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遴选上海人文地标:首选普希金三角地带

jjcatich

什么样的建筑，才能成为上海的人文地标呢？
　　一座城市的人文地标，应当是识别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使身处迷惘都市之中的我们，不至迷失。
　　当前，我们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所偏重的是建筑专业方面的价值，对于人文价值的考虑，还不够周详和深刻。为了深化上海的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本报推出了此次人文地标遴选活动。我们尝试着寻找上海的人文地标，也希望各位读者能将您心目中的人文地标推荐给我们。
　　
      说起上海的地标，可能大多数人都会第一时间想起外滩，想起东方明珠，想起城隍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已成为上海的地理标识，具有极高的辨识度。
　　
       但人文地标的概念并不如此简单。除了地理空间上的庞大、醒目、特别，还需要历史时空上的深厚、沉稳、内敛。
　　
       对于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上海已经做了很多。但是，介于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之间，还有着一个模糊的灰色地带，对这一方面的保护，则仍然有所欠缺。
　　
      前几年曾经有过大世界是否应该拆除的讨论，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世界从建筑学角度讲，也许的确存在很多问题，甚至被指为“危房”。但大世界之所以重要，其存在意义的重点已经不在于建筑方面，而在于它的人文内涵。
　　也正是为着这份人文内涵，才会有当初那次大费周章耗资巨大的上海音乐厅的挪移。
　　这次，我们所要寻找的人文地标，是要尽可能不从建筑方面考虑，而纯粹探讨人文方面。
　　但经过一番寻觅，我们发现，要为上海找一处人文地标，还真不容易。
　　新天地的改造的确有着其独特的成功意义，但从人文价值方面来讲，并不能让我们完全满意。
　　不少外地或境外媒体在介绍新天地时，往往将其作为上海石库门文化的代表，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新天地更是一处后现代风格的摩登建筑，传统石库门的历史底蕴，在这里已经找不到了。
　　被人们寄予希望的，是尚贤坊，是渔阳里，这一批命运未卜的老石库门，它们的历史人文价值，兴许已经大过了新天地。
　　说到人文内涵，书店应该是城市中最有人文气息的地方之一了吧。
　　比如台北的诚品书店，便称得上这座城市的一处人文地标。逛诚品已是每一个去到台北的游客日程安排中的重要内容。
　　上海书店资源虽然非常丰富，但我们却没有一个像诚品这样能够成为我们城市的人文地标的书店。
　　还记得“南东”吗？那里曾经涌动着80年代的读书文化热潮，那里有汪道涵亲笔题词的学术书苑。但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上海书城南东分店，经营方面已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四川北路上那一间间有着很好的传统和内容的书店，经过一次次道路改造，纷纷消失不见了。
　　曾经风靡全世界的《查令十字街84号》，这本并不算厚的书被称为“爱书人的圣经”。书中记录了纽约女作家海莲和一家伦敦旧书店的书商弗兰克之间的书缘。双方二十年间始终未曾谋面，为了购书，书信往来，相隔万里，深厚情意却能莫逆于心。如今，查令十字街84号已经成为全世界爱书人的朝圣地，来自各处的浪漫书迷情侣，甚至还常相约在那个门号前相吻。
　　这样的文化传奇，何时也能发生在我们这座城市中呢？
　　其实上海有着很多人文记忆的资源，只是没能充分利用起来。
　　比如我们的跳蚤市场，从最早的柳林路到华亭路再到襄阳路，几次变迁，现在也即将结束。其实跳蚤市场并不仅仅是具有经济意义的商业地区，它还是城市历史的有趣汇合，是城市记忆的原始凝聚，在它的身上，有着深刻的城市烙印。而这些东西，似乎却总是被城市规划者忽略。
　　还有我们的绿地。
　　绿地并不仅仅是城市的肺，它还可以体现出城市的灵魂。如果能够保留一些具有人文价值的建筑在其中，绿地就真的“活”起来了。
　　比来比去，最后，我们选择了普希金雕像及其周边地区。
　　这里，生动地体现了马路的不规则性，城市的复杂性，以及人文的多元性。
　　而且，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文化元素，也非常能够体现上海的西方文化特色。
　　上海号称是一个受世界主义熏陶的城市，其中，具有法租界风情的淮海路备受推崇。有种说法称，外地人逛南京路，本地人逛淮海路。其实，对于淮海路的繁荣，俄国人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整个法租界的繁荣，都离不开1920年后大量俄国文化的注入。
　　因此，俄国文化，实在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了几十年的时光洗礼，许多传奇的故事，在普希金雕像的旁边发生。现在，以这座雕像为中心，各种时尚空间，也开始一点点构筑起来。
　　所以，在我们看来，这里是上海最有人文价值的所在。

　　上官云珠和姚姚最后一别
　　上官云珠和女儿在《上海的红颜遗事》中，作家陈丹燕以她惯用的“慢慢渗透”的笔触，讲述了影星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这个上海女子的传奇人生故事。1944年出生的姚姚，因为出身原因，始终无法融入红色队伍。她的一生布满坎坷曲折，居无定所，最后死于车祸，终年31岁。
　　这个传奇被很多人讲述着，但一般人都不知道，上官云珠在跳楼自杀前，曾跟女儿姚姚有过一次长谈，而这次长谈的地点，就在普希金雕像之下。
　　陈丹燕本人，小时候经常在普希金雕像下面玩。有一次在那里放风筝，风筝落到了普希金的肩膀上，陈丹燕望着这个外国人深深的眼睛，就是不敢去用力拉一拉细细的风筝绳子，大哭着放弃了新风筝回家去。因为怕惊动了这个被人打死的人，会有报应。
　　陈丹燕在文章中写到：“因为这个雕像，所以我第一个记住的，就是这个外国人。也爱读《金鱼和渔夫》的小书。哥哥学校里读的是俄文，他教我普希金的俄语读法，可是他自己学不会卷舌音，发出来的声音像吃多了安眠药的呆子说话。那时候最好的学校里好像都让学生读俄文，因为那里是列宁十月革命的故乡。那时候，有人唱着苏联歌，唱莫斯科郊外晚上的一个好姑娘，那时候，我家楼下有一个大哥哥和中学里的一个女孩子恋爱了，那女孩子穿着布拉吉在黄昏的大院子里走过，露出了麦色的锁骨，让院子里所有的小女孩都看傻了眼，以后，我们这一代女孩子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要在一个黄昏穿上露出了锁骨的苏式的布拉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