·德·叙利（HenrideSully）和皮埃尔-夏尔·勒莫尼耶（Pierre-CharlesLemonnier）定作了这个日晷。勒莫尼耶在1743年完成了安装。他急着用这个日晷，因为日晷可以用在科学工作上。这个日晷在当时让科学院和巴黎天文台的所有学者着迷，他们希望精确确定地球转动的一些参数。就这样，来自意大利的法国著名的学者世家卡西尼（Cassini）——其父子都是巴黎天文台的台长——在近一百二十五年中，借助圣叙尔皮斯日晷确定了几乎与今天使用高科技手段的精度相当的度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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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尖碑和圣水刷

    总之，日晷为上帝和知识的荣耀而工作。塞拉斯并不知道。丹·布朗知道吗？他写道，方尖碑上部有一个“金球”，或许是为了加强物品的异教特征。但他忘记了说，在金球上，有一个十字架。科学与信仰并不总是水火不容。当然，哥白尼（Copornic）有关太阳系的著作曾在1616年被列为禁书；当然，伽利略不得不在1633年的宗教裁判所收回说过的话。但是一百年后，在启蒙时代和哲学家和学者的队伍临近的时候，他们的理论在教会里也少了许多有毒的意味。以至于他们的继任者——其中有些人，例如凯撒·卡西尼，参加了共济会——被允许将他们的仪器安放在教堂里，因为这些仪器需要大空间。圣叙尔皮斯教堂并不是惟一一座安装了日晷和铜条的教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布尔热的大教堂、波兰的圣彼得教堂等等。再看看历史，宗教有时还可以得到科学的保护。如果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圣叙尔皮斯的祭坛没有被拆毁，那是日晷的功劳。与此同时，铜条使得祭坛成为科学仪器不可分的一部分。

    对其他部分，革命者就毫不留情了：小礼拜堂被拆毁，雕像被偷走，大钟被熔化，地下室的坟墓（那里埋葬着拉法耶特夫人和孟德斯鸠）被人亵渎。地下室里无数的尸骨散落在地上，人们说，圣儒斯特①（Saint-Just），国民公会的议员，曾在这里开会。圣叙尔皮斯教堂在大革命时期遭受劫难，也因大革命而扬名。1790年，共和派的记者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Desmoulin）要求在这里举行婚礼。神父不愿意，人们就强迫他同意这件事。四年之后，德穆兰和他的妻子被他们的证婚人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1791年，还是这个神父拒绝在讲坛上宣誓遵守教士公民组织法。于是另一个“宣过誓的人”替换了他。从此，圣叙尔皮斯教堂变成了革命的平民演说家聚会的场所。他们就是在这里决定杀死被关押的所有拒绝“宣誓”的教士。当时有一百多人被处死。如今，在教堂里专门树起了一块牌子纪念这些“享受真福的殉教者”。

崇拜最高主宰

    小说中，塞拉斯惊恐地在圣地看着方尖碑。如果他知道，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圣叙尔皮斯曾经是一座革命的殿堂，那又将如何？1793年，随着天主教的国教地位被废除，人们在这里敬奉理智女神（laRaison），然后敬奉最高主宰。在正门的三角楣上，我们依然可以辨认出似乎抹不掉的铭文“弗朗索瓦教民承认最高主宰和心魂永存”。后来，在1797年至1801年间，执政府把教堂出让给“有神博爱教信徒”，他们把教堂当作胜利女神（Victoire）的圣殿。这个教派把天主教和共济会的教义奇妙地混合在一起。

    丹·布朗知道这段历史吗？然而它却给圣叙尔皮斯“受到共济会影响”的理论提供了素材。我们再说一些其他的场景。著名的管风琴木壳表现了一座古代神殿的正立面。这是让-弗朗索瓦·沙尔戈兰（Jean-Fran?觭oisChalgrin）（因为绘制了凯旋门的平面而名扬建筑史）在法国大革命前夜主持制作的。他是北极星的纯朴的心俱乐部会员。他还负责过两个钟楼的建造。较叩哪下ド嫌幸桓鋈角楣，上面奇怪地镌刻了表示《旧约》的上帝希伯来文YHWH。在当时，一些人还把这座教堂称作“新所罗门圣殿”。因为法国大革命，沙尔戈兰建造的南塔没有最后完工，留下一个大窟窿，比北塔矮五米。它成了在卢森堡花园猎食的那些隼的窝。

    这座教堂也激发了艺术家们的灵感。法国志怪和秘术作家于斯芒斯（Huysmans）把他的撒旦小说《那边》（1891年）里的敲钟人放在这里。丹·布朗没有提到他。相反，他详细说到维克多·雨果选择这家教堂结婚（P?郾79）。这点倒是与历史吻合。1882年10月12日，雨果在这里与阿黛尔·福歇（AdèleFoucher）举行了婚礼。这类小道消息肯定给丹·布朗的故事增加了调料，因为，他把大诗人打造成郇山隐修会的卡隆。丹·布朗还中规中矩地提到萨德侯爵和夏尔·波德莱尔在这里受洗，前者在1740年，后者在1821年。

    雨果喜爱转动灵桌，萨德是共济会邪恶的侯爵，而波德莱尔则是受到秘术影响的《恶之花》的作者——因此，圣叙尔皮斯就理所当然地散发出魔鬼的气息。可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文学很自然地与秘术紧密相关。只要想一想歌德的《浮士德》、杰拉尔·德·纳瓦尔的《火焰姑娘》，当然还有维克多·雨果和他的《沉思集》、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Villiersdel′Isle-Adam）、E.T.A.霍夫曼或者爱伦·坡，这种关联就一清二楚了。此外还有巴尔扎克，借用他的话：“有两种历史：骗人的正史，还有神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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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修道院学生

    丹·布朗在小说中悄悄说出一句颇有意味的话：“它的附属修道院见证过一段异教发展史，并且曾被作为许多秘密团体的地下集会场所。”（P?郾79）这是什么意思？“圣叙尔皮斯修道院”反正存在。这是由让-雅克·奥利耶于1646年创建的，他希望向神职人员教授教理和上帝之道。这个修道院最初设在圣叙尔皮斯广场（现在在巴黎近郊的Issy-les-Moulineaux），培养了无数的教士。他还将弟子派往全球各地：1791年他的学生到了美国（如今，在巴尔迪摩、旧金山、华盛顿都有圣叙尔皮斯修道院）；随后教士们来到加拿大，在那里，他们参与了蒙特利尔的建设；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地，同样活跃着圣叙尔皮斯修道院教士们的身影。

    教堂“因不太正统而闻名”？在19世纪，法国各地都接受了这座修道院的教学法和教材。布朗在此要影射什么？是影射在奥利耶“学派”学习过的名人，非常聪明的人？其中一个可能就是塔列朗①（Talleyrand），他在1769年十五岁的时候就进入修道院。与此同时，他却过着放荡的生活，同时拥有多个情妇。塔列朗在1788年被任命为Autun的主教。他在法国大革命时辞去教职，积极参加没收教会财产的工作，后来成为拿破仑的大臣，帝国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送给他一个共济会成员的招牌。

    大约半个世纪后，哲学家勒南（Renan）也可能是布朗试图影射的人物。勒南最初的人生目标是成为司铎，也在圣叙尔皮斯神学院学习哲学。后来他放弃了信仰，进入法兰西学院并出版了引起轩然大波的《基督的生平》。他没有把基督描写为圣子，而是把他看作一个“知名人物”（请注意，这也是《达·芬奇密码》中很有杀伤力的思想）。

    在圣叙尔皮斯修道院的学生中，更具“非正统性的”人还有阿尔封斯·路易·贡斯当（AlphonseLouisConstant），笔名艾利法·莱维（éliphasLévi）的，被认为是法国最伟大的秘术学者之一，同时也是约瑟芬·佩拉当的老师。这个人我们在索尼埃神父和列奥纳多·达·芬奇那里已经见过了。在神学院学习后，艾利法·莱维于1833年成为圣叙尔皮斯的副祭职，后来因为引诱一个女学生，并发表社会主义和神秘学说倾向的言论而被清除出教会。他与所有的光明派人物都有交往，与共济会总部联系密切，还写了大量有关魔法的著作，如《绝密》、《大奥秘》。莱维于1848年成为革命战士，这使他受到斥责。他还是女权主义者，并收集和出版了弗萝尔·特里斯唐①（FloraTristan）的文章。他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如果一定需要证据的话，就是秘术可以导致最激进的乌托邦思想，就像我们在皮埃尔·普朗塔尔身上看到的，走向最极端的极右主义道路。

    但是丹·布朗影射的既不是塔列朗，也不是勒南，也不是艾利法·莱维。在他的书里，他留给我们一个带有使命色彩的线索：圣叙尔皮斯教堂的修女，塞拉斯的不幸的牺牲品。她叫比耶尔。桑德琳·比耶尔。与1891年的圣叙尔皮斯神学院院长同姓。历史几乎没有记述这位似乎一辈子过着平静生活的神父。但是，在杰拉尔·德·塞德和皮埃尔·普朗塔尔的传奇故事那里却有他。当时有秘密文献说，贝朗热·索尼埃在雷恩城堡教堂中发现了著名的羊皮纸文献后，可能访问了比耶尔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