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查理(奥戴丽.朗宁.托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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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奥戴丽.朗宁.托平，自由摄影记者、雕塑家、记录片撰稿人、中国事务专家。1951年在西贡，奥戴丽决定放弃学业，转而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她曾十数次畅游中国并执行采访人物。她对新中国的首次采访是1966年6月的“文革”。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她是NBC电视台《中国报导》节目评论员。1974年她成了目睹秦始皇兵马俑史诗性挖掘的第一位西方人。她家三代都有在中国的生活经历。
奥戴丽非常喜欢动物，经常救助一些受伤或流离失所的动物。她有五个美丽的女儿，一个生在越南西贡，两个生在伦敦，一个生在柏林，一个生在纽约。他们还有5个外孙子、一个曾外孙女、一只要争夺家里老大地位的鹦鹉、两只善良忠心的狗和七只自负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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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始于香港一条神秘的小巷猫街。中国南海的这个小岛上一个典型的湿热的下等狭窄的石子路上塞满了各式小摊小铺，街上挤满了世界各地的人，充斥着各种声音、气味、灯光和音乐，这就是香港奇异的生活。

　　我当时在设在曼德琳酒店的《普通话杂志》当编辑。我刚从酒店出来在猫街上的古玩店转悠，突然一声可怕的尖叫摇撼了湿重的空气，盖住了所有噪音和混乱。尽管天气很热,我的身体却一下僵住了。循声望去，我看见一个面目卑琐的鸦片小贩穿着肮脏的黑袍蹲在地上，周围放着一堆银嘴长烟袋，旁边的木架上站着一只可怜的桔黄冠凤头鹦鹉，他被拴着一条腿，有一只乌鸦那么大，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孩正在撩拨他。小贩鼓励小孩用开岔的木棍捅他，这样，可怜的小东西发出尖叫会吸引像我这样的潜在顾客。小孩们咯咯笑着，快被激疯的鹦鹉用他的弯勾黑喙叨着木棍，抖动桔黄色冠子像印第安战旗，嘴里用中文咒骂他们。我心里怦然而动，但我走开了。在远东的城市我已经目睹了太多的暴行。我感到对人类的残忍无能为力。

　　“他王八蛋！”我听见鸟在尖叫。（直译成英文：你是乌龟蛋！）

　　我一下惊呆了。这句骂人话英语听起来并不那么糟，但对中国人是个可怕的侮辱。其他类似的骂人话我只听父亲用过。父亲13岁以前在中国内地长大，他父母是中国内陆传教团成员。他告诉我当他父母出去传道时，他跟那些异教徒厨师混在一起，就这样学会了汉语，骂起人来像个地道的中国人。我回头看去，鸟显然很难过，红褐色眼睛因恐惧和屈辱而凸起，锋利的喙子已经干裂，白色的羽毛脏乱不堪，粉色秃斑玷污了前胸和大腿，我可以看到他腿上的链子拴得很紧。尽管如此，他还是那么美丽，让人不忍离去。他用极度痛苦的眼神哀求地望着我。虽然我一直强烈反对买野生鸟或其他不得不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但我还是冲动起来，想把这位落难者从人类的野蛮中解救出来。他的确勇敢，虽完全陷入困境仍蔑视地反抗着，维护自己的尊严。

　　当然小贩早就注意我了。“嘿，小姐，买鹦鹉吗？”他嗓音沙哑，英语极差。“他，很机灵，说很好的汉语，200港元OK？很便宜。OK？”

　　“你在哪弄到的？”我问道。

　　他知道自己得手了，用肮脏弯曲的长指甲掸一下成吉思汗式唇须，然后揪一下下颏上乱糟糟的稀疏的灰色络腮胡，干笑着，露出几颗有槟榔印的牙齿，越发卑琐可疑。“澳大利亚，”他说，“用很多鸦片跟水手换的。”两只枯瘦的手做出握鸦片烟袋的动作，嘴里深吸一口，用眼神暗示着我。

　　我表明自己对鸦片不感兴趣并问他搞到这只鸟有多久了。

　　“可能有4年了。”他竖起四根被鸦片熏黄的枯瘦的手指。很难相信这只美丽的鹦鹉已经遭了4年罪。

　　“我出50。”我听见自己说道，希望他会拒绝而结束这一切。

　　他显然惊呆了，口水挂在胡子上，小眼睛里满是泪水，呜咽道：“6个孩子，要养6个孩子，你喜欢鸟吗？OK，100元，不再还价，OK？”

　　鹦鹉突然决定自己成交。“OK，OK！”他反复模仿着小贩的声音，昂起头直视我的眼睛，那目光是恳求也是命令。“OK，OK！”他命令着，好像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的思绪开始加速。把这么一只邋遢可怜的鹦鹉带回家怎么解释？我已经有4个孩子和孩子们从街上捡回来的3只猫，还有我丈夫托平，整天忙于为《纽约时报》报导越战。在莫斯科住了3年，最近刚到香港，客厅没有任何家具，餐厅没有椅子，甚至没有餐桌，买只鹦鹉？我疯了吗？我准备走开。

　　“OK，OK，OK！”鹦鹉喊道，声音非常急切。我又看了他一眼，“好吧，OK，OK，OK！”我模仿着他的声音。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我开始为自己的无理行为辩解。对了，他出身澳大利亚，我是加拿大人，我们同属英联邦，我怎能抛下自己的同胞不管呢？还有，今天是10月2日，大女儿生日，我还没准备礼物。太好了！就把这只鹦鹉送给苏姗作生日礼物。这也说不通。“80元怎么样？”我心里明白自己本不该开口。
“好吧，OK，OK，OK！”鹦鹉答道，这次他的声音怪怪的，有点像我。

　　“嘿，嘿，嘿，”小贩得意地怪笑着，“OK，女士。”

　　“嘿，嘿，嘿，”鹦鹉也怪笑着。


　　小贩把鸟递给我，他的脚还拴在架子上，我把钱递给小贩，孩子们和受虐的玩具挥手告别，交易结束了。我当时根本没想到那小贩恶意的笑声还要响很长时间。

　　时间是下午5点左右。15分钟前生活好像还很简单，而现在我有了一只疯狂的鹦鹉。我该拿他怎么办？我当然不会拴着他或把他关在笼子里。我心里明白不该买他，可自从我们目光交流后我知道我不能把他丢给那些虐待狂不管。首先得给他起个名字。我想叫他苏格拉底，因为他看上去那么智慧又遭人误解，但最后还是选定叫张查理，因为我们是在神秘的远东，而这只鸟是我漫长旅途中遇到的最具异国风采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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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碰到查理是在1963年。尽管现代化已经渗入闹市区，猫街依然拥有古老中国的奇妙氛围。我们准备回家时正是快吃晚饭的时候。街边的面条、饺子铺烧着煤炉，各种奇特的蔬菜和肉在酱油和虾酱中煎炒，还有葱头、大茴香和上百种调味品，整条街弥漫着诱人的香气。我买了几个饺子。查理突然兴奋起来，挺起胸膛，趁我不注意突然伸爪抓起一个饺子，用有力的喙撕开，然后一口吞下里面的肉馅。等他吃饱再教他礼仪似乎是明智的。他又抓了一个饺子囫囵咽下，我们沿着猫街走向阐口。丝绸和古玩店中间夹着道观和佛寺，金色的大门里飘来供香的芬芳。查理好像害怕影子和强光，在橱窗里看到自己的影像就怪叫起来，还扑腾着翅膀。他好奇地看着我给观音菩萨上香，希望两个异类的这次奇遇能带来好运。我们继续穿过狭窄的小巷，刺鼻的咸鱼和等着晾干的鱿鱼整齐地挂在竹杆上，芹菜根的湿霉味和古玩店敞开的门里飘出的香甜的檀香味混在一起。橱窗里摆着牙雕、新老玉器、细瓷和景泰蓝花瓶、纸灯笼以及龙和其他怪兽的漆像。查理毫无兴趣，但这些店铺的氛围和气味总让我想起祖父在加拿大西部的小阁楼。祖父海尔沃·朗宁1908年从中国回来。他和祖母汉娜作为路德派传教士与中国内地传教团一起在北京和湖北省的襄樊呆了17年。他们躲过了义和团运动并且目睹了满清王朝的覆灭。像当时在中国的许多外国妇女一样，祖母死得很早。36岁时，她被亚洲口炎性腹泻击垮，当时是不治之症。祖父带着7个孩子回到加拿大，4个男孩，3个女孩，其中有我父亲，当时13岁。他们在北阿尔伯塔省的和平之河区安家落户，男孩子们在林区清理出的所有空地都属于我们家。我们家从中国回来时带着一个樟脑树根制成的篷车，里面装满了东方的奇珍异宝。祖父和他的儿子们在自家林地砍下漂亮的树建成一个两层小阁楼用来存放这些宝贝。我们的大家庭，包括各路表亲、叔舅、姨姑每年夏天都去看望祖父。大人们在一间现代化的水泥屋子里享受片刻的宁静，而孩子们就围着小阁楼兴奋不已。在我4岁的一天，我7岁的哥哥艾尔顿发现阁楼倾斜的屋顶有个活门。对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有活门当然就要进去看看。我们很快找来梯子，艾尔顿爬上去慢慢开了一半，探了一下就撤了回来。“OK，”他露出甜蜜的笑容：“奥戴丽，你先进去。”“让梅梅先进去行不行？”我垦求地看着6岁的姐姐，“我太小了。”“我太大了，”她马上说，“只有你能钻进去。快上，我们就在你身后，别像个胆小的毛丫头。”我爬进那个黑洞，他们确信我还活着就跟了进来。除了活门透进来一丝光线，屋檐下漆黑一片。等眼睛适应了光线，我们看到了恐怖的景象。直到今天，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还会心跳加速。那些龙长着红色蜿蜓的身体和金色的头，正盯着我们。瓷狮子和不知名的怪兽躲在满是灰尘的椽子下时刻准备跳出来。一个巨大的红漆大肚弥勒佛坐在那儿嘲笑我们，眼前的一个杉木箱上站着一个大胡子老头，样子古怪，一双闪光的玻璃眼珠直盯着我们，像活的一样。这就是那些邪神恶鬼，祖父讲了很多有关他们的故事。“快离开这儿！”艾尔顿喊了起来。我们哆哆嗦嗦地滚下梯子。“那就是中国吗？”我问梅梅和艾尔顿，他们都生在湖北省，当时父母在祖父母创建的教会学校教书。我妒嫉他们因为自己不幸生在荒凉乏味的阿尔伯塔，老想着没赶上那些好玩的事。现在我不太肯定了。父母亲把他们带回加拿大时，他们还是婴儿，但对我来说，他们是中国问题的权威。“是啊！”艾尔顿说道“那就是中国，不过别告诉别人你去过那儿。”那就是我的首次中国之行，现在我第一次讲出来。我第二次来中国是1946年，中国正打内战，父亲是驻南京的加拿大外交官，我在南京大学上学。从那以后，我多次去中国，但在我找到猫街和查理之前，哪次都无法与祖父阁楼里的首次中国之行相提并论。

等查理填完肚子，我们穿过一条梯子般陡峭的老街。两边店铺林立，那些漂亮的字体织成垂直的广告，而我们目不斜视，一路小跑奔向阐口的星星渡口，我的车就停在那儿。傍晚的雾气从水面升起，很快，崎岖山路两边的桔色灯光就看不清了，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殖民地岛上的富人和名人就住在山顶。在香港过马路总是要冒生命危险，但查理早已适应了这种混乱，嘴里不停地叫着“OK，OK，OK。”好像在让我放心。女王大道上翻滚着古老中式和现代英式交道工具的混流，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完全忽视走路的人。三轮车上的乘客神情紧张  
，车夫朝更易受伤的两轮黄包车使劲按铃，这些戴锥形帽穿草鞋的苦力使出浑身力气穿梭在街头洪流中，周围全是塞满中产上班族的红色双层巴士和驶向山顶“上流社会”别墅的罗尔斯·罗伊斯。

　　从车上我们可以看到港口的全景和中国大陆阴影晃动的群山铺展在眼前。万船渔火像萤火虫一样跳动在“芬芳之港”四周；小舢板上，母亲们在船尾奋力摇动巨桨；蹒跚学步的小孩儿拴在甲板上玩耍，晾的衣服像旗子一样在风中飘摆。装饰华丽的灯笼高挂在杆子上，一部分乘客停在港口香港这一侧，其他人要在星星渡口登船穿过一英里的海峡回到九龙半岛。甲板两侧的电灯在水波中显得模糊不清并且使船只显得好像大了一倍。深水处，那些黑色寂静的中国平底帆船机敏地躲避港口的巡警。东南风吹涨了那些五颜六色的船帆，把它们吹过雷岳关，把更多的难民从大陆偷渡到已经过分拥挤的英属殖民地。

　　英国驱逐舰和美国战列舰就停在港口中部，随时待命，这让香港人想到越战是如此之近。明亮的小圣诞树装点着满是枪炮的甲板，欢快的气氛与四周极不协调。各种小船在周围快速穿梭，细小的手电光跳动在黑暗中。我注意到一艘没上灯的锈迹斑斑的澳大利亚商船，心想查理是否就是在那黑暗发臭的船舱中被带到香港的。

　　夜幕降临，整个港湾换了一幅模样。环绕着山顶，梯队似的大楼射出一排排灯光点缀着隐约可见的山坡。我把查理放在四女儿座位上，这样他就能从车窗里看到旺角中国区的王素喜酒吧、中药店和藤制家具店。我们开始爬坡，翻过崎岖的山坡来到退潮湾的公寓区，周围盛开着鲜黄的木槿花。一路上我们相互打量着，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随时准备自卫。我则有点好奇和惶恐，他对人的了解很可能远胜过我对鹦鹉的了解。我听说家养的鹦鹉吵闹，性格外向，但我对他们的丛林本性一无所知。我非常同情人类贪婪的受害者。他生在野外，和他的家人在澳大利亚的林子里自由飞翔，现在却来到这座拥挤的中国城，一只脚拴在一个小孩的座位上。对一只生长在丛林里的鸟来说，这一定是无法忍受的屈辱，而他似乎轻松地承受了这一切。

　　查理的历险早就开始了。先是在澳大利亚丛林中被绑架，直接或几经转手卖给有鸦片瘾的水手，坐船来到香港，再卖给狠心的有鸦片瘾的小贩，接下来4年就被拴在猫街供大家逗笑。我不知道他有多大，但我猜他还年轻，因为鸟贩子一般捉能驯化的小鸟。我不愿意想这些热情活泼的鸟所遭受的各种痛苦，被人从家里突然抓走。查理一定是最强悍的，因为他活着见证了这一切。只有一小部分外来的鸟能活下来。被捕捉的悲惨，喂养的漫不经心，还有货舱中恶梦般的旅行，使大部分鸟在抵达香港街头或宠物商店之前就死于饥饿和窒息。没有确切记录但肯定有大量的鸟伤心而死。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付了80元港元之前，查理已经在猫街拴了4年，而我现在要向饱受折磨的丈夫解释为什么要买一只处境悲惨的鹦鹉。

　　我们一家刚从莫斯科搬来。在那度过了有趣的3年，但再也没有回去，历经了尼基塔·赫鲁晓夫时代和古巴导弹危机。托平被调到香港任《纽约时报》东南亚分部主任，大部分时间都忙于报导越战。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那天下午，在香港街头几百万的步行者中，偏偏是我碰巧遇到了那个小贩和查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生活将从此改变。

查理在车里异常安静文气，根本不像一只野生鸟，但我觉得他还处于震惊中，因为他一直在一个无法解释的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挣扎求生。他现在显得温顺，举止文雅。幸运的是我当时不知道后来他不断上升的社会地位给他灌输了大男子气慨，使他终于成为一只发号施令的鸟。这远在斯坦福大学的著名神经生物学家拉赛尔·费那德博士发现社交成功能导致过分自信之前。事实上当时没人意识到这次会面将彻底改变鹦鹉查理。我、我的家人和朋友、狗和猫和邻居家的宠物，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事实。尽管我当时充满怜悯，没有意识到将来这些变化，但我强烈地预感到一些古怪的事将会发生。我只能忧虑地叹息把自己交给命运。到家后，我把查理拴在寂静的阳台上，然后躺在竹制躺椅中。中国南海平静的水面上反射着燃烧的落日，我和查理一起抚慰着灵魂。这位疲惫的澳大利亚人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像中国谚语说的：既来之，则安之；我已经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来探索一只野生鹦鹉的心智和灵魂，从此开始了一场复杂的共生关系，一个充满隐喻和意外曲折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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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就这样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当时我们有4个女儿，最大的13岁，出生在不同的地方。过生日的大女儿苏姗降生在越南的法军医院。她出生那天正赶上湄公河对岸的越共部队的炮击日，她在一片礼炮声中匆匆忙忙来到这个世界。我很庆幸读过里德博士的《无畏生产》，并做过呼吸训练。1950年的西贡一片混乱，当时孩子的父亲正在为《联合报》报导法属印度支那战争。我本来计划在香港生孩子，但因为战争而无法离开，苏姗是这家军医院接生的第一个婴儿，当时医院里满是前线撤下来的伤兵。我们给她取名苏姗(Susan)因为那是个好听的名字，但她外祖父来了封欢迎信，解释了为什么她叫Susan。他在共产党占领南京后还主管着那里的加拿大使馆。信上说：“你父母不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Susan，我来告诉你。名中的S代表南方，因为你生在月亮的南边；USA代表你父亲是美国人；N代表北方，因为你外祖父生在月亮的北边。”我们在越南度过了艰辛危险的两年半，随后托平被派到伦敦，报导英国政府的外交动向。我们的二女儿凯伦生在圣诞节。位于海姆斯泰德石楠丛的玛丽女王产院的一位坚定的助产士把她接生到这个世界。相对来说，她的降生要平和得多。只是1952年冬的伦敦，烟雾笼罩，数周不散。据报导，烟雾造成的死亡数超过了二战中的德国轰炸，但凯伦意志坚定地活了下来。尽管她不记得，但她现在还留着年迈尊贵的女王母亲，玛丽本人在圣诞夜亲手送给她的玩具熊。然后是莱斯莉，也生在伦敦。她比预计的凌晨3点提前出生，我丈夫当时正在海姆斯泰德的4层小楼上睡觉。助产士在电话中向他热烈祝贺：“恭喜你，托平先生，现在你有3个女儿了！”她的意思当然是我们的第三个孩子也是个女儿，可托平跳起来飞奔到产院以为我生了三胞胎。四女儿罗宾又降生在军医院，这次是在四国占领的西柏林。我们在西柏林住了3年，然后托平加盟《纽约时报》，我们又搬到康涅狄格州的贝尔岛。我们在海滩附近有座房子，托平每天坐车去上班。在美国呆了九个月后，托平又作为新闻部主任被派到莫斯科，我们在普罗斯佩克特米拉的一个公寓里住了3年。俄国人开玩笑说我们反俄，因为我们在那儿没生孩子。随后又在香港过了3年，在那儿我收养了查理，这就是本书故事的开始。五女儿乔安娜当时还在决定什么时候加入这个大家庭。在我们搬到纽约州的斯卡斯黛尔后，她在布朗克斯威尔的劳伦斯医院出生，那时她哥哥查理已经来到这个家4年了，因此她很自然地认为每个人都有个鹦鹉哥哥。我把查理带进香港的公寓时，孩子们都高兴起来，这个满身异国情调的新宠物既温柔又有趣。但天还没黑，她们全都哭起来，屋子也一团糟。我本该意识到这是无法避免的。我忘了查理由于街头的惨境早已和孩子为敌了。孩子都是虐待狂。当小姑娘们试图靠近时，查理用汉语咒骂起来，还想咬她们的手指。他也不喜欢猫，毫无疑问，猫街上的猫一直在威胁他。我们家当时有3只猫，每当他们带着猫类特有的执着好奇靠得太近时，查理就咬他们的尾巴并且用他们的猫语朝他们尖叫。攻击孩子和猫还不能让查理满意，他还使劲吓唬邵莹——我们忠心的保姆和她丈夫厨师陈先生，用汉语对他大骂。善良温和的陈倍受侮辱：“这鸟坏透了，”他大声说，“满嘴脏话！唉呀！”“唉呀！”查理立刻回敬道，“你王八蛋！”也许我当时就该把他赶走，但我已经觉得对这可怜的小东西负有责任。不管结局如何，我已经救了他，他的生命已经和我的搅在一起。查理对厨师的敌意可能因为他们碰面时陈正好手握一把厨刀，这可能让他想起小贩和孩子用棍子折磨他的情景。也可能因为和有鸦片瘾的水手和小贩在一起的经历使他对中国人产生了偏见。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被一声公鸡似的粗哑的尖叫吓醒了。“天那，奥戴丽！”托平咕哝着，“看你这回带回来的是什么？”接着是农场上的各种怪声，从假声的京剧到“老麦克有个农场”之类的民歌。那是驴叫吗？这个肯定是牛叫和鸭叫，还有鸡、猪、羊；还有彼德·乌斯提诺夫学汉语？结尾是门板的咯吱声和风暴中的船甲板上的各种噼啪声。

托平嘟囔着把被子盖到耳朵上，我从蚊帐底下钻出来跑下楼。厨师陈也在阳台上，手里拎着砍肉刀，困惑地看着鹦鹉，而查理正在高兴地模拟练声。开始我以为他是为了好玩，接着我意识到他实际是在讲他的故事。那些声音就是在从澳大利亚到香港的船上听到的各种声音。“在漆黑的狂风暴雨的夜晚，我被关在一个黑洞里，能听到的就是咯吱、叮玲、叮当、叮当，还有种种受罪的动物，驴、鸡、奶牛、猪……日复一日，我们在海上飘来荡去，噼哩啪啦，尖叫，嘶鸣！”认真倾听就能听出有趣的故事，但那些对鹦鹉一无所知的邻居已经从阳台上探过身来让他安静，而这又扩大了查理的保留节目。我把他抱进屋关上玻璃门。我告诉他我非常欣赏他的叙述才能。厨师咕哝着给他拿来一碗蒸米饭。查理像那个小贩一样咯咯笑着，开始他在新家的第一顿早饭。尽管有种种恶习，查理确有某种魅力而且好象很会利用。开始他小心翼翼，但对我很友好。几天后他就开始从我手上吃东西并且允许我拍他的头。第三天他竖起翅膀特许我抚摸底下的绒毛，这给我一种孩子气十足的巨大成就感。查理让我拨他的毛啦！我的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经典之作见鬼去吧！书怎能和真正的生活相提并论？第4天我用电线剪刀剪断了粗重的链子。一定很疼，但他耐心地站着，知道我是在去掉他的枷锁，我一直轻声说：“会好的，查理，别担心，不会受伤的。”他咕哝着算是回答我。当链子终于去掉，他满怀感激地看着我说“OK，OK”，然后把头枕在我手上。我检查了他的翅膀，发现末尾的筋腱被挑了，我感到一阵心酸，难过极了，眼泪滑下来，查理可能永远不会飞了。但查理让我开心起来，不停地叫着“OK”。我不能让鸟在公寓里乱跑，就把他放进一个巨大的铜笼子，那是我在九龙的一家古玩店买的。笼里有镜子和玩具，我想查理可能会喜欢。但还不到一小时，他就学会用喙子打开锁把门推开，然后一路咯咯叫着，踮着脚尖探寻着起居室的每个角落，眼睛像斯坦利·利芬斯顿一样闪闪发光。他尤其喜欢起居室和餐厅之间的竹帘子。猫在一旁注视着，盘算着一顿轻易到手的美餐，而查理把喙子插进一节又一节，最后把自己挂在帘子上，心满意足地在帘子上晃来晃去。有几次，猫朝他扑去，而查理怒发冲冠地厉声咆哮起来，最后猫知趣地躲了起来。查理从未意识到他是更容易受到攻击的鸟。他是在街头混大的，显然他现在觉得自己是头儿。不知为什么他很快就在心理上震慑住了这些食肉动物。还不到一星期，几只猫都对他恭敬有加并且躲得远远的。很快查理就像狗一样到处跟着我。我被选中，不得不付出代价。我一坐下他就爬上我的腿，坐在我的膝盖上，然后是手指，最后他爬上我的肩膀。呵！这才是精彩的部分，动人的景象！他喜欢上了我的耳朵，开始对它唠叨甜言蜜语，亲个不停。他开始粘着我，不管我喜欢不喜欢。两个星期后查理彻底控制了局面，他想独占我，对孩子和猫心怀妒嫉。他知道我不让他伤害他们，我说“不”时他会服从。很快就很清楚，查理是只高智商的鸟。我10岁时就懂得尊重鸟的聪明。当时我和父母亲、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住在阿尔伯塔的凯姆罗斯镇。父亲当时是凯姆罗斯路德派学院的院长。凯姆罗斯是农场区，那里没人喜欢乌鸦，它们被归入蟑螂、老鼠一类。农夫认为乌鸦惊扰牛群偷吃庄稼，我则为它们辩护，指出它们还吃掉大量有害的蛆虫和蛾子。奶牛似乎欢迎乌鸦从它背上吃掉寄生虫。但无动于衷的警长给每只乌鸦悬赏5分，贝雷剧院让孩子们看星期六日场演出的票价是一双乌鸦脚或一条地鼠尾巴。只有少数孩子为活乌鸦着迷，我是其中之一。一个春天的早上，哥哥艾尔顿带回家两只刚出生不久被遗弃的乌鸦，至少他是这么说的。但我注意到他一把他们放到我手里就跑去看电影了，我怀疑他手里拿着乌鸦妈妈的脚。我给他们临时搭了个窝，并给他们取名杰克和吉尔。我用蘸牛奶的面包和牛肉屑喂他们。两个小家伙样子虽丑，但求生意志顽强。他们很快就认出我是喂养人，我一走近，他们就张开红色的喉咙狂叫不止。等他们乱蓬蓬的绒毛长成黑亮的羽毛时，我们已经完全分不开了。我是他们惟一能记得的妈妈。他们也喜欢我的长毛牧羊犬谢普。谢普保护他们，并赶走那些想去看电影的小孩。

等他们大到能抖动翅膀时，我把他们放到屋顶，他们就奋力挣扎试图飞起来。我到哪儿他们都跟着，我骑车去上学，他们就在屋顶上飞，放学时他们就在屋顶上等着。乌鸦天性是爱交际、健谈的鸟。我在镇上骑车时引来不少目光，后面跟着狗，还跟乌鸦说话。杰克和吉尔显示了高超的发声本领，从各种怪叫到两个八音阶的鸣唱。跟他们交谈时，我模仿他们粗哑的怪叫和充满乐感的鸣唱，而他们则模仿我的人声和谢普的吠叫。他们睡在我的窗台上，天亮就敲窗大叫，大张着嘴等我喂食。我试着教他们独立生活，但他们却彻底依赖我——至  
少我这么认为。我哥哥已经变成爱鸟者，我开价每救活一只乌鸦赏金5分。他警告他那些乌鸦猎手伙计别碰杰克和吉尔——他们值一角。不久，那些目光贪婪来我们家看乌鸦的男孩意识到“鸟脑子”并不像他们想得那么愚蠢。看着杰克和吉尔，艾尔顿的大部分伙计发现乌鸦总是很精明，而且活乌鸦比死乌鸦要有趣得多。

　　给他们喂玉米时，我拿着玉米芯让他们可以啄掉玉米粒。当我把玉米芯放下藏起来时，吉尔就站在玉米芯上紧紧按住让杰克来啄，然后换班。男孩们觉得这很聪明，但最让他们开心的是当我重新出现时，他们假装自己不会吃玉米，像婴儿一样大张着嘴等着喂。这是男孩子常玩的把戏。更有趣的是看他们对付核桃。如果我在，他们就会等我砸开核桃，如果我不在，他们就先确定我没看见，然后叼着核桃飞上屋顶，把它摔在水泥地上来砸开壳子。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他们是跟我开玩笑，还是想让我开心，因为他们知道我喜欢喂他们。但很快，镇上的孩子都明白乌鸦很聪明，会享受生活并且有主见。

　　当我告诉父母乌鸦多么有创意和健谈时，父亲责备我把“动物拟人化”。我问那是什么意思。他生硬地说：“你不该把乌鸦拟人化。你不该认为所有的鸟和动物能像你一样思考和感受。记住它们不是人。它们没有灵魂。”我当时不同意他，但承认他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永远都不会接受流行的观点，即情感和智力过程，像悲伤和推理能力只有人类才有。这在科学上也站不住脚，进化论也认为一切事物都不是凭空而来。

　　我知道杰克和吉尔很聪明，但我不能完全肯定他们是否爱我。一个冬天早晨，他们没有敲窗，杰克和吉尔消失了。妈妈说他们飞到南方去了。但没有我，他们怎么活下去？尽管我常盼着它们来叫醒我，但音信全无，我已经绝望了，直到第二年早春的一个清晨，我又听到熟悉的敲窗声。窗台上站着杰克和吉尔，像婴儿一样叫着，大张着嘴等我扔进牛肉。我知道这是寄生虫的花招，但整个夏天我都把他们当小鸟来喂。作为回报，他们从不让谢普和我离开他们的视线。下第一场雪时他们又飞走去独立生活，第二年春天又回来玩同样的游戏。他们就这样一直利用我这个傻瓜。傻不傻无所谓，他们这样一直依恋我真让我感动。他们连着六年都回来，直到父亲被派驻南京任外交官，我和家人一起坐船去了中国。我再没见到杰克和吉尔，但学校的好友多年来一直在喂养他们。我姐姐现住在凯姆罗斯镇，据她说，杰克和吉尔还有他们的后代至今还出没在我们家的老房子周围。

　　在中国我继续和乌鸦家族保持交往。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尊重这些食腐肉的鸟。他们帮助清理街道上的死尸，并且像哨兵一样站在城墙上。巨大的青黑色渡鸦蹲在城门上，当陌生人靠近时，这些哨兵就发出粗厉的警报。

　　后来我发现科学家把乌鸦归入高智商的鸦属鸟类。在《奥杜班北美鸟类大全》中，鸟类学家约翰·K·泰雷斯声称鸦属鸟类可能拥有鸟类中的“最高智商”。尽管像我这样的爱猫者很难接受，但事实是各种科学测验表明乌鸦比家猫、大象、长臂猿和恒河猴聪明。早在60年代，神经学家斯坦利·考伯就确信乌鸦的脑容量是鸟类第一。他发现乌鸦的脑身比与海豚相等并接近人类。而且它们的脑子塞满了数量极其庞大的脑细胞。1991年，亚里桑那大学的艾尔尼·M·派波伯格发表了一篇关于动物认知的文章，她的结论是乌鸦的智力可以和燕八哥和鹦鹉相比，包括像查理这样的凤头鹦鹉。但我不久就发现查理比我的乌鸦还精明、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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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查理就故意吓唬家里的每个人，包括猫。我决心用斗智打败查理，就急忙研究凤头鹦鹉。翻开大百科(见“鹦鹉”词条)，我发现世界上有大约325种鹦鹉，有40英寸的长尾金刚鹦鹉，也有4英寸的袖珍鹦鹉。不幸的是只有几种幸存下来，其中包括凤头鹦鹉、长尾小鹦鹉、鸡尾鹦鹉等，而且大都是濒危品种。我还惊讶地发现科学家确信尽管鹦鹉是鸟，但它们却是恐龙的后代，其祖先可追溯到大约1亿4千万年前的始祖鸟。天哪，这些大妖怪！我的祖上只能追溯到维京人。可即便我宣称祖先是维京人，我还差1亿3千9百万年。一个刚到这个星球的现代人怎能和一个有1亿4千万年集体智慧和记忆的凤头鹦鹉较量呢？我明白自己麻烦大了。我对查理有了新的敬意，越读越感到惶恐。“鹦鹉有脊椎，属鸟纲蓝黄鹦鹉类。”呵哈，这下清楚了，这是些有脊椎的鸟。书上还说它们的脚很奇怪，叫对生趾，非常擅于缠握，其技能不亚于灵长类。我看了看查理的脚，它们的确很灵活，难怪他能开锁。他的大拇指有锋利的尖爪。书上说它们的舌头又厚又韧(这很明显)。它们的弯喙异常强劲有力，因为上喙与头盖骨相连。这我们已经领教过了。人类像多数高等动物一样，上颚与头盖骨连在一起，但我们没有用来切割的锋利的喙，那是鹦鹉强有力的武器和工具。我意识到和鹦鹉一起生活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他已不像牙齿锋利的巨人祖先那么可怕。这不仅要有钢铁般的神经(如果必要，每位母亲都有)，还要有超乎寻常的敏感和想象力，远比养猫或狗甚至比养小孩还要难。我觉得自己对哺乳动物的思维还略知一二，但现在对我帮助不大。我面对的是一只瘦骨伶仃、腿有鳞斑，从孵化就没有母亲照顾的鸟。鹦鹉性情古怪，这是无法回避的实情。幸好查理不是个大个头黄冠鹦鹉，这些大个子有时有3英尺高，脚掌比一个壮汉的手还大。这些都无法回避。野生鹦鹉的平均寿命是66岁，家养的肯定要活得长得多，有百岁鹦鹉的传说，我想象自己都90岁的时候还在伺候一只脾气暴躁的老鹦鹉。书中对鹦鹉声音的描述尤其使我感兴趣：“通常它们的声音比较粗厉，但肥厚的舌头和特殊的发声器官使它们能发出各种声音，有些种类还能训练模仿人声。”我知道查理能模仿人声，但家里没人用惩罚或奖励来教他，他总是凭感觉自学。他学到的全部东西都是用来对付有挑战性的环境，而且他总是现学现用。他比其他孩子表现出更强的学习欲望。一天早上，我静静地坐在起居室读托平发回的关于越战一无所获的报导，我们的起居室现在满是从猫街买来的古玩。有什么东西碰了碰我的脚。原来是查理，他眼中闪着奇特的光。噢！他爬上我的膝盖，昂起头，粗声粗气地说：“你好，查理！”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叫奥戴丽，你叫查理。”这样的解释并不顶用。查理像自我陶醉一样不断地重复自己的名字：“查理，查理，查理，查理你好。”没完没了。他尝试各种声调和语气，沉溺于新声音并且欢快地嘲笑我的反应，但我不敢肯定他是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叫奥戴丽，”我重复着，“奥戴丽，奥戴丽，奥戴丽，奥戴丽，你好，奥戴丽。”这下查理跟上了，“你好，奥戴丽。”他口齿清晰。自我陶醉一样不断地重复自己的名字：“查理，查理，查理，查理你好。”没完没了。他尝试各种声调和语气，沉溺于新声音并且欢快地嘲笑我的反应，但我不敢肯定他是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叫奥戴丽，”我重复着，“奥戴丽，奥戴丽，奥戴丽，奥戴丽，你好，奥戴丽。”这下查理跟上了，“你好，奥戴丽。”他口齿清晰。“你好，查理。”我答应着。这场刺激的对话一直持续到双方都烦了。书上说野生鹦鹉从父母和同类那里学习。他们相互模仿，学习报警和安抚声音。在林子里，他们在树上互相呼叫进行交流。现在查理开始模仿他惟一认识的同类--他的人类伙伴。他很快就学会重复我们的名字，我们在房间进进出出的时候，他就不停地叫我们。我们也回应他，就像他的澳洲同伴一样。他就这样和我们保持联络，而我用这种方式使他不出问题。

查理每天都学新词，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那些词。我们的两个小女儿罗宾和莱斯莉还只会说“为什么”，糟糕的是鹦鹉先学会了这个词。每次我跟孩子们说点什么，查理总是问“为什么？”有时他碰巧用对了，这真让人发疯，因为我有些搞不清是孩子还是查理在问。

　　我：“OK，孩子们，我们现在去九龙，大家都去上厕所。”


　　查理：“为什么？”

　　我：“因为渡船上没有厕所。”

　　查理：“为什么？”

　　我：“我不知道。”

　　查理：“为什么？”

　　我老是陷入这种无谓的对话，而我还以为是和一个孩子在说话。有时他好像真的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知道这不可能，脑子里转过各种解释，但查理出色地论证了人为什么要敬畏鹦鹉的聪明，以及古老的文明为什么珍视他们。

　　有考古证据显示古埃及人、中国人、波斯人和美洲印地安人都很敬重鹦鹉。在中国，鹦鹉是爱情的象征，而且最早的文学就提到它们。唐代诗人寒山在他的《寒山诗篇》中多次提到鹦鹉。在印度，鹦鹉曾是神圣的，杀害鹦鹉会被处死。印度神话传说中有大量鹦鹉故事。鹦鹉被描述成狂喜之鸟，为欢乐之神拉提驾车。名妓用鹦鹉作为职业象征，而且据《轮回经》记载，训练鹦鹉是一位上层贵族必须掌握的64种技能之一。公元前327年，征服者亚历山大的军队把印度的鹦鹉作为宠物带回希腊。希腊人非常尊重鹦鹉。公元前二世纪开始时，罗马富人从印度和斯里兰卡进口鹦鹉，训练它们说话，像“凯撒万岁”什么的（可能用拉丁语），鹦鹉比奴隶还值钱。由于鹦鹉能模仿人声，一些古代美洲印地安部落相信它们有人类灵魂。我能理解这点，但当时还没完全信服。

　　查理曾用拟声讲述他在船上的经历，现在他决定教会我们他的饮食口味。一次正吃晚饭，查理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全屋的人都震住了。我想这是他在笼子里精心策划的。他成功了。“唉呀！”厨师叫起来，差点把芝麻酱面条洒在我腿上。查理看到全家都注视着他，就开始给我们上课，把装着鸟食和米饭的盘子扔得满屋都是。莱斯莉马上就明白了，“他不爱吃那玩意儿，”她大声说，“这不能怪他，那东西是喂鸟的。”

　　“那你觉得查理是什么？”她父亲问道，皱着眉头。

　　“查理就是查理”，她说着，耸了耸瘦小的肩膀，“你想要和我们一样的待遇。为什么他不能上桌吃饭？”她把一块水牛排递给查理。

　　“鸟书上说凤头鹦鹉食素。”我愚蠢地插了一句。查理看了我一眼，从笼中伸出灵活的脚趾抓住肉，他用脚趾优雅地按住肉，用喙撕下一块一口咽下。我们静静地看着，他高兴地晃了晃了冠子像是说“现在你们明白了。”然后一口吞下整块牛排。全家都因为让查理高兴而莫名地兴奋起来。上甜点时他又叫了起来。陈赶快给了他一片桔子，查理心满意足。莱斯莉是对的。查理想被当成家庭一员。查理的伟大幻想已在我们的脑海中生根发芽。

　　从那以后，吃饭时查理就坐在我旁边。他站在笼子顶上，这样他哪样菜都够得着。“这块给我，这块给你，希望你喜欢，查理，请别喊。”不久，陈一摇锣，查理会第一个喊：“开饭啦！”

　　不久，查理就开始用勺子。他是左撇子，用左手握紧勺子伸出来让我填。他像小孩用手指那样用舌头，小孩用手抓，他用舌头舔。大家的关注助长了查理的自尊。很快他就想象自己是个权威美食家，要求有优先品尝权。然后他就像《纽约时报》的美食批评家一样不可一世。但他不用食品专栏表述观点，他可没有那么文雅，只是尖叫着把不爱吃的美味扔得满屋乱飞。孩子们喜欢跟查理打食品仗，餐桌成了战场，无法容忍，但又能怎样？我怎样才能控制恐龙的后代？我想到我们祖先维京武士的绝招，那是我们种族的集体智慧。我把喷水枪灌满冰水，查理太出格时我就喷在他两眼中间。我也用它对待孩子们。哈！这招真灵，大家的就餐举止大有进步。我也很得意。水枪是我惟一用过惩罚查理的东西，几天后，只需亮一下，查理就会乖乖的。

书上说鹦鹉只吃种子和水果，可我们发现查理是逮什么吃什么的杂食者。查理什么都吃，但我不喂他鸡蛋或家禽，原因当然很明显。早饭他喜欢面包抹蜂蜜，午饭是虾仁炒米饭，晚饭是芝麻籽牛肉，有时再来点石榴作甜点。他特别挑食，喜欢辣的和色彩缤纷的食物，尤其爱吃甜食。显然他能认出颜色和形状，如果我递给他一把果冻，他会偏着头把辨色细胞集中的辨色区对准果冻。他总是先挑黄的，然后是橙色和白色。让他挑孩子们的维生素粒时，他也会这样选，因此我认定他有自己特定的颜色爱好。


　　饱餐一顿之后，查理就到阳台上专门为他修的浴室里洗澡。他兴高采烈地扑腾，然后梳理羽毛，那梦幻般的优雅就像一位暹罗古典舞者；灵巧的脖子波浪般起伏，时不时舒展一下翅膀；那迈步的动作像一部轻喜剧，整个场面就像他一步步征服托平一家的胜利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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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查理的外貌和态度都有了巨大的变化。秃班不见了，羽毛也变成了毛绒绒的亮白色，喙子从灰粉状变成了晶亮的黑色，眼神中的恐惧和小心翼翼换成了志得意满的狡猾。查理真正的本性开始显露出来。他已经做好出击的准备。托平有时会从战场上回家来透一口气。晚餐前，我们总是坐在阳台天花板上吊下来的竹椅上喝上一两杯马提尼，一边冥想生命的神秘，一边享受中国南海上辉煌的落日。一天傍晚，海平线散射出最后一抹金色的阳光，镜子般的水面映射着腥红的云彩，变幻着无穷无尽的形状，龙、凤还有各种东方的神秘怪兽。我们正沉浸在这无尽的美景中，查理突然决定打破这神秘的气氛而加入我们的行列。他一直试图接近托平，但托平总是保持距离。他从未在情感上亲近过一只鸟，而且对我讲的这只神奇的鸟的故事表示怀疑。像我父亲一样，他认定我是把动物拟人化，而我解释查理的行为完全是同情心导致的主观偏见。不过查理将证明我是对的。喝完第一杯马提尼，托平舒服地享受着，允许执着的查理爬上他的腿，坐在他的膝盖上。查理温情脉脉地看着托平，用他最迷人的声音(模仿我的女儿罗宾)说：“你好查理。过得好吗？”托平有点不解：“我不是查理，我是托平，明白了吗？我是托平。”查理轻巧地摘走了马提尼中扎着橄榄的牙签，然后品了一下这甜辣椒。嗯！味道不错！他的桔黄冠子挺了起来，侧着脸看了看托平，眨了一下白色眼睑，字正腔圆地说，“嗨！托平！嗨！托平！”托平惊讶地看着查理。我又给他倒了杯马提尼，他举杯祝酒，“干杯，查理。”查理又叼走了一个浸着金酒的橄榄回应着托平：“干杯，查理。”托平俯下身：“你知道我一直想要个男孩，”他像在对同伙说话，声音中有股密谋的味道，“这儿女孩太多了。”“真的吗？”查理说。很快他俩就成了愉快的伙计加酒友。我简直惊呆了，查理在托平的膝盖上前仰后合，倾听着托平讲他的经历。“看见那边的那些岛了吗，查理？对了，过了那些岛就是中国，你知道吗？我就是在那认识奥戴丽的。”“是吗？”查理说，好像他听懂了每个词。“没错。来，再来个橄榄？你知道，我当时刚退役。呵，天哪！在陆军干了3年，查理！你没在那儿真走运。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太平洋。战后我去南京当记者，为《联合报》报导中国内战，在那儿我遇到了奥戴丽。”“是吗？”“是的，一点没错。来，老伙计，再来一口。她当时和家人在一起，她爸爸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像你一样，哈哈哈。”“嘿嘿嘿。”查理大笑起来。“嗯，刚才说到哪儿啦？呵，对了，奥戴丽当时是南京大学的学生，业余时间在美军顾问团的电台当DJ。我们是在一次晚会上认识的，美军武官贝比上校组织的，他人不错。干杯，查理。”“干杯。”“在中国呆了两年多。激动人心的岁月。我到处旅行报导国共内战。在延安的窑洞里遇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吗？真的吗？”“是的。真的。那真是艰难的岁月，查理男孩，不过也是好时光。奥戴丽和我畅游了各种浪漫之地，莲湖泛舟、长城漫步、中山陵远足。你真该在那儿，查理儿子。”“真的吗？干杯，托平。”“真的。干杯。我在星光灿烂的紫金山上向她求婚，查理儿子，你猜怎么样？她同意了，哈哈哈。”“嘿，嘿，嘿！”“有什么好笑的？”我问道，但没人理我。“我们订婚了，可当共产党的军队准备渡江占领南京时，所有的外国妇女和小孩都撤离了。奥戴丽和她妈妈，也就是你外婆，飞到日本，又从那坐船回到加拿大。”“是吗？”
“我整整一年没见到她。后来我飞到温哥华说服她嫁给我，她当时在那儿上大学。我们是在她家结的婚，在阿尔伯塔的凯姆罗斯。你觉得怎么样，查理？查理？”

　　“真……的……”查理在托平的膝盖上醉倒了。

　　“我真没想到这小家伙这么聪明，”托平说，“还是个好听众，比这家里的有些人强得  
多。”

　　“是吗？”我能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托平抱起查理把他轻轻放到床上。他们已经成了挚友。每次托平回家，他俩都来一番深刻的对话。即便是微醉，查理也保持着体面。他从不把东西掉在我们身上或在屋里乱扔。他总是在笼子里处理它们或者从阳台上扔下去。阳台有8层楼高，没问题：这些东西都是易腐烂的，而且在落地前就已经四分五裂了。

　　晚上，我们三个经常喝着鸡尾酒，看着中国帆船驶入落日。中国平底帆船举世闻名，是香港的象征。对我来说，那是最漂亮也是最富东方色彩的景观。近观或远眺，这些平底帆船演绎着众所周知的神秘东方的浪漫，满涨的龙翼帆映衬着大陆上黑影幢幢的群山。但遗憾的是，对旅游者和像查理和我这样的浪漫者和梦想家来说，帆船时代正在迅速消亡。显然到了60年代中期，帆船正以让人难堪的速度消失。10000多条渔船中的4000多条已经降下色彩斑斓的帆而改装上污染喧闹的柴油发动机。今天，香港大多数帆船已经变成了游乐船或酒店旅游装饰物。可当年在阳台上，我们可以尽情欣赏真正的中国帆船，五颜六色的船帆迎风飘摆，展示着不朽的美丽。

　　来访的新闻界和外交界朋友常被托平和查理之间的对话迷住。我们把查理介绍给许多朋友，而随着崇拜者的增加，查理的地位感也一天天上升。我想查理肯定愿意我在这儿提几个名字。伯尼·卡尔布，当时为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报导越战；有他妻子菲莉丝，带着4个女儿来和查理会面；安耐特·卡诺和斯坦利·卡诺夫妇，当时为《华盛顿邮报》工作；著名摄影师拉里·伯罗斯，后来死在越南；美丽而天才的罗凯茵，当时和我一起为《普通话杂志》工作，后来她成了著名的设计师；著名的古玩收藏家夏洛特·豪斯曼；我的同事，摄影师哈里·瑞德尔；英格玛·麦卡布和她丈夫鲍伯，《新闻周刊》的主管；等等。当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坐我们的中国帆船外出公干时，查理总是中心。他们总来探望查理。哈里森·萨里斯伯里和夏洛特·萨里斯伯里两口子去中国时会顺路来访；约翰尼·艾波尔去越南的路上也会来；酒鬼摄影师丹·巴德内克和演员斯蒂夫·麦奎恩，当时正在香港拍电影《鹅卵石》；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乔恩·肯尼迪；纽约著名社交家玛丽埃塔·特利；著名的迪希兄弟的母亲莎迪·迪希；还有提供“斯卡斯黛尔食谱”的医生赫尔曼·塔尔诺尔；他要求查理多吃蛋白质少喝金酒。查理简直应接不暇。他完全认定自己和大家平起平坐。

　　不久就在东南亚传开了，鹦鹉查理就是托平写给《纽约时报》那些文章的秘密消息来源。托平从不否认。不久，记者查理就像他的许多同行一样也染上了酒瘾。我们劝服他少吃金酒浸泡的橄榄。慢慢地查理又有了另一个问题--一个相当有趣的心理问题。他不仅要求得到人的待遇，而且他真的开始认定自己就是人。我不能责怪他，因为我是同谋，而且我也相信他是人。

　　这让我想起公元前四世纪一位道家所写的神秘深奥的谜语，见《庄子》内篇（48页）：“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那么到底是鹦鹉查理梦见他是人，还是人查理梦见他是鹦鹉？还是我是个鹦鹉梦见我是人？这是物化吗？道家祖师老子教导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我想最好还是随遇而安，静观待变。

　　查理能像一个现代人那样说英语和汉语，而且他开始显露人类情感，有时几乎像人一样。好奇时他会昂起头；傲慢时会伸长脖子喙子朝下，像香港的许多英国司机；烦了会像婴儿一样吸脚趾；贪心时会偷东西（比如猫食）；要是故意捉弄人就会悄悄贴近猫然后突然揪它的尾巴。查理不会像人那样咧嘴笑以示友好，他表示亲近的方式是像鸟群那样叽喳不停，还有就是几乎和人一样的幽默感，对自己的滑稽丑态狂笑不止。

随着个性一天天成长，查理变得异常情绪化，简直不可理喻。生气了，他就会扑扇翅膀，抬起一只脚好像是说“躲开”；吃醋了他会用中国话骂人，而且冠子会发红；害怕时会尖叫；爱你就会叽喳不停，还轻拍翅膀。查理不再掩饰，他已经变成了性情最刚烈的直肠子。

　　不久，鹦鹉开始要求人权，并且毫不掩饰地蔑视其他鸟。我过去老在阳台上喂海鸥，但查理很快制止了这种愚蠢的人类行为。每当有海鸥落在阳台上想要一点面包屑，查理就开始  
不停地训斥，直到这只可怜的小东西困惑地飞走。海鸥可不是害羞温顺的女仆。然后查理会看着我，好像在说：“让那些贪心的鸟自己找食吃。这可是我的领地。”

　　查理渐渐喜欢在阳台附近晃荡，爬上竹摇椅把白藤条拆散。我允许他这么干，因为和餐厅里的花梨木家具和我在猫街反复搞价买来的珍贵古玩相比，这些摇椅还是值得牺牲的。后来我想到个好主意，每天早上让他读国际版的《财富论坛》。查理可真爱读报——大约要花15分钟才能把它扯碎。然后再给他杂志、纸盒和纸袋让他和猫玩捉迷藏。很快我发现必须让查理忙于一些建设性的工作，不然他会变得极富破坏性，像其他孩子一样。显然他天性是个闲不住的男孩（很可能是A型血）。姑娘们也意识到她们的兄弟性情活泼而且要参与她们的生活，因此她们做功课时就让查理看着，但很快查理会热情高涨，开始撕她们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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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查理对自己作为家庭一员的地位感到更安全可靠时，他对猫也更宽容了。他明显感到智力上的优越，而猫也尊重这一点。他们甚至让他吃他们的饭，而通常人们认为鸟是猫的天然猎物。查理好像喜欢与他们相伴而戏。有时他觉得孤单或乏味就会喊：“到这来，猫咪。”猫就会围过来。有时他会轻吻他们的鼻子，但他喜怒无常，有时他会咬他们，只是让他们明白谁是老大。当时我们有3只遭遗弃的猫：一只短尾曼岛猫，叫泥巴(我在女王大道捡到他时，他满身泥泞)；一只叫老虎的红色虎斑猫，是孩子们在海滩上捡到的；还有一只阿伯丁水猫是我在深水湾救回来的。有人在小猫脖子上拴了根绳，然后把她扔到水里。我在我们家的帆船上给她建了个舒适的窝，因为我知道要是再带回家一只动物我要有大麻烦了。我们给她取名船长，因为她特别喜欢与我们一起出海。我们有一艘漂亮的中国平底帆船，专门在阿伯丁订制的。阿伯丁曾一度是僻静的海盗避风港，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造船厂。鸦片战争使这里臭名昭著。1841年1月，英国皇家海军占领了阿伯丁，用来停泊走私鸦片的战舰和商船。第一次鸦片战争始于1839年，当时的中国皇帝宣布禁止鸦片(人称“福寿膏”)，都是英国人从印度走私进来的。道光皇帝指出鸦片给百姓带来的巨大危害并且警告英国他将禁止进口鸦片，如果必要将使用武力。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其他英国公司不顾中国的禁令，继续把种在班加尔的鸦片大量运进中国。中国政府强迫英国人交出并销毁了在英国船上找到的20283箱鸦片，英国海军炮轰广州进行报复，就此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中国战败，尽管已占领香港岛，英国人还是迫使中国宣布香港作为战争赔偿割让给英国。1858年两国再度交恶，中国人徒劳地想结束争斗安抚英国人，被迫签署一项正式协定来挽回英国人的“面子”。其中一条是：“从此中国的正式公文中不允许再使用‘蛮夷’这样的字眼来指称女王陛下的英国政府。”英国占领香港时，这里只是有1500人的小渔村。这个小岛对英国人的价值就在于像阿伯丁那样的僻静港湾可以掩护英国走私者躲避中国警察。岛上既无黄金也无其他资源，1898年，中国被迫签订一项99年的租约，将香港及其属地和新界一起租给英国。1997年租约到期，英国将香港全部归还中国。这期间，香港已经整个改头换面了。这座63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变成了富裕的金融、贸易、船运、旅游和信息中心，住着大大小小的业主。高楼林立的香港如今已是世界第八大贸易中心。陡峭的山坡上到处是华丽的住所。“维多利亚峰”一度曾被欧洲人独占，现在则住着有钱的香港人，那里的房地产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海盗湾阿伯丁已成了主要的旅游景点，到处是观光船和霓虹闪烁的海上酒家。我们的帆船外观上像走私者的老式帆船。柚木造的船身长33英尺，高尾楼，船头卷起，高桅杆，深舵，像老式帆船一样。我们的帆也是用竹子做骨架，鲜红色的帆在风中像蝴蝶一样抖动翅膀。与老式帆船不一样的是我们的船有马达，以备风力不足时使用。还有一个小厨房，里面有水池、冰柜和煤气炉。船舱里有一个折叠桌和两个架子床，船尾有一个红白条的遮阳篷，但真正使我们的帆船成为中国南海之星(至少我们愿意这样想)的是我们用来装饰它的那些精美的木雕。我们获取这些柚木宝贝的方式让人心情愉快并且具有地方色彩。一天我们在香港水域的300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间漫游，碰巧看见一个老渔船的残骸，躺在一个荒凉的海滩上，很可能是可怕的台风中的遇难者，台风定期扫荡这里。那船看上去有50年了，甚至可能是从鸦片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船头已经漂白而且发霉，但还装点着各种精美的木雕，有鬼神和神秘怪兽，渔夫把它们挂在船上以保护他躲避发怒的天姆河、天空女王和大海女神。我们就像海盗似的把它们剥下来，给一些镀上金，给另一些刷上耀眼的漆，在其他船只的映衬下光彩夺目。它们粉墨登场，在凸出的船头两侧是愤怒鼓起的黑瞳孔的黄眼珠，用来吓走恶鬼；为了表示慈悲，船头上还有一个金色观音；四爪水龙和长尾凤凰在甲板两侧闲庭信步，提供进一步保护；而长寿的仙鹤单腿独立，步态祥和。获救的浮雕对突然重获新生深表感激，在阳光下璀璨夺目，放射出欢快的能量。我给帆船起了个不搭调的名字：“瓦哈拉”(维京天堂)以纪念我的维京祖先，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去维京天堂。我们的猫“船长”赶走了老鼠，而我们就把它停在深水湾，紧挨着退潮湾。

我们出海总带着查理，因为厨师威胁说如果让他和鹦鹉单独呆在一起就辞职，而查理一见他就骂。查理特别喜欢乘帆船出海，但他痛恨拖在船尾的快艇，我们用它滑水或往返帆船。只有当我们起动快艇时他才站在托平肩膀上。这已经成了他的星期日必修课。托平发动马达，噪音吓得查理从托平肩膀上掉下去，托平大叫起来“呵…！小心，查理！”我们的朋友托尼·格罗夫和道森·格罗夫一家从40年代早期就住在香港，快艇就是他们的，我们老是一起出海。他们总带着一只叫杰米的绿鹦鹉，这是查理惟一能合得来的鸟，嗯，就算勉强合得来吧。托尼给我们讲老香港的故事，查理和杰米就站在尾楼栏杆上聊个没完。他们的对话大概如此：“你好，查理。”“你好，杰米。”“干杯。你还好吗？”查理这阵儿最爱说这句。“去放风筝。”杰米说。这是他最爱用的词。他不像查理那么礼貌。“哦，真的？是吗？”“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呵，小心，查理！你王八蛋！”杰米：“住嘴！住嘴！”查理(很可能是想换个话题)：“到这儿来，猫咪，猫咪，猫咪。”猫船长会瞪他们一眼，然后躲到一边。“他妈的，去放风筝！”查理开始模仿杰米，杰米也开始模仿查理。一会儿他们就开始冲对方尖叫，炫耀地上下晃动，吹着口哨。星期天下午就别想安静。船长痛恨鹦鹉们粗厉的怪叫，而经常和我们去游泳。我见过的猫就她喜欢水。一次一辆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撞了我们的车，我的胳膊骨折，挂了六个星期的绷带。游泳时我仰面躺在水上，胳膊撑在一块泡沫塑料板上以防石膏弄湿。船长看见就跳下水游到板上，这样我们俩就可以躲开唠叨的鹦鹉，在宁静的水面上享受片刻的安详。杰米的父亲托尼是香港一位名医。他那孩子气的充满活力的欢快神情掩饰了艰辛的过去。日本人1941年进攻香港时他被俘，和香港当时多数外国人一样，当了4年战俘。托尼是皇家海军的军医，在阿伯丁战斗中被弹片击中。这场入侵造成的毁灭可以简单地这样估算：日军进驻时香港有150万人，四年占领后只剩下不足50万人。托尼算幸运的。当时每月大约有两万人逃过新界和中国边界，钻进广东的山里避难。对那些无法逃跑的人，日本人有其他减少人口的办法。托尼记得，有些中国人因拒绝90度鞠躬，或因没有对日本人表现出足够尊敬，而被绑在树上当众鞭打或被当场杀死。成百上千的人被装上帆船扔到香港外围的荒岛上，那里没有吃的，没有淡水也没有房子。我们在这些荒岛附近滑水后会在海滩上野餐。走在细沙上，有时会踩到发亮的白骨。托尼怀疑那可能就是饿死者的残骸。有些人试着游回去而死在半路上。许多中国人至今不踏上这些闹鬼的荒岛，来过的人声称在风中能听到死者的轻诉。我们总是天黑前就撤离这些荒岛。一天傍晚突然狂风大作，我们决定早点回家，这时才发现查理不见了，我们在船上四处喊叫寻找却不见回音。突然凯伦喊起来：“看，妈妈！他在水里。”没错，船尾50码处有一团白色的东西在飘荡。孩子们哭起来叫着“查理”，托平一头扎进刀子般的水中朝查理扑过去，这时我又听见那个小贩疯狂的大笑，我抬起头，查理就站在桅杆顶上，乐得要死，而托平正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白纸袋。查理毫无愧色。雨下来后，查理像个老练的水手滑下缆绳，然后我们起程回家。回家的路上我们总得小心会有小帆船和舢舨在前面抢道，有几次差点撞上我们的船头。托尼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风水。相信恶鬼追着中国南海上的每条船，为了甩掉这些恶鬼，船主会努力让他的船钻过另一条船的船头。住在中国时我听说过“风水”，但一直没找到能领会的解释。最好的一种解释出自著名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厄尼斯特·约翰·埃泰尔，他1862年来到香港，在此地及中国南方住了30多年。他对风水有专门研究，定义如下：
“风水，即‘风和水’。这两个字的组合意指对人的命运具有决定影响的环境因素，就像没有有利的天气和降雨，生命的基本要素无法产生一样。不过在一种夸张的意义上，风水是指一套准科学的数理，教人们在哪儿以及如何修墓、建庙、盖房。以期神、鬼、人都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然力量的吉利保佑。”

在当代香港风水学依然盛行，房地产经营者、建筑工人、水手都要认真对待风水。埃泰尔说：“中国人认为一根灵魂的金线穿过每一个存在物，把天上地下的一切串在一个活人身上。”回家的路上，我们的朋友尼古拉斯·普拉特和西拉·普拉特和他们的“中国同僚”从我们身边高喊着挥手驶过。尼克是美国总领事馆的官员。普拉特一家是全香港(也可能是全世界)惟一在中国南海驾驶鲜蓝色帆船的。我是说鲜蓝色。红头发尼克会弹吉它唱忧伤的民谣，还能像西部牛仔那样不停切换真假声。但比起我们的奇妙组合他还是黯然失色，我们有白绿鹦鹉对唱、一大帮吵闹的孩子、会游泳的猫、红帆和精美的木雕。我给帆船取名维京天堂，但它却成了中国南海的马戏团。不过，有时我想维京天堂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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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查理从阳台上消失了。莫名其妙地就不见了。他的翅膀被剪了，不可能飞走了。我们住在八楼，而且一边是悬崖峭壁，底下是退潮湾，这一路高不可攀。我满屋子找，以为他又在玩捉迷藏，但他却始终不见踪影。我有点发慌：“查理！你在哪儿？查理！”没  
有回音。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多么依恋这只疯狂的小鸟。我回到阳台，俯身朝下扯开嗓门大喊起来：“查理！查……理……！”这时我听到楼下操场传来熟悉的声音“嗨，妈妈，我是苏姗。查理和我们在一起。他从楼上飞下来和我们一起玩。”我看见我的姑娘们，还有邻居的小孩都围着查理载歌载舞，真难以置信。“嗨，妈妈！”查理模仿苏姗大声叫着，“嗨，妈妈！”“查理！你给我马上回来！你这个不听话的小混蛋！”我冲他尖叫着，“你以后再敢出门不告诉我！我都要报警了，谢天谢地，哦，查理！”我的声音哽咽，放心的眼泪滚落脸颊。真是谢天谢地！我这是怎么了？我转过身看见厨师正奇怪地看着我。我希望没有别人听见我跟一只鸟说话就像跟自已的孩子。原来查理在阳台上看孩子们玩，终于忍不住加入了他们。他抖开翅膀跳了下去，并且幸运地滑下正好落在苏姗的肩膀上，像个漂亮的三分球。真无法相信他竟能飞，而且在8楼上就能认出苏姗并精准地在她肩膀上着陆。我们认定这是巧合，但查理又来了一次，而且从此他总能信心十足地落在操场上某个孩子的肩膀上。这项新自由极大地增强了他的自尊，他为生活的欢乐欢庆不已。他帮我明白把野生动物关在笼中是多么残忍。自从被捉住，查理第一次飞了起来。当然，他的伤残使他只能顺风滑翔，姑娘们试着把他扔到空中看他能飞多远，而他只能向下滑行而不会从地上起飞。他显然没有足够的翼面、合适的翼形来获得足够的起飞升力，孩子们得把他抱回来。孩子们发现查理极有趣而且特别爱玩。他们发明了一个游戏来满足他日益增长的自尊心。查理站在一根长棍头上，孩子们挥舞绕圈，查理用强劲的脚趾抓紧棍子，抖开翅膀开心大笑，孩子们高喊：“超级查理！超级查理！”不久，每次他落在苏姗的肩膀上都会大叫“超级查理！”更让他高兴的是他在退潮湾一带的孩子中名声大噪。我看出他的自我一天天壮大，他真的相信自己是个人，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查理的记忆和他的视力一样出色。他学会叫每个人的名字，时刻准备加入大家。孩子们在跟前时，他把托平叫爸爸，把我叫妈妈；有客人时，他就随着大家叫奥戴丽和托平。他好像记得所有姑娘们的名字再加上厨师和保姆的名字。他每天早上用名字问候陈和邵莹，但叫他们的3个女儿却是“喂，你好。”他经常叫我们，但我们不敢肯定他是否真能分清谁是谁。一天，查理证明他确实分得清。1966年，我父亲切斯特·朗宁来看我们，他已在印度当了9年加拿大高级督察。时值越战，爸爸作为加拿大总理莱斯特·鲍尔斯·皮尔森和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密使，被派往河内寻求与当时北越领导人胡志明开始和谈的可能性。三个月前爸爸执行一项类似的使命路过香港时，查理曾见过爸爸，而这次爸爸刚一进门，查理就听到他的声音并喊了起来“嗨，姥爷，嗨，姥爷！”然后他用中国话说：“你王八蛋！”因为他肯定记得这句话让爸爸大笑不止。的确，爸爸惊异地看着查理，大笑起来：“查理，查理，你才是王八蛋！”他弯腰抱起查理，“这是几星期来我第一次开怀大笑，知道这世上至少还有一个聪明人真不错。”查理和爸爸一见如故，这让我非常惊讶，因为查理对陌生人一向都很小心。也许他认出这是位灵魂伙伴，或至少是位爱鸟者。爸爸小时候生活在中国内地时，有一只翼展六英尺的鹰。鹰在天空自由飞翔，爸爸吹口哨，它就俯冲下来。不幸的是一位客人不知道那是只宠物而将其误杀。祖母将翼尾的羽毛装进牙雕扇的骨架，父亲去世时桌上还摆着那把扇子，现摆在我桌上。

说起来，爸爸和查理有很多共同点：他们的母语都是汉语，爸爸跟他的中国奶妈和同学学会了普通话；查理跟那个小贩学会了粗俗的广东话。他们还有共同的生活智慧，都喜爱紧张刺激而无法忍受枯燥。爸爸90岁时依然精力旺盛，我问他有什么秘诀，他毫不犹豫地答道：“投入生活！”我知道查理会全力支持这一观点。他们都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生活，不管是砸核桃还是协调国际问题。动物和鸟有种种方式表达喜悦。猫呜呜叫，狗摇尾巴，查理则说个不停。每次他看到我们准备出海就会扑腾翅膀大叫“OK，OK，OK。”他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航海，全家一起出海时他最开心。在车里他坐在我肩膀上一路叨我的耳朵。当他姥爷抚摸他的时候，他那小小的心脏会急速跳动，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它在胸腔里起伏。父亲和查理的特殊关系真让我吃惊。小时候，我总把宠物当同类对待，跟它们说个没完。爸爸曾是位物理教师，特别看重逻辑推理，他觉得我把人类情感倾注到动物身上是把动物拟人化，而他现在和头上的鹦鹉一路聊着，就像是和自己的知识分子同行在谈话，并且得到了期待已久的答复：“是的，一点没错。”他还建议我挠查理翅膀下边好让他高兴。我不知道他那些外交官同僚会怎么看这件事。不仅查理开始觉得自己是人，我们都开始把他当人而不是鹦鹉。查理特别害怕呼啸的强风。台风季节(通常是六月)他从不让我们离开他的视线。他好像能比我们提前知道台风的到来。大风开始的前夜，天空染成鲜艳的桔黄色，空气纹丝不动，让人害怕，查理则不敢靠近阳台。可以看见红旗飘摆的台风在退潮湾滩头发出警告，收音机已经开始了倒计时，我们的水手区漕把帆船藏在安全地点，我们则用胶带把窗户和玻璃门都封严。数到“六”时，风声已经盖过查理，我们得使劲喊才能听见对方说什么。数到“二”时，整栋房子都在晃。尽管设了壁垒，水还是从密封的窗子灌进来冲下楼梯。我们的公寓分四层，佣人们的房间和厨师在一层；几层台阶上是客厅和餐厅；上面是两间孩子卧室；最上层是娱乐室、我的工作室和主人卧室；整个结构正好造瀑布。台风期间，我们差不多整晚都在倒水；一支不错的救水队：托平、我和我们的四个女儿；陈、邵莹和他们的三个女儿；查理在一边指挥；猫这时一般都在书架上。有一次强台风袭击，而爸爸第二天正准备取道老挝去河内执行秘密使命。那次台风可怕极了，泥石流冲走了旺角和斯坦利角的数百户人家，有数百人丧生。机场跑道和通往机场的公路都关闭了。那条跑道是填海造陆夺来的，直插入香港中部。但到了下午，残骸已清理干净，有几架飞机躲开摩天大楼和山上的防护墙成功起飞。按计划，《纽约时报》的司机区森下午3点来接爸爸，但他中午来电话说车不见了。情况是街上所有的车都不见了，没人知道去哪了。厨师陈挺身而出，提出用他那辆破烂不堪的大众送爸爸去机场，而他竟然成功穿越一片狼藉的街道使爸爸得以完成会谈使命。陈回来时兴奋地满脸生辉。他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惊险的一次驾车经历，“街上只有我一辆车。”3天后，《香港准绳》报头版刊登了一张照片，一堆汽车在台风中被吹下山坡，在山脚摔个稀烂；我们在车堆底认出了《纽约时报》汽车的牌照。风暴结束后，查理又回到阳台上，迫不急待地准备再现超级查理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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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对自己作为家庭一员的地位越来越感到安全，并且满怀信心，以为他的替身母亲和主要供养者会始终陪伴他；可就在这时，我不得不离开查理去中国旅行。天赐良机，我可以成为最早看到共产党中国的西方人之一，但我担心自己突然离去会动摇查理的安全感。爸爸去北越的第二天，我意外地得到了驻香港的中国旅行社的签证，我可以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我两星期前提出了申请，但断定会像其他西方记者一样遭到拒签。时值1966年夏天，加拿大是7年后，而美国是13年后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鬼子”当时不受欢迎，而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人去中国。因此中国人给我旅游签证的确让我大吃一惊。我是以一位加拿大家庭主妇的身份提出申请的。表中问到是否去过中国，我没提在内战中曾在中国呆过两年，也没提生在中国的父亲曾在毛主席的宿敌蒋委员长的南京政府任外交官。17年前我从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撤离，解放军随后跨过长江占领了南京。我急切地想把旧中国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一番比较，但这意味着我要暂时撇下家人。我可以向孩子们做出解释，但我知道查理会感到绝望。爸爸去了北越，托平被派往南越，苏姗和凯伦在台湾的一家美国教会学校莫里森学院上学，而罗宾和莱斯莉整天呆在香港的英国学校。尽管陈和邵莹已经和查理成了好朋友，并且对他照顾得很好，但他们不可能整天陪着他，而查理已经习惯整天有人陪。他将不得不在这块英属殖民地上和猫交际，而他对此显然没有兴趣。他将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大多数人类伙伴突然抛弃了他。我左右为难，因为我知道他是极敏感且易受伤害的动物。可这次的确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使我成为最早的西方记者从竹帘后进入未知的“红色中国”。我不会为一只鸟放弃这富于挑战的经历。但尽管我这样劝慰自己，我还是深感愧疚并且害怕查理永远不会原谅我。如果当时我知道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很可能会选择留在查理身边。我安排好《纽约时报杂志》的一项任务，第二个星期和查理和姑娘们吻别起程去中国。托平送我到九龙火车站，忧心忡忡地和我吻别，看着我登上九龙列车驶往中国边界。“九龙”是指九条龙，八条是呈半圆形环绕港口的八座山；第九条是寓意上的龙，意指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传说他在13世纪隐居在此躲避蒙古可汗凶悍的铁骑。我并不担心龙。列车逶迤驶过新界，经过九龙之一的阿玛岩驶向罗湖。我走下英国火车，提着大包小包和照像机，独自走过三春江上的铁路桥，走向红色中国，心中越来越担心。海关大楼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墙上新刷的大字报颂扬着社会主义并谴责美帝国主义。迎面站着两个表情严肃的解放军士兵，肩上斜挎着上了刺刀的冲锋枪。“你好——Hello，”我走上前，尽力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们一脸雾水，随后咧嘴笑了。“你好，你好。”我用极生硬的普通话问我可否给他们拍照。(在香港，大家都说英语和广东话。)他们摇头说“不要。”“为什么不要？”他们还来不及回答，一位讲英语的官员就挥手跑过来，好像我正在收买国家机密。“我只想拍张照片。”我解释着。“不行，”他指着对面的英国士兵说，“英国人禁止在桥上拍照。”他抓着我的胳膊用力把我推进一条带篷的木地板通道，通向海关大厅。通道两边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和宣传画，画上坚定、英俊、两眼怒火的中国人踢得肥胖的黄皮肤的美国人抱头鼠窜。在大厅入口，一位穿蓝中山装满面怒容的官员问我有没有值钱的玉器、书、鸦片、彩票或鸽子。“没有，”我说，“我什么都没有。”他仔细查看我的加拿大护照，见有台湾签证，就粗鲁地问我为什么有4次台湾签证，难道我不知道那是敌占区？我解释说有两个孩子在台湾的一所美国学校上学，我必须去看她们。他锐利的眼睛紧盯着我，叫我别动，然后就不见了。我想要是我真带了只鸽子，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终于他手拿红蜡笔回来了，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用笔在台湾签证上打了一个大大的“？”(有你好看的，台湾！)，然后笑了一下把我交给一位年轻的女海关检查员。她要看我的3个相机。让我意外的是她还要看我的胶卷。我打开箱子，从鞋里和各种挤出的空间掏胶卷。她神情严肃起来“你有多少胶卷？”
“大概60卷。”“你只能带36卷，剩下的留在这儿，出关时再取。”“可没人告诉我这个规则。”我恳求着。“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上级。”这回我肯定要被送回查理身边而去不成中国了。她领来一位上年纪的官员，怀疑地看着我，“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胶卷？”我想这下完了。他们一定发现我丈夫是位美国记者，而我为《纽约时报》工作。查理，我就要回家了，如果他们不把我关进监狱。我强作欢笑，“中国太美了，我想尽可能多拍些照片给我的5个孩子看。”我等着他们揭穿我。“5个孩子？”他挑了下眉毛，“是男孩吗？”“一个是，”我骄傲地说“最小的一个是男孩，叫查理。”“呵，不错，嗯，4个女孩。”他看上去很同情。“嗯，那每多出一卷要收10块钱(5美元。)”“OK，OK，没关系。”我答应着。知道中国人喜欢讨价还价，我想起那个小贩，然后做出难过的表情，“其实我也不是非带那么多不可。”他突然笑了一下说，“如果你真的要多拍些照片给儿子看，我们特例开恩准许你带进去。”我对他千恩万谢，代表我儿子查理和我自己，一边赶快把胶卷塞回鞋里。我拉上提包拉链，那位女检查员笑着重复了一遍“这可是特例开恩。”她握了握我的手，“欢迎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树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歌唱祖国》，我在歌声中登上火车继续我的红色中国之行。与过去不同，如今火车都是正点。车上一尘不染，也没有苍蝇。服务员都穿着白制服给少数几位乘客供应绿茶。我感觉自己像在一间病房。车上一直播放着爱国歌曲，我终于在茶桌下找到一个按钮将它关掉，这是我在苏联学会的一招。我向窗外望去，其他乘客都松了口气，原谅了这些无知的外国人。眼前景物和17年前一样，永恒的中国。翠绿色的稻田伸展到天边，农夫趟着没膝的泥水，扶着长角水牛拉的木犁，竹制的船帆滑过运河水面。崎岖的小路两边排着拱形柳树，光脊梁的小孩戴着锥形草帽，赶着白色鸭群和尖叫的黑色猪群走向远处的塔楼。还有上年纪的女人肩上背着柴火捆、超载的驴、在溪边叽叽喳喳的乡下女人拍打着洗衣服。且慢。这些农民的草帽上戴着红五星，而且他们的劳动是有组织的。每个人都穿着一样的高领敞袖宽大束腰外衣和蓝色大裆裤，经常是补丁摞补丁。很多墙上用红色大字刷着党的口号：“毛主席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走狗！”红色中国好像只剩下这些“走狗”了，所有的野狗都在50年代初的“除四害”运动中被集中屠杀了。再没有狗看守农民自家的土地。接着我突然醒过来：再也没有农民自家的土地了，过去用来分开各家土地的泥土篱笆都不见了。整个土地合并成了大的人民公社，时不时可以看到带铁丝网围墙和红五星水泥门柱的党委会驻地。成行的妇女儿童戴着草帽、穿着凉鞋从木桶里舀出夜间粪便撒在麦田和稻田里。风偶尔会把粪味吹过来，大家就急忙关车窗。呵，是有些视觉上的变化，但中国的氛围还是那样。在广州，会讲英语的欢快的陆小姐开始作我的导游。随后17天，我们一起愉快地走访了几座沿海城市和南京，中国内战期间我曾在此住了两年。在每座城市，早上我都被同样的方式吵醒：嘹亮的军乐、行军曲和断断续续的高喊声：“一、二、三、四。”窗外是肩背木枪的青年男女在操练，我已经很难认出南京了——这座横跨长江两岸的古都。当年我住在一座巨大的石屋里，二战时一位日军将领曾住在这里。由于北方的内战，城里到处是生病饥饿的难民。我当时是南京大学的学生，每天坐黄包车上学。几乎每天早上我们都碰到几具遗弃的难民尸体(有的盖着草或麻袋)，都是饿死或夜里冻死的。没人出钱掩埋尸体，只好等垃圾车将他们收走。虚弱的乞丐满街都是，马、驴、狗因受虐待和挨饿而情况更糟。如今，17年后，街道干净整洁，城里种了1百多万棵树，街上也没有乞丐和鸦片瘾君子。在火车站一位英俊的年轻人来接我问我是否还认得他，我当然认得。
他是我在南大的同班同学邓齐，我们还都是大学合唱团成员。他父亲是一位国民党高层官员，他本人却是革命者并支持共产党。像其他许多来自富有的商人或统治阶层家庭的孩子一样，他认为祖国灾难重重并渴望现代化。这些学生觉得更换政权会消除使国家陷于四分五裂的腐败和贪婪。他们欢迎在理论上提供了解决办法的新政权。但这是在他们被现实打破幻梦之前。邓齐警告我要小心。排外情绪正在酝酿，许多学生已经开始上街游行，他不敢肯定正在发生什么，但他担心中国又要陷入困境。他提出领我四处转转，但要我别告诉陆小姐和将在大都会饭店欢迎我的中国官员。官员们举行了冗长的欢迎仪式，然后是六道菜的午宴，趁陆小阻午睡时我溜出了饭店。邓齐开着一辆旅行社的旧车来接我。我们驱车经过城门，在城墙上散步，然后爬上俯瞰南大校园的钟楼回忆往日、那些老朋友以及这世界的变化。很奇怪，校园空荡荡的。托平和我过去常坐着渔船在莲花湖上野餐，如今却不见人烟。我们去了明陵(明太祖陵在南京，明朝廷后来从南京迁到北京)和多年前我们知道的很多地方。城市变大了，而且样子完全不同了，已很难认出加拿大使馆所在地，后来我们从那座石屋搬到使馆。终于找到了那三所房子，我失望地发现它们都已年久失修，游泳池也长满了竹子。整座使馆如今已变成金陵学院的宿舍，我曾在这里教英语。至少这还算物尽其用。我坐上去北京的火车时，邓齐又一次警告我小心。他建议我回香港，但没说为什么。如果我知道他所了解的情况，如果我明白整个国家正在酝酿一场风暴，我很可能会掉头回去。但自从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后，中国一直对外国记者封闭；关于中国内部正在扩展的动荡，外界只听到一些模糊的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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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北京时(旧称北平)，满街都是游行者。我走进北京饭店大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打电话。陈接的电话，“孩子们很开心，查理很难过，整天叫你，嗨，妈妈，Hello奥戴丽，嗨，托平。我很担心。你最好早点回来。”我让他把电话放在查理耳朵上。查理一听到我的声音马上做出反应，“OK，OK，OK，Hello。查理，Hello，奥戴丽。”我们说了一阵Hello，终于我说再见但他却不跟着说。他不停说着Hello，好像这样就能把我叫回他身边。我不知道这电话让查理感觉好些还是更难过了，我只知道自己声音哽住了。很快我就被街上的吵闹吸引住了。北京一片狂乱。北京饭店位于北京的主街长安街上，就在故宫和天安门东边。我想要一间临街的房间，这样可以从阳台上拍长安街上的游行，却遭到一口回绝而被安排在背街的一个小房间里。我怎么拍照呢？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拍照。街上我这么显眼的西方人往哪里钻呢？许多游行学生脖子上扎着红领巾，敲锣打鼓走过街头，振臂高呼口号，要砸烂旧习俗和一切腐朽的西方影响。在北京饭店，我第一次明白了关系一词的真正涵义。跟查理通话时，我又听到在莫斯科常听到的熟悉的滴答声，我知道饭店里的每个电话都被窃听了。因此我决定给在河内的爸爸打个电话希望能影响窃听者。爸爸还在北越执行他的秘密使命，而中国是北越的盟友。根据经验我知道河内最好的酒店是大都会，我决定一试。北京饭店总机接通了河内大都会酒店。真走运，那边的总机会说英语。我要求和大使切斯特·朗宁通话，可她说他刚离开酒店，不知道去哪儿啦。“我是他女儿，”我说，“我从北京打电话。朗宁大使在那执行特殊使命，请你给你们的领袖胡志明打个电话问问他切斯特·朗宁在哪儿。”“好的，夫人，我15分钟后给你回电话。”我以为她再也不会打过来，但她信守诺言。一位饭店服务员敲门把我领到电话前。河内那位妇女找到了正在开会的爸爸。对我竟能找到他，爸爸和我一样吃惊。他祝我旅途一路顺风并说他现在没法多谈。他问道：“查理怎么样？替他姥爷在膀子下多挠几下。”中国人一定以为这是句暗号。5分钟后，一位极其礼貌的服务员热情地通知我一间临街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感谢电话，我搬进了一间视角特别好的舒适的房间，这下我可以从阳台上拍到长安街上的混乱。而代价是5个晚上无法入睡。就在阳台下，狂乱的人群彻夜游行，敲锣打鼓，高呼反美口号。尽管天天有游行，陆小姐和我还是租到一辆小车去参观古迹，包括颐和园、天坛、十三陵和长城。尽管我多次去过长城，但我永远无法忘记第一次。1966年，长城的大段都摇摇欲坠；70年代，部队修复长城；90年代，到处都是礼品店，准备宰那些每天数以千计的游客。而当年，在这古城墙上，在无法摧毁的中国精神令人敬畏的纪念碑上，只有陆小姐和我两个人，的确让人心悸。往返北京只需一天，但这旅程却把我们带回两千年前。长城是2200年前由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修建的，用以抵御北方的“蛮夷”入侵者。如今还有15到30英尺高，墙上足够6匹马并排奔驰。蜿蜒的长城俯仰就像一条威猛巨龙扭动的龙骨。灰泥和砖块下埋着几十万也许上百万奴隶和战俘的尸骨，这座1,400英里长的军事壁垒也因此赢得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别名：“世界上最长的墓地。”我能感到死者的亡灵。从戈壁滩翻卷而来的劲风裹着他们的哭声盘旋在荒凉静穆的箭楼四周。我想到查理，他害怕呼啸的风声，他肯定不喜欢长城。北京城里比凄惨的长城更恐怖。满街都是游行队伍。我的导游本该安排我回家，却撇下我参加了游行队伍，我再也没见到她。我就这样搁浅在暴乱的北京，我只想回到查理和姑娘们身边。我正想着如何离开中国，而解决办法竟是另一次奇遇，这次不是一只鹦鹉而是17年来一直音信全无的两位老朋友。

街上的锣鼓格外喧闹，从阳台上可以看到大批学生跑过长安街。好奇心战胜了最后一点理智，我抓起相机跟着他们走过一条叫“太极厂”的人行道。我们走向一座苏式建筑，四周布满探照灯，照着四巨人的巨幅照片：马、列、斯、毛。这是一座党委机关，几个表情严峻穿中山装的人站在台阶上高呼口号，号召学生帮助他们除“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年轻人高喊“毛主席万岁”并且高举拳头，像希特勒的纳粹冲锋队。我爬上黑铁栏杆拍了几张照片，等我转身准备回饭店时却被满怀敌意的学生围住了。背靠着墙，我已经没有退路。他们都在高声叫骂，像查理骂那些小孩，两个恶人伸手要抢我的相机。就在这时，我听到人群中有人喊：“奥戴丽！奥戴丽！”我朝街对面望去，在国际俱乐部台阶上站着两位在南京时认识的老朋友：瑞士大使馆秘书海蒂·克拉尔和法国武官雅克·吉约玛斯。“快跑！”他们大喊道，“奥戴丽，快跑！”学生们似乎和我一样吃惊。当他们正盯着对面台阶上高喊的外国人，我撒腿就跑，感谢祖宗传给我的两条长腿。我一跑到安全地带就一把抱住雅克和海蒂说“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奥戴丽，”雅克取下单片眼镜扬起浓眉，“你不觉这是我们应该问你的问题吗？”吉约玛斯上校帮我搞到一张硬座票，挤上开往上海的一辆超载的火车。我可以在上海飞往广州。我问雅克能否回法国外交部帮我把胶卷寄出去，因为中国人不知道我是记者，我现在担心他们会在海关没收我的胶卷。“奥戴丽，”雅克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你难道不明白中国人完全清楚你是谁，去过哪儿，干过什么？高个蓝眼金发女郎在中国不太容易融入街景，不是吗？你以为刚才我们是怎么在人群中认出你的？如果中国人这次不揪你，那他们以后也不会。”我上了火车希望他是对的。现在我才想到邓齐是怎么知道我要去南京的。他是官方导游，因此一定在名单上见过我的名字并且知道我的姓已从朗宁改成托平。火车上挤满了免费乘车的危险狂热的红卫兵。我尽力不引人注目，但雅克是对的，我很快就成了中心。幸运的是有几个红卫兵想练英语。我告诉他们我叫“奥戴丽·朗宁。”他们却听成了“跑”(朗宁听起来有点接近“跑”)，这下引起了一阵狂笑，一个人说“唉呀！这儿有一条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我笑得比所有人都响，像查理一样，并朝他们挥动加拿大护照，“我是加拿大人！”我大喊着，并让他们相信作为一名加拿大人我也反对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每一站都有更多的红卫兵拥上来，准备去完成“破四旧”的光荣使命。这趟夜间车没有卧铺。我坐着打瞌睡，突然想到我们一家此刻散在各地，每个人都好像正好在对方的敌占区。我带着一箱子没冲洗的违禁胶卷和一群红卫兵一起坐火车穿行在红色中国；苏姗和凯伦在台湾岛(旧称福摩萨)，蒋介石和国民党被毛泽东和共产党从大陆赶到那里；爸爸在北越的河内；胡志明的部队正与南越的美军交战，而托平在那儿报导战况；罗宾、莱斯莉和查理在香港坚守英国前哨。当列车驶进上海站时，我和红卫兵已相处得很融洽，但他们显然是满怀狂热爱国激情的危险易变的少年。他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去清除社会上、党内、政府和学校里面的反革命分子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跟红卫兵告别时我心里充满了担忧和不祥的预感。我飞到广州，然后坐火车去边界。这趟车几乎是空的，当时不允许中国人离开中国。我抵达香港边界的第二天，红色中国天下大乱，竹帘子又拉上了。中国对外国记者封闭，搞了五年狂暴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又相对平稳地继续了五年。年轻的红卫兵狂热地展开清洗，经常自行其是而没有北京的指令。他们打砸历史建筑，毁坏文物古迹，侮辱著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以及学校的老师，有时甚至侮辱自己的父母。各省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在红卫兵的派别武斗中伤亡。到1968年，毛泽东不得不实行军管来制止红卫兵。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上山下乡运动而永远无法完成中断的学业。他们成为中国迷失的一代。

边界海关官员急于摆脱我，甚至都没问胶卷的事。走到罗湖桥，我问对面的英国士兵能否拍照。“不行，不行。”他们的答复和中国士兵一样。我问为什么。“中国人禁止在桥上拍照。”一点没错，查理天生就会这一套，我们小时候也都会这些耍赖的把戏：恶人先告状。我的文章和照片上了《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编辑起的标题是《在最黑暗的红色中国》。但这一切都无法取悦查理。他一脸怒气，整整训斥了两天才终于同意在阳台上与我们共饮马提尼。爸爸取道香港回加拿大，查理似乎并不在意他的缺席，很快就站在他的肩膀上喊“姥爷”。苏姗和凯伦回来过暑假，托平也回来换口气，这下一家又团圆了。我们带着查理和小猫“船长”一起去中国南海出海航行。不管红色中国出了什么事，我们正享受一次大团圆。