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样年华II

蓝色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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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突然觉得特像一个人，周舟。

　　记得初次和周舟相遇的那年冬天，我踢球打碎了她的暖壶，就把自己的暖壶打满水拿给她，她拎着我的暖壶款款而去，婀娜的背影将我深深吸引。四年后这个身影在我身边消失了，现在又过了三年，它再次浮现在我眼前，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让我心潮澎湃……

　　乔巧走出我的视力范围，我一扭头，看见那边的井盖还没有盖上，也不知道卖盘的那哥们儿还出得来不。

　　我走过去，低头往里看了看，黑咕隆咚的，喊了一声:“有吗，找不着就出来吧。”

　　地道里飘来声音:“我忘了是不是放这个井下了，你要不着急就等会儿，我去前面那口井看看。”

　　我说:“算了，不要了，你刚才好像说过有考研Politik，我来一套。”

　　卖盘的又在下面摸索了一番，然后来到井口，把盘递给我，说:“拉我一把。”

　　我接过盘，琢磨着拉不拉他，反正盘已经在我手里了，我现在拿着盘就跑的话，他一点儿辙没有，我甚至可以落井下石，把井盖给盖上，这样他肯定就追不上了，但那是国民党Fan-Dong派惯用的伎俩，我身为社会主义公民怎能如此卑鄙，于是伸出友爱之手，让他重见光明，还如数交付了盘钱，价都忘了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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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把盘给乔巧送过去，理由有三。第一，她已经知道我的电话，与其被找上门来，不如主动送上门去，正应了足球场上的那句话: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第二，她面临毕业，现在做出考研的决定，和我三年前毕业时的迷茫相比，她能给自己找准方向，难能可贵，我应该帮她实现目标;第三，我也没考虑那么多，从小学起接受的教育就是学习雷锋好榜样，中学时又从武侠书里悟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精神，可惜社会安定团结，机会不多，为了刀不锈在套里，甚至预先在路上制造不平，好能多拔几次刀，到了大学听过几次劳模和人大代表们感人肺腑的讲座，领悟到助人为乐自己也快乐的生活真谛。现在机会来了，我没有理由放过，更何况乔巧是个长相出众虽然话有点儿多但还不算让人讨厌的女孩。


　　既然把我当成卖盘的，我就顺水推舟，继续当卖盘的，去学校找她。

　　再次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一种莫名的失落油然而生。毕业的时候， 我曾设想，若干年后，衣锦还校，荣归故里，昂首挺胸，健步走在红地毯上，师生分列两旁，手持鲜花，摇旗呐喊，嘴里呼唤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某些老师因为当年考试给我不及格，而羞于见我，躲在办公室里独自伤感，后悔当年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人，要不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曾当过他的老师。食堂的大师傅则骄傲地说:他是吃我做的饭长大的。澡堂打扫卫生的老大爷也会自豪地说:他是我看着光着屁股长大的。为了对母校的养育之恩表示感谢，我每年给学校一笔钱，设立以我名字命名的奖学金，专门颁发给每次考试后几名的学生，以奖励他们在“风声雨声读书声”的环境里独树一帜。我还要投资建设新教学楼，每层设立吸烟室，为广大烟民学生服务，让他们不再抱怨:抽个烟怎么就那么难啊!考试作弊和谈女朋友都偷偷摸摸也就罢了，别连抽根烟也躲躲藏藏，非往厕所跑，吸进肺里的不仅有尼古丁，还有屎尿的骚臭，如果只是自己同胞的倒也没什么，可是还有留学生的，这让自尊心强烈的国人很难接受。记得为了让我们养成不在池外便溺和上完及时冲水的习惯，中学化学课上，老师曾特意分析过厕所里气体的成分，它的组成极其复杂，浓度高时具有刺激性气味，甚至使人睁不开眼，严重时将导致双目失明，因此班里许多戴眼镜的同学都将视力不好归结到那些完了事儿不冲水的同学身上，说他们毁坏他人器官。在厕所抽烟，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我不能见死不救，佛家说过，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

　　学校还是三年前的样子，以前门口的大钟比北京时间晚了十几分钟，弄得我上课的时候经常迟到，食堂也以那个时间为准，该开饭不开，把好些学生饿出了胃溃疡，致使校医院的胃药脱销。现在那个大钟已经不走了，时针停在9的位置，开始有人把被子搭在上面晒;分针停在3的位置，分量轻的学生能吊在上面做引体向上;秒针停在6的位置，上面贴满小广告:办证、代考四六级、寻异性合租、出售线性代数试题……

　　我给乔巧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到学校了。她让我到女生楼门口等，她五分钟后出来。乔巧出来了。穿着凉鞋，脚指甲上贴着带花的图案，每个脚趾的颜色各异，脚踝上还印了一张卡通贴图。

　　“没想到你真来了。”她走上前。

　　“为什么不来，我是商人，有买卖就做。”我掏出盘，按购买价格如实售出:“八块一张，五张，一共四十。”

　　乔巧说:“加上路费一共多少?”

　　我又拿出一张的票:“一共六十。”

　　乔巧从钱包里掏出一张一百的:“给!”

　　我接过钱，对着天空照了照，水印里的Mao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便放心地放进钱包，给她找零钱。

　　“弄的跟真的似的。”乔巧在一旁看着说，“钱是正版的，可你是盗版的。”

　　我说:“我就是卖盗版盘的———哎，我没零钱找你啊。”

　　乔巧说:“你是盗版的卖盗版盘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叫邱飞。”

　　“你怎么知道，你是谁?”我不禁一惊。

　　“没零钱找就请我吃饭吧，否则不告诉你。”乔巧一脸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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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情况敌暗我明，显然买盘、搭话、送盘都是乔巧设计好的，为了弄清她这么做的真相，只好请她吃饭。很有可能吃饭也是她安排的圈套之一，但已经陷进来了，就不怕陷得更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倒要看看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会是替周舟给我送信来了吧，两人同为一个系的学生，上学的时候应该就认识了。

　　和乔巧去了我上学的时候常去的那家饭馆。大一的时候，我和杨阳曾经在这里喝过一个通宵，闹得服务员们一宿没睡，要不是因为老板教导她们顾客就是上帝，她们差点儿就报告学校督察队了。如今那些服务员都已不知去向，七年过去了，应该为人妻母了，她们是否还记得，那年冬天一个雪花飞舞的夜晚，两个十九岁的郁闷学生坐在那里喝了一晚上啤酒，他们对暗无天日的大学生活何时才能结束大发牢骚。一转眼，一切都烟消云散，他们二十五岁了。

　　饭馆依旧座无虚席，看来食堂的饭菜还是难以下咽，不知道现在是否还用铁锨炒菜，扫帚刷锅，搞得菜里总有一股土腥味。这时一桌人刚好吃完，乔巧赶紧一屁股坐下去，身手之敏捷一看就在公共汽车上抢座锻炼过。 我坐了过去，这张桌子邻窗，第一次和周舟吃饭也是这张桌子。

　　坐下后，乔巧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不会真沦落成盘贩子了吧。”

　　我说:“卖盘怎么了，至少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乔巧说:“没什么，我是羡慕你，都有自己的产业了，总资产有多少，上市了吗?”

　　我说:“别拿我开涮了，你知道我不是卖盘的，真要是倒好了，听说电脑刚刚在中国普及的时候就开始卖盘的那些人，现在都成了IT精英，在中关村已是风云人物。”

　　服务员拿着菜单过来问吃什么，我让乔巧点，她问我饿吗，我本来想贫一句:不饿，看见你我哪儿吃得下去。但因为还不熟悉，便没说。只说不太饿，乔巧说她也不饿，就喝点儿酒吧，便要了一个老醋花生、凉拌金针菇和泡椒鸡爪子，末了跟服务员说了一句:“再拿两瓶啤酒。”

　　我说:“没想到你还有喝酒的嗜好。”

　　“陪你喝，知道你能喝。”乔巧说。

　　“你到底是谁啊，怎么什么都知道。”眼前的乔巧让我充满疑惑。

　　乔巧说:“我是01级的，看过你们乐队在学校演出。”

　　啤酒上来了，乔巧倒了两杯，一杯推到我面前，拿起另一杯和我碰了一下说:“你可曾经是我的偶像啊，今日相见，幸会幸会!”

　　我心里暗自发笑，以前只有我崇拜别人的份儿，没想到还会有人崇拜我，一不留神成了偶像，我有意贬低自己说:“你说的不是呕吐对象吧，那时候学校办晚会，学生会倒是非常愿意让我们演出，因为我们一上台，总会引起台下爆笑，如果就为了博观众一笑，我们亮相的效果比小品和相声好多了，但是负责场地的老师特不乐意让我们登台，因为演完以后，台上总会留下矿泉水瓶子、香蕉皮、苹果核什么的，不好打扫。开始还有人扔西红柿和煮熟的鸡蛋，我们会捡起来擦擦放进嘴里，边吃边演奏，后来观众觉得太便宜我们了，就扔不能吃的。”

　　乔巧说:“不至于吧，我看过几场，挺好的，我还一个劲儿鼓掌，巴掌都拍疼了。”

　　没想到自己当年还有如此忠诚的乐迷。我知道现在好多人都两面三刀，当着面能把你捧上天，背地里把你说得狗屎不如。为了得到对于那支记录了我们青春印记和成长的喜怒哀乐的乐队的客观的评价，我进一步探听虚实:“你看过我们几次演出?”

　　乔巧喝了一口酒说:“我入学那年的迎新晚会上，你们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叫《稻草人》，歌词我现在还能背下来呢。”说着便开始旁若无人地吟诵起来:

　　我伫立在麦田之间
　　渴望拥有灿烂的明天
　　身上穿着朴素的稻草
　　人们笑我愚蠢的外表
　　世间的凡事纷纷扰扰
　　却不使我为此烦恼
　　我并非没有头脑
　　也会像他们一样思考
　　我向往山的那边
　　听说那里总是蓝天
　　没有自由的双脚
　　我羡慕空中翱飞的小鸟
　　无法随心所欲地奔跑
　　依然会在某天摔倒
　　我看到雪花飞落
　　感到未来虚无缥缈
　　白云飘飘，我会慢慢苍老
　　阳光很好，就在这天跌倒

　　我说:“你记性真好，不学外语浪费了。”这次晚会我仍然记得，那天杨阳感冒，没法唱歌，我就客串了一回主唱。歌是五年前写的，当时我大二，对大学彻底绝望，萌发了退学的愿望，因为不知道退了以后干什么，只好继续留在大学里勉强度日。现在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歌词，没想到却有人能完整地背诵出来。

　　“那天我正好带着随身听，就录下来了，后来打听到，歌是你写的。”乔巧说。

　　“惭愧惭愧，已是陈词旧曲，现在听了都臊得慌。”多年后再次听到当年写的歌，就像听父母讲述自己小时候尿炕的事情，既感觉可笑，又为自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不好意思。

　　旁边三个男生正在挥汗如雨地吃一份大盘鸡，一个比桌子小不了多少的盘子摆在中央，三人将T恤的袖子撩到胳肢窝，露出腋毛和胳膊上线条分明的肌肉，津津有味地啃着，骨头吐了一桌子，看得我自愧不如，甚是羡慕。我现在虽了（注:不行了的意思），顶多啃个鸡爪子，吃两块土豆，一盘宫保鸡丁都能把我吃撑着。在校生和毕业生的区别不仅在于饭量的大小，还体现在对卫生和环境的要求上。

　　服务员给这桌端上一盆酸辣汤，大拇指始终泡在汤里，直到放下汤盆，才从汤里拔出大拇指，皮肤明显比周围白了一块。如果是我，坚决会让饭馆再换一盆，但这三个学生毫不在乎，一人一大碗咕咚咕咚喝下去。我想后退几年的话，我也会拿起就喝，当年我连在食堂吃出肯定不是动物的指甲盖时食欲都丝毫不受影响，涮过手的汤又怎能浇灭我对食物的渴望。

　　饭馆里没开空调，只有一台电扇在工作，吃饭的学生汗流浃背，但高涨的食欲和热烈的言谈并没有受到影响，依然推杯换盏、添菜加饭。我待得实在难受，去开空调，老板不准，说现在才33℃，还没超过体表温度，用不着，但我还是按下启动键。还没回到座位，就听“嘀”的一声，空调吹风口的挡板又合上了。我回头一看，老板虽然远离空调，但手里有遥控器。

　　学校边上的饭馆虽然服务跟不上，却总能满座，主要取决于饭菜的质量。不是说这里的饭菜多么精细，那样反而不一定受学生欢迎，只有把准学生的喜好，才能挣到学生的钱。首先，学生都是二十岁上下，正能吃的时候，饭量和菜量一定要大，外面饭馆一块钱一碗的米饭顶多二两，这里就要换大碗，怎么着也得四两，别的地方用七寸盘盛菜，这里至少得是九寸的，狡猾点儿的老板可以用九寸盘装七寸盘的菜量，学生一看盘大，就爱来。其次，炒菜得油大，学生之所以不吃食堂，就是因为没有油水，经常吃完饭去刷饭盒发现根本不用洗涤
灵，刷过饭盒的水还没有自己洗脸的水油星儿多，来饭馆吃饭就是为了给自己上点儿油，所以饭馆炒菜一定要多放油，盘里汪着的油越多越好，千万别舍不得这点儿油，哪怕等学生吃完把盘里的油回收再利用，也一定要吃得学生油脂麻花，那样才会有回头客。再次，啤酒必须便宜，能卖一块五，绝不卖两块，能卖一块四，绝不卖一块五，因为好多学生就是奔着喝酒来的，酒一喝起来，自然少不了点菜，舍得孩子，才套得住狼。

　　这时有人叫了乔巧一声，乔巧一抬头，见是同宿舍的女生，向她招手。

　　“吃饭了吗?”乔巧问。

　　女生显然是还没吃饭，但看旁边有人，不好意思坐下:“不用了，你们吃吧。”

　　“没事儿，一起吃点儿吧。”乔巧拉开身旁的椅子，让女生坐下。

　　女生坐下后，看了我一眼，突然瞪大眼睛:“你不会是……”

　　乔巧介绍我说:“他是邱飞。”然后介绍那个女生，“我上铺，陈小莉，高中我俩就一班。”

　　“啊?真的是你!”陈小莉一脸意外。

　　我掏出身份证:“不信你查。”

　　“你们怎么碰到一起的?”陈小莉摇晃着乔巧的胳膊问道。

　　“就那么就碰到了。”乔巧说，“你们先聊，我去趟卫生间。”然后出了饭馆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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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饭馆没有卫生间，想上厕所，讲公德的话只能去教学楼或宿舍楼上，至少得七八分钟，不讲公德的话，出了门一拐弯的旮旯就能解决，半分钟就能回来，但现在是白天，我想乔巧应该不会。

　　饭馆的前门挨着大街和车站，后门一出就是学校，饭馆成为贯通校内外的捷径，很多学生不想绕远道走校门，就会从饭馆穿过，但全校一万多师生都从这里走的话，生意就甭做了，特别是有些学生经过这里的时候，会趁人不注意，端走刚炒完还没来得及上桌的菜，所以现在这里不准通过，除非从前门进来，吃完饭从后门离开。为了少绕远道，学生们总会有对策，比如从后门进来，在餐桌旁坐下，服务员拿来菜单后，专拣菜单上没有的点，用好像兜里装着几十万的口气慢慢悠悠地说，上一个龙虾刺身吧，服务员说对不起没有，只有小龙虾，听服务员这么一说，无奈地摇摇头，继续翻看菜单，见鱼类那页只有几种常见鱼的常见做法，便不慌不忙地问道，鱼翅捞饭有吗，来两碗，服务员不可能说出有来，进行到这里，游戏就该结束了，学生气愤地合上菜单，嘴里批判道:怎么什么都没有!然后站起身，堂而皇之地从前门出去。如果服务员留意的话会发现，这个又点龙虾又要鱼翅的学生，出了门后竟然站在路边的公交站牌下等车，而且空调车还不上，只等能使月票的。

　　陈小莉坐在斜对面一个劲儿冲我笑，我问她笑什么，她说没什么，然后继续带着一脸神秘的微笑看着我说:“你和乔巧认识多久了?”

　　“刚刚。”我实话实说。

　　“你们都聊什么了?”陈小莉问。

　　“上至天文，下到地理，国家政策，百姓琐事，无所不说。”我说。

　　陈小莉说，“高中的时候乔巧就喜欢弹吉他的男生，可惜班里没有，进大学的第一个礼拜，她在迎新会上看到你演出，然后就……”说着顽皮一笑，看向窗外。

　　我说:“当时我们乐队两个人弹吉他，为什么那个吉他手没吸引她?”我在乐队是节奏吉他，钟风是主音吉他。想不到吉他还有如此功效，记得钟风曾经给我讲过他是如何靠一把吉他骗到女朋友的，当时我还不信，现在看来他也许并没有说谎。他说吉他不仅可以俘获女生的心房，更能攻占她们的乳.房。有一晚他背着吉他，去学校的小树林为正在追求后来成了他女朋友的女孩一展歌喉，唱完第一首歌，他感受到她的心跳，她说真好听，脸上洋溢着激动;唱完第二首歌的时候，女生将头靠在他的肩上;等唱完了第三首歌，他放下吉他，开始和女生搂在一起接吻;唱完第四首歌的时候，他的手伸进了女生的怀中，将那两块豆包似的尤物握在掌中，对方毫无反抗;唱完第五首歌，就在即将突破女生最后一道防线的时候，一束手电的光线照来，巡校的保安出现在眼前，问他俩干什么呢，钟风猝不及防，毫无准备，不知如何应对，多亏女生急中生智说:没干什么，我身上痒痒，让他帮我挠挠，然后趁保安思考这个回答是否合理的时候，拉着钟风的手跑掉了。女人在关键时刻总会比男人表现出色，所以上帝会把生儿育女的重任交给女人去完成。

　　陈小莉说:“可是那个人弹吉他不帅，而你是自弹自唱，那天的演出我也去看了。”

　　这话倒是不假，钟风个子不高，脖子上再挂把吉他更显身材矮小，他之所以选择在晚上用吉他讨女生欢心，就是因为天黑看不清楚，女生注意不到他的生理缺陷。所以，一米七以下的男生最好不要去弹吉他，即使弹得很好，身高的缺憾也会让动听的旋律大打折扣，毕竟弹吉他给人看也是一种形体的艺术。就像不苗条的女生千万不要穿比基尼，虽然初衷是为了彰显身材，但结果却会让人将目光更多停留在肚皮的那些赘肉上。

　　陈小莉又说:“后来听说你是机械系学生会的文艺部长，乔巧就跨系参加了你们系的文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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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向视权贵如粪土，经陈小莉这么一说，想起自己确实有过短暂的干部生涯。刚升入大三的时候，因为上一批学生会干部升入大四，面临着择业、写毕业论文等事情，不得不离开学生会，把职位传给下届学生。张超凡由于前两年在学习上表现突出，被推举为系学生会学习部长，他谦虚地推脱了几天后正式上岗。为了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张超凡开始更加刻苦地学习，除了没有头悬梁（因为留的是寸头）、锥刺骨、凿壁借光外，该用来学习的招式都被他一一尝试。张超凡就像那幅著名的《自由引导Volk》油画中那个袒胸露乳举着红旗回头招呼大家冲锋的妇女一样，举着一面努力学习的大旗跑在队伍最前端，不时回过头冲我和杨阳这样的落后分子喊道:“同志们，学习啊!”当上学习部长后，张超凡与负责系里学生工作的牛向军老师来往甚密，当牛向军问他谁适合负责系文艺工作的时候，张超凡首推我和杨阳，说文艺部长这个职位非我俩莫属。

　　牛向军找到我和杨阳，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问是否愿意担任文艺部长一职，我们本想婉言谢绝，说能力有限，在群众中没有较高威望，况且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无法保证在把系学生文艺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同时自己的成绩不一落千丈，希望牛老师另选他人，

　　但无论如何申辩，他仍旧认定我们俩，便只好勉强答应下来。后来牛向军悄悄告诉我们，如果当了学生干部，考试成绩会受到任课教师的关照，我和杨阳便对文艺部长一职表现出KP员所具有的精神———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就这样，在新一届系学生会各部部长名单公布的时候，我和杨阳的名字跃然纸上。

　　新一届学生会成立不久，各部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得到了大一、大二学生们的热烈回应，但这些活动的本质并非取悦于民，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创收。譬如:举办棋类比赛，凡参加的班级需交20元报名费，这些钱除了很少的一部分被用来去小商品批发市场买些劣制廉价的奖品外，其余多数被主办者据为己有，此举令当时以“做人可以打架骂街但一定要诚恳”为人生准则的我和杨阳对学生会大失所望。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和杨阳决定趟一次河，彻底湿一次鞋，看看河水到底有多深，也不枉当一回学生干部。于是我们写了一份名为《为本系培养文艺人才》的报告，经牛向军批准后，办了一个吉他班，老师就是我和杨阳，收费五十元，一共安排八次课程，我们会的只够教八次的，第九次我们都得现学。刚入学的新生内心纯洁，思想简单，并不知道实际情况怎样，我和杨阳胡乱拨弄了两下，就把他们唬住了，报名踊跃，共收学费一千三百五十元，除去印制教材的费用，还剩一千元左右，课程结束后，我和杨阳平分了劳动果实。没想到突然有一天，牛向军让我们将剩余学费上缴，说留作系公共基金用，因为我和杨阳分成的时候把他忘了，而别的部门都及时缴纳了租子，可这个钱已经被我们花掉了，只好说学费放在宿舍被盗。当时我们班的几个宿舍确实频繁丢东西，经分析，确定是自己人干的，大家已基本知道是谁，但没有抓到把柄，只等着他现形后，蜂拥而上，暴揍一顿。牛向军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日后以精简学生会干部为由，将体育部和文艺部合并成文体部，抹掉我和杨阳的部长职务，命原体育部长，一个体如牦牛的铅球特长生为文体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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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证明，当拥有一定职位和可以挥霍的资本的时候，很难不腐.败，连我这种时刻以道德准则指挥自己行动的人都不免犯错误。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弱点，我便发誓以后绝不当官，以免在《焦点访谈》和《法制进行时》等节目中被曝光，成为“反腐倡廉”活动的反面教材。

　　陈小莉说:“那天我和乔巧在食堂门口看见你们在招收新人，我毫无兴趣，只想早点儿进食堂吃饭，但乔巧非拉着我凑到报名点前。她要了一张报名表，填完了还是你盖的章。当时你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红印章，在报名表上按了一下，没有盖上，又使劲按了一下，还是没盖上，就把印章对着嘴哈了哈气，又按了一遍，依然没盖上，你说了一句:同学，别着急啊!然后憋足一大口气，像测试肺活量一样，冲着印章再哈，可还是盖不上，你又说:再等会儿啊!然后拿着印章去了水房，一会儿带着水淋淋的印章回来了，在报名表上盖下一个湿漉漉的章说:“真他妈费劲!”

　　我说:“这事儿我怎么不记得了，如果盖章的那个人真的是我，根本不会拿着印章去水房，啐口吐沫就行了。”

　　陈小莉说:“进了学生会后，乔巧正准备向你开口，突然发现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说:“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我觉得自己惟一有天赋的地方就在于对女孩对自己的好感从不会漏过，虽然这个天赋还没有发挥过作用。”

　　陈小莉说:“可惜你在这方面不仅没有天赋，还很迟钝。那次文艺部举办活动，你们乐队在后场备台，你在一旁练琴，乔巧是后台工作人员，一直在旁边注视着你，看见一个长头发的人和你有说有笑，还上前搂你，那个人长得特难看，乔巧直替你难过，怎么会找这样一个女朋友，后来发现他是男的，乔巧才如释重负，以为自己还有机会。该上台演出的时候，你弹琴的拨片掉了，找了几处没找到，没有时间再找了，你就用了别人的拨片。你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乔巧在后台找到了拨片，本想等你下来就给你，可是在她向你走去的时候，另一个女孩突然迎了上去，她帮你收拾东西，然后你们拉着手离开了。”

　　我说:“这事儿我倒是有点儿印象，一个拨片五块钱，一个鸡腿的价钱，每丢一个拨片我都痛心疾首，又少吃了一个鸡腿，所以那次演出结束后我感觉特饿。”

　　陈小莉说:“后来乔巧打听到那个女生叫周舟，是你的女朋友，和我们还是一个系的，大我们三届，知道这个消息后乔巧就寝食不安，足足一个星期没怎么吃东西，觉也睡不着，一下瘦了十多斤，很多女生都让她传授减肥的成功经验。后来乔巧想开了，既然你已经有了女朋友，她就不夺人所爱了，只怪自己晚生了三年，把对你的好感扼杀在萌芽状态，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周舟能和你分手，这样乔巧就有机会了，可是你和周舟的感情一直很好，每次看到你们在一起，她就扭过头，好几次走路都差点儿撞树上。”

　　我问:“怎么这些事儿你全知道啊?”

　　陈小莉说:“我和乔巧都同学快七年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大学也考到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我俩谁有什么事儿，都告诉对方。后来乔巧听说毕业后你和周舟分手了，她觉得她的机会终于来了。可是你离开了学校，她四处打听你的消息，一无所获，以为和你就这么擦肩而过了———你现在有女朋友了吗?”

　　“还没。”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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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了乔巧的影响，我也决定考研。

　　决定考研不难，关键是考什么专业。考研不像考大学，有个学上就行。考研的人小的二十出头，老的已过不惑，如果再为了能有个学上，先混几年，肯定是脑子进水了，当然考研大军中不乏脑子进水的人。

　　现在没有一条十分明确的道路摆在面前，只能先把不适合自己的路堵死，剩下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我该走的。这叫排除法，考试时常用，当答案选项无法确定的时候，先删掉最不靠谱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可见我活得有多被动。

　　生活是上帝出的一份考卷，但愿这次我能蒙对。国民党主席连战都说了，走对路，才能有出路。

　　大学的那些课程，我没怎么学过，但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想出各种办法都一一通过了。

　　除了抄小条、扒头望眼、屁股底下塞书等源远流长众人皆知的方法外，我还利用高科技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对作弊方法推陈出新改良换代，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做到了与时俱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能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为考试作弊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讯设备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便折射出我考试作弊的发展历史。

　　刚上大学的时候，手机尚未普及，我配了寻呼机，考试的时候调成振动，让学习好的同学快点儿答题，交了卷出去把选择题答案通过呼机告诉我。为此，大家往往在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便省吃俭用，以节省出购买BP机的钱。当时的日常一切开销都来自父母，如果告诉他们说自己需要一个呼机以便考试作弊方便的话，有点儿良知的父母都不会给孩子这笔钱，所以只好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想办法，勒紧裤带，用腰围的减少，换取分数的提高。

　　有些课程的考试不只是选择题，也有大题，需要解题过程，汉显寻呼机也难堪重任，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先交了卷的同学会把答案抄在纸上带出考场，然后再呼:“答案已放在三楼厕所从左往右数第二个坑的门后”。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会有好多人举手说要上厕所，让老师以为学校食堂不讲卫生的老毛病又犯了。建校这么多年，每年都有学生吃坏肚子，如果哪年食堂的饭菜没出现问题，一定会登在校报的头版头条引起轰动，并在学校官方网站转载，所以很多便秘的同学都指望着依靠食堂的饭菜泻火，这样就不用吃三黄片了，可是象征干净卫生的流动红旗依然辗转于食堂各个窗口之间。

　　去了指定地点，拿到答案后，为了惟妙惟肖，都要耗个上趟厕所的时间再回教室。如果没有及时赶到，被别人抢先一步，占了那个坑拉屎，可就不好办了。一次张超凡呼完我我去拿答案，见门关着，就拽了一下，门插着，里面问我干吗，我说拿东西，对方说这里面除了纸篓没别的，打扫卫生等拉完再说，把我当成保洁员了。我虽万分急迫，但又不能说是拿考试的答案，万一里面蹲的是个积极分子，正愁找不着坏人坏事作斗争，我这么做就等于送上门找死，或者他是个落后分子，为了撤销身上的处分，一直想做件好人好事，现在机会来了，再或者他是名Volk教师，课上到一半因为憋不住就跑了出来，我要那么说的话等于撞枪口上了。所以我只好耐心等他完事儿，再悄无声息地把想要的东西拿走，做得人不知鬼不觉。

　　但这次运气太不好了，里面那人正好没带纸，估计他知道不可能有人给自己雪中送炭了，不得不做出从纸篓里找张干净一点儿的凑合用的决定，却突然发现门后粘着一张纸。我在厕所外痛心疾首地听到里面说了一句:“太好了，这儿有纸。”然后是把纸张展开的声音，他又说了一句“好像是答案”，听到这里，我赶忙冲了过去，但还没跑到跟前就已听到冲水的声音。门这时候开了，那人走了出来。幸好他习惯不好，把纸扔在坑里冲走了，否则说不定我会饥不择食，不管被他擦成什么样，也要坚决从纸篓里捡出来，如获珍宝般把它掖进衣服里带回考场，并伺机掏出来抄写，若被老师发现则不计后果地塞进嘴里吃掉，更万幸的是，纸没有在坑里堵住，否则很难说我会不会做出下手把它捞出来的决定，和考试不及格比起来，这点儿困难算不了什么。如果每门功课都要通过如此考验才能及格的话，我宁愿多经历几次，多亏像Politik、体育这样课程的考试，我能凭借自己的实力通过。后来我想了想那张纸的去向，看看表还有半个小时考试就结束了，便没有麻烦学校后勤的老师说我钱包掉进去了请他们帮忙打捞，而是赶紧回宿舍去找张超凡，让他回到我的座位上替我考试，反正监考老师对我们不熟，也不会再检查学生证了。可张超凡去操场打球了，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到了操场找到他，他以为我也交卷了，还把球传给我，我运了两下，过了两个人，上篮得分后，才跟他说了回去考试的事情，并以两个鸡腿为代价，终于说动他换上我的衣服回到教室。听他考完回来说，监考老师说他:“这泡屎可够长的，拉哪儿去了。”

蓝色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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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的发展，毕业前我们有了手机，答案可以通过短信，现场直播、群发群收。张超凡多次扮演了卫星的角色，发出信号，被众人像千家万户的电视机一样接收到。如果传递大题的答案，会做的人就交了卷出去，给里面的人打电话。那时候我头发长，遮住了耳朵和脖子，戴着耳机老师也看不出来，接通后我不说话，对方念答案，他说我写。一次念得太快，我一着急，说了一句:“慢点儿!”恰巧此时老师溜达上讲台，绊了一个趔趄，让我的这句话给感动了，双眼饱含泪花，冲我抱以无限感激的一笑（该老师是个年轻女性，长得不好看


，平时有点儿自卑，理解她的人不多）。我低着头奋笔疾书，没时间细细品味这微笑里的其他含义，忘了再回应老师一句:“不客气。”

　　用这种方式作弊的代价就是，每到学期末都要向家里多要一百块钱生活费，好给手机充值，不过这项花费还是值得的，因为补考报名费和上补考班的开销远不止这些，作为一个本科生，这笔账还是算得过来的，经过大学这几年的锻炼，我们都有了经济头脑，所以很多人尽管没学过经济管理，毕业后还是在公司里管起了账。

　　不光要给手机充好值，还得多准备几块电池，一次为了一道冗长的编程题我把手机打没电了，多亏旁边同学的手机和我的一个型号，趁他向另一侧同学的试卷张望的时候，我把他的电池换在自己的手机上，将没电的电池安在他的手机上，然后放回原处，他居然丝毫没有察觉，脑袋一直盯着另一侧看，估计正在抄大题。

　　学校为了杜绝作弊现象，考试期间在各个险要路口张贴海报，倡导“严肃整顿考风考纪，彻底清除考试作弊之风”，每当看到这条标语，再次作弊的时候我便有了心理障碍，无法施展全身解数，分数随之下跌。为了下次作弊能问心无愧，全力以赴，在一个月亮被乌云遮住的夜晚，我和杨阳把全校每条标语中的“作弊”两字都抹掉了。第二天，全校学生无不人人称赞。

　　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窃听器，可惜我们毕业了，如果搞来一个放在老师办公室，就能知道他们开会讨论出什么题了，可以信心十足、满腹答案地走进考场，手机费省下来够喝一顿大酒了。听说近来还出现了黄豆大小的耳机，可以放到耳朵眼儿里，老师根本看不出来，总不能进考场前把每个学生的耳朵都掏一遍吧，即使发现了，学生也可以解释说:不过是一块耳屎而已。

　　但是以上诸多作弊方式的成功，无不和监考老师的漫不经心有关，如果考研的监考老师也这么不上心，倒还好办，可万一认真起来，那就完蛋了。

　　我又给张超凡打电话，问他当初考研是什么情景。

　　张超凡接通电话:“想通了，打算买几盒?”以为我要买他的产品。

　　“通了，一盒也不买。”我说。

　　“那给我打电话干吗，没事儿挂了，我忙着呢。”张超凡的语气俨然一个日里万机的老板。

　　“打听个事儿，你考研的时候，几个老师监考，管得严不?”我说。

　　“干什么，又想作弊，你怎么就不学好呢，狗改不了吃屎。”张超凡说。
　　“你怎么恶语伤人，我这是狗改不了吃食。”我纠正道。

　　“你费那劲干吗，吃了我们的产品，绝对让你思维闪烁，智慧放光，根本不用作弊，能比作弊考得分还高。”张超凡仍不忘推销。

　　“我才不想考那么高，该让人怀疑我吃兴奋剂了，万一尿检查出来，多丢人，我可没有


约翰逊脸皮厚。”我说，“我就是好久没作弊了，手有点儿痒，想重操旧业，看看是否还手熟尔。”

　　“考研不像大学考试那么容易得手，三个老师监考，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中间一个来回溜达，除非你有《骇客帝国》里的那两下。”张超凡说。

　　我说:“要不你也报个名，我替你交报名费，你考完以后把答案发给我。”

　　张超凡说:“没你想的那么容易，现在考场都安装了通讯工具监测器，你要是开着手机BP机，甭管作没作弊，查出来就取消考试资格，听说弄不好还得判刑，为上个学坐几年牢，不值。”

　　我一听，心彻底凉了。我用的手机是诺基亚6108，有字典功能，当初买的时候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在英语考试上派上用场，现在也无用武之地了。

　　看来我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蓝色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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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的某一天，乔巧打来电话。

　　我手机上显示的是十一位阿拉伯数字，她电话没有被我存进手机。

　　我存的都是经常联系的朋友或同学的电话，很多有过一面之交的人的号码，被我记在一个本上，这个本子对我并不重要，即使丢失，也无关痛痒，因为上面记录的电话可能我这辈子也不会用到，乔巧的电话就在其中。我这时并没有和她成为朋友的愿望，仅仅把她看作是生活中诸多擦肩而过的路人之一，没想到她把我认真对待了。

　　乔巧在电话里问我:“生活的出路找到了吗?”

　　我说:“找到了，不知道是否平坦。”

　　乔巧问:“一条什么样的路?”

　　我说:“考研，目前惟一的出路。”

　　乔巧说:“任重道远啊。”

　　我说:“我已经做好了铲妖除怪、披荆斩棘的准备，这几天我一直在和英语单词做斗争，可惜收获寥寥。现在正练听力呢。”

　　乔巧说:“你确信能通过初试吗，第一次看见对自己如此有信心的人，革命斗争忌讳的就是盲目乐观。”

　　我说:“我悲观还来不及呢，一点儿把握都没有，所以这不练习听力嘛。”

　　乔巧说:“英语初试不考听力你不知道?”

　　我说:“啊?!还不考什么，赶紧跟我说说，作文还考吗?”

　　乔巧说:“都考，就是取消了听力，又加了一篇作文和完形填句。”

　　我说:“幸亏现在提醒我了，要是考试前一天才知道这个事儿，我非哭不可，差点儿南辕北辙。”

　　乔巧说:“有没有想过复习的捷径?”

　　我说:“考虑过，但是考场制度严格，作弊无从下手。”

　　乔巧说:“这是什么思维，不作弊就没有办法了吗?”

　　我说:“难道你认识出题的老师?”

　　乔巧说:“为什么你总往不劳而获的方面想。”

　　我说:“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了。”

　　乔巧说:“书山有路勤为径，你得靠自己的努力。”

　　我说:“还以为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说了等于没说，这个道理我从上小学的第一天起就懂。”

　　乔巧说:“可是不能做无用功，劲儿得用对地方，阿基米得为什么说他能撬起地球，就是因为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使劲。”然后喘了口气说，“像你这样在家闭门造车不管用，学校有个考研辅导班，都是名师讲课，针对性强，告诉你什么是重点，什么可以不用看，我已经报名了。”

　　我说:“我不用他告诉，我把大纲里要求的都看了，非重点也当重点对待，不信考不过。”我一直都认为开办那些辅导班的惟一目的就是挣钱，至于对考研究竟有多大帮助，另当别论。

　　乔巧说:“你有病啊，能省事儿干吗不省，省下时间和精力干什么不好。”

　　我说:“我精力旺盛，浪费还浪费不过来呢。”

　　乔巧说:“那我不管你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我说:“多谢关心，你我都准备考研，时间挺紧的，没事儿就别打电话了……”还没说完，那边就挂了。

　　不知道是她手机没电了，还是生气了。不愿意理我更好，我正不想被人干扰，对不熟悉的人和没有感情或友谊基础的人一概敬而远之。以前总以为人认识得越多越好，朋友越多越牛逼，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结识的大部分人并不能当作朋友，只是杂人，这样的人认识太多是浪费生命。我现在的人生观是:一个星期多看一本书，比多见一个陌生人对自己更有益。

　　对于乔巧，我的态度是:到此为止，不必深交。出于她相貌尚好的考虑，即使浪费一点点时间和生命也无妨，所以下次再打电话或见面的话，聊上几句并不为过，如果没有这一点考虑，我可以索性把她忘掉。

　　我按自己习惯的方式，一直在家复习。直到有一天看到《北京晚报》，上面说考研大军正全力以赴进入备战阶段，许多外地考生已经进驻北京，参加各种辅导班，斗志昂扬，磨刀霍霍，势在必得。

　　看完吓一大跳，我最怕这样的人了，干点儿什么事儿都跟玩命似的，我喜欢顺其自然。但既然对手都这样，我也不能无所谓了，得有所行动。

　　该买的书差不多齐了，就差参加辅导班了。这些班对考生是否有帮助，不好说。有人没上就考上了，有人上三种班也考不上。它的作用并不直接在知识的掌握上，而更多在心理上，就像伟哥之于男人———我始终认为这种药是作用在心理而不是生理上，如果把巧克力豆当伟哥吃下去了，说不定效果会更好———如果没有参加辅导班，就会缺乏信心，好比一个知道自己有问题的阳痿患者，越想着自己不行，就越是不行。而如果上全了所有辅导班，不能说你是实力最强的，但至少是最自信的。

　　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上，就为了给自己个交代，落榜无憾。

　　为了不成为考研成功率的分母，我给乔巧打了电话:“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蓝色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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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乔巧报名上了考研班。

　　在考研班里，有个老师小有名气，在诸多辅导班招揽生意的海报上都能看到他的名字，号称押题命中率百分之八十，如同一部商业电影为了卖座而请来的明星。他先做了一番自我介绍，透露了押题准确的原因:他和出题的老师住对门，对出题老师的秉性比较了解，知道对方关心的话题，这往往就是出题的方向，而且每到出题前夕，他都要去找出题的老师喝酒，争取把对方灌趴下，好套出一些内幕，还经常让自己老婆和出题老师的老婆一起拉家常、逛商场，询问对方的丈夫睡觉的时候都说些什么和Politik有关的梦话，除此之外，他的书房和出题老师的书房仅一墙之隔，出题老师有每写出一道题后都朗读一遍的习惯，却不知隔墙有耳，对门正带着听诊器贴在墙上偷听，然后把各种途径听来的消息综合汇总，差不多就是考试卷子了。

　　这样一说，自然少不了掌声，学生们都以为遇到了救世主，考试通过有望了。但是后面的讲课，却让众人大失所望，差不多每页都有重点，每段都要求记忆，照这样下去，辅导班上与不上并没有区别，反正书上有的都画了，还不如自己回家背。我们知道考的东西都在书上，但更想知道书上哪些内容不考。

　　老师对此的答复却是:“没有办法，出题老师喝酒的时候和我说了很多话，他老婆和我老婆逛商场的时候也讲个没完没了，我经常听到他在书房里成段成段地朗诵课本，这些信息哪一条都不能不重视，大家就多用点儿功，多花些时间来背吧。”台下立即发出无数声叹息，怨声载道。

　　好在这个老师把控现场的能力较强，知道下面有了情绪，便像讨好女朋友一样，开始讨好学生，拿蒋介石和他老婆开了几个玩笑，引得众人一笑，气氛暂时轻松了。后面每讲一个知识点，都由此引出一个笑话，这种讲课风格十分取悦学生，渐渐和学生打成一片，没有了距离。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下课铃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