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爷们儿

hong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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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去广州是1986年12月的事，那是我们第一次冬天去南方。北京已经很冷了，在路上我不得不一件件地脱衣服，到广州只剩衬衫了。
实际上那是段刻骨铭心的日子，我永远无法将那次旅行在记忆中抹去。

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心情忐忑不安，且极度的惶恐。我们跟熬鹰似的，两天后眼睛都蓝了。我一直抱着皮包不撒手，惟恐一不留神它就会长翅膀飞了。山林的手则时刻不离开腋下的刀把，在他眼里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每一位乘客脸上都挂贼像，只有狼骚儿他叔叔走近时，他脸上才多少有些笑模样。

那把美国军刀在山林腰里挂了五、六年了，从不离身，连睡觉的时候他都不愿意摘下来，这也是山林死时身上唯一的完整物件。我将这把利刃埋在山林的坟里，不久那片地被国家征用了，转移山林的骨灰盒时军刀竟不翼而飞了。据说利器多不吉利，名剑主人难有善终，操鱼肠剑成名的专诸被剁为肉泥，挥元戎剑策划十面埋伏的韩信被一群骚娘们乱棍打死。山林也得了把好刀，最终连全尸都没落下。

其实那把刀本来就是山林抢的，前任主人连刀都没拔出来就差点玩儿完。

军刀的故事发生在初一寒假。那时我还是个老实孩子，从没在外面打过架，大头正领导着他的武工队横行南城。

80年代初龙潭湖附近修了座旱冰场。不久旱冰场就成了最时髦的场所，常常人满为患，有时连冰鞋都租不到。我们也常去却经常为门票发愁。旱冰场是现代社会在我们面前开启的第一条缝隙，我们第一次领略了风驰电掣，第一次得知摔跟头也挺好玩儿的。由于来旱冰场的社会青年特别多，打架斗狠便是家常便饭了，老师和家长都下给兕命令，不能去旱冰场。也难怪大人们不放心，离旱冰场二里地，就能听见塑料轱辘与水泥地疯狂摩擦发出的“哗哗”声，那声音令人暴躁不安，心烦意乱，几乎每几天都有人被抬着出来。旱冰场自建成之日起就一直是派出所的重点盯防单位，旱冰场太影响治安管理了，没几年就给拆了，连一片水泥台都没留下。

滑旱冰的消费并不高，三毛钱一场，可每礼拜我们只能去一次，因为大家都是穷光蛋。我们在旱冰场玩过几年，从没人在旱冰场欺负过我们，大头是那儿的场霸。那时大头一伙最喜欢几个人排成一串儿，肆无忌惮地在旱冰场里穿来穿去，他们的技术片儿汤得很，人串儿中的最后一个常常被甩出去。谁在附近谁倒霉，经常一摔就是一大片，好几年里他们一直这样，从没人敢把鞋脱下来砸他们，倒是他们动不动就抡鞋打人。他们另一个爱好是五六个人手拉手圈成大半个圆，满场转悠，往往一圈儿下来队伍里就多了个姑娘。头两年旱冰场还有些正经人来锻炼身体，后来连到旱冰场玩儿的女孩都叼着烟卷了。

龙潭湖南面有一片很密的松树林，面积相当大，一直到护城河。每到傍晚，灰黄色的阳光疏懒地拥着树梢，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松香味。那片树林是我们的根据地，没事儿我们就在树林里观察姑娘，往往一蹲就是半天，有时连课都懒得上。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有一次我们这些地头蛇在树林里差点让人家洗喽。

那天风特大，天都刮黄了。我们在旱冰场折腾了两个钟头，累得两腿发软，嗓子眼里都是黄沙。该回家，我们几个稀稀拉拉地在树林里穿行着，相隔有好几十米。我和二头走在最前面，山林在二、三十米后跟着，树林里的风像吹哨一样，一阵阵的刮得脸生疼。这时树林里突然出现了三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他们像地里钻出来似的，径直向我们走来。几个家伙边走边四下张望，来到近前，个子最高的当中站定，另外两个分立旁边，一个很自然三角形把我和二头圈在中间。

“挺自在的呀？”中间那个大大咧咧地说道，他穿着件的确良衬衫，里面的跨栏背心卷到胸口，碗大的肚脐眼儿像个黑窟窿。他应该比我们大几岁，嘴唇上新长出的一层黑绒毛特别茁壮。“有钱吗？弄点儿花。”

我和二头对望一眼，我的腿肚子立刻开始哆嗦起来，眼看就要站不住了。二头还算沉着，他使劲揪了揪自己的耳朵，上前一步道：“都是朋友，借点儿钱还不容易，可你们是哪条道儿上的？”

大个子呵呵笑了，他的右手仙鹤一样立了起来，指尖向下，点着二头的脑门：“呦呵，还碰上岔子啦。”说完，他两腿稍息，双手叉腰，故意把腰带上的一把军刀露了出来。

我一下就相中那把刀了，那道的模样极为霸道。刀把缠着黑胶布，刀座泛着蓝油油的光，那光芒诡异而透着股杀气，暗黄色的皮套已经磨光了，在皮套上就能看出深沟一样的血槽来。

“认识大头吗？”二头开始盘道。佩刀者摇摇头。二头冷笑：“知道大竿儿跟我什么关系吗？”我瞥眼向后望去，原来一直跟在后面的山林已经不见了。“废你妈什么话？小崽子也敢叫板？老老实实把钱掏出来，不掏，大爷楔死你！”大个子急了，他朝另外两个一挥手，三个人立时围上来，我甚至能听见手上骨节活动的啪啪声。

“我说，我说。”二头突然抱着头喊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钱吗？你们等着。”说着，二头一把拉住我的手，我们俩同时蹲下了。

这时一块半头砖“呼”地从斜侧里飞过来，“咚，好象是石头砸在砖墙上，砖头正好打在大个子后脑海上，他先是一呆，然后面口袋似的直直地倒下去了。此时另一块砖头也飞了过来，平拍在另一个家伙脸上，他号叫着转身就跑。第三个家伙眼看势头不对，假装向我们踢了一脚，趁我们闪身躲避时一下子从我身边窜了过去。二头反应特快，他纵身飞起一脚，正好踹在逃跑者的后背上，那家伙连跑带爬，手脚并用地冲出去十几米，嘴里还喊着：“你们等着，有种你们等着。”没喊几声他就没影了。这时山林举着两块砖头从旁边的树林里冲出来，照大个子的脸上又是一下。此时他身下已经红了一大片，黏糊糊的血液把杂草吓得僵硬了。

山林的刀就是从那家伙身上摘来的，刀背上带锯齿，跟蓝博的军刀一模一样。此后这把刀一直没离开他。山林将它视为至宝，不到危机时刻从不拔出来，可一拔出来就有人要倒霉了。


那回去广州，我们提心吊胆也是有道理的，特别是河南那段路，小偷简直比要饭的都多。他们成帮结伙地专往独身旅客身边挤，往往一不留神身上就得缺点东西。我们的皮包里有十万块钱，是我和山林的所有积蓄，而且还在二头的存折里弄了两万块，那是他从钢嘣儿里攒出来的钱，是带着血的。
这已经是我们第六次去广州了，狼骚儿的叔叔他是这趟车的列车长，如果没他照应，我们的买卖是没法做的。这次我找到他，告诉他这趟活儿跑成了就劈给他五千块。这爷们儿惊讶得耳朵都豳上了，他特务似地上下端详我，手抓着我的胳膊，指甲几乎掐进我肉里了。“我咂摸这滋味儿不对，你小子不像是倒烟的，你们俩不是去盗卖军火吧？保定抢劫军械库的事不是你们干的吧？”

“抢军械库？那些人都是孙猴儿变的，我们就是俩小虾米，吃点滋泥就挺美。您放心，绝对是老买卖。”我赶紧把他的手拿开，胳膊上被掐出了印儿，像狗牙啃的。“您就把行李车给我们留出块地方来就成。”

狼骚儿的叔叔眨眨眼：“多大地方？”

“四、五十箱烟的地方就成，这点儿对您来说不就是一句话的事，车上那帮兄弟我们也不会亏待他们，有钱大家花。”我说。

“爷们儿，为这种事我要是让雷子（警察）抓住，值吗？”他的舌头顶住上嘴唇，大手指顶在下巴上一个劲摇晃。

“您怕什么？驴蛋儿那批货不就是从您车上过去的吗？那趟活儿一完，人家连北京饭店都住上了，比起来我们不过是小打小闹。咱们还有狼骚儿这层关系，我们能害您吗？再说骡子不吃夜草能长那么肥吗？”我不动声色地把一千块钱拍在桌子上，都是十元的票子，足有半寸厚。

狼骚儿的叔叔手指动了好几下，最终还是把钱揣起来了。“严打几次了，枪毙了多少？你们怎么还不知道消停会儿？告诉你们，我可听说最近广州倒烟的闹了一次大火并，都动枪了，死了好几个呢。你们小心自己的脑袋吧！”

我拍了他肩膀一下，满不在乎地说：“人家玩儿得多大呀？上百万的响儿能不拼命吗？我算老几？枪子儿给我们吃都浪费。您那就算给侄子一口饭吃吧，等这趟活儿完了，我们搞武装押运，自己雇卡车，谁拦着咱就一刀捅了他，绝不再麻烦你，现在咱不是还没到那份儿上吗？”

狼骚儿的叔叔狠狠拍了下大腿：“得，谁让我想当骡子呢。可咱有话在先，就这一次，我家里还有孩子呢。”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我问。

狼骚儿叔叔狠狠啐了一口：“男孩儿女孩儿你们都别惦记着了，我下半辈子还想过日子呢！”

就这样我们又上了去广州的火车，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唯一叫人烦心的是没有卧铺，不过这也没关系，我们年轻，忍两晚上跟没事一样。

十几年了，每次想起那回去广州，我身上都冒鸡皮疙瘩，似乎一切都是有预兆的，要不是我和山林天生贵命，两条小命没准就交代在广州了。后来山林说：“也不一定非交代在广州，你要是跟泰国那个人妖跑了，中国第一批爱滋病患者的名单里肯定有你。”听到这儿我一般都扑过去揍他两拳。

车过信阳时，我们终于喘了口气，总算快出河南了。这时月台外边有几个流鼻涕的小男孩玩弹球呢，有个小孩儿技艺高强，一会儿就把其他孩子的玻璃球没收了。另外几个孩子不服气，按住他的脖子让他继续玩儿，赢球的孩子不愿意便叫另几个孩子买他的球，最后几个孩子动手打了起来。我们趴在车窗上看了许久，列车开动了，山林才转过头来：“咱们小时候也这样吧？”

“一个德行，你丫一输球就急。”我呵呵笑了几声。

“歇会儿吧你，你多好？有一回你输了两个球，偷偷跑我们家去往水缸里攘了一把土，我爹一直说那事是我干的，还揍了我一顿呢。”山林怒视着我。

我大张着嘴，一时想不起来。“真有这事？”

“已经十来年了，你当然记不住自己干的坏事了。”山林无奈地看着窗外：“你说十几年后我们会怎么样？”

我茫然地摇摇头，车窗外阳光灿烂，大片大片的田野起伏错落，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全是黄花，望去如一个巨大的蓓蕾。已经进湖北了，空气中弥漫着南方原野特有的水腥味儿。路边有很多池塘，水牛懒洋洋的像一堆臭粪。真难理解画家们如何把水牛想象得那么美，离得这么远我都能看见它们身上的泥嘎巴儿。

其实这美丽的风景对我毫无意义，正如未来、理想之类的东西，它们飘渺得如一个屁，放过就闻不见了。说真的我连明天的事都不敢想，明天是个什么东西？柳芳上回把刀递给我的时候想过以后的事吗？但愿她是忘了。沉吟好久我才说道：“十年后我们肯定还是傻逼，咱们就琢磨现在吧。你说，咱们这样一起混算是朋友吗？”

山林又摸摸腋下的刀把儿：“咱们是兄弟。”

我冷笑一声：“对，咱们是兄弟，不是朋友。”

“我们这种人跟本不能有朋友，要么骑在别人脑袋上，要么让人骑。”山林目光冷竣，脸阴沉得能掉下铁沙子来，他从小就是这副德行，大家暗地里都管他叫法西斯。“还记得大院里那些家伙吗？他们从不拿眼夹咱们，可我倒要看看将来谁混得更好！”

“人家大院里多牛，搞胡同里的姑娘一搞一个准，不知道二头再碰上大庆会是什么结果？”我又想起了卫宁，刚才他们在公共汽车上的样子让我揪心，二头能放过他们吗？

山林把一根火柴棍放在嘴里嚼着：“我要是二头，再见面就把他的脑袋剁下来，晒着。”

“咱们真是瞎掰，仨鼻子眼儿多出那口气。”我不屑地摇摇头。

“我们本来以为你能上大学，能给咱们哥儿几个争口气，前二年一直没找你，可你自己让重点学校开除了。????”山林瞪了我一眼。“卫宁多聪明！一直就是三好学生，她是二头妈的心肝宝贝，大庆算个什么东西？”

“可他要真成了二头的妹夫呢？”

“我要是二头，就把卫宁吊起来，打。”山林哼了一声。

我把皮包放在腿上，双手抱住后脑勺，看着行李架发呆。其实我一直特别后悔和他们混到一起，感觉上总有些格格不入，好象是鸭蛋装在鹅蛋筐里。有机会还要去上学，可想起那些老师我就恨得牙根疼。

火车开过武汉，车厢里钻进来个算命先生，这家伙面目清瘦，戴着顶土黄色的日本战斗帽，而且是个独眼龙，他上车后就瞪着那只黄澄澄的眼睛一个劲儿瞧我们。其实我一直怀疑在广州翻车，可能是那个算命先生闹的，瞎毒瘸狠，要是会算命就更不是好东西了。


“上来个傻逼。”山林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把皮包放在屁股下面坐着，那几年去广州的人特别多，火车上比北京的公共汽车都挤。乘务员想挣外快，连卧铺里也放人，普通车厢更是臭气熏人，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带着现金，一点都不敢马虎，这年头高人太多了。

“是个算命的。”我说。

“你怎么知道的？”山林问。

“丫脖子后面贴了个阴阳鱼。”

我们正说着，算命先生竟三拐两拐地走了过来。他穿了件黄马甲，零七八碎挂了一身，这家伙上下打量着我们，一只眼里黄光闪闪。

“我是不是印堂发亮啦？要走桃花运呢还是要发财呀？”我笑着问他。

算命先生使劲清了清嗓子：“你们有灾。”

“呦！看来您能消灾解难，大师啊！那您给小的破解破解，算好了有赏。”我笑着，手里拿了张一块钱的票子在他眼前晃了晃。在江湖上混久了，什么样的骗子都有。算命先生的把戏无非一哄一吓，哄舒服了掏钱，吓昏了更得掏钱了。

算命先生居然装模作样地闭上了眼，他扯着嗓子，唱歌似的说道：“罪孽呀罪孽，祸害之祸害。”

“去你妈的。”山林骂了起来：“赶紧给我滚到厕所里蹲会儿去，拿自己当神仙啦，神仙撒尿吗？”

算命先生看了山林一眼：“你的事我不愿意说，罪孽！真是罪孽！”

山林哈哈大笑起来，他手指着先生的鼻子对我说：“把他裤腰带解开，看看丫有罪孽没有。”

周围几个乘客已经笑出了声。算命先生竟有些怜悯地看了山林一眼。他又转向了我：“去年你就有场灾对不对？牢狱之灾。”

去年我因为闹事被抓了，出来后学校二话没说就将我开除了，可当时我想谁一年不会碰上点倒霉事。前年我还差点让人把腿打折了呢，算命瞎子蒙上一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行啦，您找别人去吧，神鬼躲着我们走。您再不走我们可真要脱您的裤子了。”

算命先生的一只眼翻了翻，他转身要走，却突然不服气似的的又说了一句：“小心你的手吧。”

“傻逼！小心你的嘴吧。”山林冲着算命先生的背影骂了一句。

我皱眉想了想：“他说的没准是对的，咱们的确是祸害。”

“是人都能看出来，咱们这德行的能他妈不是祸害吗？”山林狠狠瞪我一眼。

我没搭理他，山林是个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人，甚至他自己。有时他会狠狠地瞪着脚丫子发上半天呆，那时我就担心他会一刀把自己的脚剁下来。

我们从学校出来了，不管是主动退学还是被开除的，社会似乎从来就没我们这一号儿，在任何人眼里我们都是狗屁不是的小逼崽儿。现在我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钱，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是的时候，追求的目标只能是钱。以前倒有不少人管我们叫痞子，现在痞子不吃香了，我和山林都在考虑今后的出路。有时我常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那群傻逼似的上学、结婚、找工作呢？想来想去才发现可能是那回地震把我们的脑子都震出了问题。


地震
狼骚儿的病是地震那年落下的，毛病见不得人且旷日持久，他家遍访名医，连收魂的都请了，就是治不好。他卖鱼后在河北打听出个偏方，生吃活鱼可以治这种毛病，据说他连吃了三条活鲤鱼，牙床子被鱼鳞刮破了好几处。结果老病治好了，却又得了活鱼恐惧症，见了活鱼脸上就起牛皮癣，一片一片的跟长了鱼鳞似的，不久他就改行和二头一起去卖菜了。

原来地震那天晚上狼骚儿憋着泡尿，他老爸感觉出屋子晃悠就把他夹在胳肢窝儿里跑了出来。可能是用力过猛了，跑到街南头的空场才发现自己被狼骚儿尿了一身，尿汤子顺着袖子直滴答。从此狼骚儿就落下个尿炕的毛病，他们家最常干的事就是晒褥子，头两年一天两条，后来晒一天一条，狼骚儿十五六岁了虽然不是天天晒，隔三叉五也得让褥子见见光。这事我可是亲眼所见的，上中学时我还在他的褥子上找到过阿拉斯加呢。狼骚儿以前的小名叫小狗子，也许是狼和狗的模样差不多，不知哪个缺德的给他起了个新外号叫狼骚儿。俗话说：“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大家都认为这是抬举狼骚儿了。逐渐这个名字就传开了，现在我都改不过嘴来。

其实地震那年我才九岁，头天跟二头玩儿得太累了，晚上就睡在二头家。后半夜我晕头日脑地被人从炕上抓了起来，睁开眼只看见门槛从眼前一晃而过，紧接着就是地面上的砖头一块块向后退。原来是二头的叔叔正把我夹在腋下拼命地跑呢，此时另一侧的二头正双手捂着耳朵，惊恐地看着我，那时我以为苏修那条大狗熊真打过来了。

街南头的空场上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好多人只穿了条大裤衩，不少年轻姑娘躲在空场角落里哆嗦，老爸找到我时竟一声不吭地给我裹了一条床单。大家都站着，默默注视着夜空，谁也懒得开口。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晚上的天空几乎是全黑的，空气中是股暴躁的焦土味儿，而大人们也从来没那么严肃过。清晨东方竟呈现出一片明亮的血红色，街上人影婆娑，恍惚如梦。

第二天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天色暗淡，雨声如吼。解放军来了，大家躲在Regierung刚搭建好的塑料棚里，不时地有人出去打探消息。街头安上个大喇叭，播音员强做镇静地要求革命群众坚守工作岗位，可大人们跟约好了似的都没上班。我和二头不明白事态严重，继续睡自己的觉，我从没睡过那么大的床，几乎铺盖了大半个塑料棚。后来有人管那床叫社会主义大通铺，这是后话。狼骚儿不敢睡了，那阵子他一天要尿上七八回，几乎是一闭眼就要尿，塑料布积水，擦干净了也是骚气熏人。东街的王大妈一直在骂街，她说狼骚儿是有意破坏公物，社会主义大通铺岂容他如此糟蹋？然而骂了几回，狼骚儿却尿得更痛快了。

中午传来消息，二头家的后山墙倒了，砖墙刚好砸在炕上，房子毁了，连领袖画像都没能幸免。这时有的妇女已经泣不成声了，塑料棚里的气氛凝重得可怕。其实现在想来也没什么奇怪的，我们那个胡同里每年雨季都要倒几个小平房，漏雨倒灌更是家常便饭。但二头家的房倒偏偏赶上了地震，自然就多了层传奇色彩。后来二头的叔叔说如果不是他，我们的两条小命就交代了，似乎房子地震当时就倒了。虽然我和二头都清楚是怎么回事，可谁也不愿意点透。二头的叔叔说这话已经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当时我们想，在青海背了十年盐的人能记得那场地震就已经不错了。

我家那个胡同在南护城河外，听说是解放初期为安置穷人盖的，那时叫临时排子房，结果临时了三十多年也不见新房动工，排子房逐渐变成了鸽子窝。这种房型千篇一律，水泥板子房顶，全是隔断房，一盖就是一串儿。除了门牌号不同，各家都找不出什么区别，走错家门是常事。这一带路灯稀疏胡同还特别深，最长的地方有三、四百米，晚上进来的外人就像钻进迷宫似的。也许是怕胡同长，出事跑不出来吧，地震过了一个星期，Regierung的塑料棚拆了，可还是没人敢回去住。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了奇招，自己搭防震棚，于是全胡同的住户都开始忙活了。实际上那时全北京都在私搭防震棚，两三年后还可以看到些破棚子顽强地屹立着。后来人们说，那可能是北京历史上最大的私人建筑热了。

但私搭防震棚也生出不少事端，最大的后果是77年5、6月份出生的孩子特别多，人口专家至今无法解释京城那次突如其来的生育高峰是怎么回事。在我们胡同里防震棚的付作用当时就显现了，结果弄了个一死一伤一监，现在老人们想起来还唏嘘不已。

死的是阿力，跟我年纪差不多，他的死纯属事故。防震棚的确费了老百姓不少心思，很多家做了长期坚守的准备，拉灯通电，甚至连煤炉都搬进去了。棚子盖好后不久天就冷了，人们跟候鸟似的纷纷回迁，但老百姓怕老天爷反复无常，很多家都舍不得拆。于是防震棚成了我们这些孩子捉迷藏的天堂，后来不知哪个坏蛋想出了奇招儿，摸防震棚里安的电门，看谁的反映速度快。阿力在第六次摸电门时终于被粘住了，他的半截胳膊立刻成了黑木炭，人当场就没气了。可惜那天我没在场，后来只看到了他烧黑的胳膊，人已经被白布盖上了。阿力的死使我们第一次领略到了死亡的恐怖，刚才还一起跌打滚爬的玩伴儿怎么就没了，似乎世界上就不该有他。其实我一直怕死，特别是别人挥刀向头上砍的时候，那时我最盼望他的刀能中途拐弯。

二头的叔叔也是因为防震棚进去的，那次他差点把二子打死。

二头的叔叔有一米八几，都管他叫大竿儿，当时也就二十几岁。他因为不愿意下乡当知青，小学毕业后就说什么也不上学了，没事可干就成了痞子，周围总有十几个小兄弟跑前跑后，口袋里总不缺钱花。据说大竿儿为人仗义，冲锋在前，从来不打便宜手，到现在当时街面上的混爷提起他来还得伸出大拇指：“大竿儿，是站着撒尿的！”


大竿儿揍的那个家伙叫二子，比大竿儿小两岁，也是个痞子。但他和大竿儿不是一条道儿上的，平时谁都没把对方夹在眼里。
地震时二头的老爸正在南方出差，那时革命工作最重要，地震都不让回来，家里的事全指着大竿儿照应。刚开始私搭防震棚时，大竿儿就在胡同拐角处用砖头码了个圈儿，然后就叫上几个朋友到工地偷帆布去了。可回来时却发现他那个地方已经被人占了，二子正带着几个人搭棚子呢。当时我就在附近玩儿，所以大竿儿打人的事看了个满眼。

大竿走到二子身后，轻轻拍了他一下：“兄弟，怎么个茬儿，自个儿动手啦？别累着。”

二子转身见是他，马上掏出盒友谊烟来：“竿儿哥，先抽一根，这可是我托东城的大刚子从友谊商场里买出来的，那是我兄弟，尝尝，这烟倍儿香。”据说二子嘴里的大刚子是当时东城区有名的痞子，后来81年严打时给枪毙了。“听说家里的房子倒啦，什么时候翻盖叫兄弟一声。”二子笑着说道。

大竿儿没接他的烟，反而拍着他的棚子道：“够结实的，比我们家房还结实，再震一回都没事。”

“谁盼着老震呢，老地震还活不活了！”这时二子已经看见了大竿儿拉来的材料。“你也要盖？选好地方了吗？”

“不震了，一样有人不想叫我活呢，”大竿儿目光及其狠毒：“地儿早选好了，可让不懂事的玩意儿给占了，多大胆子？他敢骑我脖子上拉屎！你说他是哪国的种儿啊？”

这时二子已经明白了八九分，皮笑肉不笑地哈哈着：“谁敢不给竿儿哥面儿？简直青皮到家了。您支应一声，我带几个兄弟兜他一顿，实在不成一板儿砖叫他找不着北。不过您也真是，有个地方就先盖起来再说，瞧我占了地儿就盖，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大竿儿“砰”地踹了防震棚一脚，棚子呼扇几下，差点倒了。“我他妈一把火给你丫烧喽，儿媳妇怀孕，装什么孙子你跟我？”

“嘿、嘿、嘿！说什么哪？”二子仰头看着大竿儿，一脸的不忿。“嘴上挂夜壶了是怎么着？谁招你啦？”他回头看看自己的兄弟：“我们胡同尽出这号儿的，整个一车子。”

大竿儿指着二子的鼻子骂道：“我是谁？我眼里不揉沙子，前几年武斗我在两拨人中间拣枪子儿。少揣着明白装糊涂，老实把地儿腾出来，咱什么话都没有，要不……”大竿儿挑着下巴，嘴唇微微颤抖着。

“要不？要不怎么着哇？就你有嘴是怎么着？都是道儿上的，谁也别拿谁不当人。尊你一声叫个竿儿哥，那是给你脸，咱别给脸不接着。”这时二子身后几个帮忙盖棚子的朋友已经围过来了。

大竿儿哈哈一笑，他指着二子身后的几个家伙：“告诉你们几个小逼崽儿，别找不自在。今儿是我跟他的事，我们俩单挑。就算你们是数钢种盆的，找敲，咱也得挨着个儿地来。”说着，他突然轮圆了胳膊，“啪”的一声，二子被他一个大嘴巴抽了个趔趄。二子捂着腮帮子，眼睛立时就红了，他双臂挥舞，像疯狗一样疵牙咧嘴地“嗷嗷”叫着冲了过去。

这时我正站在不远处看热闹，那还是我头一次见到这样荒唐的场面。两个大男人扑在一起，立时像陀螺一样高速旋转起来，没转几圈儿，大竿儿就被二子一个拨脚别了出去。他仰面摔倒，后脑勺“咚”的磕在地上。二子纵身正要扑上来，只见大竿儿从地上抄起个东西奔他脑袋就迎了上来。我还没看清那东西是怎么砸上的，二子满脸是血地趴在地上蹬腿了。原来大竿儿拣了块半头砖，足足实实地拍在二子的脑门上。帮二子盖棚子的人一看势头不对，扭脸就跑。

大竿儿把砖头扔了，又狠狠在二子的屁股上跺了一脚：“我叫你连屎都拉不出来。”他转身想走，可不知怎么火气又上来了，于是指着二子的后脑勺发狠道：“你不是牛吗？起来呀你？我今天得非弄死你不可，我弄死这丫的。”说着他面目狰狞地满街寻觅自己刚扔掉的那块砖头。“今儿得弄死他，弄死丫的！”后面帮他拉材料的几个朋友赶紧过来，死劝活劝地把他劝走了，临走时大竿儿还狠狠啐了二子一口，此时的二子已经口吐白沫了。

大竿儿当天就跑了，半年后公安在河北邢台把他抓了回来。听说他是和当地一个暗门子鬼混时折的，公审大会时我也去看了。一辆大解放上足足站了十几个插着个牌子的犯人，那牌子的形状我很熟悉，电影里地主老财都喜欢背。大竿儿个儿太高，派出所特地找了个将近一米九的警察押着他。公审员念到他的名字时，警察拽了下他的脖领子，我看见大竿儿居然仰起头冲大家笑了笑。

当天二头在家哭了个死去活来。据说有恋父情结、恋姐情结，二头应该是恋叔情结了。

大竿儿被判了十年，就这样大伙都说他便宜了，要是赶上81年严打，大竿儿可是非死不可的。

二子福大命大，他从医院出来后省心多了，再没听说他欺负别人的事迹。其实大竿儿那一砖头不过把他打成了哑巴，现在还活得挺好，而且见人就笑，光吃不干活，据说体重已经快三百斤了。

北京爷们儿 (2)

北京市区也称四九城，以前管理京城治安的叫九门提督，早年间有个说法“富西城、贵东城，穷崇文、烂宣武”。西城富商多，东城王府多，那一带的胡同多半都带些贵气，院子也大多是前檐后脊、饿狮把门的，解放后迁到那一片的人也是有些身份的。至于宣武、崇文则是明朝后期建的外城，基本上是旧时贫民窟，除了八大胡同的红灯区是达官显贵经常光顾的场所外，没什么好去处。而居民大多是拉洋车的苦力、卖艺的把势匠、以及小商小贩，要是住在城墙外又不是当地的菜农的话基本上就属于盲流了。而大杂院也是崇文、宣武的特产，北城出现大杂院则是知青返后的事了。解放后市民的居住格局虽然有所改观，但南北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差距一直存在，北城人一直把南城人看作半个乡巴佬。我们家就在南城，而且在护城河外，如此算来就属于四分之三个乡巴佬了。
南北城的差距是历史造成的，但我们小时候还有一群家伙同样耷拉着眼角看人，他们算不得正经北京人，却小母牛坐飞机，牛到天上去了。这些人是军队大院的子弟，动不动就挥着军帽吓唬人的家伙，一般都是成群结伙的，打起架来成编制的上。在我家附近就有这么个军队大院，大楼特气派，据说用料是修大会堂剩下的。那里住的孩子一般都穿四个兜的军便服，把我们住的排子房叫鸽子窝，很少和我们交往，打群架应该是我们唯一的交流方式了。

我家住的排子房规模相当大，方圆有几百米，人口密度更是高得出奇，少说也有几千户人家。住在排子房里的大多是附近小工厂的工人、建筑公司的壮工，职业最好的是第一排住的几家小学老师。老师家平时不太和我们走动，只有收水电费的时候才打招呼，其他老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大家最瞧不起任人不理的张老师，他自己傲得像只猴，可儿子是傻子，大鼻涕总在腮帮子上挂着，忒儿搂起来跟抻面似的特别恶心，我们都管他叫豆子。

其实傻人也有傻人的妙处，豆子人虽傻，可做起事来却非常执着，有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狠劲儿。有一次我上学时看见他蹲在家门口洗衣服，拽着衣裳领子玩命地搓。可放学回来人家还没洗完呢，最可笑的是那个衣领子已经搓出窟窿来了。小时候我们变着法地叫豆子为我们干活儿，什么洗袜子、跑腿儿、买东西、给二头家的狗望风（那阵子流行打狗队），这傻家伙兢兢业业，比劳模自觉多了。有一次玻璃球滚到臭水沟里去了，我们便找豆子来摸，他脱鞋就下去摸，结果一口气摸上来三个球，其实我们只丢了一个。

狼骚儿家就在前排，他爸爸是锅炉工，鼻子边总有一道黑印。每到冬天他爸爸就会用自行车往家里驮烟煤块儿，街坊们没煤了就会到他们家去搬。单位的烟煤没掺土，蓝火苗半尺高，烧的时间还特别长。为这事我的父辈们没少和煤厂工作的街坊们拌嘴，他们说掺土是国家规定，要不蜂窝煤做不出来。大人们可不管那一套，有几个聪明便放出风来，五分钱收购一大块烟煤，于是到煤场去偷煤成了胡同孩子们冬天的一项游戏。本来我和狼骚儿并不是很熟，但上学后我们在一个班，街里街坊的不久便混得很瓷了。狼骚儿除了尿炕外也没别的大毛病，这小子鬼点子挺多，放屁都带调儿。

二头家比较远，与我们那趟街足足隔了四五排房子。我爸爸说他们家根儿上可能跟水泊梁山有点儿关系，几乎每代人都会被判上一、两个。二头的父亲倒是个老实人，见了人不笑不说话，可他弟弟大竿儿却是我们这一带最出名的痞子。据说他的成名作是在沙子口和丰台铁路局宿舍的一伙子弟约架，大竿儿挨了三管儿叉还在浴血奋战，对头被他的声势吓晕，当时就认栽了。那回大竿儿身上缝了三十多针，人家根本不稀罕到医院去拆线，几天后自己拿着把剪子就把线头剪了。后来他夏天光着膀子在街上走，我们都以为这家伙养了条蜈蚣呢。二头是老二，家里还有一兄一妹，爹亲叔大，三个孩子的性格都随了大竿儿，没一个踏实的。他哥哥大头四岁时就拿煤球把同伴的脑袋打漏了，妹妹卫宁虽然长得文静，可说起话来像喝了镪水，二头本人就更别提了。.

二头家是这一带的刺头，警察想起他们家来头都疼，可他们和我家的关系不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亲戚呢。其实这事多少有些无奈，压缩定量那几年我奶奶接济给他家十斤白面，从此他们便认准了我家是好人，逢年过节肯定提着点心匣子来做客。到了我们这一辈儿，都成了发小儿，关系就更不一般了。有一段时间，二头的爸爸老出差，二头就跟粘在我们家似的，吃喝不算，一高兴就和我睡在一张床上。


还有个儿时的玩伴也得提一下——山林。山林从小就特英俊，星眉朗目，齿白唇红，爱人肉长得满脸都是。据说在托儿所里哪个阿姨都喜欢他，特别是怀了孕的阿姨天天把山林抱在自己怀里，就盼着生个跟他一样的漂亮儿子。但他有一个地方不好看，嘴角边有一个小肉洞，又黑有深，笑起来时像个酒窝。但山林笑的时候很少，平常从远处看，这个小坑就跟脸上长了个痦子似的，特别是他生气的时候，那肉洞就出奇的凶狠。
山林的家境是我们几家里最惨的，据说他们家祖上是地主，解放时被镇压了。那时候四类分子的子女找工作比母鸡打鸣都难，山林的爸爸在60年代就蹬起了三轮，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小腿肚子梆梆硬，像挂了两个棕色的铁球，喝起酒来就跟喝白开水似的。那时私人蹬三轮属于投机倒把，他父亲天不亮就出去找活儿干，小偷似的东溜西窜，惟恐碰上多管闲事的老太太。后来红卫兵横空出世，山林父亲再精也没这帮孩子精神头大，他们家常常揭不开锅，文革没两年山林他妈就死了，很多人都知道她是饿死的，却没人敢说。我们一直没弄清楚山林这家伙为什么那样傲，他从不拿正眼看人，嘴里最常说的是：“全是傻逼！”

山林和我最谈得来，前几年他在和别人飙车时被撞死了，后事都是我打点的。如果狼骚儿还算是活人的话，他是我们哥儿几个里最短命的。

我上的那所小学离家不远，走着也不到十分钟。很多人年纪大了都掩饰不住对母校的感情，可我毕业后就再没回去过，其原因还是我们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不招人带见，上五年级时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

我们这几个人里最爱惹事的是二头，他从小就有暴力倾向，而且大多数情况不是因为自己。

有一次我在家写作业，二头不声不吭地溜了进来。他是家里的常客，谁也没拿他当回事，二头坐在我后面的床上，屁股跟开水烫了似的，老欠着身子往外看。我家的住房条件在当时算是不错的，三口人住一间十五平米的房子，还外加一个小厨房，那天我老爸正在厨房里做饭。“你看什么？屁股上长蛆啦？”我实在看不得他魂不守舍的劲头，作业根本写不下去了。

“你妈今天回来吗？”二头问。

“不知道。”那时我妈在通县上班，经常不回来。

“我想住你们家。”二头又向外看了一眼。

“你家来客人啦？”

“我把一个小子打开瓢了。”二头生怕别人听见，趴在我耳边轻轻地说。

我也情不自禁地看了眼窗外：“谁呀？”当时我们在学校里也打过架，但那大多是同学间半玩闹的事，头天打完，第二天又凑在一起了。就连我和二头都对捶过几回，鼻青脸肿地回了家，发誓不再和对方来往，可没三天又一块儿下河游泳了。但把别人打开瓢的事还是头一次碰上，我当时也有些慌了。

“就是东边楼上住的，比咱大一届，在初中部。他老在咱们教室门口晃悠，你应该认识？脑袋上有两个旋的。”二头惶恐不安地掰扯着自己的手。

我琢磨了半天也没印象。

“咳。”二头嗔怪地摇摇头：“反正是把他开了。”

“为什么？”

“丫仗着自己个子大，欺负狼骚儿，我就给了他一砖头。”二头拼命搓自己的手，一条条黑泥都小虫子似的给搓了下来，二头执着地搓着，似乎手搓干净刚才的事便与他无关了。“我没使劲，他脑袋也太不结实了，就一下！”他双手比画个圈儿：“砖头就这么一小点儿，他脑袋就漏了。你说丫不会找派出所吧？”

“听说现在打架就送工读学校，远着呢，一个礼拜才回一次家。”我惊慌地把窗帘拉上了。“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二头倒在床上，眼睛望着房顶发呆。“没准我哈巴（爸爸）正找我呢？”

“那小子死没死？”我问。

二头鼻子里哼哼了几声：“死不了，丫一边跑还一边骂我呢。”

“要不你去少林寺吧？”当时电影《少林寺》特流行，社会上传说犯了罪出家当和尚就可以免灾。

“少林寺在哪儿？”二头一直喜欢打打杀杀的东西，总拿着根棍子在学校操场上耍咕。“可当和尚不能吃肉。”

“听说有带发修行的，还能娶媳妇呢。”

二头听到这儿，腾地坐了起来：“少林寺远不远？怎么走？”

我仰头想了想：“听说是嵩山，要不我去问问我爸。”正说着，门口突然传来纷乱的吵闹声，我和二头立刻竖直了耳朵。

“就这儿吗？你要敢说瞎话我就找你们老师去！”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气哼哼地问。

我们突然听见了狼骚儿的声音：“就这儿，他保证在。”

女人突然闷声吼起来：“李二头，你给我出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们家我都去过了。打了人有种别跑哇，整个一个三青子……”

这时在厨房做饭的父亲推门走进来：“你们俩惹事了吧？”

二头赶紧说：“没东子的事，是我把人打了。”


父亲无奈地看了二头一眼：“你小子是不是吃枪药长大的？这趟街就数你能折腾，三天两头地给你爸惹事，真要走你叔那条路哇？”
二头盯着自己的脚不说话。

中年女人在街口骂得更厉害了：“李二头你个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老老实实出来，还等我去揪你呀？今天你小子要是不出来，我骂你八辈儿祖宗……”

父亲拽住二头的脖领子：“走吧？真等人家来揪你呀？”

二头看看我：“别忘了给小欢子喂食。”小欢子是他养的一条板凳狗，好几次打狗队来都幸免于难，大人们都说这条狗上辈子肯定是大官。

父亲扑哧一声笑了：“走吧，你当不了烈士。”

二头像只被拔掉钳子的螃蟹，他躲在父亲后面，还时不时地看看我。不知怎么，我当时竟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到了手指上，指尖已经微微有些颤抖了。我不由自主地抓住裤腿儿，使劲捻，手指都捻热了，好象不这样就得找个东西打几下。

我们走出胡同口，就见狼骚儿正被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薅着脖领子，女人后面有个獐头鼠目的孩子，脑袋上包了块白布，似乎刚哭过，脸上是一道儿一道儿的黑印儿。狼骚儿灰头土脸的，眼睛不住地向上翻。他嘴里哼哼唧唧地说：“我真不认识他们家是哪个门，这不是二头的家。”那女人突然扯着嗓子又喊起来：“李二头，你个小噶畚儿的，有种打人，没种出来，是你妈养的你就给我出来！”

“行啦，大姐，歇会儿，歇会儿。”父亲笑呵呵地走过去：“哪儿那么大火气，也不怕伤了身子。”

女人立时不说话了，她瞪圆眼睛，眼珠车轱辘似的打量起父亲来，也许是父亲还算长得气派，女人竟嗽了一下嗓子。后来她看见了我和二头，奇怪的是她一眼就盯上了二头，她指着二头道：“这就是李二头吧，瞧你那三角眼就不像个好东西。”她转过脸问父亲：“他跟您什么关系？”

“他是我侄子。怎么啦？两个孩子掐起来啦？”父亲拉过被打的孩子，掰着脑袋看了一阵儿：“还疼不疼？多大口子？”父亲顺手拍了几下他的肩膀，回头瞪着二头道：“你这小兔崽子，手上就是没轻没重，你看看，还不向阿姨陪不是？”

二头跟木桩子似的站在那儿，他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地面。

“瞧他一脸横肉的，长大了也不是个好东西。”女人咬牙切齿地说：“我们家孩子多老实，你凭什么欺负他？把我们孩子打成这样，你还有点儿人心没有？”她越说越激动，身子竟向二头靠了过去。

父亲赶紧过去用身体挡住了女人的去路：“不过是小孩儿打架，大人上手不就成护犊子了吗？”说着，他凶巴巴地对二头发起了狠：“怎么回事？你怎么动手打人哪？人家怎么招你啦？”

二头楞瞌瞌地一手指着狼骚儿，一手指着挨打的小子：“他欺负他。”

父亲故作郑重地问狼骚儿：“是吗？二头是不是说瞎话？”

狼骚儿回头瞪了挨打者一眼：“我在厕所里撒尿，他说我跟他犯照（挑衅的对视）来着，要打我……”

“胡说！”中年妇女横着蹦了起来，腰上的肉呼呼直颤，她夸张地抡着胳膊，漫天都是肥大的膀臂。女人大叫道：“照你们这么说我们家孩子成流氓了，我们挨了Dadao成活该啦……”

此时胡同口已经聚集了几个看热闹的邻居，大家说什么的都有，有两个起哄驾秧子竟说二头打得轻了。眼看中年女人就要躺下撒泼了，父亲赶紧上去劝住她：“大姐、大姐，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他回手给了二头后脑勺一巴掌：“狼骚儿没动手，你拔什么横？就你能葛儿。”然后他从口袋掏出十块钱，塞给中年女人。“行了，您别跟孩子一般见识，这是医药费。您放心，呆会儿我去找他爸爸，非好好揍这臭小子一顿不可！”


女人看见这张大团结，脸色立刻缓和下来。“您不知道，他爸爸是技术员，咱不能跟一般的家庭比，我们特重视孩子的教育。现在的学校里什么人都有……”
父亲赶紧笑着说：“是、是，您的孩子以后能当工程师。”

女人听了这话脸上居然露出了笑容，她挤眉弄眼地说：“今儿是冲您，要不我非给他弄派出所去不可，胡同里的孩子就没好样的！”

此言一出，还没等父亲说话，看热闹的邻居先骂了起来。“嘿，你说什么哪？找死啊？”“胡同里全是大流氓，你晚上回家有本事别从这儿走。”“就她爷们儿，我认识，一身咸带鱼味儿，还技术员呢！”“弄个橛子把她那崽子的屁眼儿堵上！”“你们家不就住四楼上吗？砖头能砍上去……”后来几个年轻人居然嚷嚷着要把女人的舌头剌下来。

女人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她下意识地往父亲身后躲。父亲铁青着面孔对女人说：“二头的叔叔在青海背盐呢，他要是听见您这句话，非把您的宝贝儿子骟了不可。您的儿子比二头大一届都挨打了，以后他要是天天挨打我可管不了，您还想不想让他上学了？”

女人被吓得直喘粗气，她几乎是惊恐地抱住自己的儿子，此时她儿子脑袋上那块白布已经向外殷血了。


小学生活没给我们留下任何好的印象，如果不是那帮小学老师太过势利眼的话，也许我成不了痞子。但时世难料，成不了痞子当了流氓也说不定。
我们的小学离家很近，那是一座普通的三层楼，50年代盖的，据说那时的水泥质量好，水泥地板总是黑亮黑亮的，光线好的时候能当镜子用。以当时的标准看，学校的设施、环境还是不错的。只是小学的生源比较复杂，家长社会地位的悬殊巨大。物以类聚，兽以群分，学生们爱扎堆儿，学校里俨然存在着几个小帮派。我们当时岁数都小，闹不出什么大事，顶多是课间休息时相互撞几下，几年中倒也相安无事。

生源主要分成三大块儿，胡同排子房的、附近楼群的，还有一群学生是军队大院的。楼群孩子的生活条件相对好些，但他们终归是地方杂牌军，不在组织，平时也比较分散，对我们没什么威胁。后来楼群面积扩大到整片菜地，方路家搬来了，但十几年后我们才认识，两伙祸害总算是没有会师。

军队大院可不一样了，他们人多势众，装备精良，这群孩子是我们的死对头。大院门口有哨兵站岗，一副戒备森严的样子，我二十岁之前就从没进去过。军队大院的孩子最牛，他们穿的军装都是四个兜的。老妈攒一个月钱为我买了个军挎包，他们硬说颜色不正是废品，我回家跟老妈吵了一架，老妈气得两天没吃下饭去。这群孩子是天生的群居动物，走起路来总怕掉队，而且保证是一臂间隔。他们觉着自己高人一等，我们平时更是懒得跟他们来往。

我们四五年级时的班主任是个女的，姓刘，个子矮得不像样子，四肢如缩在身体里，伸不出来，狼骚儿便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个刘。听说小个刘是军队大院里某个营级干部的老婆，这女人平时的样儿可大了，眼睛只看房顶，脖子上一道道的青筋总是立着的。

小个刘模样差劲倒也罢了，这女人会变脸，技艺高超。上课提问时对军队大院的孩子总是百般呵护，一道题她能掰开揉碎了讲上好几遍。可要是换了我们，保证是横眉冷对，一言不发，此时教室里的宁静简直让人觉得恐怖。

有回放学时她把山林留下了：“你的作业是怎么回事？谁给你写的？”说着小个刘将作业本重重地摔在桌子上，颧骨上立刻红了。山林正要说话，此时一个男同学走过来：“刘老师我走啦。”小个刘整张脸都红了，她笑得面若桃花，呵呵直喘：“回家问许参谋好，路上慢着点。”

小个刘太招人恨，平时我们没少扎她的自行车胎。大家都盼着她能住几回院，可这女人的身体出奇的好，有一次下雪她摔了个半死，可第二天依然精神抖擞来上班了。不过那回开家长会，小个刘的人可丢大了，这事多亏了狼骚儿他爸。

那次的家长会是五年级是期中考试的总结，全班同学都站在后排罚站，家长坐在我们的位置上。其实也难怪小个刘生气，班里成绩表的后五位全是胡同里的孩子。小个刘越叨唠火气越大，最后她突然蹦出一句：“胡同里的孩子就是没好样的，升学率都让他们带下去了……”

这句话就像扔进茅坑的砖头，教室里嗡的一声就炸了。要知道屋里至少坐了一半胡同里来的家长，狼骚儿的父亲第一个跳了出来。他有三件看家本领——烧锅炉、喝酒、侃大山，不喝酒时是胡同里第一大贫蛋，邻居们都叫他哨爷。

“刘老师，您是姓刘吧？”他费劲地从学生桌里钻出来，一直走到讲台前。“您是姓刘吧？是不是刘邓陶的刘？”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小个刘，讲台上像是一对相声演员在进行表演。

小个刘点点头，她已经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您什么出身？”狼骚儿爸爸色咪咪地看着她，看得小个刘直扭屁股。

“我们家贫农。”小个刘说这话时底气很冲，那时成分论的遗毒还很重，动不动就会有人站出来说自己是贫农，应该如何如何。

“贫农出身怎么当老师了？”

“我考的师范。”

“那你们家以前住哪儿？”

小个刘张着嘴，她连眨了几下眼：“这位家长请您回到座位上去，我们在开家长会。”

“咱今天得把话说清楚，Volk群众的优秀子弟怎么让学校教成这个样子了？咱得挖挖思想上的根源，看看错到底在哪儿？对不对？”

下面立刻有几位家长大声应和着：“对！得刨刨根儿。”有个人小声嘟囔着：“上梁不正下梁歪，坏老师能教出好学生？”

狼骚儿的爸爸一脸得意，他接着问。“贫农怎么住大院里去了？”

“我爱人是营级干部。“小个刘的脸色很难看。

“你爱人是军人，是Volk的儿子，那我们是谁？”狼骚儿爸爸看着下面的家长：“我们是谁呀？”

“我们是Volk。”胡同里的家长跟着起哄道，那时我们在后面的已经笑得不成样子了，二头更是挤眉弄眼、洋相百出。

狼骚儿爸爸手指着小个刘：“您看看，您看看，胡同里的Volk是最基本的群众，是无产阶级，是革命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我们的孩子怎么到了您的手里就成脓包了？我估计您父亲住的地儿还不如胡同呢？您说胡同里孩子没好样的，这么说您和你爹就更不是好人了，对不对？胡同里真没好样的？那东子怎么考了第三呢？他不是胡同里长大的？”他抬手指着我，那次我的确考了个第三。

小个刘一个劲咽唾沫，她的手指死命地抠住讲台。可事到如此她还是不甘心认错，眼珠拼命往窗外翻。


哨爷本来想说几句就算，可人家没给他台阶下，于是越说越恼：“您还不服气是不是？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堕。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是希望他们能学好，可现在的老师素质太低，Volk拿钱养活着你们，Volk拿钱养活着军队，可你们说什么胡同里的没好样的。这是什么阶级观？党是怎么教育你们的？胡同里没好样的你们吃谁喝谁哪？天上能掉下粮食还是能掉下来钢铁呀？我看你们这些老师首先得好好端正一下自己的思想，干部掉过来念是不干，你们思想成问题了你们，校长呢？把你们校长叫来……”
那天小个刘是哭着跑出教室的，第二天，另一个老师来到教室，他成了我们新的班主任。新班主任的第一件事是率先走到狼骚儿的桌子前：“以后再开家长会，让你妈来就行了。”说着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家长会虽然罢了小个刘的官，却并不能改变胡同学生在老师们眼中的地位，大院同学依然优越，依然是老师们的宠儿，三好学生一直是他们的专利。可能是看他们屁颠儿屁颠儿的样子生气，二头、山林背地里拿抢他们的军帽当成了乐子，可他们的军帽似乎抢不完，越抢越多。我则较着劲地学习，一心想在成绩上压过他们。

期末考试，学校规定考试成绩平均分在95以上的，可以作为年级学习标兵参加夏令营。听说那个夏令营是一个同学家长联系的，到北海舰队参观军舰，还能跟着军舰出海呢。期中考试时我平均考了93分，为了参加夏令营我便玩命学习，结果期末考了个平均96分，在年级里排第二名。可后来夏令营的名单里没有我，几乎全是大院里的孩子。我找到班主任讲理，他根本没用正眼看我：“你主要是副科分数高，语文、数学的平均分才94.5分。”

“可学校并没说主副科。”我当然不服气。

班主任本来想发火，可看到我愤怒的表情不得不把脸色缓和下来：“你是有进步，可还不到学习标兵的标准。成绩好只是一方面，上回教室的玻璃是不是你砸的？没事你们就在外面踢球，张老师的眼镜还是你们踢碎的呢，对不对？你呀就是没把心思用到正道上，参加夏令营不是目的，考试就是为了去夏令营？所以我说你的思想有问题。”

“不是评选学习标兵吗？又不是三好学生。”我知道自己不配当三好生，也从来没动过那个心思。

班主任把嗓门提了起来。“标兵是什么？那需要表率作用，你平时总捣蛋，同学们也不答应啊……”

后来年级里安慰性地让我当了班学习标兵，但夏令营还是没我的份儿。听到这个消息时，指尖又有了充血的感觉，我气得在操场上转了半天，嗓子眼跟塞了块木头似的，难受极了。那天我狠命地抠书桌上的木皮，整整抠了一上午，最后书桌面儿竟被我抠空了一块。前些年在广州我才第一次见到军舰，但小时候想起军舰就心潮澎湃的感觉早就没了。那时我只是木然地看着它缓缓离港，舰尾螺旋桨卷起的阵阵白浪居然让我一点儿想法都没有。

转过年来，我们该考中学了，当时流行考重点，孩子要是上了重点中学就跟中了状元差不多，我们那片排子房还没有一个孩子上重点中学呢。父母都没什么文化，快报名时，他们叫我多问问老师。

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找到班主任商量报名的事。那阵子找班主任当参谋的家长特别多，我排在一个当兵的后面，班主任和他谈了半个小时，轮到我时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你家长怎么没来？”他问。

“他们都上班了。”我挺老实。

“是不是报名的事？”

我点点头。

“你的成绩还可以，但考重点够戗。这样吧，你报个市重点，万一考上了更好，区重点就算了，没那个必要。”班主任突然看到一个胖子来到门口，他赶紧笑着迎过去：“许处长，您也来啦？”

我按老师的意思报了名，分数下来可傻了眼，我的分数离市重点只差0.5分，却比区重点高出了一大块。但我根本没报区重点，只得就近分配了。那天我到学校找老师告别，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听见班主任正说话：“我早就说过，胡同里的孩子没戏。张东怎么样？还是不行吧。”另一个老师嘻嘻哈哈地说道。“就他们家住的那片排子房，出的全是痞子，成绩好也是蒙的。”班主任说：“校长说张东是排子房的小秀才，我看不见得。这孩子看什么都不顺眼，没事就跟老师顶嘴，以后能好得了……”

我突然感到一阵晕旋，眼前竟成了一片血红色，腿都软了。我迷迷糊糊地跑回家，趴在床上痛哭起来。

二头和山林来了，他们不用担心升学的事，反正是就近分配。漫长的暑假这哥俩都没兴趣再玩儿下去，老盼着开学。他们看到我的样子大为奇怪，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们，边说边诅咒，恨不得把班主任他们家人全剁碎了喂狗。

“全是傻逼！”山林恶狠狠地说。“咱们去把他们家玻璃砸喽。”二头摸摸脑袋：“听说他们家住北城呢。豆子他爸也是老师，要不咱打豆子一顿，出出火得了。”我腾地从床上跳下来：“走。”

我们跑到街上，找了半天才看见狼骚儿正拉着豆子，在胡同旮旯里敲三家呢。山林跑过去骂道：“跟他玩牌，你吃多了撑的？”


狼骚儿冲他摆摆手，然后煞有介事地把扑克往地上一摔：“你输了，喝！”我们互望一眼，狼骚儿扔在地上的扑克牌毫无章法，三四六就敢往出甩，那明明就是骗人嘛。豆子瞪着黄豆似的小眼睛，满脸迷茫地看着他：“我，我又输啦？”他的发音器官也不太正常，瓮声瓮气，跟往暖瓶里吹气似的。狼骚儿嚷嚷道：“可不是又输了，别耍赖啊，赶紧喝。”他指着地上的一个装满凉水的大水碗，那个碗比豆子的头都大。我们这才看出豆子坐得笔直，肚子比平时已经大了不少。豆子正色道：“谁耍赖？谁耍赖谁是孙子。”说着他郑重地端起水碗，脖子上那个小硬壳上下晃了几下，便抿着嘴喝起来。
二头过去拉他：“豆子，我们找你有事。”豆子一把甩开二头，恼火地说：“别，别闹，我还没喝完呢。”说着他捧起大碗咕咚咕咚喝起来。

狼骚儿冲我们使个鬼脸，此时豆子的肚子咕噜咕噜长起来，不一会儿一大碗凉水又灌下去了。豆子放下碗时竟撑得翻了个白眼，他张了下嘴，一大口凉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此时山林再也憋不住了，他蹲在地上哈哈大笑，豆子看到我们笑也跟着傻笑。

突然二头抓住他的脖领子，抬手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豆子一时被打呆了，他捂着脸，嘴唇哆嗦着，眉毛拧成了一条儿。

“说。”二头声色俱厉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我爸爸？我爸爸？”豆子茫然地看着我们，浑然忘却了刚才的恼怒。

山林使劲捅了我一把，我当时又感到十指充血，浑身哆嗦，那块堵在嗓子里的木块像子弹一样要往外喷，我低吼一声，接着飞起一脚踢在豆子肥肥壮壮的屁股上。豆子被踹了个趔趄，他前冲几步，一张嘴，凉水如瀑布般喷了出来，二头几乎被他喷了一身。等他喷完水，我拽住他的后背抡圆胳膊就是几巴掌，豆子被打得“嗷嗷”直叫。

山林在一边恶狠狠地说：“你说，老师是孙子，你爸爸也是孙子。说，不说打死你！”

豆子已经被我Dadao在自己喷出的那滩子水洼里，他翻了翻眼睛，然后高声叫起来：“老师是孙子，你爸爸也是孙子。”

狼骚儿笑得原地转了个圈儿，山林过去照他肚子就是几脚：“说，豆子的爸爸是孙子！”

豆子又喷出一口水，他声嘶力竭地喊：“豆子的爸爸是孙子，豆子的爸爸是孙子。”

我看着自己已经打红了的手，一股由衷的快感叫我浑身舒畅起来，一时连考学的事都忘了。

那个暑假豆子成了我们的出气筒，没事我们就会揍他一顿开开心。山林为此发明了个词，把这种例行公事般的游戏叫“抓HJ”，几乎每周胡同里都会响起几次抓HJ的吆喝声。弄不清豆子是真傻假傻，他开始时避难是往家跑，后来我们便事先堵死他回家的路。不久这家伙又开始往学校跑，有几次竟站在补课的教室外，当着老师的面儿气我们。不过豆子的确是个人物，他特要面子，挨了打从来不说。即使张老师问他，豆子侠士也坦言是自己摔的，我们也从没为豆子的事挨过家长的揍。

前两年听说豆子死了，当时我竟感到一阵难过，似乎我们童年生活的唯一纪念品也就此丢失了。


北京爷们儿 (3)

粘一屁股屎
我窝窝囊囊地上了中学，总觉得自己上了贼船，老师都是大灰狼，成绩不错的同学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中学也在我家附近，学生基本上都是附近几所小学连锅端上来的，二头、山林几个还和我一班，日子算过得挺自在。那时学生里流行着“一中土，二中洋，三中全是大流氓。”的说法。我们的学校是四中，我上学后就在顺口溜后面又加了一句：“四中都是大屎蛋。”毕业后这句话便随着我们的离去失传了。

不久我又成了学校里的第一名，老师爱惜人才，让我当班里的学习委员，可没当半个学期就被撤了。撤换的直接原因是我写了四个人的作业，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这哥儿几个没一个省油的灯。每想起这事我就埋怨二头，这小子纯粹是个惹事精，要不是他到处惹事，我的干部还能多做几个月呢。

二头本来比我们大一岁，这家伙五年级时蹲了一班，初中是和我们一起上的。小时候二头是我们几个人里个子最高的，和其他孩子打架时，他都是冲锋在前，对方往往在他一顿乱划拉中先丢了士气。可近年来这家伙光长脑袋了，结果脑袋比一般人大了两圈儿，身高却驽足了劲也没长到一米六。最可笑的是二头的头发，又黑又硬，像不受地心引力约束似的，拧着劲往上长，远远望去他的脑袋整个就是个大得出奇的刺猬。我们常拿这事挖苦他，山林的话最损：“你叔叔一米八几，你哥哥也不矮，怎么你长得总跟小学生似的？简直就是个狮子头。”

“我就不爱长，我就不爱长，长那么高干嘛？”二头很不服气。“做衣裳费布，打仗还暴露目标，一枪就让人家撂了。”此时我便会接口道：“你这样的军队不要，不知道还以为日本鬼子又来了呢。”

别看二头个子小，走起路来却和他脸上的肉一样，横着。那时这种做派叫晃，谁在街上晃得厉害就离挨打不远了。

开学不到一个星期，二头就惹了事。那天做课间操时，他和初三的领操员犯起了照。二头在队伍前列，据说他是看那家伙在头发上抹油不顺眼，我估计他是对人家一米八几的个子有意见。二头台下一个劲地吐舌头唾唾沫，二拇哥还冲人家搂了几下扳机。当时我们几个都在队尾，谁也不知道前面是怎么回事。做完操，我和山林、狼骚儿搭伴去厕所了。

据说课间操的结束铃刚响，身高马大的领操员就大步流星地冲过来，他揪住二头的领子骂道：“瞪着俩小逼眼儿，你瞅什么？再看我把你俩眼珠子扣出来。”

“领操的事都是女生干的，你一傻老爷们儿在上面瞎蹦什么？谁爱看你呀？”二头不拿正眼看他，一个劲儿瞧他的下三路。

“你这蘑菇精，你活够了啦？”说着领操员揪住二头的脖领子，想把他原地拎起来。

二头就势身子后仰，街着照领操员的劲照他裆部狠踢一脚，脚尖还死命向上挑着。领操员“嗷”的一声，他两条腿立刻夹在一起，人像个皮球似的在地上蹦来蹦去。二头不管三七二十一，照领操员脑袋上就是一顿老拳，老远听着就跟敲墙似的。这时领操员的几个同学聚了上来，二头便与他们在操场上展开了血战。等我们赶到战场时，二头已经抱着脑袋趴在地上了。

领操员走了，我看着趴在地上的二头，只见他眉目青紫，双眼紧闭，脑袋上坑凹不平，摸着就跟没长好的老倭瓜似的。当时我以为二头已经死了，说话都带了颤音：“二头，二头，你醒醒。”

二头突地跳了起来，这一来险些把我吓个半死。“六个人打我一个，你们知道吗？！六个人打我一个，他们丫还是初三的呢。”二头揉揉满是灰土的脸，那神情中竟有一丝骄傲。

山林左手拿着根棍子，不住地掂着，眼睛四下搜索：“现在咱们就去，把他们丫教室砸喽。”

“我看还是等放学吧，咱们在学校外猫着，出来一个打一个。”我当时对打架这种事还不太感兴趣，想起来不禁有点腿软。我琢磨着即使动粗也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在校外跑起来容易些。

二头怪笑一声：“现在就去，这口气出不来非把我憋死不可。”说着他开始满地找砖头。

狼骚儿抹搭抹搭眼皮，吸着气说道：“我听说他是初三的团支部S-J，他爸是师级的。”


山林围着他转了几圈儿：“你知道得可真清楚！打就打师长的儿子，我给丫揍成马弁你信不信？”
狼骚儿不理山林，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他们本来就比咱们高两届，人又多，我看还是找大头吧。”

没想到狼骚儿这话起了作用，二头突然拍了下脑门，他一拳砸在自己手掌上：“对，我哥就在高二，他那帮兄弟天天去我们家喝酒。”二头哈哈笑着跑了。

大头是二头的哥哥，就在高二，从小我就认识他。狼骚儿提到大头时，我的心也跟着忽悠了一下，大头一出手这事就小不了。

大头是排子房当时最大的玩儿主，他彻底继承了大竿儿的衣钵，从小就有股啸聚山林的气概。大竿儿曾经偷过一台小车床，自己把自己培养车熟练的车工。这家伙没事就在家车管儿叉，一做就是几十把，卖管儿叉是他的副业，平时身上总挂着两把。大竿儿被判刑后，大头就成了排子房痞子的代表人物。

如果光看脸面大头兄弟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同样的小眼儿巴差，同样的一脸横肉，同样的一副猪耳朵，但大头却足有一米八高。初中开学时我就在学校门口见过他，这家伙一身军绿，长发齐肩，一嘴黑绒毛煞是吓人。听说大头是高中的痞子头，老师都不敢招惹他，平时来上课算是给老师面子。

第二节课二头没来，下课时我就看见二头在操场上向我们招手，我和山林、狼骚儿跑过去，发现大头正大摇大摆地朝我们走来。“那小子刚进厕所。”二头说。

大头的形象的确不是好人，他斜着肩膀，双手揣兜，一条腿翘在半空当啷着。大头瞥着小眼睛道：“几个人？”

二头兴奋得直搓手：“就他一个人，咱们进去攒丫一顿。”

“还用得着你们？在门口好好瞧着，谁也不许上。”大头说着便摇摇晃晃地朝操场边的厕所走去。

我们一窝蜂挤到厕所门口，只见大头径直朝走到那个蹲着的家伙身边。

“呦，您也来了。”那小子正是领操员，他看见四周无人，赶紧拿出盒翡翠烟，讨好似的说：“您来一根尝尝。”

大头神色傲然地低头看看，一把将整盒烟都抢了过来。“原来是大庆，我还以为是谁呢？”大头一脚踏在厕所的水泥台上，他弯着身子道：“听说最近你名儿越来越响了，绳子去崇文门抄人都叫上你啦？驴槽子改棺材，快成人啦你。”

“再怎么着都是您兄弟，有事我还得求您照着呢。”大庆可能是便秘了，他边说边痛苦地攥着拳头较劲。

“咧嘴干嘛？拉不出来？”大头似乎很关心他。

“上火了。”大庆干笑着，笑声里一点儿水分都没有。

“那得给你去点火呀。你看看我这是什么？仔细瞧瞧。”大头张开五指，把手举到大庆眼前。

大庆一脸迷惑地注视着他的手：“这是，这是……？”

“再仔细看看。”大头的手越举越高，突然他狠命打了下去，手背正好砸在大庆眼眶上。大庆“嗷”地叫了一声，眼睛立刻睁不开了，他一屁股做在茅坑的水泥台上。大头却跟打铁似的，抡圆了胳膊，一下一下地往下砸。他边打嘴里边骂着：“我叫你知道知道，我叫你知道知道。”最后大庆的半个身子竟被凿进了茅坑，他屁股上粘满了黄屎，双手捂着脑袋，只剩哼哼的份儿了。

大头可能是打累了，他使劲甩了甩胳膊，喘着气问道：“我今天是叫你知道知道，知道吗？”

大庆捂着脸：“知道了。”

大头照他后脑又是一巴掌：“知道什么呀你？”

大庆哭丧着脸：“大哥，我错了，我真错了。”

“谁他妈是你大哥？”大头本来想踹他一脚，可看到大庆满屁股屎，脚抬到一半又收回来了。

“我真错了，我真错了，赶明儿我给您赔礼。”此时大庆已经看见了门口的二头，明白了。

大头这才摇摇摆摆地走出来，他站在厕所门口，大拇指挑着里面说：“看见没有，下回他再叫板，你们就照这样给我揍，往死了打，出事我兜着。”

回到教室，狼骚儿笑得前仰后合，他向每一个路过的同学讲解刚才的事件。而我则整节课都没说话，大庆一屁股屎的情景叫人恶心，而他张口求饶的德行则让人想再揍他一顿。整节课我都是神不守舍的，有股沸腾的血液一直在周身游走，我的指尖再次感到了震颤。


下午放学时，我们在学校门口竟又碰上了大庆。他已经换了身衣裳，额头上起了个大包，眼眶和嘴唇肿成了一片丘陵。他站在那儿，左眼泪光闪闪，稍微活动一下脑袋，鹅黄色的眼屎便一层层地往睫毛上糊。二头和我们对望一眼，他率先走过去：“要不是你们六个打我一个，我是不会找我哥的，你要是不服，咱们胡同里单练。”说着他把书包扔给了我们。
大庆一把将他拉住：“兄弟，我可真不是那个意思，谁知道你是大头的弟弟呀。”他又拿出盒烟，一下塞到二头手里。“我是跟你赔不是来啦。”

山林在我身边“呸”了一口。

大庆装没听见，他接着跟二头说道：“兄弟，今天实在对不起了，你要是没解恨，再打哥哥一顿都行。”

二头无奈地砸砸嘴：“我就是看你领操不顺眼。”

大庆单指一挑，似乎下了多大决心：“你放心！明儿我就让他们干，走，我请你们喝汽水儿。”

“算了，算了。”二头推辞着，他有点儿脸红了。

“走吧，就喝瓶汽水儿，东边的商店新来北冰洋了，玻璃瓶的新包装，特少见。”大庆拉住他不撒手，他扭脸向我们说道：“小哥儿几个一块儿去吧，以后咱们都是好兄弟，大家有事就支应一声，没问题。”

二头被他拽着走，我们也只好在后面跟着。山林瞧了狼骚儿一眼：“这就是师长的儿子？”

狼骚儿很认真地回答：“他爸爸是师级干部，不信你问去。听说人家住三居室的楼房呢，家里有的是钱。”

山林把窝了沿儿的军帽拉到眉骨上：“以后让丫给咱们进贡帽子。”

此后大庆成了我们的后勤部长，不是送烟就是请客，还能搞到国外的画报呢。有一回他真找来一顶呢子贝雷帽送给二头，二头端详了许久：“好象是《渡江侦察记》里国民党兵的帽子。”

“得了吧你，文化大革命前我爸爸带的帽子。”大庆特兴奋：“那时候他是中尉，两个豆呢。”

“什么两个豆？”二头不大明白。

“真不知道？”大庆惊讶得瞪圆了眼。

“知道还问你？”山林一把将帽子抢过来，斜扣在头上。他戴着帽子在我们面前转了几圈儿，那样子跟猫头鹰（电影《桥》里的一个人物）似的。

大庆扫兴地叹了口气：“你们不是院里长大的，那是军衔。”

“不就是一毛二吗？谁不知道似的。两毛三是上校，党卫军的才值钱呢。”我挖苦着他。

大庆使劲拍了下大腿：“我爷爷就是上校，可惜他死了。有机会你们见见我姐姐，听我爸说她跟我爷爷长得特像。”

“你姐姐喇不喇？”山林突然问了一句，我们和大庆一时都没搞清这句话的意思，大庆琢磨了半天也没说什么。


不久班主任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我班干部的身份就给取消了。老师说我的成绩不理想，期中考试只考了第二。
“张东，知道你这回考试的成绩吗？”班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

“挺好的。”我装傻。

“你就没想过还能考得更好吗？”其实班主任是个挺慈祥的半大老太太，她对我是又恨又喜欢。

我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好能好到哪儿去？”

“现在的孩子也不知道怎么了，拿什么都不当回事。”班主任痛惜地摇摇头。“前几次测验你都是第一名，这次你是第二名，成绩为什么下降？”

我低着头不说话，其实我心里挺窝囊的，班里的第一名是个叫精卫的小丫头，平时看不出什么来，却聪明透顶。我们私下在成绩上较劲，却谁都不愿意明说。“时也，运也，命也！”这句话跟从我嘴里溜出来似的。

“什么？什么？”老师没听清楚，她睁大了眼睛问。

“学成什么样算什么样呗。”我眼睛望着窗外，脑子里全是空白。一只小家雀站在窗台上“嘣嘣嘣”地啄着玻璃，它似乎想飞进来，两条腿跟装了弹簧似的蹦来蹦去，它歪着小脑袋不住地向我看，神态特别可爱。

“要说聪明你是班里最聪明的，可你根本没把心思用在学习上，看来我得找你家长谈一次。”班主任说起这话来异常严厉，最后竟有点儿咬牙切齿的劲儿了。

“我，我怎么了？”我给气笑了，没听说过考第二名是请家长的理由。

“怎么了？怎么了你还不清楚？你跟他们不是一类人，老跟他们混在一起早晚得把你毁了。前一阵子你们还敢打高年级的学生，这样下去还了得？”班主任面目通红，嘴唇颤抖。她的手向指着外面，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我顺着她的手望去，小鸟已经给她吓跑了，窗外是淡淡青天，操场中上体育课的高年级学生正在踢足球。“他们？您说的是谁呀？”我壮着胆子问她。

“山林、二头他们，跟他们在一块儿你能学到什么？”老师无奈地摇头。

“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我老老实实的说。

老师叹口气，她若有所思地说道：“我知道你们从小就在一起，可这并不能成为不学好的理由。按你的成绩将来是要考大学的，他们呢？他们——”班主任歪着头想了想措辞。“他们将来的事就不说了，最近我收到了不少家长、同学反应的意见。”她指了指自己的抽屉。“他们在外面成帮结伙地打架，连高年级的同学都敢打，还到别的学校截女生。我担心这里面也有你的事。”

我使劲梗了下脖子，打架常有，截女生的事不清楚。“谁说的？”

“谁说的你别管。”班主任瞪了我一眼。

“有人就是爱扎针儿，没劲。”我小声嘀咕，眼珠子一个劲地往上翻。

“呵！你还挺不服气？什么叫扎针儿？那是向老师反应问题。”班主任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豁出去了，反正脸已经撕破了：“保证是大院里的孩子打的小报告，当官的毛病还遗传吗？”

班主任被气得原地转了一圈儿，她揍我的心都有了，手指哆哆嗦嗦地没地方搁：“你脑袋里尽是些什么东西？明天把你父亲请来，学习委员先让精卫代理。”我转身就走。“站住。”班主任大声喝着，她走到我身后：“我这是为了你好，将来你长大了就会感谢我了，现在的社会风气太乱。你是要考大学的，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成为有作为的人，看看你们家那片排子房，有出息的都是考大学考走的，总共才几个？可考走了人家就不回来，这是为什么你得好好想想。”

“有没有作为管什么用？”我转身问她。

“年纪轻轻怎么学会玩世不恭了？”班主任的调门又提了起来。

到初二时我们仗着大头的淫威和小哥儿几个的不懈努力，在初中部呼风唤雨了。那时学校里形成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的同学见了我们，不管认识不认识都要主动点头，毕业后班主任听说这事后惊得差点背过气去。
第二学期，狼骚儿突然变得阔绰起来，隔三差五地请客吃饭，十块把块的从不皱眉。这小子还把我们的烟给承包了，那时年轻人常抽的烟是凤凰和友谊，叼着凤凰烟在街上溜达，就跟近几年揣着万宝路在女朋友面前显白似的。再后来他竟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一块板儿砖（国内最早的录音机）。

有一次他特神秘地把我们集中在附近工地的水泥管子里。“你要拉屎也得找个干净点的地方吧？”二头看看水泥管子附近的一滩滩大便痛苦地说。我也特不满意：“有陪绑的，还有陪拉的哪？你恶心不恶心？”狼骚儿神秘地拍了下自己的书包。“给你们弄点新鲜的看。”

“你也有新鲜的？”我指着他的鼻子骂道。“这狗东西上回在这儿拣了一个用过的避孕套，还腆着脸的给我看呢。你呀！顶多弄两本手抄本，《少女的回忆》我早就看了，你要拿不出新鲜的可不行。”

“这回可是好东西，你知道我费多大劲才弄来吗？”说着狼骚儿摆好板儿砖，从口袋里套出一盒磁带。“瞅瞅，邓丽君。”我们几互相看了一眼，磁带上的字是手写的，一看就知道是翻录的。二头疑惑地说道：“邓丽君唱的不都是黄歌吗？”山林腮帮子上的肉洞抖了一下，他不耐烦地挥挥手：“什么黄不黄的，听听再说。”

磁带效果不好，刺刺拉拉的，我们只好挨个把板儿砖举在耳朵旁边听。那是邓丽君早期的几首歌，什么《夜来香》、《月亮代表我的心》，还有几首已经忘了。

邓丽君是那个时代的魔女，她用女人特有的雌性特征折服了所有男人，大老爷们儿和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大多是从她的声音里才清楚女人的真正含义。

当邓丽君柔美似水的声音第一次叩响我们心弦的时候，我竟觉得世界的另一扇门突然打开了，于是紧张得满脸肿胀，手心全是汗。那穿透力极强的声音顽强地从破磁带里钻出来，像无数根绣花针，不时地刺穿着我的脚心，我竟感到自己的身体随着那幽怨而略带凄凉的旋律，飘到了不知名的远方，那温柔的感觉叫人难以形容。那时我不自觉地想起了精卫。

其实刚上初二时，我和精卫的冷战就开始了，别人的早恋不过是小儿科的玩笑，可轮到我们时，我俩却把它演绎成了另一种惊心动魄。

自从我们分手后，就像盖房缺了根主梁，我怎么也不能把自己整个架起来。可笑的是我老人家屡建屡塌，屡塌屡建，就是不死心。

精卫和我是初中的同桌，后来第一次听到《同桌的你》时，眼泪差点流下来。当年她是个快乐的女孩，脸上总浮现着天然的笑容，皮肤黝黑而光滑似锦，两个浅浅的棕黑色酒窝嵌在油滑发亮的皮肤上，别提多动人了。精卫是天生的尤物，她总能成为人们视线的中心，那苗条的身材、欢快的步履，明媚得像阳光般的微笑，无时无刻不在我心中荡漾。更让我气恼的是，一旦我们相遇就会生出许多不愉快来，甚至反目成仇。

大约是初一时的体育课上，体育老师让我们走队列，女生在前男生在后。我走着走着，一斜眼发现前排队列里，有两条黑油油的辫子在阳光下闪着亮，它们随着队列的前进晃来晃去，马尾巴似的发梢活泼可爱，生机四射，又透着股倔强。我忽然对那两条长辫子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强烈地预感到自己和这两条辫子有某种联系，而心在那一刻突然不知所在了。两条辫子似乎拴住了我的目光，不知不觉中我走错了步点，连踩了好几脚前面同学的鞋后跟。体育老师怒气冲冲地踹了我屁股一脚：“看什么哪你？”

从此我的视线就再没有如此清晰而专注地凝视过其他东西。

每节课我都有意无意地瞟她几眼，她的笑如草尖上欢快的晨风，她紫红的嘴唇异常鲜艳，这辈子也不用买口红了。有几次我正提着笔发呆时，竟看到女孩儿正在看着自己，天生的一双笑眼似乎向我挤了挤。

这就是精卫，一个曾让我梦绕魂牵过的名字，当时很多同学常拿这个名字开玩笑，狼骚儿则干脆叫她味精。可我却知道，“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红嘴的小神鸟儿有着令人发指的坚强。

精卫很出色，一直是三好生和干部的当然人选。她不仅成绩好而且还特招人待见，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她的“美谈”被老师、同学四处传扬着。我的爱人肉估计是长在脚后跟上了，成绩虽然不错，却一直不稳定，偶尔还和山林他们闹出些新闻来！老师们想起我来就烦。他们将我安排在精卫身边，多少也有点以善抑恶的味道。精卫和同学们的关系都挺好，却偏偏经常和我常吵嘴。年代久远了，现在也记不起因为什么吵，反正好玩儿得很。


“起立！”
有次数学数学老师进屋，大家像平时一样离楞歪邪地扭在当地，数学老师为人随和，学生们自然登鼻子上脸，狼骚儿还趁机伸了个懒腰。

“行了。”面对这场面，老师早就麻木了，可他还是是想说几句：“自行车轱辘不圆得拿隆，你们都欠拿拿隆。坐下，坐下。”

“轰！”的一声，教室里像涌进一群苍蝇，老师话音未落就坐下了四五个，似乎再站片刻就会有人横尸当场了。我习惯性地一伸腿便狠狠坐下去，屁股刚撅到一半就知道大祸临头了。可我的腿已经撑不住了，于是屁股如断了线的风筝，撞在楼板上。太狠了，我觉得嗓子眼里冒了股青烟，眼珠子蹲得上下直跳。

连数学老师也跟着笑起来，教室里跑进来只黑猩猩，顿时炸开了窝。有几个同学做着鬼脸跑过来，嬉皮笑脸地查看我摔坏没有，有人甚至拉住我的脚使劲往上抬，似乎我已经半死了。我单手撑地一扭腰就跳了起来，像足球裁判似的，弓着身子四下张望。开始我以为是二头的恶作剧，可这家伙早笑得不能自制了。教室里只有精卫没乐，她手举课本幸灾乐祸地瞟了我几眼，意洋洋地翻了翻白眼。我立刻想起，前几天曾将精卫的辫子系在椅子上。那次精卫给气哭了，这回轮到自己，也只好认栽。我们就这样相互捉弄，无论闹得多厉害，也从没急过眼。

那年去颐和园春游，我们被同学们起着哄地拥到同一条船上。

春光明媚，天空象刚刚用筛子过滤过，清澈如兰。湖水碧绿、几朵白云压在低低的小山丘上，满山都是亭台楼榭。那时的颐和园比较简洁，厅堂的大漆墙面还有不少破损，看起来颇是古朴。

“从没有听说过你会划船。”精卫极不信任地把桨递给我。

“划船有什么难的？是人就会。”

后来我再不敢动过船桨了，好在船桨已经没什么大用场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为何每桨下去都会溅起那么大水花，变换了好几个姿势都不管用，船还没到湖心大家就淋成了落汤鸡。

“卿卿我命，悠悠君手！”精卫一边擦脸上的水，一边弯着腰过来抢我的船桨。“你真行！让小女子划几下好吗？”

“反正我老不会游泳，你们掉下去与我无关。”我嘴里不服，可还是老老实实地让开了。我忽然觉得意犹未尽：“看你下回还敢不敢撤我的椅子？”

“你别美，我会游泳。”精卫歪着眼看我。

“对！把他推下去。”另外几个同学扑过来七手八脚地拽我，我赶紧趴在船舱里求饶。咳！现在我已经三十多了，还是个旱鸭子。说来可笑，我这样的笨蛋居然在轮船上干了两年多，老天爷真是不长眼。

此后精卫再没撤过我的椅子，但每个礼拜都有新的故事，捉弄和提防捉弄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实在想不出新花样，大家便相约出去，看电影、滑旱冰，逛公园。每到周末，我们都像要丢了魂似的在课堂上默默对视，一天的分别似乎相隔万世。

暑假前夕我偷偷写了张字条，塞到她文具盒里，大意是约她去天坛，单独的。我明明看到她发现了字条，可精卫没有任何表示，她一直在低头玩儿铅笔。而我则像长了虱子的公猴，抓耳挠腮，浑身刺痒。那天晚上我平生第一次失眠了，闭上眼就是精卫怒目横眉的训斥，后半夜还没睡着。

第二天我决定碰碰运气，在约定时间赶到公园门口。很远我就看见精卫了，她正躲大门阴影里看书呢。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要飞起来了，上前拉住她就往天坛里跑。在公园转了很久，我居然没说出一句整话来。一直走进那片核桃林，我才意识到该说点儿什么：“我给你摘个核桃吧！”此时我终于找到交流对象，一口气连摘了四五个核桃。“小心！”精卫本想拉住我，可我像吃了兴奋剂似的，动作出奇的快。“看看。”我一手攥着两个核桃，傻乎乎地跑回来。

“你跳得真高！怎么运动会的时候你不上？”

我咽了两口唾沫，赶紧转移话题道：“我问你，为什么这儿的核桃是绿的？见过绿核桃吗？”

精卫仰头想了好久，最后不得不说：“我不知道。”

“也有你不知道的事？”我纵着鼻子，嘿嘿笑几声：“告诉你吧，这核桃没熟。傻蛋！”我扶着树干，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精卫没搭理我，她气恼地向前走去，脖梗子都气红了。我赶紧收拢笑容，哈巴狗似的在后面跟着。

天坛的树林是北京市内最大的林区，树木以松柏为主，长绿如翠，林子是又密又深，几搂粗的大树到处都是。那年北京的夏天出奇的干旱，已经一个多月没下雨了，地上到处是旱死的枯草，密密麻麻的松枝上挂满尘土，树林呈现一片雾状的青色。每走一步，尘埃都会“朴朴”地冒起来，即使在林间小坐，也会感到呛鼻子的土味儿。鸟鸣阵阵，一群群大鸟在天空盘旋；凉风渺渺，它轻柔地于林间穿行，像任性而柔弱的头发在额上舞蹈。

我们走累了，便背对着背默默坐在一块大青石上，以前我总盼着能单独和她出来玩儿，可凑在一起又实在想不起该说什么。我轻轻地把腰向后移了移，精卫没动，我们的后背靠在了一处。虽然隔着衣服，可我依然能感觉到她“咚咚”的心跳。那时我激动得有些坐不住了，手心冒汗，身体膨胀，紧紧的内裤里居然有点儿阴湿的感觉。


在林子里几乎看不到天空，我仰头盯着树叶间溜过来的阳光，那一点点地跤跃着的光茫是纯白色的，稍稍闭目，眼前立刻出现一大片紫红色，它由浅到深，慢慢的也变成了花的。渐渐我的神志有些恍惚了。不久，隐隐感到有点什么东西在动。不，那绝不在身上，好象是身下那块石头在动，那似有似无的感觉像来自大地深处的暗示。后来我认定，可能是同步的心跳产生的共鸣。
二头他们没少拿我和精卫的事开玩笑，二头甚至说我是专门拉三好生下水的流氓。可凭心而论，在和精卫的几年交往中，我连她的手都没敢拉过一下。

刚上初二我就觉得精卫一直闷闷不乐，问了几次她都懒得开口。后来我又几次约她出去玩儿，精卫都没答应，如此一来我的情绪也逐渐低落了。不久狼骚儿偷偷找到了我，他煞有介事地说道：“嘿，你知道吗？精卫不是什么好鸟。”

“你是好鸟？”看着他表情丰富的脸，真想揍这小子一顿。有时狼骚儿的德行实在叫人恶心，可这家伙偏偏什么都清楚，可能他的耳朵的构造有常人吧？

“我本来就不是好鸟。可我看透了，尖子生脑子里更复杂。咱班就你们俩学习好，怎么样？一对儿坏种。”狼骚儿嘻嘻哈哈地笑着。

我脑袋嗡了一声，是不是我们在天坛的事被人知道了。可转念一想，知道又怎么了？我们又没干什么。“你丫就恨天下不乱，人家惹你啦？”

“人家哪稀罕惹我呀？早让外边拍婆子的给拍走了。”

“什么？什么叫拍婆子？”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个词。

“你真傻逼，就是磕妞呗。”狼骚儿很不耐烦。

“你才傻逼呢，你小子就知道尿炕。”我光顾了回骂狼骚儿，一时没反应过来。说完话我的头“轰”地又响了一下，四肢瘫软，身上竟没着没落的，连说话都没力气了。“谁？”

狼骚儿干笑了两声：“真急啦？我也不认识，听说是左安门内的。”

我知道精卫的家也在那一带，狼骚儿这么一说我倒不怎么信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精卫也不是那种人，你的嘴里能吐出象牙来？上回你还说有人要抄二头呢，我们等了三天也没见到人影。”

“行，行，你嘴里能吐出象牙来。”狼骚儿朝地上呸了两口。“这次我可是亲眼看见的。谁脑门子上也没写字，你知道她是哪种人？聪明的女人最危险。”虽然狼骚儿说的是气话，可我倒认为这句话是他一辈子里最精辟的名言了。“不信，放学在咱们楼的后窗户看看，大高个，每礼拜都来，保证能碰上。”

我没再说话，一股极度的自卑浓雾一样在我身体里弥漫着，四肢百骸里全是暴怒的快要燃烧的气体。那天我常常无缘无故地发恨，甚至把自己手指剁下来的心都有。放学时，书桌的桌面已经被我用铅笔刀挖了个窟窿，手指都磨黑了。我按狼骚儿的指点，偷偷趴在教学楼的后窗户上往下看。

西沉的太阳如一只巨大的蛋黄，明亮而乏力，那昏黄的光芒给街道罩上了一层黄纱。西落的太阳是调皮的，它一跳一跳地从云间慢慢划下来；划下来，一直落进挂满灰尘的大楼丛中。其后，仍不断有一道道笔直而逐渐放大的金色光柱从视线之下，射上来，为云朵镶上灿烂的镜框，射上来，为天空标明无数个走向。街道于阴影中伸向八方，而天空却辉煌得近乎杂乱。这时同学们三三两两的出来了，他们在校门聚聚散散、唧唧喳喳，活像一群河里的鸭子，成群结对又毫无规则地游着。

突然我看见精卫走出来，她低着头，急匆匆地在路边走。这时学校大门对面的胡同里，几个骑着自行车的外校学生冲了出来，有一个高个子一涮把将车停在精卫身边。精卫停下来，跟他说了几句，然后继续走。骑车的孩子推着车在她身边像个催巴儿似的跟着，他穿着军衣，肥大的裤腿儿像个面口袋，远处看，整个人活脱脱就是条大黄瓜。我的心一个劲儿下沉，眼里像进了沙子，干涩得厉害。

“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我知道你肯定会来看的，咱们哥们儿什么关系？”狼骚儿突然出现在身后，他叹着气拍拍我的后背。

“丫是谁？”我不动声色地问。

“麻疯，和大庆特熟，听说在右安门那一片儿特煽。”狼骚儿咂着嘴，“孳孳”声活象鸟叫：“听说他爸是外贸局的副局长。”

“跟大庆好的都是吃屎的货。”我狠狠地说。

狼骚儿塞给我一盒烟：“那可不一定，三月份麻疯在花市把小六儿他们平了，听说他带着人一直追到东侧路，最后把小六儿扔护城河里了。够意思吧？人就得在外面扬名立腕儿，光在学校里混有什么出息？……”

我点点头，步履沉重地回家了。

第二天我见到精卫时是早自习，她向我要昨天的数学作业，我粗暴地挥挥手：“忘了，忘了。”精卫不满道。“你就是数学成绩拖后腿，还不写作业？”
我不理她，低头抠自己的指甲，把一个指甲里的泥倒到另一个指甲里，然后对准前面同学的脑袋“啪”的一下弹出去。

“真恶心，以前你不这么讨厌，怎么这样？不写作业还……”精卫尽量把脸扭到另一个方向。我冷笑着，声音低沉而阴冷：“我不写作业你应该高兴呀，本人的数学成绩要是再好一点儿还有你什么事？三好生应该是各方面都出色才行，我这是给你三好生的资格做贡献呢。”

“你什么意思呀你？”精卫腾地转过来，脸上全是惊异。

“你不就是学习委员吗？屁大的官！还挺当真？到老师那儿告我去，要不找个男的揍我一顿。”我两条腿伸得老远，身子几乎躺在了椅子上。可不知怎么我的眼睛一直不敢正视她，心简直跳成了一个响儿。

“你怎么这样？”精卫吃惊地望着我。

我呵呵冷笑：“我这样怎么了？不顺眼也没让你买票。”

精卫气哼哼地走了，从此我们再没说过话。

早自习下课时，我把二头、山林叫到了操场篮球架子下面，这地方背人，平时我们常来抽烟。“听说右安门的麻疯最近特玩儿。”我一边儿杠悠篮球架子，一边儿试探着问二头。

山林突然“呸”了一声：“两个月前，他还在饭桌上给我敬过酒呢。他爸是个干部，家里有俩骚钱儿就不知道姓什么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实际上当时我很少参与他们的活动，二头他们一般也不叫我。

“我们跟大头一块儿去花市，就是想给小六儿填填堵。麻疯也跟着去了，不知道他跟谁熟。”山林说。

我嘿嘿笑了几声：“我怎么听说小六儿是麻疯平的？”

“胡说！”二头狠狠啐了一口，结果痰没吐干净，一条细线挂在嘴角上直逛荡。他急忙用手去擦，最后那点儿玩意儿都抹到了篮球架子上：“是我哥的事，好象是——好象是他先动的手吧？”他看着山林，有些拿不准。

山林点点头。

“这么回事！真以为这小子挺煽的呢。我最近手突然痒痒，要不咱弄这兔崽子点儿钱花。”我尽量说得轻松些，可话到最后声音还是有颤抖。

二头使劲拍了下大腿：“上个月叫你跟我们去一中开开眼你不去，那是什么阵势，有上百口子。今儿怎么想开了？”说着他站起来：“走吧，麻利儿的。”

“放学吧。”我已经后悔了。

山林腮帮子上的小坑儿突然鼓了出来，他低声说道：“你还是别去了，咱们几个里就你成绩好……”

“放学肯定去，谁不去谁是孙子。”我白了山林一眼，转身便走。

我就跟中了魔似的，整天都心不在焉。历史课上老师问谁解放的南美洲，别人都不知道，问到我时我竟恶狠狠地说：“谁解放的揍谁。”历史老师抬手飞过来一只粉笔头，我眼睁睁的竟没躲开。

下午放学后，不到半个小时就赶到了右安门，山林说麻疯家就在附近一个小院里，可我们找了许久也没找到。我不禁烦起来：“你们不是说麻疯特有名吗？怎么问谁都不知道，我可不想打一个窝囊废。”二头哈哈笑起来：“对了，你尽问老头儿老太太，人家能认识他吗？”他伸手拦住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骑车学生：“麻疯住哪儿？”

学生歪着眼瞅我们：“胡同里第三个门，你们是哪儿的？”

山林揪住他的车把。脸几乎贴到了人家鼻子上：“少问，你管得着吗？再说把你牙撬下来。”

学生点点头：“得，得，你们横，你们横。”

山林气哼哼地放开他，这家伙一溜烟儿地跑了，跑出很远还不住地回头看。我们几个来到麻疯家门口，正要敲门却见两个年轻人从院里走出来。山林走上去，指着一个家伙的鼻子道：“麻疯，听说你最近煽大发了。你小子还认识我吗？”

我终于意识到这就是在学校门口截精卫的那个兔崽子，原来离近了看也那么回事。此时麻疯站在台阶上，他弯腰看着山林，犹豫不定，满脸疑惑。“你是，你是谁呀？”

山林怒气冲冲，脸上的黑坑越来越深：“瞧你那操性，一个月不见就把朋友忘了，不是欠揍吗？我们几个瓢了，借点儿钱花。”

麻疯脸上立刻闪现出一股惊慌，他本来想笑笑，可忽然像意识到什么似的，脖子立刻硬了起来。二头一看势头不对，突然原地跳起来，用手背照着麻疯的脸就抽了下去，嘴里还高叫着：“打就打这窝里横的，叫你丫扎毛儿！”

麻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捂住脸倒退了几步，身子靠在影壁墙上。山林冲过去，在他腿弯儿里狠狠踹了一脚，麻疯腿一软便坐在了地上。我和二头像踢木桩子一样，没头没脸地照他身上踹去。周围顿时陷入了一片安静，天地间似乎只有我们踢人的“嗵嗵”声和嘴里发出的闷哼。我们的动作太快，麻疯除了抱着胸口，眼睁睁地看我们踢他外，竟半天也没想起来叫一声。这时我瞥眼看见和麻疯一起出来的家伙像兔子一样，沿着墙边跑了。


我们猛踹一顿，山林的片儿鞋都踹开口了。突然二头支着耳朵听了听：“快，赶紧撤。”他转身就跑，我和山林跟着跑出来。此时只见不远处的胡同里，几十个当地痞子抄着砖头、木棍，号叫着冲过来。我们看到这架势立刻就准备跑，山林、二头直奔自己的自行车，山林边向车上窜边喊：“颠儿（跑），快着！”
我知道事情不妙，脚下生风拼命向山林后车座上窜，可身子还没离地腰竟被人紧紧抱住了。原来被打得半死的麻疯已经缓了过来，他一把抱住我的腰，脑袋死死顶在我腋下，嘴里高叫着：“快点儿，别让他们跑了！”

我拼命挣了几下，麻疯这家伙抱得很紧，两只手跟上了锁似的，山林他们已经紧张得大叫了。此时我突然发现地上有块砖头，离手也就一米多远。我像疯子似的大叫一声，拼足力气一弯腰将砖头拣起来，然后照着麻疯顶住我的脑袋就敲了下去。“咚咚咚”几下，我的胳膊上立刻湿了一块，麻疯也像块抹布一样翻着白眼儿瘫下去。我抬腿正要上车，突然看见麻疯家隔壁的门开了一条缝，精卫露了半张脸正吃惊地看着我们，她满脸惊恐，嘴角上竟挂着一颗泪珠，我脑袋“轰”的一声，人像挨了一棍子似的，呆了。

此时山林破口大骂道：“你丫找死呐？你丫找死呐？”我马上反映过来，立刻向山林车后座蹿去。我刚离开，一块半头砖就飞了过来，差点砸到我脚跟上。麻疯冲上的同伙离我们已经很近了，山林、二头的自行车像疯了似的，我只觉得两个耳朵贴在了头皮上，后面的砖头雨点似的追着我们。

我们跑出了很远，才听不到后面的叫骂声了。二头把车停下，手扶着电线杆子喘气。我也下了车，胳膊下殷红一片，我赶紧把军绿外衣脱下来，卷成个筒，夹在后座上。“这是哪儿啊？”我茫然四顾，跑得太匆忙，连方向都找不到了。

“哎呦！”二头惊讶得四下瞧瞧：“咱们这一猛子都扎过长安街啦？”

山林哈哈笑了两声，他刚要说什么，却跟被孙悟空使了定身法的小妖似的突然怔住了，只见他大张着嘴，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我和二头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不禁吓呆了。远处大马路上嘈杂得像开了锅，上千辆自行车组成的车队占满了整个马路，车队浩浩荡荡地向我们驶来，路过的汽车不得不停进小胡同。自行车队群情激昂，人们大呼小叫着，有的人还举着棍子一样的东西不停地挥舞。

“这回咱们跑不了了。”二头喃喃地说。

夕阳灿烂，大地被铺成一片耀眼的明黄色，柏油路上几个呆立的影子像剪纸一样滑稽。我突然产生一股荒诞的感觉，难道世界和我们一样都疯了？此时车队离我们近了些，原来那些挥舞的棍子都是报纸筒，人们高叫着却不是骂人。“古广明，牛逼！沈祥福，好样的！”“球王，荣志行！”

“咳！”二头长出口气，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我还以为咱们死定了呢，原来是帮疯子球迷。”

此时游行队伍来到我们近前，车流如潮水般汹涌。有人对我们叫着：“小哥儿几个，别愣着啦，走哇！”

“去哪儿？”山林问。

“天安门，大家伙天安门聚齐儿。”球迷叫着。

二头摸摸脑袋：“有什么事？”

几个球迷异口同声地骂道：“你真傻假傻？3：0，揍科威特一个3：0。荣志行就是牛逼！”“我操，咱揍冠军一个3：0！”

山林向我们一挥手：“走，天安门聚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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